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通论总结（精选五篇）

第一篇：硕士通论总结

一 旧石器 名词

1南方古猿：

最早的人科成员。归属于人南方古猿身材比现代人短，颌骨和牙齿都大，脑容量小，直立行走。南方古猿生存的时代由上新世延续到更新世中期。迄今发现的化石最早距今约370万年前,最晚的估计约距今50万年。目前公认的南方古猿化石仅发现于非洲。亚洲爪哇的粗健猿人也被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南方古猿。中国湖北恩施地区发现过4枚牙齿也曾被报道为属于南方古猿,但化石太少，还有待于发现更多材料才能予以肯定。南方古猿分为一属三种，即阿法种、纤细种、粗壮种。典型化石有埃塞俄比亚的露西化石、南非汤恩幼儿化石等

2直立人：（93、94）

直立人化石最早发现于爪洼，1891年荷兰Dubois发现一块头骨化石,后又发现骰骨化石,1894年正式命名为直立猿人,现称人属直立种。中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主要包括蓝田人、北京人、巫山人、元谋人等，中国最早直立人脑量为800-1000ml，一般认为直立人存在的时间为距今200-20万年

补充：Homo erectus一类形态特征比能人进步但比智人原始的古人类。曾称作猿人，含有从猿到人中间环节的意思。生活在距今约 180万～20万年前，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考古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直立人可能起源于非洲，一般认为大概是由能人进化来的，后来进化成早期智人。直立人化石最早是1890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发现的；以后发现地点不断增多，主要集中在亚洲南部和中部、非洲东部和西北部及欧洲西部。

直立人头骨平扁，骨壁厚，眉脊粗壮，脑量平均小于1000毫升（从早期的800毫升左右增加到晚期的 1200毫升左右）。身材明显比南方古猿高大，平均身高为 160 厘米，平均体重据估计约有60千克，肢骨与现代人差别不大。有名的直立人化石，有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中国的蓝田人和北京人、北非的毛里坦人等 3北京猿人：

在北京周口店，距今71-23万年。1929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1931年至1966年陆续发现有牙齿、肢骨、头骨。属直立人。4汤山人：

在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距今30-35万年。发现有头盖骨及牙齿等，南京人头盖骨顶部有一小块骨，称为“前心点小骨”，为南京人特有。5山顶洞人：

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穴，年代为距今18865+420年。发现有完整的头盖骨及一些躯干骨，属晚期智人。体质已经很进步。伴出有少量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等。骨器及装饰品丰富，已经掌握了钻孔技术和磨制技术。有意识地将死者埋葬并在尸体及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可能已经有了原始信仰。6三棱大尖状器：

一种大型石片石器，为旧石器时代“ 匼河-丁村系”文化的典型器物。山西芮城西侯度、匼河、襄汾丁村、陕西蓝田公王岭等遗址都有发现。7细石器：

细石器属于一种特殊的工艺传统，它以间接打制法为基础,因而出现不同形状的石核和狭长的石叶,并利用石叶加工成器。这种工艺传统存在于不同时代的许多文化遗存中。细石器的出现，大约开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8石器拼合：

通过对一定范围内石制品拼接以恢复石器制造以及工艺过程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对石器的静态研究。最初关心的是石器大致技术的复原研究。我国的初次尝试是大窑遗址。近年来更多关心石器的生产过程、即操作链的复原；确定遗址的功能；辨别石器在使用贵偶成中发生的形变；认识当时人类在遗址不同区域的活动类型的差别；验证地层划分等方面的应用。

9奥都威技术：

人类最早技术模式。即石片-砍砸器模式。模式I技术。因最早发现于东非的奥杜威峡谷而得名。位于坦桑尼亚布尔布，东非大裂谷西缘。典型奥杜威文化的石制品组合：石锤、单面砍砸器、双面砍砸器、盘状器、重型刮削器、轻型刮削器、石球、钻具以及原手斧等。奥杜威技术、简单原始。毛坯多样，原料变化大。但这是真人与前人区分的标志。10水洞沟：

位于宁夏灵武，为中国境内已经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典型石叶工业遗存。分布于银川东南的黄河东岸，1923年即由德日进和桑志华发现并发掘。20世纪60年代以来，又经过多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石制品及动物化石。据AMS测年，距今2.9万-2.4万之间。除了石叶之外，更主要的标志是使用预制石核的方法来剥取石叶。关于石叶技术的来龙去脉，到目前为止还不完全清楚。

11能人

Homo habilis最早的人属成员。可能是直立人的祖先。主要发现于东非地区。男性平均脑量700-800ml，女性500-600ml。面部图粗，颅内形态于沟回总体上接近人，可能有语言。颊齿较大。时代为距今200-150万年，与南猿鲍氏种并存。典型化石KNM-1470号头骨。12手斧

Handex一种大型切割工具，一般说长在100毫米以上；通常两侧对称，围绕器物的周边有连续的刃，刃缘规整锋利，属于切割刃，形态为双斜型；截面比较薄，纵截面和横截面通常呈稍稍扁平的双凸或透镜体形，或者是表较薄的平凸形；制作典型或比较精致的手斧，先粗制成雏形，然后进行去薄和最后成型，器物两面广泛修整；测量特征，作为大型切割工具，宽/长的比率为0.50，厚/宽比率0.50,厚/长比率0.25，作为典型阿舍利手斧界限，宽/长比率<0.76，厚/宽<0.67。这是一种十分严格的分类标准。按照上述严格标准来分析，到目前为止，至少从形态上来讲，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手斧。13勒瓦娄哇技术 Levallois technique

旧石器时代的一种石器制作技术。过去曾认为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石器代表一种独立的文化——勒瓦娄哇文化。后来知道这种技术是阿舍利晚期文化和莫斯特文化的组成部分。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石器，最初发现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勒瓦卢瓦-佩雷。勒瓦娄哇技术的主要特征，是在打下石片之前对用来打石片的石核进行精心的修理，所以也称为修理石核技术。修理后的石核像个倒置的龟甲。打下的石片薄而规整，常常不加修整便可当作工具使用。石片背面布满石片疤，台面上也有许多小疤片，这些是修理石核留下的痕迹。

大题

1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主要人类化石（93）（1）旧石器时代早期：

北京人，在北京周口店，距今71-23万年。1929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1931年至1966年陆续发现有牙齿、肢骨、头骨。

元谋人，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距今310-150万年，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发现两枚人类牙齿化石，为一青年男性的上门齿，指状突比北京人发育。

陈家窝蓝田人：在陕西蓝田县，距今65-50万年。发现下颌骨和牙齿，保存较好。牙齿属一老年人。公王岭蓝田人：在陕西蓝田县，古地磁测年为距今75-78万年或100万年或73-80万年。发现头骨化石，形态较北京人原始，框上圆枕比北京人粗大，骨壁厚，脑量约780ml。

和县人：在安徽和县汪家山，距今15-20万年。发现头盖骨、下颌骨及牙齿，至少代表三个个体。郧县人：在湖北省郧县，距今80-83万年。发现两块头骨化石，挤压变形严重，目前普遍认为属直立人。南京人：在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距今30-35万年。发现有头盖骨及牙齿等，南京人头盖骨顶部有一小块骨，称为“前心点小骨”，为南京人特有。

巫山人：四川省巫山县大庙区龙骨坡，古地磁测年为距今200万年。发现一左侧下颌骨。

金牛山人：在辽宁省营口县，距今26万年左右。人化石丰富，包括头骨、脊椎骨、肋骨、尺骨等，形态既有智人的一些进步特征，又有类似于直立人之处。（2）旧石器时代中期：

丁村人：在山西省襄汾，距今10-12万年。发现人类牙齿、顶骨化石，属早期智人。

新洞人：与北京人周口店第4地点相联，距今13.5-17.5万年，发现左上前臼齿一枚，形态较北京人进步，定为早期智人。

大荔人：在陕西省大荔县，距今18-23万年。发现完整的头骨化石，代表青年男性，形态较北京人进步，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早期智人。

许家窑人：在山西省阳高县，距今10-12万年。发现人类顶骨、上颌骨、牙齿化石。巢县人：在安徽省巢县，距今16-20万年。发现人类枕骨、上颌骨、牙齿化石。

长阳人：在湖北省长阳县，距今19.5万年左右。发现的人类化石有左侧上颌骨、右下前臼齿等，比直立人进步。

马坝人：在广东省马坝，距今12。9万年左右。发现的人类化石有额骨、顶骨、鼻骨等，比直立人进步，较晚期智人原始。

桐梓人：在贵州省桐梓，距今11。5或11。3或18。1万年，发现人类牙齿，有人认为属直立人，有人以为属早期智人。（3）旧石器时代晚期：

山顶洞人：在北京，距今1.8万年或2-3万年。据研究，所发现人类化石代表11个个体，山顶洞人较现代人原始，是中国晚期智人的代表。

河套人：1922年由法国人桑志华发现，至二十世纪80年代陆续出土人类牙齿、骰骨及头骨残片等。资阳人：在四川资阳，距今39300+2500年，发现人类头骨化石，是晚期智人的典型代表。

许昌人：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当中，发现头盖骨，眉脊较突、前额低平、枕突隆起、骨壁较厚，保存和石化程度均较好，未见变形。时代为距今8—10万年左右

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人类化石另有广西麒麟山人、吐波人、柳江人、山西峙峪人、吉林安图人、云南丽江人、左镇人、西畴人、山东新泰人、浙江建德人、贵州穿洞人、陕西黄龙人等。2简答华南地区和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异同 参见《关于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技术系统研究》

3试述华北旧石器文化两大系统说的内容及其意义。（评述两大系统说）

华北的旧石器在技术上至少存在两大传统：一是以大型石器为特征的“ 匼河-丁村系”，另一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属于前一传统的有蓝田、匼河、三门峡、丁村等石器文化,属于后一传统的则有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第15地点、许家窑、萨拉乌苏、峙峪、小南海等石器文化。

两大传统在打制技术和石器类型上各具特色 在“匼河-丁村系”中，碰砧法在打片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用砾石加工的石器较多，用交互方法打制的石器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石器的基本类型有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手斧、石球和刮削器等；其中以砍斫器最多。在“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中,砸击法在打片中使用较普遍,石器多用石片加工而成，单面打击的石器占有主要地位。石器的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等；其中刮削器数量最多，式样也最丰富。

上述两个传统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已经形成。而在早期最早阶段的3个地点中,已见端倪：西侯度石器和“匼河-丁村系”的关系比较密切,小长梁和东谷坨的石器十分可能是“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的先驱。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小型石器传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属于这个传统的遗存遍布于华北各地，相反，大型石器传统的影响在缩小，其分布范围似乎限于汾河流域。另一方面，则出现了一些风格上和上述两大传统不大一样的文化。突出的例子之一是水洞沟文化。另外，下川文化的石器虽然也是以小型为主，但普遍采用了间接打片和用压制法修理石器的新技术，别具特点。4简述莫维斯线和自己对这一命题的认识

1937—1938年，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H.L.Movius）考察了东南亚上缅甸的安雅特文化（Anaythanian）和印度尼西亚的巴吉丹文化（Patjitaaiian）之后，认为这两种文化同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Soan）及中国的北京猿文化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它们一起代表着一个与西方阿舍利文化平行发展的独立文化传统。40年代，莫维斯提出了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区：一个是东方的砍砸器文化传统，另一个是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这两个多多少少同时代的石核工具传统......能够被定义如下:西方的——典型特征是双刃、两面（修整）的切割工具或手斧；东方的——典型特征是单刃的切割工具或砍砸器”。对于莫维斯的学说，中国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早在50年代，贾兰坡先生就认为，在周口店15地点和丁村等地存在着手斧；裴文中先生等也发表了在距丁村不远的沙女沟发现了“似手斧”（裴文中，1958）。之后，手斧的发现陆续有所报道。至今为止，据有的学者统计，在中国发现的被认为是手斧的标本共69件。

上述“手斧”主要分布在广西的百色盆地，长江中下游的汉水上游、湖南澧水流域和安徽水阳江流域，黄河中游的晋豫陕交界地区。其中，长江流域及其华南地区占了绝大多数。

从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方面考察，由于第四纪青藏高原的隆起，在旧大陆的东、西方之间形成了天然屏障，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又由于横亘中国南北的秦岭的上升，南方成为有别于华北的自然地理单元。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岭南一带，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较为稳定的暖湿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以适应森林中劈砍、挖掘的各种类型的大型砍砸器、尖状器为主体的砾石石器，作为稳定的传统相对独立地发展、演变，一直持续到更新世结束乃至更晚，期间看不出来自旧大陆西侧的多少影响。中国所谓的“手斧”，主要分布在南方砾石石器文化中，华北的南部虽有少量分布，但已属这类遗存分布的边缘地区。尽管学者们对这类石器的定名、功用乃至所反映的文化现象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总体而言，无视大量的作为主体特征的石器的存在，仅仅用这些极少量的两面加工石器（“手斧”）试图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

二 新石器

1广谱革命：

冰后期生态环境变化对更新世末人口与资源的平衡关系一定会产生相当大的冲击，一些资源的绝灭、消失和迁徙会迫使人类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就是中石器时代所特有的广谱革命。

那是在中石器时代，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许多大型动物被迫迁徙，导致这一时期的人类不得扩大食物攫取范围，原来一些根本不食用的小动物，水生动物也成为猎取对象。因为这些动物相对来讲繁殖能力快，所以这一变化使得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其活动范也大扩大了，这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个具体体现。2铜石并用时代（93、94）：

1877年意大利学者G.基耶里克提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增加铜石并用时代作为过渡期，从此确立了这一概念。铜石并用时代以红铜的使用为开始的标志。世界各地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时间是不同的。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上限可以到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时代则是晚期铜石并用时代，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的金属工具不仅仅是红铜，还有黄铜、青铜，只是后二者较少。3湖南道县玉蟾岩：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岩洞遗址，位于湖南道县，年代约在公元前13000-11000年。发现的主要遗迹现象是一些烧过火的灰堆，出土少量陶器和稻谷遗存以及石、骨、角、牙器、动物骨骼等。陶器制作粗糙，烧成温度低，陶土中多含石英砂砾，可辨器形仅釜一类；出土稻谷遗存，兼具野生稻、籼稻、粳稻的综合特征，是一种由普通野生稻向初期栽培稻过渡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表明了当时的居民已经有了早期的人工栽培水稻。玉蟾岩遗址所见考古学文化是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一种表现。4仙人洞遗址：

在江西省万年县，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0-9000年。发现有石、骨、角、蚌器，其中以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的发现最为重要。早期陶片的陶土中都加有诸如石英碎末等羼和料，制法有泥片巾塑和泥条叠筑两种，烧成温度不高，无完整器，纹饰有条纹、绳纹和编织纹，也有素面陶。栽培稻遗存从早到晚的不断 4 增多，表明稻作农业已经有了发展。5北辛文化：（93）

北辛文化得名于山东省滕州市北辛遗址的发掘。主要分布于泰山南北两侧及汶河、泗河流域，年代在公元前5500-4200年之间。典型的遗址除北辛遗址外，还有泰安大汶口遗址的下文化层、兖州王因遗址的下文化层等。北辛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如下：房子多为带门道的椭圆形和圆形半地穴式，室内灶面与居住面持平。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晚期有少量二次葬和两个人以上的合葬墓，流行生前拔除侧门齿的风俗。随葬品普遍较为贫乏，无明显差异。打制石器占较大比例，磨制石器及骨角 器总体来说不发达。陶器有泥质和夹沙两类，主要为泥条盘筑和泥片贴塑，器表以素面为主，有一些篦线纹和刻划纹，晚期出现了红衣陶和单彩陶。陶器造型多三足器和平底器，包括鼎、釜、盆、三足钵等。6兴隆洼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得名，年代公元前6200-5400年间。主要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和教来河以及大凌河流域。主要遗址包括白音长汗、查海、北京上垞、北埝头遗址。兴隆洼文化的房址多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单间建筑，成排分布，窖穴多在房址附近。聚落外有环濠，有大量的居室葬。陶器烧成温度低，多手制。常见压印“之”字纹，基本器类为筒形罐。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和压削四类，器形以锄形器最有特色。发现有细石器。7红山文化（08）

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英金河畔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以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重要遗址有水泉二道梁子、东山嘴祭坛、牛河梁女神庙等。分布范围西至七老图山，东越医巫闾山，东南到海。年代为距今6000-5000年上下，可分为早晚亮起。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半坡阶段，晚期的一部分坑内进入铜石并用阶段。上承赵宝沟文化或富河文化，下接小河沿文化。80年代在辽宁喀左、建平、凌源交界处发现的“坛、庙、冢”是其最重要的发现。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思路，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8牛河梁：

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宗教祭祀的遗址。位于辽宁省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地带。发现女神庙、积石冢群，出土大型女神塑像和猪龙等玉器，对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史以及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顶南侧平台上，建筑为半地穴式，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庙址内堆满了神像和动物塑像残块；以大墓为中心的积石冢已发现多处，大墓四周用大型石块叠筑成规则的石墙，周围或上部附葬小墓，上部封土积石成坛，出土精美玉器等。9城背溪文化：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4500年之间。城背溪文化于八十年代初期首先发现于枝城市红花套吴家岗村城背溪，故名。据目前发现，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宜昌市及其周围地区，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已发现的较早的原始文化遗存，已出土较原始的石器和陶器。10陶寺文化：

以襄汾县陶寺遗址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分布于晋南地区的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在该地区现已发现陶寺文化遗址90多处，其中有些遗址的规模很大，遗址面积达100-300万平方米，其中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面积有300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发现了陶寺文化早期和中期的城址，发掘墓葬1300余墓，发现了大量反映时代信息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早期年代为距今4300-3900年，晚期年代为距今3900-3600年。陶寺文化早期年代早于夏代，晚期年代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11丁公陶文：

龙山时代陶文，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文字刻在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计有5行11个字。这些刻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对丁公龙山文化这件刻字陶文，经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多位专家学者鉴定，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确 5 认，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12瑶山墓地：

良渚文化的大型墓地，位于浙江余杭瑶山。除了发现高规格的大墓和大量玉器以外，还发现了我国唯一的带有墓葬群的巨大祭坛。瑶山为一低矮山丘，良渚时期先民在较平缓的顶部修建了方形祭坛，中央是方形红土台，四周为灰色土围沟，最外部为砾石面。墓中随葬品丰富，有玉器、陶器、漆器等。墓葬中随葬品有多寡之别，反映出墓主身分地位存在差别。这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13朱封大墓：

中国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山东龙山文化墓地。位于山东临朐的西朱封村。1989年后已发掘3座大墓。均有棺椁葬具。三墓随葬品丰富，陶器有鼎、豆罍和蛋壳陶杯，玉器有钺、刀、簪、头（冠）饰，还有绿松石串饰、石镞、骨镞、骨匕等。其中一座墓的墓主，身旁有木边箱，脚下有木脚箱，主要随葬品放置在箱内。三墓的墓主，是当时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显贵人物。14琮：

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一说。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琮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商周时期玉琮数量不多，汉代玉琮已少见。15玉猪龙：

玉猪龙又叫猪龙形佩饰？神器？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3000年）的典型器物。最早发现在辽宁建平县，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有发现，对于中国史前宗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6青铜：

青铜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熔点在700-900ºC之间。青铜铸件具有较高的铸造性能。公元前四千年初，青铜最早出现于伊朗、土耳其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中国最早的青铜出现在马家窑文化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时代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

17、蛋壳陶（07）

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之一，以蛋壳黑陶杯为主要器形。属于细泥陶，器表细腻光滑，胎壁薄而均匀，最薄处仅0.3~0.5毫米，为古代陶器之精品。在原料制备过程中，可能加近了淘洗和除腐两道工序，因此在技术上有很大的进步。据模拟实验，制作蛋壳陶的过程着那个不但在快轮陶车上安装了便于旋削的刀架和刀具，而且在投窑烧制时还使用了闸钵一类固定和维护器具。

大题

1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分期及各期基本特征

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2000-前7000年，早期发现不多，南方有玉蟾岩、仙人洞、甑皮岩等遗址，北方则有东胡林、转年遗址等。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石器仍以打制的为主，磨制很少；开始制作并使用了陶器，制作粗糙；居民生活有渔猎采集为主，但已有了初期的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

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发现考古学文化较多，黄河流域有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北辛文化等，辽河流域有兴隆洼文化等，长江流域有皂市文化及河姆渡文化等。中期磨制石器数量与器类显著增加，陶器数量与器类增加，制作技术明显提高，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已成为居民日常的主要生产活动。

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有很多重要的发现，研究也较深入。各区域内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本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重要考古学文化也得到深入的研究。晚期也磨制石器为主，在陶器制作方面，已普遍有了陶车工具，出现了轮制陶器，普遍使用陶窑烧制陶器，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彩陶文化与黑文化；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比较发达。

铜石并用时代： 公元前3000-前2000年，已开始有了少量的小型的铜质工具，但石器仍 然是人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及征战时大量使用的主要工具和武器。石器及陶器制作技术均

较发达；城址分布较普遍，发现大型的聚落及墓葬，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2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及阶段性特征

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2000-前7000年，长江中游发现玉蟾岩、仙人洞、吊桐环等遗址，此类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石器仍以打制的为主，磨制很少；开始制作并使用了陶器，制作粗糙；居民生活有渔猎采集为主，但已有了初期的稻作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

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长江中游发现考古学文化较多，有城背溪文化、彭头山文化等。中期磨制石器数量与器类显著增加，陶器数量与器类增加，制作技术明显提高，发现较多稻作农业遗存，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已成为居民日常的主要生产活动。

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有很多重要的发现，诸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研究也较深入。晚期以磨制石器为主，在陶器制作方面，已普遍有了陶车工具，出现了轮制陶器，普遍使用陶窑烧制陶器，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比较发达，发现早期城址，社会复杂化程度较前期有所提高。

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前2000年，主要以石家河文化为代表。已开始有了少量的小型的铜质工具，但石器仍然是人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及征战时大量使用的主要工具和武器。石器及陶器制作技术均较发达；城址分布较普遍，发现大型的聚落及墓葬，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

3中石器时代的特征试述（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西方，中石器时代是介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而独立存在的一个时代，地质时期已进入全新世，属于冰后期，此时欧亚大陆气候转暖，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以细石器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未出现磨制石器和陶器。文化面貌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类似之处，但地域性色彩更加浓厚。

中国中石器时代是否存在尚在讨论之中。1935年裴文中在广西武鸣和桂林发现数处洞穴遗址。1947年他又在黑龙江扎来诺尔遗址发现细石器遗存，认为应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存。90年代以来发掘了南方发掘了仙人洞、吊桶环、玉蟾岩等遗址，北方发掘了南庄头、于家沟、转年、东胡林等遗址。就这些发现而言，地质时期还未进入全新世，细石器在生产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已经出现了早期陶器和少量的磨制石器，早期稻作农业在南方已经出现。因而中国中石器时代遗存已经具有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内涵有所不同。4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约在公元前12000-6000年前，中国的新石器文化正处于发展的准备阶段，各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状况如下： 北方

沙苑文化：在陕西省大荔县，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发现大量细石器和石片石器，磨制石器仅两件三角形箭头，年代范围界定在“中石器时代以至于新石器时代初期”

鹅毛口遗址：在山西省怀仁县，发现大量石器，然而磨制石器仅一件。发掘者推定其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南庄头遗址：在河北省徐水县，时代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主要文化遗存包括灰坑、陶片、磨制石器和骨角器等。石磨盘和磨棒为其典型石器，表面留有使用痕迹，陶片多夹沙或云母碎末，烧成温度不高，灰陶为主，常见附饰绳纹，可辨器类有直腹罐和钵。

南方

玉蟾岩遗址：在湖南省道县，年代为公元前11000或13000年，发现的遗迹现象主要是一些烧过的灰堆，最重要的发现是少数陶器和稻谷遗存。石器全系打制，以小型石器为主。陶器制作粗糙，烧成温度低，胎壁厚薄不均，可辨器类有釜。所出稻谷遗存，经鉴定分析，认为兼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一种由普通野生稻向初期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

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二者都在江西省万年县，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0-9000年。发现有石、骨、角、蚌器，其中以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的发现最为重要。早期陶片的陶土中都加有诸如石英碎末等羼和料，制法有泥片巾塑和泥条叠筑两种，烧成温度不高，无完整器，纹饰有条纹、绳纹和编织纹，也有素面 7 陶。栽培稻遗存从早到晚的不断增多，表明稻作农业已经有了发展。

甑皮岩遗址：在广西桂林市，年代在公元前8000-7000年之间。出土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蚌器及陶器。陶器全系手制，较粗糙，烧成温度低，器型有罐、釜、钵等。

岭南的贝丘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有些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如广西南宁市的豹子头遗址，石器以磨制为主，亦发现有夹砂陶，器型多为圜底。

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遗址面积都比较小，文化堆积延续的时间都较长，说明当时的居民已经实行定居；磨制石器在各遗址中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经济结构多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早期的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为辅。

以上即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一般特征。5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与研究（08）

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懂得了将水、火、土三种物质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人类对化学变化最早的有意识的应用，具有化时代的意义。近些年来我国 南方的发现主要集中在距今17000-9000年。

仙人洞和吊桶环：800多块，少量口炎，多腹部。羼和料为石英，粒径多1-3mm。褐色为主。玉蟾岩：3大块和若干小陶片。陶质非常疏松，胎厚薄不均，羼和料为石英。器类有釜，饰绳纹。甑皮岩：1-3期均有。器形陶釜，敞口，圆唇，浅斜弧腹，圜底。器形低矮，器壁极厚，制作粗糙。浙江上山遗址：夹炭陶，呈淡黄色，厚胎，表层多饰红衣，低温烧制。85%为平地器，如盆形器，另有少量侈口釜、直口罐等。多素面，偶见绳纹、戳印纹。

北方的发现主要集中在距今12000-9000年。

于家沟：夹砂灰陶，夹砂夹云母黄褐陶，胎厚0.46cm，另有若干碎片，质地粗糙。

南庄头：50多片，破碎，难复原，少数口沿和底，夹砂和蚌壳，胎厚1cm左右，陶色不一。

转年：筒形罐，带乳突盂，附加堆纹陶片口沿。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均，质地疏松，硬度较低，羼和大量石英，壁厚0.7-1-6cm。纹饰以素面为主。

东胡林：50余片，多为红褐色，少数为灰褐色，均为夹砂。夹粗砂者为石英，胎厚0.5-1.2cm，质地疏松，火候不均；夹细砂者多为素面，有的在颈部有附加堆纹，多为腹片及底片，有少量口沿，器类多为罐。

总之，早期陶器的特征为：

（1）制作特征：随机取土，羼有石英、长石等矿物颗粒，陶质疏松，烧成温度低，陶色不均，通常内外壁不一致。

（2）器类单一，器形简单，主要为罐、釜类，多为圜底器（南方），亦有平底器（北方）。（3）制作方面：以泥条筑成法和泥片筑成法为主。

一般早于栽培农业的出现。适应的生计方式为高级采集狩猎阶段。与之共存的为石器工业。南方在延续砾石传统的同时，出现小石器工艺；而北方则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工业。功能推测：炊煮食物

与周边国家比较：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西亚、北非都发现了距今10000年以前的早期陶器，推测可能为独立起源，即陶器的起源为多中心。需具备人口压力和用火两个条件。

6从考古发现探讨稻作农业起源的地区（简述水稻起源阶段考古新发现 参见《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

从考古发现探讨稻作农业起源，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考古发现证明，栽培稻最早发生在公元前一万二三千年，那时的最佳边缘就在长江流域偏南的地方。从稻作农业的发生发展到以稻谷为主要粮食作物，从稻作农业起源中心扩大到与现在分布相近的地区，其间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可以分为几个明显的阶段：

（1）萌芽期：相当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3000-前7000年间。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有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三处，可见长江中下游确为稻作起源地。

（2）确立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约为公元前7000-前5000年。这个时期的稻作农业已得到初步发 8 展，分布区有所扩大，并且明显的向北推进，河南裴李岗文化及陕西老官台文化的南部边缘开始种稻，中心区则在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范围内。

（3）发展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这是稻作农业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分布区在长江中下游。至今发现有稻谷遗存的地点约有60处，其中长江中下游约有50处，诸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湖南澧县城头山、和湖北江陵阴湘城，其中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和湖南澧县城头山还发现了公元前四千多年前的稻田，其余在黄淮流域。如此则说明，一个以稻米生产为主的农业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4）兴盛期：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约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此时稻作农业分布区域进一步扩大，但仍以长江中下游为主，共发现遗存70余处，其中长江中下游约60处，其余在黄淮流域、四川成都平原和广东北部。

（5）远播期：相当于青铜时代早中期，约为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中国稻作农业在核心地区继续发展，同时向东南、西南和东北传播，东南到达福建、台湾，西南到达云南，东北则通过辽宁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已经接近于现代稻作农业分布的格局。7论述中国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

在约13000BC-8000BC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已经发现了大量早期农业遗存。目前发现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重要的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怀柔转年、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邕宁顶蛳山、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广东阳春独石仔、翁源青塘，封开黄岩洞等。这些遗址的发现及其研究的深入，我国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及早期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国古代的农业主要以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为代表。1977年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地下粟粒仓储的发现，确立了华北地区是粟类农作物的发生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距今9000年以前的栽培粟遗存，也许粟粒不易保存而难以发现，或初期的栽培粟粒与野主粟粒不易区别，早期栽培粟遗存的发现是个至今尚无法突破的考古难题。但是，依据徐水南庄头发现的可能是家畜的狗与猪骨骸及其由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这一适合于植物栽培的环境特点、北京东胡林发现的人骨已轻度石化的两男一女的三人合葬墓、怀柔转年出土的盛物石容器等全新世初期的遗存推测，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栽培粟在太行山东西两侧及燕山南麓的山谷平原地带发生。

稻作农业的起源，因分别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遭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而开始明朗起来。这两处遗址的地理位置处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江西东北部的环玉山至南岭北麓，大约是我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在这一地区内，丘陵、盆地、平原、河流及湖泊相间分布，气候湿润，可食性野生动植物丰富，适于人类从事较为稳定的采集（包括捕捞）、狩猎活动。在这两处遗址中与古栽培稻遗存同时发现的还有大量野生稻遗存，表明栽培稻是在长期采集食用野生稻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其发生地大概在这两处遗址所属的南丘陵及其以南、武夷山以西、雪峰山以乐、南岭岭脊以北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如果结合洞庭湖西北部发现的距今8000多年的彭头山文化的栽培稻谷及其聚落遗址、杭州湾南部发现的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的成堆成片栽培稻遗存及其发达的农业工具与木结构房屋，以及河南南部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的栽培稻遗存，可以简略地推论栽培稻起源和稻作农业早期发展的形式：即栽培稻大约在距今1 万年前或接近12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距今9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的北进，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简称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8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反映的社会经济结构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心地区在今关中地区，从已发掘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以及宝鸡北首岭等多处聚落遗址来看，半坡类型的社会经济结构主要如下：

