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大跃进中的梁平--惨不忍睹（定稿）

第一篇：口述：大跃进中的梁平--惨不忍睹（定稿）

口述：大跃进中的梁平－－惨不忍睹

口述人：明朗（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杰（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李克乾（原四川省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

录音整里： 王林明朗：省委叫我们去梁平是担任实职，改造落后。我兼县委第一书记。李克乾：明朗同志兼的是正职，我们兼的都是副职。陈杰兼县委副书记，张重光兼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还有两位女同志钟光珍、朴玉洁兼县委的副部长。我是直接下到公社，兼公社副书记。加上唐小丁、王朝清、李正模都在公社挂职，一共九个人，全是宣传系统的。明朗：那次除我们到梁平，安法孝还去了江北县，杨万选去了合川县。

我们是1961年9月去，1962年夏天回来的。省委叫我们去改造落后县，那时所说的落后县，一是指天灾，另外一个说法是下边的干部犯了“死官僚主义”错误，所以造成落后状况。在上面谁也不说底下没粮食。省委召集地委书记们开会，我都参加了，地委书记们没一个人敢反映缺粮饿死人的事，却叫卫生厅下去了解究竟是什么病。卫生厅长潘阳泰向省委汇报，不敢涉及病因，只讲症状，说不是传染病，当然提不出有效的治疗方法。陈杰：那时说用蒸笼蒸可以治好。明朗：对了对了，你还记得，叫“蒸汽疗法”。省委也搞了一个，杜心源叫我也去疗一疗，我去试了一下。李克乾：我们都去疗过。明朗：把衣服脱了，进去，满屋子蒸汽。蒸完了出来给你一碗红糖姜汤，喝了挺舒服的。领导同志知不知道下面饿死人？我看好多人心里都明白，但谁都不肯说。派我们去梁平的时候，李亚群同志就告诉我，啥子肿病哦！就是没饭吃，万万蒸不得，一蒸就死。你们下去给老百姓弄点粮食就行了。李亚群为什么能给我说这个话呢？因为他是井研人，他对家乡的情况很清楚，而且知道我不会告发他。我们下去到处看，找农民谈，情况一目了然，就是没饭吃，饿死人。陈杰：有的一家几口，老人大人都饿死了，就是为了保娃娃。李克乾：1960年底，杜心源同志带我们跑川东几个县区，走在一条路上被拦住，有人倒在路上，爬不起来了。他们说，你们来查，你们来看，村里的人死了一半。特别是男的死得多，都要成寡妇村了。但是在会议上书记们都说自然灾害如何如何严重，不谈饿死人。明朗：当时就是笼而统之地说自然灾害。陈杰：李大章说的天灾加人祸。那时分不清哪些是正常死亡，因为大家都挨饿，即使有点病，或老了，加上饥饿，就会死得更快。明朗：这种情况就像一层窗户纸，谁也不去捅破。李亚群就说，忧国忧民不敢忧啊！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八万。那时粱平的人口是五十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只记得整数，记不得零头了，他说的数字有零头。八万和五十万之比是六分之一，当然这里头也有正常死亡，这是公安部门统计的。我那时是县委的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确实的。但梁平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我到附近的县看过，万县、开县、渠县，也很严重。我经过涪陵，涪陵的情况比梁平严重。那时候涪陵的城乡筒直不成样子了。梁平在四川大概是中等的。我到德阳也兼过县委书记，回省后到德阳去看过，情况比梁平好些。李克乾：只有下去在路上碰见的农民敢说，他们说，你们只要给点粮食就行了。我当时都落泪了，但又不敢当着哭。陈杰：人走不动了，饿死在路边，也没有哪个敢动公家的粮食。那时候老百姓真好。李克乾：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都没有骂。陈杰：廖志高同志当时也到梁平去过。明朗同志也向他如实反映了情况，说能不能给下面拨一点粮食，他也真拨了一点粮食下来。明朗：我们下去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浮肿病人。下边的干部并不像上边的领导同志那样，忌讳说没有粮食，饿死人，是给我们说实话的，包括县委书记徐海清，并没有向我隐瞒实际情况。他领着我去看了一个最严重的村子。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面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他还领我们去看了肿病医院，干瘦的多，肿了以后就干瘦。吃的是营养丸，营养丸是糠和黄豆粉做的。李克乾：一般的人吃不到，肿得很厉害的人才能吃一点。陈杰：明朗同志有时候也带上我看了几个地方，商量怎么办。我就说，救命第一，首先救人命。李克乾：我们下去以后做了几件事情。有件事情是：上边规定把冬水田的水抽干了种麦子，结果大减产，农民反应很强烈。我们经过调查，就决定恢复冬水田，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大胆的。陈杰：那时候没有自留地，就把田边地坎分给农民。再就是实行“先交后留”，农民收下粮食以后该上交多少粮食，定下来，剩下的就分给农民自己，这个政策也很好。还有就是划一部分水田栽芋子。李克乾：把田坎划给农民不是梁平最先搞的，是其它县先搞的。梁平最突出的是向上反映了实际情况，第二就是恢复冬水田。当时我在公社，乡村干部说，你们真胆大哩！

