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述评（精选）

第一篇：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述评（精选）

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述评

周发源王国宇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卓越的领导思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近２０多年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进行了大量探讨，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综合分析，对于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推动领导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领导艺术的涵义存在较多分歧，本文在评述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同时，对其领导思想、决策思想、管理思想、领导方法等亦作相应的述论，以求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本专题的研究状况。

一两大阶段及主要成果

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这是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起步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主持和领导全党批判“两个凡是”、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摆脱长期以来“左”的干扰和束缚，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对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思想的研究也在此基础上起步。但在这个阶段的前期，邓小平理论正处于形成阶段，因而对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并不十分明确、集中和系统，其成果往往渗透在对邓小平哲学、经济、改革等思想的研究中。如《人民日报》的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政府的新风格》（1）等文章均从侧面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中国政府的务实作风进行了论述。１９８３年，随着《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的出版，全国掀起了学习、研究《邓小平文选》的热潮，在当时发表的２０００多篇有关学习心得体会中，许多文章在结合实际谈心得时，实际上比较明确地论述了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思想。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２日《解放军报》刊登杨尚昆《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统一的典范》、同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刊登秦基伟《解放思想的先声，坚持真理的楷模》，以及其他报刊发表的《符合历史发展必然的正确决策》、《宽阔的胸怀，科学的态度》、《注意在“新”中求 “实”》、《开创新的历史的重要决策作用》、《总结党内历史问题的正确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勇于破旧立新》、《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紧紧抓住历史链条的中心环节》等文章，从不同侧面对邓小平无畏的胆略、宽阔的胸怀、深远的政治目光、求实的作风以及勇于创新的精神进行了初步探讨。可以说，它们是构成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与思想的第一批成果。

１９８３年２月，李铁映在《科学管理研究》杂志上著文《决策有哪些类型》；同年底，刘吉在《社会科学参考》第１１期发表《现代领导艺术》一文。此后领导科学日益被理论界重视。同时，随着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步步深入，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有关研究全面展开。１９８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国法制报》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决策———学习邓小平同志“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思想的体会》，１９８８年《决策与信息》第１期的《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决策思想初探》，是国内较早明确论述邓小平领导思想的文章，但两文均是从某一具体方面来论述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从整体上直接明确论述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成果直至１９９０年才出现。是年，林建公《论邓小平的领导实践和领导艺术》、马自立《“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显著特征》、张永武《邓小平新时期领导艺术初探》，是国内首次明确论述邓小平领导艺术的论文。同年１２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卜晓业、林建公主编《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一书，该书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精髓是实事求是。同时，该书突出阐述了邓小平的勇气、魄力和敢于领导、善于领导的才能，并分别从决策、创新、善任干部和运筹等不同侧面阐述了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基本内容，尽管该书在理论深度上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在当时国内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成果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卜晓业、林建公率先推出了这一开拓性成果，对国内理论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第二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来。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十四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形成，以此为契机，全国再次掀起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从而也把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研究队伍扩大。前阶段直接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与思想的人很少，而此阶段至２００１年止，据不完全统计，公开著文（论文、著作）的就有６０余人，这还不包括从侧面研究的有关人员。第二，研究成果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或出版有关研究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论文６０余篇、著作１０余部。第三，社会影响扩大。前阶段由于研究者少，成果单薄，未能造成较大影响，１９９２年以后，因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参与有关研究，有关论文、专著纷纷问世，使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研究不仅成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领导科学研究中一项重要课题。

第二阶段的成果，按其基本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即邓小平的领导艺术、领导或决策思想、管理思想及领导方法等。这四个方面的成果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形成了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成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１）领导艺术方面研究的成果。论文主要有夏禹龙、李君如《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卜晓业《抓住时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丁士峰《邓小平领导艺术探求》等２０余篇。这些文章有的在总体上论述了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有的针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某一特征进行探讨，有的就邓小平在某一具体领域的领导艺术进行了探索。著作方面，１９９３年汪太理、贺遵政主编《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从治国艺术的角度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较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治国艺术的丰富内涵。１９９４年丁士峰著《总设计师的治国运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研究》，该书除对邓小平领导理论、领导工作的指导原则进行论述外，还对邓小平关于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着眼于大局，精心经营战略；抓住关键，举重若轻；勇于开拓，力主改革创新；慎重稳妥等领导艺术特征进行了论述。１９９５年牛力、倪齐生主编《社会主义中国不可战胜：邓小平国家安全指导艺术》一书，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视角研究了邓小平国家安全指导艺术，颇具新意。

（２）领导思想、决策思想研究的成果。论文主要有原钧的《论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基本特征》、杨义青《论邓小平决策思想》、罗小凡、周发源、罗宏全《论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基本特征》、邢代富《邓小平决策艺术的辩证思维特征》等１０余篇。著作方面，１９９２年李敏生、张品兴主编《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与对策》，该书分别阐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一些重要决策思想；１９９６年由孟继群等著《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着力阐述了邓小平新时期的领导理论与实践最基本、最富有时代特色和各级领导干部最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内容，对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特征、理论贡献分别作了概括，对领导本质论、领导认识论、领导主题论、领导体系论、领导法制论、领导决策论分别进行了论述，最后着力论及了领导政党论，认为归根到底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１９９９年周发源著《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亦从六个方面对邓小平的决策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邓小平决策思想的专著。

（３）管理思想方面研究的成果。从领导学视角来研究邓小平管理思想且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并不多见。１９９１年陈玉金著《邓小平国家管理思想研究》，该书对邓小平国家管理思想的形成、方法以及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道德等管理思想进行了探讨。１９９６年刘吉主编《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是一部论文集，内容涉及到邓小平管理思想的形成、特征、实质、目标、原则与任务，以及邓小平管理思想的风格与邓小平行政、经济、科技、教育、人才、文化、军事、意识形态等各具体领域的领导思想，它大体反映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理论界对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的全貌与水平。此外，张文寿主编《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究》、余太和主编《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等亦对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作了不同层面的研究。

（４）方法论方面研究的成果。要把握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思想，就必须理解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邓小平思维艺术的创造性特征。这类成果一个显著特点是与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研究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包遵显主编《邓小平领导思想方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杨春长著《邓小平治军方法研究》，周毅之著《邓小平的思维艺术》，丁士峰、赵小芒等著《当代伟人的思维：邓小平思维方式研究》，金羽主编《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邓小平的思维艺术》对邓小平的思维框架、新思维体系、战略家的运筹风格等进行了全面阐述。

