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
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右二）带领其他校友向老师鞠躬道歉。本报记者 陈剑摄
陈小鲁。
本报记者 陈剑摄
陈小鲁在道歉会上发言。本报记者 陈剑摄
本报记者 林衍 高四维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47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 “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
“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之前，陈小鲁接到一个《纽约时报》女记者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我曾经采访过你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
几天后，这名70多岁的老记者如愿见到了陈毅的儿子、也已经年近70的陈小鲁。
“那时我很幼稚。”她告诉陈小鲁，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名左派大学生，1967年她慕名来到中国，并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得到过他的亲自接见。在中国的时候，她也穿军大衣、戴红袖章，打着红旗到处参观。
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就像帕金森病一样。”陈小鲁拿起摆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个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说是失误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问题，不正视，怎么解决？”
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每个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反思不见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发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尊铜像。“也有同学私下里向还在世的校领导道过歉，但打人者都背着很重的包袱，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此公开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鲁的事后很受触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社会历史一个交代。”郝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经发短信询问陈小鲁关于公开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陈的回复：“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身体近况、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雾霾天气。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出这场聚会的不同之处。比如，当他们分成两排落座时，忽然有一个老人问起另一个老人：“咦，我是不是教过你？”
47年后，老师不再像是老师，学生也不再像是学生。他们的年龄之和已经超过1500岁，而相互之间的年龄界限却不再那么分明，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这场聚会上，他们又部分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们出现在一张张的照片里，在会议室内的投影屏幕上反复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着，有的老人被旁边的挡住了视线，就用手拄住桌，探着头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来。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
循环播放的照片里并没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残酷的回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就冒出头来。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当年的物理老师张连元刚一张嘴，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问题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学的人民教师，于1968年坠楼身亡并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
在将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上，仅有这两次，老师们流露出了内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
“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
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
所有到场的老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曾经的胡同平房已经变成金融街的高楼大厦，水泥地操场也被一座奥运会级别的现代化体育馆所取代。但陈小鲁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回当年的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他并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被一群突然冲上台来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讲起这段往事时，陈小鲁朝校园里看了一眼。国庆长假还没有结束，除了几个保安之外，学校里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第二篇：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
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向老师鞠躬(图)2013年10月15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右二）带领其他校友向老师鞠躬道
歉。本报记者陈剑摄
陈小鲁。本报记者陈剑摄
陈小鲁在道歉会上发言。本报记者陈剑摄
原标题：为心道歉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47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 6 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 “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 8 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
“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之前，陈小鲁接到一个《纽约时报》女记者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我曾经采访过你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
几天后，这名70多岁的老记者如愿见到了陈毅的儿子、也已经年近70的陈小鲁。
“那时我很幼稚。”她告诉陈小鲁，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名左派大学生，1967年她慕名来到中国，并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得到过他的亲自接见。在中国的时候，她也穿军大衣、戴红袖章，打着红旗到处参观。
