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山上活”烈士“

第一篇：抗日山上活”烈士“

抗日山上活“烈士”

祝新华

在江苏省赣榆县夹谷山南麓，有一座烈士陵园，名字叫“抗日山烈士陵园”，是全国唯一一座以“抗日”命名的烈士陵园，也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陵园由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军民于1941年春边打仗边动工兴建，占地600亩，有10个坡段373级台阶，有苏北“中山陵”之誉，分为墓区和陵园两部分。墓区建有751座坟墓，安葬着800余位烈士的忠骨，墓碑上铭刻着3576位烈士英名，王继贵、李金峰就是其中的两位。但谁也没想到，他俩的名字虽已镌刻在这份烈士名单中，人却依然健在，成了抗日山上的两位活“烈士”。

王继贵：终身务农慰忠魂

在距烈士陵园仅5里地远的王洪爽村，是活“烈士”王继贵的家乡，也是这位活“烈士”返乡后终身务农的地方。提起他能从死人堆里活着回家，还得从几十年前的那场血战安东卫说起。

那是1945年5月4日，日军占领了山东省日照市的安东卫镇，并加紧修筑堡垒，安设据点，妄图控制海岸与沿海交通，以图固守作垂死挣扎。5月6日，原八路军滨海军区二十三团一营二连接到上级命令：突袭安东卫日寇，配合兄弟部队夺回海岸重镇。当时年仅26岁的王继贵是二连的一名班长。

5月7日清晨，王继贵所在的二连还在构筑工事，从安东卫窜出来的1000多名鬼子和伪军，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向二连阵地

扑来。当敌人距离我军还有几十米时，二连指战员突然反击，鬼子伪军被打得嗷嗷惨叫。据后来统计，二连先后7次打退敌人的冲锋，日寇死伤官兵360余名。但我军损失惨重一个连120人，最后就剩下十几个。身负重伤的指导员钟家全，带着连部的4名战士，扼守几座坟包，以火力掩护撤退人员转移。4次负伤后，仍与3个鬼子拼杀在一起，他用最后3发子弹消灭两个鬼子兵后，将最后一发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由于二连的顽强抵抗，其他兄弟部队最终在5月7日晚攻进了安东卫。战后，原滨海军区将二连命名为“安东卫连”，授予“顽强制敌”锦旗一面。

“太阳像血一样红，山上、地上到处都是红的。”这是倒下之前，王继贵看到的最后一幕。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左肩，穿过锁骨，王继贵倒在了阵地上，他旁边是如山的尸体，其中既有鬼子也有他的战友。王继贵醒来后，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左肩无力地垂下，血顺着往下淌，右手拖着步枪，他蹒跚地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不知道走了多久，在天蒙蒙亮时，王继贵终于摸到了一个小村庄。他费力地敲开了一户人家，之后便瘫倒在地。当他再度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老乡的炕上。从老乡的口中，王继贵得知大部队已经转移。由于身上的伤太严重，王继贵在老乡家一养就是6个月。这期间由于伤势严重，加上缺乏基本的医疗救治，王继贵差点丢了命。康复后，王继贵几经周折都没找到原来的队伍二十三团，于是他又参加另外的部队北上去了东北，部队被编入东北抗日联军。1946年4月，他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之后又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解放华中南战役、辽沈战役等。但

王继贵并不知道，此时的他已经“牺牲”了，他的名字上了烈士纪念碑。原来，安东卫之战结束后，二十三团清点人数，王继贵被列入了失踪战士名单。部队开始派人四处寻找他和其他失踪的战士，由于战争年代联络不便，二十三团始终没有王继贵的消息，于是便以为他已经牺牲。

真相大白是在1952年。那年由于王继贵伤势严重，不能继续参战，便回到了家乡赣榆县原夹山乡的王洪爽村。当他打着背包兴冲冲地来到已7年没回的家时，王洪爽村炸开了锅。王继贵的本家亲戚、幼时伙伴、认识的不认识的围了几十人。所有的人都在哭，有的扯着衣襟默默掉眼泪，有的和王继贵抱头痛哭，但都为他的“起死回生”感到庆幸。

从此以后，王继贵就一直生活在王洪爽村。他每年都要上抗日山去看看死去的战友，他说自己要终身守护着这些英灵。可当他第一次在烈士纪念碑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王继贵硬生生哭了一下午，当然他不是在为自己哭，而是想起了那些死去的战友。所以，他打定主意做一辈子普通农民，一辈子不离开抗日山，不离开他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直到2007年春，88岁的王继贵溘然长逝。

李金峰：矢志不渝心向党

在抗日山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的烈士名单中，还有一位活“烈士”，他就是李金峰。为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当一名优秀的“红色战士”，后来，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红士”。