除上述四个方面的成果外，还有一类成果亦可看做是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相关成果。即有关对邓小平智慧、谋略之类研究的成果。如南俊英主编《邓小平治国韬略》、蔡祖鹏主编《邓小平智慧论》、曹应旺主编《邓小平的智慧》以及向阳、凌云等编著的研究邓小平经济、军事、人才等谋略丛书。这类成果尽管不是直接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成果，但它们从不同层面对邓小平领导智慧和谋略的描写与研究，亦是我们在综述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类成果大多可读性强，具有直观、通俗易懂的特色。国外及港、澳、台的有关成果。这类成果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知之甚详，但１９９２年以前的可从金羽等主编的《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一书中略见一斑；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７年的可从《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第二版）和金羽主编的《评述邓小平的一生》中观其大略。

１９９２年以来，对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雷同多，有价值、有说服力的高水平的成果少；二是从领导科学的视角来全面、深刻论述的成果不多，不少文章还停留在原则分析上，缺乏深入、深刻的分析和总结。

二主要观点及存在的分歧

1、关于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风格

总体上看，学术界普遍认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基本问题的结晶，既反映了领导科学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风格。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有论者认为，邓小平的领导风格与艺术在符合科学性的前提下，具有无畏的胆略、创新的精神、务实的作风、敏锐的洞察力、“柔中有刚，棉里藏针”的个性特征（2）；也有论者认为，着眼大局，精心经营战略、抓住关键，善于举重若轻、善于开拓，力主改革创新、慎重稳妥，过细地做工作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基本特征（3）。另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善于从全局思考和处理问题、勇于开拓进取、坚持按唯物辩证法办事、坚持走群众路线、讲求工作实效（4）；与此相类似的观点亦认为，具有战略意识、善于从全局上谋划和指导工作、无畏的革命胆略、创新的精神、辩证地分析和处理问题、务实的作风等是邓小平的领导艺术的重要特色（5）。

上述观点实际上大同小异，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畏的胆略、务实的作风、勇于创新开拓、深谋远虑、着眼大局、柔中有刚、举重若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等是邓小平的主要领导艺术与风格。也有些论者把注重制度建设，具有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等特征视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风格。还有论者将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与治国方略的完整性、治国实践的群体性、治国思想的人民性、治国思维的开放性（6）视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风格，这虽然不无道理，但把它们视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哲学基础，应该说更具科学性。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我党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我们只有在对比研究中才能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领导艺术特征。国内在其他对比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相关的成果，但把邓小平与我党其他重要领导者的领导艺术综合起来从领导科学的视角进行全面、深刻分析的成果，显得十分薄弱。海外有关人士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如戴维·W·张（美）认为，与毛泽东、周恩来相比，“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个富于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底的对抗主义者。”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中的一大进步”。“周恩来在与其对手的接触中多用说服的和间接的方法，相反，邓小平总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其对手。周恩来是一个调停家，一个仲裁者，而邓小平却是一个野战军战士和独立自主的计划者”（7）。这些成果虽然很分散，而且他们研究的目的、观点、方法亦与我们显然有别，但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这些评论，吸收其有益的思想材料，然后在对比研究中加以扬弃还是有必要的。通过这种对比研究，使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我党伟大人物的领导风格艺术的异同，及其给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

2、关于邓小平的领导思想

大多数学者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冒，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等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主要特征。但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因而在内容与表述上亦存在较大的区别，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的领导思想具有实事求是、发展创新、善于结合、完善制度、高瞻远瞩五大特征（8）。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思想包括领导实质观——— 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决策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领导方法观———解放思想、敢闯敢“冒”；领导体制观———靠制度治党理国兴业；领导素养观———干部“四化”方针（9）。第三种观点认为，领导就是服务，只能是人民的公仆来领导，领导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基本的领导方法是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等，是邓小平领导观的集中体现（10）。第四种观点则把邓小平领导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一是领导本质论———领导就是服务，二是领导认识论———实事求是，三是领导主题论———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是领导体制论———领导体制更具有根本性，五是领导法制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六是领导决策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七是领导战略论———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1）。此外，也有些论者认为，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注重大政方针，善于从战略高度实施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领导，注意人民利益，把 “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领导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等都应视为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基本特征。

学者们在论述邓小平的领导思想时普遍认为，“领导就是服务”是邓小平深刻揭示领导本质的精辟之语，“服务” 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时代责任决定的，“服务”的本质至少应包含三层意义：能影响和带动群众；能对事业开拓创新；能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合理利益需求，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领导思想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就其涵盖的领域构成而言，涉及到政党领导思想、经济领导思想、文化领导思想、科技领导思想、教育领导思想、行政领导思想、军事领导思想以及外交领导思想，等等。有关学者在研究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与艺术时，对上述一些问题亦进行了适当的探讨。有的论者认为，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最佳比例，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精神，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超常胆略，独具匠心的“慢”、“粗”、“宽”策略，是邓小平统战艺术的四大特征（12）。有的论者认为，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帜，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审时度势，果断实行国防建设战略性转变；谋势造势，创造国防建设的良好环境；着眼国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防；通观全局，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中的主要矛盾（13），是邓小平指导国防建设的五大特征。

3、关于邓小平的决策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达到成熟并多方面展开的邓小平决策思想，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其精髓，同时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但对其基本内容的论述又不尽相同，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其根本原则；敢闯敢试敢于创新是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民主集中制是邓小平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的基本决策制度；着眼全局，着眼未来，着眼世界，展现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开阔境界（14）。

一种观点认为，实事求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这五个方面构成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后来论者在其论著《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中又对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其精髓；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评判决策成败得失是其价值选择；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是其战略眼光；着眼全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是其辩证方法；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是其高超艺术；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是其科学的精神（15）。

也有论者认为，高瞻远瞩，大局在胸是邓小平酝酿、思考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宏观运筹，当机立断是其抉择、决断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突破重点，整体推进是其部署、安排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不尚空谈，务求实效是其实施、检验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16）。亦有论者认为，邓小平的决策思想特色表现为四大方面：决策框架和方法特色、民族和时代特色、思维与艺术特色、实践和科学特色（17）。

决策离不开价值判断，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决策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理性取向、经济取向、民主取向、开放取向（18）。

4、关于邓小平的管理思想

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与管理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实事求是，它含有丰富的内容，在战略目标的确定与实施问题上，在管理制度与方法问题上，在用人问题上，都有其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现实基础与宏伟目标相统一的决策思想，以实践为基础的战略实施思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调控方法，倾向科学的仲裁方法（19）。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性、科学性、系统性、创造性是邓小平管理思想的特征，其内容则为：经济管理、民主管理、行政管理、党务管理、文化管理以及教育、科技、人才、军队等管理思想（20）。有的论者从科学技术管理的视角认为，邓小平科学管理思想是，必须采用现代科学管理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质量第一，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引进与学习管理科学（21）。

