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49年中国离宪政有多远
1949年中国离宪政有多远 作者：田晓明 来源：博讯网
来源日期：2004-7-19 本站发布时间：2004-7-19 阅读量：238次
一、毛泽东在延安打游击的时候，曾对来访的所谓的党外民主人士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是要搞民主的。从1940年代的《新华日报》上，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共产党人撰写的宣扬民主的文章。共产党的这些表现使人们以为它已经接纳了西方政治文明。
正象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共产党对于民主的追求到1940年代的末期就停止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是一党专制，而不是宪政民主。虽然共产党在1949年邀请各个民主党派的人员参加了筹备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在这场政治构建中，共产党运用其压倒各方的影响力主导了这场政治构建。在1949年，共产党的力量要比民主党派的大，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在政治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要比民主党派的大，所以最后的政治形态一定是根据共产党提供的蓝本来加工的。共产党不兑现他们的关于民主的承诺，是由它的指导思想和组织架构决定的。在所谓的民主党派这方面，当时有没有宪政和民主的诉求？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这时，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三大战役尚未开场，然而共产党此时就开始试图在组织上建立统一战线了。共产党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将自己向往的政治模式推销给民主党派。
时为民盟中央华北总支部委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忆说：“当时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中国究竟向哪儿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时意见都不相同。都是爱国的，没有问题，可是，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当时毛主席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记得我们到西柏坡去，毛主席晚上做工作的，吃了晚饭，大家去谈天了，可以谈到半夜，他不睡觉的。毛主席同我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多党合作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权，一个联合的联合性质的政府。那么，后来我们同意这一条，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个联合政府，关键就是这么三句话，可是这个决定了中国后来这50年来的一条路子。”[1]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由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未召开，共产党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设计，这时候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又做了什么？下面我将把他们分为四类人物，即逍遥类、独立类、自由主义类、利益至上类，在每一类人群中，我都将介绍一个代表人物。
逍遥类
首先要提到的人物是柳亚子，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在国民党内任职，长期郁郁不得志，于是转为反对蒋介石。我们可以通过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来了解柳亚子1949年在北京的情况。
宋云彬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和文史专家，他和柳亚子是朋友，他们在共产党的安排下于1949年一起经由水路到了北京，同行的还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
三、叶圣陶、王芸生、张伯、张志让、郑振铎、曹禺、徐铸成、赵超构、傅彬然、刘尊棋、沈体兰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
一路上（特别是在船上）这些人都异常兴奋，他们在船上搞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在烟台登陆后，柳亚子还是异常兴奋。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2]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3]
到了北京之后，柳亚子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就是文化名人胡愈之与他谈了一次话。胡是一位”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特别党员“。[4]在这次谈话中”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5]
胡愈之这次来访却不是为了聊天，而是奉劝柳亚子不要骄傲。柳亚子经常以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自居，这种自吹自擂的文字见《柳亚子选集》，”这种思想对于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人对于这类“大不敬”的言辞，不是妄加曲解就是刻意回避。“这就是当时北京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柳亚子的同类要与他划清界限，北京的当政者要警告他不要骄傲，柳亚子的消沉由此而来。柳亚子的那首著名的发牢骚的诗就是这时写的，诗文如下：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6]
柳亚子的牢骚通过一首诗传达出去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急忙赋诗一首安慰柳亚子：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之类的人认为自己是能人名士，也许他们还觉得共产党请他们到北京是有求于他们。现实粉碎了他们的一己之见，看起来他们还缺乏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共产党当时需要这些民主人士，但是象共产党这样的组织需要的是听从组织领导的人，而不是象柳亚子这样总想着冒尖的人。柳亚子之类的人物认为此次进京是去参加一次选贤任能的大会，可能会获得从政的机会，所以他们在来北京的路上才会兴高采烈。当他们的希望破灭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垂头丧气之态。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实际上共产党对他们处处戒备。
