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商人的中国社会性使命[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基督徒商人的中国社会性使命

基督徒商人的中国社会性使命

唐崇怀

一.文意和理念的厘清

广义来说，本文乃略述基督教的商业伦理和道德观；更广一点来说，乃基督徒的社会性使命。笔者虽非商人，亦无在华从商的经验，但基于近年来对国人的民情世态关切日深，除为海外国人及非国人在华提供投资咨询外，本乎个人信仰及使命性之关切，亦为教会内外人士提供某种程度的教牧性协导，对中国经济发展略有间接直接性的了解。此外，暂将企管理论，转向基础理论的信仰层面来看，一切行为，包括商业运作，若无信仰基础，虽会璀璨一时，终将暗淡一世。没有使命感的事业，最后的结局只是损人害己，遗害万年。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来看，神的拣选和救恩都存有预定性的目的，诚如彼得所说，乃是要我们作「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 ：9）。这不是宗教性的使命，而是存在性的使命。从神学方面来看，蒙恩的人是一种特殊的族类，他们的存在不但可以成为一般的法制规范，他们是神的仆役，顺服于宇宙性的真理，要让人因他们认识及学习真理（君尊祭司），为完美之典范（圣洁国度），以确认万物的主权和正用（属神的子民），作神真道的见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由此看来基督徒，不论是商人、学人、工人、农人都应有同样的使命。他们虽然任务不同，但使命却是一样，就是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2 ：15）。很可惜，一般基督徒对这使命和使感常怀著致命性的错误，传统基督教和基要派的神学理念常将教会的福音使命定型为传福音、救灵魂、使万人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和归化基督。这么一来，宣教竟然成了传教，一切事务和事工都本乎殖民主义的殖教精神和路线来进行。海外基督徒商人在华的投资和事务的成败，亦有形无形的以福音传教性的进度作为衡量，这样就和极端回教主义精神完全相似，是基督教之败笔。很明显的，基督徒的使命是传福音，不是传教；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不是引人入教。因为使人得救是神的工作，但让人听到福音是我们的本份。基督的福音有两个绝对性的层面：真理性和救恩性。福音的真理性是神的普通恩典，要让人可以明确的知道真理的要求，也可因此作个「真真实实的人」尽人的本份，作好人，作善人，作友人。福音的另一个层面是救恩，那是神自己的事，是神的内在运作和意旨。基督教自十二世纪后，因受回教影响，将福音使命看为占据地面的殖教使命，凡教徒所到之地，都得藉友善导诱，或武力强制，或

利惑蒙拐，引人入教。方法虽多，目的相同，就是殖教占地为要。暂且不谈政治目的，单就这方面来说，已是没有人道，何谈真理。所以在未谈到基督徒商人的使命前，我们应认清基督徒的使命虽与福音的广传有正面性的关系，但绝非为引人入教，亦非为殖民殖教，以免消耗无谓的精力和造成无谓的敌意顽拒。我们是基督和平的使者，本乎基督以我们的生活行为，事业职务，让人可以与神的创造和创造的神和好。这才是我们的使命：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二.基督徒商人的职责

原则上来说，基督徒乃是蒙主恩召，接受耶稣为主为救主的人，他们不但因听福音得著福音的好处，更是本乎神的怜悯和拣选，因信基督而得著了救恩。从神学的层面来看，在这双重的恩眷中，神更对他们有特殊性的派定事工。这就是神学上所谓的召派（vocation calling），他们感悟到神在商务上对他们的召派，也以从商为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本著神的真理作的事工。换句话说，基督徒从商，不是为生存和生活需求「不得已」的必然，而是本乎信仰和信念上的体验和委身；以商务为一种神圣的职份，在这职位上，本著所了解的福音真理，在国家和社会中，尽国民和神子民的责任。为此，基督徒商人与一般商人同样的有几种固定的任务，包括人力、物质、财务、经济资源的发掘和正用，以及各样资源的整体性关切，以促成社会的繁华，国家的富裕和安定，和民生质素的提高。除此以外，基督徒商人更得在履行其职责时，体验其福音真理性的使命，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么说来，从商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利。其实「利」含有多层面的意义，但不论个人利益，群众利益，国家利益，若从功用性的「得」来看，利的意义常是非常的狭隘，但若从本体性的「尽物」和「享用」来看，那么利的意义就可得著更广泛性的肯定。对海外国内一些已有成就的商人来说，从商投资，特别是在国内的投质，若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未必是以「得」为出发点，他们多多少少都含有因「物尽其用」和「福于享用」的挑战。当然「得利」仍然有其附带性的魅力，因为一般富有的人总觉得还可以再富有一点，这也是人性。

