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路线图”：走向全球科创中心

第一篇：上海“路线图”：走向全球科创中心

上海“路线图”：走向全球科创中心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于“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中央点题，上海给出了“可操作管用”的路线图，并强调能落实落地。

集聚创新人才、激活创研院所、扶持创投机构、搭建创业平台„„黄浦江畔，新一轮浪潮正在涌动。5月25日，中共上海十届市委八次全会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科技创新成为上海未来应该依傍的“主动力”。

“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摒弃，一切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都要大胆革除，一切束缚创新创业创造手脚的政府管理方式都要彻底改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

明确“由谁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

曾经，上海为何出不了马云的讨论火热一时。互联网席卷下的这些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巨头都不在上海，这令很多人耿耿于怀，甚至因此唱衰上海未来。上海自己也曾受困于“BAT之问”。昔日错过BAT，的确是上海的遗憾。但今天的上海必须跳出这个框架。

上海的转型迫在眉睫。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发展的土地、环境、人才约束日益加大，经济增长“减速换挡”。202_年，上海的GDP增速回落到9.7％，延续16年的两位数增长就此终结。而到202_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上海用“壮士断腕”来释放出转型空间，重构城市发展动力、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何谓“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韩正解释说，一要具有全球影响力，二要聚焦科技创新，突出创新驱动发展，三要充分体现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 能。

这份历时一年形成的《意见》，经历了前期调研、专题研究、制订方案三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聚焦在“由谁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三个基本问题上。《意见》提出“两步走”规划：到202_年前，要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202_年，要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创新驱动发展新路。

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王振认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最大的优势在于，这是国家战略，由上海代表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的创新竞争。“上海有比较好的科技创新基地，有资金又有院校，还有人才，同时可以向长三角腹地辐射，这都是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王振说。

承担国家战略，对创新有前端引导，这让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使命格外特殊。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只有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和项目的前瞻布局，才能赢得主动。

《意见》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区域布局三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也提出，要优化重大科技创新布局，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若干重大创新功能型平台，实施一批重大战略项目，布局一批重大基础工程，建设各具特色的科技创新集聚区。

从300毫米硅片集成电路到燃气轮机，从“脑科学与类脑人工智能”到“干细胞与组织功能修复”，从“北斗导航”到量子通信，从“大飞机”到深海科学„„这一年间，上海承担着数量空前的国家级重大项目，逐一剑指科技前沿。

细加分析，这些专项既有面向基础前沿开展的超前部署，也有面向产业建立的自主创新体系，立足的都是上海有基础、有优势、有能力突破的领域。除了老牌的科研院所、大型国企，民企联影医疗自主研发的48通道射频接收系统，已经超越国际市场普遍使用的32通道系统，在素为西方垄断的核磁共振领域分得一杯羹；把中国研发中心放在上海的外企霍尼韦尔则研发出数百项产品在世界热卖，一次次上演“东方服务世界”的好戏。各类主体都在创新，上海的许多方面都在与“核心技术”发生关联。

剑指一切制约创新的制度藩篱，体制机制改革将是重头戏

“开放就有活力，放开就是支持”，体制机制改革是重头戏。关于创新生态，《意见》着力破解制约创新环境建设的四个难题：创新成果转化难、创新企业融资难、草根创业难、知识产权保护难。这些都是“干货”，为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进行体制机制的突破。

从“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到知识产权证券化、技术转移交易平台，《意见》提出不少具有经济概念的关键词。而这些名词均指向“转化”二字，力图用各种“经济杠杆”撬动科技转化。

此前，科研单位形成的科技成果，需要从市一级往上逐级报备，使用、处置、收益的自主权范围只有“30万元”以内。面对繁琐程序，科研单位的成果耽误不起；面对报批责任，相关部门也有点负担不起。现在，“三权”自主也紧随着分配比例的再造，《意见》提出“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

上海市科委体改法规处处长吴寿仁表示，《意见》其实不仅是向科研单位放权，也是强化科研团队在实施转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科研人员作为转化的“主人翁”。此前即使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的股权激励改革，研发团队在“饼图”中的占比也是不高于50％的，可见如今经济上的激励力度非常之大。

开放是创新的源头，国际化更是上海最大的优势。这一年，上海市领导反复强调，科创中心是一个国际化大平台，需在开放的理念下予以推进。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总裁、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总经理谢吉华表示，《意见》“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中的一些提法，如“知识产证券化+技术交易制”很新，将上海定位为辐射全球网络的一个中心，体现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视野。今年1月，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在杨浦区共同设立“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它打出的口号，是打造“各类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汇聚的平台”。这里没有级别、没有编制，一切以专业和市场为导向。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已与美国Yet2、德国史太白等国际知名技术交易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正打造辐射全球的技术转移网络平台。在上海，这样的开放平台正在日趋普遍。毋宁说，这也是一种新标杆。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意见》聚焦引进培养、使用评价、分配激励三个环节。近期上海已经出台创业大学生获得首轮融资就可以获得上海户口，又出台了外国优秀留学生落户上海的优惠政策，预计一系列先行先试的举措还会出台。此外，刚刚被划入自贸试验区的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在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双自联动”，将为创新领域的规则探索提供宝贵的试验田，形成真正的“创新红利”。