冬水田是在没有水利保证的情况下，群众多年行之有效的一种耕作制度，上面硬性规定消灭冬水田，一季变两季，同当地的生态是相违背的，实际上起到破坏生产力的作用。明朗：这就叫“瞎指挥”李克乾：这同把树砍了种粮食是一样的，好心办坏事。现在搞退耕还林，看起来耕作的面积减少了，但恢复了生态，对种粮食是有利的。明朗：冬水田实际上是一种旱涝保收的有利措施，每年把稻子收了以后，田里就蓄上水，把草和垃圾堆在田里作肥料，既有了肥料又有了水，第二年栽秧时就不愁了。把冬水田放干以后 种麦子，由于地是湿的，水一下子干不了，种麦子宜干，不宜湿，种下去就收不了多少，一亩只收几十斤麦子。到了第二季种水稻的时候，没有水，只好等天下雨，等到有了水，季节已经过去了。稻子勉强种下去，也减产了。所以说“两季不如一季”，这是老百姓的话。梁平冬水田多，单这一项瞎指挥，就减产很多。李克乾：冬水田是湿地，类似于低洼地，是放不干的。梁平和川西平坝不同，川西的土壤是干的，又有都江堰水系的保证。明朗：当时的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共产风、大炼钢铁等是全国性的。四川还有一些特殊性，当中央要纠“左”的时候，四川顶住不执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待主席的党内通讯。那时我在德阳，党内通讯一传达，底下都说好。省委却很快通知收回去，说是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实际是不叫执行。陈杰：那个时候李井泉在重庆，我去参加过李井泉通令收回的那个会议。通知地委书记们一律把文件收回。明朗：四川第二件很突出的事情是“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这话是李井泉的发明创造。全国其他地方已经在收缩了，四川就是坚持着，坚持的时间最长。我们到梁平，公共食堂早就名存实亡了，上边还在说办得好的，要坚持办好。陈杰：我给报社写了一篇文章叫《公共食堂万岁》，李井泉看了很满意。那时云南已经撤销了公共食堂，四川还在坚持。明朗：四川第三个特点是对农业上的瞎指挥特别多，既具体又烦琐。硬性规定每年放干冬水田的任务，就是一例，所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严重。李克乾：四川的粮食产量最多，结果吃粮标准最低。一方面向上报的产量很高，另一方面把四川的吃粮标准压得很低，工资标准也最低。李井泉当时的确“左”得很，加重了四川人民的苦难。陈杰：当时我们还推行了一个政策，搞“先缴后留”就是先定上缴任务，秋收收下来以后，除了上缴的粮食，剩下的都分给社员。干部群众高兴得很，说这个政策太好了，规定缴多少，剩下的我们自己吃。原来的办法是留的口粮全归集体掌握。明朗：关键是农民的口粮要留够，征购数是硬的，征购多了，你说留口粮多少，留种子多少都是空的。1958年是大丰收，当时大炼钢铁，粮食在地里好多没有收回去。再来一个高征购，征购完，粮食就所剩无几了。又来了一个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几天就吃光了。1958年的冬天和1959年的春天，死的人并不多，因为老百姓家里多少还有些存粮，可以将就将就。1959年开始减产，照样高征购。又来了个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下面没粮食，眼看着浮肿流行，大量饿死人，谁也不敢反映。1960年、1961年继续搞浮夸风、瞎指挥，浮肿、死人越来越严重。反右以后党外无声；反右倾以后，党内无声，谁都怕当小彭德怀，是最沉痛的教训。李克乾：还有一个原因是集体种地，农民没有积极性。明朗：怎么会有积极性呢？种了地还是要饿肚子，饿得他们做不动活了。李克乾：那时候都是生产队长去喊，快出来哦，快出来哦，不出来干活要扣口粮。农民们才拿作锄头去磨。明朗：我到梁平气象台去问过，那几年的雨量基本上是正常的，和平常年差不多。所以梁平不能说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总的说来，我们下去以后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个是要粮，按人口发给口粮。陈杰：大概一人一天五两。明朗：情况比较好的社队少一点。第二个措施是恢复冬水田。