村落规模均不大，相互间的差别不明显。各个村落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

村落营建之初皆经过规划，村内存在着功能上的分区，居住生活区、手工业区（窑场）同公共墓地分离，空间上基本不相混杂。

居住区外一般有围沟环绕，房屋存在分群现象且每个建筑群往往由大、中、小三类或中、小两类房屋构成，房屋不论大小，大都系单间，各建筑群之间看不出明显的分化。

村落所有房屋的门道都朝向中部的广场，反映出强烈的凝聚式、内向性特点。

同一村落的房屋既然可以划分为若干群，每群房屋又有大、中、小或中、小型之别，说明当时的每个村落的社群组织都应该存在着四个或三个不同级别的结构。

（参见半坡、姜寨聚落图）

9试述仰韶文化彩陶的分期 仰韶文化彩陶可分为三期

早期以半坡类型彩陶为代表，具有类型特征的陶器有直口弧壁圜底或平底钵、卷唇斜弧腹或折腹圜底盆、平唇浅腹平底盆、直口尖底瓶、蒜头细颈壶、侈口鼓腹平底罐、小口细颈大腹壶、短唇敛口斜直腹或鼓腹小平底瓮等。纹饰主要有绳纹、线纹、弦纹、锥刺纹、指甲纹和彩纹等。彩陶纹样简单朴素，以红地黑彩为主，少数为红彩，母题有鱼、鹿（或羊）、蛙、人面等动物纹，少量植物枝叶纹，以及由直线、横条、三角、圆点、折波等组成的几何图案花纹。

中期以庙底沟类型彩陶为代表，陶器中常见的器形有曲腹盆、曲腹碗、双唇小口尖底或平底瓶、宽肩小平底瓮、大口缸、折肩浅腹圜底釜、灶、盆形甑、釜形鼎等。纹饰有绳纹、线纹、划纹、附加堆纹以及彩纹。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已处于仰韶文化彩陶工艺的盛期。多为红地黑花，还出现了少量白衣彩陶。主要是以圆点、钩叶、弧边三角及曲线组成的带状纹饰，还有垂幛、豆荚、花瓣、网格等纹样，此外有鸟纹、鱼纹和蛙纹等动物图形，沿袭了史家类型的形态和风格，而与半坡类型彩陶风格迥异。

晚期以大河村三期及大司空类型彩陶为代表，器类以鼎、豆、碗、罐为最普遍。代表性器形有折腹盆、□口钵、大口斜腹平底碗、折腹镂孔豆、□叭口长颈壶、大口凹腰尖底瓶、折肩罐、侈唇鼓腹罐、罐形鼎、盆形鼎等。纹饰有堆纹、方格纹、篮纹、镂孔、彩纹等。彩陶上多施红、紫、灰、黑几色配合的复彩，并常用白衣作衬地，有网状、宽带、平行线、波浪、锯齿、兰草、六角星形、弧线三角、□、∽等纹样，总的风格是简单而粗放。大司空类型陶器代表性器形有直口圆唇折腹盆、敞口浅腹盆、斜腹或折腹钵、弧腹碗、圆腹罐等。纹饰有篮纹、细绳纹、划纹、方格纹、戳印纹和彩纹等。彩陶风格和纹样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彩，花纹元素是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S纹、同心圆纹、睫毛纹。

10从姜寨聚落的布局分析仰韶时期的社会组织

姜寨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依据；揭露了半坡类型的一处聚落遗址,其保存之完好,布局之清晰是前所未有的；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充实了仰韶文化诸方面的内容。

姜寨遗址的村落布局，半坡类型聚落的总体布局分为居住区烧陶窑场和墓地三部分。居住区西南以临河为天然屏障,东、南、北三面有人工壕沟环绕，轮廓呈椭圆形。居住区内有中心广场，周围分布着100多座房子，分为5群。每个建筑群以一座大房子为主体，还包括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门均朝向中心广场。房屋附近分布有储藏东西的地窖群、家畜圈栏以及许多儿童瓮棺葬。窑场在村西临河岸边。村东越过壕沟即为墓葬区,南北分布着3片墓地。就整个村落遗迹特别由5组建筑群来看,可能居住着由若干氏族组成的一个胞族或一个较小的部落。

仰韶文化的房基平面多呈方形或圆形,分大、中、小型3种。有地穴、半地穴及地面建筑3类。大型房址只有半坡类型的4座，都是方形,其中半地穴式及地面建筑各2座，面积均达80平方米左右,一般都有门道，门内设一个大型深穴连通灶坑。灶坑两侧至墙边还筑有低平的方形土台。中、小型房子面积一般为20平方米左右。有少数居住面用草泥涂抹并经火烧。房屋中央都有一个灶面或浅穴灶坑。半地穴式者下部以穴壁为墙，穴壁四周还有若干小柱洞，地面起筑的多以木骨涂草泥为墙。

姜寨遗址发现半坡类型墓葬约400座。成人土坑墓集中在沟外的墓地，主要是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少数为单人或数人的二次葬，死者绝大多数头向西，普遍有数量不多的随葬品。儿童瓮棺葬大都分散或成群 10 分布在房屋附近，也有些与成人一样同埋在公共墓地，葬具是夹砂红陶瓮上扣一个陶钵或盆，也有罐、钵相扣者，仅极少数的瓮棺内有数件随葬品。史家类型墓葬约200多座,除少数瓮棺葬外，大部为土坑墓。盛行多人二次合葬,一个坑内常有20具左右人骨,多的达七、八十具，一般都分排分层头朝西整齐堆放。这些同坑埋葬的死者，在氏族内部当具有更亲近的血缘关系。半坡晚期类型墓葬极少，仍有儿童瓮棺葬，土坑 墓内单人仰身直肢葬的死者头向东北。11马家窑文化特征，并画出代表性陶器

马家窑文化是中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目前一般认为，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它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50年。马家窑文化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3个类型，分别代表3个发展时期。不过,有的在马家窑类型之前插入一个石岭下类型。

马家窑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马家窑类型彩陶多为橙黄黑彩。画彩的器物主要是碗、盆、瓶、罐。花纹繁缛，多用等粗的线条构成。其中动物花纹和几何花纹等。半山类型用红黑两色相间的锯齿纹构成各种图案，彩陶器形以小口鼓腹瓮、单把壶、双耳罐和钵为主；夹砂陶则多系各种罐类，肩部饰较细的附加堆纹，有些夹砂罐为白陶。马厂类型其彩陶带有红衣，早期用很宽的黑边紫红条带构成圆圈纹、螺旋纹、变体蛙纹和波折纹等；晚期则用单色线条，以黑色为主,有时单用红色,构成波折纹、菱形纹、编织纹和变体蛙纹等。器形大部分脱胎于半山类型，新器形主要是单把筒形杯。

马家窑文化的居民以经营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种植粟和黍。原始手工业有石器制造、木作、纺织和制陶等。在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期地层中，曾发现一把铜刀和若干铜器碎块，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有很大的制陶窑场，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多数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马兰台地上，接近水源，土壤发育良好。房屋遗迹平面呈方形、圆形和分间3大类,以方形房屋为最普遍。当时流行公共墓地，墓葬的排列不甚规则，但在同一墓地内，绝大多数墓的方向是相近的，多数为东或东南。马家窑文化的晚期，不少彩陶罐上有用墨笔书写的记号,最常见的是“＋”、“－”和“ ”等,在柳湾发现有130余种,当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用来记事的符号。12大汶口文化及其墓葬类型

大汶口文化得名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发掘，年代约在公元前4200-2500年之间，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全境及苏皖两省北部。

大汶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在中期之前，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公共墓地，通常能够将墓地分为若干片，每片墓地一般都由若干排墓葬构成。墓葬形制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未成年的小孩墓葬有的还使用瓮棺葬。葬制和葬式始终以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为主，屈肢葬和俯身葬少见，中期以前也有两个人以上的合葬，晚期合葬墓极少。合葬墓里的人骨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随葬品以陶器石器和骨器为主，并流行手持牙獐或獐牙勾形器的丧葬习俗。从早期开始，大汶口文化墓葬就出现了分化现象，大中型墓葬了随葬品丰富；晚期，大型富墓和小型贫墓在有的中心聚落已被分别葬于不同的墓地里，此种丧葬制度 反映了一定的等级制度。

13概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时代距今约7000---5000年之间，黄河流域的重要发现有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以及北辛文化等，分别概述如下：

裴李岗文化，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6100—5000年之间，该文化大体分布在太行山南侧和秦岭东侧的黄河与淮河冲积平原之西部。发现较多墓葬和灰坑，出土石器、骨器和陶器。打制石器占较大比例，也出有磨制石器，典型者有石磨盘磨棒；陶器制法始终以泥条盘筑和泥片贴为主，双耳壶、三足钵、及筒形深腹罐为该文化主体器类。

磁山文化，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6100---5000年之间，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东侧河北的中南部。磁山文化的房屋建筑流行圆形和椭圆形的地穴或半地穴式，发现有贮存粟类粮食的窖穴；石器以磨制为主，典型者 11 有石磨盘磨棒等，陶器基本的器类有盂、筒腹罐、靴形陶支脚和杯等。

老官台文化，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5000年之间，主要分布在关中渭河流域、甘肃省东部地区以及汉水上游地区。老官台文化的房屋流行圆形半地穴式，墓葬多为长方形坚穴土坑，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石器既有磨制也有打制，各处所占比例不一样。陶器制法以泥条盘筑和泥片贴塑为主，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白陶、灰陶白陶及少数黑陶，主要器类浅腹圜底钵、三足钵、筒形深腹三足罐和圈足碗等。

北辛文化，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500---4200之间，主要分布在泰山南北两侧。北辛文化流行椭圆形和圆形的浅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屋，皆系小型单间建筑。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器普遍较贫乏；打制石器始终占较大比例；陶器制法以泥条盘筑和泥片贴塑为主，出现了少量的红衣陶和单彩陶。主要器类有多种形态的鼎、釜以及盆与钵等。14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

龙山文化是中国铜石并用时代一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2000年之间，分布的中心区域在今山东省境内，南界大致在淮河以北的苏北和皖北一带，其影响区北界可达辽东半岛南部。考古发现证明，龙山文化是直接承袭大汶口文化而来。

与龙山文化同时的诸考古学文化，如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豫鲁皖交界处的造律台类型、豫中的王湾三期文化、陕西渭河流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湖北的桂花树三期文化、齐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彼此连成一片，而且除齐家文化外，都曾被称为龙山文化。虽然按照实际情况把它们分为许多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必要的，但绝不能因此忽视它们的共同特征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严文明先生提出“龙山时代”时代的命名，以涵盖上述诸文化的内容。

龙山时代有了许多重要的发明和成就，社会面貌与前期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概述如下：龙山时代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铜器；陶器制造一般使用轮制；纺织业也有很大的进步；龙山时代的人们已经学会了打井；房屋建筑了有很大发展，开始用夯土筑房基，用土坯砌墙，并用石灰抹地面和墙壁；龙山时代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址，标志着文明程度的进一步发展。15黄河流域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

黄河流域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有以下若干：

山东龙山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即最初由龙山镇定名的那种遗存。其分布以山东地区为主。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是岳石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900～前2800年。

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相当这个时期的遗存，发展为中原地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600～前2000年。一般还分为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 3个类型。

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泾、渭流域。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300～前2000年。陶寺类型，以新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约前2500～前1900年。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宁夏南部与内蒙古西部也有零星发现。早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下限还当更晚。2500-2000BC，中国史前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都有哪些，试述这些区域文化较此前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2500-2000BC中国史前社会的铜石并用时代，处于龙山时代的晚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发展和国家产生的前夜，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2500-2000BC之间，广大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都较前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比较重要的区域包括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以及东北地区辽河流域，结合各地考古发现总结一下可以概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此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铜器，在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中都发现有早期的红铜或者青铜遗存，但是铜器使用并不发达。陶器制造一般使用轮制，龙山文化发达的黑陶文化在较大范围内影响极广。纺织业也有 12 很大的进步。此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打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水源的制约，更利于定居生活。房屋建筑较前期了有很大发展，开始用夯土筑房基，用土坯砌墙，并用石灰抹地面和墙壁。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址，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城址和大型聚落遗址，红山文化发现女神庙以及祭坛，良渚文化发现祭坛并大型墓地以及大量精美玉器，聚落等级分化显著，社会复杂化程度较前期近一步加深，标志着文明程度的进一步发展。17新石器时代城堡的发现及意义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有50多处，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区域（1）中原地区

郑州西山城：平面近圆形。黄河流域年代最早的城址，始建于距今5300~5200年，弃于4800年，使用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

郾城郝家台城：平面城长方形，年代属于龙山文化偏早。

淮阳平粮台城：平面呈方形，筑于龙山早期，至龙山晚期仍在使用。

辉县孟庄城：平面近平行四边形，年代大体为孟庄龙山一期偏早至龙山文化末期。

登封王城岗城：由东西两座并连的城垣组成，西城平面近方形，东城情况不明。西城的见诸可能略晚于东城，两成的建筑和废弃都在王城岗二期文化期间。

密县古城寨城：平面为长方形，筑于灵山早期，弃于灵山晚期之前。（2）山东境内

章丘城子崖：岳石文化的城垣叠亚在龙沙文化城垣上，龙山时代城大致为圆角方形。寿光边线王：外垣近方形，内垣为圆角矩形，年代大体为龙山中期或稍晚。邹平丁公：圆角方形，建于龙山早期，用至岳石文化。

五连丹徒：年代大体为大汶口晚期至龙山中期，平面为圆角方形。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时代，有两道城垣。桐林田旺城：圆角方形，年代约在龙山中晚期。临沂尧王城：情况不明

鲁西8座龙山文化城，分南北两组。南3座，北5座。各组有一座较大中心城。

不同于中原地区，山东的城址多为在同一城址上反复扩建，城垣较多。同时，等级分化表现突出，社会城垣等级分化和聚落的等级分化同时展开，与中原地区等级分化首先发生于聚落间而不是社会成员之间不同。（3）长江上游

新津宝墩城：平面为方形。郫县古城：平面为长方形

温江鱼凫村古城：平面为不规则多边形。都江堰芒城：平面为长方形。崇州双河和紫竹村：具内外两圈城垣

本区文化内涵尚不明朗。筑城技术具有一定原始性。时代尚大体相同，为公元前2600~1700年左右。（4）长江中游

澧县城头山城：平面大致呈圆形。年代为大溪文化早期偏晚至石家河文化晚期，以屈家岭文化阶段者较多。石首走马岭城：平面呈不规则形。年代为大溪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主要部分为屈家岭文化。江陵阴湘城：平面为近圆形的多边形，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公安鸡鸣城：平面呈C形，年代为为屈家岭文化时期。荆门马家院城：平面呈梯形，年代为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时期。

石家河城：平面大致呈方形，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

本区城址多依托港埠、河流等微观地形而建，形状不如黄河刘煜规整。建筑技术采用堆筑法，不同于北方的夹板夯筑法。在城垣外开较宽大的壕沟。面积普遍大。等级较明显，分3-4个。江汉地区从屈家岭至石家河的转变可能为暴力方式，而石家河晚期，则反映出土著文化发展进程的中断。

13（5）内蒙古中南部的城址

包头大青山西段南5座石城：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武俊。有的有祭祀石圈。

准格尔旗及清水县南、黄河两岸的6座石城：准格尔旗的白草塔、寨子塔、寨子上、小沙湾；清水县的马路塔、后城嘴。皆有石墙，部分遗址出现了窑洞式建筑。岱海西北岸：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等。

三组城址时代不完全相同，前两组大体相当于庙二时期，面积较小，聚落群内部分化不显著；最后一组为龙山时代，少数面积较多，多小面积，聚落分化明显。石城发育和保护为聚落选址的标准。

总之公元前3000年以来，城址的兴建是各地普遍的现象。城的出现需要完美的协调和支配机制作为保障。各地城址的出现原因以及它们在各地的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新石器中期，史前城址以圆形为多，年代较晚的则多为方形或矩形，中原地区尤为明显。而黄河下游的城址在向方形转变上较中原为慢；北方山城则没有表现出方形规划思想；两湖地区的方形城出现较晚；四川盆地的方形规划可能是独立产生的。即中国历代城址基本遵守方形的原则，主要在中原地区。

.从建筑技术而言，北方城墙以石砌就，中原者采用夯筑，长江流域为堆筑。长江流域的城址一般都有较大的城壕，并尽量利用天然河道。

.就城址出现的主导原因看，内蒙古中南部出现的城可能与环境恶化、资源紧张和争夺加剧有关。中原地区的城可能与其在各自遗址群中确立优势地位有关。山东地区的城可能表明其社会内部的矛盾是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加以控制的。长江中下游的城反映出这些地区社会内部的冲突是被有效控制的。

三 商周

1妇好墓：（93）

1976年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墓主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南北向，墓内有二层台和腰坑，有棺椁、殉人、殉狗。墓内出土大量铜器、玉石器、骨器、陶器等，所出带铭铜器为武丁时期断代的标准器物。妇好墓的发现对于研究商代晚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5四坝文化：

因甘肃山丹县的四坝滩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距今约３８００年到３５００年，相当于夏代中后期到商代前期这一时段。玉门火烧沟遗址的发现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四坝文化有可能是从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演变而来，后又受到齐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其居民过着亦农亦牧而以牧业为主的生活。青铜制作在齐家文化基础上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基本上仍停留在生产武器、工具和小件饰物的低级阶段。墓葬情况显示，已存在贫富分化和人殉现象，并出土过权杖首、玉斧一类标志权力的仪礼器物，表明已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4偃师商城：

商代早期城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市。商城城址包括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大城平面近长方形，城墙四周有5座城门，城内有纵横交错的道路若干条。在大城的西南部，还有一个平面呈长方形的小城。大城、小城的建筑方法一样，都是先挖基槽，然后层层夯筑而成。小城的年代早于大城，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城内有密集的宫殿建筑群，分布于宫城的中、南部。可早到二里岗下层早期，邹衡先生认为是太甲桐宫。4周原：

中国周王朝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遗址。在陕西省岐山与扶风两县之间。周人自古公亶父由邠迁徙周原，到文王晚年迁居丰，此处一直是早周都邑。武王灭商后，将周原分封给周、召二公作采邑。直到戎人入侵，周平王东迁洛邑，岐邑毁于战火，终被废弃。已发掘有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 2处。墓葬分布范围很广，已发掘 400多座，一般都是中小型土坑竖穴墓，少数为洞室墓，自西汉以来，西周的铜器窖藏已发现多起。8饕餮纹：

商周青铜器常见兽面纹饰，多以两对称夔龙纹为主要构图内容。首先采用这个名称的是宋代《宣和博古图》。饕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贪食的怪兽。装饰于青铜器的饕餮纹或许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

7卜甲：

占卜用龟甲。龙山时代有龟甲随葬，不知是否为占卜用。商代大量使用卜甲，尤以龟腹甲的使用为多，背甲相对较少。两周时期，龟卜依然较盛，秦汉后渐趋衰落。商周卜甲，多有钻凿及灼烧痕迹，据灼烧所得之兆纹占卜吉凶。6利簋：

西周早期青铜器，为周武时器。铭文载武王伐商之事，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重要标准，而且证实了古文献对武王伐史事的记载。4成都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

9人祭与人殉（08）

是指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主要流行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之间。新石器时代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永靖秦魏家遗址的齐家文化墓地中，曾发现殉妻现象。到商代成为一种制度。如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都有具体实例。盘庚迁殷之后盛行，用人数量达惊人的程度。商后期逐渐减少。两周仍继续推行。但已经衰落。秦汉以后仅保留了献俘的传统。10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九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之一。总体目标是要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了达到目标，该工程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分设9个课题，44个专题。目前已经建立了夏商周三代年代框架；对商王武丁至帝辛诸王、西周武王至厉王各世，给出了年代，由此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1吴城文化

最早发现于长江中游江西清江吴城，主要分布于江西北部鄱阳湖周围和赣江中下游地区，著名的遗址有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及江西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时代基本与商文化相当。其文化内涵独特。在生产工具上，马鞍形陶刀最具特色；在铸铜业方面，用石范铸造是其特点，已发现了、凿、刀、镞的石范，是中国铸范工艺中的另一形式。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数量较多。在吴城文化的陶器和石范上还出现了文字和刻划符号，是早于殷墟的重要文字资料。吴城文化所代表的租书，有人认为属于越族，也有人认为属古代三苗。预测：

1横水墓地：山西运城是绛县横水镇。西周中期历史失载的倗国墓地，M1夫人墓，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主要包括铜礼器、车马器以及陶器、漆木器、玉器等。M2倗伯墓。最重要的是发现荒帷，荒帷即是当时的棺罩。质地为带刺绣的丝织品。在丝织品得外表面有非常精美的的刺绣图案，装饰主题是凤鸟。据现有的资料，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荒帷遗迹。在M1、M2中，各有8件铜礼器带有铭文。M2所出3件鼎及盘、甗上的铭文为“倗伯□作宝鼎（盘、甗）．．．．．．其万年用永”，应是“倗伯”为自己作器，可确认墓主人为倗伯。M1所出鼎、盘、簋、甗上的铭文为“倗伯乍畢姬宝旅鼎（盘、簋、甗）”，则是“倗伯”为夫人作器，墓主应为倗伯夫人。由此看，这里应是一处“倗”国墓地。于是在处于晋文化中心范围的晋南地区，新发现了一个倗国，这无疑是本次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晋文化和晋国历史乃至西周历史。

大题

1二里头文化宫殿及其特点

二里头遗址发现两座宫殿，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1号宫殿基址，东西长108米，南北宽约100米，占地1万平方米；正面是面阔8间、进深3间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南面有们，中间为庭。成排成行的柱穴大多保存，可见其基本结构和布局。2号宫殿规模略小，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基本布局与1号宫殿基址相同。

这两座殿堂由堂、庑、庭、门等单位组成，主次分明，结构严谨，基本上呈正南北方向，其形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例。2商代早期古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郑州商城：郑州商城发现于1955年。城址位于今郑州市东部老城区，平面呈方形，还发现有外廓城墙和宫殿城墙遗存。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区，城外发现有冶铜、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商代中小型墓葬。尤为重要的是在东南城以外和西墙外侧发现三个青铜器窑藏坑，出土青铜礼、兵器二十余件，仅青铜方鼎就达八件之多。郑州商城是我国现存最为完好的早期城市。邹衡先生撰文论证郑州商城即为商汤所都之亳，判明了其性质。

偃师商城：在河南省偃师市，商城城址包括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大城平面近长方形，城墙四周有5座城门，城内有纵横交错的道路若干条。在大城的西南部，还有一个平面呈长方形的小城。大城、小城的建筑方法一样，都是先挖基槽，然后层层夯筑而成。小城的年代早于大城，大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城内有密集的宫殿建筑群，分布于宫城的中、南部。

垣曲商城：整个宫殿区由一长方形的宫城墙相围，形成一座独立而封闭的宫城。宫城围墙北半部较窄，南半部加宽，形成高台围墙的格局，很可能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围墙内的建筑由南北两座大型宫殿基址组成，自南向北为两进院落。始建于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时期废弃。

盘龙城：盘龙城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北的黄陂县境内。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中轴线的方向为20度，四周中部都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内东北高地上为宫殿区，现已发现3座前后并列的大型夯土宫殿基址。在城北和城南有当时的居住遗址，城的四周为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城北、城东和城西则为墓葬区。

焦作府城商城：在府城遗址中部发现商代早期城址、夯土基址、房基等文化遗存。城址平面为方形，城墙的建筑方法是先挖基槽，然后加板夯筑而成。城址内共发现四处夯土基址，一、二、三号基址下叠压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层，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圜底深腹罐、圆腹罐、深腹罐、捏口罐、大口尊等器物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形体特征接近。府城商代早期城址是河南继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对于研究河南商代早期文化，探讨当时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3郑州商城的时代与布局

郑州商城是成汤所居的亳都，其始建城的绝对年代经14C测定为公元前1620年（经树轮校正年代），可早到二里岗下层早段，使用至二里岗上层时期。

城平面为长方形，城垣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夯筑而成。在城墙内侧或内外两侧往往发现夯土结构的护城坡，商城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商代文化层及房基、水井等各种遗迹。大中型宫殿夯土台基位于城内东北部，城外还有同时期的居民区和铸铜、制骨、制陶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中、小型墓地。郑州商城的发现对于研究商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布局图见大百科全书）4安阳殷墟布局及主要考古发现

殷墟，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面积约24平方公里，洹水横贯其中。殷墟内主要遗存包括宫殿宗庙区、手工业作坊、墓葬区和一般居民区等。宫殿宗庙区发现大量夯土建筑基址，基本上分布在以小屯村东北地为中心的地区，部分基址附近发现与祭祀有关的现象；小屯村北发现大量玉石器半成品，推测为玉石手工业作坊，铸铜作坊遗址主要发现于苗圃北地及孝民屯、薛家庄等地，北辛庄南发现制骨作坊遗址；商代族墓地主要发现于以上手工业作坊的周围，见于孝民屯、大司空村和后冈三地；商王陵区主要发现于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墓内有大量的殉人和人牲；武官村南有排列紧密的人祭坑，推测为商王 室祭祀祖先的场所。

除上述重要遗迹现象外，殷墟的考古工作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遗物。出土遗物以陶器数量最多，其他有铜器、玉器和石、骨、角、蚌、象牙器等。除一般陶器之外，殷墟发现了少量的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说明商代的制陶技术有了新的进展；青铜器发现有礼器、武器、工具和车马器等，数量相当多，器型繁复，制作精美，重要铭文的发现对于商代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代表器如司母戊大方鼎；殷墟还发现大量的玉礼器、武器、工具及骨角质武器、工具、日用品等，这对于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恢复商代后期的历史原貌 16 直到重要作用。

5举例说明商代晚期手工业发展状况

商代晚期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铜器、陶器制造业较前期有了较大的发展，玉器、骨角器以及生活日用器的制造也有了一定进步，下面以殷墟手工业遗存的情况说明之。

小屯村北发现的玉石作坊，出土大量的成品和半成品玉石制品，年代在帝乙帝辛时期；

小屯村南苗圃北地发现有铸铜遗址，出土有铸造铜礼器的陶范，另在薛家庄、孝民屯西地也发现铸铜遗址，前者所出陶范以礼器为主，后者面积不大，出有礼器和兵器及生活用器陶范。

北辛庄南发现一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很多骨料、半成品和成品；大司空南地，也发现一处较大的制骨作坊，以及贮存骨料的窖穴和与制骨有关的地穴式房屋遗存。

商代在制陶技术方面有新的发展，出现了刻纹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等。白陶多出于墓内，形制多仿铜器；硬陶制作也较精制；原始瓷器在第四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表面多绿釉或棕褐色釉。白陶、硬陶及原始瓷器都比较少，可能是供贵族使用的。

商代晚期出土青铜礼器、武器、工具和车马器数量众多。在铸铜技术上也有不少创新，分铸法已普遍流行，器物种类也有增加，出现了记事、记名的铭文；许多重器如司母戊方鼎成为商代晚期青铜器艺术的杰出代表。

殷墟出土大量玉器，可分为礼器、武器、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妇好墓出土玉簋、玉盘等，大概是用于祭祀。商代晚期琢玉技术已相当成熟，开料、钻孔、雕琢、抛光等都具有较高水平。

骨角器也有不少发现，象牙雕刻纹饰我较精致，妇好墓发现3件象牙杯，通体饰雕刻精细的花纹，极为精美。

另外，在青铜器的表面，发现有丝织物残片。6先周文化探讨述评

先周文化的探讨，从其最初至今，已历70余年，以考古资料的发现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为标志，这一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本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对文献记载的先周都邑进行考古调查，地点大致集中在陕西宝鸡到西安一带，因资料有限，解决的问题也较少。

第二阶段在20世纪的50--80年代，本阶段工作的一个基点就是丰镐地区西周文化年代标尺的确定，《沣西发掘报告》确立的西周陶器年代序列，为寻找先周文化奠定了基础。邹衡先生第一次提出了“先周文化”命名，并系统地对相关材料进行了分期和年代判断，确认了以往发现中属于先周文化的陶器，认为先周文化主要是由商文化因素、姬周文化因素和姜炎文化三种文化因素构成，其结论至今影响甚大。

第三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本阶段发掘了长武碾子坡、武功郑家坡和扶风刘家等重要遗址和墓地，关于先周文化探讨的焦点问题集中在各处遗存的分期断代和文化属性的判断上。多数研究者将关中西部晚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郑家坡类和刘家类两大系统，并将它们作为先周文化探索的重点对象。

第四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本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就先周文化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对相关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如关中泾河、漆水河流域的调查，并对相关遗存的年代和性质进行了研究，各家观点不同，异彩纷呈。

7从考古材料论周代的丧葬制度

考古发现的西周大墓，有亚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等，与商代墓葬形制有相似之处。陕西周公庙遗址发现的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怀疑为西周王陵。诸侯、贵族的大墓，有的是设有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有的是设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河南省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多系中字形墓，其形制与商代的陵墓相似。除上述两种类型的大墓以外，绝大多数的墓仅有长方形的墓室,不设墓道,它们的规模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

文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诸侯、贵族墓的随葬品，17 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但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在各种食器之中，鼎和簋是最重要的。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簋与鼎配合使用,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亦有明确的规定。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例如，在河南省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中，有一些大型和中型的贵族墓分别随葬七鼎、五鼎、三鼎或一鼎；墓的规模也依次减小。其中“七鼎墓”已被证实为虢太子墓。

诸侯、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其规模视墓主人的身份而定。以虢国墓地为例，虢太子墓的车马坑埋车10辆、马20匹，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埋车5辆,马1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规模最大的埋车12辆、马72匹。殉人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但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些大墓依然使用人殉。

西周已经有了合葬制度，其方式为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异穴合葬”。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的 伯墓及其夫人井姬墓的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为普遍。例如，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的晋、韩墓地中，凡属大、中型的贵族墓，都是两两成对，并列在一起，一葬男性，一葬女性，当为夫妻无疑。

