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酒

第一篇：作家与酒

中外作家与酒

郁达夫:“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作为“五四”时期浪漫抒情派的中坚人物,郁达夫一生著作等身,享誉文坛。然而生逢乱世,郁达夫颇觉苦闷,终日饮酒消愁,每顿必饮黄酒一斤,有时也喝白兰地,常饮得酩酊大醉。

有一天,他一夜未归,翌日黎明,只见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踉踉跄跄地踏进了客堂。原来,郁达夫喝醉后在冰天雪地里过了一夜。于是,夫人王映霞“约法三章”,规定凡朋友请郁达夫出去喝酒吃饭,必定要负责送回,否则不让出门。起初尚有效,久而久之遂成一纸空文。为此,他曾作《钓台题壁》诗:“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鲁迅:“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

郁达夫说鲁迅:“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在鲁迅1912至1936年这25个春秋的日记中,凡有酒事每回必记,或自饮,或公宴,或朋友相招,或治馔待客„„鲁迅自谓没有酒瘾,也曾劝过朋友不要多喝酒,而且十分鄙视那些纵酒无度丑态百出之徒。他说:“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

梁实秋:“花看半开,酒饮微醺”

梁实秋应算是现代文人之中的一位“海量”级人物了。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受邀南下青岛大学,因久住而起腻烦,于是便每每呼朋唤友,三日小饮五日大饮,甚至凭着年轻气盛,结伙远征济南、南京、北京等地,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晚年时,梁实秋曾于《饮酒》一文中回忆这段往事,并感悟出饮酒之佳境应为《菜根谭》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

林语堂:“饮酒有助于人类的创作力”

与梁实秋相比,学贯中西的林语堂自愧不如,坦言道:“我的酒量不过绍兴三杯,有时只喝了一杯啤酒便会觉得头脑晕晕然。”然而他对饮酒以及酒与文学的关系却颇有研究,认为饮酒“比之别物更有所助于文学„„能有助于人类的创作力,得到极持久的效果”。

陆文夫:“君子在酒不在菜也”

当代文坛,若推选饮酒第一人,则非陆文夫莫属。他酒龄长、酒量大,有人送他个“酒仙”的雅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可以列入酒仙的行列”。

陆文夫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小说《美食家》闻名天下,其本人正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最是嗜酒如命。若问他为何如此爱酒?他会一口气说出酒的诸多好处:“酒可以解忧、助兴、催眠、解乏,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平时在家,他是有菜得饮,无菜亦得饮。其逻辑是“有菜不饮枉对佳肴;菜不够,酒来凑,君子在酒不在菜也。”据报载,前些年他又在苏州十全街开了间名为“老苏州”的茶酒楼,亦算是自给自足、以酒养酒吧。

从维熙:“名士好品酒,豪客喜饮醪”

从维熙能喝酒,也爱酒,他家的酒柜里摆满了各种酒。每有客人莅临,他总是要大显英雄本色。一次,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在欢迎中国作家的宴席上,一位日本作家想与中国同行比试一下酒量,谁知从维熙频频举杯,吓得日本作家不敢再较量下去。

从维熙说,名士好品酒,豪客喜饮醪。品酒中之真趣,谓之酒仙;喝出酒中之正气,谓之酒圣;以酒论诗以酒交友,谓之酒君子;见酒必喝又品不出酒的韵味,谓之酒徒;嗜酒如命迷失本性狂饮烂醉以致败家毁业,谓之酒鬼。此论可谓一语中的。

胡适:“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胡适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有一次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适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节酒会的会员。胡适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胡适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不开火。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其实胡适并不欣赏这些交际性的宴会,只是无法拒绝而已。

叶圣陶:“饮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味”

在叶圣陶先生90华诞时,有人向他讨教长寿秘诀。叶老的问答是喝酒,而且要少喝勤喝。他一生喝了近80年的酒,但不饮烈性白酒,且喜欢喝慢酒,以微醺为最大限度。

有一次郑振铎请他喝酒。郑振铎性格豪爽,爱喝快酒。他举杯邀叶老:“圣陶干一杯,干一杯。”叶圣陶先生不赞同,说:“慢慢喝,饮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味。”

叶圣陶先生嗜好饮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在他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我能饮,朋友中知道的人不少„„至今几乎不曾间断过。”当时叶圣陶已经80岁了。

王蒙:“饮而不贪才是真正的风流”

当有人问古稀之年的王蒙如何写起“意识流”作品时,他以四句幽默的诗答曰:“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杏花竹叶情如梦,大块文章乐未休。”

谈到酒,王蒙先生说:“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花钱买醉,且一醉方休,追求一种不清醒不正常不自觉浑浑噩噩莫之所以的精神状态呢?面对一个喝得大醉、醉的癫狂的人,我常常认为这是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但酒确实也是人类自我慰藉的一种产物,酒更是生活的一种滋味„„我以为:酒中自有真情在,饮而不贪才是真正的风流。”

倪匡和古龙是酒友，见面必喝。据说古龙酒量很大，他喝酒不是喝，是张开喉咙往里倒，直接倒进胃里。古龙去世之后，倪匡和另外一个朋友去台湾合办古龙的葬礼，因为古龙爱喝酒，葬礼举行的时候，倪匡就买了48瓶XO放在古龙身边。有人说：“酒这样放的话，你们又这么招摇，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古龙死了也不得安宁，肯定有人要偷酒的。”倪匡问：“那怎么办？”那人说，喝掉，每瓶喝一半再放下，这样就不会有人偷了。

于是，守在棺材旁边的人开始打开酒来喝。喝着喝着，前面礼堂的人们听到后面有酒喝，也跑过来喝，大概48瓶酒都打开了，喝一半就放下。倪匡喝着喝着，悲从中来，对着躺在棺材里的古龙说：“古龙，你也来喝一点。”酒还没有倒进古龙嘴里，他就从嘴里喷出两公分的血。当时在场的有三毛等很多朋友，他们见了，赶忙拿纸堵住古龙的嘴巴。倪匡那时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说：“小古龙，岂有此理，原来你没有死，你装死来吓我们。”倪匡就要上前去把古龙扶起来，两条大汉上来扭住了他的胳膊。倪匡大吼：“你们干什么？”他们说：“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碰的，尸体碰到阳气会尸变的。”说完便急急忙忙加上了棺盖。

