马克吐温小说的艺术风格

第一篇：马克吐温小说的艺术风格

试析马克·吐温作品的幽默艺术

内容摘要：马克·吐温的作品富有鲜明的美国特色，采取幽默、戏谑乃至荒诞的手法，塑造了众多的形象。由于他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和罪行做了辛酸的嘲讽和抨击，因而堪称“黑色幽默”。本文试图通过漫画式夸张荒诞的运用、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出奇制胜的情节等几方面的分析，来领略其作品的幽默讽刺艺术。

关键词：马克·吐温

幽默

讽刺

荒诞

19世纪60年代是美国幽默文学的兴盛和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都具有令人喜闻乐见的幽默形式，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追捧。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这些作品中思想内涵往往缺乏深刻性，大多只是一味的取笑和逗乐，有时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这就使得幽默文学作品出现了一种思想性和艺术性相背离、幽默性与讽刺性相脱节的尴尬局面。

作为一个卓越的幽默讽刺艺术家，马克·吐温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19世纪的美国乡土文学、口头文学和幽默文学的沃土之中，并承担起幽默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双重重担。他凭借着自己睿智和锐利的眼光，匠心独运，用艺术的手法将幽默和讽刺高度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采用幽默、滑稽这种百姓新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他又赋予作品深刻而丰富的社会内涵。通过这种方式，马克·吐温实现了作品的幽默和讽刺的有机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从而解除了幽默文学的尴尬局面，并形成了自己小说作品中特色鲜明的幽默讽刺风格。

鲁迅在评价马克·吐温时说：“成为一个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缘故了。”①马克·吐温自己也曾表示：“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②在自传中总结自己的幽默小说创作经验时，他说：“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长久的，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和花絮，我老是训诫人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三十年。” ③马克·吐温在这里所说的“训诫人家”就是指批判和讽刺这一严肃的创作目标。他不要做“读者眼前的小丑”，而是要成为“生活的导师”。尽管马克·吐温自己深深的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明哲保身的“幽默家”，那就既能博得读者们的喜欢，又能获得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的赞赏，但他宁愿坚持一个对社会弊病和丑陋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的“讽刺家”的立场。

一、通过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手法，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英国著名的谐谑画家马克斯•比尔博姆认为，把人物的特征从头到脚全部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是成为一幅完美的诙谐画的必须手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其显著的特点进行放大而将其次要的部分适当地加以冲淡。“因为谐谑画是一种俏皮的艺术，精雕细琢，观众是笑不起来的。”事实上，谐谑画的夸张手法和文学作品的夸张手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表现幽默的一种技巧。相比之下，荒诞通常以一种非理性和异化的形式来表现人的异化和局限性，同时也表现结果与动机的分裂、本质与现象的背离。夸张和荒诞之所以能够和幽默讽刺相关联，是因为在文学创作中，这两种艺术手法同样能表达某种讽刺意义，抑或能带给人们诙谐的幽默感。

在创作实践当中，马克·吐温使用最多的艺术手法就是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笔法，这两种手法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有的是局部或者某一片断的夸张和荒诞，有的则是通篇性或者结构性的夸张和荒诞。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手法的运用，一方面能够将作品的主题浓缩其中，有力增强作品的幽默和讽刺效果，于幽默的情趣当中展现作品深刻而严肃的内涵；另

一方面可以使作者从高调的表态和评论中隐退开来，在无需作者亲自站出来驳斥和评判的情况下，通过将描写对象的荒诞之处极度夸大，就可以实现归谬的目的。

1、作为一名卓越的幽默讽刺作家，马克·吐温所惯常使用的漫画式的夸张和荒诞手法在营造出一种幽默诙谐、具有特殊喜剧效果的情境的同时，也将一种包含复杂感情、耐人寻味的意境浓缩其中——这也正是马克·吐温作品中严肃而深刻的主题所在。

将夸张和荒诞手法演绎到极致的，首推《火车上的吃人事件》这部作品。整部小说都是一个从困在雪堆里的火车上逃过一死但却从此精神错乱的疯子对“我”的一番胡言乱语，讲述的是一列行驶于荒野中的列车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雪而被困其中，由于食物贫乏导致乘客为了活命而相互吃人的故事。说到吃人，我们想到的往往是变态小说、恐怖电影，随之而来的则是惊悚、恶心、不寒而栗。但事实上，马克·吐温的这篇小说并没有给读者这种异样的感觉。在小说中，为了彰显“民主性”，乘客通过选举成立了吃人委员会，并分别选出了主席、秘书、膳食主管和协助委员，由委员会以内部会议的方式讨论决定谁被吃——美其名曰“候选人”。这种近似动物、毫无人性的吃人行为，本身是多么的可怕、荒唐！然而却被冠上“民主”和“选举”的美名，通过这种“文明”、“民主”的形式来决定谁被吃，于一本正经、文明礼貌的模样中做的却是这样一种荒诞不羁、残忍可怕的吃人举动，又是多么荒诞、可笑！

