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马英九从保钓青年到蒋经国秘书
马英九：从保钓青年到蒋经国秘书
2007-05-15 08:23:45 来源: 威海新闻网 网友评论 43 条 进入论坛
马英九在蒋经国身边一呆就是7年，前两任分别是钱复和宋楚瑜。7年来，他深得蒋经国的喜欢，被称赞为“没有缺陷的年轻人”，经常以“英九”直呼其名，对其关心的程度“像对亲子一样”。1984年6月，蒋经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马英九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
马英九任蒋经国秘书时
2003年1月15日，蒋经国去世十五周年纪念日，曾经为其 担任过6年英文秘书的马英九前去谒陵磕头。面对镜头，他眼眶泛红，强忍泪水，约有十五秒钟说不出一句话，真情流露得令人动容，也“入戏”到让几乎所有政治人物望尘莫及。这一幕，透过电视直播传到每一个家庭，再次强化了马英九温良恭俭让、有情有义的完美形象。
这就是马英九，一个长相斯文、形象健康、学识和教养一流的台湾政坛美男子。从政多年来，他的正直、清廉和彬彬有礼深植民心，这都使得他在政坛一枝独秀，很容易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民意支持。
家教甚严的“不沾锅”
在台湾娱乐化的政治生态下，马英九从未传出过任何花边新闻。他自己曾为此下过注解：“美女坐怀我还是会乱，所以惟一能做的，是不给任何美女有坐怀的机会。” 所以，大学任教期间，凡是女学生到研究室找他，他必然洞开门窗；从政后，凡有女FANS请他在衣服上签名，他一定会悬腕。
在媒体眼里，马英九似乎永远是“温良恭俭让”，一派谦谦君子形象，甚至已经引不起无孔不入的“狗仔队”任何兴趣。因为很难从生活作风上找到什么缺点，政敌们只能用“不沾锅”来给他扣帽子。
这其实跟他家教甚严有关，从小马英九就被教养成一个几近“零缺点”的完人。
马英九出生于1950年7月13日，祖籍湖南衡山，从小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父亲马鹤凌是资深国民党员。
父亲常以湖南名人曾国藩家书中的两句话训勉他：“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根据这些说辞，马鹤凌定下了培养儿子的目标——弘毅之士。1994年，马英九积极查贿、扫黑，当时有黑道扬言对他下手。家人都劝他放弃，唯独马鹤凌坚决支持，他说：“文天祥和郑成功只活了39岁，英九已经多活了5年了。诸葛亮死时54岁，英九也只差10岁。”
从保钓青年到蒋经国秘书
1967年，念高三的马英九遵从父亲的嘱咐，从甲组(理工)转丁组(法政)，从此走上了法律和政治的道路。次年他考上台湾大学法律系后，便开始崭露头角，先是担任大专军训集训班宣誓代表，接受时任“国防部长”蒋经国的“授枪”，这是马英九第一次与蒋经国接触，令蒋印象深刻。集训结束后，马英九回到台大，旋即担任学生代联会秘书长，这被认为是国民党计划培植他成为学生领袖的信号。
这一推测在1971年的保钓运动中得到了印证。
那一年，马英九作为学生领袖获邀访美70天，在此期间，目睹了美国华人群情激奋的“保钓”抗议示威活动。回到台湾后，马英九和其他台大学生到美、日驻台“领事馆”抗议，宣读并递交了抗议书，一路上高喊“日本无理，美国荒谬”的口号。可以说，“保钓”的经历成就了后来的马英九。1974年2月，当年参与“保钓运动”的学生领袖都取得了国民党中山学术奖学金，转赴美国深造。
在美留学期间，马英九加入了亲国民党的“保钓”运动学生组织，并在其机关刊物《波士顿通讯》任两年主编、三年主笔，由此逐渐引起国竦持醒氲淖⒁狻?p> 1981年9月，从哈佛获博士学位半年后，马英九就成为“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蒋经国英文秘书，从此官运亨通。
马英九在蒋经国身边一呆就是7年，前两任分别是钱复和宋楚瑜。7年来，他深得蒋经国的喜欢，被称赞为“没有缺陷的年轻人”，经常以“英九”直呼其名，对其关心的程度“像对亲子一样”。1984年6月，蒋经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马英九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负责推动“政党外交”。在国民党论资排辈的传统体制中，马英九以34岁即跃居要职，超越钱复、宋楚瑜等人，的确极不寻常。
一波三折从政路
1993年，马英九出任“法务部长”一职后，这个一直未能真正发挥实权的职位在他到来之后立即热了起来。任职三年间，马英九雷厉风行，肃贪、查贿、扫黑、反毒，共起诉七千五百多人，其中有将近四百人具有“民意代表”身份。一连串的查贿行动大快人心，民调中高达八成八的民众对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表示满意。
但因查贿得罪了太多权贵，三年后，他被调任位高权虚的“政务委员”。此后，马英九的从政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再没有像过去那么顺利过。
“政务委员”做了不到一年，台湾发生震惊中外的白晓燕绑架案，引爆了民众强烈不满，要求内阁下台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官方没有表态前，马英九率先辞官，并宣布放弃参加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
后来，在父亲的劝说下，马英九复出参选，打败了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陈水扁而当选。这时，两人就留下了不解的心结，2000年意外当选台湾“总统”后，陈水扁更是“逢马必反”。同时跟马英九交恶的还有李登辉和宋楚瑜，在这一点上，他远远不如手腕灵活的对手王金平。
但是在大本营台北市，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却是王金平所不能比拟的，执政7年，他所显现出来的柔性魄力得到市民异口同声的称赞。面对拆迁问题，他注重沟通和补贴，拆迁时间一定选在长假，先跟附近商家住户道歉，迅速拆完后，派人去送糖果慰问，请清洁队打扫附近场地。为独居老人配置救命呼叫手表，只要按下按钮，立刻会有救护人员抵达；在璩美凤的光碟事件前后，全岛人人自危，马英九要求台北市相关部门草拟自治条例，要求公厕管理单位负起反偷拍侦测之责。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英九的很多优点往往也是他政治上的最大缺点，因为过于洁身自好而没有太多朋友的他就算能够成功当选，未来之路也注定要比过去走得更加艰难。
第二篇：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by马英九
歷久彌新的身影——蔣經國
● 馬英九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經國先生病情突然惡化，吐血而去，舉國震驚。英九當時在總統府第一局工作，忙著準備安定政局、治喪及新總統繼任等幕僚作業，無暇傷心難過，直到午夜時分，公事暫告一段落，我癱坐在椅上。過去六年追隨經國先生的種種才猛然湧進腦海，一時悲從中來，突然想到從沒有跟經國先生單獨合照過。
我確不曾向經國先生請求合照過，但他留給我們的早已遠遠超過一張照片，而是一幕幕珍貴的歷史景觀。於今距離那一刻已是十幾載春秋，臺灣經歷了許多變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幾度春風、黯然，唯一沒有改變的是經國先生所受到的歷史評價。十五年來，在任何一個「誰對臺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經國先生始終高居第一。臺灣人民對經國先生高度的崇敬，其實包括了懷念過去以及期望未來兩種情緒。我追隨六年，有責任對他的施政就觀察所得做一較完整的評析，以更深刻認識我們共同走過的路，從而思索今後繼續成功的途徑。
蔣經國時代
