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之我见

第一篇：香港问题之我见

团结统一促长远

------香港问题之我见

“我好比凤阁阶前守夜的黄豹，母亲呀，我身份虽微，地位险要······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是香港的呼唤，这是孩子对母亲的呼唤！1925年3月闻一多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中，香港，作为七子之一，通过歌曲的传唱将回归的心声洒向神州大地。

香港，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遭到迎头棒喝，战争失败，英国政府通过武力的方式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56年，英国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北 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南部割让出去，1898年，英国又与晚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它一系列租约，将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租借出去，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又开始了内战，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向英国政府取回公道。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新界租约问题，英国政府曾多次要求续约，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因为中国的立场是，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等时机成熟时，通过和平协商，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步骤，收回香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收回香港，于是，关于香港问题的和平谈判提上了日程，经过中英双方两年二十二轮慎重和耐心的谈判，终于解决了这个历史问题，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分别在《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按照《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到那时，中国将执行一国两制的原则，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历经坎坷，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祖**亲的怀抱。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全国人民都在欢呼，激烈跳动的心脏宣扬着心中的无限喜悦。是的，领土问题决不妥协，孩子终将回到母亲的怀抱。

之后的香港，沐浴在“一国两制”和煦春风之下，迎来一个有一个的机遇，得到不断的发展。充足的自治权利，宽裕的社会环境，丰富的历史经验成为香港繁荣富裕的雄厚资本。然而，就是这样的令世人所看好的香港，竟然因为“抗议示威”的“占中”世间而再一次和世人见面。

“占中”即“占领中环”，全称“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或“占中”。“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

近年来，“占领”运动在各国都有出现，已经成为一种街头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部分公众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表现出更强的对抗性。这类“占领”活动在社会对抗情绪严重的国家经常会导致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这种通过激烈对抗表达诉求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法的，警方都有权依法处置。

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存在，在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动荡事件。纵观历史，香港在每次民主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动荡。香港民主三波带来了动荡三波。第一波动荡就是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转为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动荡。第二波动荡是在90年代，1992年以后，香港在回归之前彭定康采取比较激进政治改革，这个改革是违背了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所以这样就引起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激烈的对抗，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

不过，这一波动荡和以往两次不同，这一次的动荡里，我对香港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因为从香港第二波民主运动以来大约30多年的历史中，香港社会的主要争论都在政治问题，涉及到香港回归、基本法制度，政改争议、政权交接等，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的主要精力也都在政治问题上，然而这一次的问题却有所不同。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发生越来愈多的变化。然而，所有的官员队伍，都是保守的，都希望社会毫无变化地稳定下去，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到挑战。所以，最希望香港能够“急冻”在回归前的那一刻，保持旧有社会心态与治理模式的人，应该是港澳办、中联办的官员们。他们自然也喜欢维持“行政吸纳政治”的“政商联盟”统治。否则，新的冲击所带来的变化，不止会令香港出现不可预知的状况，也会影响他们自身在大陆官场中的升迁。面对二零一七年的政改模式，治港官员们选择零风险方案，一点都不意外。但这构成了当下“占领中环”运动的直接原因。

这次的“占中”跟以往的示威游行是不一样的，它是用违法的手段来追求他们所谓的诉求，是以牺牲其他市民合法权利为前提的。不理会他人的损失是很自私的行为，但他们却以为别人才自私，这种抗争只会带来反效果，会让民主的目标更加远离。虽然“占中”刚开始时，有一些市民会因为青年学生打头阵给予同情，但是“占中”的本质是违法的，持续的时间一长，就会很大的干扰到香港市民的生活秩序，尤其对经济会造成重大损失。

香港“占中”活动的效果是直接破坏“一国两制”政策，这就动摇了香港特区的法制根本，动摇了香港的社会制度的依存根本，动摇了香港人民的安身立命的民生根本。这样的政治骚动，不仅影响不了内地，在香港也会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惨况。