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制度藩篱，上海开始踏上了建立市场导向的创新型体制机制、推进管理创新之路。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认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最重要的是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突出难题。围绕这一目标，关键是要依靠体制机制改革，让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人才充分地活跃起来，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篇：【麦肯锡报告】中国汽车制造商走向全球的路线图

中国汽车制造商走向全球的路线图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世界舞台上的前景光明，但任重道远。

经过十年的惊人发展，中国已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通用、丰田和大众等全球整车制造商仍然占有中国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然而，奇瑞和吉利等一些本土新贵在中国市场上的异军突起，激起了中国整车制造商逐鹿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雄心。他们的全球化努力受到政府的鼓励。这样的雄心大志并非遥不可及：202_年，中国还是汽车净进口国；202_年，中国成为汽车净出口国；202_年，中国出口了50多万辆轿车和卡车，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品牌，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市场。

不过，一些令人忧虑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汽车厂商尚未准备好走向全球市场。在最近的J.D.Power and Associates《新车质量调查》(IQS)中，中国汽车的表现平平。另外，几家中国汽车厂商的新车型在独立的安全测试中均得分较低。根据麦肯锡的经验，中国一些领先的整车制造商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包括质量管理不力和人才管理不力、缺乏战略重点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很可能会妨碍中国汽车行业充分发挥其全球化的巨大潜力。

中国的整车制造商应重新审视其进军海外市场的计划，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应该收缩规模或推迟进军海外的行动。同时，他们还应着眼于价值而不仅仅是低价位来重新进行品牌定位，从而提高定价能力和利润空间。此外，中国整车制造商还必须将质量改善工作进一步推向上游，例如，推向产品研发阶段和供货商环节，而不仅仅停留在生产车间的产品质量改善活动上。这需要汽车制造商吸纳全球性人才来充实管理团队，并探索各种方法来鼓励更大范围的跨部门协作。此外，一些整车制造商必须摆脱单纯批发商或出口商的心态，改变观念，重点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业务，其中包括营销、销售和分销等活动。

表象之下

不到十年前，中国整个汽车行业的产量还比不上一家普通的全球汽车制造商。但是，自202_年开始，中国汽车销量的年增长率从1997年到202_年间的10%跃升为25%，并在202_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此外，从202_年到202_年，中国汽车出口的年增长率高达67%，增至34万辆以上。上汽集团、中国一汽和东风汽车等汽车厂商完全依靠与外国整车制造商合资来生产汽车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这些汽车厂商已经加入华晨汽车、奇瑞、吉利和其他一些本土企业的行列，纷纷推出或宣布生产国产品牌车的计划。202_年，中国出口了50多万辆轿车和卡车，其中70%以上是中国本土品牌，出口到非洲、东欧、拉美、俄罗斯和东南亚等地。

巨大的战略优势和结构性优势支撑着这些成功。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整车制造商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整车制造商相比，中国汽车厂商享有一个庞大、快速增长的本土市场，因此可以快速扩大业务规模，且无需依赖出口即可实现增长。与现有的全球性汽车厂商相比，中国的整车制造商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这包括较低的资本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更不用说还有低得多的设备投资水平（中国的整车制造商通常用更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较昂贵的工厂自动化装备）。综上所述，虽然人民币近期不断升值，但与成熟市场的汽车厂商相比，中国汽车厂商仍有30%至40%的成本优势。根据预测，全球对低成本轿车的需求将会增加，西方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接受度也将不断提高。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整车制造商确实面临全球机遇。此外，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没有陈旧的基础设置这一历史包袱，可以通过蛙跳式跨越发展来超过全球竞争对手，例如，开发替代型动力车，以满足市场对环保型车辆的日益增加的需求。

但是，中国汽车行业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给这种乐观判断泼了一盆冷水。根据202_年的 J.D.Power and Associates《新车质量调查》，中国汽车每100辆的问题数量平均为231，几乎为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更糟糕的是，中国本土整车制造商的这一平均数高达368，是在中国制造的国际品牌车的近两倍。在由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独立机构进行的安全测试中，包括华晨和江铃在内的中国汽车厂商也表现极差。202_年，江铃的陆风 SUV 在全德汽车俱乐部（ADAC，德国一家独立的汽车组织）的测试中一星未得。

我们与中国整车制造商的共事经验表明，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运营上找到根源。但也有其他一些问题。一些整车制造商一心想走向世界，却没有找准目标市场，反而使宝贵的管理精力偏离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方向。一些汽车厂商尚未在本国市场确立强大的市场地位，就急于启动雄心勃勃的全球计划，因而无法充分利用在本国市场吸取经验教训的重要机会。还有一些企业则对营销和分销不够关注，甚至将这些活动外包给当地的合作伙伴（参见附文：“不仅仅是生产领域”）。这些草率的做法有可能对品牌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此外，组织上的缺陷也可能导致运营流程“短路”，致使成本上升和质量下降。以我们研究过的一家中国汽车厂商为例，该企业有一个似乎很有力和记录详细的质量门体系，用于捕捉产品研发阶段的缺陷。不过，虽然质量门体系充分发现了问题，但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主要是因为企业内部缺乏协作，工程师也承受着尽快交付产品的巨大压力。

