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作品的分析[范文大全]

第一篇：屈原作品的分析

关 于 楚 辞 的 来 历

——试谈对屈原作品的分析

屈原的诗歌被称为楚辞，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屈原诗歌中已初见端倪。在《离骚》、《抽思》、《招魂》等6篇作品的篇末都用一段短歌作为结尾，称为“乱曰”。郭沫若认为，这个“乱”字是不通金文的人把它弄错了。按金文“乱”应该是个“司”，而“司”与“嗣”、“词”、“辞”不仅字形字音相近，字义也相通，“乱曰”就是“词曰”或“辞曰”，即“尾声”。王逸却将“辞”字认定为“乱”，从此对这个字发生解释上的错误，一直错了两千多年。

屈原创作了20多首诗歌，但他没有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楚辞”。宋玉作了一篇《九辩》，也没有标明其作品为“楚辞”。但是，只要认真揣摩屈原的作品，便可以发现，屈原在写作过程中，就刻意创造一种新的风格。后人只需在“辞”字前面冠上一个“楚”字，楚辞之名便有了。

事情往往不会那样简单。楚辞作为一种文体被后人接受，并模仿其形式创作了一大批新的作品，是在西汉时期。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大大地丰富了楚辞的内容。《汉书〃朱买臣传》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会稽吴地（今江苏省吴县）有个读书人叫严助，把朱买臣推荐给汉武帝。朱买臣在汉武帝面前说《春秋》，谈“楚辞”，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在这位皇上的心目中，楚辞不单是一种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而是一种文学成就，一种专门学问，与儒家经典《春秋》相媲美。他下令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使刘安成为第一个解释屈原作品的人。虽然那个注本后来失传了，在当时却为司马迁作《屈原列传》提供了依据。汉宣帝时，汉宫把“楚辞”看得与“六艺群书”同等重要。汉成帝时，刘向将先秦的屈原和宋玉，西汉的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及他本人的辞赋共16篇汇编成集，书名定为《楚辞》。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增录他作的一篇《九思》，共17篇，书名定为《楚辞章句》，使楚辞广为流传。

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说，之所以称屈原的作品为楚辞，因为屈原是楚国人。这解释够明白的了，似乎又缺点什么？宋人黄伯思说：“屈原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段话概括地说明屈原作品较多地运用了楚国的方言，呼出了楚国的声音，记述了楚国的锦绣河山，赞扬了楚国的富饶物产，从性质上给楚辞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从楚辞与楚国的关系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出发，说明楚辞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有着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特征，使楚辞这个文学品种为后世接受，为中国文学史缀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2级小教本科 沈 晶 晶

第二篇：屈原作品篇数问题

屈原作品篇数问题，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问题：汉代人所说屈原作品篇数问题和屈原真正的作品篇数问题。希望学者、读书人、采用者可以尊重知识产权。敬请记住，作者是我稔山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古祯州之荣超大帝国。

（一）汉代人所说屈原作品“二十五篇”问题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两处提到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一处是《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另一处是《楚辞章句·天问后叙》：

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

显然，王逸明白说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

今本《楚辞章句》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的序都说该作品是“屈原之所作也”。《大招序》则说：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己之志也。再对比《惜誓序》所说的：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显然，王逸在《大招序》中虽然说“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但是他毕竟是把《大招》定为屈原的作品，该序即是从认为屈原作《大招》以自招其魂的角度立说。那么，由今本《楚辞章句》来看，《离骚》、《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共六篇，《九章》是九篇，再加上《九歌》十一篇，则总共二十六篇。这与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后叙》和《天问后叙》都说的“二十五篇”不符。