比如毛泽东抵达北平时，统战部以召开”座谈会“为名发出通知，到会后才知道是要组织他们赴机场迎迓。这很容易给人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如果说这种”座谈会“还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下面一些座谈会就让人无法接受了。宋云彬在日记中说：———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7]
与柳亚子一起到北京的宋彬然已经在当时觉得”北平非久居之地“。此外，他对有些人来到北平之后，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非常反感，与此同时叶圣陶也有”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之意。1949年中共建政后，柳亚子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可是直到1950年7月23日”柳亚老仍在'低潮'时期，连谈话都无兴致“[8]
柳亚子之类的人关心的是自身价值；共产党对于他的态度如果能表现得很恭敬，他就会心满意足，否则他便是牢骚满腹。他对政治体制的关心要弱一些，对公平和正义的关注也是弱的。一个参加筹备建立国家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要知道自己是为哪个阶层服务的，自己的政治理念就会因此而产生，他要为自己的理念负责，应该在筹备建国的活动中尽量把自己的理念变成现实。柳亚子在这方面表现的十分差劲，他处在低潮时，连日常谈话的兴致都没有了，这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应有的状态。
逍遥类人物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之后就采取”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态度，最后落个清闲自在，这种做法比较俗，缺少新意。[9]
独立类
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很有骨气，他跟柳亚子不是一种类型的人。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2月，梁及其家人离开重庆北上，于第二年初回到他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北京。1951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
1953年9月的一个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梁漱溟以”农民代表“自居，对当时中国搬用重工轻农的苏联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厉批评。他的主要意思是要在重视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考虑发展国家的大型工业项目，梁漱溟的思路是国家集体个人不得偏废。当时，毛泽东的思路是人民生活可以勒紧裤带，国家的发展是在首位的。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都是这样的思路，重国家轻人民生活，重城市轻农村。梁漱溟这番讲话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梁漱溟生性耿直，就没有考虑到毛泽东是开国领袖。
果然，梁漱溟直言犯上的讲话气得毛泽东拍桌怒骂：你是放毒！你梁漱溟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10]
只给梁漱溟一个”野心家“的称号毛泽东觉得还不够，于是又搭配上一个”伪君子“，看来毛真是急眼了。毛泽东骂人之麻利由此可见一斑，可见口吃者是当不了领袖的。在毛泽东的气质中兼有虎气和猴气，在这里我们领略到的就是猴气，一种尖酸刻薄、一触即跳的样子。梁漱溟是被共产党请到北京的，共产党把这样一个有思想的学者请到北京，却又不让人家讲话，既然如此你请他做什么？梁漱溟在去北京之前曾写信给毛泽东，陈诉自己的行为准则，”漱今写信，一则陈明今日公等在政治上所为号召（如新政协等），漱不来参加，乞望原谅。再则陈明今后数年内漱对国是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乞望鉴查赐教。“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知道，梁漱溟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很了解的，共产党是要砸碎旧世界的激进组织，而梁漱溟是一个温和的儒家，这种无法弥和的差距使梁只能跟共产党保持距离；梁又说自己”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好象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安全而作出的一种表白。梁漱溟已经把自己的底牌摊给了毛泽东，而毛在急眼的时候，还对梁漱溟大发雷霆，这实在是有些过分。在威权的重压之下，梁漱溟能有这种表现，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是很难得了。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连发言都免了。
象梁漱溟这样不绝对依附共产党的人在当时还有一些，在民盟中有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11]。这些人的这种想法最后并未使民革成为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组织。
自由类
罗隆基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有一节专门批评了国民党的”党在国上“。罗隆基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他认为，法律可以保护人权。罗隆基还试图用西方的价值观来颠覆传统的价值观，他希望人们能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
罗隆基还是一个有着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的情况：”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那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分悲，为国家的前途悲“。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倘使中国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12]
罗隆基谈过他的政治设想：”我个人对民盟的前途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企图，把民盟变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大政党，成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个大党。“[13]
罗隆基在1949年有过什么样的想法？那一段历史是被遮蔽的历史，我们今天看不到罗隆基当时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表述，我们只能通过别人对罗隆基的描述来了解当时的他。
吴晗：”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要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14]