然而，作者这样的描写并不是为了制造惊悚的气氛以刺激读者的感官和神经，而是有着深刻的用意。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资本主义如火如荼地发展，而由此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政治上一片黑暗和腐败，当权者和财团之间相互勾结，致使民众的权利不断被侵蚀，既得不到民主的庇护，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这种“假民主”就像吃人的恶魔一样，不断蚕食民众的利益。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批判的吃人的封建制度那样，马克·吐温在这里借疯人之口，用极为夸张荒诞的手法，讽刺和批判了美国吃人的“假民主”制度。这种“假民主”虽然也披着民主的外衣，但它的本质却是少数人的专权，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基础的。

2、漫画式的尤其是极度的荒诞和夸张作为有效归谬的手段，使我们能够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频繁地看到它的身影。作者面对荒谬不但不加以驳斥，反而继续“火上浇油”、“添油加醋”，使原本荒谬的事物谬上加谬。作者通过将事物的荒唐之处极端放大，从而达到归谬的终极目的，正如气球无限膨胀之后就必然会爆炸一样，极度荒谬的事物最终也逃避不了覆灭的命运。除了《田纳西的新闻界》、《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两部作品，在《我怎样编辑农业报》、《我最近辞职的经过》、《火车上的吃人事件》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通过巧妙地运用极度夸张和荒诞手法而实现归谬的例子，作者将事物的荒诞和可笑之处极度放大，从而取得在自然归谬中表达无言的讽刺和批判的效果。在作品中，作者很少站出来以独立的身份或以叙述人的身份对事物的荒谬之处大加评判，借以向读者宣告和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总是以一种不置可否、近乎冷峻的态度和笔法淋漓尽致地展现事物的荒谬之处。尽管作者很巧妙的将自己隐藏起来，但是这种极度夸张和荒诞的手法却可以使其在置身事外中达到归谬的目的，使其能在毋庸多言之中鲜明地表达自己贬斥的立场和观点、表达对所描写对象的讽刺和否定。

二、以主人公主观幻想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常常塑造一个不明就里的主人公，让他抱有天真的幻想而又在现实中不断地碰壁，从而产生讽刺的效果。如《高尔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的主人公艾颂喜，天真、善良、头脑简单，受了招工头的欺骗宣传，把美国当作“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幸福天堂”。在他的心目中，美国“不分民族、信仰和肤色。情愿将自己的博爱分给每个外国人”，“给他们面包、工作和自由”。他就抱着这样美好的愿望，不远万里到美国去寻求锦绣前程。哪知道，他的天真的幻想被无情的现实碰个粉碎。刚靠近美国海关，他就遭受到

一连串的欺凌与侮辱。先是被用棍子教训“不准东张西望”；接着遭到无理搜查，并被没收了行李；尽管他早已出过天花，有一脸麻子为证，但海关医生仍强迫他种痘，为的是敲榨十美金的种痘费。当他终于能够自由自在地行走在美国的大街上时，他感到一种满足：“要知道，我是在美国呢，在流离失所的人天赐的避难所呀！”可是，正当这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现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突然唆使一条恶狗扑过来咬他，咬得他衣服稀烂、浑身是血；警察赶走了恶狗，却以“破坏公共的安宁和秩序”的罪名逮捕了他；警察向他勒索五块钱，他拿不出，最后含冤入狱。小说主人公的幻想亦即他所追求的生活目标是质朴的、纯真的、美好的，而客观现实却是残酷的、丑恶的、捉弄老实人的。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的幻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把他的同情给予了在生活中四处碰壁的倒霉的主人公，而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现实社会。

《竞选州长》也是如此。主人公“我”对竞选内幕毫无所知，便贸然加入竞选。于是接二连三地遭到打击，先是使他“吃惊”、“简直诧异得要爆炸了”，然后是“提心吊胆”，接着是感到“绝对难以置信”，“在深感羞辱之余”又“准备要答复那一大堆无稽的指控和那些下流而恶毒的谣言”，这个工作还未完成却立即又“陷入了恐慌的境地”，以至“简直把我吓得几乎要发疯”，最后终于不得不“偃旗息鼓，甘拜下风”。如果主人公“我”不是这样一个头脑简单、不明就里的人物，而是对竞选的底细一开始便了解得很清楚，那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讽刺效果了。