根据我稔山人的论文《九歌篇目考证》对九歌篇目问题的考证，原本《九歌》只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以及一个没有篇名的乱辞，而不包括《国殇》。则《九歌》就是九篇。并且，《国殇》是一篇。《国殇》也是屈原的作品，它应该是在唐末五代时期窜入了《九歌》。今本《礼魂》的篇名“礼魂”二字，也应该是在这个时期由在文本的开头讹误成了篇名。那么，王逸所见到的屈原的作品，就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国殇》，总共二十五篇，与《楚辞章句·离骚后叙》、《天问后叙》所说的相符。

王逸《楚辞章句》根据刘向、歆父子所编订的《楚辞》，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所以《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以及具体何所指应当与王逸的说法具有一致性。

（二）屈原真正的作品篇数问题

《离骚》《九歌》《国殇》《天问》等无疑义。《招魂》则是屈原作品，分析随后附上。《渔父》、《卜居》难以定论。《九章》当中可能有伪作，现在没空，容后待考。《远游》《大招》是汉代人的仿作。《远游》模仿《离骚》，《大招》模仿《招魂》。

关于《招魂》与《大招》的作者问题 ——《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不是宋玉

一、《大招》原来的篇名也是《招魂》。绝对没有用“大招”作题目的道理。《李善注文选》卷六左太冲《魏都赋》注：“《楚辞·小招魂》。”皮日休《反招魂·序》：“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洪兴祖《楚辞补注》：“李善以《招魂》为《小招》，以有《大招》故也。”所以说有两篇《招魂》。汉代人为区分两篇《招魂》，把其中一篇称为《大招》。这种情况类似于《诗经·郑风·叔于田》与《大叔于田》，以及《诗经·小雅·小明》与《大雅·大明》。

二、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把《大招》定为屈原的作品，由此可知汉代人认为屈原写有一篇《招魂》。并且把其中一篇他们认为是屈原写作的《招魂》称为《大招》。（也可以这样说：之所以称《大招》为“大”，是因为汉代人认为该篇是屈原的作品。）

三、但其实原先只有一篇《招魂》，即是《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大招》则是汉代人模仿《招魂》的作品。《大招》语句中有“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投诗赋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三公穆穆”、“立九卿只”。（1）《汉书·礼乐志》：“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艺文志》：“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并言代秦郑卫楚赵各地的音乐歌谣，是汉代一统以后的情况。（2）诗与赋在先秦时似乎没有并称的。（3）《淮南子·主术训》：“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史记·五帝本纪》：“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这些都是顾颉刚所谓的层累的古史。这两句话反映的是西汉前期人们的地理认识情况。《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台刻石）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可见，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即统一中国后两年）中国领土最南边也只到北户，还没到交阯。交阯是南越国的领土，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和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南越国先后两次成为汉朝的外藩属国。交阯纳入中国的版图则是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征服南越国之后。（4）三公九卿制是秦汉的制度，不是先秦时的楚国的制度。所以《大招》是南越国成为汉朝的外藩属国之后的汉代人的拟骚之作。

四、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的话，可证明屈原写作了《招魂》（即《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1）《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全段：“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虽然“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这句话并没有在《离骚》之前明说屈原，但后面“读《服鸟赋》”这句话也没有在《服鸟赋》之前明说贾谊。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前文中已明确说了贾谊写了《服鸟赋》，同样的，司马迁在前文中也已明确说了屈原写了《离骚》，所以在这句话中的《离骚》之前就省称屈原，并且在《离骚》之后，连带提到《天问》、《招魂》、《哀郢》。（2）司马迁的《史记》中除了《孟子荀卿列传》这一篇同一时期的多个人物的合传之外，其他的关于文人学士、诸子百家的传记，如果提到书籍的话，只可能提到传主（或托名传主）的著作或编著，以及传主前代的书籍，而绝没有提及传主同时人或后世人的著作。这是《史记》的一个通例。如《孔子世家》、《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吕不韦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当不会是例外。（3）《管晏列传》赞：“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前称管仲的著作（托名），后称晏子的著作（托名）。《孙子吴起列传》赞：“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前称孙武的著作，后称吴起的著作。《管晏列传》是管仲、晏子两个人物的合传。《孙子吴起列传》是孙武、孙膑、吴起三个人物的合传。《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物的合传。以此例之，《屈原贾生列传》赞中前称的即是屈原的著作，后称的是贾谊的著作。由此可判定，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即是说屈原写作了一篇《招魂》。而且，“悲其志”三个字很关键，是说《招魂》使人读了有“悲其志”之感，由此可判定司马迁所说的《招魂》是指《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而不是《大招》。

