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礼[推荐]

第一篇：孔子与礼[推荐]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试谈孔子与礼

原生型态的礼源于人类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礼仪（形式）与礼义（内涵）的合一，也和整个社会生活结成为一体。人们的日常生活浸润于古礼之中，对其所表意义是深刻领悟而娴于运用的。因此，行其礼而其义不待说而明，“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集解》）周公制礼作乐虽有其原创性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依据于民间采风，是对当时“下民”日常生活之样态（古礼）的体现和反映，也是对古礼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到孔子的时代，古礼发生了礼仪与礼义的分离，面临着被淡忘、扭曲、修改和僭越的命运，到了濒于灭绝的境地。与当时的其他学者和执政者反礼、批礼、毁礼的态度不同，孔子对古礼赞扬备至而进行抢救、继承。他担当起了拯救古礼的历史重任，尽自己一生，抢救散失濒绝的古礼，尽量完备地搜集资料，使濒临崩坏的礼文化得以传衍久远，承续有端。同时，与当时老百姓对古礼日用而不知的态度不同，孔子是保持着清醒的自觉的，这就使他不仅保存了古礼，而且将所学的古礼融入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人格彰显了古礼的本质精神，赋予古礼以生命内涵。建立在原生型态的礼和周礼基础之上、经孔子聚合而重铸的古礼已不是原初意义的古礼，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子礼学”。本文从文化的制度层面入手，把“礼”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对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 及其文化意义作一系统分析，从而看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一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记•孔子世家》）又孟厘子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史记•孔子世家》）从史料记载可见孔子的家世是相当显赫的，但其祖先逃亡到鲁国之后就衰落下来，到他的父亲叔梁纥因为武功才做到陬邑宰的小官并在孔子幼年去世，因此孔子童年、少年时期是在贫苦艰难中渡过的。但是，显赫的家世显然曾激励过孔子：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记•孔子世家》）这件事发生在孔子少年时期，他梦想借此机会恢复贵族身份、挤身士列却没有成功，这次挫折对一个少年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孔子由此更加发奋努力。也许显赫的家世深刻影响到孔子的思想倾向，对家世的留恋使他对其他已往的事物也充满感情。《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做这些游戏虽并不表示孔子很小的时候就对礼有特别的理解、爱好和什么不可思议的倾向，但对成人行为日浸月润的模仿、练习会对幼年的孔子产生影响则是显见的。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曾自言“十有五而志于学”（《四书章句集注》）(后引此书，仅注篇名)，这说明他很早就有了明确的志向。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当时还没有职业的教师，所以他所志的学只能是自学，而他所学习的内容应该就是古礼。《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又《左传》定公四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史记•鲁周公世家》：“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平王东迁以后，周礼及礼器丧失了许多，周王室礼、器之详备反不如鲁国。从历史文献记载看来，鲁国对周礼的保存是比较完整的，而孔子生在鲁国，因此学习周礼有着十分便利的条件。

周礼虽然散失而濒绝，人们乱用误用，但对礼的尊敬态度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礼是道德评价的标准，有没有“德”一定程度上也与是否知礼、守礼联系起来。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礼仪的人极其憎恶。《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季武子因喜爱次子悼子而想立其为“适子”，但是按照礼制规定季武子应立长子公弥而非次子悼子。臧纥以“大夫之礼”待悼子从而助季武子达到了“废长立幼”的非礼目的，但这一“不相善”的行为本身也使时人“恶臧纥”、轻季武子。因此，孔子专门从事于周礼的学习，很早就为他博得了声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大夫孟厘子将死时告诫其子懿子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既没，若必师之。”