此事不是演义，是倪匡亲口说的，事见陈远著《穿越美与不美》。想到用酒陪葬，可见倪匡真是酒仙作家古龙的哥们。

作家对酒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感。叶圣陶有三句著名的生活自白：一曰吸烟，二曰喝酒，三曰不锻炼。从维熙的生活理路几乎是叶圣陶自白的翻版：我烟吸得很凶，酒量亦属上乘，外加上一天到晚不锻炼。汪曾祺的宣言更绝决：宁舍命，不舍酒！

与道貌岸然的政治家不同，作家多是性情中人，“烂漫长醉多文辞”，杜康两杯好解忧，注定与酒为伴。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一生嗜酒如命，只要有酒，有求必应。杨葵在《我和我的作者们》中说，有一次云南省文联召集笔会，请了汪曾祺，云南作家张长托杨葵邀汪曾祺去他家做客，想求一幅字。杨葵答应了，只交代他多备酒。那天的酒局果然不出杨葵所料，汪曾祺很快微醺，话越说越慢，双眼愈来愈迷离。杨葵用眼神暗示张长赶紧拿笔墨纸砚。汪曾祺欣然起立，笔走龙蛇，酣畅淋漓。不想酒力之下，谋篇布局工作没做好，四句诗刚写到一半，纸已用掉三分之二。张长建议换张纸，脚下开始打晃的老头儿坚定地说：不用，后边写小字。字越写越小，到最后已经挤到纸的左下角，想签名都挤不出一点地方。老头儿写完，笔一掷说：回吧。这就是可爱的汪曾祺，但家人怕他喝坏了身体，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对他喝酒有了限制。汪曾祺抗议：“不让我喝酒，是破坏我的生态平衡。”程绍国在《林斤澜说》中引用过邓友梅的回忆：为了逃避家人的监督，汪曾祺早上出门买菜就偷偷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后来汪曾祺小病进了医院，医生劝他戒烟停酒，他照办了。半年多后邓友梅在一个饭局上再见到他时吓了一跳：他脸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三口两口把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邓友梅回家后就给林斤澜打电话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就傻了。”刘心武也在文章里表达过相同的意思：没喝酒的时候，汪曾祺像是一片打蔫的秋叶，两眼昏花，跟大家坐在一起，心不在焉，你向他喊话，或是答非所问，或是置若罔闻。可是，只要喝完一场好酒，他就把一腔精神提了起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寥寥数语，即可满席生风，其知识之渊博之偏门之琐细，其话语之机智之放诞之怪趣，真真令人绝倒！刘心武还举了一个例子：三伏天，北京作家应邀去四川采风，晚上汪曾祺和林斤澜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优哉游哉地饮白酒，涮毛肚肺片。酒后的汪曾祺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的，而且简直是孩童化的。尽管如此，夫人还是不通融，坚决不许喝。殊不知，不喝酒的汪曾祺还是汪曾祺吗？

曹操在《短歌行》中吟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受尽人生苦难的从维熙十分崇敬古代造酒的女酒神仪狄和男酒神杜康。他在《对镜六描》中说：“北国严冬时令，一杯烈酒进肚，手足顿暖，血撞胸膛，此种乐趣，实为神仙般的享受。”与汪曾祺喜欢慢斟细品不同，性格率真、酒量上乘的从维熙爱在酒桌上逞强争胜。据何镇邦《从维熙二三事》记载：有一次，他和从维熙一起到湖北钟祥参加公安部的一次文化研讨会，承办此次会议的当地公安部门安排了几位女警察照顾老作家，“记得照料维熙的‘警花’姓梁，人们称她为‘梁大侠’，她的酒量惊人”。大概会议的组织者早已打听到从维熙善饮，故特意安排一位酒量大的女警察照料他。这位“梁大侠”每餐频频劝酒，劝得从维熙顿顿开怀痛饮，都达到微醺的地步。“到钟祥后的第三天，见不到梁大侠的影子，当地公安部门的同志告诉我们，她由于喝酒过量，肠胃不适，住进了医院。也就是说，维熙兄居然战胜了‘梁大侠’，把一位酒量过人的‘警花’喝趴下了。”喜欢拼酒的从维熙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有酒不愿独酌，除常赠文友之外，还有时邀请文苑友好，喝个痛快”。不想文友间酒嬉之乐，也能酿成酒祸。1991年1月6日，他邀文友王蒙、李国文、叶楠、刘心武、张洁、谌容、莫言、梁晓声、张抗抗、杨匡满及编友张凤珠、周明、章仲锷等到家里喝酒。为了增加酒嬉之趣，从维熙在大家畅饮真茅台之际，将一瓶他家乡产的“玉田”老酒偷偷倒入另一个茅台空瓶之中。他的用意，不外捉弄文友中自喻为酒仙、酒圣的人，不想叶楠、莫言等连连称道那瓶假茅台是真，真茅台是假。从维熙在《对镜六描》中写道：“此张冠李戴，阴阳颠倒之酒言，本是一曲文坛酒事佳话。但是当我把这次嬉酒之乐，写成文章见诸于京华某报纸副刊之后，竟然引起祸端。某位权势人物把文友们新年一起喝酒，视为某种‘动向’，一个电话打到了该报编辑部，该副刊的小小编辑迫于某个人‘尚方宝剑’之威，瞠目结舌之后，还要连连表示从命。”此事在京华文坛沸沸扬扬地闹了好一阵子。正如从维熙所说：连文人新春喝喝酒都能被无限上纲，这是开千古文学史上绝无仅有之新篇。但被冯骥才戏称为新时期“大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没有被吓倒，他继续呼朋唤友，照喝不误，“仍然与酒成为难舍难分的生死莫逆”。