三、以出奇制胜的情节产生奇特的讽刺效果。

马克・吐温小说的情节是以“奇”取胜的。这种奇，是超出常理之外的奇，是脱出生活常轨的奇。看他的短篇小说老是遇到出人意外的离奇情节，这就对读者造成了一种吸引力。当这种“意外”的情节比“常理”还更真实的时候，从中就产生了一种讽刺的效果。譬如《罗马大神殿维纳斯神像的故事》，这篇小说的情节就超乎寻常地离奇。按照常理，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自然比被破坏得残缺不全的作品更有价值，然而，小说中那位艺术家的作品本来无人问津，被斧头砍得支离破碎之后反倒价值连城，这自然是出人意外的。但是，在那样一种社会里，所谓艺术品只不过是为某些人装点门面的一种货色，其本身艺术性的高低却无足轻重。因而，小说中看似离奇的情节，实际上比按常理得出的结论更为真实。小说的讽刺意义也就包含在这里面了。

享有盛名的短篇佳作《竞选州长》在这方面也很有代表性。它写的是“我”由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参加竞选，到不得不“自愿”放弃竞选的过程。小说开头先介绍三位候选人：伍德福和霍夫曼的特点是“对各式各样可耻的罪行都习以为常了”；“我”则“有一个显著的长处胜过这两位先生，那就是———声望还好”。按照常理，“我”自然应当胜过竞选对手。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小说的主体部分写竞选过程中两个对手如何用层出不穷、无奇不有的卑劣手段，对“我”进行诬蔑、栽赃、恐吓和迫害，最终使“我”败下阵来。其结果，不仅出乎“我”的预料，也使读者大感意外。从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所谓“竞选”的内幕，入木三分地讽刺了所谓的“民主政治”。

四、通过内心与外表的矛盾，产生深刻的讽刺效果。

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写了一个非常奇特有趣的故事：赫德莱堡是一个以“诚实”、“清高”著称的市镇，它保持这种堂皇的声誉已有三代之久，居民们以此自豪，外地人则对此羡慕和嫉妒。如果赫德莱堡的青年要外出找一个较高的职业，“那就除了他的籍贯而外，无须任何其他保证的条件了”。谁都相信这是个“不可败坏的市镇”。但是，它“很不幸地得罪了一位过往的异乡人”，于是那人决心要败坏它的声誉，作为报复。终于，他以一口袋假黄金为诱饵，弄得赫德莱堡名誉扫地。小说的情节十分离奇，却具有极其严肃的思想意义。它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告诉读者金钱怎样腐蚀了社会、毒化了灵魂、摧毁了道德。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抓住十九位“主要公民”既要维护“诚实”、“清高”的名声，又

要攫取不义之财的这一矛盾，来展开情节的；也正是从这些人物的“外表”与“内心”的矛盾中，显示了作品的讽刺力量。马克・吐温通过细致入微，别具一格的心理刻画，增强了讽刺的深刻性，使讽刺不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崇高与滑稽》中说过：“丑，这是滑稽的基础、本质。”然而，丑的本身并不能引人发笑。他说：“一种风景可能十分难看，也许你可以把它叫做丑；但它永远不会是可笑的。”“只有到了丑强把自己装成美的时候这才是滑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当马克・吐温笔下人物的外表与内心的矛盾被揭示时，会产生一种讽刺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心理是丑的，但却要在外表上把自己强装成美，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可笑。

五、通过口语化的语言风格，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选择、提炼和运用的好坏关系到作品的故事叙述是否生动具体、人物刻画是否鲜明形象、场景描绘是否绘声绘色。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作品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笑为武器，将深刻的涵义蕴于笑声之中。体现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主要是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口语化色彩，而且其中不乏方言土语的元素，这种口语化的语言让人觉得诙谐幽默，也便于作者表达对事物的讽刺和批判，同时这种风格也突破了美国文学语言的高雅传统，为美国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亮丽之风。

马克·吐温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纯粹的美国口语进行写作的作家，他以自己独创的口语化风格突破了美国文学语言的高雅传统，给19世纪的美国文学带来一阵清新亮丽之风，也为文坛树立了一面崭新的旗帜、开创了一代文风，被福克纳称为“美国文学之父”。

