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第一篇：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中国儒学发展史

1、先秦——孔孟儒学

先秦儒学即原始儒学，为诸子百家之一，战国时期与墨家并称“显学”。先秦儒学大体有两个流派：一支是孔孟儒学，强调礼制、仁政、德治、民本，在天命观上远鬼神；一支是荀子儒学，吸收法家、道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施，且糅杂黄老学说。荀子儒学被时人视作对儒学的背叛，长期被排斥在儒学之外。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秦汉——董仲舒儒学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秦不绝儒学”。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正统，但同时吸收齐鲁儒家思想。因为“焚书坑儒”，长期以来认为“秦绝儒学”，直到宋代，郑樵才正式提出“秦不绝儒学”。秦朝儒学主要集中于博士官及其弟子，民间也有秘密讲学，儒学继续发展：（1）秦博士大量设立。秦朝廷接收了六国的儒生，立博士官，博士儒生都可参与政事讨论；（2）儒家经典论著的整理与发展。三家《诗》在秦末兴起，《六经》注解多在秦代初步完成，《吕氏春秋》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3）儒家的礼仪、道德伦理得到实行。秦始皇刻碑立传、巡游封禅，都有大批儒生随行，宣传妇德伦理等儒学教化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黄老盛行，儒学有所衰落。到了汉武帝时期，汉代儒学吸收阴阳家、法家、谶纬等思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重构了一个利于统治的思想体系。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倡导“大一统”思想；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因此君主要顺应天意实行仁政，君主不仁则天降灾祸以警告；强调“三纲五常”，臣民要服从君主的统治；提出“三统”说，黑、白、赤三统循环，每

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这抛却了秦朝古板的“是古非今”理论，是对法家变法革新思想和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融合。汉代儒学的兴盛另一个体现在经学发展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对经典的解释融汇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魏晋至隋唐

汉朝中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冲击了儒学地位。魏晋崇尚玄学，唐代以道教为国教，社会思想出现尚“无”“空”的气象，而胡族血统政权的兴起，冲击了儒家的伦理纲常。

儒家衰末，唐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怎样复兴儒学的问题。魏晋以来三教合流现象，儒家也开始思考形而上的理论。

（5）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5、宋元明清——宋明理学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宋明理学，把儒家思想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节、张载、程颢、程颐）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提高到形而上的层面，概括为“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对人的自我约束与道德修养；为了理解“理”，就要“格物致知”，强调对事物本身的观察与研究。这是理学的一支，程朱理学。后来人们对外在求“理”的繁琐与约束感到不满，转而追求内心，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这是理学的另一支，阳明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王阳明。

总体说来，宋明理学对于中华传统道德的塑造发挥了很大作用，明清名士、朝鲜东林党的民族气节，即源于此。

（6）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7）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

6、明清异端

宋明理学极大禁锢了思想，尚理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发展不符。明清商品经济异常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拜金、腐败的生活对宣扬理学的卫道士是极大讽刺。儒学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整体上向先秦儒学思想上回归，反对君主专制、倡导经世致用，代表思想家李贽、顾炎武、黄宗羲。

（8）明清异端思想。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

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7、晚清民初——新儒学

（9）近代新儒学。晚清至民国初年，虽然儒学受到了西学的冲击，但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理论来解释儒家思想。尽管许多革命者自认为是新学之士，思想深层次方面还是儒学。

近现代“新儒学”，是伴随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新儒学，是指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

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没有对社会发展，尤其政治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8、新文化运动以后

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学的根基发生根本性动摇。

随着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 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9、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儒学新生

（10）当代新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重新焕发活力。尤其是近些年党大力倡导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学热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所促成的学术活跃，使”新儒学“得以恢复并获得较快速传播。”新儒学“的鼓吹者，将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和腾飞，归结于”儒学尤其是”新儒学“的复兴、发展的传播，因而受到相关国家政要的支持。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一旦得到权力杠杆的支持，便必然会得到迅速发展。游走于亚洲”四小龙“国度和地区的以”新儒家“自居的人，正是趁此机会大肆炮制、兜售其”新儒学“思想和观点，以至使其出现了一度的繁荣，而他们也被誉为新儒学的”第三代“、”第四代“代表人物。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