由于“占中”的不合理性，诸多香港市民和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抱怨和公开反对，吐露了希望尽快结束“占中”的诉求。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对罢课及“占中”等活动抱反对态度，被访者也认为教育界和家长应当明确反对中学生参与这类活动。比如港大校长马斐森呼吁参与“占中”的师生尽快离开示威现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向全体师生发公开信，深切期望师生冷静下来，立即撤离现场。更有不少市民和团体就“占中”影响生活和生意、耽误紧急医疗救治等提出投诉，或公开斥责。香港总商会、民主建港联盟、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也呼吁全港市民抵制“占中”，谴责策动暴力和“占中”的幕后黑手，防止暴力事件重演，认为这不但罔顾自身及公众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亦无助推进香港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此次“占中”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团结，是对国家政权的挑战，是对党的不信任，是对权力的巧取豪夺，是违背了历史潮流，违背了人民意愿的行为，是对国家统一的破坏，对国家长足发展的阻碍。一个好端端的香港，被政治野心家闹得臭不可闻

历史证明，一盘散沙是难有作为的，只有全民一心，凝成一块铁板，国家才能不被侵略，才能拥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香港，如果一味的将目光放在统治权，放在保住地位，推翻“一国两制”上，必将走向没落。只有将港人与大陆同胞的心连在一起，一起承认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由形式到内心的真正统一，才能为香港的长久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健康的环境。香港方面才能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治港、发展、繁荣之上，才能将香港建设的更加美好，走向更加长远，更加辉煌的未来。

第二篇：香港大学管理模式之我见

文章标题：香港大学管理模式之我见

香港的高校基本实行学生自主管理模式，支持学生自主完成学业和各项活动，而作为学生事务处旨在服务而非管理，只有在涉及学生的日常事务才由学生事务处负责。香港高校学生事务工作相对于内地而言,职能范围更加广泛：它不仅包括与内地基本相同的各类学生事务,而且统筹管理体育、宿舍、食堂、保健等方面的工作,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管理模式，值得内地高校学习和借鉴。

严格的规章制度

香港地区居民制度观念比较强,各种规章制度比较健全,所以高等院校也极为重视按规行事、按规治教、按规治管。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实施严格的规章制度，他们会按照各校制定的学则等规章的要求进行管理;采取主动服务和自愿参与的管理原则,即只要认为对活动和参与学生有利的事务,不论学生的需求量大小或需要多大的投入都会精心进行策划,认真组织实施,但不强求学生必须参加,完全由学生自由选择、自愿参与。学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较大,在体现按规治管环境的同时提倡大学生自由、自主、自发和自立的意识。

在活动的启动阶段，秘书处会给每一个学生和随团导师发送详细的规章制度并且要求本人签署保证书。其中包括了作为这次活动的参与者应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以及如果违反纪律会接受到的严厉处罚。例如在香港地区活动期间香港学生是不允许回家的，如有突发紧急事情必须离团，本人需要提前24小时提交书面申请给秘书处，秘书处会为此事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是否给假。一旦秘书处同意，该学生需要提交书面保证书并且在规定时间回来报到，报到时需把能够证明他离队事由的照片或者文字提交给秘书处。这个看似很复杂的程序对纪律涣散的学生打了一针镇静剂，由于每个日程都安排得紧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团队活动的工作效率。

香港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有章可循，使得他们的工作效率事半功倍，严格的规章制度是保持学校活动有序进行的前提，但香港严格的制度背后应该增加适度的灵活性，这样才能够更加人性化。

管理人员敬业、素质高

香港各高校都有一支专业化的学生工作队伍,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和学术水平,能熟练将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运用在工作中。学生事务工作者经过长期积累,逐步养成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情感,大多都能成为某一方面的学者或专家。学生事务在香港高校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学生事务工作人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爱心和奉献精神,乐于为学生服务。这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对于学生事务的工作效率和效果是一种有效的保证。