三.海外基督徒商人的中国机会

很明显的，海外及特区在中国的投资及经商者中有部份是基督徒，至于他们信仰的敬虔和真诚度都不得而知。但是从信仰持守和福音的使命来看，笔者有些心里的话想说：

1.动机和目的的澄清

海外基督徒在华的投资动机不应当是为传福音，协助教会或促进政府对教友的认同。因为经济干政不论在政治上和在基督教的福音真理上都是不对的，也是不需要的。我们不否认一般政治会受经济运作的影响，但一旦以经济去干预政治，那么当彼此间的利用价值和互惠条件不复存在时，原形毕露的丑相真可叫人难堪和难受。前文阐述基督徒的福音使命不是传教，而是要让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在此不再赘述。要点只有一个，中国投资从商的机会是投资从商的机会，甚至可说是为民族为国家效劳的机会，但绝不应被视为福音或传福音的机会。因为福音的机会在神，中国福音的门从未关闭。这个功课我想我们都学的甚苦，不应丢失。投资和从商的动机也不应该是出于怜悯或施惠。商业的正当运作基础是互动和互惠，都是一种平等地位的运作。商业一旦有上对下的施惠或施压态度时，平等地位和平等交易思想必是混淆不清。蒙骗诈欺，劳资矛盾，利润剥削等都是日后争执和情谊破裂的导火点。对华投资若以怜悯施惠为美名，那么在目前开放市场经济政策尚无完善法制的情况下，一旦在某些难以想像的冲突和挑战下，忍受不下时，自会心有不甘，或临时转向，或断袍绝义，这一切都非明智之举，除了损失惨重之外，主的名亦未能得荣，也不会使人得益。其实经济作业动机都应以放眼图展为基础，由片面至全面，由区域至全球，都是以小窥大，以大牵小，节节引进，在发展过程中，精心细算，惟幄筹划，在所必须，既是投资风险在所难免，爱国爱人情操应从个人情感经慎思明辨，转为独见智举。身为基督徒，更应有真理的了解，圣灵的引导和神子民的认同，藉此以完成神子民文化文明的使命，以推广神恩和共享神恩为动机，参与开发资源，建设和发展工商业，益人荣神。有了这正确的动机，我们才能谈到基督徒在华投资从商的目的。很明显的，营利虽不只从商的动机，但它毕竟是从商的目的。商而无利不为商。利虽有公私，奸义，恒暂之分，但利仍为利。是商人不能不谈的事。其实利不能以片面来制定，因为顺差逆差只有在全面的经济评估中才能看清价值。基督徒营利原则在圣经中多有明训。其中包括能叫人感恩，体验神的善良和丰富，无暴戾贪婪性质，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不叫人焦虑，能向神向人交代，因为凡事都应规规矩矩按著真理秩序而行。

2.方针和原则性的探讨

中国地广人众，资源丰富，机会不缺，投资从商项目之多不在话下。我们所应关切者乃在于方针和原则性的问题。因为方针和原则绝对不能由项目的多寡和繁杂来决定。投资的方针应重于资源的开发和应用，藉农业的发展以稳定经济，再以经济的发展稳定财政，发展工业，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综观近数十年来世界的经济进展过程，邦国之分己不单在于贫富之别，而多在于供求，高低科技，速缓资劳之分。来日中国自然不会再是廉价劳力、原料的供应者或高科技成品的消耗者。当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法制上轨道后，那时外资内资自然会势均力敌，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只有那些有正确方针和固守高尚原则者可以生存显荣。基督徒的事业应以有神的智慧，存敬畏神的心做出发点。我们不能存随心所欲，见机突击，速战速结的心态。我们绝不能以种豆芽型的投资作业：今日播种，明日发芽，后日获利，再日收工走之夭夭，这是从商之大忌，只顾眼前。商人若无植木树人心态，只看眼前，从无远虑，就是忽视自然及人才资源，冒犯环保，凌虐大地。台湾、日本经济以近利失远，虽少许提高人民生活素质，但却无视环保德性之要，大有再回头己是百年身之感，应深以为监戒。基督徒从商的原则除随自然原理定律外，更应本乎善良德性，爱人如己之教训，无本大利，小本暴利皆为不义之财。投机取巧，欺蒙拐骗更当远避。基督徒既为神的儿女，所作所为应能持定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己和好，与神的创造和好的姿态。我们不单要保持和平，更要创造和平。此外，利的分、享、用也都应有得当原则，各取所需，按功行赏，劳资之分若有不公之嫌者都在于对真理的认识不深，商人若对社会无回馈意识，不肯下资作应有的研究和发展，没有训练后起人才，协助同行，顾全整体财经架构，无环保的关切，又无文化艺术之关注投资，怎能对神对人有所交代。笔者从圣经神学来看，神所要求其子民者为十输一，故从商盈利，个人最多亦可为己保留十分之一。其他余款应归元社会人类和文化，和为人类后代创作更好，更有质素的生存和生活条件，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行为原则。

四.最后的话

笔者所接触的在华投资殷商，有鸿图大展者，有获利丰富者，有惊心破胆者，有头破血流者，有血本无归者，有敬而远之者，各式各样，总归来说，无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这一切都是商家常事，无可厚非，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澄清动机，确定目的，识辨方针，持守原则，随处随在自是道成肉身的福音见证，作防腐调味的盐，导向爱心的灯，点燃慈怜的火，让人可以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正如施洗约翰，作一盏明灯，引人到基督的面，是为至祷。

转自《中国事工》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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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第一商人

中国第一商人中国传统民情风俗中，许多行业都有“祖师”，所谓祖师，即行业始祖、祖师爷，如老子为道教祖师，孔子为儒学祖师。中国商人的祖师名叫白圭，是战国时期大商人，因擅长经商而誉满天下，被后世誉为“中国第一商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白圭经商经验和理论，概括为：

一、乐观时变，注意生产动向和市场变化。

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按

供求季节和时机办事，“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茁出取帛絮，予之食。”灵活处理进销储存关系，从产品丰歉差价和季节差价中取得利润。

三、以气候变化预测产品丰歉。

四、善抓时机，勤俭经营，能与雇工同甘共苦。“能落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

五、讲智谋，讲果断。以“智、勇、仁、强”为经商要领，否则，“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太史公赞白圭“其有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以千秋史笔再现白圭经商成功之道，为后世所示范。白圭因此被后世商人称作“治生祖”，或称“人间财神”，宋真宗御封他为“商圣”。