五、由汉代人，如司马迁、王逸，认为屈原写有一篇《招魂》，以及《大招》是汉代人的仿作，而司马迁的说法在他之前必有所传承，即是说在《大招》这篇仿作问世之前必有人肯定屈原写作了《招魂》，可推知屈原的《招魂》只能是《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

六、汉代人之所以误认标记为《大招》的一篇《招魂》是屈原的作品，是因为汉代人以经释骚的思维，认为《招魂》的内容风格严重不符合儒家诗教，而《大招》还没那么严重，再对比宋玉赋，故误认是宋玉作。（以作者风格论作品著作权归属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一个作家可以有多样的风格。如屈原完全可能写出《招魂》这样风格的作品。）《大招》的作者之所以“或曰景差”，恐怕是在儒家诗教下连《大招》也不认是屈原的作品。

七、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大招其魂”，此说望文生义，由此可知《大招》的定名在王逸之前，由刘向、歆父子定名的可能性较大。由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中只是称屈原的《招魂》为《招魂》，可知在司马迁的时代纵使有《大招》这篇仿作，但也没有《大招》的定名。否则，称《大招》为“大”，即是认为它是屈原所作的《招魂》，司马迁称屈原的《招魂》就不能只是称作《招魂》，而应该称作《大招》。所以，《大招》的定名，在司马迁写作《史记》之后，最晚在王逸写作《楚辞章句》之前。

八、《汉书·艺文志》所本是刘歆的《七略》，《七略》所本是刘向的《别录》。刘向、歆父子编订《楚辞》。王逸作《楚辞章句》以刘向、歆父子编订的《楚辞》为底本。《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与《楚辞章句》“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当同所指。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把《大招》定为屈原的作品，即使在刘氏父子看来，《大招》也只能是屈原作，而不能是景差作，以符《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之数。况且《汉书·艺文志》不见著录景差赋。

综上可以列出这样一个脉络：屈原作《招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提到屈原的《招魂》——南越国成为汉朝的外藩属国之后有人模仿屈原的《招魂》写作了另一篇《招魂》——儒家诗教下，汉代人误认仿作的《招魂》是屈原作，屈原的《招魂》是宋玉作——为区分两篇《招魂》，把仿作标为《大招》，这个定名在司马迁写作《史记》之后，很可能是刘向、歆父子编订《楚辞》时所为，最晚在王逸写作《楚辞章句》之前——因儒家诗教，更有甚者，连《大招》也不认是屈原作，而认是景差作，但刘向、歆父子不可能认为是景差作，因为本于《别录》、《七略》的《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景差赋。

