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第一篇：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一 早期的文学文化交流

较之于中国与其他邻国如印度、日本等之间的文化交往，中俄间的文化交往姗姗来迟，这其中有地理上的原因，两个国家虽然毗邻，但两国的文化中心却相距遥远，文化上相对后起的西伯利亚又横亘其间，构成某种阻碍；另外，两个国家的文化类型差异较大，其文化关注的朝向也长期迥然不同。不过，一个民族对于文化交往的渴望往往是难以遏制的。

1759年，我国的元剧《赵氏孤儿》被译成俄文，若干年后，收录若干中国寓言的《中国思想》一书在彼得堡出版，这是俄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单行本。

相比较而言，中国对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起步较晚。而上海学者陈建华先生通过考证，发现，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该译文载于《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发表的时间是1872年8月。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历史已经有了130余年的历史。

第一个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单行本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部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译著，有着一个长长的书名：《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正式接受，是从译介“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开始的，这不仅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巧合，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端。

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虽然晚于俄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但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却迅速地后来居上，无论是就翻译作品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社会影响而言，都是如此。这自然是与当时中国社会从“师古”到“师夷”的文化转型相关，在“西风东渐”的大潮中，俄罗斯文学作品顺流而下，源源不断地舶进中国，在《俄国情史》出版后短短10年时间里，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就相继被译成中文，俄罗斯文学的整体风貌已大致呈现在了汉语读者的面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大多是所谓的“意译”，而且大多是从日文和英文转译的，译文也多为文言文。

二 五四运动至1949年

伴随着磅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俄罗斯文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开来。俄罗斯文学落脚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因为它呼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需求。“五四”前后的中国风雨飘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世良方，而一贯以变革社会、介入生活为己任的俄罗斯文学，自然更让国人感到亲近。鲁迅说，俄国文学让我们感到亲近，“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瞿秋白也写道：“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都集中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溃的声浪，真实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这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其纯文学的、审美的作用或许是次要的，而它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则是感动中国读者的首要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还曾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还与这样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当时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榜样和圣地，包括文学在内的苏俄的文化和思想，也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理论源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中，有许多人都是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者，如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是他们政治活动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世界文学关系史上可能是不多见的。人们曾认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是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由此不仅可以感觉到俄国文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而且也能让人意识到俄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步入中国时可能存在的某种互动关系。其次是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开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俄罗斯文学的传入中国大致同时，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都是俄苏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这个史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最后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中国的抗战开始后不久，苏联也开始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那些再现苏联人民可歌可泣战斗精神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和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极大地鼓舞了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军火”，同时，这些作品也进一步拉近了苏俄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三 1949年至1960年

鲁迅曾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但俄罗斯文学真正成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恐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中苏蜜月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在“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社会大背景下，“老大哥”苏联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模仿对象，苏联文学也成了最主要的阅读客体。

在那短短10余年的时间里，大量的俄语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陈建华教授在其《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记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第184页）“其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其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俄苏作家多达上千位！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刻苦学习俄语，其中许多人都开始阅读原版俄苏名著。

在50年代，苏联文学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为对俄苏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其巨大的辐射力至少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文学体制和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为中国提供了借鉴，如建立具有官方色彩的作家协会，将文学纳入国家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管理和监督，为作家的创作制定一个总的创作方法，让作家在社会上既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又受到严格的监督等等，可以说，中国文学界的组织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苏式的。二，在整整一代中国人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0年代的中国青年很少有人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苏维埃经典”，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视作家为“灵魂工程师”的苏联文学，与当时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相呼应，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青年的个性塑造和精神成长，那一代人身上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俄苏文学的长期熏陶。三，在创作上对中国作家的直接影响。当时的中苏作家往来频繁，相互之间非常熟悉，在苏联发表的每一部稍稍有些名气的文学新作，几乎都会被迅速地翻译成中文，这使得两国的作家和读者似乎在过着同步的文学生活，再加上，苏联文学所再现的现实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苏联作家的创作方法又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典范，因而，中国作家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所受到的苏联同时代作家之影响的程度，也就不难揣摩了。