吴晗还说：”那时周恩来和罗隆基谈话，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隆基就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要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以上两段话都是吴晗在反右运动中批判罗隆基时说的，吴晗有可能在革命大批判中编出一些瞎话来攻击罗隆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生过造谣的事情，所以怀疑一下是有必要的；可是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也提到了周恩来与罗隆基的谈话，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罗隆基在1949年的时候是主张不依附共产党的。
罗隆基主张不依附共产党，这符合自由主义的理念，可是他却跳离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圈子，硬要做”另一部分人民“的代表，这就有些不合适了。共产党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这可能使罗隆基不愿意当他们的代表，一个无人顾及的社会群体的处境是不是会更加糟糕？罗隆基丢下自己的同类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罗隆基等人当时可以慢慢地同共产党交涉，使共产党放弃对资产阶级的偏见。当时，中共内部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对资产阶级的偏见就很少，身为资产阶级一员的罗隆基却要跳出这个圈子，因此这个社会阶层注定要被消化掉。罗隆基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这是令人费解的。
知识分子中的另一个自由派人物储安平是一个实干家，1946年9月1日之后，他在上海创办了自由派杂志《观察》，《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舆论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离开《新观察》，储安平去新疆考察，也许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15]1949年5月，储安平想继续搞自己的自由主义事业，他当时能提出复刊《观察》这个请求，就说明了当时的共产党还没命令这些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乱动，这是共产党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共产党对于他们有一套软约束，《观察》由过去的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名字也被改了，很多撰稿人都不是以前的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后杂志社又来了一位共产党的干部管事，储安平就这样被共产党消化掉了。
利益至上类
提起郭沫若，就不能不提到他在香港《华商报》编辑部举行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的谈话。这个座谈会召开于1948年5月，这时中共刚刚决定要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郭沫若的发言让中共听起来十分受用，他说：“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他甚至还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16]“
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有什么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只有涉及到私利的事才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吧。郭沫若这样的人站出来替共产党说话，往往能欺骗很多人，这样的人是值得警惕的。
1949年，郭沫若是作为无党派人士而参加政协的，说出那种话的人还是无党派人士吗？这活脱脱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嘛。
类似于郭式表演的还有这样一段。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沈钧儒提议，由全体代表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一个致敬电。毛泽东婉言谢绝，沈钧儒又说，那就让我们起立鼓掌吧。会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给大家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两鞠躬已经是大礼了，因为三鞠躬只能在一些特殊场合才能见到，比如婚礼、葬礼。这场景不象一些政党在开政治协商会议，倒象是梁山泊的好汉们在聚义厅举行老大的登基仪式。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九个民主党派联名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贺电，贺电说，“47500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17]这些非共产党人士并未在共产党党校经受过培训，就能用共产党的语言流利地夸奖共产党，宪政专家们将如何评价这件事？
二、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即已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18]这个文件透露出共产党对于各个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也正是有这种不信任，共产党在进行建国前的政治协商时，才制订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方案。对于建国前的政治协商，共产党是有备而来的，其他参加政治协商的各路人马的准备却是很不充分的。
在当时，很多客观条件制约着非共产党人士坚持自己的主见。（1）、有的人是从香港急急忙忙地赶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这使他们无法做细致的准备。（2）、这些人就这样迷迷呼呼地走进了共产党设的局里，郭沫若等人在旁边帮助共产党推销产品，这就使局面向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3）、当这些人到了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之后，他们就很难再坚持自己的主见了，秀才到了兵的手里还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4）、这些人即使想离开共产党也无处可去了，他们在1945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已经把蒋介石给得罪了。(5)、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在非共产党人士中间就有这样的想法：要积极参与新政协筹备，只有在政权成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这个大果子确实吸引人，开国元勋，多少年才能遇到这个尊贵的称号？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人放弃了操守和原则，投靠到中共的大旗之下，这并不奇怪。