一九七二年，經國先生接任行政院長，成為國家實質掌舵人。當時內外環境艱困，但也是一個不畏艱險、無懼失敗、力爭上游、逆勢奮鬥的時代。當年，中華民國對外關係出現空前挑戰，中蘇共的武裝衝突導致美日萌生聯中共制蘇共的思維，國際戰略局勢發生根本的變化。再者，一些開發中國家，右翼軍事政權腐
化無能，使得紅色勢力繼續以理想主義革命的火種熊熊燃燒，這都使得中共的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包括取得聯合國席位，邀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與日本建交等。無論我們如何忿忿不平，一連串的斷交接踵而來，一波波的羞辱已不可免。但大環境也非毫無希望。即使台海緊張依舊，經二十年發展，臺灣已順利完成土地改革，推動了進口替代出口擴張，並實現了初期的資本累積，創造了一套能鼓勵生產並且合理分配的機制，穩住經濟，且具備更快速發展的條件；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內部也培育一批專業清廉的政務官員如嚴家淦、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前輩，以及許多經驗豐富的優秀文官。他們知識廣泛，眼光前瞻，能為國家未來二十年規劃宏偉的發展藍圖。此外，儘管中共國際地位提升，但其前景也非無限。尤其民國二○年代曾在蘇聯當過紅軍軍官的經國先生，親身經歷了史達林的大整肅，並見識到在計劃經濟下蘇聯人民一貧如洗的慘況，他比誰都清楚，文革狂熱下的大陸人民必有夢醒的一天。
第一個戰略選擇：改善人民生活
因此，他作了一個重要的戰略選擇，那就是我們與中共的競爭不在於軍力大小或邦交國多寡，而在於生活方式的良窳：誰能改善人民生活並開創發展典範，誰就能在全體中國人以及全世界中，證明自己存在的正當性。這 場競爭，如果輸了，我們將淪為負面的歷史記憶；贏了，將扭轉大局，反敗為勝。手中的資源既有限，就應集中在我們能主動掌握的強勢領域中。依這戰略，臺灣在外交上采較低姿態，爭取長期的和平環境，以全力發展經濟。一九七三年，推動十大建設，厚植國力。這計畫預定五年完成，需大量舉債，其可行性曾遭質疑，但他堅持跨出這一步。即使遇到石油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也不曾放緩腳步。
他上山下鄉，結交民間友人，探求基層百姓甘苦；另一方面，他放手讓閣員們發揮長才，大膽制定有遠見的政策。儘管他常被視為「政治強人」，但是他的首長並非唯唯諾諾之徒。經國先生擔任總統時，身為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先生絲亳不減高瞻遠矚、獨當一面的本色，從來就不是經國先生的幕僚長。
臺灣的希望歲月
促成這種清明政風的領導風格，重點並非「強勢」，而是「正直」與「明辨是非」。也就是說，他以親民簡樸的作風為基礎，設定明確的發展目標，實踐公平正義的是 非標準。今天回頭看，整個一九七○年代是臺灣史上的希望時代，不僅物質建設飛躍進步，整個社會更是同心協力，因為在一九七○年代包含了太多人參與奉獻的共同記憶。這包括了「三冠王」凱旋歸國的狂歡，搭上國光號巴士駛上中國人第一條高速公路時的自豪感，鄭豐喜《汪洋中的一條船》的勵志人生，林懷民舞出了生命樂章，黃春明、陳映真、王拓等「鄉土文學論戰」中強烈反殖反帝的民族情感等等，而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則凸顯本土政治反對力量的隱隱胎動，為日後政治改革的催生。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這種精神元素繼續澎湃不止，揭開更新的一頁：新電影的誕生、羅大佑的黑色叛逆、龍應台的野火批判、楊憲宏的環保主張、詹宏志的出版雄圖 等等，展現了強大的生命力，讓臺灣逐漸成為全世界華人的文化中心；而從「党外公政會」的出現到民主進步党的成立，更反映出本土反對力量的進一步凝聚與升 級，臺灣政治多元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此外，林義雄母女命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命案等三大命案以及十信弊案的連續發生，再度提升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而同一時期，對外貿易大幅擴張，經濟也連續出現兩位元數字的高
成長。財經首長正以無比的決心創造高科技產業的大環境。他們奔走說服金融集團貸款給那些雄才大略卻阮囊羞澀的年輕夢想家，並相信有朝一日後者成為全球科技產業的巨人時，臺灣才能不斷邁進。
臺灣經驗與大陸改革
毫無疑問，這應屬於全體臺灣人民，並非經國先生一人之功，不過他的領導確實協助創造可貴的時代精神，讓每一個人的創造力得以釋放。我們避開了中共的外交鋒芒，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十年間在生活水準、專業經驗以及文化創新上，遠超大陸。起初，中共並沒有認識到這種消長。一九七九年元旦他們正式與美國建交，完成外交上包圍臺灣最重要的一步，接著順勢提出了「葉九條」、「一國兩制」等主張，鄧小平甚至將統一臺灣列為一九八○年代主要任務之一，以為中華民國政府不過是過去內戰中的手下敗將，靠美國人的武器和鈔票偏安一隅，只要美國人一抽腿，彷佛臺灣朝野即將驚惶失措，自動來歸。
我們可從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中，聞到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慢；不過等到中國大陸再開放多一些，更多百姓見識到臺灣的富足後，中共又急著辯說那是國民黨從大陸帶走黃金所致。直至一九八五年大陸城市經濟改革遭挫，激起知識界深刻反思時，有關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才受重視。到民國七十八年「Tian an men Square事件」前夕，一些大陸學者開始用客觀的角度研究臺灣的一切，尤其是成功經驗所反映的政治、經濟、社會理念。他們用肯定與讚美的筆觸描述蔣經國的政績，彷佛恨不得經國先生就是他們的領導，大陸或許可像臺灣一樣富足。就在這一刻，可以說臺灣贏得兩岸長期競賽的第一回，也證明了當年困局中的戰略選擇，確有遠見與智慧。
第二個戰略選擇：民主改革
除了經濟發展外，民主改革是經國先生另一個重要的政治遺產。而英九有幸站在第一線目擊部分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經國先生接受《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的訪問，我在一旁傳譯，他沉穩的告訴她：「我們準備在未來通過『國定安全法』後，解除戒嚴跟開放組黨。」
一九八七年三月有一次外賓拜會結束後，經國先生照例問我有無報告，英九就率直建議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他要我直接去見張副秘書長祖詒，張副秘書長指示我草擬一個開放探親的方案，修改後在六月四日簽呈總統。這個草案就成為後來十一月二日開放探親的藍本。
一 九八七年七月初解嚴前不久，我奉命草擬有關資深中央民代退職方案，曾兩次奉召到他的臥房報告，當時他重病纏身，躺在床上，睿智表示中華民國的法統靠這部憲法延續，因此未來國會不需要再特別設置大陸代表。後來李副總統登輝先生召集的專案小組在經國先生過世的前一天通過了這個案子，可惜他已看不到了。三周後，我帶著方案到頭寮經國先生靈前，含淚向他報告：「交辦的工作完成了！」當場泣不成聲。
這 幾項決策，對臺灣影響深遠。為何他晚年會做出如此重大的決策？尤其他早年在蘇維埃社會，並無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國後立刻投入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到了臺灣後又主持情報與政戰工作。在組織嚴密與戰爭苦難的歲月中，易塑成敵我分明的單一意識形態，無法與時俱進，如此時大權在握，極可能