马克·吐温小说中的语言富有诙谐幽默和口语化的特点，并且常常带有浓重的方言土语。通过这种口语化的语言，作者可以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便于作者于形象生动的语言中，更好地表达幽默和讽刺的效果。在马克·吐温的文章中，语气词使用得相当频繁，如“Bah!”（表示轻蔑、厌恶）、“Aha!”（表示愉快）、“Darn!”（表示愤怒、失望）、“Mm!”（品尝食物的拟声词，表示满意）、“Oho!”（表示惊奇）等。这些语气词很多都来源于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方言土语，而主流的高雅文学作品是不屑于使用这些词汇的。再如，在具体的语境当中（经过了翻译）：“请进来吧”、“原来里面装着钱呢”、“哎呦，这可糟啦”、“喂，怎么回事呀”、“啊哈，又是很合身”、“这可是够分量了啊”、“哎，只消咱们能猜对了，该多好啊”。这些语气词在句中的使用使语言显得亲切、生动，而且富有生活的情趣。

小结：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独具特色，既充满幽默诙谐的情趣，又有着严肃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将幽默艺术与讽刺艺术熔炼为一炉。这种幽默讽刺艺术形象生动、深刻有效地表现了马克·吐温小说的思想内涵，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和人性的弱点。在这种艺术风格和追求中，马克·吐温实现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也实现了自己“要做生活的导师”这一创作理想。同时，他的幽默讽刺艺术不仅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也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67

[2]波布洛娃：《马克·吐温评传》，张由今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23 [3]波布洛娃：《马克·吐温评传》，张由今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235

参考文献：

[1]陈孝英郭远航冯玉珠，《幽默理论在当代世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2]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陈瘦竹，《喜剧理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4]刘陆先编著，《马克·吐温》，辽海出版社，1998年 [5]朱刚，《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6]方平等译，《马克·吐温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第二篇：论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

卧云眠月

喜欢上张爱玲的小说，是非常偶然的。在读贾平凹的一篇文章时，里面引用了张爱玲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①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能说出如此精妙深刻的语句，一定是一个目光敏锐、智慧非凡的女子。这是她对生命的理解，透彻准确、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尴尬与矛盾。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竟发现她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张爱玲的文字让你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痛意。她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情与理相互融汇贯通。既有将自我全然投入其中的内心体验，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有时是冷峻的，甚至是冷酷的。同时张爱玲对人性也有自己独到和稳定地把握，技巧方面也都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趋于化境。

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我们细读张爱玲的文字，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非常独特，本人做以下几方面剖析：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由于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在这样的创作心态支配下，其笔端写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构的苍凉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②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下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的尴尬。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③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

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潮讽。④《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⑤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

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⑥《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又如《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为了成全流苏的爱情而沦陷了⑦，这是只有女人才想得出的幻梦。让我联想到杨贵妃，似乎唐朝的“兴”和之后的“衰”，仿佛也是为了成全这个女人的风流和冤债。张爱玲如此受人欢迎，尤其受女性的欢迎，我想大概因为她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不会有太高深太让人无法攀登的东西存在。每个人看完了以后多少唏嘘感叹一番，也都能说出点感悟或无奈来。她的言情同时还表现为她对人生绵绵不绝的眷恋之情，在超越个人怀旧情绪过程中，对整个人生有了通透的理解。

三、张爱玲对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⑧她特别喜爱《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也认识到它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肯定。反过来说，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和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享受，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上海人，被她称之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在她眼里，他们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安稳的一面。所以，她乐意认同“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的同时又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和自省，在执着于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又从不放弃高度的精神享受。而且，她一边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方面又时时不能忘记“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公子哥，一个是为了寻依靠，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然而后来竟缔结了婚约，也仅是契约而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倾毁。在城市的倾毁中，在文明的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⑨张爱玲已经没有劳伦斯那般的信心，藉爱的宗教以拯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她无力地注视着故事的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对**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感怀。于是，除了看见一个在那个街市流连，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我们还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

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⑩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节略法在文章当中使用较频，几乎每篇文章的开头，张爱玲都似为我们摆了一个宽银幕的视频，有时还要加上环绕立体声。随意举个例子：“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Ｐ１）这些描写都直接触及了人的视觉感官，仿佛在银幕上开演了一场电影。而这些文学读来也颇似剧本的开头。

张爱玲文章的结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把结论定死，也并不完全给人物的后事作总结，往往留出空间和余地让人们自己想，自己思考。就看《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封锁》中《张爱玲文集第一卷》Ｐ１０７）这里的小虫子便是吕宗桢的化身，也是所有“好人”的化身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谨慎的苟且的过活，不愿，也无力改变什么，对命运，对自身，他们都自觉自愿地互相妥协了。（《浮世的悲哀棗张爱玲传》Ｐ１３４）张爱玲到此并没再写下去，而是让人们自己思考，其实，我们可以猜想到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因为他只是个平凡的“好人”，所以只能安于现状。这种程度上的启示我是乐意自己去揣摩的„„