摘自《中国第一辞典》

第三篇：孙中山中国伟人基督徒之一

孙中山:开国元勋--国父，中国伟人基督徒之一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开国元勋，是辛亥革命的首领，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创立了中国，成就了东亚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业。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背后，乃有一个超凡神圣的力量一直支持着他，孙中山先生自己见证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

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心灵革命”、“宗教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领袖。

少年慕道

中山先生自幼即好追求真理，当他入学读书时，就已令私塾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常向母亲杨太夫人问及宇宙人生的奥秘，尤其对天地的创造，死后的问题，十分好奇，常使杨太夫人惊异辞穷。十三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据其自传里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十四岁时，进入当地一间基督教学校就读，校长韦理思先生（AlfredWillis）对他尤其关爱，中山先生十分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及主日的崇拜，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十七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愿，不料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辍学返国。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到故乡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象，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象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象，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幺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中山先生既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此举虽不能与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相比，却可与以色列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乃是反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也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胸怀大志

中山先生抵达香港，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C.R.Hager）在公理会为中山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仙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当时中山先生年十八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之家产，中山先生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又为防止中山先生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目的在借行医掩护革命运动，实现救国救民的大志，当时年仅二十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康德黎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这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二十七岁时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得一百分，而且打破了全校的记录，由此可见他的智能，乃由天而启，非同凡响。

热衷布道

孙中山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中山先生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幺孙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着“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教联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推心置腹

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先生曾复信给美以美会的高翼圣韦亚杰，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中山先生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

民国元年五月也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基督教育年会廿五周年庆祝大会，敦请孙中山先生致词，谓：“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异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惟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犹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

至死不渝

孙中山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弥留之时，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所作的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儒释道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中山先生能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与热烈。

同道相助

中山先生既自证其革命运动，乃受上帝之命，与恶魔争战，其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冒险犯难，以及出死入生乃在于有同道的协助，上帝的保护。例如在港粤，则有郑士良、陈少白、随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等；在星洲，则有林文庆、黄康衢等；在日本，则有赵明乐、赵峰琴、张果等；在美国，则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均为基督徒，也为他的患难之交。

伦敦蒙难

尤其是伦敦蒙难，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靠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康博士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得知康德黎博士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了，足以证明确有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

脱险之后，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信给区凤墀长老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侯（首相）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参阅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临终遗命

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信仰的虔诚，祈祷的恳切，乃是一位有基督生命的信徒。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中山先生在美，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中山先生谦虚恳辞，且谓，不必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神感恩，谓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博士于其家书中说：“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孙中山简介

孙中山（1866.11.12~1925.3.12），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

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他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

幼名帝象，学名文，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满清。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称他为“革命先行者”。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至此，中国国民党不再设立总理这一职务，以纪念和无限缅怀孙中山。

“国父”名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后被确诊为胆囊癌）逝世，由于孙中山重视国家环境保护，故每年3月12日定为植树节，以纪念孙中山。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或是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孙中山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其“国父”的地位。

汪精卫于南京建立的亲日政权也尊崇孙中山，并作出了一系列规定。1941年5月29日，在汪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的，由陈公博提出的“手创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应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议案，即属一例，同时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不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推翻中华民国大陆政权前或后，都尊称孙氏是“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民间则有人沿袭民国时代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这一做法。另外孙中山先生之夫人宋庆龄女士，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享有较中华民国时期更崇高的地位，有时也被人进而尊称为“**”。

孙中山虽并不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但与新中国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孙中山也可以算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当然更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革命的先行者,实际上在两岸中国民众的心里是永远国父，起到了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感情作用。

第四篇：优秀商人个人事迹WORD

XXXXX有限公司总经理XXX同志

事迹

XXX，男，汉族，现年45岁，现任XXXXX有限公司总经理。其在领导企业成长和创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勤劳吃苦、坚韧能干、卓越的领导才能、经营能力和突出业绩，成为南华县民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能干事、会挣钱，乐善好施，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十分优秀，显示了一位优秀企业家的风采。

勤劳奋发，坚忍不拔，以创业和冒险精神，带动企业发展壮大

XXX在家乡南华县兔街镇以建筑业及农林业起家，起步阶段克服资金少、缺技术等难题，经过艰苦拼搏，取得了成功，积累了一定资金和经验。在以后的经营管理中，为了规范企业发展，使企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XXX对原有企业设施设备进行改进升级，企业经营管理中本着以先进文化引领职工思想，以先进技术引领企业发展，着力建设理念领先、文化先进、制度严谨、培训完善的优秀企业，注重培养和引进具有施工管理经验的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公司每年投入50余万元组织职工进行各类专业技能培训，拥有专业图书、各类学习资料1000余册，为职工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提升专业技能及素养的良好条件，公司现拥有工程师6人，二级建造师16人，助理工程.师15人，优秀项目经理20人。凭着敢闯敢干的闯劲和吃大苦、流大汗的干劲，硬是让公司变了样，近五年公司年均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每年上缴利税500多万元；员工人数达到130人，XXXXX有限公司实现了飞跃，成为南华县县发展较快、创收较大的私营企业。