然而，如果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是正面的，有益的，那么，它在50年代之影响的结果，则呈现出一种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互混杂的复杂态势。中国在接受俄罗斯文学时所表现出的政治化和社会化这两大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其结果，一方面，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教育人民的思想武器，被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文学的审美特性和作家的创作自由相对而言却遭到了削弱；一方面，文学因为官方的倡导而获得了空前的受众以及他们空前的阅读激情，文学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另一方面，过于沉重的社会负担也往往会成为文学前行的包袱。

四 60年代至70年代 作为反面教材的“黄皮书”

自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即已露端倪的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爆发，赫鲁晓夫终于在1961年撕毁中苏友好条约，撤走苏联专家，两国间的关系彻底决裂。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对苏俄文学作品的译介也突然中断，两国的文学交流也完全停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近20年。而在稍后开始的“十年浩劫”时期，不仅俄苏文学，就连整个外国文学，或者说全部的文学，都成了“革命”的对象，都成了被打入冷宫的“禁书”。

可是，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恰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从50年代的反右时期开始，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部分译家和学者开始在俄苏文学中寻找“反面教材”，50年代中期出现的苏联“解冻文学”以及其中的“人性”、“阶级调和论”等成为“批评”对象。更为奇特的是，在1961－1966年期间，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外国小说，因其装帧简陋，只用稍厚的黄纸做封面，因而被称为“黄皮书”。苏联文学作品在“黄皮书”中数量最大，先后出版的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和《焦尔金游地府》、爱伦堡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故事》、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艾特马托夫的《小说集》等40余部。让决定出版这套书的人士料想不到的是，这套“黄皮书”在出版之后却成了非常抢手的畅销读物，在那个精神食粮空前匮乏的年代，这些苏联小说被悄悄传阅，人们或在灯下偷读，或逐字抄写，俄罗斯文学竟然以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保持了其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

五 20世纪80年代的“井喷”

用“井喷”来形容上个世纪80年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似乎并不过分，10余年间，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竟多达近万种！在译作的种类和印数上，可能要高出此前所有同类出版物的总和。仅仅是专门译介俄苏文学的杂志，就相继创办了4种，即北京师范大学的《苏联文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俄苏文学》、北京外国语言学院的《当代苏联文学》和山东大学的《俄苏文学》。这一时期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工作不仅声势浩大，还逐渐体现出了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译介的对象较多地集中于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在近万种译作中，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就占六七成，这或许是因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在此前大多已经被介绍过来，当代苏联文学因其相对的陌生而引起人们更多的好奇；或许是因为，同时代苏联人的生活，同时代苏联作家的创作体验，对于刚刚打开门户的国人而言更具吸引力。其次，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开始追求系统性和学术性，许多大型文集相继出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20卷集的《高尔基文集》和17卷集的《托尔斯泰文集》，一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全集也开始面世，这似乎表明，我国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已开始步入一个总结阶段。最后，是在大量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事业的奠基者如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叶水夫等人都还健在，留苏一代学者在被迫中断专业十几年之后又重新燃起学术激情，改革开放后走进大学的新一代也相继进入研究行列，三代学人济济一堂，共同促成了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空前繁荣的局面。全国性的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现更名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建立起来，各种专题的研讨会不断举行，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学术著作纷纷面世，翻译和研究不平衡的局面基本得到扭转。

“完全别样的风景”

在俄罗斯当代作家佩列文的小说《“百事”一代》（199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心态的话：“不能说他们背叛了自己先前的观点，不能这样说。先前的观点所朝向（观点总是有所朝向的）的空间，本身就倾塌了，消失了，在智慧的挡风玻璃上没留下任何细小的斑点。四周闪烁的是完全别样的风景。”苏联解体前后，一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俄罗斯文学思潮开始出现，它也曾被称之为“别样文学”。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的确与苏联时期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事业。