还有一些整车制造商对人才管理缺乏目标。例如，一家汽车厂商为了加速产品研发，从汽车三巨头那里挖来几十个有经验的中国本土工程师。虽然这些工程师熟谙安全、内部设计等专业技术领域，但他们缺乏运作一个整车计划所需的项目管理经验和系统集成技能，在如何与供货商或其他部门的同事进行交流上也没有多少经验。结果，情况基本没有什么改善，很令高层管理者们失望。

未来之路

为改善目前状况，中国汽车制造商必须制定重点明确的战略、提高运营技能和产品质量，并建立严格的性能评估制度，倡导从高层管理到生产车间的持续改进的企业文化。

重点明确的战略

首先，中国汽车企业的管理者应扪心自问：我们目前是否拥有足够的规模、足够的财力和足够的管理资源走出国门？对于大多数汽车企业而言，尤其是对于那些年销量不足30万辆的整车制造商来说，对上述问题的答案也许是“还没有”。例如，韩国现代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美国市场时，其汽车销量与今天中国的众多较小规模的整车制造商不相上下。现代当年快速进军美国市场的步伐受到阻碍，因为质量和其他一些问题损害了公司在消费者中的声誉，公司花了好几年时间来修复形象。

中国最小的一批整车制造商的风险最大。这些年销量不足10万辆的企业将面临艰难的抉择，因为如果要满足西方严格的安全与排放标准，厂商可能就必须将车价提高到中国消费者所不能承受的水平。这些企业应考虑向合作伙伴进行技术授权。例如，中国的新兴汽车企业比亚迪就可以采取这种做法。比亚迪是从向手机厂商提供电池和电子部件起家的，在充电电池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因此，它在不断增长的替代燃料汽车市场上具有优势。

对有意走出国门的汽车厂商来说，首先必须锁定重点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要有耐心。我们发现，中国的一些整车制造商由于扩张心切，无视或错误判断目标市场的规模、竞争程度或消费者品味，结果发现自己扩张过度，战线太长，疲于追赶有更强大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对手。中国的一些整车制造商计划同时进入20个或更多的海外市场。此类计划的战略基础非常薄弱。在非洲和东南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毫不亚于中国，但这些市场即使全部加起来也比中国本土市场小得多。

过分豪迈的计划还可能导致管理层的注意力偏离重点，使运营问题复杂化，并造成战略失察。例如，在202_年，华晨和江铃都急于敲开利润丰厚的欧洲市场大门，结果不仅因为质量和安全问题而出师不利，还因为错误判断重要的市场特征而导致扩张潜力受到无谓的限制。西欧的轿车中大约有一半都是使用柴油机，而这两家企业都没有提供柴油机型车。华晨锁定的是一个夕阳品类，即“Sedan-D”，该品类的市场规模中等，在欧洲的销量每年下降6%左右。欧洲 Sedan-D 市场的约一半份额是旅行车，但华晨却没有提供旅行车。结果令人失望：202_年，这两家公司在欧洲总共只售出约 150 辆汽车，远远低于最初的预测。

一些整车制造商做得较好。例如，奇瑞和长城推迟了向欧洲和北美扩张的计划，而把重点放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市场情况更有利。比如，俄罗斯有一大批老化的国产车，而且这个国家的经济在不断增长，刺激了新车需求的急剧增加。但是，来自西方整车制造商的进口车价格超出了普通俄罗斯人的承受水平，寻求低价位新车的消费者给中国汽车厂商带了大好机遇。奇瑞和长城都抓住了这一机遇：202_年，奇瑞在俄罗斯售出约4万辆汽车，长城售出8,000多辆。有时，俄罗斯的需求如此旺盛，奇瑞甚至来不及发货。

为进一步增长，中国的整车制造商必须开发具有独家设计特点的汽车。中国许多汽车厂商都是凭借对竞争对手的车型进行反向工程设计做到了目前的规模。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在出口市场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在发达市场。紧凑车型和标准车型占约40%的欧美市场，并且在近期内前景良好。不过，中国的大多数整车制造商提供的这类车型却不够多。从长期来看，中国汽车厂商应有志于建立真正创新的产品线，比如，高品质的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

狠抓质量

如果在全球消费者的心目中，中国汽车厂商不能提高其产品质量，任何战略考虑都无从谈起。要想做到这一点，整车制造商必须重新审视其运营流程，并进行更为全面的质量控制。在我们研究过的某些中国整车制造商中，质量控制就是在车间里通过目测检验来发现装配缺陷。而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装配时发生的问题只占到所有缺陷的10%。比如，某家整车制造商在追查某个车型制动噪声过大的问题时，一直追查到在设计最初阶段所选用的原材料。针对助力转向泵的泄漏投诉，该公司最后查出某个主要供应商的质量控制流程存在问题。总体来说，这家汽车厂商所发现的50项最重大的缺陷中，有85%在整车装配之前就已存在（图1）。