此外，不少论者对邓小平的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军队、科技、人才等具体的管理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观点。

5、关于邓小平的领导方法

从方法论的视角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学者认为，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工作方法具有鲜明的现代化和战略性特点，并且渗透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的工作方法表现为一种实践着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有的论者认为，向前看，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22）；有的论者认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远见卓识，坚韧果断，典型示范（23）；有的论者认为，多样性、系统性、实践性（24）；有的论者认为，调查研究，群众路线，认真总结经验，抓重点，两手抓，领导工作制度化（25）；有的论者指出，大胆试验，不搞争论，提出“判断标准”，人民拥护、波浪递进，举重若轻（26）；有的论者认为，从经济角度去解决政治问题等等（27），都是邓小平的领导方法。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存在一些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决策艺术的辩证思维特征为：从整体与局部相互联系中把握决策对象的系统性、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机敏性、将非凡的胆略与科学的态度有机结合的创造性。

三几点思考

1、应全面理解和把握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内涵

领导艺术是领导者运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学识、胆略、经验在领导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出来的领导才能和领导方法，它具有多样性、多变性、灵活性、系统性、辩证性等诸多特点。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以其非凡的智慧和胆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丰富的领导经验，在长期的领导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领导艺术，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不同层次构成的完整体系，在研究中只有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住这个体系，才能全面、准确、深刻地揭示这个体系的特征及其历史与现实价值。

2、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在某些具体领域领导艺术的研究

就邓小平领导艺术所涵盖的领域而言，涉及到政党领导艺术、行政领导艺术、经济领导艺术、企业领导艺术、文化领导艺术、教育领导艺术、军事领导艺术、外交领导艺术等等。在这些领域中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既具有共性，也各有特点，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尤其是经济领导艺术，它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领导经济的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领导学说的重大贡献。如邓小平提出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等，充分体现了他领导经济高超的艺术魅力。尽管不少论者对邓小平在政党、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的领导艺术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从领导科学的视角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刻地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因此，加强对邓小平这些具体领域的带专题性的领导艺术研究，应是我们今后加深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3、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领导思想理论的研究

目前有关研究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成果，大多是从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中寻找论据，也就是说大多着眼于邓小平在重大决策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历史功效中寻找论据，这种论据固然有着强烈的说服力，但仅仅局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其实，邓小平的领导思想理论十分丰富。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领导理论命题，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有创造性的发展。如：他提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等等。邓小平这些丰富的领导理论，是我们研究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研究使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是广大理论工作者重要的使命。

4、进一步拓展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研究的广度

（１）加强邓小平与国外重要领导人领导艺术的比较研究。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的领导艺术不仅仅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显著的特色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一些世界著名领袖人物相比，亦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因此，将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世界著名政治家的领导艺术进行比较研究，能加深我们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理解，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其特征。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基本上是空白，因此加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２）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集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说，主要是对１９７８年以后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进行研究。而对此前，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的领导艺术研究甚少。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研究者认为只有高层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和领导才华才能看作是艺术，从而抑制了对１９７８年以前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这种仅仅把高层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和才华看作是领导艺术的观点，本身便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领导艺术具有多层次性。而且邓小平在建国初期便是我党领导集体的重要一员，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与刘伯承独当一面，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便已充分体现出来，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样发挥得淋漓、酣畅。因此，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思想，加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坚毅、果敢、无私、绝不苟且，坚持真理不畏强权，永不服输、乐观豁达等人格魅力，与他的领导风格与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有的已成为他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论述的研究成果亦为数不多。

5、进一步加强邓小平领导艺术现实价值的研究

目前有关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价值的成果，大多数是着眼于历史价值，即着眼于邓小平在重大决策中的历史性贡献，而把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风格艺术结合起来研究，把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研究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的成果极少。因此，加强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以它的精髓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不断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少犯或不犯错误，增强领导工作的科学性，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项重要课题。

6、加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我国领导科学向前发展

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是伴随着领导科学兴起而不断向前发展的。我国领导科学的兴起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得到迅速发展。领导艺术是在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技能，领导科学则是领导艺术中系统化、规范化的知识结晶，领导科学好比一个稳定的内核，而领导艺术好比是它的外围的软组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邓小平领导艺术富于系统性、灵活性、多样性、时代性的特色，是我国领导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从领导科学的视角加强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领导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周发源系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研究员；王国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注释：

（1）《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１９８０年９月３０日。

（2）夏禹龙、李君如：《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刘海藩、杨春贵主编：《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５－３７７页。

（3）丁士峰：《邓小平领导艺术探求》，《现代领导》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

（4）宋江澎：《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探求》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5）谭乃达：《努力学习和实践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思想与艺术》，《国防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6）汪太理：《卓越的治国艺术家邓小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０页。

（7）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转引自金羽主编：《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８页。

（8）原钧：《论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基本特征》，《领导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9）张瑞枝：《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思想初探》，《学术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10）邵景均：《略论邓小平的领导观》，《人民日报》１９９５年２月８日。

（11）孟继群、侯仰德、初正坤：《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12）文克成：《论邓小平的统战艺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13）王树春、郭同岭、郑文彬、李江洲：《试论邓小平指导国防建设的艺术》，《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14）杨义青：《论邓小平决策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０－３８２页。

（15）罗小凡、周发源、罗宏全：《论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基本特征》，《求是》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16）薛家玉：《邓小平制定和实施宏观战略决策的高超艺术》，《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五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５６页。

（17）刘文生、江波、曹博慧：《邓小平行政决策思想的特色》，《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18）斯夫：《论邓小平的决策思想》，《领导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１１期。

（19）夏禹龙、李君如：《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４页。

（20）万顺福：《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21）陈晓田：《略论邓小平科学管理思想》，《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１９９６年第８期。

（22）何景成：《邓小平决策方法浅析》，《领导工作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23）张成存、任德利：《试论邓小平领导方法的特色》，《领导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24）王学静：《邓小平的方法论特色》，《光明日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25）金羽主编：《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７－２５８页。

（26）江岩：《邓小平领导方法研究》，《空军政治学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27）宋惠昌：《论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思维艺术》，《北京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２日。

《邓小平研究述评》

第二篇：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述评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述评