总的看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出版量也在减少，这其中的原因大约有这样几点：首先，在人们普遍赞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当下，反而出现了英语和美英文化的话语霸权，相比之下，俄罗斯文学和其他非英语文学一样，都变成了“小语种文学”，被程度不等地边缘化了。其次，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国力有所下降，国际影响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与国力之间并无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其国际声望的大小无疑还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和文化的辐射力的。最后，我称之为“后苏联文学”的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自身出现了空前多元的局面，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这使得在对其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译介上也许会遇到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这样三个情况：第一，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一直处在中国翻译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即便是在出版环境大不如从前的近十几年，每年都仍有数种，甚至数十种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面世，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马卡宁、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乌利茨卡娅、佩列文等俄罗斯主流作家的新作都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了中国。第二，俄罗斯文学作品在译作数量上的减少，也许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水平的整体下降。布罗茨基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年青时曾花费数年时间“读完了”俄罗斯文学。我们也许可以说，经过几代中国翻译家的辛勤努力，我们已经“译完了”俄罗斯文学，今天的译介规模自然无法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拓荒期”、50年代的“蜜月期”和80年代的“井喷期”相提并论。第三，如果说，我们如今在翻译的规模和译作的社会影响等方面不比从前，那么，俄罗斯文学在当今的中国或许得到了更严肃、更理性的接受，其表现之一，就是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新一代俄语文学研究者继承了前辈的学术传统，同时也正在体现出某些新的风格，比如：在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境外同行拉开了距离，注重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学术成果明显丰硕起来，比较优越的研究环境和出版条件，使这一代学者大多能及时地推出自己的成果。

今年在我国举办的“俄罗斯国家年”，无疑将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在文学和出版领域，中俄双方的相关部门联手合作，将推出若干举措，例如，俄罗斯作协将向俄罗斯文学的资深汉译者颁发奖章和证书；俄方在北京国际书展期间将派遣阵容庞大的作家代表团访华；我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推出一部俄罗斯当代作家作品的大型合集，该集子由俄方提供选题和原文，中方负责翻译和出版，预计将在5月面世；南京的《译林》杂志也将推出一期“俄罗斯文学专号”。我们相信，中国的“俄罗斯年”以及明年的俄罗斯“中国年”的相继举办，必将对中俄两国的文学交往产生极大的推进作用。

第二篇：浅谈俄罗斯文学

0121225 姚童安 国际会计122班510296612@qq.com

浅谈俄罗斯文学及作品

著名哲学家、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代表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作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人的名族性格、与俄罗斯思想及独特的东正教理念息息相关，她建基于复杂的俄罗斯文化基础之上。因此，要理解俄罗斯文学，首先必须了解俄罗斯的独特文化。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曾对俄罗斯名族性格作过精辟的说明，其中有一段名言道：

“俄罗斯是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与国家至上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与自由放任；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与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与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毫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救世主义、全人类性；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由此可知，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悖论：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既是专制主义的又是无政府主义的；既有强烈的主动攻击性又有极度的驯顺性和被动性，既有奥尼尔斯放纵又有东正教的禁欲；既是豪爽粗野的又是温存细腻的，勇猛冲动而富有耐力，外表冰冷而内心火热，对国家现状的极度不满和深沉的爱国主义。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民族背景和民族性格下，诞生了像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和屠格涅夫这样的俄罗斯经典文学大家。接下来我就三位俄作家的主要代表作品来简单的谈一谈读后感。

一、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辛勤创作，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并因此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女性文学形象。一百多年来，这一文学形象受到了几代人的追捧，有些人甚至将其提高到了追求爱情的完美女性的高度。