在中国作家中，生活在苏州的陆文夫不仅能喝酒，而且最懂酒。他说：“人没有一点嗜好，活着就没意思了。”据说，他十二三岁时喝喜酒就能连干三大杯。五七年后批判、检查、下放劳动，酒便成了他消愁解乏的常用药。他喝的酒比较杂，白酒、黄酒、啤酒均喝，但以黄酒为主。他喜欢喝慢酒，“三两知己，边喝边聊，一顿酒要喝上好几个小时”。有一次高晓声在陆文夫家里喝酒，两个人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是陆夫人当头棒喝一声：“再这么喝下去，要喝死人的！”于是两个人才打住。范小青在《陆文夫二三事》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有段时间，她常常有机会和陆文夫一起上南京开会，途中要停下来吃一顿中饭。吃饭的时候，陆文夫总要喝点酒。有一次回苏州，陆文夫把在南京喝剩的半瓶五粮液随身带着，在路边小店让她陪着喝。那天她犯胃病，给她倒的一杯酒半天没动，而陆文夫的酒却越喝越少。当她出去了一下再回来，就发现她杯中的酒一下子少了一大半。陆文夫不仅贪杯，而且常常喝过量，李国文说他“醉态可掬”。陆文夫的老友朱熙钧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在下放劳动的时候，陆文夫和几个酒友喝醉了，胡乱躺在草屋里，半夜起来小便，摸了人家的棉鞋当夜壶。翌日酒醒，都说自己半夜里没起来过。在陆文夫手下工作过的朱红也在《烟、酒、杂志与陆文夫》中描述过他的醉态：喝得踉踉跄跄照样拎着自行车过独木桥，醉意上来就在泥沙路上一躺，高吟“醉卧沙场君莫笑„„”有次他和酒友从朱熙钧家喝了酒骑车回家，歪歪斜斜从车上摔了下来，他爬起拍拍灰再骑，跌掉了手表也不知道。途经市委书记家门口，感到口渴便去敲门讨茶，喝了好久才想到应该告辞了。朱红还说，陆文夫喝酒不讲究菜好，也不讲究酒的牌子，但讲究喝酒的环境、气氛和情调。他喜欢在家里或在老朋友家里喝，尤其喜欢在临河小肆“堂吃”，沿窗凭栏，小酌细谈，别有意趣。有道是“久病成医”，陆文夫喝了几十年的酒，真正喝出了门道。两位曾在法国接待过陆文夫的朋友讲过一个关于陆文夫在法国喝酒的故事。据范小青转述：有一回，他们陪陆文夫到某大饭店吃饭，厨师听说来了中国美食家，特意拿出一瓶好酒来，但事先并不声明这是什么酒，也许想考考中国的美食家，是不是美酒家罢。陆文夫喝着喝着，忍不住大声叫好，最后一定要到里边去找这位厨师表示感谢。厨师激动地说，我在这里工作许多年，第一次碰到一位真正懂酒的知音。大喜之下，干脆把酒送给了陆文夫。那可是一瓶昂贵的酒！

高晓声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初，他和林斤澜、陆拂为等人在无锡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上学。晚上常常是三五结队到小酒馆里喝黄酒。据说有一次喝完了交不起酒资，林斤澜脱下身上的西便服作为酒账的抵押品，回到学校后凑够钱才把那件抵押的西便服赎出来。这真是活得够潇洒的！“文革”岁月结束，但错划“右派”还未得到改正的那几年，陆文夫已从苏北回到苏州，有时高晓声到苏州看病或办事，一到陆文夫家，哥儿俩就关起门来喝慢酒，能喝上整整一天，直到陆文夫的夫人管大姐“你们这样子要喝死人的”一声断喝，他们才停杯。一九八五年秋天，我与高晓声一起参加完在苏州举行的艾煊作品研讨会之后，一起经上海到贵州，然后转赴遵义，应邀一起参加黔北笔会。参加这次笔会的除我与高晓声之外，还有以长篇小说《金瓯缺》闻名于世的徐兴业老先生，此外还有何士光、顾汶光、李宽定、曾镇南等。我们在遵义待了近一周，除参观遵义会议遗址、娄山关、红军坟等名胜外，就是喝黔北产的各种名酒。除茅台外，还有董酒、习酒、鸭溪老窖等等，几乎早、中、晚三餐均有酒。尤其是早餐，吃豆花饭、喝小酒，真是快活似神仙。这正中了高晓声的下怀。在遵义那些天，他特别快活，话也就多了起来，给各种酒起绰号，比如说习酒是“布衣大夫”、鸭溪老窖是“辣味甜姐儿”等等。当然，在喝完酒后的滔滔不绝的言说中，也说到他坎坷的经历和带悲剧性的家庭生活。我们一行从遵义又折回贵阳，先到安顺游览了黄果树大瀑布和龙宫景区，又回到贵阳讲学。我由于要赶回北京筹办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工作，提前离开贵阳返京。这大概是我同高晓声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

男作家爱喝酒，女作家喝起来也不逊色。杨葵在《过得去》中说，一次陈染因为与版权有关的一件什么事，宴请诗人阿曲强巴、张弛等人，就在中国文联大院门口的四川菜馆，杨葵也在座。酒越喝越多，从十一点半喝到下午三点多，店里除他们几人外，早已客人散尽。张弛提议去旁边的兆龙饭店接着喝。于是他们几个在兆龙酒店的大堂，豪气万丈地接着喝掉三瓶五粮液。陈染喝得路已经走不直了。杨葵的状态比陈染好些，又认识她家所在，就主动承担送她回家的重任。到了她家门口，正是傍晚下班时间，楼里邻居见他们一身酒气，走道直打晃，纷纷退避三舍。突然，一个老太太气哼哼地走到他们面前，厉声问道：你谁啊？陈染当时已经醉得眼睛都懒得睁，杨葵也正晕得难受，于是非常不客气地回问老太太：你管我谁呢！老太太火了，提高声调再问：你谁啊？又一指陈染：我是她妈！据说从此以后，陈染才不像以前那样玩命喝酒了。类似杨葵这样的事我也干过。一天中午，我和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陪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女诗人辛茹在北京平安里的一家酒馆喝酒。辛茹特别豪爽，酒量也不差，还不怕醉。我和徐贵祥也能喝，三个人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最终还是辛茹不胜酒力。我和徐贵祥只好打车送她回单位宿舍。到了辛茹单位大院，我和徐贵祥架着她走，引得她单位的人侧目而视。我和徐贵祥有些不好意思，辛茹却醉眼迷蒙地说，我们喝我们的酒，管他们干什么？