第二篇：简述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略论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从中国儒学发展的有五大阶段

1.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2.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3.魏晋隋唐儒、道、佛斗争与交融时代 4.宋明理学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5.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时代。

中国儒学向以内容宽广、典籍浩繁而著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学派相互交织相互牵引，或斗争或交融或显或隐此伏彼起，从而共同形成了浩瀚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产生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总是有它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事实所验证了的客观真理。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社会制度。它虽然也有一定的行政手段但主要是宣教道德与伦理。

因此中国儒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也基本上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其衰落、灭亡而相适应的，作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在政治与道德领域中的一种反映，它确有与封建社发展阶段或封建王朝之更替相重合之处，因为它的理论学说的基本内容必然要制约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不然也就不可能成其为中国儒学，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又必然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必然要受到同时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制约相互撞击 从而表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前进的特有规律。

一

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韩非曾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显学者 显赫之学也即盛极于一时的思想学说。春秋、战国之世儒家与墨家都曾经盛极一时。儒家之学孔子即为最高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之经济、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变革的实质就是在于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而这一社会变革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百家争鸣即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为适应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分别立足于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提出的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思想学说。此期各个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又都为本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如儒家前有孔子后有孟轲、荀卿道家前有老聃后有庄周、杨朱法家前有李悝、商鞅后有韩非、李斯等。由于各家之思想学说都欲干人君以用世以自己的理论观点、思想学说来改造社会。

道家也是以自己的观点干预社会人生因而其间的理论斗争亦十分激烈。由于激烈的论争相互辩难亦相互吸取从而又促使各家之思想学说均趋向成熟。学术界常言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代之最大成就就在于各个学术流派都为自身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儒学的奠基虽以孔子为主体实亦包容了先秦儒家之群体。尧、舜、文、武被奉之为儒家道术的鼻祖，而周公制订《周礼》、《仪礼》成了名副其实的儒学先驱。至孔子之时既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庞大的儒家思想体系，又删订六经为儒学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使儒学思想广为传播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

二

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儒学思想理论的确立、成熟并非一定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春秋、战国诸侯争强图霸纷纷以富国强兵为事何暇顾及于仁义、道德孔子周游列国然莫能用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孟轲亦曾到处求仕 当是之时 秦用商君富国强兵、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对于孟轲所述唐、虞、三代之德则视之为迂，儒家之思想学说虽然美妙动听然不切实用只能在野说说而已。

秦统一中国以强兵、苛法为事既以武力征战而吞灭六国，以严刑峻法而理政治民，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于咸阳，欲以强力而成其万世之业。李斯建议大焚篇籍，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后又以侯生、卢生之事将术士四百六十人坑杀于咸阳。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儒家学派遭此劫难实已陷入来绝之境地。

然而历史似乎故意捉弄世人。秦始皇以如是之精心所谋划的万世基业竟落得个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王朝。汉初儒生贾谊《过秦论》中言秦欲焚书坑儒以愚黔首，而结果却正以其仁义不施而身死国亡。秦之灭亡所给予汉王朝的统治者以重要启示儒学、仁义不能抛弃。

汉兴刘邦为解决群臣之酗酒争功就不得不起用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为恢复农业弥合战乱之疮痍先选取了黄老之道，为无事以与人民休养生息。此时亦开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要以儒术来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至孝武之世乃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这就是名著史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秦皇之灭绝儒学到汉武之儒术独尊，儒学可谓从十八层地狱上到了九重青天。由是乃开始了儒家经学的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地位。汉代的经学独尊既促使儒学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赋予了儒学以无尚的光荣与权力。治经可以免赋税，治经可以给官禄，以《易》至两千石者不乏其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两汉经学可谓盛极一时。

盛极而衰似乎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至东汉之末 一方面由外戚与宦官的激烈斗争使东汉王朝中央政权长期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而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黄巾大起义的突然爆发又大大加剧了已经无法维系的社会危机。这一历史条件本身已决定了儒家经学无法以其固有的地位而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经学发展之自身也已形成了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是烦琐注经所形成的沉重枷锁已使经学无法继续发展，思想信仰亦严重跌落，以儒学沽名钓誉者比比皆是，何能再度唤起人们对于儒学的尊崇，迫使儒学不得不进入为自身的存在而艰苦抗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三魏晋隋唐儒、道、佛的斗争与交融