拖垮國家社會，古今中外這類悲劇不知凡幾。然而經國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正在於他總是在關鍵的歷史時刻突破他家世、教育與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確而務實的決定。
未來方向：臺灣優勢的強化
儘管今天的世界、兩岸與臺灣內部的問題，與他的時代已大不相同，但國家的基本目標卻是一致的。比較這兩個時代，今天這些基本目標的達成，同時有難易之處：難在於臺灣屬民主多元社會，使得共識與行動需繁複的過程與巨大的耐心，另中國大陸全力發展市場經濟、擁有過去不具備的經濟籌碼；易在於臺灣有較高的民主准，決策與權力交接體制化，免除了失控的危險，對市場經濟嫺熟，可掌握先機。
因此，我們的因應之道仍在於避開劣勢強化優勢。這裡英九提出兩個淺見，一是內部應停止政黨惡鬥，促進良性迴圈及推動優質選舉，剷除黑金文化。二是外部應肯定並追求普世價值，認清並因應大陸轉變。
各 界建議停止政黨惡鬥的呼籲由來已久，但始終沒落實，關鍵在於當前兩大主流力量泛藍和泛綠均承載著互不相容的歷史餘緒，前者視後者為「中華民國體制的顛覆者」，後者視前者為「外來政權」，這種敵我關係的定位，等於否定對方存在的價值，極易激發原始的恨意，使政黨和解與合作永遠缺乏基礎。因此，健全政黨政治首應建立新的史觀論述，承認泛藍與泛綠共同打造「臺灣奇跡」，也須共同創造臺灣未來。這種論述成為主流見解時，才可能出現真正忠誠的執政黨與忠誠的反對黨，使得政黨競爭導入正軌，否則儘管威權政治沒有重生的土壤，但政黨長期惡鬥卻足以癱瘓政治，耗盡社會成本。
我們需要以多元、包容、理性的態度，在史觀論述與言行典範上開創新的時代精神。高雄市議長選舉賄選案上，藍綠雙方競相以壯士斷腕的魄力，整飭黨紀，並逐漸形成改選議員的共識，可說是難得一見的良性競爭，值得肯定。
經國先生過世之後，李登輝總統持續民主化道路，並獲得重大成就；不過，不能回避的是，威權的執政體制轉換成以選票取得權力的過程中，金錢作用被擴大了，不但未受到應有的控制，反有如權力之酒，越渴越飲，不但腐蝕了國家體制，更敗壞社會風氣，使得不正當手段被視為理所當然。因此，除嚴格執法外，更應降低金錢在選票上的作用，須結合有志之士，創造一種選舉模式，既乾淨又環保，且花錢不多。事實證明，這是可以做到的，二○○二年臺北市長選舉就是一例。當這樣努力成為主流時，即可成功阻斷問題源頭。
肯定並追求普世價值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的時代已經結束，「全球化」成為最新的趨勢。事實上，過去無論是何種意識形態，都宣稱具有普世意義，都必然是某種世界主義，因此全球化思想可說是人類工業化至今，付出許多代價後，為最多國家所接納，最接近人類共識的一種思想與實踐。上一世紀就開始，每年除夕午夜，電視螢幕上傳來的新年倒數畫面，無論在雪梨、臺北、東京、上海、巴黎、莫斯科或紐約，呈現的都是高樓、廣場、雷射煙火以及歡呼的年輕人群，相同表達形式的背後，就是近似的情感與心靈。
因此無論任何國家如何決定他們的全球化腳步，基本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以及個人價值受到充分尊重。從宏觀而言，臺灣內部建設與發展正在呼應這樣 的潮流，並努力取得領先的地位。這應是我們處理臺灣與大陸關係，以及臺灣與世界關係的基本理念。
認清並因應大陸轉變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客觀中肯看待中國大陸的變化。如今中共的發展理論和政策，轉變成在民族主義意志中進行務實的經濟建設，我們不應回避這兩者結合所能產生的巨大力量，有此理解，是因為我們走過類似的路。但我們也不必抱莫名的恐懼，臺灣經濟的延續發展與全球化的過程中，無論就歷史和地理而言，都不可能跳過中 國大陸，因為這意味著不但拒絕大陸的市場和資金，也拒絕全世界能夠經過臺灣進入大陸的資金，而這兩者正在形成亞洲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如果切斷這一大塊，我們將面對一方面無法控制台灣資金繼續流向大陸，一方面又同時拒絕大陸資金以及經過臺灣流向大陸的海外資金的困局。這樣的結構一旦成形，不但使得臺灣的經濟成長受限，更危險的是，由於利基縮小，越來越多的菁英將無法在臺灣獲得發揮長才的空間，使得中共得以展開雙手。
此時，任何刻意醜化這些菁英的言論，只會因激起反感而加速他們的出走。有人辯稱，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與中國大陸有著充分的經貿交流卻仍不免衰退。對此應該反問，如果這些地方不與中國大陸交流，他們的經濟會更好還是更壞？
事實上，這些地方的政府在規劃振興經濟之道時，沒有人認為應該切斷或緊縮與大陸的交流，相反的，他們都在認真計畫如何放寬雙方在人員、商品、技術、資金往來中的限制，以開拓更多的大陸業務，沒有一個認真的政府官員或經濟學
者會有切割或封鎖的念頭。難道我們奮鬥十二年才加入WTO，不正在大力鼓吹各會員國消除經貿壁壘嗎？
儘管如此，兩岸擴大交流確實會促成雙方人民的利益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其政治態度，這是對臺灣民主信仰的真正考驗。如果我們的民主政治是貨真價實而且具有典範力量的，那麼我們將沒有任何懼怕的理由。中共或許可以動用國家機器壓迫臺灣人民服從其政治利益；不過大陸人民也可以要求中共根據臺灣的民主典範來改造整個國家機器，從而削弱中共單方面發號司令的力量。因此，解除中共對臺灣軍事威脅的根本辦法不僅在於與中共討價還價，更在於改變大陸人民對臺灣的看法，幫助他們認識到對台動武是一件羞恥與不智的事情。除非我們的民主政治是半調子的，或只是另有他圖的包裝，否則沒有理由在兩岸社會之間裝設精神電網。
蔣經國精神歷久彌新
從追憶經國先生到思考臺灣未來，區分了兩個時代的傳承、演變、差異以及政策基礎所做的思辨。英九追隨經國先生六年的時間中，看見他為政的內斂、沉穩與自省，深刻體會到「高瞻遠矚」、「慎謀能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意義。經國先生生前說過許多話，但關鍵並不在於那些話的字面意思，更不在於誰跟他最近、聽到最多以及「最得到真傳」。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那個時代成功的因素，並在分析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中，取得再進步的力量。經國先生是人，不是神，我們不必把他神化。我們紀念他，是懷念那一個滿懷希望的時代，那個時代畢竟已經遠去，但是時代的精神卻長存。後繼者應有效法他的雄心，臺灣才能更上一層樓。
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第三篇：如何完成从应届毕业生到优秀秘书的蜕变
如何完成从应届毕业生到优秀秘书的蜕变
周祖武
近几看来，一大批应届毕业生从学校出来，走上办公室工作岗位。在角色转变中，很多新人常会感到迷茫、彷徨、无助与失落。有鉴于此，本人文拟从办公室秘书工作的素质要求出发，谈谈如何完成从应届毕业生到优秀秘书的蜕变，以期对应届毕业生或者刚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有所裨益。
一、锤炼政治道德品质，夯实立身之本