淳朴厚道、诚信正直、担当责任，亲民惠民赢得互信和支持

如何搞好与当地关系并将企业做大做强，成为摆在XXX面前的一道严峻课题。通过对当地建筑企业的调查，他认定了诚信、亲民是他的企业成功的基础。所以，他将“诚实做人，守信经商、亲民爱民、互惠互利”作为经营的宗旨，不当阔老、不做奸商，以淳朴厚道、诚信正直的品行与人打交道。正是凭借这样的人生信条和经营理念，他大胆探索建筑企业的经营方式，从企业正式经营开始，他主动联系当地政府和群众，并与当地政府和群众建立了互信合作关系，并从企业经营费用中拿出足够资金补偿当地农民，同时雇佣当地农民当工人，从来不拖不欠，谁家有急事总是派车派人帮助解决, 公司各项业务每年可带动附近农村就业2000多人，附近农村就业人员人均年可增收1万多元。XXX的企业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从未发生民企矛盾影响正常生产。正是这种“诚信、亲民”作风，使企业从一起步便与当地建立了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既维护了当地农户的利益，也使自己的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现在“诚实做人，守信经商、亲民爱民、互惠互利”已经成为嘉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独具特色的经营风格和企业文化。

富而思源、扶危助困，彰显赤子情怀，弘扬社会正气

XXX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带头做好事、善事，博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南华县这片热土给了他创业的机会，作为南华县的一份子，他愿意为家乡贡献自己微薄之力。几年来，嘉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先后为兔街敬老院、五街敬老院、兔街镇政府、马街唐家村委会、马街唐家小学、南华县思源学校、兔街镇中学和兔街镇小学以及当地贫困学生、兔街镇困难家庭慷慨捐资共计150余万元，受到南华县县委统战部、工商联、总工会的表彰奖励；在维护当地社会治安和社会和谐方面，XXX也做了表帅，在企业安全生产、劳动用工方面从未发生恶性事件。与地方各方面关系相处的也十分融洽和谐，多年来未发生因企地矛盾的引发的上访案件。XXX始终认为，企业是社会的企业，企业的发展是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结果，企业的发展是为了社会，只有真情的回报社会，企业才能赢得社会的信赖和支持而不断发展壮大。所以，XXX一份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坚持做一名社会真情回报者。

关爱职工，凝聚力量，不断促进公司全面发展

.在搞好经营多创利润的同时，XXX十分注重职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开展各项组织活动，团结职工力量，奠定了企业科学发展的基石，坚定了企业员工信念，提升了员工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提高。近年来，他所领导的企业经济成效明显，社会贡献突出。几年来，XXX精心呵护着他钟爱的企业，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前进着。凭着一颗回报社会、奉献社会、创造未来的心，在平凡的事业中创下了诸多效益，实现着他人生梦想。XXX同志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坚持“以人为本、以诚立信”的企业理念。克服重重困难，在危急和逆境中勇敢面对，大胆进行创新，使得企业一步步稳固，不断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他热心于公益事业，不计个人报酬、不图回报、不图索取、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便利和帮助，是一个致富不忘回报社会、努力实现梦想、追求远大目标的人。.

第五篇：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先驱

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先驱余慈度

(1873-1931)

二十世纪初，神在中国兴起了许多女布道家和女奋兴家，其中一位就是本文所介绍的余慈度(1873-1931)。在当时仍是重男性的社会上，神重用了不少女性，除余慈度外，还有蔡苏娟、石美玉、胡蕴琳等；而神学方面则有陈玉玲、陈伟昆等。

余慈度是位女布道家和教会复兴的先驱，也是最早脱离西方差会的经济支持，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之一。她所创办的“查经祈祷处”，即后来的江湾圣经学校，以及每年冬、夏二季的查经培灵会，都为中国教会培训出不少称职的传道人。她所结的属灵的果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倪柝声弟兄就是余慈度在福州举行的一次复兴大会上，因听见她的讲道而悔改信主，并且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王载、赵世光等好些奋兴布道家也在她的影响下献身传道的。余慈度的生命对当今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余慈度(英文名Dora Yu)，本名俞灵芝，祖籍浙江，祖父是一个笃信孔孟之道、富有而颇具名望的乡绅。其父原为外科医生，曾在清军中任军医，后被太平军所俘掳，留在太平军中救死扶伤。太平天国败亡后，弃医进入杭州一所神学院进修，而后成为美国长老会的牧师。余慈度日后回忆说：“实在感谢神，是祂使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在当中被抚养长大。”父亲的慈爱在她一生中有极大的影响，造就出她仁爱、谦卑的品格。她心地仁慈，尤其对老人、弱者和穷人特别有爱心。她为人严肃平实、谦卑诚恳，虽有时被人讥笑为不懂世故，她却认为自己只是个简单易碎的瓦器，相信神会以圣灵充满并赐予大能。

1873年，余慈度出生于杭州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大院里，那时，余父还只是个“见习传道人”。余慈度5岁时，和姐姐一起到长老会所办的儿童日校读书，从那时起，她已经开始学习祷告，对神怀着一颗单纯的信心。她日后作见证说：“自从我能记事开始，就每天学习向神祷告，很少忘记这样做。对我来说，基督乃是一个实在具有位格的神。我的姐姐在夜间常常因为黑暗而害怕，但是我对自己说，既然有耶稣与我同在，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1888年，余慈度15岁，离家到苏州博习高等医学堂学医。在医学院就读期间，她经历了人生的痛苦阶段，父母两年内相继因病去世，她亦经历了痛苦的灵性挣扎。事情发生在1895年，那时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定罪，她说：“⋯⋯我觉得在我灵魂中，这种可怕的感觉不可为外人道。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神定罪的人，我似乎正站在地狱的边缘上，随时都会被推下去似的。”无论白日或黑夜，当她独处之时，常常大声哀哭，恳求神的怜悯，但那种罪恶感仍然挥之不去。这种感觉困扰她两个多星期之久，使她痛苦万分，精神几乎崩溃。最后经过彻底的认罪悔改，心灵向神完全敞开，她说：“一直到两周后的一个晚上，在关灯之前，神忽然把天向我开启了，并且使我充满了神自己的爱”。那时，她向主大声呼喊说：“主啊，这就是你的爱吗？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啊！”她又感到：“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听见神对我说我一切的罪都已经得到祂的赦免，却感觉到祂的爱是那样充满了我的心，那些被定罪和恐惧的感觉顿然消失无踪了。”于是她马上跪在地上，除了向主感谢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因为“人的言语是无法表达我内心被充满的喜乐和感激的”。第二天，“似乎整个世界的面貌都改变了，甚至于太阳也照得更为耀眼”。此后有一年半之久，她都生活在那种属天的喜乐中。