同时张爱玲的文章结尾时常只是一句话，这一句话通常极为经典，包含的内容、深意很多。“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Ｐ１６４）“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这些文字的结尾都只有了了一句，却点出了主人公的命运、将来等。此处的简笔用法可作为经典范例。我个人很喜欢张爱玲在这些文章结尾时的敛墨。

总之，也许张爱玲的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从她的文字里可以寻找旧上海的痕迹：石库门、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穿着旗袍、婀娜多姿、吴侬软语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傲的，目空一切的，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处之的女子。感觉她如一位世外女隐士，笑观世间沧桑。正穿着那一件典雅的旗袍，一手叉着腰，头高高地昂起，脸上有种“冷冷”的表情。嘴角微扬，看破人情世故的眼中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倦与嘲讽。看着她从历史的尘封里缓缓走出来，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胡琴舒缓的调子里，或者茶烟缭绕中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她也在时间仓促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凄美的略影，如陈与义一阕词里所吟的意境：“长沟流月去无声”──远天的月光撒在阴沉的水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却仍要倨傲地缓缓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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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贾平凹《坐佛》序言，太白文艺出版社。

② 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③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一《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④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四《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⑤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三《金琐记》，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⑥ 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⑦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⑧ 参见《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形态》，好心情网站网友文章。

⑨ 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

⑩ 参见《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

参考资料：

《张爱玲小说集》

《张爱玲文集》

《论张爱玲的小说》

《时代知行──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

第三篇：浅谈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风格特点

一、分析张爱玲小说有哪些艺术风格特点；------------------2

二、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3

三、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7

四、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把握得极为准确；--------11

五、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16

六、结束语；-------------11

内容摘要

张爱玲的文字让你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痛意。她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情与理相互融汇贯通。既有将自我全然投入其中的内心体验，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有时是冷峻的，甚至是冷酷的。同时张爱玲对人性也有自己独到和稳定地把握，技巧方面也都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趋于化境。

【关健词】：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

浅谈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风格特点

我喜欢上张爱玲的小说，是非常偶然的。在读贾平凹的一篇文章时，里面引用了张爱玲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能说出如此精妙深刻的语句，一定是一个目光敏锐、智慧非凡的女子。这是她对生命的理解，透彻准确、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尴尬与矛盾。

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竟发现她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

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我细读张爱玲的文字，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非常独特，本人做以下几方面来剖析张爱玲小水的艺术风格特点有哪些：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秀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由于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在这样的创作心态支配下，其笔端写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构的苍凉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下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

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

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的尴尬。

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

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潮讽。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

《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金锁记》的这部分，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又如《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为了成全流苏的爱情而沦陷了，这是只有女人才想得出的幻梦。让我联想到杨贵妃，似乎唐朝的“兴”和之后的“衰”，仿佛也是为了成全这个女人的风流和冤债。张爱玲如此受人欢迎，尤其受女性的欢迎，我想大概因为她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不会有太高深太让人无法攀登的东西存在。每个人看完了以后多少唏嘘感叹一番，也都能说出点感悟或无奈来。她的言情同时还表现为她对人生绵绵不绝的眷恋之情，在超越个人怀旧情绪过程中，对整个人生有了通透的理解。

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

“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她特别喜爱《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也认识到它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肯定。反过来说，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和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享受，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上海人，被她称之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在她眼里，他们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安稳的一面。所以，她乐意认同“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的同时又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和自省，在执着于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又从不放弃高度的精神享受。而且，她一边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方面又时时不能忘记“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公子哥，一个是为了寻依靠，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然而后来竟缔结了婚约，也仅是契约而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倾毁。在城市的倾毁中，在文明的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张爱玲已经没有劳伦斯那般的信心，藉爱的宗教以拯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她无力地注视着故事的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对**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感怀。于是，除了看见一个在那个街市流连，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我们还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

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节略法在文章当中使用较频，几乎每篇文章的开头，张爱玲都似为我们摆了一个宽银幕的视频，有时还要加上环绕立体声。随意举个例子：“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P1）这些描写都直接触及了人的视觉感官，仿佛在银幕上开演了一场电影。而这些文学读来也颇似剧本的开头。