古人把立德、立言、立功称为“三不朽”，立德是第一位的。秘书深居“幕后”，居于从属地位，注定是一项笔墨相随、文字为伴的“三苦”工作：“身苦”，值班多、加班多、熬夜多，不少人经常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心苦”，经常要承受相当大的心理压力；“清苦”，与很多单位和部门相比，秘书的福利待遇相对比较低。为此，要完成从应届毕业生到优秀秘书的蜕变，必须锤炼自己的政治道德品质，夯实立身之本。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寂寞，耐得住辛苦，忍得住清苦，经得起失落，受得住委屈，抗得住诱惑，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自觉服从和服务于领导和组织的整体利益。为此，一要端正人品，树政治意识。秘书作为领导身边的参谋助手，如果人品不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比其他机关工作人员要大得多。这就要求秘书加强人品塑造、树政治意识。要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政治观点，严格的政治纪律，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维护党的团结；要忠于人民群众，在反映情民意上，在辅助领导参政设谋上，多提建议；关注民生，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把作文、做事与做人有机结合起来。二要甘于奉献，强作风意识。要时刻清醒地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和服务宗旨，爱岗敬业，甘于幕后、默默奉献、勤勤恳恳、恪尽职守、求真务实，为领导分忧，为群众解难，脚踏实地于平凡岗位，执著于自己的事业。对自己要常怀感恩之心，对职位常怀平常之心，对自己常怀勉励之心。在工作中，不断陶冶自己的高尚情操，培育自己的高尚人格，孕育自己的高尚品味。三要敢于担当，有责任意识。秘书对上承受着领导的关怀和信任，肩负着指导落实的责任，对下关系到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承载着基层群众的期望和寄托。在工作中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承担责任，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二、增强业务本领，筑牢服务之基
过硬的业务能力是秘书服务的根基。秘书“身在兵位，胸为帅谋”，张口能说，说得明明白白，切中要害；提笔能写，写得言简意赅、条理清晰；遇事能想，想得周全细致、深谋远虑；事情能办，办得稳稳妥妥、让人放心。要完成从应届毕业生到优秀秘书的蜕变，必须着务培养自己政治家的视野，设计师的头脑，战略家的风范。一要善学。秘书工作涉及面很广，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不仅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政治理论学习，也要加强法律、经管、文秘等业务知识学习；不仅要懂得国情、省情，也要懂得区情、单位情；不仅笔杆子要“硬”，也要嘴皮子“溜”，这就需要秘书善于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从群众中学，在实践中经受锻炼、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全面提高自身业务本领。二要善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注意勤思敏想，学会给自己多制造几个问号。遇事多动脑，主动发现问题。下基层搞调研，不但要善于发现亮点，捕捉亮点，探求亮在保处，也要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养自己的思维敏锐性。三要善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秘书要学会办文、办会和办事，要乐于做小事，善于谋大事，精于办实事，善于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业务本领。要想大事、谋全局，当好参谋助手；全方位、有深度，当好信息员；通上下、联左右，巧做协调员；严要求、细规范，甘当服务员。
三、培育创新精神，铸就工作之魂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是一名优秀秘书的工作之魂，要完成从应届毕业生到优秀秘书的蜕变，必须培育自己的创新精神，激发工作的动力源泉。一是要由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秘书在工作性质上具有被动性，其工作从属于、服务于领导工作，如果一味的被动应对，将丧失积极主动性，最终将无法适应和满足领导工作需要。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秘书，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累经验，掌握规律，处其事、敬其业，正确处理工作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关系，主动领会领导意图，能动超前地综合辅助领导工作，做到领导未谋有所思，领导未示有所行。二是要由内向型服务转变为开放型服务。要跳出单位或部门想服务，走出办公室抓协调，发挥收集处理信息多、阅读文件领会政策早、综合协调活动参加勤、接触各方面人员广的优势，加强对外联系、对外协调和对外服务，多深入基层，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符合实际，具有操作性、指导性意见和建议。三是要由复制型服务转变为创新型服务。秘书服从领导，并不意味着要盲从和屈从领导，也并不意味着完全要复制领导指示，要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惟领导是听，不惟“本本”是从，能正确处理领导授意与授权的关系、交待与交办的关系、参与与干预的关系，做到工作进位不脱位、思维补位不缺位、参谋到位不越位。
第四篇：从惊蛰到惊蛰
从惊蛰到惊蛰，从东邪到西毒
是因为什么对《东邪西毒》这部电影一直很觊觎呢？似乎是高一时某一次的写作活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人用的那么一句话：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遗忘。瞬间被这一句话所折服，后来慢慢知晓出处后，便一直都很期待能完整地看完它。可惜兵荒马乱的高三生活让人变得手足无措，便一直搁浅着。
今天终于点开pps端着一杯白开水坐在电脑前。沉下心气来慢慢品味。
“今年玉黄临太岁，到处都有旱灾，有旱灾的地方一定有麻烦，有麻烦那我就有生意，我叫欧阳峰，我的职业是替人解决麻烦，就是帮助别人解除烦恼。”这是通篇电影的第一句台词。说真的关于欧阳峰这个名字，我的印象还停留在黑白电视时期，小小的自己窝在爷爷怀里吃着吸引力远比电视要大得多的葡萄干。对电视里演绎着的爱恨情仇只是灌了个耳音而已。
《射雕英雄传》后来被各种人马翻拍了不止一两遍。而渐渐长大的我，也终于萌发了关于武侠，关于江湖的憧憬。但是往往年轻的小女孩会被帅气的郭靖，调皮机灵的黄蓉所吸引。提及黄药师，欧阳峰，洪七公，最多也只能在脑海中呈现这样几个类似于苛刻的老爸，奇怪的霸主，以及黄蓉的乞丐师傅之类的词语，便再无其他。
电影由旷远的大漠拉开序幕，落魄的侠客，或许用侠客这个词来形容欧阳峰有太多的的不贴切。他身上有种侠客的助人为乐的自觉，却同时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现在房地产商的奸诈狡猾和无条件的利己状态。
往往能够同时拥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的人不是被别人狠狠地伤过就是狠狠地伤过别人。令人意外的是欧阳锋居然是前者。
喜欢的女子最后因为自己从未说过喜欢负气嫁给自己的哥哥成为了自己的嫂子，这剧情似乎狗血出了某个地区的家庭伦理八点档的意味。好在王家卫并不是台湾人，往往能够在恶俗中诞生出不俗的意味来。
初六日，惊蛰。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人来找我喝酒，他的名字叫黄药师。这个人很奇怪，每次总从东边而来，这习惯已经维持了好多年。今年，他给我带了一份手信。
《东邪西毒》是一部很奇特的电影，对白少的可怜而且深涩难懂，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独白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起码让我这种逻辑思维不怎么好的人清楚地理明白了故事的前因后果。一直觉得黄药师是欧阳峰的铁哥们，也是那个时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范。这么多年能够不间断的每年来找远居的兄弟喝酒的人怎可能不重情义。