第三篇：屈原的生平故事及其作品

屈原的生平故事及其作品

屈原的生平故事简介：

屈原(约前304~约前278)，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

两度使齐、竭力救楚。屈原很年轻时，楚怀王发现了他的才华，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左徒，参与议论政事，起草政会的工作，并且兼管外交。面对七国争雄的政治局面，楚国上层贵族产生两条路线：一派是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投降路线；另一派是以屈原等一些策士为首的反投降路线，主张楚国与齐国要联合魏、赵、韩、燕等结成一个“合纵”的阵营，以抗拒强秦。两条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但是由于楚怀王目光短浅，昏庸无能，使亲秦派占了上风。以楚王、靳尚等最高统治集团，横征暴敛，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公元前 313 年（楚怀王十六年），屈原出使齐国不久，秦惠文王为破坏六国合纵联盟，打算首先攻打齐国，而当时齐楚友好，关系十分密切。秦惠文王担心一旦攻齐，楚国会助战，为了说服楚国在他侵略齐国时保持中立，就派张仪带着厚礼游说楚国贵族，并许诺愿意奉送商於的六百里土地。绝齐连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在齐国的屈原感到十分痛苦和忧虑，匆忙回楚，被怀王冷落。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派使臣去秦国接受商於六百里土地，张仪却不认账，怀王恼羞成怒。屈原建议重新与齐和好，以后再合力攻秦。怀王对秦用兵连连失利，损兵折将，怀王感到势单力薄。在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倍遭怀王疏远和冷淡的屈原，再次建议怀王联齐抗秦。楚怀王虽然还不甘心，但是被形势所逼，也只好答应了。于是派屈原第二次出使齐国，重修旧好。当时，屈原是闻名的才辩之士。他的使齐，在各国反响很大，特别是引起秦国的恐慌。

公元前 311 年，秦国迫于形势，不得不退还汉中之地以求和。楚怀王想到曾受到张仪的愚弄。便提出要求交出张仪。张仪到达秦国后，怀王宠妃郑柚、靳尚、子椒等接受贿赂的大臣们也都极力替张仪说好话。糊涂的楚怀王听信了他们的话，竟糊里糊涂地将张仪放回了秦国，等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听说放走张仪之事，马上进谏，怀王才有所醒悟，想立即派人去追杀张仪，但张仪已经走了多时，追也来不及了。这一年，积极推行连横政策的两个主要人物秦惠文王和张仪，相继死去，这显然是六国合纵的良机。然而，楚怀王缺乏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不能审时度势。

公元前 239 年（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假说要把女儿许配给楚怀王的儿子，约请怀王到武关相会。屈原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劝怀王千万不要答应秦国的邀请。怀王不听屈原的忠言，到武关赴约，但不出屈原所料，怀王一进武关，秦兵就把后路切断，要求怀王割地。怀王不答应，偷偷地跑到赵国。赵国怕秦国的势力，又把他送回秦国当了俘虏。3 年后，怀王在秦国被囚禁而死。楚国只好立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做国君。

遭谗流放、汩罗自沉。屈原觉得自己的国君被秦国骗去，死在外国，这是国家莫大的耻辱。他痛恨那些卖国的奸臣，也痛恨自己不曾尽力为祖国作更多的事。无比的沉痛和愤怒使屈原的心一刻也难得安静，他吟诗作赋，来揭露奸臣的贪心和丑恶。这些诗很快就传开了，靳尚、子阑之流听到屈原责骂自己，气极了，马上去找顷襄王，诬陷屈原对新即位的国君十分不满，并在外鼓动群众反对朝廷。顷襄王将屈原赶出郢都，流放到江南一个人烟稀少、荒凉偏远的地方。屈原虽然身遭逆境，却不肯丢掉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拯救国家的危难，使百姓过上好生活。因此，流放期间，他很关心朝廷的事情，只要有郢都来的人，他都要仔细打听军事、政治方面的消息。

公元前 278 年，屈原听说秦国又派大兵侵略楚国，当他得到来自郢都的消息“秦国的白起，侵占了我们的郢都！的恶耗时，他悲愤已极，他听说洞庭、五湖、江南先后陷落，顷襄王仓惶出逃，不得不到陈（今河南睢阳）避难，几乎绝望了，他眼望大好河山被强秦所占，楚国人民将倍受奴役之苦。他思绪万端，奋笔疾书，写下最后的《哀郢》、《怀沙》等不朽诗篇后，于公元前 278 年农历五月五日的夜晚，他坚定自然地跳进了汨罗江，结束了他伟大光辉的一生。那年他 62 岁。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将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定为端午节。