第三个措施是放宽政策。情况大致是：主张田边地坎归私人，谁种谁收；提出划芋头田，类似恢复自留地。由于省里派人下来改变落后，地委就派副专员刘子敬来协助。他是农民出身，很熟悉农业，对生产上那些瞎指挥非常反感。他说：“弄得农民都不会种地了。”那时上边对这方面控制得不那么紧了，我就说，老刘，你懂得生产，你负责去整吧！搞了粮食分到户以后，他又提出要搞包产到户，我没敢表态。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上面对政策更放宽了些。他可能给下边作了暗示。正是要插秧子的时候，我回成都开会，开了一个礼拜的会，回去的时候，全县的秧子都栽上了，刘子敬悄悄地对我说，“都自发了（指包产到户了）。要是按老办法，一个月也栽不完。”把我吓了一跳，更不好表态。那时，像这样的事，只要我们不明确表示反对，基层干部瞒上不瞒下，悄悄地就干了。到1962年生产已逐渐恢复，肿病死人也明显地减少，最困难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过去。陈杰：我们离开梁平时，到老百姓家里，已经有人留我们吃饭了。有人甚至说：“你们救了生产队的命。”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第二篇：简述梁平

简述梁平年画

作者：刘

勇

梁平年画旧时称屏锦门神。屏锦,正德八年（1513年）始造寺庙，初名“坪井”，康熙11年间更名兴屏市，开市设铺,集市铺房东高西低，依山近水犹如行船，文人以“山水如屏，形色似锦”屏锦由此而得名。其东北角的市级风景名胜百里竹海、明月湖是旅游、度假的好去处。此地民风淳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境内产天然气、煤、石灰、石矿石、烟花爆竹、高岭土（白土巴）、竹纸，更是产能工巧匠。是一个具有民风、民俗特色的文化古镇。丰厚的文化底蕴，使梁平年画在此地生根开花。

梁平年画起源何时，尚无文献可供稽考。但清初(《高梁耆英集》)蓝选青所作的《竹枝词》对粱平年画中的门神有所记载：“闲披屏市诸先生，官绿榜黄色色新，更有驰名京省处，钩金水甲(水印)土门神。”据此印证，梁平年画，大约有三百年历史了。在清朝中期，梁平年画已经盛极一时，当时年画业已相当兴盛，据现存的信立号的一枚章（刻有：徐信立臣子）推测，信立号的年画很可能曾作为皇家贡品。据屏锦的老艺人徐典隆先生（1911年生）回忆，梁平红纸刷房开办于清乾隆时。嘉庆年间，他大祖父徐梅仙幼年学刷红纸于李凤祥字号，而李家凤祥字号又是向龙家刷房习的艺。他大祖父学艺后，便自开“和盛发”刷房，父传子、子传孙、代代人都刷红纸和兼刷门神。其叔父见其生意兴隆也开办了“德和泰”、“徐德和”刷房。另一家商号“元兴号”（张裕华的祖父开的）艺人刘锦斌回忆，屏锦是从刷红纸、兼售梁平年画而发展到生产年画的。

年画制作工具简单，技术要求不高，门神印刷是在红纸上套用红黑两色，色调简明单纯。发展到后来，简单的年画从线板发展到套色五至六道版，最多的套色版有12至13道版。一般作坊均有各种类年画套色版300至700多块。