在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中，有一个人我们会永远铭记着他，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带领着中国富起来，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读了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我感触颇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开始后，社会上极少数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毒害的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夸大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党内也有极少数人思想发生了动摇。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邓小平尖锐地批判了那些鼓吹所谓“社会改革”的人的实质就是指望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他指出，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和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要求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清醒的估计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在经济比例失调的前提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稳定，走出一条中国特设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还辩证地看待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虽然在晚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此外，邓小平提出了对当时理论工作的要求，指导理论工作。他要求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即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

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第一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是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国家性质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指导思想，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确保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可动摇。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损害和背离社会主义；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不是动摇这个政权。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目前，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虽然我们的综合国力取得了一定的辉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也不容小窥，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还很大。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和发扬“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更应该顺应潮流，积极进取，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早日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

第三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体现在他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长期进行的各种领导活动中。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正是那精湛的领导艺术的展现；卓越的领导艺术，自然是创造举世瞩目伟大业绩的重要因素。当人们看到这些惊人的成就时，首先会想到的，便是邓小平创造这些成就的领导才华和领导艺术。

邓小平精湛的领导艺术，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时间标准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以这讲话精神为指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毛泽东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固的树立起来，实事求是的作用日益深入人心。我们讲的“重新确立”是因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法宝，但是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偏离了这条思想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面对着结束“文革”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着拨乱反正，中国该怎样去发展的关键时刻，必须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在确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纳入思想路线中，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容。解放思想本是实事求是中应有主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来强调，这是邓小平的创举，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新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二、善于把握历史发展去向和主流和大胆开拓和勇于创新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最早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阐明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改革的问题。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像春房一样吹遍了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在中国大地涌动。而面对这种开天辟地新的变化，不少人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首先从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时间相结合，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逐次推进地解决人们在思想上的混乱。面对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的疑惑时，邓小平提出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思想，并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做了精辟的理论概括——“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面对人们担心弄寻改革会不会瓦解集体经济的疑惑时，邓小平指出只要经济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也自然会更加的巩固起来；面对人们对创办经济特区会不会引进资本主义的疑惑时，邓小平有对经济特区的功能、作用和地位问题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他认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面对人们对先富带后富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疑惑时，邓小平回答说社会主义将共同富裕，但在一定的时期内也允许有差别，在当前形势下，平均发展不可能，应该效率优先化，兼顾公平；面对人们对发展市场经济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疑惑时，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基本的矛盾。

这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提出，无不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作为改革开放这项宏伟工程的设计者，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勇敢探索，这种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伟大突破。

第三、善理大局，善断大事。

邓小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才智是人所共知的。他既敢冒天下之大险，又敢干天下之大事；即善领兵打仗，又善谋划国计民生。

他是一个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成就万件大事的人。大风、大险、大成就使他炼就了独特的高超的领导艺术。更使他具有目光远大、思维开阔、统率全局的本领。由他领导的刘邓大军进中原，是过人胆量和超人才干的生动实例。当时敌人调动两支大军向我华东和西北解放区重点进攻，这等于敌人向我解放区伸出了两个胳膊，而他的心脏地区就空虚了。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采用了围魏救赵的办法，调动刘邓大军进攻中原大别山地区，这等于将一把大刀插入敌人的心脏，迫使敌人调动对我重点进攻的部队抽回守中原，达到即能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能将作战区引向敌战区的目的。但这种进攻战是在中外战史空前未有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对此也很担心，分析了有三种可能性：一站住脚；二打散了；三退回来。刘邓大军即敢冒天下之大险，发起了向这一区域战略进攻战，又采用了灵活的战术即用：两翼歼制，三军配合的方法，胜利地占领了大别山中原地区，这一进攻大战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到来。

第四、绵里藏针的领导艺术。

从外表上看，邓小平待人和气，为人谦和，但实际上极有主见，很有个性。邓小平的领导我党工作中，很注意原则的坚定性的策略的灵活性，这在处理国际外交方面表现更突出。例在对待中国主权问题上，因为中华民族独立来之不易，国家主权至高无上，所以邓小平在解决香港问题时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可见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如铁似钢，寸步不让，显示政治家坚定的原则性，而在讨论具体解决办法上，又表现了灵活性和宽容精神。他根据三方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三方面都能接受的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邓小平这种谨慎沉着，灵活多变，善于创造性地解决疑难问题的思想智慧是他又一大领导艺术表现。

他有着领导干部必需的策略上的灵活性，但更有着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宁可被打倒也不愿肯定“文化大革命”；搞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同开发资源，但决不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一国两制”地解决港澳问题等等，这些事实，着实让世人目睹了“绵里藏针”的高超领导艺术，领略了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完美统一的魅力。

第五、举重若轻，作风果断领导艺术。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有一次与薄一波谈到了他对刘伯承和邓小平工作方法的感受。他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都是不同的领导方法。战争年代，刘邓是一对出色的搭档。刘伯承才大心细，运筹周密；邓小平器局宏伟，调度有方。邓小平一般不轻易表态，但一旦形势需要做出明确的抉择时，他却能果断决策，决不手软。正如毛泽东对他所作的评语，具有“柔中有刚，棉里藏针”的性格特征。

战争期间，邓小平面临任务是沉重而繁杂。他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诸多头绪中，迅速而准确地把握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果断地加以解决。如刘邓指挥大军期间，每当战役开始，他常常是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作战方案，对具体指挥作战则敢于放手给下级指挥员，让他们自主行事，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正是这种“放手”带出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也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以便集中精力思考大事。陈野苹回忆说：“我感到他的领导艺术之一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他文风朴实，没有空话，用语精炼，要言不繁，在简明的论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一位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把邓小平行云流水般处理棘手问题和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比喻为“庖丁解牛”。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有一个肯定的评价：“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作领导就是作风果断，雷厉风行，这是邓小平领导方法的另一个特色。

第六、知人用人、用人以“德才兼备”原则

邓小平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思想，但根据时代特点赋予了“德”和“才”以新的内涵，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用人方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一般将人的德行和才能看作是贤的内容，把“德才兼备”作为识别人才、选拔人才、考察人才、培育人才的标准。《尚书》记载了商汤时代名相伊尹的一段话：“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伊尹认为，君主选人任官，只能是有贤德，有人才两个方面兼备。孔子指出：“如有周公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主张德才兼备是用人的基本标准。墨子在《尚贤》中提出

了“察能予官，以德就列”的原则。可见墨子同样强调用人必须讲求德才兼备。唐太宗李世民在用人上强调“惟有才行是任”、“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指出“唯才德兼者贤士也。”王安石主张人才使用要“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