余慈度在医学院苦读8年，1896年她和另外一位女学生石馥梅成为这所医学院的首届女毕业生，那时她23岁。毕业后，她留在博习女子医学堂妇孺医院服务，有时应邀到监理会所开办的女子学校传道。﹝按：在美国卫理宗之发展中，也曾有两次显著的分裂。1828年有虔诚圣洁的会友多人，主要由于坚持会友代表权的缘故而分离，另行组织美普会(T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1844年又为蓄奴问题或总议会与会督之权限问题而分裂，在美南的称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美北的称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但上述三教会终于在1939年5月10日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召开的联合大会中合而为一，称为卫理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资料来自台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网页www.feisuxs.tw﹞

余慈度曾于1892年订婚，但不久因其性格、信仰和事奉的缘故而解除了婚约，此后终生未嫁。她在信仰上孜孜以求，生活严苛，追求敬虔、圣洁的基督徒生活。

余慈度也是中国第一批跨文化宣教士之一，早在1897年10月，她随美国南监理会“妇女海外布道会”的甘博师母(Mrs.Josephine P.Campbell)到韩国从事医疗宣教。两人早在医学院已经认识，甘博师母无论在灵性，还是在生活上，都对余慈度关爱有加，两人关系形同母女。

在汉城，她和甘师母一面行医，一面向当地妇女传福音，工作卓有成效。1899年4月，因健康原因，余慈度回国就医，但最终靠祷告而得医治。

1900年1月她重返韩国汉城继续宣教工作，直接参与教育、医务以及传福音等事工。由于教会人数增多，她和甘师母的日常工作量增加了三倍。

她协助甘师母创立了“培花学堂”；1901年春，又一起建立了“茶洞礼拜堂”(Louisa Walker Chapel)，余慈度作为该堂主要传道人有一年半之久。长期劳碌，使她的身体大受亏损，同时也强烈地感到圣灵的催促和带领，终于在1903年10月返回中国。

当时中国的教会正经历一波接一波的复兴浪潮。余慈度回国后的首四年，只是在江浙一带从事奋兴布道工作。1904年，余慈度放弃行医，开始凭信心全时间事奉主，她是中国教会最早放弃西方差会的供应，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在当时教会全仗赖西方宣教士供应的情况下，这是个很重大的决定。1907年冬，她经历了一次圣灵充满后，便投入复兴的大潮中去。她把1908年称为蒙神呼召的新阶段，她的布道范围遍及南方各省。1909年5月，她出版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早的一本《奋兴布道诗歌选集》。在1910年代末，中国教会复兴运动形成了“北有丁立美，南有余慈度”的局面。

余慈度作为一个神国复兴工作的使者，深知属灵恩赐的重要性，但她注重“神的生命”多于“神的恩赐”。她说：“圣灵诸般恩赐是我们事奉神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恩赐不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爱的控制之下，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东西。许多人因为过于重视恩赐，而使他们在事奉神的功用上受到破坏，正如一只触礁的船一样。”

余慈度讲道和事奉的能力，在于她渴慕追求联于元首基督。她所追求的目标是，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让神来“纯洁我的思想和话语”，这样才能保持“我在神面前的生活和我在人面前的生活一致”。她常在祷告中向神如此祈求：

(1)求神“一直保守我活在属天的境界里”；

(2)求神“使我不住地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3)求神“赐给我顺服的灵，像婴孩般遵从神的旨意”；(4)求神“使我常常被神占有，常常考虑到别人的需要”；(5)求神“用祂的爱浸透我，好使她能够像神一样去爱人”；

(6)求神“使我以神的观点去看今世的事物，一直儆醒等候主荣耀的再来”。

余慈度在复兴大会上经常引导信徒看见：一个基督徒不仅要常常对付自己以往所犯的罪，更要天天过克胜罪恶的生活。她虽然是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但却谦卑、真诚地说：“纵然我在许多事上仍然很幼稚，也很愚昧，但是神竟然用我微弱的见证把祝福赐给祂的子民。”

1909年，余慈度看到日益增长的教会有很大的需要，遂自己募款在上海创建了“查经祈祷处”，这实际上是一所圣经学校，特点就是建立在圣经和祷告的基础上。1916年随着新校舍建成，正式改名为“江湾圣经学校”。1923年，为了聚会崇拜的需要，又在校园内成立伯利恒会堂，并邀请了著名奋兴布道家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牧师亲临献堂礼并且致词。此外，余慈度还在冬、夏两季开办查经培灵会。

余慈度的教育和培训事工为许多教会增添了力量，也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不少领袖人材，特别是当时普遍缺乏称职的女传道人。1910年12月，她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布道协会在汉口召开的大会，并担任妇女工作的专题演讲。