对古礼的保存和解释我们不妨将其比作人类学家的工作，孔子这两方面的工作是非常系统的，他尽其所能，抓住一切机会力求对古礼进行完整的保存。《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孔子还曾专门适周学礼，《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并详细搜集了当时乐官流失的情况：“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拨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微子》）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他逐一找到这些人向其学习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也说明孔子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所要做的工作是何等浩繁，但他还是尽一切可能地学习。除了向此类礼学专家学习以外，孔子还很注意搜集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保存的古礼：“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这种学习贯穿他的一生，他力求尽善尽美。

孔子学礼的事迹以乐礼方面为最丰富，不妨以此为例。

“大师挚适齐”，孔子曾专门到齐国向他学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处处留心，搜集古礼资料。《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匡亚明《孔子年谱》所说，孔子此时六十九岁（《孔子评传》）。可以想 见，此时之“乐正”，无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游途中的民间采风。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这些人，孔子之所以想与他们谈话，并不是想要向他们宣扬他的理论、说服他们，而是将有所闻也。在孔子看来，“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孔子真正是做到了随时、随地、随人而学习，也正因此，孔子才能对周礼中的乐礼不仅搜集广备，而且深通其艺，学的也非常精深。《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而对曰：„师盖云《文王操》也。‟”所可惜的是孔子所作《乐经》没有流传下来。《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为诗三百篇所谱的曲虽然不是原曲，但各个方面一定是与古乐非常符合的。孔子所说的 “《雅》、《颂》各得其所”就是《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的情况之一。可见，为《诗》谱曲是孔子晚年的重要工作之一，而他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也不是空话，当代的人类学家应该比较熟悉这种情况，费尔德的工作可说是其典范之一：“通过一种独特的美学探究，费尔德的民族志提供了有关卡卢利人情感生活的精致表述。费尔德不仅阐明卡卢利人对他们自己音乐的评论，而且还试图以卡卢利人的惯用法来创作歌曲。他把自己的作品演奏给卡卢利人听，使他们声泪俱下，他自己也因此体验到本土人情感的威力。”（《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乐经》没有流传下来，大概是当时没有记录乐谱的方法，乐曲只能靠人人相传，这样很容易变形和流失。孔子为《诗经》所谱的曲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诗经》却流传了下来，这是由于《诗经》是固定的文字。

这是孔子在乐礼方面的情况，其他方面亦是如此。孔子就好像一个超级人类学家，他尽自己一生，主要以周礼为对象，进行材料搜集，并努力给予正确的理解和阐释。孔子所作的工作成果主要以两种方式保存了下来，一就是他晚年编辑的六经，一就是他传授的弟子，这些弟子又辗转传授或用文字记录有关材料如《论语》、《孟子》、《荀子》等。

孔子在挽救周礼的时候，不仅是要挽救周礼的形式即周礼的仪文节目，也是投入了全幅的情感和生命的。适周问礼是孔子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孔子适周对周礼固然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和直接观感，但最主要的就是与老子（这里我们无意确定这个老子就是著《道德经》的那个老子。但是，我们相信，当时出现一个类似的哲学家也是可能的）的邂逅。老子当时已是一个成熟的哲学家，他经过对古礼的反思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并用自己的哲学教导（“告”）了孔子：“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孔子世家》）二十多岁的孔子对老子发出了由衷的赞叹：“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当时受到的思想震动之深。很早就为他博得了声名，并且也是他认为能够用来光复身世的古礼学，在老子这里却得到了尖锐的批评。老子认为孔子的方向是根本错误的：“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这就促使孔子自我反省，而走上了为己之学的方向，仁学就是其结果。孔子说：“志于道。”（《述而》）“道”成了孔子为学的总方向。他不仅要学礼，而且使之有益于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说孔子的礼学以典籍和传授的方式保存下来,那其实只是其迹而非孔子礼学之本身。孔子以全幅生命将“礼崩乐坏”之周礼熔铸于一身，成为一部活的礼典，开发出一条顺承古礼的创进之道。孔子成型的人格，才是其礼学本身，因此沿其迹而求其本是我们理解孔子礼学的根本方法。二