人才选拔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识，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德和才具有不同的内涵。封建时代所崇尚的德为“忠、孝、仁、义”和“温、良、恭、俭、让。”而才指维护封建统治的才智和能力。邓小平的用人标准理论继承了传统思想中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思想，但赋予了传统德、才观念以崭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时期选拔干部如何把握德才兼备标准作了具体解释：“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所谓才，邓小平认为，“才”就是具有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懂经营、会管理。1980年1月，邓小平曾说，“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损害了人们的利益，就谈不上是红，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德与才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认为，德与才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了德的要求，那就会失去政治保证；没有人才，要实现党的宏伟目标也不可能。有才无德会败坏党的事业，有德无才同样会贻误党的事业。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正是在这些论述中，邓小平创造性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德才观，为我们制定了新时期人才评价的总体标准。

邓小平领导艺术产生的原因

领导艺术是领导者驾驭领导工作的卓越才能，是人的风格、毅力、兴趣、气宇、风度的体现，归结为人的素质和才能的体现。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深厚的理论功底。邓小平曾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留学，长期从事党和军队宣传政治工作，“文革”流放江西，更静心研究马列主义，打下了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

其次，传奇的斗争经历。邓小平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到过巴黎公社的故乡留学；从事过地下工作；干过经济、政治、军事方面领导工作；有过“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特别是这种“落”是由于遭受错误处理而“落”，而当真理被认识后又“起”这种大落大起的经历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和意志，使他具有审时度势、处事果断的才能。

再者，非凡的个性品质。邓小平的个性品质主要有：一是有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他善于同别人共事。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二是沉着冷静，稳定自若。邓小平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临危不惧，遇事不怒，含怒不激，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克制力。三是意志顽强，坚韧不拔。邓小平的一生极为坎坷和曲折，无论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还是战斗在上海的虎穴刀丛；无论是在百色起义时的危急时刻，还是在中央苏区蒙难含冤的日子里；无论是太行山上的煎熬搏斗，还是“文革”中的两落两起，他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坚持自己的信念，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正是这种坚如磐石的信念和意志，成为邓小平战胜挫折的一种人格力量，也才在干大事中具有这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四是敢闯、敢冒、敢于试验的创新精神。，集中表现在四个超越：其一，超越了传统的东方思维模式，奠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认识前提；其二，超越了战争时代的旧我，从而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世纪伟人；其三，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其四，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转变

邓小平品格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智慧特征—处变不惊，多谋善断；二是意志特征—坚忍不拔，刚毅顽强；三是胆略特征—临畏不惧，敢做敢为；四是人格特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

总之，邓小平的成功在于他高超的领导艺术，这种领导艺术和人格品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后人树立起一座伟大的人格丰碑。

第四篇：幼小衔接研究述评

合肥师范学院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幼小衔接研究学院：2010 教育系姓名：孙培霞

幼小衔接研究

摘要：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工作是基础教育系统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点，本文从幼小衔接的内涵，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幼小衔接的相关重点进行系统的回顾、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幼小衔接的展望，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构建相互靠拢的平台。

关键词：幼儿园小学幼小衔接儿童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迈进了信息化的时代，社会经济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与此相适应的教育发展呈现出普及教育、终身教育、个性教育的时代特征，科学的早期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期待。但是时至今日，幼小衔接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孩子不能很好适应小学生活学习的现象有增无减。到了小学后，出现经常生病、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握笔姿势错误率高、生活不能自理、学习成绩跟不上等现象，造成一些孩子的心理压力过大，甚至厌学的现象。幼小衔接问题处理得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进入小学后的学习，更加影响孩子的一生，可见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一．幼小衔接的内涵 1.蔡春美教授眼中的幼小衔接

蔡春美教授认为，幼小衔接是依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协助儿童顺利地从幼儿园阶段过渡到小学阶段。幼小衔接希望形成一种衔接的状态，这种衔接的状态主要包括外在学习环境的衔接和儿童内部学习精神的衔接。幼儿园和小学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教学风格，然而这些不同就好比通过关节的连接而组织起来的骨骼肌肉一样，各部分的功能虽然不同，但却相互协调配合。从儿童的内在学习而言，通过幼小衔接教育活动的设计，使得儿童的学习仍然能够保持一种持续的状态，即使经历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儿童依然受到一致的教育目标和期望的影响。⑴

2《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下的幼小衔接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幼儿园教育不仅是小学等学校教育的奠基阶段，也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幼小衔接的过渡应该是自然的，这要建立在整个幼儿阶段的正确发展基础上。孩子能够较好地适应小学生活，不是仅靠幼儿园大班的培养，而是建立在整个幼儿阶段的良好教育基础之上，以及小学阶段对学生的适应性培养。幼小衔接不应是简单地在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增加一个过度环节；幼小衔接不是谁靠谁，而是幼儿园和小学都要靠儿童的发展规律。幼小衔接的关键是要遵循教育的规律；核心是要找到“奠基阶段”的内容。如果幼小衔接工作的结果是使幼儿园越来越小学化或者是使小学教育幼儿园化，这都是不学的，是不利于儿童的终身发展的。⑵

3、“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下的幼小衔接

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0~1994年合作研究了“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指出幼小衔接的过渡期在儿童入学前半年和入学后最初半年。在这期间，幼小衔接工作应以“在过渡中促发展，在发展中求适应”为指导思想，围绕“学习适应能力（语言、数学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规则意识和执行规则的能力，任务意识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学习、生活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一核心，为儿童做一般的和特殊的两个方面连续的准备，以帮助儿童实现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顺利过渡。这里指出的衔接是全面的，不仅有知识、技能，还有情感、态度、能力方面；不仅有语言、数学能力，还有规则意识、任务意识、社会交往等社会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并确定了幼小衔接的双向任务：学前教育做好入学准备教育，重点是学习适应和社会性适应准备；小学教育做好入学后的适应教育，把入学后教育的起点降到符合幼儿与小学交叉阶段特点的水平，使儿童顺利地适应小学学习生活。⑶

总结：蔡春美教授是通过从外在的学习环境和内在的儿童精神这两方面来考虑幼小衔接问题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是通过“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着重从衔接的持续性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幼小衔接的关键是要遵循教育的规律，幼儿教育要按幼儿年龄特点进行，小学教育要按小学生年龄特点进行；幼小衔接的核心是要找到“奠基阶段”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地在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增加一个环节。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0~1994年合作研究了“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是通过发展，培养和提升幼儿全面的能力，即着重从衔接的全面性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从表面上看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园与小学两个阶段教育的平稳连接与过渡。但我们知道个体的心理发展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阶段性。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既没有绝对起点，又不是间断跳跃的不断建构的发展全过程。⑷因此要全面地看待幼小衔接工作，既要考虑到外在的衔接，也要考虑到内在的幼小衔接；既要考虑到衔接的连续性，又要考虑到衔接的全面性。在过渡时期，幼儿园和小学两阶段的特点同时并存，且相互交叉。为了让衔接顺利，因此在过渡时期要使幼儿阶段的特点逐渐减弱，小学阶段的特点逐渐增强。为适应儿童在此时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促进其健康成长，幼儿园和小学都要指定适应儿童此时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促进其健康成长的教育。