当然，不独中国作家爱喝酒，外国作家也迷恋杯中物。卡夫卡、海明威、爱伦·坡、菲茨杰拉德都是有名的酒徒，柰保尔在牛津念书时，三个学期醉了六次，假期在农场夏令营，更是天天醉，有一次醉了还误闯女人房间一头倒在人家床上。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也是每喝必醉。他在《写作这回事》中说：写作时，他一晚上能喝掉一箱500毫升装的罐装啤酒。他一直安慰自己说“不过是有点贪杯”。他还借用了世界著名的海明威式辩词：我是作家，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但我又是个男人，而真正的男子汉决不能屈服于内心的敏感与软弱。只有娘娘腔才会那样。所以我喝酒。否则面对生活的恐惧真相，还能继续工作下去？如果他在餐厅里看到有人手边摆着喝了一半的红酒，他会感到不可置信，很想站起身，冲过去对着他/她大嚷：“喝光杯里的酒！为什么不喝完？”在他看来，所谓社交性饮酒是个很滑稽的说法——如果你不想一醉方休，干吗不要杯可乐呢？“我都是以同样的仪式结束夜间的活动，”他在《写作这回事》中写道：“我得把冰箱里剩下的所有啤酒都倒进下水道里才去睡。否则，我躺在床上酒就会叫我，直到我起床再喝一罐。然后再来一罐。又来一罐。”这可比中国作家疯狂得多。

第二篇：张爱玲与海派作家

作为海派作家的张爱玲

——天才的创作 摘要：“海派”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流派，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各有特色，其中不乏佼佼者，如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施蛰存等，天才作家张爱玲尤其出色，她的小说创作继承和发扬了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特点，同时又演变出自己的风格。

关键词：海派 张爱玲 洋场爱情小说 女性 一，海派文学的发展

海派和京派最初是指京剧的两个流派，后来演变成了两个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此后，两派渐渐发展壮大起来。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虽然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标举“海派”旗帜的创作团体。第一代的代表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张恨水、包笑天、徐枕亚等。代表作品有张恨水的《啼笑姻缘》《金粉世家》，徐枕亚的《玉梨魂》、包天笑的《空谷兰》等。第二代是以张资平、叶灵凤等人为代表的的三角恋爱作家、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成就较高的当属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刘呐鸥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都市风景线》。另有穆时英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代表作有《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施蛰存的小说以心理分析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主要作品有《梅雨之夕》、《上元灯》等。“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描绘了都市五光十色的繁荣景象，以及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在艺术上，注重借助叙述者的主观感觉，创造一种意识跳跃、不断流动的特殊文体，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可以说是海派文学的代表，因此，海派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等。海派的第三代作家，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擅长写洋场爱情小说的一批作家，他们深受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影响。尤其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张爱玲。

二、关于张爱玲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卒于1995年，终年75岁，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英。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张爱玲的小说，长篇不如中短篇。《金锁记》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作品，而《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则是张爱玲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最起码要读三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

三、关于张爱玲的小说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开始作家生涯的第一篇小说。这是一个关于寡妇的故事，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传神的写出了葛薇龙自甘堕落的过程。

还有那篇《倾城之恋》，写的是一对精明而又庸俗的男女白流苏和范柳原，他们在恋爱过程中彼此算计，都想获得最大利益。取名“倾城”，并不是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有多美貌惊人，主要是在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多于爱情的因素。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曾得到许多批评家的赞誉，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这篇《金锁记》可以说是张爱玲顶峰之作，无论从技巧上还是思想上，都能体现张爱玲的天赋所在，寻常人是无法企及的。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张爱玲把它比作是一把金锁——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的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和儿媳过不去，终于气死了儿媳；女儿三十岁了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找了对象，七巧偏从中破坏……最后，这么一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中死去，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也可以说是张爱玲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有阵很深刻的意义，引人深思。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是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也即海派文学的又一发展，虽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把它当作新感觉派作家，就如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先生所说的，“到四十年代初出现张爱玲，则使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一个小小的高峰。”①P161她注意对都市里的两性心理描写，特别是没落家族里的女性，表现细腻而传神，塑造了一批同样命运悲惨却又各有特色的女性形象。如没落的姜氏公馆里的曹七巧，白公馆里的白流苏。

她善于在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很明显是受到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影响。然而她比新感觉派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其深刻性。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主人公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描写于小见大，却又起伏跌荡，给人目不瑕接的感觉。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还有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红玫瑰与白玫瑰》）

张爱玲的小说所充斥的大量物质与细节的描写，主要是由20世纪上半叶上海这个城市的都市化进程所造成，张爱玲生活在其中，并运用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艺术技巧，成为消费社会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完美的书写记录。细节的描写是脱节、砸碎、分拆掉文化整体意义为无数小细节，这些现实生活中的道具本身具有一种指涉作用。它是象征无数意义的小物体，如旧式的中国、新潮的玩意、过去的遗迹，或是未来想象的创造体。

张爱玲的小说的一特点也是她超越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地方，那就是她的“现代派小说竟是和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的”，②P168她常借鉴中国古白话小说的语言和意象，即使在今天，她的文学语言也是佼佼者。这与她“古典小说的根底”有关，与她从《红楼梦》等旧小说那里得到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有关。如，她在小说《金锁记》中反复写到月光，不同的场景下用月光营造不同的气氛，所要传达的信息也各异。开场时的月亮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下去……”，这预示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模糊的状月，象石印的图画”，这是七巧女儿长安眼中的月亮；“彰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象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七巧眼中的月亮；“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象是黑漆的天上的一个白太阳”，是儿媳眼里的太阳。月圆月缺，正是人物命运的象征。“那种强烈的对比，鲜明的刻画、深刻的揭示、无情的抨击。”③

在对张爱玲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张恨水，又有新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代表老舍，因此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市俗化或通俗化创作特点。

张爱玲用冷静的笔调，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但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心灵的撞击的现实，为我们勾勒出了那个独特年代的轮廓，以及以各种姿态生活的人们，深入剖析了人性的弱点，深刻而富有阅读性，即使在今天，她不愧为一代天才作家，她的作品值得我们再三品味一再敬仰。

注释：①②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③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参考文献：上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第三篇：作家与白日梦 弗洛伊德

作家与白日梦

文章作者：弗洛伊德

我们这些门外汉总是以强烈的好奇心理去理解——恰如把类似的问题送给阿里奥斯托 [1]的那位红衣主教——与众不同的作家从哪处渊源发掘了他的素材，他又如何加工组织这些素材以至于使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心中激发起连我们自己都不曾料想的情感。假如我们向作家讨教，他本人也难以解释，即使解释了也不会令我们满意，正因为如此，这便使我们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即使我们都彻底了解作家是怎样选取素材的，了解创造想象形式的艺术的真谛，也不可能帮助我们把自己修炼成为作家。