余慈度继续应邀到各地带领奋兴会：1911年在苏州，1912年和1913年在宁波。

1919年，余慈度和知名的女宣教士安汝慈(Ruth Paxon)一起加入了“中华国内布道团”，两人的追求与事奉都有共同之处，神把她们紧密地连在一起，有非常美好的团契和合作。1920年，余慈度在福州举行奋兴会两个月，为福州教会带来大复兴。就在这次的奋兴会上，倪柝声的母亲林和平重生得救，17岁的倪柝声因看见母亲的大转变，感到好奇，遂来听讲道，并且信了主，又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基督，并随即到余慈度的圣经学校学习。可以说，没有余慈度，就没有倪柝声。除倪氏母子外，她还造就、复兴了王载、王峙兄弟等一批年青人。

1924年，美国传教士伍兹师母(Mrs.Henry Woods)联合多位教会人士成立一个委员会，发起“全球复兴代祷运动”，余慈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代表。在1925年上海教会大复兴中，余慈度和王载配搭同工，使许多冷淡多年的教会得到复兴，成百上千的人在复兴聚会中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此外，还有50多位青年信徒决志终生奉献于布道工作，其中包括现代名闻中外的传道人和教会领袖，如计志文、周志禹、蓝如溪、石美玉，以及赵世光等。

1927年，余慈度应邀赴英国参加著名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始于1875年，是一年一度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的凯西克(Keswick, Cumbria)举行的福音派基督徒聚会﹞，并担任主要讲员。由于“开西大会”致力于追求基督徒的圣洁与成圣生活，推动全球的宣教运动，以及恢复基督身体的合一，因此被视为普世教会追求属灵最高境界的象征。余慈度在演讲中吁请会众警惕新神学的危险，并呼吁西方教会阻止派送新神学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她的发言被刊载在英国著名的教会杂志《亿万生灵》(China's Millions)和《基督徒报》(The Christian)上，受到注目。在长期的事工合作中，她与中华内地会的领袖们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余慈度于1929年离开英国，经美国返回上海。

多年的劳累奔波，使余慈度积劳成疾，晚年时再不能承担过多的工作。1931年春，当中国新生代布道家从她手中接过宣教薪火，继续传递下去的时候，余慈度终于摆脱多年疾病的缠绕，在上海得享永久安息。她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参来十一4)。就在余慈度的安息礼拜上，胡蕴琳－－中国教会1930至1940年代的著名女布道家，受感奉献终生给主。

最受尊敬的中国基督徒医生-石美玉

（1873-1954）

石美玉医生是江西九江人，于1873年五月一日出生。她是最受尊敬的中国基督徒医生；是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基督徒，所创办的伯特利教会，作了许多重要的，有永远价值的事工。

石美玉与美国卫理公会有很深的渊源。父亲是卫理公会宣教士带领信主的，母亲为女校的校长。

美国宣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在九江办了一所学校。美玉从那里毕业以后，昊格矩见他是可造之材，为了在华事工，和她深厚的爱心，亲自带她去密西根大学习医学；同去的还有昊教士收养的女儿康成(Ida Kahn)；石美玉和康成一同在那里入学，1896年两人同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是最早获取美国学位的女医生。

去国多年，那是清代末季，国事多变，不知道国家有些什么变革，对于留洋回国的学生态度如何，是否以为是“非我族类”？真是近乡情更怯。

哪知，作梦也想不到，九江的亲友竟然燃放四万串鞭炮，热烈欢迎这两个远游的女子学成归国。他们爱本地的人，立即把所学付诸实用；人民的反应也良好，洋医生的诊所竟拥挤不下。有来的乡农说：“我们怕见洋人；你们能够了解我们。”

在1900年庚子义和拳乱之前，当他们需要更大场所的时候，神就有预备，及时感动了一位但福德医生(Dr.I.N.Danforth)捐赠钜款，兴建新的医院。拳匪乱后，1901年十二月，但福德医院就落成开业了。

1903年，昊矩格带着康成医生，往南昌另开诊所。

胡遵理，石美玉

1906年，美国宣教士胡遵理(Jennie V.Hughes)来与石美玉同工。但福德医院业务兴盛起来，来见石医生求诊的病人，每月有三千多人。这样的局面，当然必须有更多的人协助；石医生就训练护士为助手。课本哪里来？她又得自己动手翻译。她不仅医治人的身体，还要医治人的心灵；于是教导护士们医药知识之外，还要开办礼拜四的查经班。训练出来的人，自然是术德兼备，并爱人的灵魂，技术纯熟，服务爱人，关心失丧的灵魂。

这显示出石医生是外科的名手，宣教士的爱心，并有行政主管的杰出才能。

石美玉得到普遍的信任和尊敬。有一段时间，她染病在家静养，九江知府出告示：禁止任何车马经过她住寓的街道，以免影响她养病。其受爱戴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尊主为大的女子，她的专业不仅是医生，更是基督徒。因此，她注意教会整体的工作。1918年八月十九日，石美玉同余日章，陈维屏，诚静怡，胡素贞，蔡苏娟等七人，在牯岭莲谷夏令营，组成了中华国内布道会，由丁立美牧师任总干事。那是中国第一个布道组织，差遣宣教士出去，脚踪遍及边疆各地，影响教会发展甚大。丁立美且有“中国慕迪”的美称，到过云南山区，向栗僳(彝族)人传布福音。

胡遵理宣教士与石美玉医生，二人像是异国同胞姊妹，友谊维持了近半世纪。那年，胡遵理回国度假的时候，顺便带石美玉跟她同去，在美国进修一年。医院的业务，则交给她的妹妹石非比医生管理。