虽然存在着上述客观因素，但是非共产党人士并不是无路可走。首先他们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如果这一点难以办到，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可以象梁漱溟那样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也可以三缄其口做一个隐士。这些道路是可行的，但走的人很少，更多的人愿意跟共产党官员一样享受着特权。
在国家的政权发生新旧更替的时候，各个政治团体之间的互动对于未来的政治走向是非常关键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形式基本上是一个强权代替另一个强权，政治上的后继者根本就没想过要与其他政治组织分享权力。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状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建立中华民国就是由多个政治团体来完成的。1945年日本人退出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搞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国民党的统治崩溃之后，共产党也召开了筹备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
这种政治上的微妙变化透露出如下信息，即一股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即使是象共产党这样的团体，他们也不得不邀请专业人士以及其他社会活动者来协商建国事宜。尽管共产党后来搞了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但这与根本就不理睬专业人士还是有区别的。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他就离不开专业人士。
现在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专业化的社会，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各界专业人士的共同参与。因此在建立宪政的时候，代表专业人士的政治团体就成了值得注意的力量。实际的情况是，这些新生的政治团体仅仅是值得注意的力量，他们在整个政治版图中所占有的领域还不是很大，然而他们的作用却不可低估，人们应该重视他们在建立宪政过程中的作用。
代表专业人士的政治团体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独立意识、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们不应该自己毁掉自己，不应该动不动就要将自己变为政治强大者的附庸；他们也不应该搞携手推进、良性互动之类的事情。一些人总是有一种帮助强大的执政者做事的冲动，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送给统治者，他们想借此达到影响决策的目的，他们这样做，很容易使自己丧失独立性。为了公众的利益，做一个反对派才是对执政者的最大的帮助。在当今中国，一些人忌讳说反对派这个词，其实这里所说的反对是对执政者的某些执政理念的反对，而不是对执政者本身的反对；更进一步说就是要“消灭”其理念，而不是消灭其身体。我们对于其理念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将我的理念与他的理念交融在一起，从而生发出新的理念；能交融的理念则交融，不能交融的则搁置起来。
没有加入政治团体的专业人士在宪政建立的过程中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时候他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扶持弱小的政治团体上。宪政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因为各个政治团体之间能建立起一种平衡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是各个政治团体的力量大致相当，所以专业人士应该支持弱小的政治团体，从而促成各种力量的大致均衡。
限于能力和资料，笔者对于1949年的中国政治协商史只能分析到这种程度了。读史使人明智。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研究1949年的政治协商，从而使我们更加明智，我们将以此来迎接中国政治的新发展。
注释：
[1] http://）
[16]见1948年5月16日《华商报》
[17] http://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第573页
第二篇：义工,离我们有多远？
义工，离我们有多远？
http://.cn2010年04月08日08:24山西新闻网_三晋都市报 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南京网友打算去福利院做义工，却被直接拒绝。福利院称担心甲流，并表示如果愿意献爱心可直接捐款。暗访显示，福利院不存在人手和财政困难，拒绝义工、希望捐款的理由可能是怕麻烦。（3月30日《扬子晚报》）
义工，这个常常在影视作品中听到的称呼，在现实生活中给我们的感觉却是陌生的，同比而言，我们比较熟悉的名词是“志愿者”，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不同的。义工是指在不计物质报酬的情况下，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为改进社会而提供服务，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的人和人群。义工的本质是服务社会，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计报酬”。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义工制度已相当普遍和成熟。美国中小学生每学期都有义工时间要求，义工学分是学业成绩必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香港，有专门的义务工作发展局，推动全社会义工活动的开展。相比之下，我国对义工的认识较为缺乏，义工服务的参与程度也比较低，开展慈善事业多盯在捐款捐物上。面对义工，现实中往往出现参与者“热”，而受助方“冷”的情况。