安娜是个悲剧人物，她是个文化修养极高的贵族女子，在当时上流社会中以她惊人美丽高贵聪慧在任何场合出类拔萃，美丽迷人。虽然生活舒适无忧无虑，可是身处虚伪的列子和虚伪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使她疲惫不堪，同时又极力想摆脱一切。当遇到渥伦斯基后，她毅然勇敢离开列子甚至牺牲自己家庭和爱子，追求自己幸福，可是当她放弃一切后，让她意想不到是渥伦斯基是个伪君子，又无情抛弃她，迫使她坠入痛苦深渊，最后导致安娜卧轨自杀悲剧。

其实产生悲剧的结果不止是渥伦斯基爱情的背叛而是整个黑暗，罪恶的社会。追求自由幸福，向往妇女解放在那个年代都有过，中国古代著名梁山伯祝英台，他们爱情悲剧也是当时封建社会和封建思想所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如今社会，提倡妇女解放，可以大胆追求自己幸福权利。

二、普希金

普希金，俄国一位歌颂自由与进步的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都是不朽的佳作。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节选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

你》，那时读着仅是一首诗。自己逐渐长大，对这首诗日渐有了新的，深的理解。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选自《普希金诗集》，写于普希金被沙皇流放的日子里。那时俄国革命如火如荼，诗人却被迫与世隔绝。在这样的处境下，诗人仍没有丧失希望与斗志，他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理想，相信光明必来，正义必胜。诗中阐明了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当生活欺骗了你时，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在苦恼之时要善于忍耐，一切都会过去，未来是幸福、美好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痛苦与悲伤，欢乐不会永远被忧伤所掩盖，快乐的日子终会到来。第二节，诗人表达了心儿永远向着未来的积极人生态度，并告诉人们，当越过艰难困苦之后再回首那段往事时，那过去的一切便会变得美好起来。这是诗人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生活的真谛。

是啊，人生就是现实中的大舞台，每个人都是表演者，且没有时间彩排，这样一来就不可能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如行在高速公路的单行线上，象棋中没过河的小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不管是非对错，喜怒哀乐，都得走下去。

生活本身不会欺骗你，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却很难称心如意，经常超出理想的预期，让人一下子接受不了，应付不来，感觉措手不及，郁闷孤独无奈从此开始。在这个时间段简直就是度日如年，或者是把这样的一天当做成是一个世纪，这时候最孤独无助无所依，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而一般来说，朋友恰恰不在身边，怎么办，多难过的日子也得过，多难熬的时间也得熬。默念这首诗，每念一个字，你的烦恼和不快就会随着你念的声音被抽出一丝，反复几遍，一来二去，这些烦恼和不快，就会从你的情感中完全剥离开去，随着你的声音，飘上九霄，飞上天际，消失于浩瀚星宇。

人的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而今天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所以今天不论好过还是难过，也都将会过去，就像黑夜不论多么漫长，也将为黎明所代替，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暮然回首，也不论当时如何，都将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人所能看得到，摸得着，能把握得住的也只有今天而已，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今天好过要过得有意义，不好过也不应虚度，该珍惜的珍惜，该善待的善待，该包容的包容，该放开的放开。阴郁的日子里一定要心平气和，珍视这份无聊，珍视这份无奈，因为这些马上就会逝去，马上就会雾散云开。

当你这样认识以后，把郁闷烦恼孤独和无奈等所有不好的情绪统统当成一种享受，慢慢品味，细细咀嚼，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是如此的精彩，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可爱。心境会自然放开，年轻的心态自然会来，因为你所看到的，即便是不好的人和事中也是他那好的一面。