张爱玲文章的结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把结论定死，也并不完全给人物的后事作总结，往往留出空间和余地让人们自己想，自己思考。就看《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封锁》中《张爱玲文集第一卷》P107）这里的小虫子便是吕宗桢的化身，也是所有“好人”的化身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谨慎的苟且的过活，不愿，也无力改变什么，对命运，对自身，他们都自觉自愿地互相妥协了。（《浮世的悲哀棗张爱玲传》P134）张爱玲到此并没再写下去，而是让人们自己思考，其实，我们可以猜想到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因为他只是个平凡的“好人”，所以只能安于现状。这种程度上的启示我是乐意自己去揣摩的……

同时张爱玲的文章结尾时常只是一句话，这一句话通常极为经典，包含的内容、深意很多。“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P164）“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这些文字的结尾都只有了了一句，却点出了主人公的命运、将来等。此处的简笔用法可作为经典范例。我个人很喜欢张爱玲在这些文章结尾时的敛墨。

张爱玲小说的结构特点与其从小所受的教育有着莫大的关联。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结束语：总之，也许张爱玲的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从她的文字里可以寻找旧上海的痕迹：石库门、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穿着旗袍、婀娜多姿、吴侬软语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傲的，目空一切的，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处之的女子。感觉她如一位世外女隐士，笑观世间沧桑。正穿着那一件典雅的旗袍，一手叉着腰，头高高地昂起，脸上有种“冷冷”的表情。嘴角微扬，看破人情世故的眼中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倦与嘲讽。看着她从历史的尘封里缓缓走出来，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胡琴舒缓的调子里，或者茶烟缭绕中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她也在时间仓促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凄美的略影，如陈与义一阕词里所吟的意境：“长沟流月去无声”——远天的月光撒在阴沉的水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却仍要倨傲地缓缓逝去……

【参考文献】： [1]参见贾平凹《坐佛》序言，太白文艺出版社。[2]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3]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一《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

[4]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四《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

[5]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三《金琐记》，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

[6]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7]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

[8]参见《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形态》，好心情网站网友文章。

[9]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

第四篇：论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特1

论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特点

2008-10-30 17:12:47 作者：本站编辑来源：互联网浏览量：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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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无私文件-www.teniu.cc或www.teniu.cc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摘要：张爱玲的文字让你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痛意。她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情与理相互融汇贯通。既有将自我全然投入其中的内心体验，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有时是冷峻的，甚至是冷酷的。同时张爱玲对人性也有自己独到和稳定地把握，技巧方面也都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趋于化境。关健词：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

喜欢上张爱玲的小说，是非常偶然的。在读贾平凹的一篇文章时，里面引用了张爱玲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睡袍，里面爬满了虱子。”[1]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能说出如此精妙深刻的语句，一定是一个目光敏锐、智慧非凡的女子。这是她对生命的理解，透彻准确、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道出生存的尴尬与矛盾。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竟发现她的文字有一种冷漠、傲然、惨淡和苍凉，可感可触，彻底而坚决。她用云端里看厮杀的傲然与冷漠静观俗世的故事，用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她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由于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在这样的创作心态支配下，其笔端写出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把读者逐步引入她营构的苍凉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美。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2]张爱玲似一颗彗星划下一道美丽的轨道，在浩渺的宇宙瞬间辉煌而过，留下了《传奇》和《流言》，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笔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爬满了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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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

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

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潮讽。[4]《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5]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6]《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金锁记》的这部分，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又如《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为了成全流苏的爱情而沦陷了[7]，这是只有女人才想得出的幻梦。让我联想到杨贵妃，似乎唐朝的“兴”和之后的“衰”，仿佛也是为了成全这个女人的风流和冤债。张爱玲如此受人欢迎，尤其受女性的欢迎，我想大概因为她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不会有太高深太让人无法攀登的东西存在。每个人看完了以后多少唏嘘感叹一番，也都能说出点感悟或无奈来。她的言情同时还表现为她对人生绵绵不绝的眷恋之情，在超越个人怀旧情绪过程中，对整个人生有了通透的理解。