图表 1： 中国某汽车厂商所产车辆出现的缺陷大多源自组装之前

中国的整车制造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在产品研发和制造阶段与供应商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确保双方都有相同的质量高标准。检查供应商的流程至关重要，这是领先的全球整车制造商已经深有体会的一个教训1。还有一些方面，中国的汽车厂商也必须牢记于心，比如性能质量（确保车辆和部件的性能达到指标），以及“渐进”质量（即使在生产中扩大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规模，并扩充流程，也不会损害汽车品质）。这些理念对于顶尖的全球性整车制造商来说都是常识，但在中国，并未深入人心。

整车制造商应完善其质量门体系，即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评估程序和决策点，从而使汽车厂商能够在远未开始生产之前即可解决质量、可制造性及运营流程成熟度等方面的潜在问题。中国的许多整车制造商必须在合适的质量指标方面进行更明确的量化，并严格跟进。我们经常发现，含义不明确的规格或定义会导致设计师将自己的产品与不合适的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基准比较。

重塑质量门体系可以获得实质性的回报：例如，某个欧洲汽车厂商在加强质量控制后，将新车型的研发时间削减了十个月，减少的产品缺陷是原来水平的五倍，并使成本降到了最低。从发达国家整车制造商的经验来看，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将从质量控制中获得更大的回报。中国的整车制造商必须要认识到，目前的成本优势未必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尤其是考虑到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和在近几个月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此外，全球领先的整车制造商几乎都在中国生产汽车，和中国的整车制造商享有同样的劳动力优势。因此，中国汽车制造商必须提高装配工人的产出，与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相比，中国工人的生产率较低。我们的分析表明，通过减少浪费、重新调整生产线、最大程度降低工人的待工闲置时间等举措，中国的整车制造商可以将其成本削减20%至30%。整车制造商还可以减少产品研发的成本。我们发现，如果将中国某个领先汽车厂商的生产率提高到日本整车制造商的水平，则可以在不降低研发速度的情况下将其研发成本降低一半。

强化组织

和国外同行一样，很多中国汽车厂商也试图模仿丰田公司的精益制造流程。不过，中国整车制造商很难做到将组织精力聚焦于持续改进，而这正是丰田公司历史性成功的基础。主要问题出在人才管理不力和跨部门协作不力。

例如，某轿车制造商，由于一半以上的主要工程师只有不到两年的工作经验，缺乏项目实践技能且相互合作不够，从而导致几款车型重复出现不必要的设计缺陷。营销人员与工程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进度延迟，并需要大量的返工来正确地建立关键设计特点。尤其在产品研发上，中国的整车制造商普遍因为缺乏项目管理经验及协调不力而困难重重。从某种程度上讲，问题在于，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是由外方自行管理关键的产品研发活动，这造成向中方合作伙伴传授这些关键技能的进展缓慢。结果，许多中国整车制造商虽然在将产品本土化以适合国内消费者口味上做得非常好（譬如修改现有车型以安装后座 DVD 播放机等），但缺乏更全面的产品研发技能，难以从头设计全新的车型。

为弥补这些差距，整车制造商可让年轻工程师参加辅导计划，使他们能接触新的技能，尤其是与不同职能部门协作的技能。还有一些整车制造商已经建立了每周质量评审制度，让研发、质量及采购部门的工程师聚在一起，检查那些可能会在今后出现质量问题的特定部件。某家汽车厂商通过这样做，提高了新项目的透明度，并明确了一线主管的职责。

汽车制造商对供应商也应该采用类似的做法。例如，某家中国整车制造商发现，某个新车型的保险杠与前灯之间的间距过大。这个问题引起了研发部门的注意，他们与质量及生产部门的同事合作来找出其根源。过去，研发部门可能只会向供应商提出建议。而现在，他们与供应商紧密合作，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结果，供应商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同时又没有耽误生产进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产品延期推出，可能会削弱新项目的整体盈利能力。而且，这一做法还让供应商节省了加工成本。

要持续改进运营，中国汽车厂商还必须充分发挥一线工人的才能。通常，这种协作需要有新的绩效管理计划来予以支持和奖励。尽管很多中国整车制造商采用告示牌及其他视觉辅助工具来鼓励工人努力工作，却很少鼓励一线工人提出提高质量和改进生产率方面的建议，更不用说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做。一些现有的薪酬结构甚至不鼓励改进质量的积极性，例如，只按照工人的产量来进行奖励等。在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工厂中，我们看到车间工人为了快速生产，忽视刮痕及其他可视缺陷。

中国汽车厂商还必须积极引进有经验的外籍管理人员，包括其竞争对手的管理人员，来大力提高其高级产品开发人员的水平。在这方面，他们可以借鉴联想集团和其他成功的中国企业的经验，这些企业在不断扩张的同时，积极招揽经验丰富的全球人才。

中国汽车工业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并面临重大机遇。如果中国领先的整车制造商能明确其战略重点，增强适用的组织技能，并且（最重要的是）能提高其产品质量和运营业绩，就可能跻身于世界汽车制造业的前列。