梁平年画始于造纸业集聚的屏锦铺一带，逐渐发展到袁驿镇各地。清乾隆年间屏锦就成立了年画行会“梅葛会”，由染纸、年画作坊老板捐款修建有“梅葛庙”，作坊主与工人都可参加。每年农历6月16办会，祭祀梅葛先师，讨论决议行会一切事务，选举总值、值年人事、协调行内一切事宜。清末民初，梁平年画有恒太正、正兴号、信立号、王恒茂、锟发号、信义恒、德和泰、冯兴祥、德钦恒、正兴隆、张正顺、复兴恒等三、四十家，集中在屏锦半截子街和袁驿镇一带。两处从业人员六、七百人，其中信立号一家每天七、八十人生产，还收有忠县的学徒。

梁平年画从此进入了旺盛时期，当时最有名望的当数“徐·德和泰”号老板的堂弟徐云山、“徐·信三丰记”徐丰隆之子徐弼二人。

徐云山屏锦人，生于1854年，自幼父母双亡，其自幼天资很高，被当时名满下川东的画家雪六子所赏识，收为徒习画，同时，他又拜民间雕刻家为师，勤学苦练，学成了一手绝活，十五、六岁时，就能独立操作，很受老板器重。他创作的《钟馗嫁妹》、《麒麟送子》、《盗令出关》等八美图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作品在处理手法上，用民间传说的门神形象，大胆的进行艺术夸张，以凶神恶煞为之镇邪，有完美的装饰意趣，并且具有民族地方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深受群众喜爱，成为年画中的抢手货，别的商号只有翻刻徐云山的木板印刷年画。

徐丰隆之子徐弼在南京艺专师从徐悲鸿毕业回梁，在梁平县私立中学任教之余，采取融合西画艺术于民间绘画艺术之技法，巧施阴阳（明暗处理）手绘五官，色泽浑厚，使门神更具立体感。其年画人物神态各异，形神兼备，农民称赞画神了。其独树一帜的画风明显区别于绵竹、夹江年画，饮誉各地，十分畅销。

徐丰隆经营 “徐·信三丰记” 的年画作坊人员齐备，分工明确。画稿、刻版、做版、人物开相、调色都各司其责，他本人专司指导和调色。其年画品种较多，花样新颖，销路甚广生意兴隆，曾在上海、湖北宜昌、沙市设立分栈。贵州遵义等地曾再版印售梁山年画30年。每年秋后，陕西汉中、云南、湖南、贵州、湖北、甘肃等地客商云集屏锦订货，梁平年画一时名声大噪，曾远销东南亚各地。民国12年(1923年)通过年画经纪人的沟通，“徐·德和泰”号生产的《八美图》，被邮寄法国为东方艺术爱好者所收藏。重庆博物馆至今收藏着民国时的梁平年画。远居美国旧金山的老华侨陆—定先生也收藏有梁平年画。梁平年画销售最多年达到数百万张，兼售红纸、花纸、门笺、花笺等产品，成为西南片区大宗出售商品之一。为西南的经济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作出过重大贡献。

1989年笔者去湖南滩头考察，发现滩头年画中的《帅旗帅貌》、《和气致祥》至今保持着与梁平年画年相同的格局，其年画印刷操作方式也与梁平年画相同，也成立有“梅葛会”。据当地老艺人讲，梁平年画流入滩头已有二百年的历史。

清、民之际，梁平年画为适应各地要求和生活习俗，创作出画幅大小、横竖长方不同的各类产品，主要的品种规格有：水全、托全、清张、屏条、门神、装饰性的年画及其他。

水全：又称水两，是水印套色年画的简称。用于印制门神，大小以粉笺纸的全开张，为120×50厘米，这种年画需用十二、三次套色版印成，工序繁多，印刷精细，加上手绘五官，施金用银、价格昂贵，属上等货，常被张帖于正门、中堂、客厅等显赫之处。

托全：又称水托，印刷使用六至九道套色版，画幅有半张和四开张，为60×50厘米，60×25厘米。这种年画给人以喜庆、朴素、淡雅的感受，属中等货。以门画为主，用传统故事、戏剧人物入画，很受大众欢迎，贴于单门、茶馆、酒店堂口等处，是梁平年画最常见的品种。