屈原的作品：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第四篇：牧歌作品分析

《牧歌》 作品分析：

蒙古族民歌《牧歌》，五声D宫调式，一段体（单乐段）结构，音乐上带有舒展辽阔的特征。属于一部曲式。

乐曲为4+4结构的方整性乐段，D宫调式贯穿始终，曲调与歌词紧密结合。

伴奏引子采用了前乐句的左手前4小节旋律，四度模进一次。右手伴奏织体采用I—IV—V—I的完全终止进行。

曲调由两个乐句组成，第一乐句由两个平行乐节组成，旋律在高音区，以属音“5”为骨干音，和声属于I—IV—I— V的半终止进行，乐曲的未完成使听者存在期待音乐继续的感受，悠扬飘逸；第二乐句的前四小节反向下行，后四小节是前乐句下行五度模进，在中音区，以宫音“1”为骨干音，和声I—II—IV—V—I完全终止。在乐曲的倒数第二小节第四怕出现了和声的完全终止形式，浑厚平稳，塑造出一望无际辽阔草原的美丽意境。

第一乐句音调在“3-7”之间回环往复，第二乐句在“5-1”之间起伏流淌。两句的音区刚好差五度，结尾也以五度相呼应，故有人称其为“五度结构”，这种“五度结构”在西北高原的两句体山歌中较为普遍，它透漏出某些古老的五声性旋律的结构原则。这种音调逻辑现象，在匈牙利、罗马尼亚的民歌和我国其他民族的民歌中也十分普遍，可见他是具有五声传统的民族音乐体系中的一种常见的音调现象。

作品处理：

三连音连续出现时，一般标志着情绪的积累或者即将出现高潮。在柔情的音乐里面出现，更加柔情伤感;在激情的音乐里面出现，情绪更加强烈。实际演奏中，3个音往往不是完全平均化的“三等分”，一般，第一个音的时值要稍微延长一点。

三连音的节奏形式由于简单明快,与其他节奏形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音乐效果,受到广大作曲家的喜爱。三连音常用以表达激动、不安、流动起伏的音乐形象,在许许多多的音乐作品中频繁出现,甚至个别音乐作品中一些曲谱大量运用三连音的音乐形式,以三连音为主要框架构建音乐。

该伴奏就是三连音贯穿整个乐曲，他的奇妙之处在于：打破节奏的均衡，拓展了乐曲的发展空间，使音乐表现更自由。《牧歌》这首歌曲属于蒙古族长调歌曲，长调歌曲的特点本身就具有旋律舒缓悠长，意境开阔，气息绵长，歌唱赋予自由。

三连音弹奏时要均匀，给人一种连绵不断的听觉感受，随着歌曲情绪的起伏来改变三连音的力度，加上踏板的效果，三连音完全处于一种朦胧的伴奏状态，不突出但不可缺少。

演奏心得：

整首乐曲采取了最简单清晰的和声织体进行，巧妙的与歌曲意境融合到一起，简单的伴奏使人们如畅游在辽阔的草原上，眼前呈现的是蓝天白云般的遐想，给听者以无限的空间想象，原谱伴奏应该被普遍运用，才不枉费编配者的良苦工作。

在将原谱运用到歌唱教学的过程中时，我发现即使是歌唱的教学也要重视钢琴伴奏的使用，钢琴伴奏部分与歌词、旋律混为一体，共同塑造着歌曲的音乐形象，发挥原谱钢琴伴奏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歌曲的表现力，将歌曲刻画的更为生动，更可以让学生对歌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将学生引入到歌曲的意境中去，从而激发初中生对歌唱的积极性。原谱伴奏还能够准确表达出作曲者的主观情绪，将其真实的感受通过钢琴伴奏展现给同学们，更能展现出歌曲的意境。在今后的歌唱教学中，要多运用原谱伴奏，不仅增强的学生们对歌曲的意境感受，更提升了自身的钢琴伴奏技能，达到了教学相长的双赢效果。