不仅仅是生产领域

要成功开展海外业务，中国汽车制造商必须摆脱现有的思维模式，不再将分销、售后服务和品牌建设置于次要地位。例如，很多中国整车制造商将这些活动交给目标市场中的当地合作伙伴来进行，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品牌造成长期损害。据我们所知，某家中国整车制造商的德国分销商承认，计划只建立一个集中的销售与服务点。这种缺乏远见的行为，预示着该汽车制造商很难在德国消费者中建立良好的知名度和声誉。中国厂商的这些做法与丰田公司的做法相去甚远，丰田公司与在日本的经销商紧密合作，将订单与交付之间的时间间隔缩短到一周以内。

中国的很多整车制造商都缺乏向特定地区的消费者进行精明营销的能力。例如，在目前锁定欧洲或美国市场的中国车型中，没有一款提供西方人钟爱的 iPod 连接。相反，很多车型都具有真皮座椅、后座 DVD 播放机和其他一些更适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配置。不过，奇瑞和长城汽车已经在满足俄罗斯顾客的偏好上取得了很大进步，这包括较大的内部空间和后备箱，以及方便而廉价的维修等。

当然，中国汽车制造商应寻找利用规模经济的机会，同时减少由地区差异带来的高昂成本。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各家汽车厂商必须了解各地区的消费品味。大部分消费品味可归结为以下三大方面：可用性和价值（包括品牌在价格及燃油经济性方面的价值等）；消费者热情度和口碑（比如时尚性）；智能性和性能（比如舒适性和可靠性）。通过评估以上这几个主要方面对于多个给定市场的重要性，汽车厂商可针对特定地区进行产品调整或发出营销信息，而无需改变全球计划。宝马、保时捷等一些全球整车制造商都很成功地遵循了这一模式，对于不同地区，他们所提供的车辆只需对产品或品牌定位稍做调整，却仍然能够符合“当地”品味，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吸引特定的高端客户群，这些客户有着相近的喜好，与地理差异无关。相反，某些生产低端产品的日本整车制造商则针对不同的地区推出差异极大的设计元素，例如车身形状和品牌信息等。这种做法需要有单独的加工或广告，因而成本更高。

作者简介：

高旭（Paul Gao）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董事。

第三篇：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探讨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探讨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简称科创中心），不仅是上海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利用上海优势带动全国创新发展的要求。202_年5月，总书记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希望上海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进军。

一、上海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有多远

科创中心是指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对其它区域具有明显的集聚与辐射作用。科创中心具有创新精神突出、创新要素聚集、创新成果丰富、创新产业发达和创新环境优越等特征。具体地说，全球科创中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持续地产生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技术。二是持续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三是每若干年就要产生一家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颠覆性影响的企业。四是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汇聚地。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历史文化各异，以及评判标准不同，科技创新中心有不同发展模式。依据规模和地位不同，科创中心可分为世界级科创中心城市（如伦敦、纽约、巴黎）、区域科创中心城市（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墨尔本）和非中心科创城市群（日本关西创新城市群）;依据主导产业不同，科创中心可为高技术制造创新中心城市（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中心城市（美国西雅图、日本大阪）;依据文化背景不同，可以分为单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日本东京）和多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新加坡、香港）等。202_年12月Startup Genome公司调查全球5万家创新公司，从公司生产、资金、企业表现、创办人态度、技术发展趋势、后援网络、人才等元素，找出全球最热门的新创公司群聚的20个城市，分别是硅谷、特拉维夫、洛杉矶、西雅图、纽约、波士顿、伦敦、多伦多、温哥华、芝加哥、巴黎、雪梨（澳洲）、圣保罗、莫斯科、柏林、滑铁卢（加拿大）、新加坡、墨尔本、班加罗尔（印度）、圣地牙哥（智利）。

上海要建科创中心，而且是国际领先、有全球影响的，任务将是非常艰巨的。与世界科创中心相比上海差距主要有：一是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创企业;二是缺乏以人才为核心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难以吸引国际一流人才;三是缺乏世界一流的国立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四是缺乏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五是缺乏持续不断产生重大科学发现和变革性技术成果的能力;六是缺乏学术传承和有效的产学研结合机制。

二、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路径探讨

路径之一，调整发展指导思想。上海正在做面向未来30年的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新一轮城市规划的编制，应把科创中心作为一个重要的功能定位，和“四个中心”建设并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都是产业中心。从城市发展趋势看，从“产业中心”必然走向“产业中心+创新中心”。上海要调整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更加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职责是制定政策、改革体制、增加投入、完善法治、培育资本市场。政府要从抓大项目转向抓科技公共服务，从重项目审批转向重市场培育;从重研发投入转向重政府采购，加快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由重前期立项转向重全过程管理，提高科技管理公正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由重经费分配转向重使用绩效，努力提高科技经费使用绩效。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低，但带动社会投入不够。202_年上海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达到5.9%，北京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为4.2%，而北京全社会科技支出量远超上海。202_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同时，要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当成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速度工程，当成是重大工程与项目的叠加;防止在体制机制未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传统的分钱分物的模式再度重演;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理解为是要在与兄弟省市争资源抢项目中胜出一筹的招商引资大战;防止在风起云涌的创客中心建设成为房地产商、资本玩家的概念资源;防止政府忽视对存量资源的结构改造而一味上新的项目。