如上所述，周礼已经散失，孔子虽说“吾从周”（《八佾》），但他搜集的周礼无论如何总是散乱的，而经其聚合而重铸之礼也已非原初意义上的周礼而是孔子礼学了。孔子礼学的基调是“述而不作”（《述而》），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下，这种“述而不作”虽然不再是原初意义的对古礼一成不变的非理性的继承态度，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但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孔子之“述”是解释性的而不是构造性的。这种解释性的工作确保了充满隐喻的古礼不致于丧失其原初的多重甚至是无尽的含义，但它也不承诺对古礼的隐喻进行了恰当而充分的解读。正是如此，一方面确立了经典的至上性，经典一旦成为客观固定的文本便不可随意变更、修改；一方面也使不断重新开始的解释成为可能。

一般认为，孔子对周礼的重要发展就是“以仁释礼”，但“以仁释礼”只能在动态中去理解而不能视为一个机械的原则。在孔子礼学中的确存在一个仁与礼关系的问题，实际上仁和礼是互相解释的。孔子对礼的理解和体悟随着对仁的理解和体悟的加深而随之加深，反之亦然，他对礼理解得愈透彻，对仁就越体之深而居之安，这样一个进程是没有终点的。但是，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已不可能作出具体而确切的描述，现存的文献基本上是平面排列的材料，历史的动态过程只能是读《论语》时得到的印象式的感受。与周礼相比，孔子礼学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

1、礼自内作。原生状态的礼，礼义与礼仪是合而为一的，它源于非常具体的生活环境，里边储存着对生活环境精细理解的各种信息。这样的礼在传承中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它所储存的信息渐不可解，必然地发生了礼仪与礼义的分离。礼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就使对它的反思成为可能。孔子在对周礼反思之后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礼是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的。

《论语•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 于其父母乎？‟”用亲子之爱来给予三年之丧的古礼以解释，这是企图从心理上予“礼”以根源性的情感基础，以此恢复古礼的现实生命力。孔子用心理学来解释“礼”，因具体的环境和时代的不同基本上很难解释通。从孔子的时代来看，三年之丧无论如何都是过时的，用心理学解释来恢复它的现实生命是没有效果的。但是这也是一条正确的原则，运用恰当就会有一定的成果。例如，如果仅仅是理论的兴趣，运用心理学原则可能对三年之丧作出合理的历史性解释。实际上，当孔子把心理学原则运用于对古礼的改革时，是相当成功的。《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在这方面，孔子正确运用了人的理性而不是神的理性。

2、人的觉醒。由对礼的反思，引发了孔子对人的普遍反思，由此提出了礼的本质问题，礼的心理情感基础最终被归结为“仁”。“仁”是一个在现实中从内心被把握的原则，它既是作为一个人的必备素质，也是一个人成为最标准的人所追求的目标。孔子谈到“仁”的时候更多的是依据现实而不是依据古礼，这就产生了一些难以折衷的矛盾。古礼是难以理解的，而“仁”却是现实可以被把握的。因此就可能出现违反古礼却符合“仁”的现象，并且，在许多地方似乎只有违反了古礼才能符合“仁”的原则。对“仁”的选择正标志着人的觉醒。仁礼合一的上古时代是不可能重现了，重要的是发挥古礼所体现的精神实质，至于礼仪则是必须被损益的。

刘文英：《孔子作为第一个完全觉醒的人，教导人们正确地运用思想和情感，正确地行动。这些教导毫无特异之处，它们是自然而朴实的但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充分而有恒，这些教导都可以用一个“仁”字来统摄：“孔子的贡献就在于，总结中华文明原生形态的成果，把„仁‟从众多道德子目之一而提升到最高的地位，……使众多道德子目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新的整合。”（儒家文明―传统与传统的超越）》符合仁的人是完全觉醒的人，他能够自觉其人生的使命并毫不退缩地去承担它。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这个使命是一种内在的引导，它既不是他人的教诲也不是天神的命令，而完全是从内心感受到的一个人在国家、社会、自然乃至宇宙中的责任。孔子自己便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说这句话固然是处在特殊的情形下，但若将其视为一时的愤激之语则是完全不恰当的。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而“畏于匡”时已是五十五岁。他说“文不在兹乎”并不是狂妄之言，而是自觉其对周礼之责任，因此他才能如此说。三