另外请参考2002年“商周墓葬制度及等级意义”一题答案，可对本题进行适当补充。8商周墓葬制度及等级意义

在墓葬制度方面，商代流行以墓道的有无和多少来体现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如殷墟西北冈王陵区的王墓带有四条墓道，王的至亲如儿子的墓葬往往有南北两条墓道，地区略低一些王族或其它高级贵族的墓葬仅有一条墓道，或没有墓道，一般平民墓则根本没有墓道。

我们迄今还未发现周王的陵墓，但在沣镐遗址张家坡墓地的井叔墓、河南浚县辛村卫候墓、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以及在北京琉漓河发现的燕侯墓都发现带南北两条墓道或一条墓道的大型墓，而中小型墓葬则为没有墓道，可见商代以墓道的有无和多寡表现主人生前身份的制度被周王朝所继承。

在墓地制度方面，殷墟商代晚期的王陵是自成区域，与一般平民墓地相隔离；一般贵族的其它成员则是“聚族而葬”。在西周时期，亦与商代相同，即王侯墓往往独居一处，远离一般社会成员的墓区，形成“公墓”，而一般贵族及其宗氏、则聚族而葬，形成“邦墓”。如在山西天马北赵发现的晋侯墓地共有十余座带墓道的大型墓，周围不见中小型墓葬，这应当是一处晋侯的公墓地。由此可见，在商代晚期已现雏形的“公墓”和“邦墓”的制度在西周时期广泛流行，成力西周墓葬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周代，还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即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周王为核心而形成的维系贵族之间乃至整个社会内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完整制度。它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周王是周族中最高的族长，其长子为大宗，继承王位。周王的其余儿子为小宗，被分封为诸侯。各诸侯在本国内为大宗，诸侯的长子继任为侯，诸侯的其余儿子则被诸侯封给采邑，作为卿大夫。卿大夫的职位也是由其长子继承，其余儿子被封为士、分给采邑。每个周王诸侯或卿大夫都是他所在贵族的族长，其宗族的成员一般居住在一起，受族长的控制和保护，死后则同一宗族的成员要埋在同一墓地。商周时期的墓地中往往成群的墓葬集中在一起，就是这种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习俗在墓地中的反映。

由于周王朝是以周人为核心建立的，而周王即是最高的行政首领，又是周人中最大的族长，因此他将行政权力与族权集于一身，他君王的地位不仅来自行政方面，而且来自家族方面。各地的诸侯都是周王册封的，在行政上隶属于周王，是周王的臣民，在宗族关系方面，诸侯多是周王的宗亲，是从周王的大宗中分离出来的小宗，在亲族关系方面也附属 于周王，宗法制度就是这样在通过分封制建立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关系及与周王在行政方面的隶属关系之外，又罩上了一层以宗族关系确定尊卑秩序的网。分封制与宗法制度结合，政权与族权相结合，从而使西周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

周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除分封制和宗法制之外，还推行了一整套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制度，史称“礼乐制度”。据文献记载，周公摄政后，作“礼乐”。礼乐制度起源较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已具雏形。周王朝建立后，积极吸收、继承了商王朝的礼制，并根据周代的情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换句话说，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在继承商代礼制的基础上，根据周人统治政权的需要而制订并不断充实，完善的。

西周时期的礼制表现在贵族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衣冠服饰，到食用器具，再到出行车马，都依身份的高低而有严格的规定。以食用器具为例，只有贵族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青铜的鼎、簋、爵、觯、壶、卣等礼器，而其中又以鼎簋为代青铜礼器的核心，这一点与以觚、爵等青铜酒器作为礼器核心的商代显然不同。在周代的文献记载中，有关于周代贵族用鼎制度的记载。按照这一记载，周代天子使用九件鼎和八件簋，诸侯用七鼎和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这一记载的可信度曾被怀疑。近几十年来各地发现的周代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青铜礼器。墓葬中青铜鼎的数量多是奇数，而铜簋的数量却是偶数，且铜簋的数量往往较铜鼎少一件，即如有两件簋，则有三件鼎；有四件簋，便有五件鼎；六件簋则配七件鼎，而且规模越大的墓葬随葬鼎簋的数量越多，而稍小的墓葬则鼎簋的数量也较少。规模更小的墓则没有青铜器随葬。上述考古发现与古代记载的以鼎簋的有无和数量来表现主人身份的制度在周代确实曾经实行过。

在西周初年的沣西客省庄77M1墓葬中，随葬铜鼎3件、铜簋2件，其中的2件铜簋的形状和大小相同，3件铜鼎中的2件形状和大小相同。反映出当时“列鼎”制度处于萌芽阶段。

迄今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列鼎”的墓葬是陕西宝鸡竹园沟1号墓，该墓中随葬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的铜鼎3件，另有2件纹饰相同而大小有别的铜鼎。该墓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在宝鸡茹家庄1号墓，该墓中随葬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的铜鼎5件和铜簋4件，该墓的年代是穆王时期。上述发现表明，在西周早期偏晚，列鼎制度已经形成。这种列鼎制度不见于商代，是周人的发明。在王畿地区之外，列鼎的出现年代稍晚，到了西周末年，在周王朝控制的地区，普遍实行了列鼎的制度。

春秋中期以后，周天子的地位则日益衰落，一些主要的诸侯国势力增强。他们吞并其他小国，为争夺霸而大动干戈。这些诸侯国的国君越来越不把国王放在眼里，他们擅自采用了西周时期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各种礼仪，这种行为被古代文献称为“僭越”。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诸侯墓葬中，常可见到随葬九鼎八簋的情况。如河南郑韩故城发现的春秋中期的青铜礼乐器坑中，便出土了4套列鼎，其数量皆为九鼎八簋。表明当时“列鼎制度”虽然仍然实行着，但其创始之初的明君臣、尊王权，维护周王朝统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为各地诸侯显示自己势力的工具。与此同时，随葬七鼎六簋的卿大夫的墓葬也不鲜见。表明诸侯的部下也水涨船高，跟着诸侯一道“僭越”。在晋国，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增强，最后韩、赵、魏三个上卿将晋国一分为三，史称“三家分晋”。

与列鼎制度同时实行的还有使用乐器的制度。即编钟和编磬的制度。编钟最早出现于西周康王时期的陕西关中地区。目前，以陕西宝鸡竹园沟7号墓出土的3件一组的编钟为最早，其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关中地区西周中期的几座贵族墓葬中也有发现。均为3件一组。西周晚期，一组编钟增至7—8件。

磬的出现早于钟。在距今约4400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显贵墓中便随葬有石磬。到了商代晚期，王室的墓中随葬的石磬制作十分精美。一般为5件一组。西周时期，编磬与编钟一道，成为乐器的核心。西周中期的贵族墓葬中，常常可以见到5件或10件一组的编磬。

春秋中期之前，只有周天子和各国的诸侯才能使用编钟和编磬，春秋中期之后，一些卿大夫也开始使用编钟和编磬，这和他们在列鼎制度上的僭越是相一致的。从而表明，史称“礼崩乐坏”并不是指礼乐制度彻底崩溃，而是普遍出现了这种“僭越”的行为，其背景是周王朝势力的衰落和各诸侯国势力的增长。9绘图并说明商周鬲的形态特征

我发两张商鬲和周鬲的图片给你，都是比较典型的器物。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商式鬲是分裆鬲，而周式鬲是联裆鬲。再者，商式鬲一般是素面（即不饰纹饰）实足根，而周式鬲足根一般饰绳纹。其它方面，商周鬲区别比较细微。你可根据课本图片自己作一下总结。

四 战国秦汉

1黄肠题凑：（93）

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见于《汉书》记载。黄肠系由木质得名，题凑则指“木头皆内向”的堆垒结构。目前黄肠题凑墓葬的发现仅限于西汉一代，以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北石家庄汉墓、湖南长沙汉墓及江苏高邮汉墓为等诸侯王墓为典型代表。迄今尚未发现东汉时期黄肠题凑墓的实例，题凑 19 之制在东汉时期已渐为砖室墓所代替。2金缕玉衣：

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殓服。完整的金缕玉衣，外观和人体外观相似，以玉片和金丝编缀而成。《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玉衣制度始于西汉中期或稍早，终于曹魏黄初三年。诸侯王墓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发现有金缕玉衣，说明金缕玉衣并非皇帝专用。3纪南城：

位于湖北省江陵市，东周时期楚国都城郢城遗址。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四周夯土城墙，外有城壕，主体建筑为宫殿区位于城内中部偏东南，呈中轴线排列，另发现有铸锡、制陶手工业作坊和大量水井等遗迹现象以及陶、铁、铜器等；城外周围发现多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墓地。4郭店楚简：

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郭店一战国楚墓中，总计800多枚，13000余字，其中出有诸如《老子》《礼记》等大量古书，为先秦儒、道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5布币：

春秋至战国晚期铸行的以布为形状的流通货币。按时期先后分为早期空首布，晚期平首布两大类。空首布主要为周王室及晋、卫、郑、宋等国的货币。平首布为战国时期的韩、赵、魏、燕、楚等国的货币。另有一种三孔布为赵国或中山国的货币。秦统一后布币废除。6空首布：（93）

铜制铲形币，柄上有銎，故称空首布，是布币中最早的形式。主要流行于中原三晋地区，流行的时间为春秋至战国晚期。平首布或从空首布演变而来。7生铁：

从目前考古出土的铁器看，至迟在春秋后期，我国已发明了生铁治炼技术，生铁是在1150。C-1300。C的条件下治炼出来的，出炉时呈液态，可以连续生主，可以浇铸成型，含碳量高，质地比较硬，这就使治炼和成型效率以及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所以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上的一次飞跃。8规矩镜：

西汉前期的铜镜上既已出现少量规矩纹，规矩镜的大量流行在王莽时期，东汉以及魏晋时期亦存在。所谓规矩纹，即被西方学者称之为TVL符号的一种纹饰，在中日学者中，有人称之为规矩纹，具有这种符号最为典型的镜种，一般称之为规矩镜。9凭几：

中国古代木器家具之一种，为跪坐扶持之物，战国两汉墓葬或有出土，画像石上一般也可以见到。10低温釉陶：

出现于西汉中期，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为浓厚的棕黄色和绿色釉陶，烧成温度在摄氏800度左右，釉中含多量的氧化铅。器物种类有仿铜礼器和生活用器。多见于墓葬，或专供随葬用。11工官：

秦汉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从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简中可以看到，当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县有工官、司空。汉承秦制，在中央及有些郡县设置工官，诸侯王国也有工官。工官产品主要供皇室御用、赏赐及官府军队的需要。考古发现的汉代铁器、漆器外多有工官字样。12云梦秦简：

云梦睡虎地秦简１１５５枚，这是第一次发现秦简。其中古籍有《编年记》、《语书》、《吏道》、《日书》。更为重要的是秦律。由于秦律在传世文献中极为罕见，这次发现震动了学术界。从墓葬时代分析，这些律文是秦统一之前的法律。云梦龙岗秦简１５０余枚，出自６号墓，内容是秦律，有《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等。是继睡虎地、四川秦律之后第三次发现秦律，时代系秦末，是秦统一后的律文，但与 睡虎地秦律又一脉相承。13里耶秦简：（08）

发现于湖南里耶战国末年至西汉城内，出土三万六千多枚秦代简牍。其中，绝大多数为木质，极少数为竹 20 质，均为毛笔墨书。内容涉及邮传、历术、法律、军事等各个方面，是当时的官署档案，为研究秦代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文献资料，将极大地丰富对秦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认识。14新莽嘉量：

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所制的铜质标准量器。形如带双耳的圆筒，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上为合,下为龠，共有5种标准容量。“嘉”为美好和标准之意，“嘉量”即标准量器。新莽嘉量为传世品。新莽嘉量制造技术精湛，比例准确，是研究秦汉量制的重要材料。该器器壁正面有81字总铭，叙述王莽自托为黄帝、虞舜苗裔及制定合于古制的度量衡制度等内容。每一种量器又各有分铭，记五量的名称、容积、径、深及底的面积。王莽之制,基本继承了秦制。15熹平石经：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本儒家经书，也称为“汉石经”、“一字石经”。熹平四年(175)汉灵帝命蔡邕等参校诸本文字经书后，用隶书写《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经，请名手刊刻。光和六年(183)完成，立于洛阳太学所在的鸿都门外，共46块碑，供时人校订文字。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太学遗址在今河南偃师县佃庄公社太学村，石碑已毁。宋代以来有残石出土，近代人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考证其源流的有顾炎武的《石经考》、万斯同的《石经考》和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等 16滇王之印：

云南省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一方金质蛇钮，印面文字为“滇王之印”,为西汉早期滇国王之金印。证实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滇国之事基本可信。17沂南汉画像石墓：

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墓。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内。1956年出版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墓主姓名无考，从墓形及车骑出行画像的导从制度看，应是高级官吏。墓室全部用预制石材筑成，由前、中、后3个主室和4个耳室及 1个东后侧室组成。墓早年被盗，仅存少量残碎陶器和铜镞。画像内容主要有战争、祭祀吊唁、车骑出行、乐舞百戏、宴饮庖厨、历史故事、家居生活等画像。在中室的八角柱上刻有两尊带背光的仙人图像，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图像之一。该墓画像多采用减地平面线刻，少部分为阴线刻，中室八角柱上的曲拱，则用透雕技法刻成应龙形象。在汉画像石中，沂南画象是具体刻画了当时的豪强大族生活而艺术水平又较高的作品 18燕下都：

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东南。从历年出土兵器的铭文看，该城的繁荣时间主要是在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9)以后。前222年秦灭燕,下都废弃。1930年以马衡为首的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姆台进行了发掘。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平面略呈方形。宫殿建筑以紧贴在横隔墙中段南侧的武阳台为中心。在武阳台以北，依次有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诸夯土台基，是主要的宫殿区。武阳台的东北、东南和西南钻探出3个宫殿建筑群，城内有手工业遗址。有制铁作坊遗址、兵器作坊遗址、骨器作坊遗址、均集中在西北部。居民区有制铁、兵器、铸钱、烧陶作坊遗址。宫殿区内作坊遗址的规模都比居民区内的大。东城的西北隅有两个公室墓区。遗址中出土铁器、陶器以及建筑材料等。19汉代铁官：

汉代管理铁的冶铸事业的机构。汉代冶铁手工业空前发展,管理冶铁的机构扩大,职官组织也系统化，但铁官的设、罢和隶属常有变化。西汉初年治粟内史下设铁官。地方郡、县、侯国设铁官，产铁的县设大铁官，管理铁的冶炼、铸造和贸易。不产铁的县设小铁官，管理铁器铸造和贸易。铁官的任命由大司农或郡守负责。官营作坊中设官吏，具体管理生产，并特设司隶官掌作坊内徒隶和巡察事务。产铁多的郡，设铁官多人和作坊数处。对多处作坊统一编号,系统管理。汉代铁官管理系统的建立，反映当时冶铁业的规模、产量已经很大。20和林格尔壁画墓

东汉晚期的一座大型砖石壁画墓。位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村。由墓道、前室、中室、后室和3耳室组成。壁画有46组以上，总面积达百余平方米。前中室主要绘制墓主人仕宦经历，其中宁城图场面巨大。后室耳室主要表现墓主人生活和财富的燕居、乐舞、宴饮、厨炊、农耕、采桑、放牧等。另有孔子见老子、“七女为父报仇”、二桃杀三士、丁兰孝亲等大量历史故事以及麒麟等祥瑞图。各图旁还有墨书题榜近250条，表明个幅壁画的内容。21汉石阙（08）

汉代成对地建在城门或建筑群大门外表示威仪等第的建筑物。因左右分列，中间形成缺口，故称阙。其雏形为古代墙门豁口两侧的岗楼，在人们能够建造大型门屋后，演变成门外侧的威仪性建筑，防御功能假若。现存最早遗物为汉代，是了解汉代建筑的珍贵资料。现存基本完整25座，分属于四川、山东、河南、北京等地，主要有河南登封县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山东济宁市嘉祥武氏阙，四川渠县冯焕阙、沈府君阙，四川绵阳平阳府君阙，四川雅安县高颐阙等。多为墓阙。形制分单阙和子母阙。22失蜡法

古代金属铸造的一种方法。用蜡制成模，外敷造型材料，称为整体铸型。加热将蜡化去，形成空腔铸范，浇入液态金属，冷却后得到成型铸件。一般认为埃及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已使用失蜡法。中国已知最早的失蜡铸件，是河南淅川出土的春秋晚期铜盏部件和铜禁，另外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年代也较早。战国以后应用范围逐渐扩大。23模型明器

中国古代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常是模仿各种礼器或日用器皿、工具、兵器的形状，还有人、家畜及鸟兽的形象，以及车船、家具、建筑物等模型。质料以陶、瓷、木、石最常见，也有用金属制造的。秦汉时期，陶质明器更为流行，特别是模拟人形的俑较大发展。东汉时期，各种模型日益增多，特别是制作精美的大型陶楼，此外如仓、井、磨、灶等。

大题

1战国秦楚墓葬的主要特点

楚墓：战国楚墓在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境内发现很多，江陵雨台山楚墓的分期为东周楚墓的断代提供了标准的序列，江陵雨台山楚墓分为6期，相当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陶器组合有5种：鬲、钵、罐见于一、二期，鬲、钵、长颈壶见于二至五期，鼎、簠、壶和鼎、敦、壶并存，见于三至五期，第六期为鼎、敦、壶和鼎、盒、钫并存，这一分期大体上代表了南方楚墓的发展序列。长沙楚墓陶器组合与江陵楚墓相似，但普遍无簠。以江陵雨台山楚墓为代表，500多座墓的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并无太大差别,随葬品中绝无车马器和编钟、编磬，表明墓主身份相近而又地位不高，当为埋葬平民的“邦墓”。而墓葬分布上的疏密不匀，则可能与分属不同家族的“私地域”有关。大型楚墓多填塞木炭和白膏泥，故其密封性能甚好，棺椁保存完整。楚墓的椁室结构复杂,目前确知规格最高的天星观1号墓和长台关两墓，都用隔板分成7间，中央置棺，周围6个边箱存放随葬器物。规格较低的墓则在头端和一侧设边箱，或仅有头箱。从保存尚好的少数骨架和葬具形状看来，楚墓多数为仰身直肢，少数可能侧身；

秦墓：通过以凤翔秦墓为中心的秦墓分期的初步探讨，获知其春秋时期的随葬陶器多为鼎、簋、壶、盘等仿铜明器，战国时期则礼器成分骤然减少，别具特点的鬲、、喇叭口罐等逐渐增多，晚期又出现茧形壶。凤翔秦墓中的秦公陵园是在大的陵区之内，又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陵园；关中中小型秦墓从战国中期开始，由壁龛发展成洞室墓，有的洞室之中再掏壁龛。关中的秦墓不仅葬式多为屈肢，而且蜷屈特甚，呈箕踞状。2东周都城的多样性和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由于政治上列国分立,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尤其是春秋史晚期铁器出现而发生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的分离，引起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城市在各地勃兴。东周城市，尤其是列国都城如临淄齐城、新郑古城、江陵郢都等，表现了人口、生产、财富、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规模扩大，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东周城址进行过勘察和发掘的主要有：山东淄博临淄齐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河北 22 邯郸赵城遗址、易县燕下都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洛阳东周城遗址，湖北江陵楚纪南城遗址，陕西凤翔雍城遗址、临潼秦栎阳城址和咸阳秦咸阳城址等。此外山西太原的赵国晋阳城址和夏县的禹王城(魏国安邑)、河南淮阳的楚国陈城遗址、河北平山的中山国都灵寿城址等，也都经过调查。

列国都城几乎都建在傍水的冲积扇上。此外，还大量开凿水井，各国都城内均发现密集的水井遗迹。开凿这样多的水井，大概与普遍使用铁器有关。

列国都城都分为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城郭的布局主要有4种:①如曲阜鲁故城。宫城基本包在郭城中心。郭城四面各有2或3个城门，有道路绕过宫城而互相连通。这比较符合《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记的：“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之制。②如新田、临淄、郑韩故城、邯郸赵城等。宫城与郭城分开。宫城或嵌入郭城一角,如临淄、郑韩故城；或单独成城,如新田、邯郸；有的在城外郊区又有离宫别馆，如临淄。③如燕下都。宫城设在郭城以北,宫殿区超出宫城城垣范围,而以河道与居民区隔开。此外，还在宫城和郭城的旁边加设附郭城。④如郢都纪南城。宫城位于郭城中央偏南，宫城以东的郭城东南隅，可能是王室的专用地。魏的安邑似接近第一种，秦的雍城似接近第二种，咸阳似接近第三种，但尚未完全勘察清楚。宫城和郭城内都有手工业作坊。一般有制铁、制铜、铸钱、制骨、玉石器、制陶等作坊。制铁和制铜，是用矿区运来的铁锭和铜锭铸造成器的。

据纪南城西垣北门的发掘，城门有3个门道,因此连接城门的街道也应三道并列。纪南城南垣西门和北垣东门为水门，中有河道直通，可知在南方水网地区，城内并以河流充道路。

各城城垣外皆有城壕。城内则有全城性的排水设施。一种是阳沟,如临淄郭城内就有贯通南北的排水沟;一种是阴沟，用陶管道排水。陶质排水管道多为一头粗、一头较细的圆筒形，以便连接。秦咸阳则发现有五角形陶管道。在临淄郭城西北城角，还发现城垣底部修建有很大的石砌涵道。

黄河流域列国的一般宫殿台基较矮，但主要宫殿都建在高达数米至十多米的高大夯土台基上。在长江流域，高大台基实际上并不发达。把主要宫殿建在高台上，既可表示威严，又便于防守和监视全城。

列国都城的城内或城外分布有陵墓区。春秋时期诸侯的陵墓同前代一样，比较集中，并放在城里，当同实行按宗法关系和“左昭右穆”制度来集中埋葬诸侯的“公墓”制有关。战国时陵墓区远离都城，各陵墓的分布范围也远为扩大，这应同“公墓”制的破坏有关。但战国时东周君的陵墓区还在洛阳城内的东北隅。西周君的陵墓区也在王城之内的北部。燕下都东城的西北隅亦有虚粮冢和九女台两个陵墓区，大概在那里还保留着旧的“公墓”制。

都城的多样性，既是各国文化差异的表现，也是由于各国文化差异造成的结果。造成种差异的原因，包括地域、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差异，而根本上则是由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的。

3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陵园。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城东。秦始皇开创的陵园制度,对此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很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即位以后,便开始在骊山营建他的陵墓，统一中国之后，建陵工程更加扩大，直到秦亡，陵园尚未全部竣工。

秦始皇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筑造的垣墙。内外垣墙每边都设有门。坟丘在内垣墙的南半部。夯土筑造，底部方形，坟丘的原来形状,因年久塌毁,已不甚明显,估计应为覆斗形。坟丘的东西北3边都发现墓道。在西道的过洞中发现彩绘铜车两乘，每乘驾铜马四匹，车上各有一铜御官俑。铜车马俑约为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车马的系驾 挽具齐全,装饰华丽,为研究秦代宫廷舆服制度和单辕车系驾方法提供了较为确切的实物例证。内垣墙的北半部，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遗址,应是秦始皇的寝殿所在。内垣墙的东西南3面墙外，都有沿墙边建筑的廊房遗址。在遗址中出土的陶壶上，发现了“丽山园”、“丽山食官”铭文，知为丽山园左右食官居处。

陵园东边有始皇诸公子、公主的殉葬墓，有埋置陶俑、活马的从葬坑群,还有模拟军阵送葬的兵马俑坑。陵园西边有埋葬役徒的墓地，还有打制石材、烧制砖瓦和堆放建筑材料的场地。4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陵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秦兵马俑坑即发现于皇陵东门大道的北侧。据文献记载，兵马俑坑始建于 23 秦初，终于秦末农民起义。目前发现四个俑坑，推测之批兵马俑为送葬军阵的模拟。已发掘的部分出土有武士俑、木质战车、陶战马、青铜兵器及车马器等等。兵马俑所发现的兵种包括骑兵、步兵、车兵，反映的秦军编制为，战车兵和依附于它的步兵为作战主力，骑兵仍处于从属地位。出土的兵器除少量铁镞外，多为青铜铸造，包括有短剑、盾甲、戈、矛、马具等，展现了秦军的真实装备。陶俑陶马形同真人，制作复杂，一般上按俑、马不同部位分别用陶模翻出胎型，然后套合、粘接，最后雕刻出细部，雕塑技术精湛，故秦始皇兵马俑可谓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5简述秦国墓葬的考古发现及主要特征（08）（1）秦始皇陵 见3、4题（2）秦墓形制有如下五种

长方形土坑木椁墓，无墓道，设有头厢，有的还设有边厢。例：云梦睡虎地区墓葬第二组；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

正方形土坑木椁墓，有斜坡墓道。有的椁室隔成中室和两个侧室，木椁放在中室。有的有头厢、边厢、脚厢和棺室，有的在方坑内设壁龛，有的在墓道两侧设耳室。例：长沙左家塘秦代木椁墓； 方形土坑洞室木椁墓，椁室隔成头厢、脚厢、棺室三部分，有斜坡墓道，有壁龛。例：临潼上焦村 竖穴砖壁墓，偶那个细绳纹砖砌造墓壁和铺地。砖上有文字。

刑徒墓，仅有长方形土坑，深1-2米，大小不等。一个土坑埋2、3人或十多人。

秦代随葬品一般以实用器为主。铜器有甑、釜、匜、蒜头壶等。陶器有瓮、罐、豆、鸭蛋壶、仓、釜、甑、盆、盒、鼎等。

6汉长安与唐长安城址（汉唐都城遗址平面布局的变化及其意义）（另见隋唐大题1）

西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西汉长安城兴建始于汉初，汉武帝时建桂宫、明光宫、北宫、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昆明池，汉长安城初具规模。城平面不甚规整，大体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北西两面环河，四面城墙各有城门三个；宫殿为城内建筑主体，长乐宫、未央宫位于城的南部，明光宫在城的东北部，中部偏西为北宫和桂宫，居民区和东市西市位于城的北部，礼制建筑如明堂辟雍以及皇家苑林上林苑、昆明池均在城南郊。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西汉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

唐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曾为隋大兴城。唐建国后，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为长安城，并作了局部修整和扩充。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唐长安城是由外郭城，宫城、皇城、里坊和市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城东北有大明宫与城相连。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西汉长安城与唐长安城分别反映了不同的都城规划制度，唐长安城的布局规划，是西汉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的结果，既有对前代制度的继承，也有不断吸纳的新的因素。

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对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比如日本等国的城市规划有着重要的影响。7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布局和考古发现

未央宫在西安市汉长安城西南部，是汉代长安主要宫殿之一，由永明、清凉等四十多个宫殿台阁组成。宫周长11公里，自西汉至隋初800多年间是汉、秦等八个朝代的行政中枢。宫在唐末被毁，现遗留地面的有前殿、麒麟阁、石渠阁、无缘阁等高台遗址。

未央宫平面呈方形，四面宫墙近中部各探出一座宫门，宫墙西南角发掘了一处曲尺形的角楼建筑遗址，宫城内已探明道路多条，四座宫门皆有道路通至宫城的主体建筑----前殿。

未央宫的主体建筑为前殿，为朝宫正殿，位于未央宫的中部偏东。现存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台基之上主要由南北排列的三座大型宫殿建筑组成。

前殿基址之西和北部发现有大量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二号基址由正殿、配殿和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可能为皇后所居的椒房殿遗址；三号基址是一座封闭式大型院落建筑，周围有夯土墙，出土大量带字骨签，或为中央官署性质的建筑；四号基址以南北两座大型殿堂为主体，可能为少府或所辖主要官署的建筑。

未央宫内现今地面上存留的夯土建筑基址还有天禄阁和石渠阁，皆为汉初所建，是西汉王朝收藏典籍的地方。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北墙以南，石渠阁在天禄阁西，皆有较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另处，未央宫内探明的其他夯土建筑基址还有很多，性质尚不明确。8东汉洛阳城特点

东汉都城洛阳是在西周或西汉洛阳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来。以后曹魏、西晋、北魏也相继建都于此，因而又称“汉魏故城”。

位于洛水之北。距今洛阳城东15公里。城平面大体呈长方形，东西宽约当时6里，南北9里，又称“九六城”。全城共有城门12个24条街，街宽20-40米。城内宫殿分为南宫与北宫，两宫之间有复道相连。北宫东还有永安宫，西面有濯龙园，东北角有太仓、武库。工商业区位于南宫之北，以及东郊和南郊。城南有太学、明堂、辟雍、灵台。9西汉帝陵的布局特点

汉承秦制，基本上改变了商周时期的“集中公墓制”，而代之以“独立陵园制”。

西汉11个皇帝的陵园，文帝的霸陵在今西安市东郊凤凰嘴，宣帝的杜陵在今西安市三兆镇之南,其他9陵都在今西安市北面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

西汉帝陵从形式上可分两类：一类是霸陵以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应属崖墓。其他10陵则属另一类，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以茂陵坟丘最大。

汉代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皆在帝陵之东,坟丘亦较帝陵为小。惟吕后坟丘大小几乎与高祖长陵坟丘相等。从阳陵开始，在帝后坟丘的四周筑平面方形的夯土垣墙，每面垣墙的中央各辟一门，门外立双阙。这种围坟丘一周的方形陵园，是西汉帝后陵园的通制。陵园之旁建寝殿和庙。寝殿距陵园稍近，殿内陈设皇帝生前起居用具和衣冠，按时供奉。

近年在有些陵园之旁发现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可能就是寝殿遗迹。各陵有庙，内藏皇帝的木主，大都距陵园较远，与寝殿不在一处，并各有名号。

西汉诸陵的陪葬墓都在帝陵之东，是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历年入葬，形成了很大的陪葬墓地。汉武帝茂陵陪葬墓中有著名的卫青、霍去病墓。其他如安陵、阳陵、平陵、杜陵、渭陵的陪葬墓，也都很有次序的排列在帝陵之东。

从长陵开始置陵邑。汉朝建都长安以后，便将齐、楚诸国的大姓和有功之臣都迁到长陵邑来。自此而后，往往把高官豪富之家迁到各陵邑中去，将有实力的豪族控制在长安，以便巩固汉朝的统治。因此，在各陵置邑移民是西汉初期的一项很重要的巩固政权的措施。10举例说明汉代诸侯王墓形制及特点。① 黄肠题凑墓：

定义：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即棺椁周围有一层紧密排列的木墙。

梓宫：即梓木做成的棺，是先秦多重棺制的延续，到西汉后期衰落。

便房：即内回廊。

外藏椁：放随葬品的地方，有的有很多间，即“黄肠题凑”墓中的外回廊。② 崖洞墓：

横穴式，多为诸侯王使用，例如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国王陵区、满城汉墓、龟山M1、M2等。③ 石室墓：