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 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就像帕金森病一样。”陈小鲁拿起摆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个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说是失误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问题，不正视，怎么解决？”
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每个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反思不见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 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发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尊铜像。“也有同学私下里向还在世的校领导道过歉，但打人者都背着很重的包袱，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此公开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鲁的事后很受触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社会历史一个交代。”郝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经发短信询问陈小鲁关于公开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陈的回复：“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身体近况、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雾霾天气。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出这场聚会的不同之处。比如，当他们分成两排落座时，忽然有一个老人问起另一个老人：“咦，我是不是教过你？”
47年后，老师不再像是老师，学生也不再像是学生。他们的年龄之和已经超过1500岁，而相互之间的年龄界限却不再那么分明，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这场聚会上，他们又部分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们出现在一张张的照片里，在会议室内的投影屏幕上反复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着，有的老人被旁边的挡住了视线，就用手拄住桌，探着头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来。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
循环播放的照片里并没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残酷的回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就冒出头来。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当年的物理老师张连元刚一张嘴，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问题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学的人民教师，于1968年坠楼身亡并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
在将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上，仅有这两次，老师们流露出了内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
“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
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
所有到场的老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曾经的胡同平房已经变成金融街的高楼大厦，水泥地操场也被一座奥运会级别的现代化体育馆所取代。但陈小鲁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回当年的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他并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被一群突然冲上台来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讲起这段往事时，陈小鲁朝校园里看了一眼。国庆长假还没有结束，除了几个保安之外，学校里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第三篇：向老师鞠躬
向心中的太阳90°鞠躬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是暑假期间去看望我的启蒙老师，临别时送我的一句话。十几年了，老师对我依旧那么亲近。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奔波的过程中，最幸福的是，能拥有很多可敬的老师，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当我们失落迷茫时，一个电话，他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知心朋友。他们的每一句安慰都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当我们为自己的小有成就而和他共同分享快乐时，他会为我们的成长，比我们更开心快乐。他们的每一句忠言、每一句告诫都会成为我们攀向成功的阶梯。给我们阳光般温暖的是老师，给我们雨露般清甜的是老师，离我们最近的人也是老师。耕耘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为学生的人生路呕心沥血。半截粉笔，为伟大的教育事业抒写忠诚，为莘莘学子引领成功的方向。老师一直是我们心中最美丽的太阳。培育之恩，终生不忘！
老师一切为了学生，在这个平凡却神圣的舞台上歌唱着光荣之歌，为祖国培养着栋梁之才。“只要我在讲台一天，我就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决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学习。”被称为山里孩子的“好妈妈”的黄业珍是水表分校的老师。年仅15岁的独子不幸溺水身亡，在撕心裂肺的痛哭过后，她擦干眼泪，在葬下儿子的第二天又站到了讲台上。28年来，黄业珍紧握从父亲手里接过的教鞭，扎根深山，用坚韧如铁的意志，为山里孩子撑起了一片天。黄业珍说：“不仅要让孩子有书读，而且还要让孩子把书读好，把知识学到手，进而走出大山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黄冈乡魏营小学教师张伟被网上称为最可敬的“弯腰哥”腰虽弯却足以顶起一片天。身患强直性脊柱炎长达十一年，脊椎严重变形，最严重时腰弯近九十度，行动极为不便，但他毅然坚守在三尺讲台上。他说：“只要我能掂得动粉笔，我就不会放弃教师这个职业！”更有最美教师为学生不顾生命危险去救车轮下的张丽莉，学生安全了，而自己却被车轮轧断双腿。老师就是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的天使，为学生着想却不图任何回报。作为老师，最幸福的是，看着自己的学生走遍全国，走向人生的辉煌。老师啊！在学生追逐的道路中，天空会因你而变得更亮更蓝！学生的成长会因你变得更加成熟！
敬爱的老师，您辛苦了！我们为您90°鞠躬！
船舶工程系
11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四班
都召安
第四篇：向老师道歉检讨书
向老师道歉检讨书范文1尊敬的单位领导：
我怀着深深愧疚懊悔的向您递交这封检讨书，以深刻反省我的错误。此次市里请了个老师，老师上任那天找老师谈话，结果把老师气走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经过您严肃的批评，并且我也做了深刻反思。我充分认识到此次错误暴露出我自身缺乏组织观、大局观，没有很好的团队协作意识，没有坚决地服从好领导安排。