路径之二，创新科研体制，提高科研投入效率。深圳过去数十年，在一个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的城市实现了高科技产业的整体跃进，诞生了华为、腾讯、中兴、迈瑞、比亚迪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明星企业，PCT国际专利数量连续9年居国内城市之首。过去几十年，中国创新的制度设计基本上采用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深圳依靠“需求拉动”的模式，创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在人们推崇深圳模式时候，深圳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布局源头创新，实现“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并举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如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国创新能源研究院以及大疆科技、超多维等公司等，并在短短几年内迸发出巨大能量的典型。202_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成立，现在已成为全球生命科技领域具备引领作用的科研机构，连骄狂的美国人也关注着华大的一举一动;华大基因是基因测序能力和基因组学研究全球最强的科研机构。202_年成立的光启研究院，已在超材料领域，掌握全球的85%基础核心专利。光启团队在4年时间内，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成果，他们在空间科技、光子技术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开启了全新的产业空间。华大、光启的快速发展得到深圳市政府的高强度投入。这种投入在深圳政府内部也出现过很多议论，政府对华大、光启的支持方式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民办科研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孵化后，市场回报将成为科研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传统科研机构会一辈子由政府养着。对民办源头创新机构的资助关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团队从事的领域是不是国家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是否能够拉动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团队是否用正确的方式高效率工作;第三，团队自身是否具备国际一流团队的能力。民办科研“养事不养人”。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和科研规律，不用看政府脸色;员工全员聘用，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是其基本生存之道，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

路径之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职责，防止创新主体错位。企业的职责是研发技术、创新产品，特别是注重原创性产品开发。目前，一方面是企业重视研发不够，上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弱。另一方面，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大量人员不在做基础研究，而在做一些横向研究，做企业应该做的事，或者只能产生大量的论文和论证会。综合性大学职责是基础研究，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培养创新人才。上海综合性大学办了过多的校办企业。一流教授不上课，忙于做课题，培养的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创新创业能力。全国只有深圳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上海本土企业没有成为研发投入主体。202_年上海市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61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7%。R&D经费528.3亿元，其中国企35.48亿，占6.7%;有限责任公司86.77亿，占16.4%;股份公司73.5亿，占13.9%，港、澳、台企业48.94亿元，占9.3%;外资企业232.66亿，占44%。202_年华为销售收入2882亿，净利润279亿元。研发投入408亿元，占202_年销售收入的14.2%。过去十年，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超1900亿元人民币。202_年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又一次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华为一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上海国资委系统数十家企业的总和。华为的专利申请数超过上海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同时，要防止企业创新功能错位。上海规模以上企业发表的科研论文中，80%来自本地企业研发机构，外资企业只占20%，科研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在沪研发中心更是凤毛麟角。科学论文，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教授研究员们的分内事。为什么上海企业搞科技创新，也在不断发论文，因为企业拿的不少是政府科研项目和资金，坐在工厂里绞尽脑汁“搞创新”，申请项目。最终，企业论文一厚摞、专利申请一大堆，项目验收通过后，文章束之高阁，专利在市场上无人问津。上海缺少像华为、中兴这样的科技民营企业。

路径之四，上海应继续开放，欢迎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进入上海。截至202_年6月，跨国公司在沪设立研发中心375家，占全国约1/4，其中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占比达全国1/3左右，上述两比例在全国最高。上海应建全球研发总部，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在上海投资研发。将跨国公司的研发纳入城市创新体系中。美国有大型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欧盟有大型光伏实验室，202_年10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脑科学计划在瑞士洛桑启动。该项目由来自全球135个人脑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共同进行，并得到了欧盟12亿欧元预算的资助。上海也应有这类开放型技术研发平台。如果在申城涌现出几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发中心，那么“全球科创中心”就有实实在在的支撑点。建议高校和企业建立更多的联合实验室。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产品发布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发布他们的最新产品。纽约是国际上经济最开放的城市之一，美国202_年通过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外国资本可以像美国本国资本一样自由进入投资领域，但针对通信、交通运输、金融及国防工业等领域，有一定限制。上海在鼓励外商投资同时，对威胁到沪上本土科技产业发展的外资企业要进行特定阶段、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限制，为本土科技企业技术进步提供必要的保护。

路径之五，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创新创业环境短板。上海本土企业创新薄弱，尤其是“草根”的创新。202_年纽约科技企业24163个，上海2109个。上海要扭转科技企业以外资为主导的局面，从体制、机制上加大对本土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从人才供给、专利申请、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本土科技企业更多政策优惠，帮助企业树立自主品牌、深入开展自主研发，打造本土科技品牌。深圳已是国际公认的创客中心。“创客”一词，是“长尾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202_年出版著作《创客：新工业革命》中创造的英文单词“Maker”，意指出于兴趣爱好，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创客是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是创新2.0模式在设计制造领域的典型表现。深圳每年要举办全球性创客大会，创客之所以聚集在深圳，除了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以外，更因为包括深圳对创新的保护以及深圳年轻人口结构和创新文化组成的生态系统，已经将创新的成本拉得极低。李克强指出，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深圳能不能起一个表率作用。202_年1月，李克强来到深圳的第一站，就造访“柴火创客空间”，柴火创客空间发起人潘昊，同时也掌管着全球第三大开源硬件制造企业（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几年，这家创办于202_年的深圳公司已经服务了全球约200万创客，其中95%的客户来自国外。