如果我们至少在自身或在像自身的人们身上发现一种能动性与文学创作在某种方式上相类似，那该多么令人欣慰。检验这种能动性将使我们有希望对作家的创作做出解释。的确，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有的。作家自己也毕竟喜欢缩短他们自己的本性和人类的共性之间的距离；因此，他们一再鼓励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心灵深处都是一位诗人。只要有人，就有诗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童年时代寻觅富于想象力的能动性的第一道轨迹呢？孩子最喜欢的最投入的活动是游戏(play)和玩耍(games）。难道我们不可以说每一个孩子在游戏时的表现行为俨然是一位作家吗？他在游戏中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或者说，是他在用自己喜爱的新方式重新组合他那个世界里的事物。如果认为他对待他那个世界的态度不够严肃，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在游戏时非常认真，并且在上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玩耍相对的并不是严肃认真，而是实实在在。尽管他把情绪和精力投注于游戏世界，也还是能够很好地将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区分开来的；他喜欢把想象中的物体和情境与现实世界中的有形的、看得见的事物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区别孩子的“游戏”与“幻想”(phantasying)的根本依据。

作家的工作与孩子游戏时的行为是一样的。他创造了一个他很当真的幻想世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他以极大的热情创造的世界——同时他又严格地将其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语言保留了孩子们做的游戏和诗歌创作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德语中）这种富有想象力的创作形式被称之为“Spiel”（游戏），这种创作形式与现实世界里的事物相联系，并具备表现能力。其作品称做“Lustspiel”或“Trauerspied”（“喜剧”或者“悲剧”，字面上可以叫做“快乐游戏”或“伤感游戏”），把那些从事表演艺术的人称做“Schauspieler”（“演员”字面上可以叫做“做游戏人”）。无论如何，作家幻想世界的非真实性对他的艺术技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就不能给人带来娱乐，在虚构的剧作中却能够带来娱乐。有许多动人心弦的剧情本身在实际上是令人悲伤的，但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上演中，却能变成听众和观众的一个快乐的源泉。

下面我们将从另一个角度，花更多些时间对现实世界与戏剧进行比较。当孩子长大成人不再做游戏时，在他经过几十年的劳作之后，以严肃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时，他或许在某一天会发现自己处于再次消除了戏剧与现实之间差别的心理情境（mental situation)之中。

作为成年人，他能够回想起童年时代游戏时所怀有的那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如果把今天显然严肃的工作当成童年时代的游戏，他便可以抛却现实生活强加给的过于沉重的负担，从而通过幽默的方式得到大量的快乐 [2]。

由此所见，当人们长大后便停止了游戏，他们似乎也放弃了从游戏中所获得快乐的受益。但是不管是谁，只要他了解人类的心理，他就会知道，对一个人来说，如果让他放弃自己曾体验过的快乐那几乎比登天还难。事实上，我们从不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用这一样东西去交换另外一样东西。看上去是被抛弃的东西实际上变成了代替物或代用品。同样，长大了的孩子当他停止游戏时，除去和真实事物的联系

之外，他什么也没抛弃；代替游戏的是幻想。他在空中建造楼阁，去创造所谓的“白日梦”(day-dreaming)。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他们的生活中的某时某刻构造幻想。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事实，因此，它的重要性也就未被充分地认识到。

观察人们的幻想比起观察儿童的游戏来困难得多。说真的，一个孩子要么独自游戏，要么以做游戏为目的而和其他孩子一起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精神系统；尽管在大人面前他们可能不做游戏，但在一方面，他们也从不在大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游戏。与孩子相反，成年人却羞于表现自己的幻想，并且向其他人隐瞒自己的幻想。他珍爱自己的幻想恰如对待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样。通常，他宁愿承认自己的不轨行为和过失，也不愿把自己的幻想向任何人透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他相信只有他创造了这样的幻想，岂不知在别人那里这种创造也相当普遍。做游戏的人和创造幻想的人在行为上的这种不同是由于两种活动的动机(motives)不同的缘故，然而它们却是互相依附的。

孩子的游戏是由其愿望所决定的：事实上是惟一的愿望(wish)——这个愿望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希望长大成人。他总是做“已经长大”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他模仿他所知道的年长者的生活方式，他没有理由掩饰这个愿望，而在成年人那里，情况就不同了，而应该在真实世界中去扮演某个角色；另一方面，他意识到把引起他幻想的一些愿望隐藏起来至关重要。于是，他就会为那些幼稚的不被允许的幻想而感到羞愧。

但是，你们会问，既然人们把他们的幻想搞得如此神秘，那么对这个问题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得如此之多呢？事情是这样的：人类中有这样一类，他们的灵魂里有一位严厉的女神(goddess)——必然性(necessity)——让他们讲述他们经受的苦难，说出给他们带来幸福 [3]的东西。他们是些神经性疾病(nervous illness)的受害者，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幻想讲出来，告诉医生，希望医生采用心理疗法(mental treatment)治愈他们的疾病。这是我们的最好的信息来源，我们据此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假设；如果病人对我们守口如瓶，我们从健康人的口中也不可能有所闻。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幻想的几个特征。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去幻想。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这些充当动力的愿望因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各异；但它们又很自然地分成两大主要类别。他们要么是野心的愿望，这类愿望提高幻想者的人格；要么是性的愿望。在年轻的女子身上，性的愿望几乎总是占据主要地位，因为她们的野心通常都被性欲倾向所同化。在年轻的男子身上，自私的、野心的愿望和性的愿望相当明显地并驾齐驱。但是，我们不准备强调两种倾向之间的对立；我们更愿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经常结合在一块。正像在许多教堂祭坛后壁的装饰画中，捐献者的肖像可在画面的某个角落里看到一样，在大多数野心幻想中，我们也会在这个或那个角落里发 现一位女子，为了她，幻想的创造者表演了他的全部英雄行为，并把其所有的胜利果实堆放在她的脚下。大家看得出，在这样的幻想中，的确存在着想掩饰幻想的非常强烈的动机；受过良好教养的女子只允许有最低限度的性欲需求，青年男子必须学会压抑对自身利益的过分关注，以便在其他人也有着同样强烈要求的人际社会中找到可以适应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能认为这类想象活动的产物——各式各样的幻想，空中楼阁和白日梦——是已经定型或不可改变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随着幻想者对生活的理解的变换而变换，随着幻想者处境的每一个变化而变化，从每一个新鲜活泼的印象中去接受被称为“日戳”（date-mark）的印象。一般来说，幻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幻想似乎在三个时间之间徘徊——我们的想象经历三个时刻。心理活动与某些现时的印象相关联，和某些现时的诱发心理活动的事件有关，这些事件可以引起主体的一个重大愿望。心理活动由此而退回到对早年经历的记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历），在这个时期该重大愿望曾得到过满足，于是在幻想中便创造了一个与未来相联系的场景来表现愿望满足的情况。心理活动如此创造出来的东西叫做白日梦或者是幻想，其根源在于刺激其产生的事件和某段经历的记忆。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串联在一起了，愿望这根轴线贯穿于其中。