但逐渐深入的剧情渐渐让我明白如果说欧阳锋是孤单的话，那黄药师便是更上一层的孤独。他是一个看似多情的浪子却在伤害完所有对他含情的人后发现自己还是对那个白驼山上的女子魂牵梦绕。
黄药师相对于欧阳峰更让我觉得值得可怜。欧阳峰孤身一人看似孤寂潦倒却拥有了黄药师根本无法企及的东西。
还记得不久前喜欢一个男生被委婉拒绝后，听到过的一句话：如果说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那么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也不值得高兴。
我想这句话用在黄药师身上是何其的应时应景。我不知道一个人要拥有怎样的胸怀才能做出为自己喜欢的女子年年去探望另一个男人的事情。
与自己的情敌称兄道弟似乎看上去让人很匪夷所思，但在也干过这样的蠢事的我似乎很明白。喜欢同样一个人说明你们之间肯定有很多的共同点，能够在情场上做敌人的人在生活中肯定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当然前提是他们都没有得到那个心仪的人。我记得高考前看过一本安如意的诗词鉴赏，书中有提及燕国的公主，也是以《东邪西毒》里描绘的形象来解释的。安如意在书中写到：慕容嫣（慕容燕）缅怀的是遥远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追思先祖在那个时代如何建设的声名赫赫的燕国。
刚看电影的时候很是为慕容嫣觉得不值，一个女子，还是曾为帝王命的女子居然喜欢上一个浪子。我想聪明如黄药师早在姑苏城外桃花树下于慕容燕把酒言欢的时候早就知晓与自己相对而饮的人是个妙龄女子吧！想想也真是可笑，往往明知道危险的东西，却偏偏要去触碰，沉沦后又在怨天尤人。就这么轻易的掉入黄药师根本无心便布下的天罗地网中的慕容燕换回女服一番装扮，满心期许地于挑花树下等待的时候，我不可回避地觉得心疼。这世间，傻的女人总比聪明的男人要多的可怕。
黄药师因为自己的得不到伤害了很多得不到的女子，她们或愤怒，或失望，或绝望。如果说欧阳峰身上背的情债还有一丝关于情爱的璇旎的话，黄药师身上背负的情债就只剩下绝望和绝望重生后的释然了。
记得原来看香港警匪片或者赌圣的时候，只要周润发一出场，总觉得他身边的一众人等都自动沦为了配角，比如说梁朝伟。但是在《东邪西毒》里梁朝伟却成就了一个让我觉得主角都黯然失色的配角。如果说《东邪西毒》中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的话，那梁朝伟扮演的盲人剑客肯定是当之无愧的首选。
他和黄药师都有一个共同点这让一个浪子和一个专情致死的人居然有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重合。那就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宽容。一个男人能够容忍自己的妻子心中有另外的男人，面对情敌自己无发手刃，看过一些人的影评说梁朝伟饰演的剑客身上有一种懦弱和没有止境的容忍，最终导致了他惨死那帮马客的刀下。我却认为不然，年近三十，双眼随着年龄逐渐失去世界的光明，这样的剑客本该是无所牵挂，即使死去都应该犹如一抔黄土，随风飘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不会被人指责懦弱，但这样的剑客还会被王家卫写进这样一部人人有故事的电影里吗？结果可想而知。
只有懂得原谅的爱才是最深刻的，只有最深刻的爱才能超越生死。我不知道剑客最后有没有回到那片没有桃花的地方看桃花。只能在他短暂的生命结束后淡淡地叹一声，那个名为桃花的女人错过了这世间最深刻的爱情。
如果说《东邪西毒》中唯一一个具有温情意味的角色的话我会首推洪七。在他身上我好像看到了曾今的自己。对于未知的世界充满向往，那种仗剑走天涯，只身打天下的情怀似乎是每个向往江湖的年轻人的写照。
“不值得！但是我觉得痛快，这才是我自己。本来我应该没事，但是我的刀没以前快。我以前快是因为我直接，认为对就去做，从来不会想什么代价。” 这是让我瞬间爱上这个后来成为一代乞丐大王的角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洪七的世界里，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钱和鸡蛋没什么区别。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简单自然。而对洪七有知遇之恩的欧阳峰身上缺少的。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人最终也只能背道而驰的原因，好在故事的最后这两人是死在彼此手中的。这也许是众多遗憾中的庆幸。
我们不能指望谁去改变谁，江湖中的人都身不由己，却都有自己的坚持。或正确，或偏执，但都是自己的选择。
最后，要说的便是那个集万千宠爱的女子，欧阳峰的嫂子，这个女子幸运的不像话，在最美丽的年华遇见了自己最喜爱的人。在自己孤单一人的时候又遇到了黄药师这样的蓝颜知己。相较于因为不可得所以崩溃的慕容嫣，因为不可得所以失去世间最爱的剑客妻子。她真是幸运的过分。
“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啊！”
还是那句话，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是何其可悲。但是仔细揣摩了这样一个女子后，才发现更可悲的是，自己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却因为那年少的一时负气，亲手断送了自己的爱恋。
“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以后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说这有多开心。” 如果能忘记，那该有多开心。可是只能是如果不是么？
“当人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只有不再忘记。” 我想这也是她最后将那坛“醉生梦死”托黄药师交给欧阳峰的用意。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忘记，不再伤怀不再遗憾。
但她却忘了你越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你反而记得清楚。
《东邪西毒》中没有赢者，只有成长。纠缠后的释怀；伤怀过的逃避；绝望后的淡漠。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向着曾今预计的方向发展，却都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不再忘记。” 又是一年惊蛰，桃花又开了。
王璐 2015/2/20
第五篇：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
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汤兆云