此期儒学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在危机中求出路在斗争中求发展。由于这一阶段斗争较为复杂故又可以分三个方面加以叙说。

其一是儒、道之斗争东汉后期 儒家经学虽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但其余威尚在 孔子的圣人地位尚无人敢公开否定。因此解救危机的方式尚不敢公然抛弃儒学更不便公开打倒儒家经学。人们为脱开烦琐注经的危机，避开混乱污浊的社会现实，便从清淡议世入手，逐步形成了援道入儒的谈玄之风。清谈无益于治国，贵无者亦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玄不可代儒乃是现实社会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二是儒、佛的斗争佛教之传入中国始闻于西汉之末东汉则有人奉信并开始译经。由于佛与道在世界观上有明显的相通之处，故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佛教的传入与兴起实有迎就之作用。至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乃大为盛兴。佛、儒之不能相容乃其思想学说之本质使然，一个要积极入世治政，一个要出家避世修入天堂 此乃冰炭之不能同炉也。韩愈由于其激烈的反佛斗争不但丢官并且几乎丢掉了生命。儒家之思想学说正是在斗争中磨炼着自己。加之魏晋隋唐之数百年间儒学貌似停滞实在奋争。由于这一期间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思、抗争、吸取、积累才使它有可能进入新的飞跃并能重新崛起。

其三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明理学

理学亦称道学又称新儒学。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或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就在于它既以儒学为根基深深地、牢牢地植根于其中，又在理论形态、治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新的特点。

首先理学亦以承继儒家之道统而自居。其次宋儒所奉典籍亦皆儒学之经典。至于理学之所以为新，又在于它表现了与汉唐经学的不同特点，概其大要：可分三条。

一理学以性与天道为中心问题。这在先秦是孔门弟子所不可得而闻的问题，而在汉、唐又是为浩繁的经学所湮没了的问题。

其二 理学以对儒家经典之义理的阐述为其治学的基本形式与方法，它与以传注训诂为基本方法的汉代经学表现了迥然不同的特点。而这也正是汉学与宋学的根本分歧之一。

其三 理学在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历程中表现了最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先秦、汉、唐儒学大致均以社会政治人伦为基本问题，对于宇宙、天道很少论及几乎为道家所独占。大约是经历了数百年与佛、道之学的斗争，儒学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弥补自己的缺欠。吸取道、佛也好 改造佛、道也好 总之要使自身的思想学说形成为完整的理论形态。

四 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大约又是一个物极必反。宋明理学为矫汉儒烦锁注经之失 便努力以思想学说的阐释为己任。抛开经传而空说义理，久而久之，必然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顾炎武语。而矫虚之弊又在务实。明末清初,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虚崇实挽回风气 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

时至近代鸦片战争时外国的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封闭的封建中国的大门，而武昌起义之一举成功又宣告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终结。中国儒学之服务对象的主体封建政权已一朝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此，作为中国儒学之思想学说的发展，亦丧失了其基本的条件。清末儒康有为、廖平之陷入极端之畸形，实乃势数之必然。中国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事实上也进入了终结的阶段。

第三篇：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

“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总得说

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

以儒治世

“

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

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第四篇：中国航母发展史

中国的航母之梦中国人开始航母梦的时间并不算晚。早在1928年底，时任国民党海军署长的陈绍宽，便在呈文中首次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舰。这离英国人建成世界上第一艘具有全通式飞行甲板的“竞技神”号航母，仅仅10年。第一次提出建造航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一度想扩充海军。1929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军事案》指出：“吾国海防线既长，版图又大，现在海军实力微弱，……。今后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俾使国防计划归于完成。”2天后，江南造船厂自制的“咸宁”炮舰成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于“咸宁”舰成军仪式上讲演说：“要挽回国家的权利，必须建设很大的海军，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一等海军国，全在诸位将士身上。我们预计15年内就有60万吨的海军，作了世界一等海军国家。”1930年，海军部提出了一份包含航空母舰、装甲巡洋舰、潜水艇的庞大六年造舰计划(见下表)。不过事实上当时内战不断，政府的财政极度困难，这份空中楼阁式的造舰计划根本就没有执行的可能。海军六年造舰计划案1930(民国十九年)提出