举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就可以把我所说的这些问题解释得很清楚。我们以一个贫穷孤儿为例，你已经给了他某个雇主的地址，他也许在那里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在去看雇主的路上，他可能沉湎于与产生与当时情景相适应的白日梦之中。他幻想的事情或许是这类事情：他找到了工作，并且得到新雇主对他的器重，自己成为企业里面举足轻重不可缺少的人物，既而被雇主的家庭所接纳，和这家的年轻而又妩媚迷人的女儿结了婚，随后又成为企业的董事，初始是作为雇主的合股人，而后就成了他的继承人。在这种幻想中，白日梦者重新获得他在幸福的童年时曾拥有的东西——庇护他的家庭，疼爱他的双亲以及他最初一见钟情的妙龄佳人。从这个例子中你可以看到，愿望利用一个现时的场合，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未来的画面。

关于幻想还有许多方面值得研究；但我将尽可能扼要地说明其中的某几点。如果幻想变得过于丰富多彩、强烈无比的话，那么神经症和精神病就处于待发作状态。另外，幻想是我们的病人经常抱怨的苦恼病状的直接心理预兆。它像一条宽敞的岔道伸向病理学范畴。我不能略而不谈幻想与梦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夜里所做的梦就属此类幻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梦之分析来证实 [4]。很久以前语言就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对梦的本质问题下了定论，把漫无边际的幻想创造命名为“白日梦”。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梦的意义总觉得含糊不清的话，那是因为夜间的环境使我们产生一些令自己羞惭的愿望；这些愿望我们必须对自己隐瞒，所以它们受到压抑，压入潜意识之中。这种受压抑的愿望及其派生物只允许以一种极其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科学工作已能成功地解释梦变形的这种因素时，就不难识别夜间的梦和白日梦——即我们非常了解的幻想一样，是愿望的满足。

关于幻想的问题就谈这些。现在来谈一下作家。我们真可以将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和“光天化日之下的梦幻者” [5]做一比较，把他的创作和白日梦做比较吗？这里，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区分开这两类作家：像古代的史诗作家和悲剧作家那样接收现成题材的作家和似乎是由自己选择题材创作的作家。我们在进行比较时，将主要针对后一类作家，不去选择那些批评家顶礼推崇的作家，而是选择那些名气不十分大，但却拥有最广大、最热衷的男女读者的长篇小说，传奇文学和短篇小说的作者。在所有这些小说作者的作品中有一个特点我们肯定能看得出：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读者兴趣的中心，作家试图用尽一切可能的表现手法来使该主角赢得我们的同情，作者似乎将他置于一个特殊的神袛的庇护之下。假如在我的小说的某一章的结尾，我把主角遗弃，让他受伤流血，神志昏迷，那么我肯定在下一章的开头会读到他正得到精心的治疗护理，逐渐恢复健康；如果第一卷以他乘的船在海上遇到暴风雨而下沉为结尾，那么我还可以肯定，在第二卷的开头就会读到他奇迹般地获救——没有获救这个情节，小说将无法写下去。我带着安全感跟随主角走过他那危险的历程，这正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位英雄跳进水中去拯救一个落水者时的感觉，或者是他为了对敌兵群猛烈攻击而把自己的身躯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真正英雄的感觉，我们一位最优秀的作家曾用一句盖世无双的话表达过：“我不会出事！” [6]然而，通过这种不受伤害、英雄不死的特性，我们似乎可以立即认出每场白日梦及每篇小说里的主角如出一辙 [7]，都是一个“惟我独尊的自我”。

这些自我中心小说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类似性。小说中的所有女人总是爱上了男主角，这一点，很难说是对现实的描写。但是，作为白日梦必要的构成因素却很容易被理解。同样，作者根本无视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人物性格的多样性，而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整齐地分成好人与坏人。“好人”是自我的助手，而“坏人”则成为自我的敌人和对手，这个自我就是故事的主角。

我们十分清楚，许多富于想象的作品和天真的白日梦模式相距甚远；但我仍不能消除这种怀

疑：即使偏离白日梦模式最远的作品也可以通过不间断的，一系列的过渡事件与白日梦相联系。我注意到被人们称为“心理小说”(psychological novels)的作品中只有一个人物—就是那个通过内心描写的主角。作者好像坐在主人公的脑袋里，从外部来观察其他人物。毋庸置疑，一般来说心理小说之所以具有其特殊性，是因为现代作家倾向于凭借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将他的主人公分裂成许多部分自我（part-egos),结果是作家把自己的心理生活中相冲突的几个倾向在几个主角身上体现出来。某些小说或许可称之为“怪诞”(eccentric)小说，似乎与白日梦的类型形成非常特殊的对比。在这些小说里，被作为主角介绍给读者的人物仅仅扮演着一个很小的角色，他犹如一位旁观者静观其他人的活动以及遭受的痛苦。左拉的许多后期作品都属于这一类。但是我必须指出，通过对创造性的作家和在某些方面背离所谓规范的作家做个人精神分析，我们发现白日梦具有与“怪诞”小说类似的特点，即自我满足于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如果我们想让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和白日梦者、诗歌创作与白日梦之间的比较有某种价值的话，那就必须首先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其有效性。譬如，我应试着对这些作者作品中所运用我们在前面论及的关于幻想、三个时间和贯穿三个时间的愿望之间的关系命题；借助于此我们还可以试着研究一下作者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无人知晓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设想什么样的预期成果，而且人们常常把这种联系看得过于简单。借助于我们对幻想研究所得，我们应该预料以下的事态：现时的一个强烈经验唤起作家对早年某个经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记忆，在此记忆中又产生一个在其作品中可以得到满足的愿望。其作品本身能够显示出近期的诱发事件和旧时的记忆这些因素 [8]。