【专题名称】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专 题 号】C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百年潮》(京)2007年5期第23～27页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由于多年战乱，旧中国一直没有能够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因此中国人口一直未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从1912年以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的统计数值多达几十个，范围从4亿到4.8亿不等，而4.5亿则是流传最广、接受程度最高的估计值。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着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实践还难以提出一项明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由于人口迅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具有滞后效应性质，并不及时在社会经济中反映出来；相反，由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表面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观点的正确性。于是，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思想，成为该时期关于人口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舆论所传播。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自然不会产生限制人口增长和节制生育的决策意识；相反，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健康的角度出发，颁布的限制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等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执行着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按照这一规定，不仅打胎的条件苛刻，申请打胎的手续也极为严格繁琐。除非关系到孕妇生命健康和儿童抚育，否则禁止非法打胎。在打胎以前必须经孕妇丈夫同意并签字。打胎者，或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申请批准，或由机关首长批准。属中央所属单位的，须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审核批准；军事范围的由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审核批准。
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除了医学上需要外，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个以上，其中至少1个年逾10岁，如再生产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
对于避孕药具的生产、出售，有关部门也有严格的管理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又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上述规定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是，这些规定以及用法律的力量惩罚违反者的表示，使广大健康的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同时，该时期关于人口节
育的规定直接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
1953年，为配合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各级代表的选举，也为制定“一五”计划提供数据，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翌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公报：1953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
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远远超过毛泽东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上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庞大而激增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此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感到住房日益紧张，青少年升学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龄妇女的避孕要求变得强烈起来。政府领导人也感受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挑战和压力。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人口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有困难，这么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虽然周恩来是在肯定“人多是优点”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但这也表明了中央高层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邓小平是最早一位支持群众进行节育的国家领导人。1953年8月，他对卫生部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置疑，对卫生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具进口表示反对，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4年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就一些机关干部要求节育的问题写信给邓小平。她提出：“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拟订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翌日，邓小平就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指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笔者注）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3年12月，鉴于社会上关于节育问题议论较多，为了表明党中央的态度，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工作座谈会并明确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中国搞节育不会闹人口恐慌，人口增长太快困难很多，而且一下子解决不了。