以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为代表。墓室为砂岩大石板砌筑，由前室、东西耳室、东西侧室、主室、后室七部分组成。两个耳室为洞穴式，非石板砌筑。④ 木椁墓：

大型的多为列侯的墓葬，也有少数为诸侯王的，以长沙马王堆轪侯墓为代表。西汉后期大型木椁墓多变为前后室。小型木椁墓仍未原来楚国形制的延续。

⑤ 随葬品及其制度：

A 玉衣制度：玉衣是汉代独有的。

西汉时皇帝和诸侯王用金缕玉衣，列侯用银缕玉衣或铜缕玉衣。

东汉时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始封列侯和长公主用银缕玉衣，列

侯用铜缕玉衣。

B 兵马俑、奴婢俑、仪仗俑随葬：并非普遍现象。

咸阳杨家湾M4、M5（属西汉时期）陪葬坑中出土两千多件兵马俑；徐州狮子山西汉墓出土2300多件兵马俑。至东汉时演变为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北洞山楚王墓几百件仪仗俑。

奴婢俑较为多见，一般南方为木质、北方为陶质。

C 车马随葬：

西汉时大墓仍沿用秦的旧制，用真车真马随葬；多数诸侯墓用3辆车代表车马随葬。

D其它随葬品：诸侯王以上级别的大墓中高级铜器多见，玉器大量随葬，高级漆器、金银器以及其它精美随葬品也较为多见。

11汉代画像石墓的分布及特征概说

我国相当多的地区发现有汉代画像像墓，其中较集中的有四个区域：1，山东，苏北，皖北区，该地区出土画像石最多，尤以山东为最。本地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画像内容以乐舞、车骑出行、宴饮与神话故事为主，雕刻技法主要为浅浮雕与减地平面线刻，画像构图简单。东汉晚期，画像内容齐全，各种雕刻技法全面应用，如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等，画像内容多攻战图、祭祀图、出行图等，典型者如沂南画像石墓。2，河南、鄂北区，河南以南阳地区发现画像石为最多。西汉晚期画像只刻于墓门门柱和门扉上，内容主要是楼阁、门阙、门吏等，雕刻技法以阴线刻与凹面刻为主；从新莽时期开始，发展天室内，内容主要有车骑出行、墓主生活及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大量出现，雕刻技法以浅浮雕为主；东汉早中基，画像内容简化，浅浮雕成为唯一的雕刻技法；东汉晚期，画像内容新增加了天象图，雕刻技法以浅浮雕为主，出现了透雕法。3，四川地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画像石出土的范围基本上处于四川盆地，均属东汉晚期，画像砖与画像石并存，内容以历史故事及生活题材为主，雕刻技法以浅浮雕为主。4，陕北、晋西北地区，也发现较多的汉画像石墓，均为东汉中期，画像多刻于墓门，少数嵌于墓顶与室内。内容以生活题材及神话故事为主，雕刻技法主要用减地平面阴刻。12洛阳汉墓分期及类型（参考，不全）

（1）西汉前期（武帝以前）：

A单棺式平顶空心砖墓，仿木椁墓，用空心大砖，前有竖井墓道，两侧耳室内放随葬品。

B单棺平顶土洞墓，内无砖，主要是仰身直肢葬。

（2）西汉后期：

A（武帝——昭宣时期）单棺式平顶空心砖墓仍流行，同时出现了双棺式平顶空心砖墓，主要是由于夫妇合葬的出现。竖井墓道，两个棺室，两个耳室各放一套随葬品。另有少量双棺式平顶土洞墓。

B（宣帝——王莽时期）小砖墓出现，拱形顶的小砖券顶墓逐渐流行。流行丁字形耳室和竖井墓道。土洞墓变为弧形顶；空心砖墓的墓顶结构呈拱形，耳室用小砖券顶。空心砖墓中出现壁画。

C（王莽前后）小砖券顶墓继续流行。新出现单穹隆顶墓（前室穹隆顶，后室仍为砖券，随葬品多放于前室）。一座墓埋葬父子两代的现象开始出现，因此出现了侧室。墓顶很高，作设奠用，墓道为斜坡式或阶梯式。部分土洞墓也仿制为前后室，前室穹隆顶。

（3）东汉前期：

单穹隆顶砖券墓十分流行，空心砖墓基本不见。

（4）东汉后期：

双穹隆顶墓或多穹隆顶墓出现。前室横置墓多见。侧室墓增多，一墓葬几代人的现象十分普遍。土洞墓也仿制为抛物线顶。

13简述70年代以来秦汉简牍的重要发现（只列出地点及主要内容）

甘肃秦汉简牍的出土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和天水地区。从出土单位看，有遗址和墓葬两种。其中遗址较为复杂，一是驿置遗址（悬泉置），一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卡等遗址（居延、敦煌、酒泉、玉门）。墓葬则较简单，武威汉简、甘谷汉简、天水秦简等皆出自墓葬。遗址简牍，大都是屯戍文档和驿传文簿，包括有诏书、律令、法规、各种籍账、官府文书、书信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文书。保存了与西域往来之情况和从长安通往敦煌的邮路交通的具体路线及位置。甘肃墓葬简牍，从内容看有古书籍、医方、律令摘抄、官府文件和遣册等。其中以前四种为主，遣册少见。古书籍如武威简本《仪礼》，天水放马滩《日书》，武威医简，武威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甘谷官府文件汉简。

1979年，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墓出汉代木简400余枚，内容是有关兵法、军法、军爵律和其它古书籍的残目，对研究汉代兵制有重要价值。１９９６年，在都兰古墓中又出吐蕃文木牍。但尚未发表。

陕西：１９８０--1981年未央宫殿区房址内出土的１１５枚木简和６万余枚骨签，木简内容较简单，但很有意义。骨签内容和性质与甘肃边塞遗址中出土的木揭是同属一类文书，是简牍的另一种形式。由骨签内容得知，这些房子是中央国家武库之遗址，骨签中所记载的不同形制、不同种类的兵器情况，与甘肃居延、敦煌汉简中的兵器簿又互为印证，为研究汉代兵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为此未央宫骨签的出土也是简牍发现史上划时代的发现。

山东临沂银雀山１号墓汉简，是墓葬中出古籍最多的一次。其中以兵书中的《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最为重要。《吴孙子》、《齐孙子》的同时出土，证实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是正确的。

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大量竹简。系西汉晚期之古籍，有《论语》、《儒家者言》、《文子》、《太公》、《日书》等，兼有儒道两家的内涵。为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北京大葆台１号墓出竹简１枚。该墓系大型“黄肠题凑”墓，因保存不好，许多遗物受损。但迹象表明，曾有竹简古籍存在。为今后发现竹简起到了提示作用。

江苏仪征１０１号墓出土的竹简《先令券书》，是迄今所见遗嘱类文书最为完整、文字最多者。

江苏尹湾汉简，包括古籍类如《神乌赋》、《博局占》，其它簿籍文书有《集簿》、《吏员薄》、《长吏名籍》、《属吏设置薄》、《兵车器集薄》等。为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行政建制、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兵器制造与管理以及户籍、垦田等问题，提供了详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

安徽阜阳汉简，阜阳汉简出自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之墓。这批竹简都是文帝时古籍。有《诗经》、《仓颉篇》、《周易》、《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辞赋》、《刑德》、《相狗经》《行气》、《日书》等１０余种，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木牍５枚，封检２枚，木简１０枚。内容为《从器志》和《东阳田器志》。《从器志》多记载甲、矛、弓、弩、矢等兵器，而《田器志》则是农具类器物的名单。

四川青川郝家坪第５０号战国墓出土木牍２枚。内容为秦王颁布的《更修田律》，是继湖北云梦秦律之后第二次发现秦法律。对研究秦国法制史有重大价值。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其中古籍有《编年记》、《语书》、《吏道》、《日书》。更为重要的是秦律。由于秦律在传世文献中极为罕见，这次发现震动了学术界。从墓葬时代分析，这些律文是秦统一之前的法律。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汉简，包括有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术书》、《庄子》的《盗跖篇》等。

湖北云梦龙岗秦简，内容是秦律，有《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等。是继睡虎地、四川秦律之后第三次发现秦律，时代系秦末，是秦统一后的律文，江陵王家台秦墓也发现了《效律》条文。14中国铁器的出现及其意义

中国开始使用铁器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属于春秋时代，其中多数发现于湖南省长沙地区。战国中期以后，出土的铁器遍及当时的七国地区，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手工业部门中并已占居主要地位，楚、燕等地区的军队，装备基本上也以铁制武器为主。战国时期的铁器还经由朝鲜传入日本。西汉时期,应用铁器的地域更为辽阔,器类、数量显著增加，质量又有提高。东汉时期铁器最终取代了青铜器。

根据早期铁器的金相检验，中国的块炼铁和生铁可能是同时产生的。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是战国冶铁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此时早期的块炼铁已提高到块炼渗碳钢，白口生铁已发展为展性铸铁。至迟到西汉中叶,灰口铁、铸铁脱碳钢兴起,随后又出现生铁炒钢（包括熟铁）的新工艺。东汉时期，炒钢、百炼钢继续发展，到南北朝时灌钢工艺问世。

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冶炼技术体系已基本建立。

在人工炼铁以前，世界上许多文化发达较早的民族，都有过偶尔利用陨铁制器的历史，中国商代台西遗址和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发现过刃部用陨铁锻制的铜钺。但陨铁是天体陨落的流星铁，与人工炼铁的性质根本不同。陨铁制器与人工炼铁的发明没有必然的联系。

铁器的出现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极大的发展了生产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代也成为制度变革的重要时期。

15根据考古材料概述中国冶铁术的发达及铁器普遍使用过程

中国何时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过去有不少推论,从考古材料确定最早的铁器当出现于春秋时代。如在长沙龙洞坡墓、六合程桥东周墓、长沙识字岭314号墓、常德德山 12号墓出土有十多件铁制工具，数量少，器类简单，形制薄小，说明当时铁器是作为珍品随葬的。

到战国中叶后，出土的铁器遍及当时七国地区,如洛阳中州路东周墓及信阳长台关楚墓等,都出土金饰的铁器，表明此时铁还是一种稀有的金属。当时楚、燕的军队装备，已基本上以铁制武器为主。

据考古发现，在中国块炼铁出现较晚，但生铁和块炼铁可能是同时发明的，中国出现生铁的时间要比外国早1800多年。东周时代铁器还处于初期阶段，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一经出现，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西汉时，应用铁器的地区更广，器类增多，质量提高。到了东汉，铁器最终代替了青铜器。16论述汉代工官设置及其产品

五 魏晋南北朝 隋唐 五代十国

1解谪瓶：

东汉中后期及魏晋时期流行于墓葬中，一般在陶器上用朱书写字，内容多为求福辟邪，属道教思想，应与东汉后期道教的兴起有关。2朱书解除文：

东汉中后期及魏晋时期流行于墓葬中，一般在陶器上用朱书写字，文字内容多为求福辟邪，属道教思想，应与东汉后期道教的兴起有关。（与前年考题“解谪瓶”有关）3朱然墓（08）

朱然墓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关三国时期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也是已发掘东吴墓葬中墓主身份最高、墓葬规模大、时间最早的一座大墓,被列为80年代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墓主为东吴左大司马。出土器物140多件，包括陶器、铜器、漆器。其中漆器80多件，工艺水平精湛，填补了汉末至三国时期漆器工业史的空白。

4大明宫：（93）

唐代宫殿遗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城北的龙首原上。史载大明宫为唐高宗以后的主要朝会之所。始建于唐代早期，唐后期毁于兵乱。大明宫的平面形状，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面积3.2平方公里，版筑夯土城墙。在东西北三面都有与宫墙平行的夹城。宫内殿亭建筑遗址多在宫城北部，已经发掘的有大明宫正衙含元殿及麟德殿、三清殿等。5大明宫含元殿：

唐代长安城重要宫殿，含元殿位于丹凤门正北龙首原的南沿上，可以由此俯视长安城，重大庆典和朝会多在此举行。现存殿址台基。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殿东、西山墙和北面的后墙皆为版筑夯土墙，殿的东南和西南分别建有翔鸾阁和栖凤阁，两阁都在其北侧设廊道与含元殿连接。殿前向南伸出 3条阶梯和斜坡 28 相间的砖石阶道，长78米，当时称为“龙尾道”。殿址中出有大量表面呈黑色光亮的陶瓦,当是殿顶的屋面用瓦,还出有少量的绿琉璃瓦片，可能含元殿的檐口使用了琉璃剪边的作法。在台基四周出土残石柱和螭首石刻残块多件，在翔鸾阁北廊道的西侧出土许多铁甲片及矛 6越窑：（93）

在浙江慈溪，古代属越州，故名越窑。越窑开创于东汉，唐、五代时得到蓬勃发展。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参看大百科考古卷）7华清池：

唐代皇家行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南骊山西北麓。唐贞观十八年（644）在此建汤泉宫，咸亨二年（671）改名温泉宫，天宝六载（747）再行扩建，改名华清宫。1982年，在基建施工时偶然发现了唐华清宫御汤建筑遗址，经考古发掘清理，发现了五个汤池遗址。8法门寺：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1987年4月，法门寺地宫被发掘，出土了佛指舍利及一大批唐朝稀世珍宝，包括金银器、琉璃器，以及珍贵“秘色瓷”器，还有锦、绫、罗、纱、绢、绮等各类纺织品。据考证，法门寺始建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99年前后，唐朝是法门寺的全盛时期，法门寺地宫是国内迄今发现的佛塔地宫中最大的一个。前室发现了《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碑》和《监送真身使随负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衣物帐碑》，这两通碑不仅是研究法门寺历史，而且是研究唐朝佛教的重要资料。从地宫发掘了四枚佛指骨 舍利，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是世界上目前经过考古科学发掘，有文献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是当今佛教界的最高圣物。地宫中还有25000多枚唐朝货币，其中有13枚玳瑁币，是世界上至今发现的最为珍贵的古代货币品类。头。9号墓为陵：

唐代高级贵族墓葬。“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规格相似者有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则等，都有前后两室。这些墓葬多长墓道多天井，如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个、壁龛8个，章怀太子墓有天井4个、壁龛6个。10天井与甬道：

天井是指开凿于长墓道中的竖井，最初出现于北魏时期，或为对现实生活中院落的模仿，唐以后由于墓道的缩短并消失，天井也随之消失。甬道是指墓葬中联接墓门和墓室的通道，魏晋隋唐墓中多见。11前蜀王建墓：

五代前蜀主王建墓，称永陵。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据出土哀册,王建死于光天元年(918)六月。冯汉骥主持发掘工作并主持编写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王建墓陵台呈圆形,夯筑,基部周围垒以条石。陵台之外，有砖基,似为陵垣。正南面第一、三道砖基之间。建包砖夯土墩1对。曾在陵南出土唐-五代风格的文官石像。墓室建于陵台之下,南向，无墓道，以红砂岩砌筑的拱券为骨架，券间铺以石板。券及石板表面施彩。有前、中、后3室，每室装木门，室间有甬道相通。中室中央偏后有须弥座式石棺床，上置棺椁，棺床 四周有或舞或奏的伎乐浮雕。据考证，伎乐乐器组合属燕乐,特别是汉化了的龟兹乐系统,但其中杂有清乐系统乐器。棺床两旁列有托棺床的十二神半身石像。后室建石床，上置墓主圆雕石像及谥宝、玉哀册、谥册等法物。该墓早年被盗，仅残存银、铜、漆、玉、石、陶质随葬品30余件,是研究唐、五代有关文物制度的宝贵实物资料。12冯素弗墓：

十六国时期北燕贵族冯素弗夫妇墓，共两座。位于辽宁省北票县。据《晋书》记载，冯素弗为北燕天王冯跋之弟，北燕国的建造者之一，死于太平七年(415)。该墓是十六国时期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对了解当时中原和北方民族的文化关系有重要价值。两墓为同冢异穴。都是长方形石椁结构，东西向。椁顶盖以极厚的石板，椁内绘壁画，有星象、人物、建筑等内容。木棺彩画羽人、建筑等图像，棺环、棺钉铁质而饰金，说明当时沿用汉制，皇族勋臣葬用“画棺”。其妻属墓葬一青年女性，椁内殉犬，应为鲜卑习俗。两墓出土遗物有陶、铜、铁、玉、漆、玻璃等器，其中龟钮金质“范阳公章”与鎏金铜质“大司马章”，说明北燕的官制和印制皆用汉制。

13湾漳墓：

北齐皇室大墓，在河北磁县湾漳。墓由墓道 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墓室为砖结构。墓室为单室，平面呈方形，四壁作弧状外凸,棺床设在一侧，有的顶呈四角攒尖式。墓道、甬道、墓室壁画均用白灰涂抹，上绘彩色壁画。湾漳村墓墓道壁画保存较好。随葬品有陶俑、陶制禽畜、陶制模型、镇墓兽、陶瓷器、墓志等。14安伽墓：

北周时期墓葬，位于西安市北郊龙首原。安伽墓坐北朝南，方向180度，墓葬由斜坡墓道、天井、过洞、砖砌拱形甬道及砖砌穹隆顶墓室组成。天井东西两壁及过洞、甬道进口上方原绘有壁画。墓葬中首次出土的围屏石榻及祆教祭祀图，反映的多为中亚人的生活场景，安伽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墓葬主人可能是掌握“丝绸之路”贸易的具有一定官职的粟特贵族。石刻图案所反映的内容大部分为粟特人的生活场景，另有一部分则反映了他们旅居中国后的生活场面。安伽墓的发掘，为我们研究北周时期粟特文化及其对中原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出土一批罕见的浅浮雕贴金彩绘石刻，为研究祆教徒的葬俗及中国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5长沙窑

唐代以烧出著名的釉下彩瓷而闻名、生产外销瓷的重要窑场。分布于湖南湘江流域。长沙窑瓷器胎质较粗，白度不高，所以器物成型后烧造前胎上涂一层化妆土，然后用铁和铜作呈色剂，绘花草、书写文字，然后再用一层透明青釉绛呈色剂覆盖，烧造时经过化学反应，色彩从釉下显现出来，耐摩擦，不退色。烧成温度较低，为1150－1200c之间。内容主要为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和几何图案。主要在盛唐之后流行。考古发掘在长沙市湘江东岸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平一带，最完整的一座为谭家坡1号窑。16葡萄镜：

唐代典型铜镜，著名者如唐代早期的瑞兽葡萄镜，也称海兽葡萄镜，主要装饰为葡萄纹，间饰海兽，有的装饰面用圆圈分为内外区,葡萄枝蔓由内区向外区伸展,被称为“过架葡萄”，典型的海兽葡萄镜为兽纽。17开成石经：

唐十二经刻石，又称唐石经，成于开成二年（837年）。现藏于西安碑林。版面格式不同于汉魏石经，保存较好，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18洛阳伽蓝记：

北魏楊衒之著，洛阳伽蓝记为北魏時流传至今的一部名著，以记洛阳的佛寺为題，着重记述的是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传闻的故事等等。因此这部书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北魏洛阳都城的建制、佛寺的建筑和历史的古迹，同时使我们知道了许多的历史事实。它既是地理书，又是一部史书，並且是一部极好的文学著作。19《世说新语》：

南朝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轶闻琐事、言谈举止)集。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20虞红墓

位于山西太原市晋源区金胜村。墓葬为砖砌单室墓，带斜坡墓道，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残存汉白玉石椁、八角形汉白玉石柱、石雕供养人头像等。石椁呈仿木结构的建筑形式，由椁座、椁壁、椁顶三部分组成，特别珍贵的是，在椁座和椁壁四周，雕刻有内容丰富的浮雕图案，且施以彩绘或描金。图中人物、服饰、器皿及花鸟等纹饰带有强烈的中亚民族文化色彩。该墓是迄今为止中原发现的唯一经过科学发掘，又有准确纪年的反映中亚文化的考古资料，内容丰富，保存完整。对研究北朝、隋代中西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和晋阳城的历史具有极重要的价值。21波斯陶

唐代扬州城出土一件翠绿釉大陶壶，以及数以百计的绿釉陶片，被考证为波斯陶。经科学检测，这些陶片 30 胎体成分与中国汉代釉陶有别，釉的化学成分差别更大，属于钠钙釉系统。这类遗物在伊朗多有发现。

大题

1邺城考古发现及意义（08）

东汉末年,魏王曹操营此城以为都城., 及魏文帝曹丕受禅移都洛阳,乃以其为北都。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朝代都先后定都于此。

邺城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包括南北毗连的两个城址。北邺城大部在今漳河北，北临故漳河，传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南邺城在今漳河南，初营于东魏，毁于隋。由于漳河频繁泛滥和改道，北邺城遭严重破坏，地面遗迹残存甚少，南邺城则全为白砂所覆盖。

北邺城呈长方形，有七门：南面

三、北面

二、东西各一门。一条东西大道将全城分作南北两区。北区中部建宫城，宫城以东为贵族所居戚里及官署，以西为禁苑铜雀园，苑内置武库、马厩、仓库，西城垣中部偏北，以城垣为基础筑金虎、铜雀、冰井三台。南区大部分为居民里坊，只有少数官署，在全城中轴线的位置上辟南北干道,南通大城正南门,北达宫城。整个布局区划分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市规划的一种新模式，给南北朝和隋唐都城规划以重大影响。北邺城的建筑遗迹，只有位于城西垣上的金虎、铜雀两座台基和城内8处不知名的夯土台基。

城的东门外为对外交往和设市之地。邺城的西门外有大片皇家苑圃和水面，引漳河水从铜雀三台下流入宫禁地区，一部分河水分流至坊里区，从东门附近流出城外。

邺城的规划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有重要意义。它继承了战国时期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改进了汉代长安宫城与闾里相参、布局松散的状况。邺城是一个功能分区明确、结构严谨的城市,主要道路正对城门,干道丁字形相交于宫门前，把中国古代一般建筑群的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手法扩大应用于整个城市。这种布局形式对此后的都城规划如隋唐长安城等有很大影响。2试述北魏洛阳城的布局特征及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意义

北魏在洛阳建都，仍利用东汉、魏晋的城墙。东汉以来的城门，除开阳门以外，都在魏晋或北魏时改了名。11个城门都在汉代的旧址上重建，仅西阳门从汉代的雍门旧址北移约500米。此外,孝文帝初到洛阳时，在西城墙北端靠近金镛城处新开了承明门，从而使城门增为13个。

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在南墙近西端处,有一巨大的门址，便是宫城的正门──阊阖门的遗址。正殿太极殿在宫城的前部，与阊阖门对直。由于宫城的范围和个别城门位置的改变，城内的街道也有许多变更。南宫已废弃，有了一条纵贯全城的南北向大街。新开了承明门，增添了由此门通入城内的大街。建春门和阊阖门之间有了一条横贯全城的东西向大街，将宫城分为南北两半，南半部是朝会之处，北半部为寝宫所在。由于新建的西阳门正好与东阳门对直，所以东汉以来的中东门大街被延长而贯通于西阳门和东阳门之间,它在宫城南墙外通过,成为全城的一条分界线，北面主要是皇家的宫殿和园囿，南面则分布着官署、寺院和贵族的邸宅。由于宫城的南门──阊阖门与南城的宣阳门对直，所以自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向大街──铜驼街就成了全城的中轴线。宗庙、社稷和太尉府、司徒府等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有名的永宁寺遗址即在街的西侧。

据记载,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在洛阳兴建外郭城，范围极广。在整个外郭城以内，划分为三百二十个方形的坊，每坊均四周筑墙，每边长三百步，即当时的一里。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为北魏洛阳的内城。“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内城以外，位置在宫城以南，完全改变了《周礼?考工记》所记“面朝后市”的传统。综上所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和布局，和两汉以来的都城相比，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为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开创了先例。

3汉唐都城遗址平面布局的变化及其意义（93）

西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西汉长安城兴建始于汉初，汉武帝时建桂宫、明光宫、北宫、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昆明池，汉长安城初具规模。城平面不甚规整，大体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北西两面环河，四面城墙各有城门三个；宫殿为城内建筑主体，长乐宫、未央宫位于城的南部，明光宫在城的东北部，中部偏西为北宫和桂宫，居民区和东市西市位于城的北部，礼制建 31 筑如明堂辟雍以及皇家苑林上林苑、昆明池均在城南郊。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西汉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

处于西汉与隋唐都城之间的过渡形态，可以东汉洛阳城和北魏洛阳城为例。东汉洛阳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城墙用土夯筑，仅存东西北三面城墙，各墙均发现城门遗迹，城内街道与城门相通，或为文献所载“洛阳二十四街”。城中主体为南宫北宫，二宫一南一北，相距不远，中间有复道相连；太仓和武库位于城的东北部，文献记载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位于城南郊和东郊，又有金市在城内南宫的西北。北魏洛阳城，亦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利用了汉魏晋以来的旧城址。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为全城的重心所在。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铜驼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宗调、社稷及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工商业区设在宫城以南，明堂辟雍及灵台、太学等礼制建筑则设在城外南郊。

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曾为隋大兴城。唐建国后，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为长安城，并作了局部修整和扩充。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唐长安城是由外郭城，宫城、皇城、里坊和市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城东北有大明宫与城相连。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4唐大明宫特征及主要遗址

大明宫的形制和布局特征：大明宫的平面形状，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宫城除城门附近和拐角处内外表面砌砖外，其余皆版筑夯土墙。在东、西、北 3面，都有与宫墙平行的夹城。宫城共有11个城门在北面夹城重玄门之内有统领禁军的所谓“北衙”。

大明宫南部有3道平行的东西向宫墙,北部有太液池。宫内殿亭等建筑遗址巳勘查到40余处，绝大部分在宫城北部，已经发掘的有大明宫正衙含元殿遗址和宴会群臣的麟德殿以及与道教有关的三清殿等遗址。

含元殿位于丹凤门正北龙首原的南沿上，现存的殿址台基。殿东、西山墙和北面的后墙皆为版筑夯土墙，殿的东南和西南分别建有翔鸾阁和栖凤阁，两阁都在其北侧设廊道与含元殿连接。殿前向南伸出 “龙尾道”。

麟德殿位于大明宫西部，为前、中、后毗连的3殿;；中殿的左右又各建东亭、西亭。周围绕以回廊。三清殿位于大明宫西北隅青霄门内偏东，是一高台建筑。台基平面呈凸字形。全系版筑夯土。大明宫东北隅还有大角观、玄元皇帝（唐时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庙等遗址。

大明宫北部为宫廷园林区,其建筑布局比较疏朗,形式也多样化，尤其是太液池的水面，为园林增添了山水景色。

5隋大兴唐长安城布局的异同

隋大兴唐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及郊区，创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隋时名“大兴”，唐时改为“长安”。隋唐两代格局基本相同，遗迹混在一起。唐代对隋代始建的都城格局进行了扩建改造。

（1）、基本布局：隋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宫、皇城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

①宫城 位于全城北部正中，分三大部分：正中为宫殿区（隋大兴宫——唐太极宫）；东侧为太子所居之东宫；西侧为后宫人员居住的掖庭宫。宫城之北有宫苑，是游猎场所。

②皇城 在宫城南，与宫城隔一东西向街道，其内分布着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

③外郭城 A.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城墙夯筑，外侧有城壕。B.郭城内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将城内划分出居住的里坊和贸易场所——市。街道两侧设有水沟并植树。C.分别从城东、城南引浐水等入城为龙首渠、清明渠和永安渠，解决城内用水。④居住区内共有108个里坊，各坊周围夯筑高大的坊墙，里坊内设十字街为主要街道。坊内除了民居，还分布有许多寺院、道观等。

⑤城内有二市，隋称“都会市”、“利人市”，唐改称东市、西市。分别位于皇城内东南和西南，建有夯土围墙，内有井字形街道和沿墙街道，街道两侧设排水沟。发现有店铺、作坊遗址。

以上是隋唐长安城的基本格局。（2）、唐代对长安城的扩建改造

①新建大明宫 大明宫位于郭城外东北，始建于太宗贞观八年（634年），高宗时移来听政，使其成为长安城内的政治中心，直至唐亡。大明宫平面呈缺角方形，四面有门，唐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侧增筑了夹城。宫内南部是宫殿区，有包括含元殿、麟德殿在内的宫殿三十余处；北部则是以太液池为中心的园林区。②营建兴庆宫 位于长安城东部兴庆坊，唐玄宗时兴建，并移此听政，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之一。宫内北部是殿堂区；南部兴建园林，有水池及建筑基址。此外还修建了由兴庆宫到大明宫的夹城，又外傍郭城东壁修建了南通曲江池的复道。6简述西安洛阳地区隋唐墓的类型和等级制

隋唐墓葬，以西安、洛阳两京地区数量最多，隋代墓葬处于从前期到唐代的过渡期，唐代代京地区的墓葬则形成了新的模式，其类型和反映的等级制度可概述如下：

唐代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和洛阳地区，最先形成新的墓葬模式，无论皇室贵戚或一般官吏及平民百姓，都使用平面比较整齐划一的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墓葬。基本结构是墓道、过洞、天井、小龛、墓门、甬道和墓室。依据墓葬的平面形状建筑质料、尺寸、墓内设施及随葬品数量可以归纳为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方形土洞墓、单室方形或长方形土洞墓和“刀”形土洞墓等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反映出唐代墓葬由多层阶梯构成，皇室贵戚、品官直至下层平民各有等差，墓主人的地位决定所用墓葬的类型，丧葬礼仪的核心是等级制度。

唐初墓葬的天井、小龛及个别雕刻精美的石葬具和壁画等是沿袭北朝的，新特点则是贵族墓中以牛车为中心的仪仗俑群流行，武则天时盛行骑马俑，牛车逐渐被披饰华丽的马取代，三彩俑盛行。

唐初，皇亲功臣多用长墓道、多天井的方形砖室墓和方形土洞墓，以精美的石棺为葬具，随葬包括骑马俑在内的大量陶俑；庶人墓多是长方形土洞墓，一般无天井、小龛，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仅有个别墓有少量陶俑。唐初墓葬发现不多，但可明显看出墓葬等级是以官品和功劳区分的。

高宗至玄宗时期，功臣及一、二品高官墓如郑仁泰墓一般用双室砖墓或单室砖墓，天井一般不少于四个，随葬品数量据官品的高低及世界功勋的大小或多或少，但均较丰富。

四、五品官员一般使用单室方形土洞墓，天井一般不超过四个，随葬陶俑均较上一等级少。无品官一般使用单室方形或长方形土洞墓以及“刀”形墓，随葬品以陶质生活用器为主，少见有俑随葬。