三、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一位多产的现实主义伟大作家。屠格涅夫的成名作《猎人笔记》就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现实主义特写集。作者以一个猎人的行猎为线索，刻画了农奴、农民、地主、管家、城镇医生、磨坊老板娘等众多栩栩如生的形象，真实地还原了十九世纪中叶农奴背景下俄国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屠格涅夫出身于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就是一位农奴主。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不同而与其他贵族地主的言行举止大相径庭。书中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猎人的角度记录了农奴们与地主之间的故事，字里行间体现出他对农民、农奴的同情，不动声色地把贵族地主描写得“滑稽可笑”、“极不体面”。这种高超成熟的写作方法和人物描写的功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整本书里更多看到的是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和俄国农村农奴制存在下的生活场景。第一章中的霍夫和卡里内奇，一个勤劳、接近社会，一个热情、接近自然；《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纯真善良、头脑灵活、善于思考；《歌手》中的雅可夫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同时也间接的赞美了雅可夫身边的那群农人的音乐鉴赏力；《彼得·彼得罗维奇·卡

拉塔耶夫》中聪明美丽、渴望爱情和自由的马特丽娜；《别任草地》中纯真稚气，过早分担生活压力的农家孩子；„„他们都是地道的俄罗斯人：热爱大自然、热情、富有智慧、充满爱心、坚持自己始终不渝的美好理想。

《猎人笔记》中的风景描写也是极其出色的，自然现象、湖光山色等等一切在屠格涅夫的笔下都显得生动形象、趣味横生。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一段是在《别任草地》中：“那是一个美好的七月天，只有当天气长久稳定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好日头。从一大早便是一片晴朗的天空，早霞没有像火般燃烧，而是泛着柔媚的红晕。太阳不像酷热的干旱时候那样火烧火燎，也不像暴风雨前那样暗淡发紫，而是显得明亮璀璨——在那狭长的云彩下冉冉上升，放射出鲜丽的光芒，随之又淹没在淡紫色的云雾中。„„”这就是作者笔下的自然风光，他笔下的风景描写像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照，在我眼睛扫描过这一段段优美的文字时定格在脑海里，一切都让人感到那么舒适、怡情。

没有惊心动魄的华丽场面，没有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没有令人动容的传奇冒险„„这只是一本日记。真的是这样吗？ 我读完《猎人笔记》的那一刻，不得不被屠格涅夫伟大的精神和文字功力所折服。它通过清新明快的语言，抨击了丑恶、压迫，讴歌了淳朴、善良的品格，更表达了普通人内心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一本散发着“俄罗斯泥土芳香”的日记！

了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了解它的文化！而俄国文学大家作品则生动，深刻地记录着俄罗斯文化的点点滴滴。因此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领略俄国风采是个不二选择。（参考文献：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版；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易俊译，广州出版社 2006版； 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版；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版）

第三篇：俄罗斯文学 读后感范文

学号：0102861姓名：吴梦西班号：A05邮箱地址：442782976@qq.com

其实不在远方

——《跳来跳去的女人》读后感

这是一个跳来跳去的女人，奥莉加。意志漂浮不定，情感错综复杂，她有教养、有美貌，也有自己的一条准则：人的美和价值就在于他的不同凡响。小说的一开始注重描述她那看似滋润而又确确切切的充满小幸福的家庭，奥莉加此时此刻是幸福的，因为温顺﹑纯朴﹑善良的丈夫戴莫夫一直都深爱着她，默默地宽容这个并非很懂生活真谛的妻子。

其实倘若奥莉加安于自己那平凡而又温馨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因奥莉加向来就意志不定，生性不成熟，加上身边的人不停地赞其天赋、智慧、使得奥莉加越发地觉得自己的命运不会平平淡淡，因此她热衷认识名人，崇拜名人，时常做着不切实际的千秋大梦，想要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她唱歌，弹钢琴，画油画，雕塑，参加业余演出，所有这些她都不是马虎从事，而是干得十分有才气”。然而她并不真心崇拜艺术，不能在艺术中得到情操的真正陶冶。她所享受的只是被欣赏的光鲜亮丽，所谓高贵名流的举止背后其实是一颗空虚苍白的心。她不停地在追求着什么，却一直不清楚自己追求着的究竟是什么。