清张：开张直横不拘，印刷用四、五个套色版，多以醒目大方取胜。袁驿镇一带多生产这类品种。

屏条：以四屏条或八屏条组成。如《四季图》，每张以春夏秋冬四景配上诗句组成。原题诗句：“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这类屏条多用于轩室等处。

门神：是梁平年画生产最多的品种，概括水全、托全等规格。画面分武门神、文门神两种。武门神以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唐帅尉迟敬德，大将秦琼为偶像；其代表作有《顶盔亮甲》、《马上铜锤》、《拖刀顿斧》等，文门神的代表作有《天官赐福》(加官)和《合和二仙》等。

装饰性的年画及其他：象征吉祥的《五子登科》，《早生贵子》，取材民间传说的《钟馗嫁妹》，《耗子嫁女》，取材戏剧的《踏伞》、《盗令出关》、《杨家将》，还有《灶王府君神位》、《六畜兴旺》等等。还有用一种红纸透明花笺，以类似剪纸的手法，用铁錾和木槌将空白剔去，保留线条图案，配以金色文字，别具一格，如《四季平安》、《财源涌进》、《荣华富贵》、《恭喜发财》等，品种繁多，让人叹为观止。

在抗日战争中，也有宣传抗日的年画，《钟馗斩妖图》的年画，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画(现收藏在梁平民间美术博物馆)画面主要表现了钟馗手持大刀，穷追汉奸汪精卫和日本鬼子。取名钟馗斩妖就是斩日本鬼子和汉奸。

梁平年画纸张、颜料、画稿、制版等工艺也颇具特色。

纸张：梁平年画所用的白纸为自制粉笺纸，宽52厘米，长120厘米。制作时先将二元纸蒸二小时，退去脆裂性和缩水性之后，刷上胶水、矾水和白土而成。纸质厚实，经久耐用。

颜料：梁平年画用色非常讲究，软硬色兼用，色调分阴阳，阴称冷色，阳称热色，故色彩鲜艳夺目，凝重沉着，保存多年，色彩不退，充分体现民间画师的聪明才智。所谓软色，即植物色，透明，明快纯净，加粉后浅淡柔和。所谓硬色，即矿物质色，不透明，厚重而有份量。颜料名称有煮红(苏木子)品绿、槐黄(槐花子)、佛青、黑色(烟子)朱红、粉红、粉蓝、桔色(黄丹)等。再适当掺胶、矾水、白泥而成。使用时，先用热水稀释，过滤，如遇天冷先用暗火煨化再用。就是购买的颜料也必须加工后才能使用。

椐老艺人讲屏锦沙井河坝的井水是调研梁平年画颜料配制中不可缺少的，换了其它的水配制的颜色就达不到此水调制的色泽。

画稿：重金外购画稿样，内请名师徐云山、徐弼绘制人物。这两位笔下的人物，形象生动，体态自然，以线造型，用线简洁，精细有致，构图充实，画面均衡。“水全”“水托”两种人物的面部，先印面肉色平面，再由画师开脸、眼、耳、口、鼻、须都描绘得维妙维肖，形神兼备。

制版：用米饭捣碾成泥，将画稿反贴于光滑的梨木板上，精雕细刻出主要的轮廓线版；再以线版为准，刻成各种套色版，以保持原稿神韵，版面采用深刻法，使线条两边粗细匀齐，线条凸出版面，印出来的线条，清晰、挺拔有张力。

梁平年画其构图饱满简洁，对称呼应，疏与密，虚与实，动与静的处理十分得当；造型古朴、粗犷，神态生动。如：《盗令出关》、《踏伞》等作品从构图上以奇巧取胜、门神中的《将帅图》、《立刀顿斧》等作品的造型朴实敦厚，手法夸张、缩短身长（约四个头高），突出表现头部五官、扬起剑眉于额上，双眼炯炯有神，再在眼皮下用淡绿示阴面(暗部处理)，是其它年画中不多见的。再配以动感的美髯，增添神威，威武仪态，震撼人心。民间祢为“有精有神”，呈现出“扶正压邪”的门神作用，脸上的红点在腮边上，似绵竹年画，鸳鸯笔，一面点红，一面点酒，在腮上一啄即成（“称作开脸”，这种风格在其他的年画上从未有过”）。用色上，以大小冷暖不同色块的巧妙运用，搭配合理，使画面色彩对比强烈而和谐统一。还用金银粉深印门神大袍、使画面产生富丽感。大片黑须也起着色调和衬托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梁平年画独具个性的艺术特色。