1922年，李金峰出生在山东聊城，抗战初期，罗荣桓率领八路军

115师343旅686团东进鲁西，部队路过聊城时，李金峰瞒着父母，扔下破棉袄换上军装，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青年李金峰英俊活泼，且具文艺天分，一入伍就被选入师直属队当宣传兵。李金峰用早就练好的一手“竹板快书”本领，行军时鼓动战士，宿营时宣传群众。他上进好学，常受到上级领导表扬，不久，由连队的指导员赵木瓜同志介绍，李金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坚定地走上了革命征途。

1943年初，抗日烽火遍地燃烧，日寇疯狂扫荡。当时李金峰在八路军115师教导二旅五团任青年干事。在攻打枣庄西北巷头崮日寇据点的战斗中，他来到前沿，在主攻连做宣传鼓动工作。

此时，据点里的一小队鬼子和100多名伪军，凭借碉堡和土圩子进行顽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方伤亡较重。李金峰所在的这个主攻连原有80多人，最后只剩下十五六人。紧靠在李金峰身旁的指导员王玉和机枪手等人都牺牲了。眼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陆续倒下，仇恨的怒火在李金峰心中燃烧起来，他抱起机枪狠命地向敌人射击。在枪林弹雨中，李金峰的左腿被子弹打穿了两个洞，血涌如注，但仍然坚持战斗，直到昏死过去。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含着眼泪，打扫战场，四处寻找幸存者，但找了一整天，始终不见李金峰的踪影。一位当时亲眼看到李金峰倒下去的战士，指着一片模糊的血肉，泣不成声地告诉战友们，李金峰就是在这里倒下的，他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就这样，战友们掩埋了尸体，并插上了“李金峰烈士之墓”的木牌作为标记。

实际上，李金峰并没有牺牲，他被兄弟部队送进一个后方医院养伤，与原部队失去了联系。半年后，等他回到部队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刻在了抗日山上“抗日烈士纪念塔”上了。

1944年底，滨海地区敌工部抽调李金峰到新海地区搞敌工工作。临行前，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红士”。红士来到新海地区后，任地下党浦西区委书记、锦屏武工队指导员。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他出生入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根据上级指示，坚守前沿、保卫后方，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亲自指挥的三里坡民兵，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东三区（新民、临洪、浦西）成了对敌斗争最有力的前哨阵地，不断地对窜扰我解放区的蒋伪军、地主武装还乡团以沉重的打击。鉴于其英勇作战及出色的对敌工作业绩，1947年，东海县评功委员会特地向红士颁发了“人民功臣”勋章。如今，这枚珍贵的勋章静静地躺在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内，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着“活烈士”辉煌的战斗人生。

两位活“烈士”：抗日山上诉衷肠

世界上就有这样的奇事，198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为航天工业部贵州管理局党委书记的红士，与一直在抗日山脚下种地的王继贵，相逢在抗日山烈士陵园。只见：一位是鬓发斑白，一身布衣，脚穿布鞋，眉宇间透出一股军人英气的老人；另一位是脸色黑红，须眉染霜，头戴一顶半新军帽，脚穿布鞋，身着半新蓝裤褂，腰束一根旧军用皮带，一支旱烟袋别在腰间。两位老人紧握双手，庄严肃穆地伫立在镌刻着他们名字的纪念碑前，一幕幕往事象潮水般涌上心

头„„

老红沉思半晌，往着王继贵的脸说：“你这些年过得还好？”“不错，越过越好。”王继贵摸摸腰间的军用皮带说，“1952年复员回到抗日山下的老家王洪爽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到抗日山义务劳动，精心栽下一排排松柏。如今，这些挺拔高大、枝叶繁茂的苍松翠柏，就象勇士一样，守护在烈士墓旁。”这位在1945年就入党的老人，几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农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谱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两位活“烈士”一边谈着，一边携手同行。在爬山的路上，红士说：“你今年六十四岁，我六十一岁，是你的小弟弟，咱们比比爬山，竞赛吧！”“好啊。这你得两个！”王继贵凭着山里人练就的一双好腿脚，一直遥遥领先。红士也不甘示弱：“比比过，咱努力追！”说着，两人哈哈大笑。

在刻着“王继贵”和“李金峰”名字的烈士纪念碑前，两位活“烈士”合影留念。他们久久地仰望着“抗日山烈士纪念塔”，凝视着塔顶上持枪傲立着的八路军战士塑像„„对历史的回顾，对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深切怀念，让两位老人面色严峻，热泪盈眶。面对纪念塔，红士和王继贵这两位活着的抗日“烈士”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此刻，山上的松柏以及遍山的繁花在谛听，一道温柔爽洁的山风，携走了两位活“烈士”的心声，千山万壑传来一个巨大的回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通联：江苏省赣榆县史志办邮编：222100 电话：0518——86223050