二．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

1.德国的哈克教授的“六个方面的断层问题”

德国的哈克教授根据观察和研究指出,处于幼儿园和小学衔接阶段的儿童,通常存在着下列六个方面的断层问题: ①关系人的断层。孩子入学后,必须离开“第二个母亲”角色的关系——幼儿园教师,而去接受严格要求、学习期望高的小学教师,这使孩子感到压力和负担。②学习方式的断层。小学中正规的科目学习方式与幼儿园的自由游戏、探索学习和发现学习方式有较大区别,孩子必须有适当的时间加以适应。③行为规范的断层。通常在幼儿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个人要求,在小学不再被重视,孩子入小学后,必须学会正确地认识自己,融入集体,他们以往的感性将渐渐被理性和规则所控制。④社会结构的断层。孩子入小学后与幼儿园的友伴分离,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结交新朋友,寻找自己在团体中的位置并为班级所认同。⑤期望水平的断层。家长和教师都会对上了学的孩子给予新的期望和压力,为了学业而减少了孩子游戏活动的时间等。⑥学习环境的断层。哈克教授的研究对我们做好幼小衔接的工作具有借鉴和重要的意义。因此,解决好这六个断层的连接问题,是做好幼小衔接的关键⑸

2．“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北京市“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课题组眼中的问题根源

北京市“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课题组认为造成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是有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的：①注意水平的不同。幼儿阶段的注意主要是无意注意!这种注意主要靠环境中新奇有趣的事物引起，而小学生在上课时需要的是有意注意!即他们学习时需要依靠自己意志的努力!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把注意指向教师。②组织形式和学习方式、内容的不同。幼儿园强调幼儿在玩中学，教师通过多种渠道设计有趣的游戏活动，将五大领域各门学科有机整合，融会贯通，幼儿在玩中不知不觉地学习。而小学是进行正规的科目学习，有明确的学习任务，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要学完规定的学科知识。而且小学的学习方式以集中教学为主，分散活动相对减少。③思维能力的不同幼儿主要通过感知记忆进行学习，而到了小学，儿童的学习活动中不仅要有感知记忆参与，而且还要有归纳,概括,推理活动的参与到学习过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的不同以外!还有许多，如习惯、能力、意识、态度等方面的不同。⑹ 总结：从上可以看出德国的哈克教授是根据幼儿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即小学和幼儿园的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如老师、学习方式、接触的伙伴、行为要求、父母老师的期望水平、学习环境等来说明造成幼小衔接教育问题的主要根源。而北京市“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课题组则是从幼儿自身，如幼儿自身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和幼儿所处环境的不同这几方面来阐述主要根源问题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有相同的地方。三.幼小衔接的相关策略１学制的改革

可通过重新划分学制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20世纪90年代，法国颁布了《教育法案实施条例》。新的改革尝试是打破传统的年级概念，在包括母育学校（法国的幼儿教育机构）和小学的整个初等教育中建立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阶段”即将2-11岁儿童的教育分为三个连续的教学阶段，每个阶段一般由三个学年组成：一是启蒙学习阶段（2-5岁），包括母育学校的小班和中班；二是基础学习阶段（5-8岁），包括母育学校的大班和小学的前两年；三是深入学习阶段（8-11岁），包括小学的后三年。每个阶段根据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组织教学，且每个阶段都有自己明确的学习目标。如第二阶段（基础学习阶段）里，学生主要学习法语和数学，并初步养成自觉和独立学习的习惯。在这一阶段中，首先强调的是法语的掌握和数学的练习，但同时也注意现代语言、形体艺术语言的学习以及公民意识和良好习惯的培养。当任何一阶段的要求都已达到时，学生便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教学阶段的实验和改革的意义在于，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幼小衔接，并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⑺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教学阶段”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儿童个性的发展，如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学习比较吃力的学生可以得到教师的特别关注从而逐渐取得进步，而对于那些智力“超前”的学生，可以让他们提早接触、学习高一阶段的新知识；有利于提高儿童社会交往的能力，如通过母育学校的五大课程，让儿童在一种比家庭更为复杂的场地——学校，获得最初的社会经验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学会独立、合作；有利于发挥和挖掘每一阶段的教学小组中所有教师的能力和潜力，可以集中他们的集体智慧以共同搞好教学工作。总之，法国的这种学制的改革—— “教学阶段”加强了母育学校和小学的一体化，促进了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在实现教育的民主化、保证学习机会均等的同时，体现了教育的个性化。

除法国采用学制的改革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还有英国，瑞士等。英国初等教育分为2-5岁儿童的保育学校，5-7岁儿童的幼儿学校和7-11岁儿童的初级学校，儿童从5岁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全部入幼儿学校，经过两年预备教育后再入初级学校。瑞士的日内瓦实施的是将学前两个年级与小学一二年级设在一个机构中，如“Maison Des Petits”学前教育中心。还有日内瓦的“Ecole ＤｕＬｉｖｒｏｎ”学校分为二部分：一部分由学前两个年级与小学一二年级组成，另一部分是三年级至六年级，虽然都属于学校统一行政管理，但却是以小学二年级为界划分两部分管理。２课程的设置

幼儿园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课程设置的差异性导致儿童学习适应的困难，可通过调整课程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2，1通过调整课程内容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

日本新《幼儿园指导要领》将幼儿园原来课程中的六领域（体育、语言、自然、社会、美工、音乐）改为五领域（体育、语言、人际关系、环境、表现）。同时。文部省在小学一至二年级的课程中增设一门新课——生活课。该课程最大的特点是综合探究性, 让孩子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多种多样的探究。“生活课”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以前“科学课和社会课”的合并, 但事实上“生活课”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新课程——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上都类似于日本幼儿园教育中的“环境”领域(与我国幼儿园科学教育领域类似), 是一种以儿童的探究为核心的儿童主动学习和发展的课程。它注重让儿童学习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初步的科学知识, 让儿童形成初步的科学能力和科学态度, 注重在探究活动中培养儿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 由于综合探究的学习观的影响和综合探究课程的出现, 日本的小学教育正在向幼儿园教育靠拢, 既学习幼儿园教育综合探究课程的教学方式, 又学习幼儿园教育中儿童综合探究学习的方式。⑻幼小课程目标、内容、教育方法等的改革为幼小衔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幼小改革后目标的一致性，使幼儿园教育能成为儿童在小学继续学习和发展的基础。