古礼经由三代而汇集至孔子，使孔子作为个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线命脉，这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孔子自觉到其文化使命并担当和承接了这一使命，从历史上看他也的确完成了。孔子礼学是对古礼的顺承，这使它具有了足够宏大的规模，具备了作为文化主导的潜质足以担当起文化传承的重任。作为符号和意义系统，孔子礼学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效应：

1、文化效应：古礼经过孔子的熔铸，形成了一个较为一贯的意义系统。在一代一代的学习中这些 经典被反复地解读和重构，虽然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但其涵义的基本解释一定存在。这些文本即使在经历了剧烈变化的现代思想背景下来解读，其基本意义仍然不可随意改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礼学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之力是不可估量的。

2、政治效应：政治人格作为人类代表，对人类负责的自我映象，几乎决定了孔子礼学必然要与政治发生关联。公元前213年，儒士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设计的礼仪被汉高祖采纳为宫廷礼仪。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事件，它一改汉建国初期杂乱无章的政治局面，对稳定政权起到关键作用，使汉朝政府开始了井然有序的运转，同时也是儒家介入政治的开端。孔子礼学的制度层面经叔孙通损益终于又成为国家的礼仪，而其价值系统经董仲舒阐述又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主导。孔子礼学与政治的互动一方面使其原初形象不断流失，另一方面也培育出一种独特的儒家政治文化。

3、精神效应：概观各大文化传统，其中都有一个值得永远保任养护的精神传统，而这些精神传统又无不可以找到一个具体的个人作为象征。在中国文化中，惟有孔子足以担当真理人格的重任。仁道是孔子对古礼进行熔铸时所揭示的文化精神，而他自己又以全幅的生命去承担这种文化精神，使其在人格上得以彰显。仁道虽是孔子从礼学中创发，但之后它就常依于主体而有脱离古礼学的倾向，儒学终于由仁礼合一而转向心性之学。宋明诸大儒自觉担当起这个仁道，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从周、张、程、朱、陆、王，到刘宗周、黄宗羲，乃至清代的李颙、孙奇峰等，无不以“得实理、造实境”而卓然自立，这也充分说明了孔子所创的仁道并非虚妄。

总之，孔子礼学的宏大规模来源于关系人类存在的意义系统的古礼，这使其中蕴涵着难以估量的文化基因。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使中华礼文化得以传衍久远、承绪有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若要保持健康和可持续的存在、成长，就不可能不把孔子礼学作为其源头之一。因此，我们深信，在这个建设的时代，重新理解孔子乃是必要的。

（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孔子是否是“复周礼”也有不同看法，因看曲辰先生《孔子对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历史贡献》一文，故把以前一篇小文翻出，以备一说，仅供参考）

第二篇：孔子之礼

孔子之“礼”

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国的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艺术，追根溯源，因为先秦时代的儒道哲学。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社会思想急剧变更的时期，各种意识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理性主义也在此时发展了起来，而孔子的“礼”的思想则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之一，在当时有着非同一般的思想教化的进步作用。

在原始社会，人们没有孔子“礼”的观念，纯粹是靠血性的征伐和血缘关系来维系国家或部族对百姓的统治。当然，那时也是有“礼”的，但最多也就表现在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上。古籍中说“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所谓“礼,覆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当时的“礼”主要是为了祭神求福，动机比较单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渐渐地意识到祭神活动也能起到亲和整个部落成员的作用，使得成员们的意见趋于一致，于是，到了阶级社会，统治者们开始对“礼”重视起来，逐渐对“礼”的各方面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将“礼”从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到了西周，形成了“周公礼制”，也就是孔子一直极力推崇的“周礼”。