安史之乱后，墓葬形制发生混乱，肃宗至顺宗时期许多墓葬的主要方面都不符合埋葬等级制度。宪宗至唐末的墓葬又大不相同，斜坡墓道的墓很少，多是竖井与斜坡相结合或竖井墓道的墓，有的墓小龛出现在甬道或墓室。

洛阳地区唐墓与西安地区接近，较多的是中小官吏墓和平民墓，没有发现西安地区常见的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砖墓也较少。

宿白先生、齐东方先生先后都曾对西安地区唐墓做过研究。如“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12期）、“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可参看。

7、论述六朝墓壁装饰内容及其演变

六 宋元明清

1清明上河图：

北宋张择端画，图中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时节热闹繁华的景象，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也为北宋商业、城市等方面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2鸡冠壶：

辽代陶瓷制品，模仿契丹族各种皮囊容器烧制。由于壶的上部有鸡冠状的耳，故名鸡冠壶。式样颇多，有扁身单孔、圆身环梁等多种，其年代早晚多以壶身所保留的皮囊容器特点的多少来区分。3耶律羽之墓：

辽代前期墓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沁旗朝克图山,该墓由墓道、墓门甬道、东西耳室、主室等组成。耶律羽之墓规模宏大,结构精细考究,其内部以琉璃砖作为墓室装饰材料, 在以往发现的辽墓中尚无先例 4元大都：

元代都城遗址。在北京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始建于1267年，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大都城的规模已基本定型。元大都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皇城位于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宫城偏在皇城东部。纵贯宫城中央的南北大路，即是元大都的中轴大路，刻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相同。此外，元大都考古发现还包括城门、城内街道、城内水系、居住遗址等，为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及元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5永乐宫：

蒙古及元代道教全真派的重要宫殿，故址在山西省永济县永乐镇，元代称大纯阳万寿宫，是集元代建筑、绘画、雕塑诸艺术于一区的重要古建筑群。重要建筑包括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等，其建筑构架基本上沿袭了宋式但有新的变化，是研究木结构建筑从宋式到明清官式演变的重要例证。6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颁刊的一部建筑典籍，是一部由官方向全国发行的建筑法规性质的专书，作者李诫。《营造法式》产生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之下，目的乃是为了加强对官办建筑行业的管理。《营造法式》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整个建筑行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7吉州窑：

始烧于唐末，盛于南宋，衰于明。位于今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吉安在宋代属于吉州，故名吉州窑。属民窑。吉州窑北宋时主要烧制较为精致的青白瓷，南宋则以白釉和黑釉为最，同时还烧制红绿彩和绿釉瓷。其中白釉又分为仿定窑瓷器和白地黑花釉下彩器。吉州窑瓷器中最为突出的是黑釉瓷器。考古发现有长条斜坡形龙窑和大量瓷器遗存。8园冶：

中国明代论述造园艺术的理论著作。明代计成著。计成，此书在造园史和园林美学上有重要地位。现在国内外学术界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造园学专著。《园冶》正文3卷,前为“兴造论”, 后为“园说”。“兴造论”是全书的总论，“园说”分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共10部分,并附图式200余幅。9景德镇明代御窑场（08）

2002年――200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江西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88平方米，出土了一批遗迹和一大批遗物。

出土遗迹有墙、窑炉和清末民国时期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房屋建筑等。窑炉遗迹一组6座，均为葫芦形，坐东朝西，整齐有序的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皆为楔形红砖砌成，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组成。这组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的，在景德镇元代民窑中已见使用，在御窑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出土遗物非常丰富，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中明代早、中期的数量多，也是这次出土瓷器中的精华所在。种类较为丰富，即有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 34 釉、黑釉、紫金釉、白釉、黄釉、青釉、仿哥釉、仿宋官青釉、青花和斗彩瓷器等。器类也较多，主要有梅瓶、瓶、僧帽壶、梨形壶、罐、小罐、碗、盘、方盘、杯、靶盏、盒、炉、觚、爵、花盆、栏板等。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器物上多刻写、书写年款。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花云龙纹梅瓶、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黑釉划花鼎式香炉和宣德仿哥釉瓜稜小罐等，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见，是极为珍贵的精品。还出土了其他一些重要价值的标本，均为以往所不见或罕见之御窑遗物。此次考古发掘为研究、探讨明代早、中期御窑的范围、烧成技术、产品特征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

大题

1宋代手工业

宋代手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总体上，各行各业的规模空前扩大；内部分工更加细密；生产技术、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产品的质量等，都大为增加。

矿冶业 宋代中叶，金属矿区已达二百七十余处，较唐代增加一百余处。冶炼时，普遍使用石炭（煤）作燃料，鼓风设备也由体积大、风力足的木风箱代替了鼓风皮囊，加快了冶炼过程，并可大量生产优质铁。煤则在内地得到普遍开采，产量相当大，不仅用于冶炼、制瓷业，而且在许多地方已大量用于居民生活。采煤技术已接近近代采煤法。

纺织业 宋代的纺织业主要有丝、麻、毛等部门，其中丝织业仍占主要地位，并以两浙和四川地区最发达。从河北东路到江南东路的整个沿海地区，丝织业也有相当规模。丝织品种类繁多，如绫有二十几种，锦有四、五十种。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锦历久不衰，畅销全国；定州缂（kè课）丝，用各色丝线织出艳丽逼真的花草鸟兽，宛如雕刻而成，堪称一绝；单州（今河南单县）的薄缣（jiān肩），每匹才重四两，望之若雾，等等。在丝织业发达的某些地区已出现了一批独立经营的机户，以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形式，为出卖商品而生产，反映了丝织业生产发展的新的情况。

造船业 北宋官府设有很多造船场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吉安）、温州（今属浙江）、明州（今宁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三百余艘，远远超过唐代。北宋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国制造的船只。

印刷业 南宋的印刷技术又有进步，印刷业也有新的发展，一些官府、各地书院、州学、郡学以及不少官僚士大夫竞相刻书，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书坊。南宋印刷业的中心是都城临安，其次还有建阳、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等地。临安国子监印书，质量最好，称为“监本”。建阳刻书的数量大，销路亦广。南宋时期刻印的图书以种类多、技术考究而著称于世，宋板书为后人所珍爱，这些图书亦为后人保留下来丰富的文化资料。

制瓷业 宋代陶瓷业空前兴盛，名窑遍布中国南北各地（见94年瓷窑考题）2宋元著名瓷窑址

宋代陶瓷业空前兴盛，名窑遍布中国南北各地。著名者如下：

定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曲阳在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窑始于唐后期的曲阳窑，盛于北宋，元代以后衰落，北宋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宋代北方最重要的窑场。定窑产品以白瓷闻名于世，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瓷。北宋时期，定窑始创覆烧法，在装饰工艺上是一次重大革新，为当时各地瓷窑效仿。

汝窑：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宝丰在宋代属汝州，故名汝窑，又因汝窑是专烧宫廷用瓷的窑场，也称汝官窑。汝窑烧造时间约从北宋哲宗到徽宗的20年间，故汝瓷传世品少。汝瓷造型以小型盘、碟、洗、炉等为多，大型器少见；釉色以天青色为主；汝瓷均以支钉支烧，此为鉴定汝瓷之重要依据。

官窑：指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两处。北宋官窑据文献记载在今开封，考古发现极少，其瓷器胎色紫黑，足部不上釉，不同于同时期其它青釉瓷器。南宋官窑均在今杭州附近。一为修内司官窑，一为郊坛下官窑。

哥窑：哥窑多仿三代铜器式样，釉开片形如冰裂，纹片呈黄黑二色，因有金丝铁线之称。传世品较多。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发现的，在元代晚期的遗存中有一类器物与传世哥窑十分相似。经 35 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研究，表明其化学成份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似，故推测哥窑或出自修内司官窑。

钧窑：在今河南省禹县。钧窑最迟始烧于北宋末年，北宋南迁后一度停烧，但烧造技术传至元代，并蓬勃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钧窑系。钧瓷属产方青瓷系统，以其汝浊釉闻名天下。乳光釉及“蚯蚓走泥纹”为钧瓷的重要特征。钧窑在宋代创用铜的氧化剂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铜红釉，为我国陶瓷工艺及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龙泉窑：在今浙江龙泉县，始烧于北宋早期，盛于南宋与元代，明中期以后开始衰落。器型以日用品为主。南宋龙泉窑创多次上釉法，烧出粉青、梅子青等上等青釉瓷器；同时还盛行堆塑、浮雕等装饰手法。

景德镇瓷窑：在今江西省景德镇，始烧于南朝，经宋迄元，盛烧不衰。北宋初创烧出青白瓷，以湖田窑影青产品最佳。造型包括碗盘盒壶等，装饰手法则有刻花、印花等。

磁州窑：在今河北磁县，又称观台窑。始于北宋中期，元代以后开始衰落。器形有碗盘瓶枕等日用器，以白地釉下黑花、白地釉下酱花为主要特征。在装饰艺术上，磁州窑创造了在器物上刻划兼绘画、剔画、刻填等新技术。

吉州窑：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始于唐末，盛于南宋，衰于明。吉州窑兼收南北制瓷技艺，产品丰富，尤以南宋时期的白釉釉下彩绘及黑釉贴花瓷著称。

参见《中国历代名窑》，该文网罗中国历代著名窑系，可参考。3北宋皇陵建制

位于河南省巩县境内嵩山、洛河间丘陵上。宋太祖赵匡胤至宋哲宗赵熙 7代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陵墓皆在这里。宋靖康、建炎年间遭金兵破坏，至元代地面建筑全部被毁。

巩县宋陵对陵地的选择及对地形的利用有两大特点:①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倚山面河，而宋陵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陵区内诸帝、后陵中轴线的方向率皆北偏西6°左右,正朝着嵩山之少室主峰。②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一反中国古代建筑逐进增高、置中心建筑于最崇高地位的常例。这些大概是受了当时风水堪舆学说的影响。

宋陵的规模远不如唐陵宏伟，各项制度也与唐陵不完全相同。8座皇陵依同一制度建造，布局基本一致,每陵皆有兆域、上宫和下宫。兆域、或称茔域，四周植棘枳等为标记。兆域内除皇陵外，还有 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宫，即陵台四面所筑陵垣以内部分。陵台居上宫中心,夯土筑成覆斗形,南面置石雕宫人1对。陵垣亦夯土筑成，总体作四方形,四面各设1门，四隅有角阙。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1对。南门系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1对，门外置石雕武士、奔狮各 1对。南为神道石刻。夹神道建鹊台、乳台各1对。乳台以北为列石,自南至北依次为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端、仗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等。下宫乃日常奉飨之所，建于皇陵西北，地面建筑今已荡然无存。

4元大都考古发现及意义

元大都是元代的都城遗址，位于今北京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元大都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至元十一年建成宫城，至元十三年建成大城。至元二十二年颁布从金中都旧城迁居大都新城的占地办法，开始全面营建大都。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大都城的规模已基本定型，成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直接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1）.元大都城的城垣、街道与水系

元大都平面呈长方形，经勘探其南城垣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东、西城垣即明清北京内城的东、西城垣，北城垣在今安定门小关和得胜门小关一线。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部宽达24米。全城南北长约7600米，东西宽约6700米，面积约50余平方公里。皇城和宫城的范围已探明。皇城位于大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其东墙在今南北河沿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宫城偏在皇城东部。宫城的南门（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的位置上，北门（厚载门）在今景山北部，宫城的东、西两垣约在今故宫东、西两垣附近。

纵贯宫城中央的南北大路即为元大都的中轴大路，已被发现。在景山北墙外发现的南北大路遗迹，宽达28 36 米。这一发现，纠正了元大都中轴线偏西的说法，证实了元大都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相沿未变。在元大都的东北部分发现许多街道遗迹。在南北向主干大街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排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胡同宽约6－7米。从光熙门大街至北顺城街之间，排列东西向胡同22条。这与今北京内城中从朝阳门（元代称齐化门）到东直门（元代称崇仁门）之间排列22 条东西向的胡同是相同的。由此可证，今天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基本上仍保存了元大都街道布局的原貌，为复原元大都的街道系统提供了科学依据。

元大都城内的水系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由高梁河、海子（积水潭）、通惠河构成的漕运水系统；一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目前已对这两条水系都作了全面勘探。高梁河引白浮诸泉及瓮山泊水，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北入城，汇为积水潭，横贯大都西城中部，稍大于今太平湖（已被填平）和什刹前、后海的范围。通惠河从今地安门桥下东南流出大都南城垣，东至今通县，称为通惠河。通惠河在皇城东北角的宽度为27.5米左右。金水河在大都城内的流向，通过考古勘探已基本搞清楚。金水河引玉泉山水从和义门南120米处入城，然后沿今北沟沿（即赵登禹路）南行再转东，至今灵境胡同西口内分为南北两支：南支入太液池（今中海），再从崇天门南面的周桥下东流入通惠河；北支沿皇城西墙外北流，再折而向东，入太液池（今北海）北岸。（2）.元大都城的城门、水关和下水道

1969年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压在明代箭楼之内的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门洞内有至正十八年（1358）题记。城楼建筑已被拆去，只余城内墩台和门洞。城门残高22米，门洞长9.92米，宽4.62米；内券高6.68米，外券高4.56米。楼上尚存有向城门上灌水的石箅子等灭火设备。木门已被拆去，仅余承门轴的半球形铁“鹅台”和门砧石。

在元大都的东、西垣北段和北垣西段发掘出三处水关（水涵洞）遗址，其中以北垣的一处保存较好。水关是向城外排水的设施，其底和两壁都用石块铺砌，顶部用砖起券，中部装置着一排断面呈菱形的铁栅棍。涵洞的地基满打“地钉（木桩）”，其上再横铺“衬枋石”，这是宋元时期闸坝地基的通行作法。城内大街两旁的排水沟在今西四地下发现，系用石条砌筑的明渠，宽1米，深1.65米，在通过平则门内大街（即今阜城门内大街）时，顶部加盖了石条。渠内石壁上还留有当时工匠所凿刻的“致和元年五月日，石匠刘三”等字迹。

（3）.元大都的居住遗址

元大都已发掘居住遗址十余处，其中以后英房胡同大型住宅遗址最为重要。该遗址主院的正房建于台基之上，前出轩廊，后出抱厦，正房前有东、西厢房。东院的正房是一座平面呈“工”字形的建筑，即南北房之间以柱廊相连。这种建筑是宋元时期最流行的建筑形式。出土遗物中数量最多的是瓷器，其中有珍贵的青花瓷器，有景德镇的影青瓷器和“枢府釉”瓷器，有龙泉窑的青瓷器、霍州窑的白瓷器和器形厚重的钧窑瓷器，而以黑（褐）白花的磁州窑瓷器数量最多。从发掘的情况来看，主人是在非常仓卒的情况下离开的，以致有许多珍贵物品都没来得及拿走。雍和宫后的居住遗址是一处三合院落，院内有砖砌高露道通向正房和东西厢房。从出土的“内府公用”款漆器及在附近发现的至正十五年王德常去思碑推测，这里可能是某衙府的院落。建华铁厂发现的居住遗址，是前明后暗的长方形房屋，并列成排，形式相同，两家共用一堵山墙；出土遗物也多是一些普通瓷器和一般的生活用品，因此显然是统一修建的简陋的“廊房”。西绦胡同遗址中有一座类似库房的建筑，墙壁坚厚，东墙尚存3米多高，房内出土大量瓷器，有些碗、碟是成套叠放在一起的。

元大都是在荒野上平地起建的，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规范。它三重城垣、前朝后市、左祖右社，有九经九纬的街道和标准的纵街横巷制的街网布局，成为宋以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总结，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大都在规划中还注意促进商业的发展，并有发达的给排水系统和完善的军事防御、对内监督设施。在当时是世界上有名的大都市。5综述明十三陵的考古工作及陵墓建制（08）

（1）十三陵调查。十三陵为明代13个皇帝陵墓的总称。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天寿山下。从明成祖朱棣到思宗朱由检，13个皇帝均埋于此。陵区周围40公里，四周因山而设围墙。大红门是陵园的大门，门前有石 37 牌坊、下马碑，门内有总神路。总神路两侧布列石望柱、石象生，北至棂星门。再北有七孔桥，有神路通各陵。石人石兽军用整块白石雕成。

（2）定陵的发掘。定陵为明万里皇帝的陵墓，同葬孝端皇后王氏和孝靖皇后王氏。1956~1958年发掘，夏鼐先生为领队。墓室在宝城封土下面，由前、中、后殿和左右配殿组成，全部用石材垒砌起券，高达宽敞。各殿间有门相通，石门用整块白石雕成。中殿设石供案3个。后殿、左右配殿各设棺床，棺床上各有方孔，内填黄土，为“金井”。墓内随葬品丰富，达2000余件。包括葬仪用具、生活用品等。葬仪用具包括谥册、谥宝、墓志、木明器和锡明器。生活用品包括冠服、金器、银器、玉器、瓷器等。许多都是稀世珍品。

（3）陵墓建置（布局）：整个陵园一体规划，共用一条神道，规模不禁相同。凡皇帝生前营建的，规模较大。死后硬件的，规模较小。各陵宫皆背山而建，方向不同，但布局大体相同。陵门前有无字碑，门内有祾恩门和祾恩殿。祾恩殿专门用于祭陵。殿后有牌楼门、石五供，在后有宝城环绕，宝城上建明楼。楼内立石碑，刻着皇帝的庙号、谥号。宝城内封土下为地下宫殿，埋葬皇帝、皇后。各个建筑排列整齐，层次分明，气势宏伟，帝陵威仪。

七 考古学史和方法论

1类型学：

也称为形态学或标型学，是研究考古遗存（包括遗迹和遗物）的外部形态顺序的方法论。在近代科学中，生物学最早使用这种方法。1903年瑞典考古学家蒙特留斯在《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一书中专门总结并论述了类型学原理。二十世纪30年代类型学理论传入中国。类型学最初是为了解决考古遗存的时代问题，也被应用于各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2层位学：

即地层学，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最初来自地质学。所谓层位学，是指地层堆积和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即在考古发掘中判明地层和遗迹的相对年代关系。考古地层学主要有先后关系和共存关系两种基本情况。3考古学文化：

是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4文化层：

人类居住在一地，一般都会在原来的天然堆积或沉积的生土上面，堆积起一层熟土，这种熟土常夹杂着人类无意遗留下来的或有意抛弃的器物，这种包含文化遗物的熟土层，考古学上称为“文化层”。如果地层未经扰乱，则上文化层必然晚于下文化层形成的年代。5相对年代：

相对年代是指文化遗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断定相对年代，主要是依靠地层

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此外，也可以利用某些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文化遗存的对比研究，来断定遗迹和遗物的相对年代。6遗址：

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通常指代发现遗迹、遗物的地点，也可以指代聚落考古的基本单位。一般由各种遗迹现象以及遗物构成。7埋藏学：

是恢复古环境的基础。埋藏学专门研究化石的形成过程，要分析和恢复原来的生物群落及其生活环境，必需首先判断化石群是生活在原地的群落，还是经过外力（水力、风力、冰川等）搬运的异地埋藏群。原地生活的群落（如礁体、叠层石或其他未经搬运的生物化石），可以提供解释古生态学直接的证据，而异地埋藏可供判断古地理环境和沉积 条件。8蒙特留斯：

瑞典考古学家，史前时代文化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蒙特柳斯研究的重点是史前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尤专注西欧、北欧地区的青铜文化，提倡类型学方法。他的主要著作有《青铜时代年代问题》(1885)、《异教 38 时代的瑞典文明》(1888)、《使用金属器以来的意大利原始文化》(1895～1910)、《东方与欧洲上古文化诸时期》（1903～1923，第一卷的中译本名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英国青铜时代年代学》（1908）、《史前希腊》(1924)等。他在各地博物馆和大学的演讲对考古工作的普及也有很大贡献。9柴尔德：

英籍考古学家。以欧洲和近东史前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而著称。柴尔德在考古学和用考古材料研究古代史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主要著作有:《史前时代的多瑙河》、《青铜时代》、《苏格兰史前史》、《不列颠岛上的史前社会》、《欧洲的史前移民》、《欧洲文明的黎明》、《古代东方史的新发现》。他又写了《人类创造了自己》（中译本名《远古文化史》，1954）《工具的故事》（中译本名《工具发展小史》，1944）等通俗性著作。他还注意考古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著有《社会演化》等书。10魏敦瑞

德国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北京人化石的研究者之一。1935年~1941年来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并接替步达生，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北京人化石丢失后，他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主要著作有：《中国猿人与其他人种及高等猿类脑型之比较研究》、《中国猿人之下颚》、《中国猿人之牙齿》、《中国猿人之头骨》等。11新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考古学理论。代表人物为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L.R.宾福德和英国D.克拉克。基于对传统考古学研究方法和目的的不满，新考古学主张考古学应解释过去的事情何以会发生，并设法研究清楚事物变化的来龙去脉，而不仅仅满足于再现过去和简单地说明以往发生的事情。还认为考古学家必须把文化看成是人们在一个文化体系里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留下了人工制品，考古学家的任务是根据这些静止的人工制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推断人类的动向，通过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了解和掌握人类 文化发展动力的一般法则。在方法上，新考古学改变传统的归纳推理法，先建立理论或假说，再利用一系列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包括使用考古发掘，来进行验证。它注重环境考古学的研究，运用民族学的成果。认为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不是考古学主要研究对象，不重视类型学的研究和描述方法。12李济：

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中国现代考古学家。生于清光绪年间，1979年卒于台湾省。李济曾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专业。归国后开始从事田野考古。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领导的安阳殷墟等重要考古工作。李济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著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在与他人合著的《古器物研究专刊》第1～5本中,对殷墟发掘所获170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其他论著中文的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的有《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安阳》等 13裴文中：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50余年来，裴文中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调查。他多年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他在研究总结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又对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作了综合研究，对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直到去世前，还在对历年发现的北京人的大批石器进行全面的研究。裴文中的主要著作如下：《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周口店山顶洞之动物群》、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柳城巨猿洞的发掘和广西其它山洞的探查》等，并与他人合著《中国原人史要》、《资阳人》、《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等。

14金石学：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使用“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记录一些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近代考 39 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一些学者对非科学发掘所得的铭刻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但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已不复存在。15碳14：

利用碳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的放射性测定生物体遗骸及其他地质样品的绝对年代的方法。此法是W.F.利比于1947年创立的。碳-14测定年代方法的可靠性已经被对已知年代的考古样品和生物样品(树木年轮)的测定所证实，并在考古学、人类学、第四纪地质学等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16AMS测年

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法。效率更高，用样量更少。17三大气候信息库

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所依据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第四纪以来连续不断的沉积物，这主要就是深海沉积物、极地冰层和黄土三大气候信息库。深海沉积物的沉积速度非常缓慢，通常每千年有几厘米，主要是由微小生物的介壳构成的软泥，这些微小生物主要是生活在海水表层的有孔虫一类浮游生物，死后沉到海底。对深海沉积物中有孔虫的介壳形态、氧碳氮同位素和一些有机物脂肪酸（冷则不饱和酸增加）的研究可以了解不同时期海水表层的温度和含盐度。从太平洋深海提取的21米长的岩芯可得到200万年来的气候记录。两极地区每年的降雪被压实后就会形成一个冰层，冰层所含的粉尘、空气和水分子都是研究的对象，尤其是O16和O18比值的研究可得出下雪地点的当时气温。黄土是世界上经常见到的风成堆积物，其分布占地表的10%，主要见于中欧、北美和中国北方，在中国就有44万多平方公里，其堆积在陕甘一带最厚，著名的洛川剖面厚135米，可分为不同时期的多个层次。对黄土的粒度、磁化率、碳氮同位素和包含其中的植物硅酸体、孢粉、蜗牛化石等气候敏感物的研究，可得到详细的气候事件发生情况。上述研究的结果已经建立起了第四纪以来气候变化的详细曲线。18聚落形态：

按Gordon R.Willey的定义，聚落形态就是，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处理起来的方式。它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其他与社团生活有关的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这些聚落要反映自然环境，建造者所实用的技术水平，以及这个文化所保持的各种社会交接与控制的制度。聚落考古的研究提供了考古文化的功能性的解释的一个出发点。19西阴村遗址位于中国北部的山西省夏县境内，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19西阴村

西阴村遗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26年由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它是中国考古学者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遗址内发现有窖穴、灰坑等多处遗迹，并出土有大量陶片。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1963年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采集的遗物包含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及三里桥类型三种文化遗存。

大题

1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１９８１年，苏秉琦先生和殷玮璋先生合作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将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

通过详尽的分层次的类型学研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１）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２）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３）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４）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５）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６）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前三者是“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后三者是“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总起来说，六大区域之内的原始文化，都比较独立地走完了发生、发展和后来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过程。

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中国考古学界以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为指导有意识地开展工作，很快建立起各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框架，为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和中国国家的起源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时空体系 40 和坚实基础。

2判断考古遗存年代的方法

考古学的年代，可分为“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前者是指各种遗迹和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后者是指它们的作成距今已有多少年，断定相对年代,通常是依靠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这是考古学范围内的两种主要的断代法。此外，也可以利用某些自然科学的手段来断定相对年代。

地层学断代的要旨，是先确认各文化层次序的先后以断定它们的相对年代，然后再以各层所含的遗物断定各层的绝对年代。这里,有两条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①各层（或各墓）所含年代最晚的一件遗物，是代表该层（或该墓）可能的最早年代；②各层（或各墓）的年代，可以以该层所压和被压的上下两层的年代分别作为它的上限和下限。

类型学断代的要旨,是将遗物或遗迹按型式排比,把用途、制法相同的遗物（或遗迹）归成一类，并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或称标型），然后按照型式的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排出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可能便代表该类遗物（或遗迹）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从而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年代其在断代上的效果就会更好。

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

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的断定，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而言，有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法断代、树木年轮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氨基酸外消旋法断代、黑曜岩水合法断代、铀系法断代等方法，有的也适用于历史考古学的断代。用各种自然科学手段测定年代的方法，为第四纪以来人类进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年代依据，特别是为建立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体系奠定了基础。

3、什么叫考古学文化史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那些？中国考古学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八 总结类

名词

1砖室墓：

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经六朝、隋唐，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至北宋时期出出现了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此种墓葬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2里坊制 见大题3 大题

1砖室墓墓型演变述略

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葬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

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拱，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龛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 41 长，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旧制，营建砖石结构的大墓，在墓壁和砖面上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但到了北魏，壁画又重新流行。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南朝，则流行用模印着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

入唐以后，官僚墓一般均为砖室墓。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墓的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

五代前蜀王建墓、南唐帝陵，其地下玄宫皆分前、中、后三室，各室两侧又多设壁龛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长江中下游多为长方形砖室墓，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

辽代砖室墓，除方形以外，还有圆形的。一般多为单室墓，等级高者则“多室”。墓室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结构并施彩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墓室。金代墓葬受辽宋影响较大。

元代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日趋简化。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南方元墓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2汉唐宋元都城布局之演变

西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西汉长安城兴建始于汉初，汉武帝时建桂宫、明光宫、北宫、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昆明池，汉长安城初具规模。城平面不甚规整，大体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北西两面环河，四面城墙各有城门三个；宫殿为城内建筑主体，长乐宫、未央宫位于城的南部，明光宫在城的东北部，中部偏西为北宫和桂宫，居民区和东市西市位于城的北部，礼制建筑如明堂辟雍以及皇家苑林上林苑、昆明池均在城南郊。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西汉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

东汉洛阳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城墙用土夯筑，仅存东西北三面城墙，各墙均发现城门遗迹，城内街道与城门相通，或为文献所载“洛阳二十四街”。城中主体为南宫北宫，二宫一南一北，相距不远，中间有复道相连；太仓和武库位于城的东北部，文献记载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位于城南郊和东郊，又有金市在城内南宫的西北。

北魏洛阳城，亦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利用了汉魏晋以来的旧城址。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为全城的重心所在。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铜驼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宗调、社稷及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工商业区设在宫城以南，明堂辟雍及灵台、太学等礼制建筑则设在城外南郊。

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曾为隋大兴城。唐建国后，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为长安城，并作了局部修整和扩充。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唐长安城是由外郭城，宫城、皇城、里坊和市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城东北有大明宫与城相连。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北宋东京汴梁城深埋于今开封市下，考古工作难以进行。今人据文献记载，对其大概形制进行了恢复，北宋东京城大体呈三重城墙套合的结构，城市总体布局上更加突出中轴线，宫城在最中心，至迟在北宋中期以后，东京已经取消了有围墙的里坊和市场，这是与隋唐长安城最大的不同，出现了井字形的街道甚至斜街，商业的繁荣可见于“清明上河图”。城内河道水系发达，景色美丽。

元大都遗址在北京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始建于1267年，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大都城的规模已基本定型。元大都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皇城位于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宫城偏在皇城东部。纵贯宫城中央的南北大路，即是元大都的中轴大路，刻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相同。此外，元大都考古发现还包括城门、城内街道、城内水系、居住遗址等，为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及元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各城址布局图可参见大百科全书）3简述我国古代城市里坊制度的变革

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区的基本形式，在唐代以前主要采用封闭性的里坊制。唐代称为里坊或坊，是在城市街道网形成的方格里建造方形土墙，设坊门，一般居民住宅只向坊内开门，实行宵禁，城市街景比较单调，市场集中设置在城内指定的少数坊内。

北宋京城汴梁的改建使都城布局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其影响一直及于明清。汴梁是在唐汴州州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也有郭城、内城和宫城三城相套及全城的纵横两轴。它与前代的最大区别是就原州衙改建的宫城不在全城的北部而接近正中，并且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街道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许多街道沿水路交通线伸展，不很平直,里坊制取消了,店肆居宅都可向街开门，建筑也更密集。城市面貌已不像唐代那样庄重，更多的是世俗和繁华。汴梁内城也不像唐代的皇城只列衙署祖社,同时也杂处居宅,这是由于改建前内城中已有居民的原因。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均沿袭了宋代城市里坊制度。4瓷器的出现时间及地域

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烧制出了原始瓷器,东汉时期烧制出了真正的瓷器。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制瓷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到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制瓷业进入发展兴盛时期，商代出现的原始瓷器，最早是郑州二里冈时期的。郑州商代中期的居住遗址和墓葬中也有发现。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商代中期墓葬中也出土原始瓷器，胎呈白或灰白色，用氧化铝含量高和氧化铁含量低的瓷土制成，釉是石灰釉，呈青或青绿色，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

商代晚期的原始瓷器在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河北藁城，山东济南大辛庄、益都及江西清江吴城等地均有发现。原始瓷器选料不精，工艺简陋，釉层厚薄不匀，且易剥落，釉色青黄或黄褐，与真正的瓷器尚有距离。西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发现较普遍，如北京琉璃河，河南洛阳，陕西长安、宝鸡，甘肃灵台，安徽屯溪，江苏句容等地均有发现，比商代的原始瓷器有了较大发展。