对于自身存在的错误，我觉得非常的愧疚与懊恼。这次错误是严重的，造成的影响是巨大。此次请的老师是具有一定资历学历的老师，把老师气走了就是我们单位的一项巨大损失。
面对如此错误，我决定好好改正错误。在此，向您做出郑重保证：第一，我今后一定要严肃端正自身工作态度，坚决服从领导安排，配合领导工作。第二，我今后一定好好培养自身大局观、组织观，清醒认识自身在单位所在职务，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好地履行职能，服务单位。第三，我要从此次错误当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以改进后的工作方法处理工作，好好努力工作，取得好的工作业绩，为单位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我恳请您能够原谅我这一回！
检讨人：
20xx年xx月xx日
向老师道歉检讨书范文2尊敬的老师：
您好！
我对于我这次犯的错误感到很惭愧，我真的不应该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跟着起哄。甚至顶撞老师，我们作为学生就应该听从老师的教导，我们到学校就是来接受教育的。而我这次不但没有听从老师的教导。而且还顶撞老师。对老师相当的不尊敬。甚至用手指老师。这完全是素质低/观念差对老师严重不尊重的表现。更是给学校带来了负面影响给老师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所以国不可无法，家不可无规，校不可无纪。接受教育，遵规守纪是我们的义务。经过黄老师的循循善诱我感到很惭愧，很懊悔。我已经彻底的认识到我的错误。我希望老师可以原谅我的错误，我这次的真的诚心悔改。
我决定我一要会杜绝这样的错误再次发生，希望老师可以相信我的悔过之心。古人也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虽然我的不良行为不是向老师和纪律进行挑战。纯属一时冲动造成的错误。但是犯错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我愿意诚恳的接受老师对我的教育和批评。我一定会把老师的谆谆教诲铭记在心。要时刻让我的行为符合我的学生身份。
希望老师看到我从思想根源上忏悔自己错误，看出我对这个错误的深刻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决心，希望老师可以原谅我的错误，我可以向老师保证今后一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通过这今天一天的反省我真的是很深刻的认识到了我的错误，犯了这样的错误的我觉得我真的对不起辛苦养育我的家长。辛勤教育我的老师，希望老师可以原谅我，可以认可我认错的态度，我真的已经深刻的反省到我的错误了，希望老师能够给我知错就改的机会。也希望同学也要引以为戒，不要犯和我一样愚蠢的错误了，这次的教训真的很大很大。
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事已至此，多说无意，唯有以此教训为诫，以此事件为警，借作此次检查为契机，从现在起，提高对自身的要求，加强自我约束，强化自身责任感，深化集体主义荣誉感，在学校内在xxn内（写班级名），争当一名作风优良，学习踏实的学员/学生，为我校我班/队争光添彩，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检讨人：
20xx年xx月xx日
向老师道歉检讨书范文3尊敬的何老师：
您好！我知道这一次彻底让您失望了，也许、您也不会在信任我了、更不会原谅我了、我为自己迟到、上课玩手机的无知行为感到惭愧，明明知道是自己犯错在先却还要找个借口无理争辩。
在这一刻，我深知自己错的太深，因为自始至终，我总是屡教不该，没有把你的教悔劳记于心一次又一次的让老师失望，总是在犯错之后大言不惭的说要努力改正，实际却一次又一放纵、堕落、知错不改，我想、我还有什么值你信任与原谅？
今天、您的一番教导唤醒了我还在昏睡中的灵魂，是的、来学校里的目的是学习知识学习做人学会一些某生的技能，可实际呢？整天沦陷、浑浑噩噩的过活。对学习、生活失去了信心，对未来感到迷茫。可是、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做人、经常自责不自醒，总是不断放纵自己、然后在怜悯自己，连我都厌恶自己了，更何况您呢？
何老师、其实每次与你争辩之后我都会很后悔、自责，毕竟您是我的老师，您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也是为了我好，而我却无知、幼稚的拒绝。当我在这一刻懂得了，可是后悔的事情已经做了…
何老师、在这我不想再向你大言不惭的保证什么，也不在请求你给我机会原谅我，因为、我知道自己每次说了、却还是没有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刻、我也不在想说一些华而不实的话，这样会显得很不真实。
我是想真正、踏实的好好做人，超脱自己，不辜负我的青春，不辜负爱我的家人，希望用时间来改变自己、给自己及你一个交代－－－－做合格的学生。
今天、母亲节、写到这里、心中突然百感交集…
我对不起的不止自己、还有对我报有期望的亲人及老师…
或许、在这一刻、我真的醒悟了，何老师、谢谢您、谢谢您还没有放弃我，更谢谢您教授给我一些做人的道理，今天您说我可能会憎恨您，不会的，我不会憎恨您的，我应当感激您的，只是之前的我太肤浅了…
现在我唯一想说的是：何老师、或许我不是您的好学生，但、您永远是我的好老师，人无完人，孰能无过，相信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净化自己、完善自己。如果您给我改过的机会、相信我会还您一份满意。————做一个合格的学生。
检讨人：
20xx年xx月xx日
向老师道歉检讨书范文4敬爱的王老师：
请相信我此次道歉的诚意，也请您相信我对您个人的敬重。首先我必须说明您是位很值得尊敬的老师，您工作兢兢业业，乐于帮助同学实在是我学习榜样和心目中的偶像。
在向您这样让人无比尊敬的老师的课上犯错误，实在是事出有因，我并非要为我的过错狡辩。只是如果不说出来心里实在不舒服。老师就您讲课的风格和技巧我是无比欣赏的，我所不敢苟同的其实是书本之中的内容就书本之中罗列的各种政治观点，有的看上去实在是荒天下之大谬，针对社会上真正所发生的事情。在看看我们的课本。我真的忍不住想要呕吐。但是每当如此之时看见讲台上站的是王老师您，我就只有万般苦水向内流，咬碎钢牙肚里咽。上次是因为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的冲动，才会有哪疯狂的行为。
在这里我不敢祈求您的原谅，但是我知道您博大的胸怀一定可以体谅我的苦衷的。并且再一次对您表示无限的歉意。希望您真的可以原谅我。
检讨人：
20xx年xx月xx日
第五篇：有感于老师向学生道歉
有感于老师向学生道歉
扶小-----邓庆东
近日，我在电视上看了一部有关反映教师教育学生的电视剧，深深的被剧中的一位女班主任因错批评了一名学生而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向这位学生赔礼道歉这件事感动。就为此事，许多老师和家长对这位老师的做法持有异议。有的认为，这位女教师这样做降低了自己在学生中的威信，以后又怎样做学生的教育工作？但更多的人认为这位女班主任的做法是一个创举，这种勇于向学生赔礼道歉的精神值得称赞，此举不但能把师生的距离拉近，而且能树立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我赞同后者的看法，也深有感触。在现实教学生活中，我们有的老师对学生缺少诚心、爱心；缺乏感情上的沟通，师生间往往有一层很深的隔膜，没有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信任。因此，当学生出现了问题，犯了错误，教师不是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法，而是采取简单粗暴，动辄训人的方法去呵斥学生。这种伤害学生自尊心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引起学生不满，对老师产生了逆反心理。以后教师就很难教育好学生了。教师与学生的感情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教师也就在学生中失去了召唤力。相反，如果我们教师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多为学生着想，从感情上与人格上尊重学生，像电视剧中的那位女班主任那样，以真情去相待和感化学生，用宽容的态度去处理学生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那么，学生还有什么不能跟老师合作呢？教师们还有什么教育工作不能做好呢？2007、3、28
鲁公网安备370283020008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