梁平年画在地域文化和人们审美习惯的影响下，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炼，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它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大胆的艺术提炼，夸张的意念造型、浓厚的主观用色，使梁平年画具有浓艳的红彤彤绿油油的热闹喜气和花俏明快的艺术效果。其画面白天白底，人物形象突出，表现技巧和艺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充分显示出农民画的特点，曾被誉为三峡民间艺术中的奇葩，2000年被评为“巴渝十大民间艺术”之一，与灯戏、竹帘画共享“梁平三绝”之誉，受到大众欢迎，历久不衰。

梁平年画在历史上有过“黄金时代”，但在抗日战争时期销售量一度萧条；在“文革”时期，更被贬为“四旧”、“迷信”，几近灭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平年画迎来了它发展的春天。梁平县文化局和文化馆于1980年成立了梁平民间美术博物馆，开始派人深入屏锦、袁驿等传统年画产地公开收集传统年画，并组织了多次对外宣传和展览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1982年“梁平年画研究会”成立，开办了首期“梁平年画研究创作培训班”，邀请著名画家江碧波、谢梓文、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谢良平，万县市艺术馆馆长陈和莲亲临教学指导，学员有梁平县、外县、学校美术教师和文化干部以及屏锦的老年画师。这次培训班创作出以陈和莲《武林英华》为代表的新年画共26幅。掀起了梁平年画创作新高潮。县文化局还多次派人到美术院校学习进修，初步形成了梁平年画传承发展的人才阵容。随后一些美术院校的老师、教授、专业创作人员也纷纷参与梁平年画创作，其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创作技法也渐趋多样化，使梁平年画在质量尤其是艺术性上发生了一大飞跃，产生了一大批极具份量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平年画走出了梁平地域，赴成、渝、万等地巡回展出，四川美术学院领导范朴撰文高度赞誉“梁平年画那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厚重沉着丰富的色彩，威武雄壮的武将造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人物不论男女，都在脸上腮部涂上一块椭圆桃红色，妙趣横生，在年画史上独树一帜。”该院的江碧波等几位教授多次带着学生，前往梁平学习、创作、借鉴，获益匪浅。其中有的师生受启发而创作出来的版画，成为优秀作品，在国内获得好评。1993年10月四川美术学院特邀梁平年画来该院举办梁平民间美术展览。梁平年画第一次走进了高等美术院校学府。1994年，梁平年画作为“三峡民间艺术展”的主要作品，赴北京中国美术馆与第八届中国美术优秀作品展同时展出，梁平年画又第一次登上了展示中国美术成就的圣殿。这一民间艺术所闪烁的光辉，让中外美术家、评论家耳目一新，好评如潮。《人民日报》等北京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纷纷报道或播映展览盛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一大批献身于梁平年画的画家共同努力下，有着三百年历史积淀的梁平年画，终于破土而出，萌发出艺术新芽，在徐徐的春风中，怒放它艳丽的芬芳，闪现出夺目的光煇。陈和莲的《教子图》、戚序的《门德积庆》、黄作林的《巴山夜雨》、孙伟志的《胜利鼓》、李斌的《农家秋事》，谭述乐的《榨菜飘香》，笔者的《狮子龙灯》等20余幅作品，参加了第6、7、8、9、10届全国美展。《小放牛》、《猜灯迷》、《门德积庆》等作品先后被重庆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收藏。传统年画《四郎探母》收入《中国美术全集》，《加官晋爵》收入《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合和二仙》、《帅旗、帅帽》收入《中国年画发展史》。黄作林在梁平年画中吸取营养，他创作的《巴山夜雨》在第十届全国美术展览中受到同行专家好评。戚序的《门德积庆》在第五届全国群星展上获得金奖。笔者的《牧歌》选入了韩中现代美术优秀作家300人招待展。并荣获中韩现代美术优秀作品奖。梁平年画终于走出了农家小院，走出了巴渝大地，走向了世界。２００５年梁平年画无可争议地被国家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元宵佳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在国家博物馆举行,梁平年画又一次荣登国家艺术殿堂，彰显了梁平年画卓越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梁平年画必将迎来它的又一次辉煌。