东汉时期,由于对制瓷原料的精选,对胎釉配方、成型工具和窑炉结构进行了改进，烧造技术大大提高，出现了符合瓷器标准的青釉瓷器。浙江上虞县上浦小仙坛东汉晚期龙窑窑址内出土斜方格纹青瓷罍，胎釉结合紧密，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因而青釉色泽纯正，少见开片，釉层较原始瓷增厚，透明而有光泽，没有流釉现象。东汉时期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时期也能烧造黑釉瓷，与青瓷同窑烧造，只是黑釉瓷的胎釉质量及工艺都不如青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 制瓷工艺有了很大进步，主要生产青釉瓷器。以浙江越窑的青瓷质量最高，胎呈灰白色，质地致密，釉色均匀。江苏宜兴的均山窑、浙江温州的瓯窑和浙江金华的婺州窑所产青瓷，也各有特色。西晋时婺州窑为了弥补胎质粗糙的缺陷，还应用化妆土。在青釉瓷器上还出现了饰褐色点彩或彩绘的新工艺。东晋时浙江德清窑的黑釉器，色泽光亮，犹如漆器。北朝后期，在北方出现了白釉瓷器，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中出土的白瓷器，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题

5中国著名的佛教造像石窟

佛教石窟寺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依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将中国石窟寺的分布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三大地区。其著名者下面分述之：

新疆地区：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集中的地点有三区：古龟兹地区，以克孜尔石窟最著名，大约开凿于3世纪，盛于4—5世纪，最晚的大约属于8世纪。；

古焉耆区，开凿时间在5世纪以后；古高昌区，著名者有柏孜克里克石窟，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的 43 遗迹。

中原北方地区：可细分为四区。河西区，著名者有敦煌莫高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另有安西榆林窟、酒泉文殊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等，多为5-6世纪遗物；甘宁黄河以东区，著名者有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等，炳灵寺石窟有420年题记，为中国现存窟龛有明确记年的最早的一处；陕西区，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的一处；晋豫及其以东地区，以5-6世纪北魏皇室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沿续此主流的有6世纪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6-7世纪的太原天龙山石窟。

南方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著名者有开凿于5-6世纪的南京栖霞山石窟。新昌剡溪大佛、四川广元佛殿窟、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及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等。具体可参见“大百科全书”中国石窟寺考古词条下所领各窟。九 其它 1璧：

中国古代重要礼器，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璧是一种圆板形、片状、中部有孔的玉器，《说文》释璧：“瑞玉，圆器也”。《尔雅》有：“肉倍好谓之璧”的说法。肉即边，好即孔，边为孔径的两倍便是璧。2璧瑗环：

三类玉礼器，《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环；肉好若一，谓之瑗。” 3百炼钢：

反复加热折叠锻打，使钢的组织致密，成分均匀。从而使成品整体纯净，各部位均保持合理的含碳量。此种方法得到的钢称之为百炼钢。4简帛文字：

简指竹简，帛指帛书。简帛文字主要流行于东周到魏晋时期，纸张普遍使用之后，简帛文字才逐渐废除。自19世纪末以来，简帛文字资料大量发现，著名者如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等，简帛文字中关于古代法律、史事、礼书、医学、兵法、经济等诸多方面的记载，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5李柏文书：

1909年日本僧人橘瑞超在楼兰发现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王龙熙的书信草稿两件，即所谓李柏文书。是研究中国与西域关系史以及中西交通的重要资料。6克孜尔石窟：

新疆地区佛教石窟寺，位于拜城县东南，主要是4---8世纪的遗存。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早期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为主；中期出现了较多方形窟；晚期规模变小，渐趋衰落。壁画早、中期以佛本生、因缘故事和佛传为主要内容；晚期壁画出现大乘佛教的千佛一类题材，说明大乘佛教对龟兹佛教艺术的影响逐渐加深。7炳灵寺石窑：

在甘肃省永靖县小积石山。开窟始于西秦，北魏、北周、隋唐诸代续有建造。宋明之间亦有修建，明以后逐渐湮没。主要遗存包括彩塑和石雕造像、壁画、摩崖石刻等。是中国佛教史和建筑史的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8炳灵寺石窟：

中国十六国时期至明代佛教石窟寺。位于甘肃省永靖县西南40公里刘家峡水库的大寺沟西岸。窟群包括上寺、下寺和上、下二寺之间的洞沟三部分,现存窟龛195个，其中以下寺的窟龛数量为最多，编号 183个。炳灵寺石窟唐称灵岩寺,。据有关文献和现存实物分析，它开创于十六国时期的西秦，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各代都有续凿或修缮，其中以唐代开窟造像最多。明代以后，逐渐萧条和湮没，炳灵寺石窟中的各代造像，除少数为泥塑和石胎泥塑外，绝大部分为石雕，每个窟龛内，除造像外，均绘壁画。现存造像，大小共 776尊，其中泥塑和石胎泥塑82尊。壁画残留约 900余平方米。9天龙山石窟：

中国北方地区佛教石窟寺。在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天龙山。从现存造像和《开皇石室铭》碑记考察，石窟创建于东魏末年，其后北齐、隋、唐续有开凿，以唐窟最多。用圆雕法雕出的佛像，华丽美观，世称“天龙山样式”。天龙山石窟造像可分为东魏、北齐和隋唐两期。10麦积山石窟（08）

中国北方地区佛教石窟寺。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公里的麦积山。分为东崖和西崖两部分，现存194个。西崖时代较早。一般认为始凿于4世纪末5世纪初。北魏、西魏、北周、隋诸代相继开凿。唐宋妆銮改塑。现存主要为唐代以前的遗存。造像主要为敷彩泥塑，少量石雕7000余躯，数量较多。壁画仅1000多平方米。11文思院：

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生产部门，法门寺出土唐代金银器中就有文思院作品，五代宋明时期的考古遗存中也发现有文思院的产品。12印纹硬陶：

中国青铜时代至汉代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的一种质地坚硬、表面拍印几何图案的日用陶器。原料含铁量较高，烧成温度也比一般陶器高，成型方法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也有轮制成型。印纹硬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有发现，但数量很少，出现时间比白陶为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与白陶并存。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遗址里，只发现有少量造型简单的器物，至商代器形增多，有罍、罐、尊、釜、碗、杯、豆等。西周是印纹硬陶生产的发展时期，器形增加了瓮、罐、瓿等。战国秦汉时印纹硬陶变化不大，器物主要有瓮、罐、坛、瓿、钵、盂、缸、匏壶等。13萨栅银币：

萨珊波斯(226-651年)是伊朗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政权。从4世纪起，萨珊银币就已在中国各地出现，新疆、青海、内蒙古、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及广东等地都有发现。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很惊人的。萨珊波斯银币的流行，是中古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14湖州镜：

从纪年墓出土南宋铜镜看，湖州镜始铸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明清时期也有所发展。南宋湖州镜几乎都没有花纹，仅在镜背刻铸作坊主姓名等内容。这种招牌式的镜铭，是南宋私家铸镜的特点。形状有方形、圆形、心形、葵花形和带柄葵花形 15小河墓地

位于新疆若羌罗布泊。上世纪初由猎人奥而德克首次发现。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进行了调查发掘。从2002年底以来，通过跨4个年度的沙漠考古，共计发掘墓葬167座，出土珍贵文物数以千计。发现罕见的具有祭祀功能的泥壳木棺墓、墓地规格最高的木房式墓葬、成排布列的“木尸”墓。部分墓葬尸体、服饰、随葬品保存较好，采集30多具古尸标本，出土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6金涂工艺

唐代称鎏金为金涂工艺。金等贵金属可以溶于水银形成膏泥状的金汞合金，这种合金与器物表面具有较强的附着力。因而利用较少的金属就可以得到较为牢固且色泽良立的镀金表面，同时可以控制表层的厚度。我国的鎏金工艺起源于春秋中晚期。17酋邦

第二篇：园艺通论总结

园艺通论

1、园艺生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

世界各国的园艺业都是农业中的大产业，这种趋势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显得更为突出（1）：食品、营养品。

现代社会粮食已不是人直接入口的主要食品，蔬菜和果品因为其营养和医疗价值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蔬菜和果品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素、是其他食品所不能替代的。蔬菜和瓜果不仅营养丰富，它们又多是低热量食品，医疗和保健价值很高。）

（2）工业原料：园艺产品作为工业原料，已经越来越多样化和专业化。食品工业、饮料和酿酒业、医药工业和化工业，应用园艺产品作为原料是很多的。

（3）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园艺植物都有覆盖和绿化土地、保持水土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评价一个现代化的农村或城镇，人的宜居与否，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4）园艺规划、园艺文化

2、园艺业发展的前景和热点？

（1）资源的最优化利用：通俗的说，就是适地适栽，即因地制宜地确定作物的种类和品种，最高效率的开发自然条件下的潜在优势，发挥植物种质资源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品质。（资源优势的利用，还包括继续研究和开发野生植物资源。一些野生植物具有特别强的适应性和抗逆性，其基因资源是宝贵的财富，万不可忽视------）

（2）发展现代化园艺产业： 分散、零星、落后的小农菜园、果园、或花圃，生产力低下，已经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现代化园艺产业，必须是区域化种植、规模化经营管理，劳动者有较高的文化与科技素质，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应当瞄准国际市场。园艺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中，是各地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

（3）观光农业、都市农业、旅游农业。这些概念的主要内容是与人们吃、喝、住、玩关系更加密切的农业生产，包括园艺生产。社会有这种需求，就应当给予关注和满足。（还有市场园艺，即自采菜园、果园、花圃）

（4）社区园艺、家庭园艺、微型园艺：社区园艺更贴近居民的生活，就在街道旁和楼房间应有一定的园林、果树、花卉、草坪，也可以适当加些蔬菜作物。家庭园艺,在家庭庭院、阳台、楼顶的种植。微型园艺：极小面积的种植区域或是配置小的景观，栽种观赏价值高的的微型植物。

（5）绿色食品、有机园艺。绿色食品简言之即安全、优质、营养的食品。现在很多城市已设安全食品准则，来推动绿色食品的发展。有机园艺强调生产过程中严格不用或限制用非有机的肥料、农药等，以保证产品的绿色品质。

（6）设施园艺、运输园艺。设施园艺，目前主要是利用太阳能或调解热量的反季节栽培设施，如温室、塑料大棚等，广义的讲------。而运输园艺是基地化生产后的园艺产品的运输。（7）园艺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农业，是由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引申而来，主要有三个目标（生产：生产更多的产品，且安全优质。经济：生产者效益好，生活水平提高。生态：生态环境的改善）。园艺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水土保持、节水节能、免除污染、提高劳动效率、实施绿色生产制等，当前最迫切的就是节水）（8）园艺文化、园艺疗法

3、举例说明园艺植物花芽分化有哪几种类型？

花芽分化是指叶芽的生理和组织状态向花芽的生理和组织状态转化的过程。园艺植物花芽分化可分为以下几种：

（1）夏秋分化型：花芽分化一年一次，在6-9月份进行。这类植物的多数在秋末花芽已具备各种花器，只有性细胞的分化在冬春完成，春季开花。许多落叶果树、观赏树木、木本花卉均属于此类。如苹果、桃、梅花、牡丹、丁香等。常绿果树中的枇杷、杨梅花芽分化也属于此类，但花芽分化似乎并不经过一个休眠阶段，所以开花早、结果也早。

（2）冬春分化型：这种分化类型的植物一类是原产温暖地区的常绿果树、观赏树木，如柑橘类的许多种类在12月份至第二年三月份进行花芽分化。分化时间短，连续进行，春季开花；另一种是许多二年生花卉及二年生花卉，还有一些宿根花卉也是冬春分化花芽，如白菜、甘蓝、芹菜等在冬季贮存期里或越冬时进行花芽分化。

（3）当年一次分化、一次开花型。一些当年夏秋季开花的菠菜、花卉种类，在当年生茎的顶端分化花芽，如紫薇、木槿、木芙蓉以及夏秋开花较晚的部分宿根花卉。如菊花、萱草、芙蓉葵等。草坪草也多属于此类。

（4）多次分化型：一年中多次发枝，每次枝顶均能成花。如茉莉、月季、倒挂金钟等四季开花的花木及宿根花卉。枣、四季橘、葡萄等果树也是多次分化型。这些植物主茎生长到一定高度或受到一定刺激，能多次成花，多次结实。但后结的果往往不能成熟，一般不保留。

（5）不定期分化型：每年只分化一次花芽，但因为栽培季节不同而无一定时期，播种后只要植株达到一定的叶面积就能成花和开花。如果树中的凤梨科、芭蕉科的一些植物，蔬菜中的瓜类、茄果类、豆类，花卉中的万寿菊、百日草、叶子花等。

4、仁果类和核果类一般发生四次落果高峰的时期和原因？ 仁果类和核果类一般发生四次落果高峰：

第一次落果:在开花前后子房尚未膨大时，以落蕾落花为主。主要原因是花芽发育不良或开花前后环境条件恶劣（低温、大风、干旱等），使花没有授粉或授粉不良而脱落。多年生果树如果头一年树体营养不好，分化的花芽质量不好，落蕾落花就会增加。

第二次落果：在花后1-2周内，子房开始膨大而脱落。主要原因是没有受精或受精不良，子房没有坐果的足够激素与营养（受精刺激）第三次落果：又称生理落果，在花后4-6周，也称6月落果。落果的主要原因是营养。因为幼果的生长发育需要大量养分，这时如果氮素供应不足或营养生长太旺，贮藏养分不够时，常使胚的发育中止，造成已受精的子房甚至长到一定大小的幼果萎缩脱落。

第四次落果：果实已接近成熟，采前一个月左右开始落果。这次落果主要是自然灾害（风、雹、高温等）或栽培管理不当造成的。

5、果树大小年现象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在果树生产中一年产量高，一年产量低的现象叫做隔年结果或是大小年，仁果类隔年结果的现象严重，主要有两个原因。

（1）：枝叶生长与花芽分化：良好的营养生长是花芽分化的物质基础，有一定的枝叶生长量才能有一定的花芽量。但是营养生长太旺，特别是花芽分化前营养生长不能停缓下来，不利于花芽分化。因此，这一年往往形成的花芽少，下一年就开花少，坐果也少。但是营养生长太弱时，也没有较充足的养分供应花芽分化，也可能造成下一年开花少，坐果也少。而当下一年开花坐果少时，树体就会贮备较多的营养供花芽分化之用，所以小年时当年的花芽分化往往较多，那么第二年就会形成大年。

（2）开花坐果与花芽分化：大年时大量的开花坐果要消耗过多的营养，另外，幼果的种子产生大量抑制花芽分化的激素（如赤霉素），所以当年的花芽分化一般较少，那么下一年就会形成小年；小年时开花坐果少，就有较多的养分供应于花芽分化，来年就会形成大年。

（3）大小年的形成除了树体本身因素外，栽培管理不当或修剪不适也是其重要原因。（如当形成大量花和幼果时，不加以人为调节，或小年不采取保花保果）；另外病虫害、干旱、霜冻、冰雹等也可能造成大小年。

解决方案：防止大小年首先应从调节树体营养和合理的负载量入手，加上合理的肥水管理，大年时注意疏花疏果，小年时则注意保花保果，一般都是能够控制大小年的形成。

6、说明有性杂交技术包括那些？

（1）了解育种对象的基本知识：花器结构、开花习性、授粉方式、传粉媒介和雌雄蕊成熟进程等

（2）培育亲本种株，选择杂交用花：种株培育的三项基本要求是生长健壮、典型性及无病虫危害，同时采取各种措施调整亲本花期，使之相遇。选择杂交用花应根据不同园艺植物选择适当开花节位或花序，选留数量适中，健壮饱满的花蕾。

（3）隔离措施：为防止非目的性杂交，应采取适当的隔离措施。通常用半透明羊皮纸或硫酸纸进行花序或单花套袋隔离。

（4）父本花粉采集：父本花粉应从隔离条件下当天盛开花朵上取得。也可以在开花前一天取回父本花蕾，取出花药干燥后取粉。

（5）母本去雄授粉：两性花园艺植物的母本在在授粉前必须去除雄蕊以防自交。去雄一般在开花前一天下午进行。去雄后可以马上进行授粉，也可以在第二天花开时再授粉。（6）标记和登记：杂交后的花应挂牌标记，并建立有性杂交登记表。

（7）杂交后的管理：当柱头完全枯萎后，可除去隔离带，以免妨碍果实生长。要加强杂交母株的管理，适时摘心、整枝，合理施肥，及时进行病虫害的防治，以利于杂交种子的发育，并注意观察记载。

（8）杂交种子收货贮存：为了使能充分成熟，杂交果实应适当晚采。果实采收后，应放在冷凉的地方后熟，这样可提高种子的生活力。

7、简述育种的基本途径

（1）选择育种：即利用现有种类、品种在繁殖或栽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自然变异，通过人工选择的方法培育成稳定新品种的育种途径。包括混合选择法和单株选择法。园艺植物的繁殖方式可分为有性繁殖植物的选择方法（自花授粉植物的选择方法、常异花授粉、异花授粉）和无性繁殖的选种方法（芽变育种、实生选种）

（2）有性杂交育种：是根据品种选育目标选配亲本，通过人工杂交的手段，把分散在不同亲本上的优良性状组合到新品种之中。包括常规杂交育种和远缘杂交育种

（3）其他育种途径：辐射诱变育种、诱变育种、倍性育种、生物技术育种、航天育种

8、促进扦插和压条生根的措施有哪些？

对于扦插：（1）机械处理：扦插材料剥皮、纵伤、环剥、刻伤等

（2）黄化处理：对不易生根的枝条在其生长初期用黑纸等材料包扎基部，能使组织黄化，皮层增厚，有利于生根。

（3）浸水处理：休眠期扦插，插前将枝条置于清水中浸泡12h左右，使之充分吸水，差后可促进根原始体形成，提高扦插成活率。

（4）加温崔根处理：人为的提高插条下端生根部位的温度，降低上端发芽部位的温度，使插条先发根后发芽。

（5）药物处理:应用人工合成的各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插条进行插前处理。（吲哚丁酸、萘乙酸等）

对于压条生根同样采取：刻伤、环剥、绑缚、扭枝、黄化处理、生长调节剂等方法促进压条生根。

9、在嫁接过程中，影响嫁接成活的因素有哪些？

（1）砧木与接穗的亲和力：亲和力是砧木与接穗能愈合且正常生长的能力，嫁接能否成功，亲和力是最基本的条件

（2）嫁接的时期和环境条件：嫁接成败与气温、土温及砧木与接穗的活跃状态有密切的关系，不同嫁接的方法选择的嫁接时期不同。

（3）砧木质量和嫁接技术：接穗和砧木发育充实，贮藏营养物质较多时，嫁接易于成活。

10、举例简述蔬菜植物植株调整的内容？ 蔬菜植株调整是一项细致的栽培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支架、压蔓、整枝、摘心、打杈、绑蔓、摘叶、束叶、及疏花疏果等技术。

（1）支架、压蔓：需要直立栽培的蔓性和直立性较差的蔬菜种类，需要借助它的辅助支撑才能很好的生长，如黄瓜、苦瓜、葫芦、菜豆等

（2）整枝、摘心、打杈：整枝是指除去一部分枝，对留下的枝引放于一定位置的措施。整枝通常通过摘心和打杈来完成。如茄子、番茄、和辣椒等可利用整枝控制过旺的生长和调节其空间分布，促进果实的发育。

（3）绑蔓：对于攀援植物或藤本植物，其自身的能力不足以使它牢固的附着在支架上，必须人为的绑缚，例如番茄、黄瓜、冬瓜、丝瓜等。

（4）摘叶、束叶:在植物体上不同成熟度叶片的光合效率不同，老叶相对新叶光合效率弱，呼吸消耗已超过其自身制造的营养物质，所以需要摘除老叶或病叶。如黄瓜展叶后30-35d光合效率迅速降低，45-50d基本无积累。束叶对花椰菜和大白菜有良好的作用。

11、整形修剪的作用，果树修剪分几个时期及每个时期的主要修剪方法？

整形修剪的作用:构成坚实的树体骨架，使树体具有较大的负载能力；保证树体具有合理的结构，充分利用光能及具有良好的通风性能；维持树体良好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平衡，实现早果、丰产、稳产栽培；保证树体生产出优质的果实，提高果园经济效益；减少果园的病虫害的发生，维持树体健壮；控制树冠的体积大小与高度，便于管理；适应不良的土壤与生态环境条件，扩大栽培范围。果树的修剪一般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1）休眠期修剪（也叫冬季修剪）：休眠期树体内贮藏养分较为充足，修剪后枝芽减少，有利于集中利用贮藏养分，包括短截、曲枝、疏剪、缩剪、长放、开张枝条角度、刻伤和环割。（2）生长期修剪（又叫夏季修剪）：是春季萌芽后至落叶果树秋冬落叶前或常绿果树晚秋梢停止生长前这段时间进行的修剪。目的是可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抑制过旺的营养生长，促进花芽分化，提高果品质量。包括：除芽和疏梢、摘心和剪梢、扭梢和拿枝、环割、环剥、倒贴皮、大扒皮。

12、种植园规划设计包括哪几方面的内容？

（1）种植园园址选择：依据气候、土壤、水源、和社会因素等，其中以气候为优先考虑的重要条件。蔬菜和花卉都是对肥水需求比较迫切的植物，需选择肥沃的平地建园，需有水源条件。果树在我国发展的方针是“上山下滩，不与粮棉油争地”

（2）种植园小区规划：基本要求是“小区内气候和土地条件应基本一致，山地、丘陵地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有利于防止风害，有利于机械作业等，小区的面积应因地制宜，大小适当”（3）种植园防护林规划：无论是果园、菜园、或花圃都需要建立防护林，防护林可以提高种植园良好而稳定的生态环境，合理的设计防护林带，才能发挥最大的防护效果。防护林可分为紧密型林带和疏透型防护林带。

（4）种植园道路系统规划：种植园中良好而合理的道路系统，是现代化种植园的重要标志之一。平地种植园的道路规划，主路、干路、支路依次按6-8m、4-6米、和2.5-3米的宽度设计，应达到任何天气下各种交通车辆都通行无阻的要求。

（5）种植园排灌系统规划：排灌系统设计是系统规划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可持续发展农业中更应注意水土保持和节水问题。排水不仅有排洪、防淤、防涝作用，还是治理盐碱地的最好方法。

(6)种植园建筑物规划

（7）林木树种、品种选择和授粉树的配置：在选择树种时一定要清楚的了解本地自然资源与市场情况，做到因地制宜，适应市场发展需要。选择的树种应具备：适应当地气候土壤条件，树种优良，适应市场需要等特点，品种的选择同树种一样。授粉品种应达到的要求：与主栽品种花期一致，花粉量大；进入结果年限和丰产年限相近果实经济性状（产量、品质等）也较好；生长习性和主栽品种相近等。

13、简述合理日光温室结构设计中的“五度”和“三材”？ 日光温室的五度：

角度 高度 跨度 长度 厚度

（1）长度：温室东西延长，其长度一般在60-80米较为适宜

（2）跨度与高度：温室跨度是指温室的后墙内侧到前屋面底角处之间的距离，一般以7米较为适中。屋面最高高度与温室跨度以1:2.2为宜，所以高度应以3-3.2为宜。

（3）后墙体高度与厚度：后墙体高度一般受温室高度、后屋面仰角的限制，不能太高或是太低。后墙的厚度，影响隔热、蓄热的效果，0.4-0.7米厚的土墙或空心墙（内填隔热材料），效果较好。

（4）角度 ： 包括前屋面角 后屋面仰角 及方位角 日光温室的三材：

骨架材料 透光材料（采光面材料）：聚乙烯膜、聚氯乙烯膜或玻璃 保温材料

14、园艺产品的贮藏方法和技术特点？

（1）简易贮藏：利用一定季节的气温和土温来保持较为理想的贮藏条件，一般不要控温、控湿的机器设备。如埋藏、堆藏、窖藏等，结构简单、因地制宜，但温湿度难以调控，产品贮藏寿命不长。

（2）通风贮藏：利用冷热空气对流的原理，利用贮藏库内外温差和昼夜温差，引入自然冷凉空气，设施建筑比较简单，操作方便，库藏大，但需要有良好的隔热性能，有通风设备，适用于昼夜温差大的地区，多建于地势高，通风良好的地方。（3）机械冷藏：在隔热良好的建筑中，利用制冷设备降温并保持低温。不受外界环境条件影响，并可调控温湿度。但制冷设备中常使用氟利昂对大气臭氧造成破坏。

（4）气调贮藏：增加二氧化碳浓度，降低氧气浓度，结合低温，抑制产品的呼吸作用，延长产品贮藏寿命。包括自发气调和人工气调。

（5）减压贮藏：是气调贮藏的进一步发展，又称低压换气法，通过降低贮藏环境中的气压来创造贮藏的环境，但在减压条件下，组织极易蒸散干燥。

（6）速冻保鲜：将产品的热量或能量抽出来，直接排除产品中的游离水分子的融化潜热后，水分变成冰晶结构的一种保鲜方法。

第三篇：考古学通论

分数：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古学通论》课程作业

题目：《从云梦秦简看秦律》

年级：专业：历 史 学

姓名：王 冰 洁

学号：20083830120

时间：2010年12月26日

从云梦秦简看秦律

【摘要】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墓竹简面世，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添加了凝重的一笔，被历史学家、文物专家誉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次共发掘了十二座战国至秦代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这对我国历史学界研究秦朝历史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关于秦律的《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等更是意义重大，让我们直面了秦朝的严刑峻法，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关键词】云梦 睡虎地 秦简 秦律

【正文】

一、云梦秦简出土情况概述

1975年12月至次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孝感地区和云梦县文化部门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简，是当时文物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收获。11号墓为小型木墩墓，出土青铜器、漆器、陶器等七十余件。出土的竹简原藏馆内，经整理拼缀，计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枚，另有残片八十枚，保存情况完好。[1]根据墓中出土的《编年纪》所载，墓主名喜，秦始皇时期历任安陆御史、令史、鄢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或卒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墓中出土的竹简应该是他生前使用的文籍。

二、云梦秦简的内容和历史意义

简牍内容可分为十种文书：《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这十种题目名称，只有《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乙种是原简固有的标题，其他则是整理小组拟定的。[2] 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秦代法律的文书，其内容已超出战国李悝的《法经》，具备了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内容。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问世，揭开了我国对秦简发掘的序幕，具有重大意义。它与后来相继出土的“青川郝家坪木椟”、“云梦龙岗秦墓竹简”、“江陵周家太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江陵岳山秦简”、“江陵杨家山秦简”、“沙市周家台秦简”相比，是数量最大的一批秦简，也[1]

[2] 《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赵超，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古代简牍》，李均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1]云梦秦简有一半以上是关于秦代的法律，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对考证现存古文献真伪有着积极的作用，在研究秦汉法律制度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学家对于秦朝的法律制度了解很少，因为秦朝统一以后所制定的很多法律都已散失，而现存的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只是不成体系的一些片段，无法了解全貌，云梦秦简的发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助于秦文化的深入研究。秦简的发现对于研究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的。

三、云梦秦简中的秦法律令

云梦睡虎地睡虎地秦墓共出土秦简一千一百五十五枚，其中关于秦法律令的有六百多枚。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把这批秦法律令分为五种：《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和《封诊式》。[2]前三种皆有律名，可定为一类，即《秦律二十九种》，或简称《秦律》，后两种名称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说，秦法律令可归结为三类。三类法律令的成书时代早晚不同，《法律答问》中的律文多半是秦孝公时商鞅所立，其它大部分是秦昭王至始皇初年所订。始皇统一六国后和二世时所更订的法律不包括在内，严格的说，云梦秦简中的秦法律令应称为秦国法律令。[3]秦朝实际沿袭了这些律令，把严刑峻法贯彻到全国。

这三类秦律令各有偏重，其性质、内容也不尽一样。大抵说，《秦律》是官府法制，规定各项管理制度，便于基层官吏的执行和审核；《封诊式》是对官吏审理案件的要求和各类案例的程式；《法律答问》是刑律条文及其解释。[4]但是，三类律令所反映的问题却是多方面的。云梦秦律，内容庞杂，用现代术语讲，它已具备了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立法等方面的内容。证明自商鞅变法以后，秦统治者就把各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以及秦统治阶级的意志，全部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了。

秦法律令在我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秦一贯信奉法家学说，崇尚法治。法家学派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法家理论，据载，法家鼻祖李悝在秦法制的建立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法经》六篇即出自李悝之手，后被“商鞅传授，改法为律”。而且，“专任刑罚”。这样，秦将法家思想推向极端。

四、秦律的实质和目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法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5]秦代的法律就是统治[1]

[2]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研究价值分析》，王景星，兰台世界，2010年第5期。《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9年。

[3] 《云梦秦简辩证》，黄盛璋，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 《云梦秦律简论》，黄展岳，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8页。

秦王朝的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这一阶级实质从其法律的全部内容中，充分的暴露出来。根据云梦秦简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秦律的主要目的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商鞅变法时“为田开阡陌”，废除土地国有，将旧阡陌去掉，而宣布土地私有。在秦律中已把这种土地所有制关系，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如《法律答问》：“盗徙封，赎耐，可（何）如可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顷半（畔）封地，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就是说，对私自移动阡陌标志的人，要以“盗”的性质处理，处以赎刑。[1]这一律文的意义在于，它明确宣布封建私有土地受法律保护，其私有权不容侵犯。

（二）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秦律明确规定：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权力，如《田律》规定对受田之民，都要按“受田之数”征收赋税。《徭律》规定吏民服徭役的天数，对不能按期服徭役的要给以惩罚。《布金》、《关市》等律，对人民使用货币，进行商业活动，《工律》、《工人程》对宫奴隶以及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定额和口粮供给标准，都有具体规定。这些规定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剥削制度。

（三）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秦律的基础——盗、贼、囚、捕、杂、具六律，置于首位的是“盗”、“贼”二律，表明维护私有制乃是秦律的首要任务。不仅私有土地受到法律保护，一切动产及不动产的所有权，包括牛羊、甲盾、钱财以至桑叶和系羊的绳子等等，都在秦律上有明确规定。对侵犯私有财产的“盗”、“贼”行为，秦律规定了极严厉的惩罚，如《法律答问》中规定：“或盗采桑叶，臧（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徭三旬。”盗仅不盈一钱的桑叶，就要罚徭役三旬。而在封建社会中拥有财产的主要是地主阶级，所以，秦律的这些内容在于维护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