在与内地高校交流活动时，为了保证所有的情况都在活动秘书处知情范围内，秘书处会安排每日例会制度。在一天的参观活动过后，每晚的十一点左右全体的服务人员要准时在会议室开会，秘书处会详细地告知导师和协调员第二天的日程，并按照组别要求每组的导师汇报当天的行程及出现的状况，而后秘书处的人会再召集协调员开会，详细地总结一天的工作并落实好第二天的准备，而清晨五六点，所有工作人员又开始一天的繁忙行程，所以他们必须有充足的体力和忘我的工作态度。

敬业和自身素质使得香港学生事务管理者处理形形色色的事情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对于内地高校来说,通过各种鼓励措施培养出具有爱岗敬业并具有专业化水平的专兼职辅导员队伍才能够使得学生工作良性发展。

注重启发，管理方法“独特”

由于香港的学生事务管理以“服务”为导向，通常更加注重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香港的学生事务管理者往往只起指导、帮助、启发和咨询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管理者会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言行来引导、启发学生做出正确选择。他们非常看重学生的需求、意见和建议,依据学生的需要和发展来决定他们的工作方向和服务内容,当然前提是不违反总体的制度和目标。当遇到难对付的学生，他们的处理方式足以让内地教师“领教”。

我们体会到：香港的学生事务管理者管理背后的理念是尊重学生的意见和感受，不去试图改变“个别生”的行为，只要他们积极参与就算达到了活动的目的，他们强调的不是补救性的灭火功能。这种管理方式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确存在积极因素，作为“服务”机制，尊重学生的自觉意识、加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是必要的；但是同时应该指出：学生们的许多行为是需要“管理”的约束，这与香港和内地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差异有关，我们不能完全套用这样的管理模式，作为内地高校的学生事务管理，需要对学生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当前的国情下是无法取消对学生的有限管理。

香港学生事务管理者在组织大型活动中体现了他们制度化、高效率、高素质的优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香港和内地特定文化的差异，因地制宜才能够将具体的学生活动办的有秩

第三篇：问题之我见

问题之我见

学习王宝城、张洪堂同志在全市农村信用社2011工作总结会议上讲话之感想

——杨庄铺信用社 程宪敏 我社在县联社传达二位主任讲话的当晚（即2月2日）立刻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了学习和贯彻，特别是对张洪堂主任所讲的“七个为什么？”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讨论。作为一名基层信用社主任，深刻理解和明白，张洪堂主任对不良贷款压降工作的迫切心情和倍加关注，张主任的“七个为什么？”涵盖了今年来我市不良贷款处置的艰辛历程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通过深入学习、反思、套乱，对“七个为什么？”我有以下感想和体会。

一、我认为新增不良贷款持续反弹（2011年全市7.92亿）既有国家经济环境影响因素，又有我们自身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紧缩及信贷利率的三次上调，个人贷款和公司贷款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这是其一；其二，今年的经济环境不是很好，好多农产品企业的产品，不同程度受到市场波动较大影响，如蔬菜，特别是大蒜，开始看高，后来一路下滑，再如：帅潮公司主要生产汽车配件，去年整个汽车销售市场是不看好的。当然这仅仅是宏观客观原因，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内在因素，主要集中体现在信贷管理、业务发展、队伍建设、客户经理的管理、考核机制落后等问题。

二、问题都要一分为二去看待。我们强调的加强信贷管理，从源头上抓起，从贷款流程抓起，从每个业务线条抓起，必须严格执行每个环节都是对的，可以说对我我们农信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的观点：狠抓落实才是核心。如果规章制度形同虚设的话，是不起作用的，贵在坚持，坚持和落实需要强有力的权力机构在支撑，必须“狠”字当头。如果不落实执行，就坚决解除合同，“杀一儆百”，方能有成效。如此这般，这就延伸出一个人的管理问题，一个企业的兴衰优劣，其核心管理工作就是人的管理，但人的管理又是多方面的，应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是各项制度的执行者，只有加强人的管理，才能解决其根本问题。以人为本，人是第一生产力，不是随便说说的问题，必须加强人的管理，特别是信贷人员的管理。