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我国对义工缺少正规的机构管理和统一的服务规范，义工在义务活动中往往会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比如，联系服务对象困难；公信度不高，服务对象甚至对义务服务动机表示质疑；组织松散，服务行为规范和标准不统一；宣传影响不大，社会评价不高，等等。特别是民间义工组织的合法化问题，近些年来备受社会争议。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社会团体要在民政部门注册，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民间的义工组织很难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因此，即便民间义工组织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也很难得到批准。这给义工开展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有媒体报道，成立于2007年的江西省南昌市义工协会，很长一段时间，福利院连门都不让进。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义工组织是社会的“第三部门”，是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一种补充。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义工组织能够帮助政府开展很多社会工作。近些年来频频发生的暴力拆迁纠纷、弱势群体报复社会恶性案件等，如果有社会工作者和义工的参与、疏导和扶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和遏制。比如深圳市义工联合会，它成立于1990年6月。截至目前，注册义工超过14万名，累计组织超过300万人次参加义工服务，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因此，笔者建议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应该补上义工这块社会“短板”。一方面，可以加快义工活动立法，鼓励其依法合理发展义工服务事业，将其从自发状态提高到自觉状态。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义工组织的管理，成立专门组织机构统一进行义工注册、服务申请、业务培训，帮助志愿者组织实现专业化发展
第三篇：白色污染离我们有多远
白色污染调查报告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白色污染就是一次性难降解的塑料包装物。比如一次性泡沫快餐具还有我们常用的塑料袋等。它对环境污染很严重,埋在土壤中很难分解,会导致土壤能力下降，如果焚烧会导致大气污染。所以现在提倡不用或少用此物,购买东西时最好自备工具，减少它的利用。
我们去商店或农贸市场购物，几乎每样物品都会拿到一个塑料袋，回到家后，这些塑料袋往往立即被扔进垃圾箱。作为垃圾，塑料袋离开了我们的家，但是它们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在很多地方，都是随处可见塑料袋，影响了卫生和市容。塑料袋增加了垃圾的数量，占用耕地，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为了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进行这次实践调查。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及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问卷共包括10道题，是学生在查阅了互联网上若干个
同类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中学生自身认知水平编制而成。此次调查问卷在网上完成，共有64人参与，回收有效问卷25份。问卷结果最后由学生逐项统计汇总而成。
2.问卷内容
1.你认为环保工作重要吗(必答, 单选)
A.重要B.一般C.不重要
对于这个问题，参与的人无一例外全部选择“重要”说明大多数人很重视防治白色污染的工作。
2.“白色污染”就在我们身边，那么当您走在街上，看到随风飞扬或悬挂枝头或聚在墙角的塑料袋，您感觉(必答, 单选)
A.很不舒服B.还可以C.看多了已经无所谓了
有96%的人认为“很不舒服”，还有仅4%的人认为“还可以”，这足以证明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随风飞扬或悬挂枝头或聚在墙角的塑料袋对人的影响。
3.看到有人乱扔白色垃圾你会怎样(必答, 单选)
A.上前阻止并纠正其行为
B.将垃圾捡起来扔到垃圾桶
C.觉得不应该但不做任何行动
D.当没有看见,觉得很正常
虽然仅有4%的人会上前阻止并纠正其行为，是让人有些沮丧，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有56%的人都选择将垃圾捡起来扔进垃圾桶，36%的人会觉得不应该但不做任何行动，可是有4%的人居然会当没有看见，觉得很正常，对此，确实需要我们反省。
4.你对你目前生活的周边环境状况是否满意(必答, 单选)
A.很满意B.较满意C.一般D.不满意
大多数都选择较满意或一般，有36%得人感觉不满意，由此看来，环境保护工作还是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做的工作。
5.你的关于白色污染的知识主要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必答, 多选)
A.报刊杂志B.网络C.电视、广播
D.身边开展的各种相关活动
通过这一题的答案，不难发现，关于白色污染的知识，很大一部分人还是很了解的。
6.您的购物袋用后如何处理(必答, 单选)
A.直接扔掉B.做垃圾袋使用C.下次购物继续使用
其它，请注明：
76%的人的购物袋用后都做垃圾袋使用，有少数会下次购物使用，没人直接扔掉，这是很庆幸的。
7.您认为环保购物袋没有普遍使用的原因是(必答, 单选)
A.价格昂贵，不能普及
B.质量不好
C.找不到哪里卖
其它，请注明：
很大一部分人认为环保购物袋不能得到普及的原因是价格昂贵，或找不到哪里卖，对此，应适量降低环保购物袋的价格，与此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使环保购物袋能够得到普及。
8.您平均每天使用多少个塑料包装袋(必答, 单选)
A.0个B.1~2个C.3个以上
将近全部的人平均每天使用1—2个塑料包装袋，并不多，但全国13亿人，算在一起，这个数量就变得异常庞大，由此看来，白色污染的严重程度不容忽视。
9.塑料垃圾埋藏地下大约多少年可降解(必答, 单选)
A.1~2年B.10~50年C.100~200年
从试题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道主观性试题，正确答案是100—200年，可答对这道题的仅占52%，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白色污染的严重性。
10.如果在超市里使用可降解塑料袋，不过会额外支付五角或一元钱的袋子费，您会愿意吗(必答, 单选)
A.完全可以
B.二角左右可以接受
C.不愿意，还是使用原来免费的塑料袋好
92%的人在降低收费到两角左右的条件下都可以接受可降解塑料带走进市场，这种现象完全有利于白色污染的防治工作。
三、正文：
1、“白色污染”的现状及其危害
现状塑料包装材料在世界市场中的增长率高于其它包装材料，1990 — 1995 年塑料包装材料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9%。我国是世界上十大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国之一。据调查，北京市生活垃圾的 3% 为废旧塑料包装物，每年总量约为 14 万吨；上海市生活垃圾的 7% 为废旧塑料包装物，每年总量约为 19 万吨。天津市每年废旧塑料包装物也超过 10 万吨。北京市每年废弃在环境中的塑料袋约 23 亿个，一次性塑料餐具约 2.2 亿个，废农膜约 675 万平方米。人们对此戏
称为“城郊一片白茫茫”。很多年来，尽管不少城市严令禁止使用一次性难降解塑料包装物，“白色污染”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无法计量的塑料袋碎片在风中飘舞倒像一面面破旗在向人类抗争！
危害第一、占地过多。堆放在城市郊区的垃圾，侵占了大量农田。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也很长：烟头、羊毛织物1—5年；橘子皮2年；易拉罐80—100年；塑料100—200年；玻璃1000年。