（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秦律明确规定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地主、贵族是秦国的统治阶级，农民和奴隶则处于被压迫地位，这种关系不能倒置，秦的军功爵制正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反映：秦爵共分二十级，无爵的平民称为“士伍”，由军功或其他原因可得到赐爵。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界限规定的十分明确，不准逾越，如：“大夫寡，当伍人不当？不当。”（《法律答问》）从这条法令可知“大夫”和“伍人”是绝对不能混淆的。此外，在秦代，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刑徒和奴隶，他们的地位是不能私自改变的，否则就要受到制裁。

（五）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在秦律中还包括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切规定，如不准在田间卖酒，以免影响农业生产。另外，对管理的任免有《置吏律》，对官吏的考核有《效律》，对于“传”、“驿”制度有《传食律》，少数民族的处理有[1] 《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林剑鸣，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邦属》，对于司法公文程式及传送公文的制度有《治狱程式》及《行书》。总之，秦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

五、秦律的法律研究价值和经济学研究价值

秦代法律形式多种多样，法网严密，经修缮后常被后世沿承。时至今日，秦律还有很多制度对现代法治颇有影响，秦律开创了中国法治之先河，为中国法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其法律研究价值极大。第一，《秦律十八种》与《秦律杂抄》中所见律名众多，证明秦代律文种类多样，丰富翔实，如“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等。第二，《秦律十八种》所记部分律令内容细致入微，揭示了秦代封建法规的明细与法律制度的健全。第三，《法律问答》中关于“老幼残疾有罪当减”法律文献的问世，填补了中国法制史在秦代研究的断层。我国自三代以来，对于“老幼病残”犯罪者一般都从轻处理，从传世文献所见第一部律文《唐律》直至后来的法规，这一原则一直沿用，但是秦代法律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过去由于史料所限一直是不得而知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法律问答》生动的回答了这一问题，尽管刑罚苛严，但是仍然沿袭了三代“老幼残疾有罪当减”的规范。[1]此外，秦律以刑法为中心。从云梦秦简中可以看到，秦对审讯、司法、起诉、执行等诉讼制度都有详细的规定，并且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检验制度。在《封诊式》中就完整的保留有《贼死》、《经死》、《出子》、《穴盗》四份记录，说明检验制度在当时已相当完整。[2]

我国早期经济史方面材料不多，特别是当时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少，云梦睡虎地秦简则填补了这一空白。为了统一战争的需要，秦对全国的经济实行严密的控制，并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在云梦秦简中，有关经济的法规有12种。从秦简所记秦律看，秦很注意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管理，并在有关方面制定了具体的法律规定。[3]如《秦律十八种》中的《效律》、《仓律》等久显示了秦国在生产、供应等许多方面广泛实行定额管理制度。这对研究我国秦代经济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六、结语

综上所述，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掘，让人类直面了秦时期的各种制度，尤其是秦律，在当时已非常完备了。但是，由于它所依赖的基础是封建制，秦的立法是封建制立法的初创，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历史局限性，秦律的教训是深刻的。秦律在我国考古学界和历史研究的长河中，所做的贡献难以磨灭，对于我们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以后要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研究下去。

[1]

[2] 《简帛文献学通论》，张显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论秦律的历史地位》，霍俊彦，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

[3] 《云梦秦简中秦律的经济观探微》，汤凌慧，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云梦睡虎地秦简的研究价值分析》，王景星，兰台世界，2010年第5期。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9年。

3、《云梦秦简辩证》，黄盛璋，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云梦秦律简论》，黄展岳，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5、《简帛文献学通论》，张显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

6、《论秦律的历史地位》，霍俊彦，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

7《云梦秦简中秦律的经济观探微》，汤凌慧，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8、《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赵超，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古代简牍》，李均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第四篇：中国文学通论

中国文学通论（1）单元辅导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汉赋

在五言诗兴起之前，赋几乎是汉代文人创作的唯一文学形式，赋体文学的创作也在汉代达到了最高峰。赋被后世誉为汉代“一代之文学”。

汉初的辞赋多为骚体赋。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

枚乘的名作《七发》代表了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扬雄《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四篇大赋。

班固《两都赋》。

张衡《二京赋》。《归田赋》。

张衡的《归田赋》之后，抒情小赋的创作越来越普遍，最终取代了大赋成为赋的主流，并且一直延续到六朝时期。

汉代的散文

汉代的散文，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分为三大类：哲学政治文化批评类散文、历史散文与书信书奏类散文。

哲学政治文化批评散文

简言之，哲学政治文化批评类散文是指研究哲学问题、探索政治理论、讨论政治形势、关注文化现象、致力文化建设，评论时局、提出建议、评点政策一类的文章，一般文学史教材又把它们称之为“政论散文”。

陆贾《新语》，共12篇。

贾谊(前200——前168)的政治文化批评散文，代表着汉代政治文化批评散文的最高成就。

文学性较高的代表作是《过秦论》(上、中、下)。

晁错（前200——前154）《论积贮疏》。

一批感慨士不遇时的作品，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

王充的《论衡》。王充对谶纬及虚妄文风的强烈反感与尖锐反击使他的文章很难得地显示出一种激情——这可能是先秦诸子文风的回光返照。

王充的“三增”（《语增》、《儒增》、《艺增》）是他梳理汉语表达习惯，试图纯洁语言的一种可贵努力。汉语经儒、道而来，成为一种诗性语言，讲究的是表达的效果，以耸人听闻，而忽视的是事实与分寸。在王充批评的种种虚妄之事里，确实有不少是由于古代典籍与古代传说中夸饰的、诗性的语言表达所造成的。假如语言不能保持它的清晰性、纯洁性、科学性、逻辑性、严密性，不能保持它内在的秩序与平衡，这个已经成为我们思维工具的语言，必将毁坏我们的思维。我们经由语言建立起来的对世界的知识体系也会坍塌。所以，过分诗性的、缺少逻辑性与科学性约束的语言是有害的。王充警觉到了这样一种危险，并且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指出语言中的诗性病毒，并试图杀灭它。显然，王充已经意识到，论理类的文章，其基本手段应是逻辑和常识，其文体风格应该平实严谨。过分的文学性是有害的。他已经朦胧地区分了文学与史学、哲学的文体风格的不同。

书信、书奏类散文

在应用性文章中，书信是较普遍较常见较突出的一类，由于此类文章往往是出自朋友或亲属之间，私密性和个人性较强，内心的坦露也较充分，无论痛苦还是欢乐，都可以较为自由地表白，抒情性特征也就较明显，与后来的文学散文最为接近。即使在文学性“散文”出现以后，用散文的方法写书信，或书信式的散文，也蔚为文学之大观，是散文的一个较大类别。

这类作品中最为杰出的应该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封书信中显示出作者内心在巨大的打击和耻辱感下巨大的矛盾痛苦，以及在对抗这种痛苦中显示出的坚韧的个性力量，读后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受。

李陵《答苏武书》。

汉代的书信体作品，除此之外，还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班嗣的《报桓谭书》，田邑的《报冯衍书》，马援的《诫兄子书》，李固的《遗黄琼书》，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书》，秦嘉的《与妻徐淑书》及其妻徐淑的《答夫秦嘉书》等等。

史传散文

汉代的史传散文，是在继承先秦历史散文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继承，既是历史意识的继承，来自于一种对史的重视的传统，又体现在叙述的手法的继承上。

班固《汉书》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继承《史记》的体例而略有改变。

就文学性来说，《汉书》显然不及《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的生平与性情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是一个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又充满生命激情的人。

读万卷书。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亲那为当代大学者，时任太史令。）。接触甚至师从董仲舒、孔安国这样的大学者，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最有见识，最有思想，或者说，最具思想家素质的人。

行万里路。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大的出游：早年（二十岁左右）的可能是自费的东南游、做了郎官以后，三十五岁时的出使西南夷的西南游、三十六岁时从武帝封禅泰山的东北游。他一生“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游江淮”。而且他的游还不仅仅是游山玩水，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对古人的遗踪往迹的探访与搜求。这已经显示出他对历史的兴趣与热情。

父亲遗命。父亲司马谈对他未来的事业进行了不容置疑的安排：他要司马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做一个史官，论载“天下之史文”。

遭李陵之祸。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为李陵辩护，武帝大怒，下司马迁狱，第二年，前98年，司马迁被判死刑。改施宫刑。

在血水中洗过的司马迁，眼光更辛辣，心智更深沉，而文字手段臻于炉火纯青。

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与《史记》的体例

司马迁和一般史家的不同点。

1、在孔子传统下的中国史家眼里，历史是一个已经“过去了”事实，它对我们的意义与价值，乃在于为我们提供一种道德案例。我们关注的乃是这些已经过去的事实中透析出的道德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作为对象的历史，是已经死亡的东西。但司马迁则让历史复活。他的历史，是“活的历史”（living past）。在司马迁笔下，历史显示出“当下性”。

2、孔子及其传统下的史家，要在历史中发现必然性，发现逻辑的力量及人类德性的力量；而司马迁，他虽然也满怀无奈与感喟地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并在其著作中对之加以勾隐索微，但他真正的兴趣，则是关注着人类天赋中的自由精神，原始的生命激情，道德勇气下的义无反顾的心灵；关注着历史人物的血性、气质、性情，以及那种冲决逻辑的意志力量。他的《史记》，是史与诗的结合，是历史必然性和个人自由意志的结合。

3、司马迁抛弃编年体，而改用纪传体。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抛弃纪年法，就是对所谓包含历史必然性的“历史进程”的蔑视，是对“时间”的过程、“时间”的整体有序性的放弃；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视。“纪传体”还原了其本来生命形态，显示了对生命的尊重。司马迁纪传体“以人代史”、“以人叙史”，实际上乃是历史观念的伟大觉醒：没有人，使没有历史，历史的主体正是那形形色色的人及其命运。而历史的意义也恰好就是人的意义，而不是抽象的道德观念。

所以，司马迁是一个自觉的“人类的史学家”，而不是“天”或“绝对理念”的帐房先生。他是把他的《太史公书》当作整个人类的历史来对待的，他也是以为全人类作传的使命感来从事他的神圣工作的。

《史记》的记事年代及体例：

《史记》526500字，记录了从传说中的五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采用的是“纪传体”的体例。有12本纪，30世家，70列传。本纪序帝王，世家记侯国，列传志人物。另外，还有10表、8书，表以系时事，实际上是用以弥补纪传体在时序上横向并列研究上的不足，是对编年体优点的挪用，一表在手，一段历史时序内的重要事件一目了然。书以详制度，是对静态的制度、政策、法律、文化等的记录，司马迁第一个有意识地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重要制度、文化现象作为重要内容记录在案。

《史记》的文学特征与文学成就

司马迁创作《史记》，其最大宏愿以及其为自己定下的伟大目标，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哲学，“通古今之变”是史学，同时，司马迁对人的重视，对人的意志的高扬，对人的情感与理想、痛苦和欢乐、成功与失败、性情与才华、智慧与激情的浓厚兴趣和出色描摹，又使《史记》成就为一部无与伦比的文学华章。

《史记》的文学特征：

1、以“人”及人之性格、命运作为自己写作的目的和使命，是《史记》最主要的文学特征。它杰出的写人手法和无比巨大的写人艺术成就，都由此而来。

2、《史记》虽为史书，但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个性色彩不仅是指其语言风格叙述风格，而更主要的是指其中所蕴涵的司马迁基于个人经历的个人感受，以及独特的个人情感特征。这种个人感受个人情感特征使《史记》带上了强烈的抒情色彩，个人性与抒情性是《史记》文学特征的又一重要表现。

《史记》的文学成就：

1、“互见法”写人。

由于司马迁真正关注的不是事，而是人，写事也只为写人，那叙事之详略选汰，都以能否突出“人”为标准。有些与人物主要性格或者司马迁刻意要表现的性格无关或相冲突的事，便被他略写或干脆放到别人的传记中去写，（若直接抹杀这些事，则又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肯定也在时时告诫自己谨遵史官的职业道德，这一方面他也做得特别好，以至被扬雄、班固称为实录）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史的严肃性，真实性，又能使司马迁放开手脚，施展其文学手段。这就是“互见法”。

2、司马迁写人的基本手法也不外乎《左传》、《战国策》中常用的那些，如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手法等等。只是他比前人做得更娴熟，更老到，更多样化。比如细节描写，在司马迁笔下不仅是显示人物个性的有效手段，甚至能暗示人物将来之命运。

3、就叙事言，《史记》选材之精审，详略之妥当，已可以其苦心经营的“互见法”中略见一斑。超越前人的是，《史记》的叙事不仅摆脱了编年体的时间约束而能紧凑连贯，且能根据传主的不同而显示不同的叙述风格。《项羽本纪》的波澜叠起汹涌澎湃而令人热血沸腾与《李将军列传》的迂徐婉转从容不迫而令人感慨系之，是最明显的对比。一个似小说叙传奇，一个似散文记轶事。《屈原贾生列传》的之叙议相间、夹叙夹议与《魏其武安侯列传》之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又是一种鲜明的对比。

4、在《战国策》中，叙事已是为写人服务，但《战国策》所写基本上是一类人，那就是策士。而《史记》所记，则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根据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叙事风格亦多种多样。司马迁高超的艺术手段，令人叹服；他达成的艺术成就，也令人崇仰。

5、《史记》的人物语言大都能肖其声口，符合人物的个性，修养，身份。而其叙述语言精洁而爽朗，飘逸又沉着，密丽与疏荡并存，奇气横逸，跌宕多姿，是古典散文的典范，对唐宋古文的影响非常明显。汉乐府民歌

一、“乐府”概念的含义

乐府本是汉代的一种音乐机关，这里的“乐”即是音乐，“府”即是官府。除了将文人创作的诗赋配乐演奏外，还有一个职责，那就是搜集并演唱民歌。到了六朝，当时人将汉代乐府演唱的歌诗称为“乐府”，并进而将入乐的诗都称为“乐府”。从此“乐府”又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宋元时期，入乐的词、曲也都被称为乐府，如苏轼的词集名《东坡乐府》、马致远的散曲辑本名《东篱乐府》。

二、汉代社会的写真――汉乐府民歌的内容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论及西汉乐府采集的歌谣时曾说：“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汉乐府的最大特点：汉代人民对自身喜怒哀乐的最真实的表达，也是整个汉代社会风貌的写真，既有挚情感人的文学价值，又有弥补史传阙文的历史意义。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只有三十多篇，但却几乎囊括了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1、人民生活的疾苦是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之一。《东门行》即是其一：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诗中描写一个男子为穷困所迫，竟然铤而走险。

2、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篇章反映了伦理亲情的沦丧。汉代是一个推崇儒家思想的朝代，但是儒家思想的推崇并不能完全杜绝家庭伦理悲剧的发生，《孤儿行》所描写的兄嫂虐 5 待孤弟就是其中的典型，诗写曾经备受父母娇养的孤儿，在失去父母的怙恃之后，饱受兄嫂的役使和折磨，过着连仆婢都不如的悲惨痛苦生活。

3、战争和徭役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也是汉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十五从军征》借一个老兵之口，揭露了汉代无休止的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惨痛。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诗中把战争造成的人间悲剧写得入骨三分，全无一字怨恨，却曲折地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痛恨。

4、汉乐府民歌中还有很多诗表现了汉代人忧生惧死的心情，如《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躇！

前者把生命短暂的悲哀写得悽惋欲绝，后者的一句“聚敛魂魄无贤愚”更是惨刻尽致，使人有无限悲慨。

5、爱情一直是民歌中最常见的主题。《上邪》、《有所思》都是名作。《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的女子指天为誓，表明自己坚贞不渝的深情。

著名的长诗《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分别塑造了罗敷和刘兰芝这两个完美的女性形象。

《陌上桑》写美丽的罗敷到城南采桑，遇见了太守。太守一见罗敷的美貌，就派人上前调戏，要罗敷和他一同回去。面对太守的无耻要求，罗敷断然拒绝。随后，罗敷盛赞自己的夫婿的容貌和事功，使得太守扫兴而去。诗中的罗敷聪明勤劳，又勇敢机智，谈笑戏謔之间就使得轻佻好色的太守无地自容。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我国叙事长诗的名篇，沈德潜曾赞誉它是“古今第一首长诗”。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建安时期 的婚恋悲剧：美丽能干的兰芝嫁给焦仲卿为妻，夫妻感情甚笃。可是焦母不喜兰芝，逼迫儿子休妻。焦仲卿无奈，只得将兰芝送回娘家。兰芝回去之后，太守前来提亲，兰芝被兄长逼迫出嫁。成亲之日，兰芝投水而死，焦仲卿听闻之后，也自缢徇情。两人魂魄化为一双鸳鸯鸟，形影相随。

这首长诗塑造了兰芝这样一个美丽忠贞、外柔内刚的女性形象。在遭到婆婆的恶意刁难时，她主动提出离去。在被迫离开时，她镇定从容地辞别焦母，丝毫不失礼数。在与丈夫分别时，她坚贞地立下了“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誓言。在兄长逼嫁时，她自知难遂己意，只得假意应允，却在成亲之日，“举身赴清池”，以死表明了对爱情的坚贞、对封建宗法势力的反抗。这种自尊自爱、坚强不屈、忠贞深情的品质使兰芝成为古代文学史上最光辉的女性形象之一。

三、质朴古直的歌唱――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1、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2、以叙事为抒情的表现手法。汉乐府中有很多民歌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的

形式，因而叙事性和戏剧性都大大增强，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但是纯粹叙事的诗篇在汉乐府中仍然很少，大部分诗篇的叙事是以抒情为最终目的的，因而叙事中又都包含着强烈的感情。

3、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古直朴素而又活泼生动。

4、汉乐府民歌在诗歌形式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多数的汉乐府民歌采用了五言和杂言的形式。汉乐府民歌中已经有很多五言的佳作，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更是后世难以企及的五言长篇的典范。五言诗的产生和成熟，也是汉乐府民歌对中国诗歌最大的贡献之一。

汉乐府民歌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高度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诗经》、楚辞之后中国诗歌的又一典范。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南朝梁太子萧统在编《文选》时，选取了十九首无主名的五言古诗，题为

《古诗十九首》，此后《古诗十九首》便成为指称这十九首古诗的一个专门名称。

《古诗十九首》的三种基本的情感类型：

1、第一种情感基型是宦游失意的士子的悲哀。梦想的破灭是他们的第一层悲哀。世态炎凉的感慨是失意游子的又一层悲哀。游学的士子在宦途无望，朋友道绝的孤单失意中，自然会苦苦地怀恋故乡和亲人，这是游子悲哀的第三个侧面。

2、思妇的伤别念远成为《古诗十九首》的第二种情感基型。

3、《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三种情感基型是对年命短暂的悲哀。

《古诗十九首》这些复杂的感情中，存在着一种贯穿始终的情感基调，那就是十分浓厚的感伤情绪。这种感伤基调的出现，是因为这些感情都是由于个人遭际的坎坷而发的，其中没有九死不悔的追求理想的执着，没有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悲悯，没有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忧虑，也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思索探求，却始终囿于对个人遭际的自伤自怜，因此它的感情也就始终停留在感伤，甚至是颓废之中，无法形成建安式的苍凉悲壮。但是《古诗十九首》抒发的这些感情却正是普通人最真实、最深挚的感情，因此也最具有打动人的力量。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历代的批评家都对它推崇备至，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则赞誉它“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古诗十九首》是早期抒情诗的典范，《十九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空泛的抒情，而是运用多种手法，形象化的抒写感情。

1、首先，《十九首》擅长运用景物的描写由景入情，寓情于景，使情景之间达到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如《驱车上东门》，一开头就描写坟墓之间“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的景象，而这些描写都是为了引出“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生命感慨，萧索之景和悲哀之情互相生发，使全诗都笼罩在一片悲凉之中。又如《孟冬寒气至》开头用了二分之一的篇幅来描写冬夜的萧瑟凄凉的景象，惨栗的北风，罗列的众星，圆了又缺的月亮，这些景物都是用来映衬思妇悲伤怅惘的相思的。其他如《青青陵上柏》中用洛阳城的繁华富庶反衬失意游子羁旅落拓之情，《青青河畔草》中用春日明媚灿烂的景色反衬少妇的深闺寂寞，都在情景交融中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2、《古诗十九首》还擅长运用比兴的手法。如《行行重行行》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3、《十九首》还很擅长采撷感情最深切、最强烈的瞬间来抒写感情，抒情之中带有叙事的意味，从而在抒情诗中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来。

4、《古诗十九首》的语言也极具特色，既生动自然，浅白如话，又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魏晋南北朝文学

诗：

建安文学以三曹为中心，以七子为羽翼，包括蔡琰参加的建安文士，都经历过动荡的生活，诗歌创作也多反映社会的**和民生的疾苦，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的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建安风骨”的传统。

曹操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人生短暂的痛苦转化为功业未建的痛苦。且这种功业还是一种社会责任心与伦理责任心。

曹操的诗，全是乐府诗，用的全是乐府旧题。但其内容，却全是当下时事。这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手法，捡回了汉乐府的“神”——现实批判精神。由此而后经由杜甫再至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汉乐府的精神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精神之一。曹操居功至伟。

曹操的四言诗是《诗经》之后成就最为卓著者。

曹操的散文成就也很高。清峻通脱是其特色。鲁迅先生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是指他一改汉儒经师之文的迂腐之气，而代之以自由洒脱真诚真实的文风。《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他的代表作。

曹操虽然作品数量不多，在形式探索上也不及其他同时人尤其是他的儿子曹植，但由于他在胸襟气度及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足以笼盖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者也。”说他是建安文学的领袖，无论从政治地位、从文学成就，都当之无愧。

曹丕的《燕歌行》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曹植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被人称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钟嵘《诗品》上）。

他的创作，以公元22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该年曹操逝世，曹丕继位并于同年逼献帝禅让而登皇位。由于曹操生前，曹植曾有与曹丕争位的行为，招致曹丕的怨恨和猜忌，在曹丕即位后，自然对曹植大加排斥，甚至阴谋加害。这样，曹植后期的生活境遇与前期大为不同。前期过的是贵公子生活，饮宴游猎是主要内容，所作之诗也多与此相关，并满怀报国立功的雄心壮志，《白马篇》为其代表；而后期则在受猜忌受打击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下郁闷度日，诗作也满怀惆怅与痛苦，《赠白马王彪》是其代表。

“建安七子”是指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七位著名作家。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和刘桢。三曹、七子，再加上一位女作家蔡琰，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主力军。他们的作品，直面淋漓的鲜血，深刻描写和反映了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人民的深重苦难，同时又表现出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作家的社会良心，慷慨悲凉，风格遒劲。后世把他们的作品及作品呈现出的精神风貌称之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成为后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武库和精神资源。

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作家有所谓的“竹林七贤”。七人中，除了嵇康阮籍外，其他人的“文学”作品极少。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今安徽省宿县）人，曾为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

《晋书》阮籍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他的代表作。多用比兴手法，这种手法，首先是政治选择，然后才是艺术选择。另外，他还有十三首四言咏怀诗，一些赋和散文。散文《大人先生传》也很有名。

嵇康 “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无万石之慎有好尽之累”，是一位自由意识极强的人，一位精神力量太强的人，《送秀才从军》是他的诗歌代表作。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鲁迅称赞他的思想“往往与旧说反对”，相较而言，嵇康的成就更多显示在散文创作上。《与山巨源绝交书》写得咄咄逼人、酣畅淋漓、恣肆奔放、深刻犀利，他的思想、情感、性情、个性展露无遗。先秦诸子而后，象这样激情充沛的文章，还真难得一见。

太康文学 太康年间，有所谓“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张亢或作张华）、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

《诗品》评张华诗云：“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此时作家的普遍习性。“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思想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无志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这是兴趣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没出息。

左思今存诗十四首，而以八首《咏史》最为著名。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作“咏史”诗的要数史学家班固。但只有左思出来，“咏史”之作才有自己的面目与主脑，而成为诗史上一大题材，也成为诗人借古讽今，抒情言志的一大手段。

左思《咏史》之超越前人处，主要在于以己为主，而以史为辅；以今为主，而以史为证。前者摆脱了班固的叙事格局而入于抒情，是史向诗的过渡；后者则借古讽今，使咏史成为讽谕的手段，从而入于诗学正统。

钟嵘评左思《咏史》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诗品上》）“典”者，史实也，“怨”者，借古讽今，抒自己愤懑也，“精切”也者，称许他借故讽今恰当而深刻，故又是“得讽谕之致”。

刘琨而不是左思，才是建安精神的真正传人。

南朝文学 南朝文人诗歌从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田园和山水。

陶渊明字元亮，后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做过江州祭酒，但不久归隐。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在江州刺史桓玄、镇军将军刘裕等人门下做过参军，并最终出任彭泽县令。在任八十余日，宣称“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时年四十二岁。自此以后直至老死，一直躬耕隐居，拒绝仕宦。

朱熹曾经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实际上，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在于，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苏轼说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陶渊明是对比的大师。他的田园就是对比官场的。

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之外，另有“金刚怒目”一类，如《咏荆柯》，是作者愤愤不平愤世嫉俗的表现。

但陶渊明终究是关怀人生的。在苦难重重世风浇薄的时代，他向往着和平宁静的世道和和睦淳朴的世风。这体现在他的名作《桃花源记》中。

谢灵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与谢眺并称“大小谢”，而单称“大谢”。曾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后因起兵反叛被杀于广州。他是第一个大力模山范水的山水诗作家，对扫荡“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有大功劳，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也有相当贡献。

说谢灵运是一流诗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中国文学史上讲，像他这样开拓一种诗题材，并在形式上有多方面探索，而标志着审美理想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转向指示牌直指唐诗——的诗人，中国历史上不多。

他的山水诗代表作《登池上楼》。

总之，就题材开创和形式创新而言，谢灵运虽差可与陶渊明比肩，但若论单篇质量和总体艺术成就，如情、景、理的圆融无碍，人格与诗格的浑然一体，他怕还不能望陶之项背。

鲍照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县北）人。出身寒庶，然才秀而人微，郁郁不得志。因做过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后人常称他为鲍参军。泰始元年，晋安王反，临海王刘子顼起兵响应，后兵败，鲍照追随临海王，死在乱军之中，有《鲍参军集》行世。

南朝诗人中，能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发扬左思风力的只有鲍照一人。他的组诗《拟行路难》、《拟古》、《代出自蓟北门行》等都是代表他创作高度的优秀作品。

鲍照现存诗歌约有二百多篇，其中乐府诗占了八十多首。而且鲍照优秀的诗篇大多数都是乐府诗，他把汉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结合起来，用自己的才华，以文人的辞采，构成了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来自下层人民的那种刚猛之气和无所畏惧的性格，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激情和活力。

另外，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又是杂言式七言歌行的开创者。他所开创的这一诗型，音节错综变化，大体隔句用韵，雄恣奔放，尤其适宜表达激荡不平的感情。所以唐代李白等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尤其喜好使用这种诗体进行创作。

鲍照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

“永明体”

由于声韵学的发展，周顒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接着沈约把“四声”运用到律诗的声律上，提出了“四声八病”说，创造了一种新的体制的诗歌“永明体”，因为它与古诗在形式上有较大 的不同，有了更多的要求和约束，我们也称之为“新体诗”。“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永明体”作家谢朓工于描写山水，成就很高。他与同样创作山水诗，又是同一家族的长辈谢灵运并称为“大小谢”。

北朝的文人诗歌创作。

庾信是一个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诗人，他的诗体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历史趋势。

南北朝乐府民歌：

一般说来，南北朝乐府民歌大都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但是南北两地具有不同的民族风尚，不同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因而创作的民歌也具有非常显著的不同。

南朝民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用汉语的谐音构成双关隐语，用以取喻起兴。

南朝乐府民歌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和周、汉民歌不同。所有的情感和表达都在二十个字中，却常能于其中营造一种境界和氛围。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第三个特点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事实上所有的江南民歌都有这样的味道。

北朝的乐府民歌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色。

数量虽远不及南朝，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

北朝乐府民歌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反映战争的。

另一类是反映人民疾苦的。

第三种北歌则反映各民族人民的尚武精神。

第四种诗歌则反映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

北朝民歌的艺术特色：

语言质朴无华。诗风豪迈刚健。

在体裁方面，除了五言四句为主，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这些都是南方民歌所不具备的。尤其是《木兰诗》，作为北地民歌的代表，集中地反映了北朝民歌的这些特点。

木兰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以前的女性形象在文学题材中都是与爱情、婚姻有关的，且往往是弱者和被动者，是受损害的形象。而木兰的形象则与一般爱情婚姻题材无关，且她已是一个主动者，一个强者的形象。

第五篇：考古通论

考古通论1

一、考古学的定义。

1．“考古”一词的来源。

“考古”这一名词，在汉语中出现很早，如北宋时期的学者吕大临就曾著《考古图》（1092）一书，但当时所谓“考古”，仅限于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和整理，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含义有很大的区别。

2．“考古学”一词的来源。

中国近代“考古学”一词，可能是从西文Archaeology一次翻译而来的。Archae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义为“研究古代之学”，在17和18世纪，一般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到了19世纪，才泛指对一切古物的研究。

3．考古学的定义。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

属人文科学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古代，但各国年代范围不同，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为明代的灭亡。研究的对像是实物资料，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其研究基础为 田野调查发掘。研究的特点是：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其分支有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许多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的的金石学与考古学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考古学传入中国，金石学已部分的被考古学代替。

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主演对象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这里指的实物资料，一般应是古代人类有意识加工过的人工制品。如工具、武器、用品等，或是人类修造的房屋、坟墓、城堡等建筑等。若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确定其与人类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如用于修筑房屋用的自然石块和采集渔猎活动所遗留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也属于考古学研究对象。

1．遗物。

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具有可移动性的器物。

遗物一般以器物的原料或用途功能进行分类。如以器物的原料可分为木器、石器、玉器、陶器、骨器等；以用途或功能可分为工具、武器、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

2．遗迹。古代人类活动而遗留下来的具有不可移动性的迹象。

遗迹一般依据其功能或用途分类并命名，如储物的窖穴、埋葬死者的墓穴、房屋废弃后的基址、防御性的城墙或壕沟、汲水的井等。一般遗迹中，均包含有数量不等的遗物。这些遗物有些是当时人们无意识地丢弃的，如在废弃的窖穴或壕沟中倾倒的生活垃圾和破损的陶器、工具等。有些则是人们有意识地放入的，如墓葬中的随葬品等。