三、解决不良贷款的前清后增的问题，不光是加强期限贷款的催收，以及对欠息户预警，更为重要的是加强落实债务贷款、借新还旧贷款、利随本清贷款的管理。首先，落实债务贷款，属多户贷一户用贷款（经信贷人员多次催要落实的贷款），实属被迫无奈之举措，这样的贷款如果说市场（大蒜）好的话，能够压缩部分本金，能够把利息归还上，这是好的，假如市场不好，也没有流动资金搞加工的，还本息就绝对是问题，还不了怎么办？我们力度再大又能如何，到期后，无所谓，依法起诉，XXXX包括担保人，到头来，申请到执行局，又能怎样？我认为这是落实债务，形成不良的主要原因。其次，借新还旧贷款。随着岗位轮换制度的贯彻和落实，信贷人员每三年交流一次，说实话，新接的贷款，他从思想上到期后，谁也不愿把第一责任人承担过来，谁都想为自己打算。也可以这样说，人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不自愿承担第一责任人。结果怎么样？办理借新还旧的好，起码不是第一责任人，只不过是管理责任人，其最终处罚结果，“不是我的责任人，我只是个管理责任人”，“谁重谁轻”的问题就显而易见。到头来，贷款只能形成不良。说到底还是管理机制的问题。假如说“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另外的不同局面。再次，利随本清贷款、应该同借新还旧贷款一起说，但两者存在更深的矛盾共同体，二者XX关系比较明显，后者是因为结息方式的不同而决定着非应计贷款的变化情况。这个问题不仅是从表面数字看，在执行起来非常有难度，这些借新还旧贷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确实因为（大蒜）市场因素较多，人为因素较少，纯属行业风险的范畴；一方面却是因为经营不善造成。很大部分的“借新还旧”贷款属于历年结转而来，今年到期而形成的。这部分贷款额度都偏高，没有十万元以内的。执行按月结息难度大，一旦收息失败，三个月后很快形成非应计贷款，处理起来特别有难度，更谈不上改变结息方式了。

四、学习先进理念和做法固然重要，但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学习别人的东西，不能照搬硬套，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要取长补短，灵活运用。说白了，必须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拿来主义要不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为重要。况且只是讲一讲、喊一喊、催一催。关键是借鉴和落实，否则，学而废之，学而无用之。我之观点，创新，借鉴，推行之。

五、违规操作屡禁不止的问题。从发展角度说是一种不应发生却又应该发生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发展的产物，也可以说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有些违规问题、屡禁不止的问题，有可能不是自愿的，或者说不是从内心的。例如：日常工作中，为了某种目标任务，或者一时疏忽。可归纳为善意类别。但明知道违规为了私利，这样的情况应该另当别论，应该从严、从重处置。我认为，合规建设不拘于形式的常抓不懈，抓出实效抓出成果，可以多设“雷区”，狠抓防预。

六、顶冒名贷款的问题一再暴露却不见底，应该说通过近几年来的不断清理日趋减少，冒名贷款从目前看来已经不见了，但顶名贷款确实存在。一方面是贷户出借贷款证的现象时有发生，虽然自己贷了，但通过实际贷后检查和催收到期逾期贷款发现，出借问题确实存在。另一方面，个别信贷人员贷前调查不到位，存有个别人钻空子的现象。前者不好控制，后者通过加强贷前调查，严格操作流程，完全可以避免。

七、吃拿卡要报的问题。近几年来，随着信用工程建设的不断推广，以及阳光信贷的不断实施，吃拿卡要报的现象基本得到好转，大多数信贷员是好的，基本上杜绝了这种不良现象。但有个别人员，由于思想上不健康，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现象，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这样的问题不难解决。