我们可以从上可以看出日本的课程设计思路出现了明显的向幼儿园教育靠拢的状况,这种状况在小学低年级尤为明显。或者说, 日本幼儿园的课程设计思路成了中小学低年级课程的基本设计思路——不是分科教学, 而是“领域活动”;不是系统的知识传授, 而是综合的主题活动;不是教师直接教学, 而是儿童在教师提供的环境中主动探索。通过综合探究的学习观来体现学习的综合性和动态性,在综合探究活动中让儿童更有效的学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小学课程思路向幼儿园教育靠拢，来减少小学和幼儿园之间的梯度，从而使幼小衔接能够顺利进行。

2．2通过调整教学形式来解决幼小衔接问题俄罗斯是通过调整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学组织形式，逐步让两者之间过渡衔接。小学教学组织形式的调整： 1）丰富小学的教养内容,它包括:引入各种有创造性质的儿童活动类型；在教养内容中充实各方面的知识,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认识兴趣,满足他们对实际活动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培养儿童对周围环境的关心和责任;通过参观和观摩博物馆、展览会等手段吸引儿童了解民族艺术文化。2)广泛运用激活儿童思维、想象和探究活动的教学方法,把开放型的任务和封闭型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提高儿童认识积极性,激发思维灵活性的重要条件。3)在小学第一年的时候广泛运用游戏方式,为儿童顺利进入学习过程造就良好的情绪氛围,当儿童能够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表现创造性、想象力和责任心的时候,要为他们开展独立的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幼儿园教学组织形式的调整；1)取消幼儿园中严格规定的教学。2)最大限度地保证儿童在学校中体育课、课间大休息和课外活动过程中的运动积极性。3）运用多样化的“非课堂型”教学形式。4)在幼儿园中运用循环法来设计和组织教学内容,保证“温故知新”,为儿童自己运用他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条件。5)保证作业(全班的、分班的)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独立活动(游戏,艺术,建构活动等)之间的相互联系。6）改变幼儿园作业课和学校课堂教学中儿童的交往形式;保证他们有机会与同伴面对面的交流,与他相互作用,并向他学习(不仅是向成人学习);保持儿童之间的对话交流;允许儿童有发表自己见解,坚持自己的提议和保留错误的权利。⑼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是通过调整两个教育机构的教学组织形式共同来解决问题。在小学方面，如丰富小学的教养内容这一方法。它就是在重视学前教育的价值基础上，继承和发扬、提高幼儿园的教学形式。采取这些措施的丰富了儿童的一般文化修养(扩大儿童的信息量,培养他们的感知力和感受力,形成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幼儿园方面，如运用循环法来设计和组织教学内容,保证“温故知新”,为儿童自己运用他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条件这一方法。它就借鉴了小学的教学形式。在如改变幼儿园作业课和学校课堂教学中儿童的交往形式。通过这一改变，使得儿童才有可能一起讨论任务,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分配活动中的角色和变换角色等，最后来适应新的交往合作关系。总之，是通过调整各个教学形式，来促进幼小两个阶段教育的整体化和连贯化。３师资的培养

教师的教学观念和行为变化直接影响幼小衔接工作的最后结果，关系儿童发展水平的提高。英国的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在职前所受的师范教育是一样的，包括幼儿阶段和小学阶段，这种教育使得他们对各年龄儿童的特点都有一定的了解。英国早期教育机构的教师来自大学，保育员来自推广教育学院。教师必须通过四年学习并取得教育学士学位，她们的工作对象是3-9岁的儿童。保育员是准备0-8岁的儿童工作的，在校所学课程也是相应的。教师在学习期间已经对学前和小学的儿童状况有所了解，这对于他们从事衔接工作大有帮助。特别是在师资培训中注意掌握儿童发展的规律和不同发展水平的特点，因此，教师能在一个班上针对不同儿童的不同发展水平加以引导，有的放矢地进行个别教育。此外英国还在师资培训方面非常强调实际锻炼，如他们至少要用100天到学校去实习，至少分别做100小时的数学、科学和英语教学实习。⑽

从上可以看出通过让幼儿，小学教师接受从幼儿到小学两个阶段的教育的学习，使得他们先在理论上对各年龄儿童的特点都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在通过实践进行操练。教师在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也就促进了幼小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又如美国的大部分州根据儿童的年龄层进行师资认证，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纪为一个认证阶段，这样可以使得教师懂得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差异，有利于儿童环境适应能力的提高。我国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建议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工作者担任小学一年级的教师，协助儿童顺利适应小学的学习环境。

四．幼小衔接的展望

1．对防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初步思考

当前，幼儿教育发展迅速，小学学前班、民办幼儿园等多种办园方式百花争艳。为了展示自己的教学质量，争取家长的青睐，片面迎合部分小学对新生入学的智力测试要求，片面地理解早期教育理念，幼儿园教育出现了小学化的倾向，这是小幼衔接中应该防止的倾向。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要像儿童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的早熟，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会使活泼的幼儿变得老态龙钟。”让幼儿做好入学前的准备，主要是提高幼儿的入学适应性，而不是提前教给幼儿小学知识、提早要求幼儿掌握小学生必需掌握的语言、运算知识和技能。他们意欲培养智力超群的孩子，以为这样做幼儿上小学后就不会有什么困难，殊不知，这样做违背了幼儿发展规律，抹煞了幼儿个性，埋下了拔苗助长的祸根。另一方面，由于教学内容超前传授，入小学后，老师讲的内容在幼儿园全学过，这些知识对他们没有了新鲜感，在上课时做小动作，随便说话，形成了不良学习习惯，因此，教育者对幼小衔接工作的内容要有清醒的认识，应把幼小衔接工作重点放在培养幼儿的入学适应性上，要针对幼儿特点和实际需要，重在培养幼儿适应新环境的各种素质，帮助幼儿顺利完成幼小过渡。⑾ 2．关注衔接关键，构件“互相靠拢”的平台（即重视配合和合作）综观幼小衔接的现状，还普遍存在着双向联系较少或不够深入，幼儿园向小学靠拢得多、小学向幼儿园靠拢得较少等问题。而衔接工作是两方面的事，只有一方向另一方靠拢，是搞不好的。幼儿园与小学双方人员应针对作息时间、学习方式、习惯培养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观念的转变是幼小衔接的关键，而根据两个阶段的差异性互相靠拢，将共性之处如“兴趣点、习惯培养”等加以发扬光大，这是做好衔接工作的核心环节。这些转变为互动式的衔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能以地区划分，将小学与幼儿园进行挂钩，作为长期的衔接伙伴，彼此双方互相往来，互相了解，小学老师可到挂钩幼儿园去了解幼儿园的教学形式与方法以及具体教学内容和常规要求，幼儿园老师可到对口小学去了解小学低年级的教学形式，这样就能为较好地搞好衔接工作创造出有利的条件。⑿