第二、污染空气。垃圾是一种成份复杂的混合物。在运输和露天堆放过程中，有机物分解产生恶臭，并向大气释放出大量的氨、硫化物等污染物，其中含有机挥发气体达100多种，这些释放物中含有许多致癌、致畸物。塑料膜、纸屑和粉尘则随风飞扬形成“白色污染”。
第三、污染水体。垃圾中的有害成份易经雨水冲入地面水体，在垃圾堆放或填坑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酸性和碱性有机污染物，同时将垃圾中的重金属溶解出来。垃圾直接弃入河流、湖泊或海洋，则会引起更严重的污染。
第四、火灾隐患。垃圾中含有大量可燃物，在天然堆放过程中会产生甲烷等可燃气，遇明火或自燃易引起火灾、垃圾爆炸事故不断发生，造成重大损失。第五、有害生物的巢穴。垃圾不但含有病原微生物，而且能为老鼠、鸟类及蚊蝇提供食物、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是传染疾病的根源
2、防治“白色污染”的一般做法
目前我国开始从行政和技术两个方面采取措施，防治“白色污染”。在行政方面，一是加强管理。实践证明，加强管理是防治“白色污染”的有效手段。
第二，禁止使用一次性难降解的塑料包装物，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白色污染”的危害。
第三，强制回收利用。
在技术方面，一是采取以纸代塑。
二是采用可降解塑料。
四、发现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一）我国在防治“白色污染”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没有全国性的专门法规
2、缺少相关的经济政策
3，管理思想不统一。
4、人们的环境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防治“白色污染”的对策建议
总结国内外防治“白色污染”的实践经验，结合目前“白色污染”现状及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防治“白色污染”应遵循“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以强化管理为核心，以回收利用为主要手段，以替代产品为补充措施”的原则。
1、加强宣传教育
2、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管理。3，尽快制定颁布国家防治“白色污染”的有关法规，4、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五、反思与总结
通过这次社会调查，关注了社会热点，通过自己的思考，加上丰富的网络资源，终于初步形成了这份报告。就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白色污染问题的现状不容乐观，或许给国家出谋划策本就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关于白色污染的思考和争论还将继续。
调查不是目的，目的只是通过调查让学生了解自身在抵制白色污染的方面的不足，从而积极改正以便很好的为环境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篇：危险离我们有多远
.11.21 总第667期 实习生：刘卓雅 编辑：魏巍
11月22日10时30分许，位于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发生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已造成55人遇难、9人失踪、136人受伤。坚实的道路轰然炸开，安居的城市似乎危机四伏，危险距离每一位市民又有多远？[详细]
凤凰视点
石化为何成为悬在城市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
易燃、易爆、有毒的石化项目犹如一柄悬在城市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让居住其中的市民提心吊胆。
黄岛中医院，一名遇难者家属蹲在路边哭泣。世上没有绝不会泄漏的管道和罐体 化工生产和物流设施发生毒害、火灾和爆炸事故是无法彻底避免的，国内外均如此，油管泄漏更是常见的事故。
尽管欧美等国的安全防范优于中国，但也难逃各种大大小小的石化安全事故，并且事故发生率呈现出上升趋势。1970年至2000年间，美国天然气长输及集输管道共发生事故8814次，年平均发生事故294次。作为世界输油安全记录最好国家之一的加拿大，在2000年发生了45起输油管道的事故；2011年，事故数量已经增至142起。
石化管道具有易燃、易爆和有毒的特性，天然存在风险。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对管道安全的保障也只是事后监测，难以做到防患于未然。工业界有句名言，没有绝不会泄漏的管道和罐体——即便是安全级别最高的核电站。近年来，事故频发加剧了市民的担心
在过去十年，中国的油气管道运输发展迅速。截至2013年上半年，中国油气管道总长度已经超过10万公里。快速发展的繁荣景象之下是日益严峻的安全隐患：中国东部油气管网随其服役期的延长，管道腐蚀、破坏等问题颇为严重；西部油气管道因服役环境自然条件恶劣等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此次青岛爆炸之前，2010年大连的“7•16”爆炸事故令许多人记忆犹新，2013年7月30日福建漳州PX项目发生爆炸事故，而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刊发《探析PX之惑》系列文章第一篇，文称“国内出事故的往往是小化工厂，而像PX这种大项目，运行几十年来，全世界没出现过大的安全生产事故”。
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油气管道事故率平均为3次/1000公里/年，远高于美国的0.5次/1000公里/年和欧洲的0.25次/1000公里/年。频发的事故和统计数字，无一不在加剧市民们的担心。
尤其黄岛爆炸发生在人口密集区，更易引发恐慌
黄岛在胶东半岛胶州湾的西侧，与青岛市区隔着几公里的海峡相望。这里原来是农村。70年代，为了将胜利油田的石油从海上输出，在这里建设了一系列的石油储运设施：输油管线，储油罐区，油港。
在建设黄岛经济开发区时，整个石油储运设施并没有被搬迁。这个新的开发区一开始就笼罩在危险的阴影下。更过分的是，在石油管线还没有被迁移的情况下，就在管线两侧建设了大量的商业和住宅建筑。而这更容易引发许多市民的恐慌：自己的脚下是不是也藏着这样“不定时的炸弹”？
该如何打消市民的担忧和恐慌？ 类似青岛管道爆炸这样的安全事故频发无疑会加重民众对化工项目的顾虑和抵触，但中国的发展又离不开新化工项目的上马。如何消除市民的担忧和恐慌是政府和企业必须学习的一课。
在选址时，化工项目应该尽可能远离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的偏远地区布局，始终和居住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选址时，应尽可能远离中心城市
既然危险不可避免，就应该尽可能的远离危险。在选址时，化工项目应该尽可能远离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的偏远地区布局，始终和居住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否则，一旦发生泄漏、爆炸等安全事故，将会是灾难性的后果。包括青岛在内的多起爆炸事件之所以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就是因其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区域。