2012年2月5日

程宪敏

第四篇：“诚信”问题之我见

“诚信”问题之我见

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自我标榜的所谓的传统美德—诚信，正不断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中现出原形。在利益面前，很多人甚至撕下诚信的伪装，把诚信践踏在脚下。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只有少数人诚信缺失时，是个人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这样子，那么它就形成了社会意识，是社会的了，也就成了社会问题；如果连政府都这样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政府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象，是各种社会现象的引导者和控制者。试想，一个政府的诚信都缺失了，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会是怎样呢？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一、诚信缺失现象

从汉语的造字结构看“诚信”二字：“诚”为“言成也”，“信”为“人言也”，那是否可以理解为“诚信是人说成的呢？”假如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以下的种种现象就好理解了。

（一）个人诚信缺失现象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2007年曾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以“债务催收公告”的形式将1200余名拖欠助学贷款的违约借款人的个人信息公布于众。据悉，在该网站上，工商银行广州分行也以同样的方式贴出了催债公告，而且名单长度不亚于北京分行。

通过网站向全社会公布欠债人的个人信息，这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史上是罕见的。“催收公告”把中国社会存在的个人诚信缺失问题再次推到人们面前。在诚信的标准上，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库克先生，1857年在作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在谈到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说谎者时说，“说一个中国人‘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的俏皮话’。如果你对中国人说他在撒谎，他一点儿也不会 1

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道：‘我可不敢对阁下撒谎’。”在这种状况下，目前我国高达28.4%的助学贷款违约率就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社会诚信缺失现象

社会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企业方面。近期曝光的“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为了企业的利益，部分奶粉及鲜奶的生产厂家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三聚氰胺，导致食用了该类奶粉的数以万计的婴幼儿患上了肾结石，给大量家庭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和损失。这些厂家的产品多数为免检产品，之前这些厂家生产的应该都是高质量产品，国家给他们发放免检证书也是出于对他们工作的肯定与奖励，但为什么会查出这种问题呢？归根结底就是诚信问题。为了企业的短期利益，他们忽略了企业发展的根本——质量与诚信，同时也忽略了使用者的利益，打着“国家免检产品”的牌子，大肆弄虚作假。这是被查出来的，那还有多少未被查出的国家免检企业仍然在生产伪劣产品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三）政府诚信缺失现象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里有这样一个例子：“象报纸里说的：不得了啦，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了一个事实，虽然吵得一塌糊涂，一旦决定了之后，全国上下却是同一个方向。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这就是诚信问题，明显的阳奉阴违。

前几年出台的一个“高薪保廉”的政策，公务员的收入提高了，但廉政建设又怎么样了？只不过是抬高了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门槛罢了，以前“走后门”收五千，现在可要收一万甚至更多了。

再看看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出台的所谓的“阳光采购招标”的政策，通过该政策采购的药品、医疗耗材、医疗器械、办公用品等真的便宜了吗？老百姓在这个政策里得到多少实惠了？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解决了吗？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的“周老虎事件”。当地政府为了扩大知名度、扩大影响，不惜愚弄百姓，居然串通起来制造假新闻。

此类事件可谓数不胜数，有哪一件不是因为政府诚信缺失、政府工作人员阳奉阴违、政府不作为所导致的？

二、诚信缺失的影响

诚信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缺失的危害小则影响个人的正常社会生活，大则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国家的生死存亡。

（一）个人诚信缺失的影响

个人诚信缺失，是个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堕落转变的必然结果。

个人诚信缺失，只谈谈其在社会交往中会受到什么影响就可以推断出其在社会生活中会遇到什么困难。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牺牲他人、社会乃至国家的利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是个人诚信缺失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是孤独的，无助的，空虚的，更多的是无奈的。没有朋友可以交流，每个人都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撒了第一个谎，就要编一百个谎来圆第一个谎”，到处都充斥着谎言，可见个人诚信缺失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二）社会诚信缺失影响

社会诚信缺失，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生命健康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人是在特定的社会团体中生存的，必须互相协作才能完成人在社会团体中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活动。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商品交换。伪劣假冒产品漫天飞，小到一粒米，大到一栋房，都有可能是假冒伪劣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何以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又何以顺利进行呢？