孔子推崇周礼，是来自对历代礼制的考察与认识。子曰：“夏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可见，孔子并非完全接受拥护旧的制度，而是在经过研究之后对周礼的肯定，并且，孔子也非全盘照搬周礼，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周礼的基础上对其又有所发展和改进，也正是孔子在周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变革，使之更能为民众和统治者所接受，而更易推行其主张。比如说：在周朝时，周礼规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罚不适用于大夫，礼不适用于百姓，然而孔子提倡“道之以教，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要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很明显，孔子在要求用道德感化百姓的同时，要求百姓也当守礼，这在周朝是没有的。此外，孔子还倡导“有教无类”，把礼推向普通老百姓，打开向民间传播文化之门。

既然孔子那么推崇“礼”，那到底什么是“礼”呢，我理解的“礼”是一些对人、对事、对物的规定和准则，也是用以识别身份高低以及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界定谁应服从于谁并且应当如何做而制定的各种标准规则，或者说是一种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原则。孔子为什么要推崇“礼”呢？我认为，在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衰微，政权风雨飘摇，分封制遭到破坏，孔子认为正是因为统治者没有按照“礼”的标准治理国家，没有推行礼制，才造成王室的衰败，所以他才极力推崇“礼”，在经过对历代礼制的考察和认识后，他希望能通过恢复周礼，重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约束人们的行为，来维护原有的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从而稳定社会，减少社会上的冲突，造福于普通百姓。当然，与此同时，“礼”维护贵贱尊卑的差别的身份，使得“礼”也能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满足了统治阶级的虚荣心，也因此，后来董仲舒才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

那么孔子的“礼”学思想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除了在当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维护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外，对于现代的人们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首先，孔子通过情理结合把礼的思想深深地烙刻了在中国人的心上，使得中国成为一个礼仪之邦。

比如说三年之丧，《论语·阳货》上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比崩”，孔子把传统的礼制归结在亲子之爱这种普遍而又日常的心理基础之上，他把一种本来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礼仪制度予以实践理性的心理学的解释，从而也就把原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改变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礼乐从服务于神，变为服务于人。中国人重视的是情理结合，理和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知性的认识愉快。于是，礼的思想便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在我看来，“礼”对于当代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处理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孔子的礼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们不应该因为看到它维护旧的腐朽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禁锢人们的自由所引起的消极作用而将之全盘否定，孔子所推崇的重视礼仪道德，确实是可取的，具体而言，在处理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之关系时，重视“礼”能使双方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同时又保持了自尊，为和平友好交往提供了帮助，在家庭生活中，以“礼”相处，长辈对子女慈善呵护以及子女对长辈的孝敬爱戴，夫妻间的平等敬重，都能对家庭的和睦相处产生非常积极作用。

在当今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礼”应当既是一种带有外在约束的行为规范，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修养。如今，人文精神日益淡漠，人际交往日趋功利，拜金主义滋生，“礼”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对于构建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有着非凡的价值，如果人们都能以礼相待，在发生冲突时，不是破口大骂，而是礼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碰见邻居时，不是好像遇见陌生人一样，而是点头微笑，那么社会将变得更加和谐。所以说，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孔子的“礼”没有过时。

第三篇：孔子礼运大同篇全文及注解

孔子《礼运大同篇》全文及注解

全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廢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注解