路径之六，必须在人才、企业、市场、开放、平台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新的动力、活力和合力。关键是要让创新人才在上海快乐生活，快意创业。进一步提高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和程度，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应拿出更多的岗位，全球招聘国际一流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国外科研经费60%-70%都是用在人身上的，所以大家觉得做教授不仅是光荣的职业，收入也是非常高的，这样才能真正鼓励科技创新。上海应将陆家嘴金融区实行的人才所得税减免政策推广到科技创新领域。对认定的国际性高科技人才，所得税就是应该大幅度减免，对去临港工作的人才引入政策应更为精准化。政府对创新人才要提供必要住房保障，提供更多的人才公寓和住房补贴，切实解决创新人员的后顾之忧。上海过高的生活成本对上海科技创新人员带来巨大压力。相比之下，印度吸引了大量欧美非常有才华的印度人，不是57岁的人，而是27、37、47的人。因为印度有一个吸引他们同胞的计划，即使以前没有印度国籍，但只要父母曾经是印度人就可享受，比如不用签证可以回印度，可以成立公司，可以进行任何经济运作。子女上学有大量英语学校。而上海去一家国际学校读书非常贵，很多在欧美工作的中国人希望回国，子女读书成为最大问题。上海要借助自贸区文化开放的机遇，积极扩大义务教育国际化办学规模，降低办学成本。上海基础教育有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上海学生在PISA考试中屡获佳绩，上海已有吸引国际学校办学的教育基础和市场前景。上海城市老龄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这对科创中心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路径之七，上海要切实解决创新企业融资难问题。近年来上海新募集的资金额度全国最高，但在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数量、资金额度等方面均少于北京。中关村的成功，一部分原因是与硅谷的人脉无缝连接。上海也必须与本行业世界最高端的地区创建快速链接。积极发展政府或国有资本参股、外资或民资控股、市场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基金管理公司导演，政府的资金要投基金的基金。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营造环境，让好的创业能够与好的资本结合起来，让有钱的人愿意投资，让优秀的人愿意来管理风险投资。政府支持而不控制，引导而不干涉。上海现有的国有风投公司应改造为投资管理公司，定位于风险投资者（LP），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而非风险管理运作者（GP）。然后组建与市场接轨的项目管理公司，按照“分散风险、专家管理、规范运作”要求，选聘优秀的风投人才来运作项目。

最后，综合运用技术预见，提出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布局一批体现21世纪最新理念的前沿技术。考虑上海原来的科技基础，至少有几个方面上海在国内是靠前的：生命科学和医学、高端制造业、基础材料等。上海应重点支持在这些领域里面成立有代表性的、开放的、面向产业的技术平台。北京有发达的物联网，深圳有通讯产业支撑，上海可以先从自主品牌汽车和大飞机等产业着手，打造科创型重点企业，寻求世界影响力。这些年上海在生物技术研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由于生物技术培育期过长，目前还不能对上海经济产生足够的影响，目前应更多依靠对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网络技术研发，着重研究各种传感器产业、微创医疗产业、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智能家居、门户/搜索、物联网、智能移动投影机、智能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和3D打印技术等，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作者：陈勇鸣，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胡雨斌，上海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第四篇：上海科创中心莅临园区调研孵化器建设情况

上海市科创中心莅临园区调研孵化器建设情况

3月11日上午，上海市科创中心主任林旭伟、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协会秘书长姚福根、上海市科创中心交流合作部部长严雄、副部长张国忠莅临园区，对园区内动漫产业孵化器的的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并希望推行园区孵化器的运营模式。上海宝山区科委副主任杨物华、上海宝山科技园总经理郭军、副总经理顾瑾莹，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总裁周勇、副总经理史芸参与接待。

周总向市科创中心的几位领导对园区孵化器建设的情况进行了工作汇报，郭总对于孵化器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陈述，特别提出建设国家级孵化器的工作目标，并将近期启动的孵化器工作进行了阐述。

听取汇报后，姚书记对于园区孵化器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希望孵化器成为上海市“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集群”的模范试点孵化器，建议园区孵化器以“产业功能为目标、产业要素为抓手”，积极并努力的筹备下阶段孵化器工作。

调研结束后，林主任与姚书记等人一同参观了上海动漫游戏创业苗圃和动漫大场展示厅。

第五篇：南山区科创中心工作总结

科技英才培训工作总结

喀什深喀生产力促进中心 黄蛟龙

202_年10月

科技英才培训工作总结

——喀什深喀生产力促进中 黄蛟龙

为期三个月的202_年新疆喀什第五批青年科技英才培训学习计划已经落下了帷幕，呆在中心期间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我本人都过的非常快乐。在此还是要感谢一下喀什科技局的领导以及深圳南山科创中心的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感谢组织上对我的栽培。