（三）政府诚信缺失的影响

国家政府作为社会活动的引导者和控制者，其诚信缺失的后果是 可想而知的，他所影响的是国计民生、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政府诚信缺失，首先将滋生腐败；其次将导致政令无法推行；最后将导致民心丧失。以上三点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如果不

能及时有效的得到解决，日积月累，最终将如“千里之堤，毁于蝼蚁”一般，走向亡党亡国的灾难。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都是这样的。

三、改变诚信缺失局面的举措

诚信，是人与人交往的根本道德规范，是各种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同样也可以说是立国之本。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因此才会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三个代表”等党的重要理论思想，也才有了“构建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重要提法，并希望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改变诚信缺失的局面。

（一）建立诚信的统一标准

鲁迅先生说过：“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诚信的标准也是如此。当大多数人都认为目前诚信的准则是公众所遵循的，那么，这个准则就是诚信的标准了，即使这个准则是错误的，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所以，有必要根据社会行为道德规范建立一个适合于全民、全国的诚信标准，并通过一定的程序固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当然，也不能说目前的诚信标准就是错误的，是不可行的，只能说目前的诚信标准还不完善，约束力度不够，才导致了部分人员有机可乘，使民众觉得诚信缺失。

（二）加强全民素质教育，提高民众诚信意识

据报道说，在清华大学，把履行还贷约定作为诚信教育内容之一，从2002年起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严谨为学，诚信为人”的主题教育，加强学风建设和学生诚信教育。学校领导与银行负责人等直接与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学生进行座谈。学校通过座谈会的形式，鼓励经济困难学生正确对待贫困，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刻苦学习，学成后积极回报社会。同时对贷款学生讲清楚违约对学校、个人、他人声誉造成的影响以及严重后果。尽管清华大学做了一件“可歌可颂”的事情，但本该在幼儿园和小学就设立的“诚信”教育课，今天被拿来在我国如此著名的学府和那些被称为中国未来的精英分子中开展，让人不免有点“晚矣”的慨叹。但晚归晚，毕竟是必补的一课。

目前，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关于国家“姓资姓社”的形态意识已逐渐淡化，再加上民众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受国外拜金主义影响较深，导致诚信缺失现象日益严重。所以，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民众的素质教育。2005年10月李长春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全面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同步推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拿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素质教育要从小抓起，帮助年轻一代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诚信观念，要引导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三）加强舆论监督

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的“喉舌”与监督作用，提高媒体对诚信缺失现象的暴光力度，使民众更加了解各种诚信缺失现象的内幕，通过社会舆论共同声讨诚信缺失行为，使各种诚信缺失行为无法藏身。以前，媒体对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的暴光受制于政治体制，民众对许多事件的真相都不甚了解。随着言论自由的程度不断扩大，各种诚信缺失的不良行为频频暴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不良行为仍未杜绝，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只不过当事人做得更加隐蔽，更难以被人发现了。所以，单凭舆论监督的效果是不太明显的。

（四）完善诚信管理制度，加大法律制裁力度

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建立个人信用系统。依托高度发达的电子网络，美国的个人信用系统十分完备，银行或政府担保机构一旦把拖欠者的有关情况报告给社会上的信用评级部门后，拖欠者的信用评分就会大打折扣，今后无论在就业、办信用卡、贷款买车、购房等方面，都会处处受阻。

中国是否可以参照发达资本主义关于个人信用管理上一些成功的做法，来加强对个人诚信的管理呢？答案是肯定的。建立一套完善的诚信管理制度，并通过法律手段对违规者给以严厉的制裁，改变人情大于法的社会局面，相信诚信缺失现象很快就会减少很多，甚至有可能绝迹。新加坡为什么几乎会没有小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严

厉的处罚制度。新加坡对于小偷的处罚方式是：当街鞭笞，既让小偷受到体罚，又让他的家人、亲戚、朋友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还让路人知道他的行为，以后可以提防。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去当小偷呢？