第二篇：抗日电影《太行山上》观后感

抗日电影《太行山上》观后感

自开始记事起，就从老一辈的口中听了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故事，尽管如此，对这一块中国人都应当正视的历史知道的还只是一点皮毛，对其中所要表达的共产党员的精神也没有很深地去体会过。这次的红色经典欣赏正好给了我这个重温历史，挖掘和体验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精神的机会，在众多的红色经典书籍电影中，我选中了《太行山上》这部电影，不仅因为它刚好能满足我对于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的探索，同时我觉得这部电影所反映其中的共产党员的优良精神和素质也是当今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

《太行山上》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当时的八路军总司令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光辉历程。影片集中反映了八年抗战中的几次重大战役，从平型关战役、阳明堡战役到击毙日酋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役，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战争的情景，演员们以精湛的演技刻画了一个个优秀的共产党人的形象。这其中震撼我的并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号角齐鸣的壮丽场景，更是共产党人那种勇于面对，坚忍不拔的精神。平型关战役中，在兵力单薄、装备较差的恶劣环境下，八路军将士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一举击败了日军精锐板垣师团，将平型关十里大峡口变成了侵略者的坟场，铸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得到了山西人民的热情拥戴，以此从正面歌颂了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表现了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看一部电影，并非只是在看，而是要思考我们是否能从这部作品中学到什么或者说有什么道理值得我们借鉴的。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明确和摆正自己入党的动机，坚定自己入党的信念，认清自己的职责才是最重要的，我想我应当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在这部影片中，有许多当时优秀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基本素质在现今的共产党员的身上仍适用的，他们的大智大勇、吃苦耐劳、临危不惧、勇于向前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所缺乏的，他们分析问题的客观、理智也是我们所应学习的。我想，作为21世纪的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我们应当延续前辈留下来的光荣传统，在以后的日子里，实事求是，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为祖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

抗日电影《太行山上》观后感

曾经在母亲的办公室里看到这样一幕情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递交了一份血书——《入党申请书》。那时的我，无法理解是怎样的一种信念和追求让一个人年过七旬了，还对党组织如此执着地追求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党满是崇敬，满是热爱。可我知道，那个年代的人们对党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感情，那就是在战争年代，党领导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时代所特有的感情。在观看了《太行山上》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终于可以理解那是怎样一种特殊的感情了。

首先展现在眼前的是那巍峨的太行山上，日本侵略军在分析地形，太行山上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随着密集的枪林弹雨声，战争开始了。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设埋伏，打伏击，一举歼灭了日军整个师，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在战争中，日军总司令官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什么?各个都能拼刺刀?那一定是八路军。”在战斗中，八路军战士拼死搏斗，哪怕没有子弹，没有手榴弹，赤手空拳，哪怕同归于尽也决不放过一个敌人;再苦、再累，算什么，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依然毅然前进。我的眼眶湿润了，感动、激动、热血沸腾，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也一定会毅然从军，拼死战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个人的生死在祖国的存亡面前是那么的渺小，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值了!当然，这个如果是不成立的。那么，与无数的革命先烈们相比，他们付出了生命，那我们又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为人民而牺牲呢?

影片中另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深深地打动了我。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夜也深了，可朱德总司令仍未休息。他思索着什么走到了门口，看到小哨兵冻得直哆嗦，忙解开衣扣，把小哨兵的手捂进了自己的胸膛，为他取暖;甚至代替小哨兵站岗，让小哨兵去跑几圈，暖和暖和身子。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心中装着每一位战士，关心着每一名群众。还有一次，为了解救被日军抓住的群众，朱德总司令冒着暴露自己藏身之处的危险发电报请求支援，解救了老百姓们，真正地做到了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正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肃然起敬。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第三篇：瞻仰抗日烈士纪念碑

瞻仰抗日烈士纪念碑

陈铁山肃立碑前情自生

峥嵘岁月逝犹明。抬头如见烽烟滚

侧耳似闻军号鸣。敢为山河添浩气拼捐血肉筑长城同仇敌忾驱强虏先烈雄风千古萦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陈铁山丰碑沐日巍然立

长忆当年风雨时。倭寇丧心燃战火

国人拭泪举征旗。江河翻滚抗争血山岭奔行不屈躯自古中华谁可侮神州处处是雷池

（地址：明溪县第二实验小学

陈岚）

第四篇：抗日烈士欧阳弼传略(1911--1942)(作者李淮)