建造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是大国的象征。1930年（民国十九年），中国国民党提出了第一次要建立中国航母的计划；1937，中日江阴海战惨败后，前国民党海军上将陈绍宽提出20艘航母建造的计划，可是由于各方原因都未能成功建造。2011年8月10日，中国航母平台进行出海航行试验；2011年8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海军通过改装前苏联航母“瓦良格”号的首艘中国航母平台早上10时许从海试海域回到大连，至此，我国航母平台首次出海航行试验顺利结束。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十个拥有航母的国家！

建造航母是中国几代海军人的梦想，是大国的象征，很有必要建造航母。日本军事问题专家平松茂雄在《产经新闻》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深受苏联航母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中国先后从俄罗斯购买了“基辅”、“明斯克”、“瓦良格”号等退役航母，并正式开始对航母的研发。中国将购买的“瓦良格”号航母修理好后作为练习用航母；然后根据修理经验再建造两艘排水量在4万－6万吨的中型航母，从而形成3艘航母的体制。中国计划建造两艘拥有几乎无限续航力的核动力航母，显示中国有意朝远洋积极发展。到2020年之前，中国将确立航母的运用体制，跨越“第一岛链”，从而突破只限于沿岸防卫的现况。2011年8月10日，中国航母平台进行出海航行试验。按照试验计划，航母返回后将继续在船厂进行改装和测试工作。2011年8月14日，中国首艘航母平台早上10时许从海试海域回到大连，停靠原码头，海军“88”舰也随后返港。至此，我航母平台首次出海航行试验顺利结束。

第五篇：中国玉器发展史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并不止其在矿物学上的意义。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欣赏玉器须领会十个字：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先要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和雕琢美，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

一、史前时代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诸多神秘的色彩。

二、先秦时代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彞器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进，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春秋、战国迄秦、汉时期的玉器、礼玉渐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手法普遍应用。当时，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配列玉器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关于各类组玉的组合形式与《三礼》所记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需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习俗规范等方面，探索有关组玉的种种问题。汉代玉器引人重视的，是不断有金缕、银缕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三、秦汉时代秦代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不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觿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并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环和玉盏。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的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五、宋元时代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六、明清时代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明清玉器千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明清玉器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玉器风格基本继承两汉传统，但实物流传甚少，墓葬出土数亦不多。宋、明时期，玉器制作以生活使用器皿为多，其中仿古之作十分发达。清代为玉器制作的振兴时期，当时，经济繁荣，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都已经有较大的发展。

七、结语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东汉袁康撰《越绝书》，书中记风胡子语，将人类使用的工具分为石、玉、铜、铁4个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发展的程序。当前，已有人根据考古中的玉器遗存，认为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玉器已彻底脱离石器，不仅是当时人们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而且还是人们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乃至宗教礼器的主要材料品种之一，因而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命题。当时的玉簪、玉环、玉璜、玉块一类是装饰

一般来说，大体上中国古代玉器分为三段，高古，中古，明清 所谓高古玉是指东汉以前的玉器 中古是指从魏晋到元代的玉器 明清是指明清两代乃至一部分民国玉器

但是细分，所谓高古玉，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以北方红山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再到南方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称为文化期玉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玉器大多光素，器型以礼器，兵器，用具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神玉时代，进入阶级社会，夏商周时期，玉器工艺大大进步，这时候的玉器体现的是王权，反映了阶级间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王玉时代，这时期的玉器开始出现很多礼仪用玉，佩饰用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玉，玉兵器进一步衰落，佩饰用玉更加发达，而到了汉代，除了佩饰用玉更加发达以外，几乎之前的礼仪用玉都变成了丧葬用玉

而到了魏晋时期，玉器进入中古时代，从汉代开始逐渐出现的求仙思想在玉器上开始体现，玉器的工艺题材逐渐走向世俗，到了唐宋，这一转变完成，出现大量的人物题材，动物题材的玉器，玉器不再像高古时期一样纹饰抽象，而变得世俗，写实，同时玉器成为商品，充满了市民艺术情调

到了明清时期，玉器工艺更加进步，除了纹饰的世俗性更加增强以外，一些个体比较大的陈设器也出现了，例如玉炉，玉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