现在，中央提出要实行人性化管理，构建和谐社会，但事实却相反。举个例子：某人在快车道上违规穿越马路，结果被车撞死了。结果，为了体现所谓的和谐、人性化管理、保护弱者等等，司机成了肇事者，还要赔偿，否则别说死者家属不会放过他，就连政府也要找他的麻烦。本来，违规穿越公路，有法不依，已是诚信缺失，却偏偏成了弱者，拿自己的肉身去撞铁板，那当然是弱者了，难不成你的血肉之躯能够硬过钢铁？可见，中国的某些法律法规本身就是诚信缺失。所以，完善诚信管理制度，当然必须包括法律制度，加大对诚信缺失行为的法律制裁力度，是杜绝诚信缺失现象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个人征信系统的逐步完善，相信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也会慢慢缩小。而今天和今后被社会所昭示“诚信”有问题的人、社会团体乃至某些基层政府机构，必将自食苦果，其前途和命运是不会乐观的。

第五篇：钓鱼岛问题之我见

钓鱼岛之我见

摘要：自从2012年日本所谓购岛引起的钓鱼岛事件升温以来，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争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众所周知，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然而日本觊觎其周围丰富的资源，以及钓鱼岛的重要军事战略价值，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侵占我领土。这背后既是中日两国的博弈，同时也反映出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分析钓鱼岛背后的大国博弈，同时给出作者在处理钓鱼岛问题的个人建议。

关键词：钓鱼岛中日关系亚太地区国际关系

一、钓鱼岛事件始末

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争端可追溯到中日建交，邓小平同志在当时为顾全大局，提出“搁置争议，将钓鱼岛问题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得到了日方的支持，暂时缓解了中日建交的最大障碍。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钓鱼岛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之后，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均表现出寸土不让的势头，双方围绕钓鱼岛及附近海域进行了激烈的角逐，中方海监船与日方海上保安厅船只发生多次对峙，同时台湾海监船与日方也发生过水枪互喷的事件。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公布钓鱼岛防空识别区，以再次向国际社会强调中方在钓鱼岛问题的坚定立场。中方所公布的防空识别区与日方此前公布的钓鱼岛防空识别区有较大的重叠区域，国际普遍认为以钓鱼岛为中心的防空识别区重叠部分将在不久的未来发生更激烈的角逐。

与此同时，美国为贯彻重返亚太的战略，不顾中方反对，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借口，强行将钓鱼岛划入条约保护范围内，企图将钓鱼岛问题国际化，复杂化。这使得中、美、日三国的利益纠葛变得更加复杂。

二、对日本分析

日方坚持将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划入己方领土范围有着自以为是的理由。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其中就包括钓鱼岛。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方擅自将钓鱼岛交给美国托管。1971年，美国与日本签署《琉球归还条约》，1972年生效，钓鱼岛列屿行政权之归还包括在条约适用范围内。因此日方坚决认为钓鱼岛是日方的领土。

然而其实日方的证据都是不严密的，漏洞百出的。首先，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随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规定“把像满洲、台湾及澎湖列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参加）。其中第八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之诸小岛之内。”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其次，美方与日方所签署的《琉球归还条约》虽然讲钓鱼岛的管辖权交由日本，但是并未明确指出钓鱼岛的主权归日本所有。最后，美日双方围绕存在领土争端的岛屿签署相关条约，无视中方的存在，擅自将中国领土交由外国，是违反外交原则的，不道德的。