引文：⑴国内外幼小衔接问题述评——赵建明

⑵应该系统性地认识幼小衔接——仲展

⑶《“幼儿园与小学衔接的研究”研究报告》——朱慕菊主编 ⑷《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王振宇

⑸解决好六个断层的连接问题——潘洁幼儿教育,2002 ,7 ⑹如何做好幼小衔接——徐明《幼儿教育》2004．6 ⑺法国：借“教学阶段”解决幼小衔接——杨敏 ⑻日本拟推行“幼小一贯教育学校”计划——霍力岩

⑼俄罗斯幼儿园与小学衔接问题新探——邓鲁萍 ⑽在日内瓦和伦敦看幼小衔接——朱慕菊

⑾浅议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的衔接——艾丽梅

⑿如何有效提高入学前儿童的心理适应能力——郑玉华

第五篇：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述评

侯贤磊

摘要：从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方面，对近年来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关键词：经济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经济危机的讨论有增无减，这大概与两个因素有较为密切的关系：1．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入，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遇到了经济危机的困扰。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提出了许多深刻而有启发性的观点。鉴于此，对近年来经济危机研究进行综述，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凸显当前理论研究热点

发端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短暂时间的发酵，在2008年底迅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时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成了理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在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

关于次贷危机，有学者通过大量创新房贷的推出这一现象分析信用链条的扩

［1］张，从而提出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危机和信用衍生品危机。也有的认为

［2］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经济过度虚拟化。有学者从利益主体的需求具有贪婪性出

发，认为垄断金融资本的贪婪性通过一个个“金融创新”来实现，金融创新又突

［3］破实体经济服务的限制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学者认为，金融企业不

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了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

［4］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有的学者则坚持次贷危机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生

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理论对次贷危机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美国次贷危机本质上是房地产市场的生产相对过剩，次级贷款的相关

［5］产品发展导致的信用过度扩张及借贷资本过剩又是其直接原因。次贷危机的根

［6］源仍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有学者则直接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资本

［7］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

关于金融危机，有学者提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

［8］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后出现的资产泡沫破灭。也有学者认为其根源是过去

二十多年里美国过分地追求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它再次暴露了自由竞争市

［9］场的缺陷。在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中，以扩大信贷消费去缓解生产扩大与

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加速了金融泡沫的发展，这个矛盾经过长期的积累、发

［10］酵终于爆发危机。还有学者提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

［11］具体形式之一——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次金融危机就

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它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起的，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金融危

［12］机发生的根源还是在实体经济。还有学者通过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入手，提

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13］制度性危机。它的根源不在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

［14］身深层次的矛盾积累。

二、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研究构成当前经济危机研究亮点

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球化，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研究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的对象。

有学者从最抽象最一般的视角出发，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条件下

［15］的基本现象。也有学者提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及

其表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生理现

［16］象”，与社会制度无关。有学者对经济危机爆发原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运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有必要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危机的［17］关系，进而提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也有学者将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根源阐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比例化）与生产资料经营权分散化（与市场化）的矛盾，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这样的矛盾，由此就

［18］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成为可能。

有学者通过对经济危机理论的回顾以及对二战以后经济危机的新特点的分

［19］析指出，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商品就有

［20］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商品本身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有学者则通过对马

克思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及其方法的研究，提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经济危机仅仅是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变成现实的论述，其精神

［21］实质还是说经济危机根源于商品经济关系。还有学者则提出了“世界市场经济

危机”的概念，并认为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社会只要是发展商品经济，或是进

［22］入世界市场体系，就客观存在一般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以上观点看似较为

合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反驳观点，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问题，主要是受国外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危机冲击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制约而产生的，危

［23］机并不来自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经济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基因病。

由此形成了两种鲜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具体应该叫做市场经济危机；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即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待商榷。

按照“危机一般→危机特殊→危机个别”的研究思路，“危机一般”确实来自于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

［24］在。”后来，马克思是在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提出现实危机的发生。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我们会发现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逻辑和结论。而有的学者将这三个主要事实看作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和结论的观点，这主要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商品经济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它是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必须要与一定的内容相结合，才能在现实中存在，否则永远只是理论上的抽象。与商品经济这种经济运行形式相结合的内容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而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就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后才会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

［25］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封建社会中后期部，而直到1825年，英国才爆发

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说明了仅仅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内容要素还不足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还需要一定的形式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初之所以没有危机是因为社会经济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是整个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生产是面向个人而非市场并且市场也是被分割开的。而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生产是完全面向市场并且市场实现了统一。由此发生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那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是否也会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呢？

三、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的研究将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新生长点

2007年，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发生了经济危机，2008年底，社会主义中国也陷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学者对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

很早就有学者提出，经济危机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只要存在商

［26］品生产的交换，就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产生经济

［27］危机的潜在条件和可能性。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宏观经济指

［28］标进行分析，证明了经济危机的一些现象在我国的客观存在。还有学者提出，列宁和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能存在经济危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

［29］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由此学界关于社会主义与经济危机就形成了三种主要观

点：1．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2．经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3．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两种经济体制中，均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对于上面提到的三种观点，前两种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已有论述，在这里不再重复。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将列宁、斯大林论述经济问题时所提到的因一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发生在这个国家内部的、主要

表现在经济上的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混为一谈。由于政府一些决策的失误而导致经济上出现一些危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会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经济危机与马克思所论述的经济危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根据经典作家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否定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中，自然不会发生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还远远不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急需的不是消灭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构成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

［30］业化。因此，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存在，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容要件，市场经济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要件，两者的结合，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这样，本来与社会主义无关的经济危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具备了发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虽然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属于同一根源，但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使它们之间又存在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将不断减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不断增多。两者此消彼长的最终结果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又有哪些特点？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区别以及它本身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新问题都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国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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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贤磊，男，1983—，河南虞城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08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188号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邮政编码：5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