事实上，在中国早期的城市规划中，确实出于安全考虑将化工厂布局在偏远郊区。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大举扩张又将这些原本人烟稀少的郊区变成了人口旺盛的闹市，危险系数陡增。这一方面暴露出中国城市规划的预见性有所欠缺；一方面也要求政府尽快启动这些老旧化工项目的搬迁工作。要诚心诚意地向当地居民进行解释
不可否认，一些石化项目的危害性被过度夸大了，一些民众的忧虑只是杞人之忧。典型的案例是PX项目。PX，又称二甲苯，这个从科学角度来看属于“与汽油同一级别的低毒化工物”在流言的渲染下变成了多数民众心中的“高毒致癌物”。PX项目也因此在各地难以容身。但是民众的情绪化、非理性并不是政府、企业回避民意的理由。民众的怀疑和猜测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但政府和企业的解释和回应却不能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政府、企业抱着遮遮掩掩的态度，反而会激发当地居民更大的反感和不信任，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对于民众的不理解和不信任，政府和企业需要做的是耐心细致的解释，这包括：和当地居民举行对话会，详细说明项目内容，诚恳回应各方质疑；工厂不定期向居民开发，让居民近距离了解工厂的安全措施等等。必要时应给当地居民准备“利诱”或“补偿”
“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这是台湾早期“邻避运动”的口号。换个角度来看，要想让民众接受令人不快的化工厂、通信基站、垃圾场等“鸡屎”，最有效的办法是为其提供利益“鸡蛋”作为补偿。
以日本为例，如果一家化工厂希望进入一座城市，为了获得当地居民的同意，其通常会为当地居民提供一篮子“鸡蛋”作为补偿，包括雇用当地居民当工人，提供就业机会；捐建体育馆或剧场等文化设施，供当地居民使用；免费为当地修建高规格公路、城际铁路；为当地居民组织公益活动乃至给周边的居民发放生活健康补助金。
由此可见，要想让当地民众普遍接纳一个新化工项目，就应该让民众感受到这个项目的到来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切实的好处，而不仅仅只是能为政府提高GDP、增创税收。
忽视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
比起危险本身，对危险的忽视才是更大的危险。那些埋在城市周边、城市地下的不定时炸弹就是在人们的不闻不问中轰然炸开。
百分之零点几的事故概率对个体来说就是百分百的灾难
尽管一些专家学者一再论证某些化工项目的事故发生率极低，可以放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但是这极低的事故发生率一旦发生，就会是个体难以承受的致命灾难。百分之零点几的事故概率对于个体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况且这百分之零点几的低事故发生率还是建立在各种安全措施有效执行的基础上，而青岛爆炸案就反映出当前这些安全措施的执行并不到位：管道老化超期服役、工厂距离居民点太近、发生泄漏后没有第一时间疏散民众等等。
“没有出现过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并不等于“零事故”。人都会犯错误，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近年来，中国一些城市发生了民众反对建设大型化工设施的抗议活动。上述的事实表明，民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黄岛这次因输油管漏油造成的严重事故，该让决策者们都警醒了。错误犯一次是无知，但同样的错误接二连三甚至没完没了地犯，就是愚蠢和犯罪了。灾难需要被总结和记住，忽视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会发生泄露？泄露的原因是什么？直接原因是什么？管理上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泄露的原油会进入市政排水涵道？„„”国家安监局局长、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杨栋梁十五问青岛爆炸事故，是对青岛石化企业的责难，更是对青岛爆炸事故的反思。如果不找到这十五问的答案，类似的灾难只会层出不穷。一场灾难过后，需要的是总结和反思，而不是美化和粉饰。领导如何有力救援如何及时并不能掩盖灾害本身，丧事作喜事报，不会真的变成喜事，只会使得人们在一片喜气洋洋中放松警惕，忘记危险，然后遇见下一个灾难。唯有直面灾难，记住灾难，反思灾难，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重蹈覆辙。
如果危险事故难以彻底避免，那么就让这些设施远离人口密集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你离危险有多远，危险离你就有多远。
第五篇：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
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
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艾滋病病毒职业防护
作者：韩玲样 审稿：黄小强
2016年12月1日是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携手抗艾，重在预防”。从第一个艾滋病日起，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遏制艾滋病的活动中。
艾滋病病毒感染属于一项全球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在2016年10月28日举行的中国-东盟疾病防控合作论坛上表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发现现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计57.7万人，经测算估计全国人群总感染率0.06%，即每1万人中有6人“染艾”，仍有32.1%感染者未被发现。
医护人员处在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前沿，属于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的高风险人群，常见的感染途径有注射、手术、实验室检测等。文献报道，经皮损伤接触HIV感染患者血液后的感染风险是0.32%，约等于每325次经皮暴露于HIV感染患者的血液就有一次感染。单次黏膜接触HIV感染患者血液后的感染风险估计为0.03%。其实不管是0.32%还是0.03%，对于个体来说，要么是0，要么就是100%。
有数据显示，10-15%的AIDS患者诊断明确，而85-90%的HIV感染者并没有被诊断出来，这意味着大部分患者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是感染源。所以说，一个看上去和健康人没啥两样的人，也非常有可能是HIV感染者，同样具有传染性。
很多医疗机构每年或多或少都会检测到HIV阳性确诊患者，而就诊的患者中还有多少没有进行该项目检测？又有多少患者已经感染但因为窗口期等其他原因没有被检测到呢？又有多少感染者隐瞒了自己的病史呢？据丁香园的一项调查显示，88%的患者在初诊时隐瞒了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病史，而这些患者和您有过接触吗？
1什么是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