三、对美国的分析

外交是一门艺术，在严肃的外交环节中不可能出现任何失误。因此，任何在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中中所体现出的含糊不清均是有一定的居心所在的。美国在钓鱼岛方面的处理便是如此。1971年美国与日本签署《琉球归还条约》中故意将钓鱼岛的主权与管辖权分割，便是别有用心。首先，主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汇，任何国家都不敢随便篡改某一块领土的主权，更不会轻易将争端领土的主权随便赋予某一方。但是管辖权便有所不同，即所谓争端某一方在此地区行使管辖权，以维护地方稳定，反对恐怖主义与海盗。这其实既承认了日方对钓鱼岛的控制，同时又避免了主权这一敏感的问题。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与中国建交，中美关系日趋回暖。然而，任何国家都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因此与此同时美国十分聪明地在钓鱼岛问题上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这个炸弹将在未来引起中国与日本的大国博弈。日本是美国亚太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美国制约俄罗斯与中国的一枚棋子，自然希望日本能够通过钓鱼岛问题牵制中国的军事部署，以减小在亚太地区美国军事存在的反力。与此同时，美国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地区，这使得中国任何针对钓鱼岛的军事行动都会引起美军的介入。而且，一旦中方试图采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美国势必会联合欧盟与日本对中国展开经济等方面的制裁，最终达成制约中国发展，并且同时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

四、对中国的分析

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这一点毋庸置疑。众多历史资料均能有力证明这一点，任何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无法改变这铁一样的事实。中日关系自清末开始就非常微妙，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侵华历史严重影响着两国人民的友谊。自从2012年日本宣布政府购买钓鱼岛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嫉妒高涨，中日关系面临严峻的挑战。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两个东亚国家，两国关系是否稳定甚至关系着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自建交以来，中日双方的合作互利逐渐加深，经济合作日渐广泛，两国对彼此的经济发展均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由钓鱼岛所引发的中日关系冰川期对两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则是在所难免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强大的宏观经济调控力量，在危机中所受冲击最小，经济复苏最快。而日本恰恰在这个方面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因此，如果钓鱼岛问题引起中日双方的经济战争，在没有美国等第三方势力的干预下，中国完全有可能重创日本的经济发展。

中日海军可以算东亚地区最强大的两支海军，一旦钓鱼岛问题升温至战争状态，双方大规模开战，必然导致两败俱伤，并且有可能由此引发严重的附加伤害（经济倒退，社会动荡等）。除此之外，中国的军事力量收到重创，亚洲地区的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将因此渔翁得利。中国与几乎每一个邻国都存在领土争端，保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是谈判的筹码，因此在任何时候动武以导致硬实力受损都是不理智的。钓鱼岛地区的军事冲突可能存在，但难以引发全面战争。

五、对钓鱼岛问题的建议

中国在近两年已经在钓鱼岛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是2012年开始的海监船常态巡航，还是最近的公布防空识别区，都体现出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然而笔者认为，中国在彰显主权的行动中显示出的信心不足。首先，在钓鱼岛问题上，国际普遍认定日方为目前的实际控制方。虽然日本与韩国、俄罗斯等国均存在领土争端（日韩独岛之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但在两个争端领土处均为韩国、俄罗斯为实际控制方。除此之外，韩国总统、俄罗斯总统还多次登上争议岛屿巡视，以彰显主权，俄罗斯舰队还对北方四岛进行常态巡航。相比之下，中国在彰显主权方面显得力量不足，既没有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登岛视察，又没有军事化的舰队巡航。相反却是日方经常在钓鱼岛附近扣押我国渔民，冲撞我渔船，并且经常有议员登岛巡视。而中方的军舰、战机一旦接近钓鱼岛，日方一定会立即起飞战机进行跟踪、驱逐，中方目前为止没有一次成功地实现军队对钓鱼岛的实际巡航（基本都在距岛几十海里的距离返航）。因此，在未来如何加大彰显主权的力度，是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是否占有先机的关键。

其次，中国民间对日货的态度变化迅速。虽然在2012年中日关系最为严峻的时刻，中国民间对日货的抵触情绪非常大，日本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受阻，这将直接影响日本的经济发展。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中国民众对待日货的态度逐渐回暖，日本商品在中国的销售额基本回升至之前的水平，这说明中国民众难以自发地形成对日本经济的打击，需要在政府层面加大针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以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