在中央的催促下，1955年2月，卫生部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了过去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提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提倡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对于人工流产、绝育与一般的节育应分别处理。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地加以提倡，给予指导。人工流产或绝育应加以限制。溺婴则应禁止”。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了“提倡节制生育”的方针。同年公布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节制生育的政策扩展到广大农村。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更进一步强化了节制生育的社会舆论环境。1956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7900多万吨，几乎翻了一番，但因为人口增加了8000多万，人均粮食产量虽然也有较大增长，但相对来讲就慢得多。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于是，毛泽东关于人口的思想渐次从“人多是好事”向节制人口的思想转变，并一度提出了“计划
生育”的观点。1957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计划生育，要公开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育工作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节育政策的制定和落实。1957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议因节育施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的职工按劳保条例给予经济照顾，同年10月国务院予以确认。
“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正当我国人口控制工作逐渐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之时，1957年夏，在整风“鸣放”高潮中突然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以及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止了这一工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之中。1957年2月，他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还表示赞赏；但不久他就提出“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红旗》杂志文章《大踏步前进的九年》据此说：“解放了的人，作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的能动性究竟有多大，决不是反动阶级的头脑能够设想的。”“而当人民挣脱了重重枷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人民群众成了土地和机器的主人，从被迫劳动变成自觉劳动，人口众多就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更迅速发展的极重要因素。”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陈伯达、康生的发难把批判马寅初及“新人口论”运动公开化。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康生在北大作报告时当面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马家”，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家”。同年5月9日，《光明日报》开辟专栏批判文章。下半年，北京大学校刊和学报发表了18篇批判文章。同一时期，参加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多达200余人，他们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纸发表了58篇批判性文章。这些批判文章给“新人口论”冠以三顶“大帽”：说它是马尔萨斯主义，否认“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说它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会出现多余人口的；说他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等。这一时期，一些同意马寅初“新人口论”观点的人，如著名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等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风云再起。由于马寅初一直拒绝做检查，康生非常恼火。他要求北京大学从政治上批臭马寅初，然后将他调离。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京大学校园里贴了数千张大字报，还有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燕南园36号马寅初的住宅。北京大学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开了三次，还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同一时期，全国各大报刊再次发表大量文章，批判“新人口论”，并且说马寅初是“假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1959—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扰，粮食严重短缺，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之后的补偿性生育，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比上年增长了23.21个千分点。1963、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面对人口与粮食的尖锐矛盾及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1962年2月7日，周恩来首先再次提出要“节制生育”。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很明显，处在实际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国务院总理，在实践工作中已经感受到了庞大人口及人口快速增长的沉重压力。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示》认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强调为“既定的政策”，说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对实施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这在新中国人口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63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节制生育问题作出指示。1963年2月，周恩来强调：晚婚和节制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虽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是长处中也有麻烦；要节制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回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避孕药品。”1965年8月，毛泽东对卫生部负责人说：“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督促下，1963年10月，卫生部对不利于节制生育的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规定进行了修改：今后职工做节育和结扎手术，一律免费，并且给以短期休养时间，工资照发；居民做节育和结扎手术的费用，可以酌情减免。同时政府还大力提倡晚婚，并做出限制早婚的全国性统一规定。