3．遗址。

古代某一社群居民日常生活、居住范围内遗留的连续分布的遗迹、遗物集合体。

古代遗址大部分是有各种性质、功能不同的房屋及防卫、经济设施等组成的村社聚落或城址 的废墟。

4．考古学文化。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古代人类遗存共同体。一种考古学文化，一般由若干性质、特征、年代相同的遗址组成，它们应属于古代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等。

三、考古学年代与分期。

年代的基本概念

相对年代：指遗迹、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以及文化遗存先后时序的年代。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仰韶文化早期”、“商代后期”。

断定相对年代主要依靠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

绝对年代：指遗迹、遗物做成的具体时间。

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在历史时期的考古学领域，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年历学和各种有纪年文字的遗物；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则主要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测年技术与方法。

分期方法。

二分法：以文字记载的有无为标志，将人类文化史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两大发展阶段的分期法。

三分法：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Thomsen,1788---1865）依据馆藏古物的分类，提出欧洲史前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被称为“三期说”：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

六分法：三分法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分：旧石器时代（英。约翰.卢伯克）——中石器时代（英。艾伦.布朗）——新石器时代（英。约翰.卢伯克）——铜石并用时代（意。G.基耶里克）——青铜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

考古学笔记2(2009-02-17 19:17:35)标签：杂谈

分类：生活的思想

《中国考古学通论》笔记二

一、考古地层学。

考古地层学的基本概念。

地层是地质学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是指有一定时间和空间涵义的一切成层岩石的总称。考古地层学是借用地质学对地层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

文化层形成的基本原理。

地层层序律——新的再上，老的在下。

文化层的划分。主要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和遗迹现象划分地层。

地层关系。

（1）、叠压关系。是指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文化堆积自上而下依次叠压而形成的地层关系，在这一地层关系中，叠压者及包含物要晚于被叠压者。

（2）、打破关系。

指的是晚期人类活动遗迹打破早期的地层或建设而形成的地层关系。在这一地层关系中，作为打破者的年代要晚于被打破者，打破者之中包含的遗迹年代一般也应晚于被打破者。

（3）、共存关系。在上述地层关系中，每一地层或遗迹单位（如一座墓葬、一座窖穴、一座房基等）中包含的各种遗物，构成了共存关系。凡属有共存关系的遗物，从地层学角度来看，它们的年代可视为是同时的。

二、考古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的基本概念。

借用生物进化论和生物分类的原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进行科学地整理、分类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当然，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并非是生物学类型学的简单搬用，而是有着自身的特点。为区别起见，一般称为“考古类型学”，也叫“标型学”或“器物形态学”。

考古类型学的原理。人类社会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各种文化因素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器物的形态也常常随之改变。因此，器物形态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则是绝对的；器物形态既具有历史阶段的稳定性，又具有明显的时代与文化特色。考古类型学依据器物形态特征及其变化研究其演变的规律，进而判定遗迹、遗物的相对年代，确定与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器物的类、型、式的划分。

（1）、器物的分类。“类”是最大的分类单位。

大类的划分：首先，依据器物的质料划分为石器、陶器、木器、骨器、铜器等。

亚类的划分：每一个大类器物中，又可依据器物的主要用途的划分为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若干亚类。

次类的划分：每一亚类器物中又可依据具体功能再细分为若干类。如生活用具中有炊器类、水器类、食器类等。每一类都有若干用途相同或相近而形态各异的器物组成，如炊器类的陶器有鼎、釜等。

（2）、器物的分型。

类之下次一级分类单位，是对某一形态器物共性的概括，主要依据器物形态进行划分。不同形态的器物，可能各有各的源流，各有各的演变过程，故型是对一类有演变序列的器物的总的特征的概括。

型别号一般用大写拉丁字母A,B,C„„表示，如A型鼎、B型鼎等。有时为了充分表达器物形态变化成次，形之下还可再分亚型，亚型用小写拉丁字母a,b,c„„表示。如Aa型鼎，Ab型鼎等。

（3）、器物的分式。式是型之下的次一级分类单位，每一型器物依其形态演变过程中阶段性变化，选出从早到晚各个阶段的标准器，型分为若干式，代表这一器物各个演化阶段的特

征。

式别号用I.II.III„..表示。如I式瓶、II式鼎等。

4．器物组合与分期

三、考古区系类型论。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区系类型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宏观地进行遗址间、文化间、文化系统间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目的在于建立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时空框架体系。

1．文化区。

考古学文化分布地理空间范围。

考古学文化区的划分，主要是依据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对有关遗迹、义务的研究而确定的。

2．文化系统。

文化系统，即文化发展系统，只得是考古学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一个文化发展系统，一般是由若干有纵向发展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构成。

3．文化类型。在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内，往往由于微环境条件的差异和邻近其他文化的影响，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遗存在主体因素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差别。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可分为若干个文化类型。

4.考古分期。是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考古文化遗存进行发展阶段划分的考古研究方法。作法是，在地层划分的基础上，对早晚不同的典型出土物进行类型排比，如不同层位的主要遗迹遗物显示出阶段性变化，便可将这 些层位的遗存划分为不同的“期”。通常以早、中、晚或序数对各期加以区分，如早期、中期、晚期，一期、二期、三期。考古分期具有不同的层次，可对某一遗址分期，对某一墓地分期，也可对某一考古学文化分期，对某一类器物分期。

绝对年代的确定 确定绝对年代有两个途径：

一、是对于历史时代的考古学，主要依赖文献记载，或具有明确纪年的考古实物资料，如器物上的纪年铭文及墓志、碑碣、简牍、帛书等。

二、是对于无任何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需要借助一系列的自然科学方法检 测出绝对年代。方法如碳-14 断代、树木年轮断代、热 释光 断代，钾-氩法断代、古地磁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氨基酸外消旋法断代、黑岩水合法断代、铀系法断代、电子自旋共振断代等。其中有的也适用于历史考古学领域。运用最广的方法有：①碳-14断代。又称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原理是，地球生物均汲取碳水化合物为养料，一般体内含有浓度与大气中相同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生物体死亡后，体内积淀的碳-14便以每隔约5730±4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递减。只要测出有机物(如木炭、骨骼、贝壳)中残存的碳-14比度，便可推知其死亡年代，从而得到有机物所在地层和遗迹单位的年代。因大气中碳-14浓度实际上是起伏的，所测年代与真实年代会有差距，需经树轮年代对比校正才能使用。通常说的距今多少年，按国际通例，统一以公元1950年为起点。该方法适用范围在5万年以内。它几乎不受任何地理条件、气候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利于作广泛的比较研究。其出现被誉为“考古年代学的一场革命”。20世纪70年代末又发明了串级加速器高能质谱技术，它比常规的碳-14方法耗费时间短，所需样品少，是碳-14断代研究的新发展。②热释光断代。利用绝缘结晶固体的热释光现象进行断代，主要适用于考古出土的陶器和其他用火烧过的粘土样品。所得到的年代是

标本停止焙烧的年代。测定的年代范围可达数十万年。③古地磁断代。包括考古地磁断代和沉积磁性断代。前者利用某些古代遗物的热剩磁性进行断代，可用于经火烧过的窑、炉灶、砖、瓦、陶瓷等的检测。后者利用地层沉积磁性随地磁极性倒转而倒转的现象测年，可据沉积岩石中剩余磁性所反映的地磁场方向推出年代，用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断代。④钾-氩法断代。利用岩石中钾40衰变成氩40的原理进行断代。在考古上主要用于测定年代久远的旧石器遗址和古人类化石的年代。⑤树木年轮断代。利用树木年轮的生成规律测定年代的技术。树木年轮的宽窄与气候有关；旱年窄而温暖多雨年份宽。故在同一气候区内，树木年轮有相近的变化。如把确 知 砍伐年代的树木的年轮变化，在坐标纸上绘成曲线，再依次同生长期部分交错的树木的年轮变化曲线相连接，便可得出一个地区树木年轮演变的主序列，并一直上溯至史前时代。将同一地区考古发现的木头标本，与此年轮序列相对照，即可判知标本的年代。此方法精确度很高，发明于20世纪。通常在考古学中用来校正碳-14断代法测出的年代。

考古学笔记3(2009-02-17 19:24:03)标签：杂谈

分类：生活的思想

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年代测定技术的应用。194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W.F.利比（Libby，1908-1980）教授，发明了利用死亡生物体中碳-14不断衰变的原理进行测年技术，使考古学家第一次知道了各种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从而引起了史前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应用于考古学上的测年技术越来越多。

年代测定方法表：

断代技术

样品物质

测年范围

放射性碳素（碳-14）

含碳物质（动植物遗体）

5晚年以内

古地磁

粘土

3晚年以内

热释光（TL）

陶器、烧土

100晚年以内

含氟量（F）

骨、牙等

数百万年以内

钾-氩（k-Ar）

火成岩

10万年以上

裂变径迹（FT）

火山灰、玻璃、石器、陶器

数千年至数百万年

树木年轮

木

1晚年以内

氨基酸外消旋

骨

数年至数百万年

黑曜石水含

黑曜岩制品

几十万年以内

铀系

碳酸岩、骨、牙、贝壳

数千年至45万年

二、勘测技术的应用。

空中摄影：空中摄影勘测，即利用卫星、飞机等航空器从空中向地面观察和摄影。从空中鸟

瞰，视野广阔，比较容易发现地面上难以观察到的现象，如土壤、地形的细微差别，阳光斜射产生的物体阴影，不同季节植物生长状态的对比及土壤湿度等因素在调查区域内形成的不同标志。分析对比各种现象的差别，就可能找到地面或地下遗迹。这一方法对大型遗址或沙漠地区的考古调查，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遥感技术：空中摄影勘查技术的扩展。人眼观察物体是由于来自物体可见光刺激而产生的视觉。而遥感设备取自目标的信息，除了靠物体辐射或反射可见光外，还靠微波、红外线、X射线等特征，调查时，是用能接收多个波段地面目标信息的多光谱遥感设备，就能同时获得被勘查地区，突出显示不同目标的多幅图像或信息。分析这些图像或信息，就可能了解到地面遗迹的分布情况。

地下勘探：采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根据大地物理性质的差异勘查地下遗迹、遗物的方法。由古代遗迹、遗物同周围土壤的电阻率不同，并存在着磁性差异，可用地电阻率计（电探测）和磁性测量仪器（磁法探测）或地震雷达等进行探测，对获得的信息进行计算机处理分析和人工解读，从而对地下的遗迹、遗物做出准确的判断。

三、分析鉴定技术的应用。

陶器、石器、金属、玻璃等无机物之中的元素及其含量确定的“X射线荧光分析”、“发射光谱分析”等。

绘画、颜料及食物、油膏、树脂粘剂等有机化合物鉴定的“红外线吸收谱分析”。

确定陶器中的矿物成分及推定其烧制温度的“穆斯堡尔谱分析”和“热分析”等。

上述分析鉴定，可从各个方面获得许多研究信息。如通过金属制品的金相分析可判断古代的金属制造工艺；对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则可知道青铜器原料的来源，从而解释古代贸易及文化传播等问题；对人骨中碳的同位素碳-13和微量元素锶（Sr）的含量分析则可了解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和生活环境等。

四、计算机技术的应用。

近些年来，计算机技术也开始应用于考古研究。计算机技术主要应用于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影像、图表、文字、数据等资料的贮存、检索、流通和各种研究信息的分析、运算等。由于计算机的运用，大大减轻了研究者的各种繁重工作，加快考古研究的进程。特别是由于全球卫星定位仪（GPS）和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软件（GIS）的配合使用，进一步开辟了新的领域

考古通论笔记4(2009-02-23 22:30:43)标签：杂谈

分类：生活的思想

田野考古发掘的基本程序

1．考古发掘的基本程序，包括布方、区分层次、挖掘、收集标本、发掘隔梁、关键柱和记录等等；

2．发掘前的准备和试掘，包括人力的组织训练、发掘工具、材料的准备、与遗址所在地的有关部门人员的联系，解决吃、住、土地赔偿、民工征用等问题，对遗址或遗迹的试掘，以便了解遗存的分布和规模，有利于制定发掘计划和掌握层次关系；

3．区分堆积层次和挖掘的基本方法；

4．介绍各种遗迹，如灰坑、水井、窑址、古墓葬等等的发掘方法。

一、调查的目的

通过实地调查、寻找，了解古代遗迹的分布情况，客观科学地记录，为以后的文物保护工作和发掘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二、调查方法。

踏查—实地步行调查

钻探—遗迹暴露地面不足以了解埋葬情况时

试掘—为进一步了解遗迹底层的堆积情况和文化内涵，选择恰当部位作小面积的发掘

一、目的—科学地获取资料

考古发掘是一种破坏性地获取资料的方法，已发掘遗迹埋葬情况不可能恢复原状，因此要求发掘者尽可能科学、完备、系统的获取资料，尽可能避免失败，将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二、发掘的形式

1，抢救性发掘（对于破坏状态的古遗迹进行发掘）

2，配合基本建设烦的发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重要工作内容）

3，主动性发掘（为解决某些学术问题主动进行发掘，准备充分且不受发掘时间的限制，获取的资料内容详尽）

三、测绘、规划和布方（5×5），边缘留出一米宽的隔梁，划分发掘区，有计划，有顺序的进行发掘。

探方—考古发掘的最基本单位，一般规格标准为（5×5），大型墓葬遗址可道到10×10，在发展过程中统一规划，编号，控制统一发掘进步。

四、考古地层学的应用

1，目的：尽可能将不同时间和文化堆积区别开，确定相对年代的先后关系

相关概念：文化层—有一定时间和空间含义的人类文化堆积的关系总称。

地层堆积原理

1，文化层的底面可能是生土，也可能是下一文化文化层的顶面

2，自然地面或者人类活动地不一定是水平的

3，文化层的厚度是顶面和底面的距离，表示堆积的时间，不能以绝对的厚度衡量堆积时间长短

4，遗址局部可能或出现跳跃式的叠压关系，局部地层关系不一定代表整个遗址的地层堆积序列

1.按正方向分布（北）

2.向上而下逐层下挖

3.按叠压打破关系先清理最晚的遗址

4.按地层和遗址单位手收集遗物并编号

5.清理完文化层面上的每一个遗迹再下挖

6.下挖至生土

考古发掘中的记录

1.文字记录

工作总日记、遗迹编号记录、探方日记、探方记录

2.图表记录

遗物记录包括出土器物标签及出土器物登记表，遗迹记录包括灰坑登记表、房址，墓葬登记表。绘图记录有各种探方层面的遗迹分布图，各探方四壁剖面图，各遗迹平面图。

3.影像记录

遗址全景、重要遗迹遗物照，重要地层剖面

考古通论笔记5(2009-02-23 22:35:33)标签：杂谈

分类：生活的思想

六、遗物整理

考古资料的整理

1．田野考古资料整理的意义；

2．对遗物进行初步整理，包括清洁、写号、拼对、修复；

3．选标本、做卡片及对器物进行观察分析，确定器物的类别、制作工艺及用途以便于分类和统计；

4．对遗存进行鉴定检测，包括人骨、兽骨、植物的鉴定、绝对年代的测定，其它遗物如石器、瓷器、玻璃器、金属器的鉴定等等；

5．对遗存的分类统计，即根据器物的质地、形态、属性、数量和用途进行分类和统计；

6．对遗存的特征、演变、年代分期进行分析研究，进而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及其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考古报告的编写

1．编写考古发掘报告的意义和要求；

2．发掘报告的种类（3万字以下的小型报告，3～10万字的中型报告和10万字以上的大型报告），发掘报告的内容（共10项：遗存所在地的详细位置、地理环境和地貌特点，发现经过和以往的工作，保存现状、田野工作概况和过程，遗址堆积介绍、遗物和遗迹介绍和鉴定报告，工作所得认识和研究结论），发掘报告的体例（即描述的次序）；

3．发掘报告的编写方法（包括写好报告的先决条件、标题的写法、前言或序言的写法、正文部分的写法、结语部分的写法）。

文字记录

1．田野考古文字记录对后期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依据之一，文字记录的种类包括发掘工作日记、探方发掘记录和遗迹发掘记录

2．文字记录的对象、具体内容和基本格式。

考古绘图

1．考古绘图的重要性、种类和一般要求；

2．田野发掘绘图的种类，包括遗址图、探方平剖面图、发掘区图、遗迹平剖面图，田野发掘绘图的具体操作方法；

3．考古器物绘图的正投影原理；

4．器物绘图的几种起稿方法，包括座标法、灯光投影法、轴对称法

5．不同类型器物绘图的具体技法，包括石器、完整陶器和陶器残片、金属器、瓷器、玉器的画法等等；

6．器表纹饰的画法；

7．器物绘图的用笔技法，包括起稿和清绘的用笔技法。 考古测量

1．考古测量仪器设备（包括罗盘、照准仪、测距仪、经纬仪、塔尺、标杆）的结构、用途和使用方法；

2．考古测量的项目，包括方向、坡度、水平距离、高低差、平面图、地形图的测量

3．方向、坡度的测量方法；

4．水平距离和高低差的测量方法；

5．平面图和地形图的测量方法。

考古摄影

1．摄影的基础知识，包括照相机的基本结构、功能、种类，照相机的选择、照相机的附件、聚焦和曝光技术、用光和构图方法、感光材料的基本结构和选择；

2．田野考古摄影的拍摄内容，包括各类遗址、各种遗迹、遗物以及各种遗址、遗物、遗迹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地层关系等等。

3．摄影器材的配备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4．田野考古摄影的基本方法，包括光线的运用、拍摄位置的确定、画幅的选择、画面构图和布局、接片的拍摄方法等等；

5．文物摄影，包括角度的选择，背景的选择以及布光的方法等等；

6．考古摄影的新课题，介绍航空摄影、立体摄影、电影、电视以及数码录相技术在考古摄影中的应用。拓 片

1．拓片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

2．拓片常用的工具、材料和使用方法；

3．拓片的基本操作方法。

考古通论笔记6(2009-03-03 21:34:35)标签：杂谈

分类：考古通论

第三章

旧石器时代考古（距今200—1.2万年）

1.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分类

2.旧石器的制造与分类

3.人类起源与进化

4.环境考古理论及方法

参考书目：

1.吴汝康《古人类学》、《中国远古人类》

2.斐文中《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国旧石器文化》

3.贾兰坡《周口店发掘记》

4.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

笔记7(2009-03-03 21:39:29)标签：杂谈

分类：考古通论

三、地点与遗址

1.遗址——发现遗迹，遗物的地点属原地埋藏

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多以居址为中心，一般规模较小

2.地点——异地埋藏。是指那些由于流水与自然力的作用，离开遗址被搬运到其他地方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散布地或埋藏点。

3.遗址的分类

（1）洞穴遗址

利用天然洞穴作为长期居所而形成的居住、生活遗址

①洞穴应出入方便，背风向阳，并有一定的居住空间的水平洞穴

②洞穴周围应该有丰富的动植物等生活资料

③靠近水源，但也避免水患

举例：辽宁小孤山洞穴遗址

（2）岩棚遗址

岩棚是岩石经过长期的自然作用（风化、侵蚀）而形成的屋幨状结构，是临时性的、季节性 的居住所

举例：美国科罗拉多州13世纪印第安人„„„„

（3）旷野遗址

指人类在露天旷野之地自己动手建造的简单居所

四、旧石器的制作、鉴别和分类

（一）旧石器的制作方法

1.选择原料

所有石料的要具有一定得硬度和韧度

硬度一般应该在5度以上，最好在6—7之间

摩氏硬度计。按照他们的软硬程度分为十级： 1）滑石 2）石膏 3）方解石 4）萤石 5）磷灰石 6）正长石 7）石英8）黄玉 9）刚玉 10）金刚石、我国旧石器石料主要是燧石、石英石、角页岩、安山岩

2.打片工具：石锤，角锤

3.打击方法：

A 锤击法B碰砧法C砸击法D 击钎法E压剥法

4.修整

A两面加工B压制法

5.中国旧石器的主要类型

A.加工工具 ：石锤、石砧

B使用工具：刮割器类，砍砸器类，尖状器类，锥，雕刻器类，球状器类，细石器

（二）人工石制器的鉴别

1.人工石制器的特征

A.人工制品的石质要求具有一定的硬度，韧性和脆性。

B人工大致的石片上一般有台面、打击点、半椎体、锥疤、同心波纹。辐射线等特征

C人工制作的石器有一定的加工方式

D人工制作石器上的加工整理疤痕分布有一定的规律

E人工制作的石器有一定的形状、2.自然营力所造成的碎片的特征

A …………

B…………

笔记8(2009-03-03 21:41:48)标签：杂谈

分类：考古通论

三）莫维斯理论

1937—1938年，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H.L.Movius）考察了东南亚上缅甸的安雅特文化（Anaythanian）和印度尼西亚的巴吉丹文化（Patjitaaiian）之后，认为这两种文化同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Soan）及中国的北京猿文化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它们一起代表着一个与西方阿舍利文化平行发展的独立文化传统。２０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Movius提出人种优劣有别论：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按照早期人类的技术和行为能力，存在着

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区：Movius把欧洲与亚洲地区划分开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东方的后者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这两个多多少少同时代的石核工具传统......能够被定义如下:西方的——典型特征是双刃、两面（修整）的切割工具或手斧；东方的——典型特征是单刃的切割工具或砍砸器”（Movius，1948）。

但是这套理论后来遭到许多的质疑和挑战。中国广西百色旧石器文物自１９７３年发现以来，经过中外科学家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尤其是2005年1月，在广西百色盆地旧石器时代枫树岛遗址（位于广西田东县）的抢救发掘，发现的大部分石器出土于基岩风化层之上的红土层中，在网纹红土地层中首次发掘出土４件手斧，同时伴随出土的还有玻璃陨石。百色旧石器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富含西方阿舍利（Acheulian）石器工业技术的东亚最为著名的遗址之一，属于世界级的史前文化遗址。百色旧石器遗址主要分布于长100公里、宽15公里的百色盆地右江沿岸的第四阶地上，分布点上百处。本次发掘的是祥周乡百渡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包括手斧、手镐、砍砸器、刮削器等，主要埋藏于网纹红土中。

丹江口石斧

最新的研究表明，“百色手斧”年代在80万年前。其发现展示了东亚早期直立人的行为能力和高超的石器工业技术，首次向全世界证实了早期东方人种至少在80万年前就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石器打制技术，从根本上纠正了把亚洲地区与非洲、欧洲划分开来的错误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Movius理论中“东方早期人类智力低于欧洲、非洲早期人类”的论断，在学术界有力地证明了东亚早期人类与西方具有同样的智慧和认知能力。2008年1月，湖北丹江口市双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了80万年前精致的手斧，亦有力地反击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东方无手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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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9(2009-03-03 21:43:14)标签：杂谈

分类：考古通论

（四）、南方的砾石石器——砍砸器系统 1.环境特征与文化分布

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南部地区，也是我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考古发现与古生物学研究表明，这一地区的更新世时期，与人类化石伴生的动物化石种类，以喜温暧、习惯于栖息于森林的动物为主，并以“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多森林、多水流、兼有草原的自然景观，属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华南地区不仅发现有丰富的古猿化石，而且也是我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之一。依据环境和人类文化特征，南方旧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长江中下游、岭南及云贵地区等。

古环境研究表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岭南一带，更新世以来的大多

数时间里，多为暖湿的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森林广布，植被繁盛。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大量的砍伐工具是必不可少的。旧石器时代，主要流行用于劈砍、砸击、挖掘的大型砍砸器和大尖状器等粗大砾石石器，小型工具少见或不见。这类以重型工具为主的文化，反映的是一种森林环境的采集狩猎经济，其中森林采集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砾石石器 ─ 砍砸器系统的石器文化，应是适应森林环境而产生和发展的，反映的应是森林环境下的采集与狩猎经济。

2.砾石石器 ─ 砍砸器系统基本特征这一系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用砾石和石核制作的石器在全部石制品中占主要成分，石片石器相对较少；各类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许多石器不经修理一次成形；在石器组合中以砍砸器占主要成分，其次是尖状器，刮削器较少。近年来发现的湖南沅水（yuan, 元音）、澧（li, 礼音）水流域旧石器地点群，广西百色旧石器地点群，陕西汉水上游梁山旧石器地点群，安徽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等石器均具有共同特征。如以砾石石器为主；各类石器中砍砸器数量最多（陕西南郑龙岗寺 41.7 ％，安徽水阳江 30 ％，湖南沅水 60 ％），刮削器很少；工具的总体特征是大而厚重。南方地区至今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遗存。

3.文化区系的研究

南方地区不同地方的旧石器文化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如西南云贵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观音洞文化中，石片石器和中、小型石器所占比例较多，刮削器数量较多。旧石器时代晚期（贵州普定穿洞和兴义猫猫洞等），流行“锐棱砸击法”剥片和反向加工（由背面向劈裂面打击）技术。这种技术大约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贵州水城硝灰洞石器中，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发展起来，一直流行到新石器时代乃至更晚（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遗存中有大量锐棱砸击石片）。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的旧石器文化中，以砾石、小石块或石核为原料加工的各类石器较多。如四川富林的石器中，用小石块或小石核制作的石器占石器总数的 56 ％。在有些石器组合中，砍砸器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如 四川铜梁的石器组合中，砍砸器所占比例达 33 ％。石器工业的主体面貌与云贵高原者相去甚远，而与南方的砾石石器系统文化较为接近。

上述中国两大技术系统的旧石文化，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体和基本格局；从而表现出环境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和不同自然环境差异造成的文化特色。

笔记10(2009-03-03 21:44:45)标签：杂谈

分类：考古通论

(五)、北方的石片石器——刮削器系统

1.北方地区的环境特征与文化分布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最主要的分布区域之一。这一文化区域华北区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和内蒙古南部、陕西、山西、河南中部和北部、河北、山东等省区。华北区地处中纬地带、暖温带区域，气候温和半湿润，更新世时大部分地方的植被属疏林草原或灌丛草原。更新世时，几次全球性的气候剧烈变化，对这一地区影响较大，特别是更新世晚期的末次冰期的巨大影响，加速了黄土堆积和植被草原化过程。与人类共生的动物主要是马、牛、羊、鹿等草原性动物。依据考古发现和自然环境特征，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桑干河流域、周口店地区、晋豫陕交界地带、渭水流域等个区域内。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在河北、山西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就孕育出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要特征的小长梁文化；北京猿人文化也以中小型石器为主。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文化，中小型石器占了绝大多数。一般认为，以刮削器和小尖状器为主的小型石片石

器系统文化，主要是一种适应草原或以草原环境为主的文化类型。刮削器和小尖状器等轻型工具主要用于切割和刮削等，反映的是草原环境下的采集与狩猎活动，其中狩猎经济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石片石器 —— 刮削器系统的石器文化，应主要是在适应草原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反映的应是草原环境的采集与狩猎经济。

2.石片石器 ─ 刮削器系统基本特征

这一系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石片和用石片制作的石片石器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重要比例，石核和砾石石器相对较少；各种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石器的基本类型是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其中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也具有重要地位，砍砸器数量较少。如在泥河湾盆地的东谷坨地点中，刮削器占 86.5%，尖状器 11%，砍砸器仅占 2%。小长梁遗址中，刮削器占 62%，尖状器 11.7%，雕刻器 8.8%，钻具 8.8%，砍砸器仅占 2.9%（28）。北京猿人的石器中，石片石器占石器总数的 71.53 ％；在各类石器中，刮削器最多，占 75 ％，尖状器次之，占 14 ％，砍砸器仅占 5.4 ％。在许家窑遗址中，经统计的包括石核、石片在内的 389 件石制品中，石片占 37.79 ％，刮削器占 38.56 ％，尖状器占 4.11 ％，砍砸器仅仅占 0.26 ％。一方面，这一系统的石器文化从早到晚是连续发展的，不同时期的石器在基本特征大体一致的前提下，既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器的制作技术不断进步，类型由简单向复杂、由粗糙向精细演化，最终演化出细石器并过渡到新石器时代。3.文化区系的研究

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方面差异，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华北北部和南部的旧石器文化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地域性差别。如晋、豫、陕交界地区同桑干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就有明显的不同。似乎可细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区系（29）：

一是以山西和河北北部的桑干河流域为中心，北京周口店等地的华北北部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地处暖温带的北部，气候相对干凉，自然植被以草原为主。从更新世早期开始，就孕育出以小型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旧石器文

化。代表性文化遗存有河北桑干河流域的阳原马圈沟（30）、小长梁、东谷坨、飞梁（31）、许家坡（32）、岑家湾（33）旧石器、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周口店第 15 地点、阳高许家窑遗址、朔县峙峪遗址和阳原虎头梁遗址等。中更新世晚期以后，其影响可波及到东北南部的辽宁营口金牛山、喀左鸽子洞等。石器的特点是：打片以砸击法为显著特色，锤击法也是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少见碰砧法，石片多形体较小，石片角也较小，大多数在 90 ─ 110 之间；石器以中、小型者居多，类型也较为复杂，主要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等。同其它文化区相比也存在显著的区别，如刮削器占绝对优势，小型尖状器亦居于重要地位，并有一定数量的雕刻器，砍砸器的数量较少，缺乏三棱大尖状器等。

二是以晋、豫、陕交界地区为中心包括汾河中、下游等地区在内的华北南部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地处暖温

带的南部的河谷和丘陵地带，气候相对暖湿，自然植被中森林具多。又此区地处中国南、北两大文化区的交界地带，受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多。从旧石器时代初期开始，就形成了以大型石器为特色的旧石器文化体系。代表性文化遗存有山西芮城西侯度和匼河，陕西蓝田公王岭、蓝田陈家窝和锡水洞、潼关张家湾和卧龙铺石器，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中期）、垣曲南海峪、平陆庙后、万荣西马鞍梁、侯马南梁（中期），河南三门峡水沟和兴会沟、陕县张家湾、灵宝谢家坡等，遗址或石器地点总数约在 100 处以上。石器的特点是：打片多用碰砧法，石片多较粗大，石片角也较大，一般在 115 ─ 120 之间；器形较为简单而形体相对较大，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等。同华北北部文化区相比确有较大的差别，如石器的器型一般较大，砍砸器的比例较高，三棱大尖状器器形特殊，基本不见雕刻器等，较早阶段有少量的砾石石器等。特别是砾石石器的存在，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秦岭南、北两侧有着一定程度较多的交流与联系。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文化区及

其特征，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是比较明显的。分布于不同区域的这两个文化系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黄土高原的形成，整个华北地区的气候逐渐向干凉的方向发展，植被也逐渐草原化。在这种环境气候的影响下，小型石器系统文化逐渐向南扩散，并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两种类型的旧石器文化渐趋统一而向细小化发展，使得文化样相更趋复杂，最终演化出典型的细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