大道通行全世界，全世界之人皆以道心相待。选出真正贤能之人為民服務，大家非常信实和睦，道心不退，精进不懈，所以人們不单只亲愛自己之亲人；不只愛护自己之子女，同时也爱护他人之子女。使老年人退休后，能安享清福，而不辛劳終生；壯年人各有所用，而不遊手好闲；幼年人有所教养，而不放荡成性。并且老而无妻者、老而无夫者、老而无子者、残障疾病者都能得到最妥当、最关切之照顾。男子有适当的工作，女子有很好的归宿。物质生活非常丰足，任人享用，但不恣意浪费，且也不占为己有，不坐享其成。虽然各尽其职各尽其力，卻不自私为己。所以一切私心小智，阴谋诡诈永不发生。一切抢盗偷窃，乱贼暴徒永远绝迹。因此外出或夜晚，门戶不必关闭也安然无事，这便是大同世界，人间净土。

第四篇：孔子的仁礼思想论文

导语：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孔子的仁礼思想论文，欢迎大家阅读与借鉴！

孔子的仁礼思想论文

【摘要】本文阐述了孔子的学习观，提出了“在学习的目的上主张学以致道，学以治世；在学习的态度上提倡发奋好学，虚心求学；在学习的方法上坚持学思结合，学行并重；在学习的内容上注重德育；在学习的作用上突出完善人格”。

【关键词】孔子学习观

一、在学习的目的上主张学以致道，学以治世

在孔子的心目中，学习的最高目的还是“学以治世”，正如子夏的所说：“学而优则仕”[1]子张即学有所成了才可以去做官。对君子而言：“不仕无义”，依据是“君子之仕，行其义也”[1]微子。对于其他目的的学习，孔子是不赞同的：故当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1]子张毕竟在孔子看来“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1]卫灵公从中不难发现孔子认为只有学习那些治国安邦的策略才是学习的正道，而学那些农事就偏离了学习目的。在分析学习的目的时，他曾颇有感触地强调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子路可见，孔子学习的最高目的是“学以治世”，认为书读得再多，如排不上“为政”的用场，这样的学习是无用的。学习是为了达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1]子路的从政目的。上述事例也表明了孔子的那些弟子皆达到了学习的目的，完成了达仕为政的神圣使命。他自己也曾表达过急于从政的迫切愿望：“诺，吾将仕矣。”[1]阳货这些思想也初步奠定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伦理基础。后世的许多读书人皆把读书视为是最神圣的事业，看作登上仕途的理想阶梯。上述这些言论都体现孔子学以致道，学以治世的学习目的。

二、在学习的态度上提倡发奋好学，虚心求学

在学习态度上，孔子提倡发奋好学，虚心求学。他本人也叙述了自己终生学习的奋斗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为政孔子终生勤奋好学，虚心求学，从子贡对老师的评价中也可得到佐证：“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子张毕竟孔子有自知之明，他深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述而于是越发“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公冶长、“学而不厌”[1]述而。他对自身好学的评价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公冶长对于知识的学习，他确实有那种“学如不及，犹恐失之”[1]泰伯的迫切愿望。其学习的境界曾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述而的程度。

在虚心求学的态度上，孔子也是十分诚恳的，他再三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为政同时高度赞扬孔文子“不耻下问，敏而好学，是谓之文也。”[1]公冶长的学习态度。此外，孔子在强调虚心求学的同时，特别提出要切记“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子罕，这是向别人虚心求教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学习是不可能有很大成效的。

三、在学习的方法上坚持学思结合，学行并重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既重视见闻的作用，又强调思考的功能，主张学思结合。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为政即只学不思，就会茫然而无所得的；只思不学，就会使精神疲倦。学思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学习是思考的基础，离开了学习的思考，只能是苦思空想，收效甚微。在这点上，孔子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曾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卫灵公同时，思考又是学习的升华，经过思考得学习能达到“告诸往而知来者”[1]为政德功效，孔子对此也时很有感触的，他曾言：“吾欲回言终日的，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为政可见他承认得意门生颜渊不愚笨的原因就在于颜渊能在学习后独立思考并有所创新，这点让孔子是很折服的。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在学习方法上坚持学思结合，重在培养和锻炼学人“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者”、“闻一知十”、“能近取譬”的归纳和推理能力，对当今的学习理论和教育方法也是大有裨益的。