1920年，她回到了中国，发现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卫理公会的女差会，信仰转变成为“现代派”。石美玉不能与他们认同，奇妙的，胡遵理也愿意离开旧辙，另辟新的道路，与她同心开始投身于新的工作。

二人同到上海，创立了伯特利教会。十年的时间，在建立教堂之外，增加了小学，中学，孤儿院，医院及护士学校，后来并设立神学院。这真是信心的奇迹。以后，石美玉除在她妹妹去世的时候，曾回九江但福德医院负责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的事工。

1930年，美国坎塔基州卫理宗的青年，组成亚斯伯里大学环球布道团(Asbury College World Evangelistic Team)，凭信心环游世界，到中国夏令会中证道，信徒大受激励。上海的几名青年基督徒，不能不有“彼人也，吾亦人也”的想法，受圣灵感动，效法他们，凭信心成立了伯特利环球布道团；以计志文为团长，团员有李道荣，林景康，聂子英等人，几个月之后，宋尚节也加入了。神使用这几名青年人，在东方燃起了复兴的火焰。他们的脚踪遍及中国各省，复兴也延及海外。

到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石美玉和胡遵理到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去，把伯特利教会的事工，伸展到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成为当时立案最有规模的神学院，并设有中学，造就了不少的青年，成为海外一代教牧的骨干。

石美玉医生于1954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南加州安息。

中国教会史上留下了极重要的一页-倪柝声(1903年11月4日—1972年6月1日）

(1903年11月4日—1972年6月1日）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他的作品，在中国教会史上留下了极重要的一页，留下了许多传唱至今的诗歌。在福州 三一书院的优等生

倪柝声是福建福州人，原名是倪述祖，英文初名Henry Nee。1903年11月4日（农历八月十五日）生于汕头。他是海关官员（1877年－1941年）的长子，母亲（Peace Lin，1880年－1950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这是一所以英文水准高着称的教会学校），性格刚毅，又曾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获爱国勋章。父母都是美以美会挂名的教友，所以倪柝声在婴儿时期，就由美以美会的监督受洗。已故的祖父（1840年－1890年）则是福州最早的华人牧师。他六岁时随家人回到原籍福州，1916年就读着名的英国圣公会，接受西式教育，是一个名列前茅、有着远大前途的优等生。

借着余慈度的传扬

1920年，他17岁，还在三一书院读书时，一位中国自由女布道家余慈度（Dora Yu）来到福州，在美以美会天安堂传福音，他母亲林和平先接受了，他看到母亲的改变，也去听道，并且接受了福音，更愿意终身奉献，放下他的理想和计划。并取了新名字—倪柝声，英文 Watchman Nee。他一度到余慈度在上海开办的圣经学院受训练，不久因「太爱世界」被余慈度劝退，回福州续完成他的课程（主修化学）。

从和受恩受造就

以后几年间，他一面勤读圣经，博览群书，一面从住在福州附近村庄的一位走信心道路的年长的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Barber）那里得到属灵上极大的帮助，被她属灵的生活所折服（倪柝声形容她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并因此接触到英国和的着作。

十二间排

1922年，海军军官王载跟倪柝声在福州开始第一次聚会，不久，王峙（后来“圣经报”的主笔），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等相继加入（后来福州教会的七位同工）。这批年轻人热切地上街传福音，很快建立了第一处福州教会，有几百人在仓前山聚会。那时，倪柝声初次结识后来成为同工的女传道人李渊如，王载请她从南京来开复兴布道会。

倪柝声反对跟随基督教的传统。他将每一项都与圣经核对。在丢弃不准确、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和实行。寻求的基督徒当中制造出寻求真理的空气。不合圣经的外在实行也被调整。有些用辞，如“交通”“聚会”“弟兄”“姊妹”等，现在都变成基督徒常使用的名词了。

1924年，倪柝声反对王载接受上海守真堂美国传教士伍柏莱的按立，独自一人默默离开，隐居在郊区马尾罗星塔，出刊《基督徒报》。并访问马来亚实兆远，建立海外第一处地方教会。

中期：从上海到全中国

文德里

1927年，倪柝声迁到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此后直到1952年失去自由，这里是倪柝声的工作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两位同工汪佩真、李渊如的帮助。1928年1月，他们租到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240弄的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召集了第一次的得胜聚会。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参加人员约五十人。各处地方教会的行政都是独立的，由当地的长老们负责，上海教会最着名的一位长老是俞成华。

平阳和苏北

第一次的得胜聚会后不久，浙江省温州平阳县的陈钦法等人和江苏省北部阜宁、淮安的吴微、、邱日鉴等首先响应，建立地方教会。1949年以前，平阳县约有一百处，苏北约二十处。

北方

1932年，他去访问山东时，在烟台兴起了北方第一处地方教会，并且得着另一位同工李常受。

沿海各大城市

1935年，烟台和厦门、泉州特会之后，出现复兴。在此前后，浙江省萧山、绍兴一带，福建省福清、莆田，以及沿海各省的主要城市与港口，如首都南京、杭州、天津、青岛和北平，陆续都兴起了地方教会的见证。他在各地的同工达到200位。

内陆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广州以及内陆省份的汉口、重庆、桂林、昆明和绥远省（1943年烟台教会大复兴期间信徒移民建立）等地也兴起了地方教会。

后期

革除 根据在海外李常受的版本﹐1942年底，上海教会的长老们（李渊如、张愚之、俞成华、唐守临、江守道等人）对倪柝声帮助弟弟经营，引起信徒许多议论一事（“生化”药厂）产生不满，将其革除﹐在6年时间里，倪柝声停止了事奉。