第五篇：当代作家作品分析

当代作家作品分析

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

高中的时候看的《平凡的世界》，大学时候再次翻阅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心中多了几分思考，这本书是不是就在写路遥自己，在写那些陕北的乡里乡亲，是不是就在写普通你我的真实生活。而当翻阅那本不怎么厚的《人生》的时候，书中高加林的再次回乡种地，不正是路遥的革委会主任被撤职的时候。

作为路遥的成名之作，《人生》这本书我看到了一样平凡的高加林。路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真正是在与命运赛跑，虽然《平凡的世界》字数与写作时长远远超过《人生》，但是路遥的早早逝去，却与这本《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路遥在短短的十几个昼夜就将这部中篇完结，那种一气呵成的魄力是在中国的文坛是少有的，能在十几个昼夜中写出这部作品，路遥的生活体验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对只要是稍稍写点东西的人或者稍稍看点东西的人来说，文学本来就是生活，是作家的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作家周围人的生活。那种没有生活基础的文学，终究是不长久的。回顾路遥的一生，当他与北京知青恋爱的时候，不正是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恋，而当路遥将人生的重心从政治转移到文学的时候，不也是高加林被揭发回乡务农的时候吗，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在这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往常看过的很多作家的写作过程中，总会一稿二稿与审稿定稿。但是在路遥的《人生》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叫文学的霸气。在《人生》出版之前，路遥就曾坦言，“要么是巨大的成功，要么是彻底的失败”，在《人生》出版之后，路遥就这样一下子火了。

但真正让路遥达到文学巅峰的还是这部《平凡的世界》，路遥在前后六年中将自己的生命燃料燃烧殆尽，当1988年路遥扔掉那支伴随了他六年的圆珠笔时，这个不到四十岁的陕北汉子更像是一个操劳一生的老人，就路遥四十三年的一生来讲，这个时候也确实是到了暮年。在《平凡的世界》写完后的几年，路遥一直是在与病魔做着抗争。路遥的一生也确实印证了他自己的那句话，如果他的一生能有所成就的话，那肯定是在四十岁以前，但路遥自己肯定不会想到在书写完的三年后的一个平凡的日子，自己会与这个平凡的世界说再见。

而在《平凡的世界》的内容当中，在看了很多关于路遥的介绍后，我终于明白了那句作家们都会说的话，“文学来自于生活，但高于于生活，”路遥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曾为了写孙少平的在煤矿中的工作经历，亲自到煤矿上体验生活，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路遥还是经过长期的生活考察的。在很多与路遥接触人的回忆当中，路遥像一个取经的僧人，每每等到劳累过度的时候，才回到宾馆或是随便的一个地方休整一下，待到体力恢复，接着为了这部巨著奔波忙碌。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路遥的背景资料后，我感觉书中的那个孙少平就有很多路遥的影子。虽然不能说孙少平就是路遥，但是那种在小小年纪就要因家庭贫困背负的自尊心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据路遥的老师回忆，路遥在上高中时候的状况跟孙少平几乎是一模一样。虽然后来路遥很荣幸的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是在书中其他人物的身上还是能看到路遥的影子，可以这么说路遥更多的是在记叙陕北平凡人，而书中现实主义的痕迹更是非常的清晰。

我对这本书的另外一个感悟是，人无完人。虽然孙少安和孙少平都已经够优秀，但是人感情的那种丰富性被路遥用写实的手法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书中所谓的配角，像王满银这样的混蛋，生活中也是随处都能发现的，人们都说红楼梦将人写活了，写的非常丰满，但平凡的世界是将真正的人拉到书中来，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就能找到王满银，孙玉厚，田晓霞。甚至是双水村的那个傻子，我们的周围都随处可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可能我们在别人的眼中就是那个王满银，那个孙玉厚，在某些方面连那个傻子都不如。

路遥的作品是对人生的感悟，对于像我这样涉世未深的学生来讲，他的作品会让我更好的认识世界，更好的认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