四、在学习的内容上注重德育

孔子伦理观的基本内容就中有“仁者爱人”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信条，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述而，才能真正地实现道德修养的目标。因此，在学习的内容上，他对学生实施“文、行、忠、信”四教。其中“忠”与“信”就直接属于德育的范围，认为只有具备了坚强的道德信念，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泰伯。孔子在二者的关系是采取了“行有馀力，则以学文”[1]学而的立场。即只有在做到了“入责孝，出则弟，谨而慎，泛爱众而亲仁”这些道德实践之后还有余力，才用来学习文献知识。这就说明了在孔子的教学内容中道德实践比文献知识更重要。

孔子还把“六经”作为教学内容，目的也在于使学生学会做人的道理和学到从政的本领，在为政治国过程中贯彻策略“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仁人”的政治伦理观。孔子也更多的强调道德教涵养的因素，正如子夏所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学而对于好学之人的评判依据，孔子也是用道德标准去衡量的。他对千里马的称赞也是“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1]宪问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孔子教学内容上突出道德教育的份量。

五、在学习的作用上突出完善人格

在学习的作用上，孔子认为“学则不固”[1]学而的，即学习可以使人视野开阔，不闭塞。相反“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季氏。学习对人的人格完善至关重要，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的，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阳货仁、知、信、直、勇、刚，是当时社会人群所称道的六种美德。孔子在此指出了当时人群中的六种美德与六种劣癖的内在关系，认为本性仁爱但不学习就会狭隘愚昧，其弊病是会受人愚弄的；本性机智而不学习就会浅尝辄止，其弊病是好高骛远而没有基础；本性诚信而不学习就会目光短浅，其弊病是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本性耿直而不学习就会思路混乱，其弊病是说话办事没有条理，在混乱中伤害别人；本性勇敢而不学习就会胡作非为，其弊病是会滋事生乱；本性刚正而不学习就不能控制自已，其弊病是易狂妄自大。在好学的定位上，孔子也时从人格完善着手的，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学而只有不断的致力学习，个人的人格才能不断的完善，毕竟“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1]阳货学《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1]阳货还可培养“思无邪”的道德品质。“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颜渊，孔子本人也自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矣”[1]述而“下学而上达”[1]颜渊这些事例均可说明学习对个人人格的完善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第五篇：论孔子的仁和礼思想

 论孔子的仁和礼思想

谷晓洁 英语系 1302班 201307010203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这里不能全面的讨沦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持中国两千多年有关作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在我们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现在谈《论语》有人会觉得有点“酸”或者说有点过时了。其实不然，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及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论语》则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经典。虽然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学说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但是儒家某些思想仍然在我们的生活里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尽管西方文化一直在向我们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家不断渗透，国人中受其影响甚众，但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和文化，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汉学不断成为世界各国学术界要了解和研究的对象，今年就有许多国家兴办了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逐渐兴起，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确是靠了边，试问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国学了解多少？如果不在青年人中大力宣扬国学，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地传承，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象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灭亡，就是因为文化传承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重提国学教育，宣扬儒家文化，就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代表了孔子的主要思想，虽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把儒家思想和著作作为教育的主要部分，但至少要了解，相信通过了解，我们一定有所收获。

《论语》是伴随着儒家学说的诞生而诞生的，它所表现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家司马迁将无侯伯之位的孔子列为世家，正是因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至圣至贤，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列为世家。”，至今，中国社会还在受其潜然的影响。就是现在国外许多著名大学和知名企业，把研究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时尚。他们为什么对中国古老的文化如此热衷？除了中国国力不断在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不断扩大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急功近利文化”和追求经济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需要用讲求道德、公正和廉洁的儒家思想来解决，其中，孔子伟大的教育思想，更是他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俊，更应该将宣扬国学视为己任，积极的学习孔子思想的有益之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