为了使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落到实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开始组建。1964年，国务院成立由国务院秘书长任主任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期，各省、地市级计划生育组织机构也开始组建。
计划生育专门机构的设立，活跃和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1964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育技术工作经验交流会；1965年2月，国务院在实行“晚稀少”生育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山东省文登县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同年7月，国家计生委在天津市召开了计划生育座谈会，介绍天津市的经验。
节制生育实际工作的开展，又使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运动中中止的有关节育的宣传活动悄然兴起。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请医学专家编写出版有关计划生育的通俗读物，报刊杂志又重新开始宣传计划生育工作。1964年，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怎样计划生育》的科教片并在全国发行。
“人口非控制不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人口政策及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夕，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在社会上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实施节制生育政策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1968年8月，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领导。
于是，在**的年代里，我国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1966—1970年的5年间，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人口出生率均在33‟以上，自然增长率在2‟左右，全国净增人口将近1亿。1969年，我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1970年达到82992万人。人口无节制的快速增长使当时已经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的贫困化进程难以遏制，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多大提高，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点放松，青年结婚的早了，孩子生得多了，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很多。凡是人口多的省、市要特别注意计划生育，劳动力多了是好事，但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好。”同年6月，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又说：“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避孕药免费供应，又不要造成浪费。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1973年8月，他再次强调：“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知识青年，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对计划生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70年12月，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明确表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满意。他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个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子，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他接着说，“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1975年2月，他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计划生育的指示，1971年7月，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发展计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相适应，于是，“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自然地被确定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为此，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指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就低的，如上海全市已降到9.01‟，则不应回升。”1973年，国家计委把国务院提出的人口计划指标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
国务院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具体指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由节制生育向有计划生育的过渡，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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