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是指医务人员从事诊疗、护理等工作过程中意外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皮肤或者粘膜，或者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他锐器刺破皮肤，有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情况。这里的体液包括羊水、心包液、胸腔液、腹腔液、脑脊液、滑液、阴道分泌物等人体物质。
2如何预防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
（1）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应当遵照标准预防原则，对所有病人的血液、体液及被血液、体液污染的物品均视为具有传染性的病源物质，医务人员接触这些物质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记住：不仅仅是接触血源性病原体检测结果为阳性患者的血液、体液等物质时需要采取防护措施，而是所有患者！所有患者！所有患者！！
（2）医务人员接触病源物质时，应当采取以下防护措施：
☆ 进行有可能接触病人血液、体液的诊疗和护理操作时必须戴手套，操作完毕，脱去手套后立即洗手，必要时进行手消毒。医务人员手部皮肤发生破损，在进行有可能接触病人血液、体液的诊疗和护理操作时必须戴双层手套。尽管双层手套不能防止锐器伤，但是可将里层手套被穿透的风险减少6倍。缝合针上的血经过单层手套可以减少锐器表面46%-86%的血液，两层手套后血量会减少95%，从而减少经皮损伤污染的病毒载量。
同时，请记住：戴手套不能替代洗手！根据美国感染控制和流行病协会(APIC)的调查，有很多关于手套质量的可变性报道：乙烯手套（薄膜手套）有4%一63%、橡胶手套有3%-52%的不可见渗透，另一方面是使用者可能在摘手套时无意中污染了手部。也就是说戴手套不能完全屏蔽病原微生物，不能充分地保护工作人员，也不能充分防止交叉感染，摘下手套后要立即洗手。
☆在诊疗、护理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发生血液、体液飞溅到面部时，应当佩戴具有防渗透性能的口罩、防护眼镜；有可能发生血液、体液大面积飞溅或者有可能污染医务人员的身体时，还应当穿戴具有防渗透性能的隔离衣或者围裙。
值得注意的是：多份文献表明，眼部受体液暴露比例可达25-51%，而大部分液体暴露常常未被发现。仅部分体液喷溅被手术者察觉，约18%喷溅的发生有时需在显微镜下检查面罩才被发现。腹腔镜手术后的面罩上50%可检测到体液，其体液喷溅主要发生在手术结束取出Trocar并解除气腹时。普通眼镜所起的防护作用十分有限，假人模拟骨科手术喷溅发现，普通眼镜起到的防护作用与无防护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因此，进行手术或者有可能喷溅到面部的其他操作时，一定要佩戴外科口罩、防护眼镜/防护面罩。
（3）手术或者其它操作中，怀疑或确认手套被刺破，应及时对手套进行擦洗，一旦确认手术安全容许，应尽快更换手套。外科手术延长时，即使没有怀疑或确认手套被刺穿，手术人员及助理也应该定期更换手套。
（4）医务人员在进行侵袭性诊疗、护理操作过程中，要保证充足的光线，并特别注意防止被针头、缝合针、刀片等锐器刺伤或者划伤。
（5）在手术缝合时使用工具而不是用手指来牵引或握持组织。传递器械时应建立“中立区”，提倡 “免用手”技术，而不是用手直接传递。推广缝合器、组织粘合剂替代缝合针以减少手术缝合时的职业暴露。装卸载刀片时使用持针器，而不是徒手。
（6）使用后的锐器应当直接放入耐刺、防渗漏的利器盒，或者利用针头处理设备进行安全处置，也可以使用具有安全性能的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用锐器，以防刺伤。禁止将使用后的一次性针头重新套上针头套。
回套针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Gershon等的研究显示，回套针帽与锐器伤的发生率显著相关（OR=1.78，P=.016，95% CI:1.11-2.86）。因为在回套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生针头错过或刺穿针帽扎到手，以及衔接不紧的针帽从持针的手滑落等情况。而且该操作所涉及到的器具多为污染的一次性注射器，其中空芯带血的注射针头具有较大的血源性疾病传播的危险性。禁止徒手接触使用后的针头、刀片等锐器。禁止将针头随意放置在床边、治疗车顶部等，禁止将没有分离针头的注射器丢入感染性医废之中，医疗废物满3/4时一定要正确封口。
（7）提倡使用真空抽血系统，抽血时应佩戴手套。
（8）如果已知患者是HIV阳性患者，进行各项诊疗活动应从容不迫，避免因为慌张造成意外伤害。
3发生职业暴露后应如何进行局部处理？
用肥皂液和流动水清洗污染的皮肤，用生理盐水冲洗粘膜。
如有伤口，应当在伤口旁端轻轻挤压，尽可能挤出损伤处的血液，再用肥皂液和流动水进行冲洗；禁止进行伤口的局部挤压。
受伤部位的伤口冲洗后，应当用消毒液，如：75%酒精或者0.5%碘伏进行消毒，并包扎伤口；被暴露的粘膜，应当反复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
4温馨提示
在进行局部紧急处理后，医院应当在2小时内向辖区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处置机构报告，并提供相关材料，配合处置工作，包括暴露级别和程度的评估。
根据评估，如需预防用药，应当尽早开始，最好在2小时7内实施，最迟不得超过24小时；即使超过24小时，也应当实施预防性用药。
5随访时间和内容？
在暴露后的24小时内及之后的第4、8、12周和第6个月抽血复查。如服用药物，应对药物的毒性进行监控和处理。对于暴露者存在基础疾患或免疫功能低下，产生抗体延迟等特殊情况的，随访期可延长至1年。
携手抗艾，重在预防！预防艾滋病，防护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试行）》（卫医发【2004】108号）
2.《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处理程序规定》（国卫办疾控发【2015】38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S】.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
5.William R.Jarvis.《医院感染》
6.胡必杰等.医务人员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预防与控制最佳实践【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7.艾滋病诊疗指南第三版(2015版)8.Mansour AA 3rd, Even JL, Phillips S, Halpern JL., Eye protection in orthopaedic surgery.An in vitro study of various forms of eye protection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J Bone Joint Surg Am.2009 May;91(5):1050-4.doi: 10.2106/JBJS.H.00460.9.Davies CG, Khan MN, Ghauri AS, Ranaboldo CJ.,Blood and body fluid splashes during surgery--the need for eye protection and masks.,Ann R Coll Surg Engl.2007 Nov;89(8):770-2.图文编辑：小小牧童
审稿：陈文森 卢先雷
鲁公网安备370283020008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