不要被这个程式的复杂性吓倒了。我猜想事实将会证明它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方式。然而，它或许包含着弄清事实真相的第一步；根据我所做的一些实验，我倾向于认为对于作品的这种研究方式不会是劳而无功的。你将不会忘记，对于作家生活中的童年时代的记忆的强调——这种强调或许令人莫名其妙——归根到底来自于这种假设：一篇具有创见性的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经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这类游戏的替代物。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回到我们该认识的那类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是独创性的写作，而是现成的和熟悉的素材的改造加工。即使在这里，作家也拥有相当范围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可表现在素材的遴选以及素材的千变万化上，这种变化的范围又相当广泛。不过就现有的素材来说，它来自流行的神话、传说及童话故事的宝库。对诸如此类民间心理构造的研究还远远够完善，但极有可能的是，诸如神话故事这类传说是所有民族充满愿望的幻想，也是人类年轻时期的尚未宗教化的梦幻歪曲后的残迹。

你会说，尽管在我的论文题目中我把作家放在首位，但我对作家的论述比对幻想的论述少得多。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因为我推导出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认识。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就是提出一些鼓励和建议，从对于幻想的研究着手，导向作家选择其文学素材的问题的研究。至于另外的问题——作家采用什么手段来激发我们内心的感情效应——截止目前我们还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我至少乐于向你指明一条从我们对幻想的讨论一直通向诗的效应问题的道路。

你会记得我曾论述过，白日梦幻者由于他感到有理由对自己创造的幻想而害羞，从而小心谨慎地向别人隐瞒自己的幻想。现在我应该补充说明，即使他打算把这些幻想告诉我们，这种倾诉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快乐。我们听到这些幻想时会产生反感或者深感扫兴。但是当一位作家给我们献上他的戏剧或者把我们习惯于当作他个人的白日梦的故事时，我们就会体验到极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极有可能由许多来源汇集而产生。作家如何达到这一目的，那是他内心深处的秘密；诗歌艺术的精华存在于克服使我们心中感到厌恶的后果的技巧，这种厌恶感毫无疑问地与一个“自我”和其他“自我”之间产生的隔阂相联系。我们可以猜测到这种技巧的两个方法：作家通过改变和掩饰其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软化它们的利己性质；他以纯

形式的——即美学的——快感来收买我们这些读者。我们给这类快乐命名为“额外刺激”(incentive bonus)或“前期快乐”(fore pleasure)。作者向我们提供这种快乐是为了有可能从更深的精神源泉中释放出更大的快乐 [9]。从我的观点来讲，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美学快乐都具有这种“直观快乐”的性质，我们对一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欣赏实际来自我们精神上紧张状态的消除。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效果有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作家能够使我们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又不必去自责或害羞。这个认识成果就把我们引向新的、有刺激性的、复杂难懂的调查研究工作的门槛；但同时，至少是目前，它也把我们带到我们讨论的终点。

【1】红衣主教伊波里托·德埃斯特(Ippolito d' Este)是阿里奥斯托的第一个保护人，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疯狂的奥兰多》就是献给他的。诗人得到的惟一报答是红衣主教提出的向题：“罗多维柯，你从哪儿找到这么多故事？”

【2】参阅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七章第七节。

【3】这是指歌德的剧本《托夸多•诺索》最后一场中主角兼诗人所吟诵的诗句：

当人类在痛苦中沉默，神让我讲述我的苦痛。

【4】 参阅弗洛伊德的《释梦》（1900a）。

【5】［Der Träumer am hellichten Tag］

【6】“Es Kann dir nixg schehen！”"这句话出自弗洛伊德喜爱的维也纳剧作家安泽格鲁伯(Anzengruber)之口。参阅《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标准版，第14卷，第296页。

【7】 参阅《论自恋》(1914c)，标准版，第14卷，第91页。

【8】弗洛伊德在1898年7月7日致弗利斯的信中讨论迈耶尔(C.F.Meyer)创作的短篇小说的主题时，已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弗洛伊德，1950a，信92)。

【9】弗洛伊德把“前期快乐”和“额外刺激”的理论应用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四章最后一段中。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又讨论了“前期快乐”的本质。

第四篇：浅谈李白与酒

浅谈李白与酒

【摘要】若论酒中仙人，当之无愧的自然是诗仙李白。李白一生放荡不羁，诗作甚丰，他大多数的传世名篇都是在半醉半梦中写就的，他一生以酒会友，以友舒怀，以酒为朋，嗜酒如命。他借酒助兴，酒中作诗，诗中有酒，酒诗颇具深意。李白将人生体味诉诸于酒，由酒来激发，以诗来张扬，诗歌因奇绝的想象与酒的醇香而获得了生命的品质。他将酒与诗的完美结合，以瑰丽肆意谱了一曲“酒神颂”，把整个盛唐带上了浪漫主义的巅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千年不衰。本文就其酒诗进行分类探讨，寻找其诗酒诗创作的思想很源、人生价值取向及酒诗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酒诗 送别 郁结 糊涂 豪情 太白精神

一、别友酒诗

古人与友分别时，均要饮酒设宴，表达对友人的依依惜别、祝愿等思想感情。李白将离别的心情倾在酒杯中为友人壮行，如《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此诗饯别风格平淡、自然朴质。天宝三年，由于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生活使他看清了朝廷的腐败，常醉酒狂放，被玄宗疏远，最后不得不自请放还。次年，与杜甫第二次分别时，做《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中别后重逢，又举杯相送，表达出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感慨世事艰辛。开元二十七年，李白过襄阳与自京放还的孟浩然相见时所作《赠孟浩然》。其中孟把酒赏月，常常醉于月色中，盛唐的繁荣激发他建功立业的愿望，科举的失败造成政治上的失意，最后归隐。这同样是李白的人生写照。在开元年间第一次到长安求仕，同样失意而归，最后寄情山水，不得不漫游祖国的江河山川，虽已是“文窃四海声”，但却落得“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中。