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8]她特别喜爱《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的诗句，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也认识到它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的肯定。反过来说，尽管肯定，里面仍然沉淀着浓稠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张爱玲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发现和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所以她珍视生活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享受，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种种乐趣，而她最喜欢的上海人，被她称之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在她眼里，他们仍然保留着对世俗生活的亲切，是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代表和象征着张爱玲所恋恋不舍的人生安稳的一面。所以，她乐意认同“小市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但是，张爱玲在把自己归入小市民的同时又保持着她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冷静和自省，在执着于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又从不放弃高度的精神享受。而且，她一边从平淡凡俗的日常生活中领受着欢悦，另一方面又时时不能忘记“思想背景中惘惘的威胁”，以至她对人生处境充满了悲剧意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公子哥，一个是为了寻依靠，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然而后来竟缔结了婚约，也仅是契约而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倾毁。在城市的倾毁中，在文明的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9]张爱玲已经没有劳伦斯那般的信心，藉爱的宗教以拯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她无力地注视着故事的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这种意识来自她早年的生活经历，来自没落之家后裔莫名的失落感，来自对**环境的“乱世”性质的感怀。于是，除了看见一个在那个街市流连，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好奇和喜悦的张爱玲之外，我们还经常看见一个高楼上独自凭栏，满怀惆怅，或是小室里孤灯独坐，黯然神伤的张爱玲。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10]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节略法在文章当中使用较频，几乎每篇文章的开头，张爱玲都似为我们摆了一个宽银幕的视频，有时还要加上环绕立体声。随意举个例子：“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P1）这些描写都直接触及了人的视觉感官，仿佛在银幕上开演了一场电影。而这些文学读来也颇似剧本的开头。

张爱玲文章的结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把结论定死，也并不完全给人物的后事作总结，往往留出空间和余地让人们自己想，自己思考。就看《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封锁》中《张爱玲文集第一卷》P107）这里的小虫子便是吕宗桢的化身，也是所有“好人”的化身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谨慎的苟且的过活，不愿，也无力改变什么，对命运，对自身，他们都自觉自愿地互相妥协了。（《浮世的悲哀棗张爱玲传》P134）张爱玲到此并没再写下去，而是让人们自己思考，其实，我们可以猜想到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因为他只是个平凡的“好人”，所以只能安于现状。这种程度上的启示我是乐意自己去揣摩的„„

张爱玲小说的结构特点与其从小所受的教育有着莫大的关连。张爱玲天赋既然灵敏，她所受的又是最理想的教育。她的遗少型的父亲，督促她的课业很严，她从小就熟读中国旧诗古文。她的文字技巧，实在得力于此。否则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少女(她开始发表作品是在那时候)，把中文运用得如是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她的父亲逼她学中文，母亲又很早把她带人西洋艺术、音乐、文学的世界。论学问，她当然比不上钱钟书。太平洋战争发生，她辍学的时候，她的西洋文化的知识决不会超过一个美国东部女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是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换言之，作家应该在日常生活里能够吸收材料，保留印象，并且善加利用。人生的范围是广大的；巴哈、莎士比亚固然重要，爵士音乐和好莱坞也有它们的重要性；中国旧诗里所抒写的情感虽然精致，申曲里所表现的人生虽然恶俗，但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同样有其效用的。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总之，也许张爱玲的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从她的文字里可以寻找旧上海的痕迹：石库门、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穿着旗袍、婀娜多姿、吴侬软语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傲的，目空一切的，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处之的女子。感觉她如一位世外女隐士，笑观世间沧桑。正穿着那一件典雅的旗袍，一手叉着腰，头高高地昂起，脸上有种“冷冷”的表情。嘴角微扬，看破人情世故的眼中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倦与嘲讽。看着她从历史的尘封里缓缓走出来，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胡琴舒缓的调子里，或者茶烟缭绕中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她也在时间仓促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凄美的略影，如陈与义一阕词里所吟的意境：“长沟流月去无声”——远天的月光撒在阴沉的水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却仍要倨傲地缓缓逝去„„ [1]参见贾平凹《坐佛》序言，太白文艺出版社。[2]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3]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一《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4]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四《沉香屑－第一炉香》，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5]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三《金琐记》，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6]参见傅雷《论张爱玲小说风格》，逸海书城出版社。

[7]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8]参见《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形态》，好心情网站网友文章。

[9]参见《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中卷二《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 1994年第1版。[10]参见《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二卷》。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2]

第五篇：多角度赏析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

多角度赏析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

摘要：鲁迅是卓越的艺术大师，伟大的文学巨匠。他的小说，字字珠玑，篇篇精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它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具体、真切地刻画出人的灵魂，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鲁迅小说；艺术风格；叙述；白描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其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们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打破了古典小说以叙述情节为主的模式和第三人称的叙述方法，吸收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创造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小说形式。

一、多姿多彩的叙述手法

鲁迅的小说表现出大胆的创新精神。他的《呐喊》和《彷徨》就是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著称的，这些作品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从叙述的角度而言，鲁迅小说中有第三人称的小说，如《药》、《明天》、《离婚》等，也有第一人称的小说，如《狂人日记》、《故乡》、《伤逝》等，同时也有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如《祝福》。从时序上的安排上看，鲁迅小说中有以时间先后组织情节的顺序，如《药》、《阿Q正传》、《离婚》等，但也常用倒叙的方式改变固有的时序关系，如《祝福》、《伤逝》等。从时空关系而言，横断面切割方式在鲁迅小说中已成为经常运用的主要方式。《示众》只是一个场景的描写，展示的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横断面。《药》则是先后几个场景的组合，像戏剧中的几幕……鲁迅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其文体形式却万象纷呈，各自不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多样化发展的基础。