奥莉加全心全意地追逐着伟大的人，在追逐中成功地赢得了画家里亚博夫斯基的短暂的爱，自以为自己是画家的创作灵感，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却不愿承认，对方早已“累了”。与此同时，她一次又一次地忽略丈夫戴莫得的深情和伟大，在他“又渴又饿”之时派遣他去为自己奔波取来衣物首饰；在他无私地为科学事业服务为科学事业献身之时不顾一切地跑遍每一个认得的女人的家，为的是里亚博夫斯基；在他想要与自己分享成功的喜悦之时只顾举行一个又一个的晚会，寻找一个又一个的伟人。

在奥莉加的心里，自己的丈夫是最普通的人，不爱艺术，不才华横溢，没有一技之长。她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一直在人群中追逐。直到丈夫去世之时她才发现，最大的英雄就在她身边，朝夕相伴。他没有唱歌跳舞绘画等其他才艺，却一直在自己的职位上勤恳工作，他可以不辞劳苦去照顾自己的同事，同样也会为救病人牺牲自己的性命。宽厚勤恳的戴莫得，总是默默无闻地尽着自己的义务，甚至不顾自身安危去抢救病人，这样一个在平凡劳动中完成着不平凡事业的人物才是真正的英雄。

奥莉加之所以跳来跳去，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才华、爱情、生活的不确定和不满足，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满足于她所拥有的东西，为了追求而追求。最终她永远地失去了自己追求一生又一直未能真正理解的东西。

关于理想。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跳来跳去”，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所谓的梦想。每个人一定都有这样的茫然，不满足自己所拥有的，跳来跳去，随波逐流，穷

其一生追寻世俗的价值，不知道人的真正价值，也不知道自己心中真正的渴望。而这时，若停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可能正在追寻的那个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其实追寻的就在自己身边，而自己却像奥利加一样，只把目标放在自身以外。“跳来跳去”的时候，适当的停一停，审视自己的内心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爱。我们总觉得身边的人对自己的好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习惯了这样被关怀，把他人对自己的爱当作为所欲为的资本。就奥莉加那样，她一次又一次地向丈夫索取，却从不羞愧。我们有时也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身边的，却又没有意识到，对其弃之如糟糠，等到醒悟却已经来不及了。父母总是像文中的戴莫得那样，不计一切地对我们好，包容我们，而我们却在外面的世界“跳来跳去”，疯狂地追逐寻找心中所谓的那个人那个梦，直到狠狠地受了伤，才想起父母的好，想起家的温馨。又或者在刚靠近之时对对方的爱心存感激，却随着彼此越来越亲密不断地提出更多的要求，一旦不能被满足就急切地想要寻找另外的慰藉，在外跌跌撞撞了一番才发现还是身边的好，但身边的人已被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再也回不去当时。

读完这本书，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的“跳来跳去”，开始珍惜身边的幸福，感谢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开始寻找自己的人生追求，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第四篇：俄罗斯文学通论论文

俄罗斯文学 院系：商学院年级：学号：姓名：王旭通论项目管理专业 09级 290610128

题目：《死魂灵》

一、作者简介 伟大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前半页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八零九年出生于乌克兰米尔格拉德县的索罗庆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果戈理一家居住乡间，父亲管理着自己的田庄，平时爱写些文学作品，诸如诗歌与喜剧；母亲信仰宗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果戈理从小就生活在受文学熏陶很强的家庭环境里，同时乌克兰淳朴浓郁的乡村习俗以及古老的传说与庄园生活，都对他的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促使他较早的就去外地打工谋生，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曾经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果戈理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与困苦，饱尝了人世间的冷暖与心酸，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生活痛苦的理解。

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国内早期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随之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声势日益高涨，迫使反对沙皇专制的自由思想十分盛行，涌现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其中普希金的诗作广为流传，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对果戈理的思想影响很深，种种的这些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的发展，促使果戈理积淀了日后文学创作的大量素材和动力。1831年，果戈理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之后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