我在深圳南山区科创中心学习的三个月时间里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现将工作的内容向组织进行汇报。

（一）202_年创业之星大赛获奖奖金的发放

刚刚来到创业服务中心就赶上了202_年深圳市创业大赛奖金发放的工作。我所在的部门是双创工作部，办公室的同事算上我总共两名工作人员（后期增加到5名），我到的前期主要是先熟悉一下创业服务中心的部门构成以及职能，熟悉创业大赛奖金发放的步骤和流程。对中心熟悉后我和部门同事两个人一起对各获奖企业单位和团队的信息进行了审核。我是每天主要负则核对企业信息，然后再通知获奖企业单位、团队和个人提交相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汇总整理，我会把每天汇总好的资料上报至市科协由市科协将奖金转账到企业账户。对于一些奖金发放不成功的账户我们需要查看出现问题的地方以便尽早解决问题把奖金发放到企业账户。虽然此工作比较简单，但是由于人手紧缺的问题中间还是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不过最终在八月下旬的时候我们还是把所有企业的奖金发放到位了。

（二）双创活动周主题展示项目的征集

双创周主题展示项目的征集主要包括一下三个方面。

1、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这些产品是能够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像我们征集的新疆哈密亿乐煤炭清洁利用循环经济开发项目、新疆烟火文化特别行动小组、棉纤维高科技改性着色项目等等。这些新兴产业内的新产品和技术同时对社会的进步也是起着推动作用。

2、创业创新代表团队和人物。清华大学陈意钒教授算是一名具有代表性的创业人物。他是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获得者。近五年来，陈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由欧盟、英国及中国资助的研究课题十余项，在超宽带微波乳腺成像的研究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开创性地提出了基于生物纳米机器人和纳米通信技术的集癌症早期检测、诊断、靶向性治疗与个性化干预于一体的微波治疗平台，并应邀参与了欧盟科技合作框架微波医学成像项目。

3、创业创新载体平台。这类创新创业载体平台包括双创示范基地和双创孵化平台。北京中关村双创示范基地、深圳南山双创示范基地是全国示范基地的代表，而双创孵化平台则是以柴火众创空间、腾讯众创空间、创客工坊等为代表。

在这项工作中我了解到了许多非常成功的众创空间的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这项工作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对于以后在为喀什一些创客空间的成立、管理、运营做出贡献时是非常必要的。

（三）202_年全国双创活动周及第二届深圳国际创客周的举办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双创活动周的到来，南山区政府从9月中旬就开始筹备该工作。为了能够保障双创活动的顺利进行，南山区各单位组织到一起成立双创指挥部，指挥部组长由王强区长亲自担任。南山区通信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由我们科技创新局来负责。

10月18日全国双创活动周在深圳湾软件产业基地落下帷幕。出席本次双创活动周的有李克强总理、苹果公司CEO库克、阿里巴巴集团CEO马云、腾讯CEO马化腾等一些中外创客领袖。在本次双创活动周期间，李克强总理在王强区长的介绍下参观了深圳市南山区的展区，在对南山区的展品了解后，总理对我们南山区做了重要批示。总理指出“我们的民族，创造的智慧、创造的力量是无限的，创业也是没有止境的，希望明年你们再做出，用你们自己，让社会都难以想象的，更好的创新创业成果，但一定是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本次双创周展品的征集主要针对南山区的企业。优必选的跳舞机器人、三宝语音智能对话机器人、航天设计创新研究院的爬壁机器人和机器狗以及旭飞喷洒农药无人机等一些优秀企业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在这些优秀企业的产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宝机器人，在和总理亲密互动的环节中三宝机器人的表现一直逗得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的开怀大笑。和机器人交谈后李克强总理对南山双创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总理也指出日后南山应该再接再厉继续把双创工作搞得更上一层楼。听了总理的指示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一不敢到欣慰和兴奋，因为我觉得我们一个多月的辛苦和汗水没有白付出。

最后总理参加了中外创客领袖座谈会。会上总理和库克、马云、马化腾等具有代表性的创客企业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这次会议旨在能够通过交流将先进的创业经验和方式分享给广大年轻的创客朋友。此次会议我们南山创业服务中心有三名工作人员参与了会议，会后工作人员给我们传达了会上的相关内容和政策。其中值得深圳高兴的是库克将会在深圳蛇口设立苹果研发中心，这可以使得中国的手机迈入世界先进手机行列中更近了一步，同时还能够吸引更多的科技优秀人才来到深圳及带动就业促进经济的更一步发展。

（四）学习优秀产品使用方式，服务各地群众。

在双创周开始的第二天，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就已经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仅仅一天时间入园人数就已经破了8万的大关，这也给我们工作人员带了巨大的考验。每天我们创业中心的人员也在帮忙维持南山展区秩序，不仅如此我们还亲自上阵给前来参观的群众进行演示。在为期一周的时间的活动中，会场总共接待超40万人次，虽然我门每天都非常的辛苦有时候甚至连饭都来不及吃，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学习到了高科技产品的使用方式。

最后对于在南山科创中心为期三个月的学习工作中每天都过的非常快乐，非常的实用，所以在此还是要再次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感谢喀什科技局领导的关心和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