恢复职事和南阳路会所

1946年—1947年，李常受被请到上海和南京带领教会。由于传讲“生命树”等信息，两地教会带进复兴。1947年底到1948年初，李常受和汪佩真等人被请到南方香港、广州、汕头、厦门和福州带领聚会。借着李常受和汪佩真到福州的访问，倪柝声终于同意出来恢复职事。这时，福州教会原由王载带领的津门路聚会所这时被吸引，接受倪柝声的带领，实行全体事奉传福音，人数扩增了许多倍。倪柝声将其在福州的三处祖产都奉献出来，中洲房产改建为福州教会的第2个聚会所，海关巷14号房产改建为执事之家。

1948年春，倪柝声回到上海，表示他经营生化药厂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来养活同工们。于是当年上海教会定罪他的人，特别是张愚之表示后悔自己过去的做法。上海教会的十二位同工（包括唐守临，杜忠臣，缪韵春，俞成华，许达微，李渊如，张光荣，朱臣，江守道，张愚之，张耆年等），联名在敞开的门刊物上发表声明：“对于倪柝声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仆人。他虽然在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几句不得已的话”，敞开的门第22期）。

那时，上海教会大复兴，人数从几百人扩增到数千人，其中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占三分之一。于是信徒踊跃奉献，建造了南阳路145号聚会所，可容纳3000人。又分为26个“家”，信徒就近聚会。直到1958年并入陕西北路怀恩堂。

1948年和1949年的夏季，倪柝声在福州郊外的避暑地鼓岭他用经营的收入买下的房子里，举办了两期同工长老训练。大复兴

经过之后，全国各地教会普遍大复兴。在北方，带领的青岛教会信徒迅速扩增到4000人，除了龙山路4号聚会所以外，还分为20个家聚会。各地纷纷新建聚会所，如福州教会的中洲聚会所和津门路聚会所、的、的等。浙江萧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阳，开办农场，建立教会。

1950年初，倪柝声在香港的工作，带进的复兴，信徒扩增到3000人，新建了尖沙嘴。

1950年代，中国大陆约有700处地方教会，其中一半在浙江省；共有7万信徒，其中近4万在浙江省。

两个源头 倪柝声阅读了多达3000本基督教历代着作。其中对倪柝声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有两个源头：

弟兄会

一个是英国，或与弟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有关的，以达秘（J.N.Darby)和慕勒(G.Muller）为代表，以及马金多（C.H.Mackintosh）、卡亭（G.Cutting）、开雷（W.Kelly）等。弟兄会的影响主要是在教会和解经、预言（特别是郭维德（R.Govett）、潘汤（D.M.Panton）和彭伯（G.H.Pember）这些方面。

内里生命派

另一个就是，诸如：盖恩夫人（Madame Jeanne Guyon）、宾路易师母（Mrs.Jessie Penn-Lewis）、慕安德烈（Andrew Murry）、史百克（T.Austin Sparks）等。1939年，倪柝声曾去伦敦访问史百克（T.Austin Sparks）。内里生命派的影响是在生命、基督、圣灵、（灵、魂、体）、和这些方面。

失去自由

1949年，倪柝声打发同工李常受去台湾开展，自己则于1950年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照顾大陆上的数百处地方教会。

195年倪柝声被请去北京参加全国基督教会议。那时中共正在进行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同时在基督教内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和控诉运动。在土改中，鼓岭房产被没收，全国地方教会有上万信徒写信要求保留。1952年4月，三反五反运动中倪柝声被逮捕关押在东北，直到4年后的1956年中，才与在那一年1月日被捕的同工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等人一同在上海，被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开控诉。

在控诉大会上﹐倪柝声被揭发一连串的罪名：政治上无比反动，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经济上偷漏巨额税款，欺骗政府；生活上荒淫无耻﹐甚至有与女同工私通的电影胶片公开展览。倪当时全部承认﹐而当时导致聚会处大量信徒受到打击。

倪柝声被控诉、判刑之后不久，大陆基督教于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

有一些反对倪柝声神学立场和地方教会观点的人士，如香港建道神学院的梁家麟，最近写了「倪柝声的荣辱升黜」，指出中共1950年代对倪个人道德的指控并非全部捏造﹐而地方教会受到的打击出自神的审判，证据之一是王明道日记中，说他曾从北方地方教会的一位弟兄听说“倪柝声犯了罪”。证据之二是李文蔚前北京宽街聚会处成员的第一手资料。梁家麟则因出版此书，受到地方教会内外一些基督徒的多次批评和抗议﹐但该书继续出版﹐而香港建道神学院并没有停止梁家麟等开始的研究﹐而且书本在内地的家庭教会也广泛流传。

同样，刑福增也出版「爱国、反革命、属灵人」一书，指出三自爱国运动和控诉运动期间。倪被判刑15年，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后一直没有出狱。狱中他领导政治学习小组，因此没有受到其它反革命罪犯一样的遭遇。

1971年，倪柝声的妻子因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在上海病故。1972年6月1日凌晨，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属于上海市管理）逝世。

身后

现在倪柝声与妻子一同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郊外的。在当年他工作的中心上海教会，原来可以容纳3000人的南阳路145号聚会所，仍未归还教会。在他的家乡福州市，他献出故居改建的中洲聚会所早已恢复聚会，福音仍然兴旺。在福州郊外鼓岭山上购买了传教士别墅，194年和1949年曾办过两次训练，今天那里95%的村民都是基督徒。当年他在苏北的主要同工之一的儿子季剑虹，就是今天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