刘勇简历

刘勇 重庆梁平人，获重庆市政府“名师奖”称号，重庆梁平红旗中学美术高级教师，重庆市教育协会会员，梁平年画研究会秘书长，重庆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庆创作中心一级创作员，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会员，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师，重庆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名誉教授。联系方式：重庆市梁平红旗中学 邮编 ：405200 电话：02353987464

第三篇：马拉松大跃进

马拉松大跃进

近年来，马拉松越跑越热：中国体育总局田径中心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有38座城市举办国际马拉松赛。在一长串城市名单中，既有北上广，也有衡水、漯河、儋州等这些三线半城市。2014年，举办国际马拉松的城市将超过40个。尽管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马拉松实在是这个地球上最无聊的运动，没有之一。全程42.195公里跑下来，最快也要两个多小时（目前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为2小时3分23秒，由肯尼亚选手威尔逊?基普桑所创）。如果你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恰好又没有亲友参跑，你大抵会在最后冲刺片刻才会聚精会神，因为你不仅要紧盯着跑在最前头的那几个黑人分辨细部差异，还要竖起耳朵倾听：这次夺冠或破纪录的究竟是肯尼亚人还是埃塞俄比亚人。从2013年1月5日厦马开始统计至今，在中国所有城市国际马拉松赛男子组前三名中，南非、乌克兰、摩洛哥选手各出现过一次，其余全是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选手。然而，跑马爱好者并不这么认为。虽然黑人兄弟姐妹风光无限，创纪录的是他们，破纪录的还是他们，但不可以黑他们，更不可以黑这项运动。跑马不只是迈开双腿、全程尽可能保持匀速运动那么简单，在某种意义上，这项运动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种修行，志趣相近的跑友们形成一个又一个圈子。中国真正市场化运作的体育赛事并不多，城市马拉松的组织形式是“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相结合”，对中国城市马拉松的组织者而言，这项运动的价值在于城市营销与助推经济、催生并促成各种合作，“运动搭台、经济唱戏”，马拉松变成了马拉糕。跑马组织者经常乐意跟别人分享电影《阿甘正传》中的经典场景：还是小男孩的阿甘在几个骑单车同伴的追逐下，越跑越快，最终神奇地挣脱了绑在双腿上的桎梏。今天，当被附加上各种各样的内涵及期待后，这项源于公元前的古老运动会越跑越沉重吗？

第四篇：大跃进口号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

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12、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3、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吸袋烟.14、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他去学开拖拉机.”

15、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16、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17、河水急，江水温，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18、你是英雄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19、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20、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专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21、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22、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23、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

24、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

25、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

26、牛羊儿似珍珠，颗颗闪光耀;

蒙古包似花蕾，朵朵欲放苞。

台上烽烟不再起，眼望彩虹心含笑。

27、下面一首是农民改造荒地为果园后的诗：

河有多长，果林就有多长，站在河岸就像仪仗队，迎接汽轮往高山上开，投给客船以果实

28、下面一首是写边疆工业化的诗：

我望着，我远远地望见，又一座黑塔与它并排高站，近看才知是火电厂的烟囱，不息地吐着墨一样的浓烟，暗夜在地上绘出繁星般的灯火，白昼在天上绘出黑色的牡丹。

29、下面一首是歌颂修十三陵水库的建筑工人的诗：

你这是干什么

一铲又一铲?

二十五万亩水浇地，要在我掌心里涌现!”