二、糊涂酒诗

当李白历尽沧桑之后，就会在酒中思考现实，追求人生的契机，产生了难得糊涂、及时行乐的心理思想。这偏重于消解不快，平衡心理。首当其冲的是《把酒问月》。此诗饮酒问月，与苏轼的《水歌调头》风格相似.。在广袤的时空中思考宇宙人生：何时有月亮？想象嫦娥与谁为邻？从而发出了宇宙之恒、人之渺小：今人古人皆流水！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与自由。对自身一定的解脱。故有“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的感慨。

又如《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写自己因李璘之事长流夜郎。“借巴陵无限酒”醉倒在洞庭湖的秋天，淋漓尽致表露出内心的悲愤苦闷，报国无门，就抚平了作者苦痛与创伤。

在李白传世名篇《行路难》中，对历史的观照中重新发现现实，从而发出了“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之感慨。这些均体现在人生有艰之时，借酒淡薄难得糊涂及时行乐的思想。

三、郁结酒诗

现实与理想总是有距离的，当诗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忧国忧民，苦闷不堪，但饮酒赋诗透露出对理想与追求仍是坚定不移的，独立不迁。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一开始就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逝者如斯，人生多悲，这是永恒的悲剧意识。李白笔下却毫无遮蔽，脱口而出，突兀、自然、直率、深沉，“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正值秋雁南归，登高畅饮以感怀青春不驻、岁月无情的大悲与理想无觅、壮志难酬的烦忧熔铸在一起，使壮思腾飞，青天览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只得归隐扁舟，写出了诗人由悲而隐的心灵里程。其中“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古绝唱。李白的郁结酒诗，虽有不称意的苦痛，却不消沉悲观，透露出明朗与豁达。

四、豪情酒诗

人生或得志或失意，或怀材不遇、或不满现实，总会以博大胸杯饮酒赋诗，唱出自己的豪情壮志与达观心理，塑造了狂放不羁，豪气冲天的李白风格，豪情酒是李白最具魅力的酒，而豪情酒中最具代表的当属《将进酒》。这首诗中，李白尽情挥洒着天赋本真，醉酒撕破了灵魂的栅栏，破除了心灵的桎梏，酒将他引向了审美之维，使他能够面对本真的心灵和悲剧的真相：“自古圣贤皆寂寞”。理想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这万古之愁是酒也化不开的。但是，李白的悲剧感不是消极的，他不仅在追问中体验到了超越的快乐，更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追寻和对不合理的因素的否弃而使自己的思想趋于澄明，使自己人格和境界得以提高。因此，酒不仅使他的生命得以张扬，使他的人生趋于审美化，酒自身的文化内涵也发挥了极致，酒也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形式。此诗摆脱了功业、生命和价值的桎梏，只有一股冲决一切、喷薄而出的激情，将人的自然情感发挥的酣畅淋漓，也使李白的诗歌登上了不可企及的浪漫主义的颠峰。

李白一生饮酒千杯，他却是非一般酒徒对酒的嗜好，而是寄人生于酒，酒品人生。实际上，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不同王绩的“兀然成一醉，谁知怀抱深”的消极避世，不同于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闲适感怀，不同于晚唐罗隐的“今日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借酒消愁。李白是借酒诉愁，却不消沉，是清醒者的咿语，豪迈者的狂啸。

李白与酒的完美结合，以其自由不羁的生命唱出一曲“酒神颂”，把整个盛唐带上了浪漫主义的巅峰，从而使其成“谪仙”。

第五篇：牛奶与酒（范文）

牛奶与酒

近来在课题研究中翻阅资料，多种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牛奶产量远不如白酒。这是个可怕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深思和忧虑！刚接解决了温饱问题，不是进一步思考怎么样优化食品结构提高身体素质，却是将有限的土地上大量血汗凝结的粮食拿来酿酒！过度饮酒对身体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且麻醉精神消磨意志，我真搞不清楚这其中缘由！我们的媒体对外拍胸脯：中国是实在的发展中国家！可一个发展中国家该怎样解释高档酒类进口连年居世界第一的事实？法国的名贵葡萄酒在欧洲发达国家是令多数人望而生畏的，可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成千上万元不嫌贵，千千万万的乡镇干部都喝得起，还一个劲儿喊不够XO！打开电视，充斥广告的是各类花样翻新的酒广告，且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酒类竞标据说综合成本已逾亿元！街上店里，酒商品堆积如山，据说已是真假难辨。我国有一个地方是出了名的贫困山城，目前为止，尚无一家像样的牛奶场，但星级酒店由好几家，酒厂十几个。据说有位老华侨回乡投资，被当地官员一族簇拥着每餐换一个星级酒店，山珍海味进口XO。老华侨吓得直感慨：这哪儿是贫困地区，简直是天堂啊！全世界也许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将酗酒视为崇高行为，西方国家明确宣传酗酒属不文明行为，公务员是禁止酗酒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恰好相反，酗酒是豪爽行为，酒量就表示胆量和魄力。我们的官员大多数是每天泡在酒缸里，有广泛流传的民谣为证：“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的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会，书记说：该喝不喝也不对。”古先贤早就有训：“酒，损身乱性。”不仅乱了党性还乱了人性，借酒之风助长腐败之气，酒醉之人，轻则混乱呕吐或嫖娼淫逸，重则打闹滋事或造成交通事故。更为可笑的是不少地方竟有了“酒烈士”！男人酗酒，女人也酗，“三陪小姐”动辄就是一人一斤，喝了酒还要小费！精明的酒店老板同“三陪女”勾结，按酒款提成。中国的耕地本来极其有限，加之这几年自然灾害，粮食问题将可能是以后的关键问题；况且这些年政府一直花大把外汇进口粮食，难道要将这些可贵的粮食化作酒之类浊物吗？

牛奶是举世公认的综合营养最好的食物，战后日本知识界提出一个口号：“一杯牛奶优化一个民族！”倡导发展牛奶养殖业改变国民食物结构，强化身体素质，并且进一步提出“先养兽身再养人心”的生活理念。短短20年时间，日本一跃成为全球二号经济强国，一个日本经济实力可以顶一个欧洲！新世纪的中国，我的看法是：睡狮醒了，但不久又醉了！中国男足，球是踢不好，但据说一个个酒量不错，醉汉岂能射门！

弘阳物业杨学武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