二、作品简介《死魂灵》这部小说这要描写了主人公乞乞科夫，作为一名六等文官，一名看似君子而实际是骗子的投机取巧爱财之人，他来到省会N市，结交政府里的各种高官权贵地位显赫的官员，来打通与他们的关系。他为了发财致富，想起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市周围的郊区低价购买地主花名册上的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当他兴高采烈地办完手续后，他的种种购买农奴的罪恶行径被人发觉，继而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后来又被政府公爵逮捕，重重的罪行袒露无遗，他为了活命，为了自己的那笔巨额财富，苦苦哀求摩拉佐夫，后来在旁人关系的协助下，他得以被释放，重新获得自由。

三、读后感

我用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的将这本小说读完，由于平时很少涉猎俄国的文学作品，因为作品里的人物名字很长，不便于记住，加之我不太喜欢俄国小说里的情节与环境，一种阴森的潮湿的令人很反感的氛围。读这部小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新的阅读理念去读的。总的来看，小说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其中运用了大量描写，并辅之以一定的夸张荒诞成分。通过对人物形象及环境的大致掌握，了解了沙皇俄国社会的千型百态，农奴制将要土崩瓦解的那段历史，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应运而生的社会转型形态。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的，都有一个成长发展与成熟衰退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抹杀某一段历史的积极存在性，也不能简单予以肯定弊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发展。沙皇的农奴制起初有它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被取代也将是一种不可挽转的趋势。在这小说里，作者对沙皇俄国官僚、地主、仆人等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大量描述，展现了他们贪图权势财富，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骗冷酷的丑露行径，透露了农奴制的行将末路，定将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信息。该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有所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作者使用大量描写刻画人物的肖像，以揭露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展现人物的鲜明性格，与此同时，作者还使用夸张的手法，荒诞的写法，来支配小说的情节故事发展，在荒诞离奇的故事中来突露人物性格特征。《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第五篇：俄罗斯文学讲稿

农奴制改革：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改革，因此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表面上看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也可获得“土地”，但实际上改革仍保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农奴依然摆脱不了被压迫的境地，他们必须向地主交纳大量的“赎金”，还得承担种种“义务”。因此，列宁曾指出这次臭名昭著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更大程度的掠夺。

改革后，农民加剧破产，深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三年中农民运动多达2000多次，为此，沙皇政府加强镇压，一方面顽固地维护农奴制的残余，另一方面加紧对进步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镇压，封闭进步刊物，逮捕和流放进步作家，如《现代人》杂志被查封，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流放。在俄国历史上再次出现白色恐怖时期。

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小时候父母较少过问他的事，全由其保姆带大。他自幼勤学，酷爱文学，博览群书，（同时又从保姆那里汲取了大量的民间故事的文学营养。

普希金12岁考入彼得堡贵族学校，在那里深受自由思想的熏陶，萌发出文学的天赋。15岁首次发表《致诗友》一诗，次年一月又公开吟诵自己的诗歌《皇村回忆》，连他的老师杰尔查文都自叹不如。高中毕业前夕，他写下《离别》和《在毕业前夕致同学》两首诗作为公开考试，诗中表达了离别之情和决心投身到民众中去的革命精神。毕业后，他去彼得堡外交部供职，从此开始步入上流，一度迷恋舞会，1829年30岁的普希金斗胆向莫斯科大美人17岁的冈察洛娃求婚，但遭到拒绝，因失恋的痛苦他随军离开莫斯科，去高加索旅游。次年4月他再次求婚,终于得到应允。

1837年普希金因与法国军官丹特士提出决斗，在决斗中受伤，三天后死去。

莱蒙托夫出身于一个古老而又贫穷的贵族家庭，在中学时代就深受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14岁就开始写诗。1837年为悼念普希金的死他写下《诗人之死》一诗，愤怒谴责沙皇政府，认为诗人死于政府的阴谋。因而激怒了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莱蒙托夫在一次与旧日同学的决斗中丧生，至此，俄罗斯诗歌“新的太阳也陨落了”。