30、管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第五篇：大跃进口号（定稿）

“大跃进”时代的经典宣传口号

http://news.QQ.com 2007年04月20日08:24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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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报史资料，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过后，宣传部门对宣传报道纠偏的两个文件。对像我这样的后生小子来说，既开眼界，更受教育。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不好发过多不着边际的议论，姑且罗列，尽量让材料说话。

一

1962年《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重点检查了1958、1959两年中的错误口号，包括“违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以及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口号”，“违犯客观规律，助长了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违犯党的政策，助长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口号”，“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等等。例如：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

——“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发愤读书是走白专路线”

„„

二

1964《关于召开省级新闻单位总编辑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指出要纠正宣传报道中存在的“不恰当、不严肃甚至是错误的提法”，例如：

——“有的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形容为‘仙丹’、‘真经’、‘圣书’、‘金钥匙’”

——“个别文章不适当地、无分析地宣传苦干、拼命、加班加点。„„尤其突出的是‘一股硬劲’的文章，说工人‘在数九寒天的天气，扒了光脊梁’，‘从天蒙蒙亮干到天黑，忘记了天寒地冻，觉不得肚饥口渴’。对加班加点的报道，多数都没有讲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需要，反而往往强调是‘十数年如一日’。”

——“出现了一些不适当地强调‘不计报酬’、‘不要工分’甚至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报道”

——“有的报纸报道烟台造种厂的品种几十年只生产十六种，现在达到130多种，但事后了解这只是设计数字，真正投产的也只有六七种。”

„„

三

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实、以主观臆断代替科学分析，是宣传报道的“顽症”，由来已久，只是“大跃进”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如何纠偏？两个文件精神基本一致，后者更系统，就是宣传报道要“切实‘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切实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

——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事物，要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要孤立地简单化地看问题。宣传先进典型必须真实，同时要防止贬低别人、贬低过去烘托典型的不适当的做法；要正确地宣传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正确地反映思想改造、作风转变的过程，防止简单化庸俗化。

——没有讲清特定的必需的情况，不要一般地去强调加班加点、昼夜苦干、带病工作、不计报酬、自动献料、不要奖金、不要工分等等。对于政治和物质，国家、集体和个人，目前和长远利益等方面的关系，不能只讲一面、只讲一头。

——报道必须真实。宣传中一定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要充分宣传先进典型的成就，又要分寸恰当，观点正确，情节真实，以自己宣传的实际行动，体现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精神。

„„

可惜，纠偏刚开始就夭折了。不久，“文革”即爆发，全国“大闹天宫”，在“造反、造反、造反”的喧声中，在“夺权！夺权！夺权！！”的喧声中，在“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喧声中，宣传报道充斥着大话、套话、空话，甚至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传统几乎消失殆尽。

四

到处“插红旗”，“卫星”满天飞。与宣传报道的“狂躁”堪称兄妹的，就是诗歌的“狂躁”。满街都是“诗人”，写诗成为任务，催生了数不清的“新民歌”。老辈人讲，当时脑子里除了想着吃饭、睡觉、干活，就是绞尽脑汁“诌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诗诌得好，风光不亚于今天的大明星。

数不清的“新民歌”，像“大跃进”一样，一跃就没劲了。流传至今的名作不多，就有这首：

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当时的新闻，当时的宣传口号，与这类“新民歌”骨子里是一样的。宣传报道的理念、模式，看不出与这类“新民歌”有什么质的区别。文学化的新闻，情绪化的宣传，宣泄式的报道，实际上不过是散文化的“新民歌”。

及至“文革”初期，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报道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那次著名的长江之游：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一个正在游泳的民兵见到毛主席，“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得甜。”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能写出这般“生动如诗”的报道了。

五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敢想敢说敢干。1958年11月，他反思“大跃进”的失误：“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

抓生产、搞建设要讲科学，新闻、宣传终归也得讲科学。科学不能丢。“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是干过新闻的，早有提醒：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应“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仅从信念和善良的愿望出发，“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顾及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口号，这岂不荒唐吗？”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面对荒唐的宣传报道，刘少奇是清醒的。清醒，往往要付出代价，有时是生命的代价。作为党的历史上真懂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当时关于新闻宣传的一些言谈，针砭时弊，颇有见地，比之于文件的“纠偏”要求，更是一针见血：

“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1958年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年)

“现在的新闻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新华社《内部参考》上登的东西，大都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1961年对《人民日报》领导同志的谈话，《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年)

“报道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得紧了，报道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绕着当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1961年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些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那个荒唐的年代变成了历史。

那些热热闹闹的宣传，惊天动地的口号，今人看了会笑掉大牙。

可是，笑过之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