二、精细老练的白描手法

在表现手法上，鲁迅喜欢运用精细而又老练的白描手法。他认为白描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造作，勿卖弄而已，仰仗的是观察精到，语言贴切，表现节俭。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表现她最深最重的悲哀。鲁迅在简练、含蓄的笔触中，既对人物有传神的写照，又勾画出了人物的灵魂。又如小说《示众》中的人物描写中，多用白描，描写在“盛夏”的“酷热”里，牲畜与飞禽就只能发出生理上的“喘气”，比牲畜和飞禽高级的人却耐得住暑热立在十字路口观看穿“白背心”男人的“示众”。他们“仰起脸”，伸着“脖子”，“挤”进“挤”出，寻着“看”、“研究”着“看”，“相互”“看”，不断发出“好看”、“多么好看”的赞叹声。他们没有姓名，没有自我，没有精神和思想，只有“四肢”、“五官”上的差别和感觉，只有年龄、面相和性别的不同。廖廖数笔，把一群没有自我意识和精神灵魂的无聊的、冷漠的看客勾画得淋漓尽致。

三、大胆创新的表现手法

鲁迅是创造文学新形式的先锋，他借鉴西方文学形式，转化传统文学手法，经过自己不断的创新和实验，开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形式。在他看来，“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大胆吸收异域的文学营养是鲁迅小说的艺术经验。他吸收了西方文学表现心理的多种手法，如对梦境、感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如《狂人日记》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表现狂人复杂的心理感受，《阿Q正传》也大量表现了阿Q心理的潜意识与显意识，如对革命成功的想象性满足，从自卑到自尊的心理转化，阿Q始终处在心理与现实、主体与客体、想象与真实的世界之间，他从失败到胜利的心理转化也是小说艺术的精彩之笔。小说《肥皂》、《伤逝》、《白光》等都大量使用了心理描写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心灵的深度。

四、象征隐喻的技巧运用

鲁迅还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象征和隐喻技巧，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象征意象系统，如《狂人日记》里的“月亮”与“夜”，《药》里的“药”，同时作品的主题也是象征的、隐喻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他的“病情”、“病况”毫无意义，他是怎么发狂的，该如何去医治，对小说的主题都不是很重要。狂人是一个象征符号，没有现实的对应物，他“发狂”的心理感受与“先觉者”的清醒思考合二为一，只有从艺术的象征与虚拟性上才可能完全理解狂人形象的寓意和小说的象征主题。《药》也是象征小说，它采用阴暗两条线索，设置有两个故事，表面上是写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做药给儿子治病，暗地里隐藏有先觉者夏瑜被害的故事，二者借助有“象征”意义的“药”连结起来，表现了先觉者和被启蒙者的双重悲剧，传达了一个象征性的主题：什么是医治华夏民族的精神药方？《孔乙己》也有象征，它所设置的“看与被看”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其中有一个细节，写孔乙己极高兴和自豪地告诉小伙计，“回”字有四种写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象征，表现孔乙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意义。

五、绍兴方言的灵活运用

在作品中鲁迅灵活的运用了使自己倍感亲切的绍兴方言，《大明灯》结尾的民歌，“白篷船、红划楫，摇到对岸歇一歇，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这是绍兴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其中“戏文”就是浙东方言；它反映了绍兴水乡特有的风物，很富有诗情画意。在《**》的黄昏临河的土广场上，农家的妇女、男人、八一嫂、赵七爷对辫子的议论和九斤老太的唠叨，我们仿佛听到了绍兴乡音，感到特别的亲切和真实。方言运用得当，很能表现地方色彩和作家的艺术风格。反之，则使读者看不懂，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此外在语言中还保留着农民特有的眼光与用语。比如，农民对人的好坏，事的是非往往用“忙”与“闲”之类简明、朴素的尺度来辨别。但鲁迅在文中方言的运用往往是恰到好处、这与作者的乡土生活经历很有关系。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深深的体味到，来自作者心灵深处的对浙东乡土的真挚的情感。

总之，鲁迅小说在艺术创造上是丰富多彩的。它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读后令人灵魂震颤，回味无穷。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弦。

【参考文献】

[1]党秀臣.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

[2]王敬文.鲁迅小说研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