30年代末，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死于非命，给俄国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损失。4年后，俄国文学再度受损，莱蒙托夫又死于非命（决斗）。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新的太阳也陨落了，使可怜的俄罗斯文学成了孤儿”。

别林斯基是俄国第一位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出身于平民医生家庭。1829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在那里组织过学生文学团体。1832年他因写了一部反农奴制的剧本被学校开除。次年，他便开始文学评论活动。1839起他担任和主持《祖国纪事》杂志评论栏。1847年他又转到由涅克拉索夫主办的《现代人》杂志。由于他的出色的评论活动，这两家杂志成为40年代俄国最先进的杂志。1848年，政府准备拘捕他，但他不久就病逝。

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30年代他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过农奴制度。但也一度接受了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都是现实的”的命题，错误地认为农奴制既是现实的，也就合理了。从而产生与现实妥协的思想。40年代初农民的处境与运动影响了他，使他很快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荒谬，并改而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由此立场发生了转变。

下面介绍的涅克拉索夫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诗人，下面两首短诗就很能反映他的创作风格，富于激情，充满爱国精神和公民责任感。

托尔斯泰出生于名门贵族，自幼怀有善良的天性，并早早敏锐地感到社会的不公平。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贵族与农夫”的问题。50年代他经历了一场自我灵魂的洗涤，开始寻求“人生的真谛”。80年代初，俄国农业连年欠收，饥荒空前，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谨。同时，农民运动席卷全国，凡此种种都引起托尔斯泰的极大关注和不安，他走访教堂和修道院、参加人口调查，从而更加认清了本阶级的腐朽和旧制度黑暗。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最后完成于81年，他自己曾在《忏悔录》中说道：“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杰出的女诗人，也是一位深受十月革命影响的诗人。十月革命后，她的丈夫被处决，阿赫玛托娃受牵连，很少发表诗作。三十年代，她的儿子也两次被捕。

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16岁父亲去世。1821—1828年间在中学学习，那时就深受自由思想影响，并对戏剧发生兴趣，经常参加学校剧团演出，同时也尝试写作，但不算成功。

28年中学毕业，他一心想谋职，但很不景气。此时，他写出两个早期作品：《意大利》和田园诗《汉斯·古谢加顿》，均以阿洛夫笔名发表在《北方蜜蜂》杂志上。后者是一部浪漫主义长诗，描写了浪漫英雄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最终在爱情中找到幸福。两个作品均被否定，果戈理一气之下烧了稿子。

1845年由于果戈理的思想危机，《死魂灵》的第二部初稿也被焚烧。他企图让主人公乞乞科夫改邪归正，但又感到很困难。现实中的乞乞科夫不可能存在，这正是作家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发生冲突。果戈理很不满意初稿，因此，将它付之一炬，至今只残存几章。

此外，果戈理对中国作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文学以“嬉笑怒骂”的艺术风格及其深刻的思想性在五四前夕进入中国，受到中国作家的热诚欢迎。鲁迅、张天翼、老舍、赵树理、孙犁等现代作家，都曾经从果戈理的创作中汲取了营养。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1918年，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就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接下来的一代也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三位诺奖得主肖洛霍夫、蒲宁和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文学有其独特的气质，有三种性格与俄罗斯文学紧密联系。

第一种是尚武精神，大家都知道，俄罗斯被称为“战斗民族”，它的文学也总和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种是宗教情怀。俄罗斯自古以来是一个充满宗教的国家，现在仍有90%以上的人信仰东正教。

第三种是艺术气质。据说在经济危机时期，俄罗斯人吃不饱肚子也要去听音乐会。俄罗斯人普遍有较高的欣赏水平。艺术提升气质，这大概也是俄罗斯盛产美女的原因之一。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