抗日烈士欧阳弼传略（1911--1942）（作者李淮）

抗日烈士欧阳弼传略（1911--1942）

欧阳弼笔名蒋弼，民国元年（1011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麟峰乡北冲岐头湾（现属长沙市宁乡县石家湾乡北冲村岐头湾）。青少年时期就读当地石家湾靳江高等小学和长沙文艺中学，1931年求学于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爱好文艺。1931年参加“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并担任光华大学左联小组负责人，曾介绍童天鉴（田间）苏灵扬（周扬的夫人）加入左联，与“左联”成员、马子华、叶紫、周文、田间、周而复、等在一起活动。主编左翼机关刊《文学新辑》第一辑。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作品。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小罗子》。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被捕，蒋弼系光华大学被捕学生人之一。这些学生被捕后，经校长力保得以释放。1934年离开光华大学北上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参加“一二九” 学生运动。1938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跟随学校避难西安，在西北临时大学继续求学。后参加西北军学生队，曾参加台儿庄大会战，系中国军队三十一军三十一师池峰城部战地服务团成员，编辑《战地半月》。

战地服务团被迫解散后，欧阳弼离开部队和他的伙伴们又扒上运煤的火车，赶去参加了武汉会战等战役。鲁南、鄂北飞豫东……哪里能报效国家，他们就奔向哪里。1939年从国统区进入太行山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参加文教总会的编辑工作，主编过《文化动员》、《文艺轻骑》，1940年春调到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编审委员会工作，主编《鲁艺校刊》。《抗战文艺》上发表小说《多多村》和人物特写《饥雕》，同时发表过很多文艺论文。1942年调文协工作，出任文协分会负责人和《华北文艺》主编，发表著名小说《我要做公民》。他当时已是很有名气的青年小说家，被推为晋冀豫文联理事。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的五月大“扫荡”。日军纠集了数万兵力，分多路合击我八路军首脑机关以及下属单位所在地，八路军鲁迅艺术学校，随政治部行动。蒋弼在反扫荡突围中被日军俘获，押往太原，坚贞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年仅32岁。（作者

李淮）

附录

（一）19 4 2 年 8 月 2 1 日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发出：为揭穿日寇残杀“俘虏”的暴行并追悼二百余被害的抗日志士的通知：

今年 7 月, 太原敌寇秘密屠杀被俘的抗日志士, 先后共计 200 余人, 其中有我八路军、中央军及晋绥军的官兵。第一次从俘虏营里调出了百人, 借口送到关外去做工, 实际拉到太原小东门外东北角的乱坟滩里, 在一个预先挖好的土坑沿上单排起来, 用刺刀一个一个不声不响的刺杀了;7 月半, 强盗们又一次地用同样办法暗杀了数十人;7 月 26 日又用“做工”的名义, 调出了 80 余人去杀害, 其中知名者有我军干部张友清、袁立夫、蒋弼、史子乾、裴一平、梁跃、陈良城、韦公杰等同志。我们的赵培宪同志, 就是这一次从日寇的血刃下逃回来的。世界上还再有比这样更凶恶、野蛮、毒辣、令人切齿痛恨的事实吗? 然而这仅仅是几年来日寇几百件残害俘虏罪行中的一次而已!

据住冈义一供称: “曾于 1942 年 7 月 26 日下午 3 时, 在山西省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集体屠杀俘虏时, 其中一名被害者由杀害现场逃走, 并于 1942 年 8 月份, 在《新华日报》上揭发了日军这一暴行等情。

经查得,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新华日报》第一版所载:赵培宪同志以《我曾被当做“活肉靶子” 》为题揭发的事实内容与住冈义一供述一致。故根据 21 具尸骨所检验的结果, 证明被检尸骨确系前日本陆军侵华北支派遣军独立步兵第四旅团第二四四大队大尉中队长、阎匪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教导二团上校团长住冈义一, 于 1942 年 7 月 6 日与 8 月初, 两次在山省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 参与前日本陆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集体屠杀我抗日干部及抗日大学师生张友清等 340 名遗之部分尸骨。

（二）1942年9月1日，太行区文化界、新闻界，于九一记者节在清漳河畔隆重召开追悼会，悼念抗战5年来及5月反扫荡中殉国的战友何云、陈默君、蒋弼、高咏..刘稚灵（女）、严熹、朱杰民、黄君珏（女）、石宏、陈宗平等烈士。...大会决定发表宣言并通电大后方同业，向全世界控诉日寇的暴行！

（三）1942年9月25日，《华北文艺》第四期发表了华北文化社同仁纪念陈默君、蒋弼、刘咏、刘稚灵4同志的文章。，文章内容如下：

蒋弼同志是湖南人，今年三十一岁，十年前他曾参加过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前进的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因为积极从事革命文化活动，曾经被迫走过很多地方，于是他便借着这机会吸收一般作家从事创作，一面去体会实际生活，考察搜集整理许多宝贵的材料，虽然处境十分困难，总未放过一次可以进行革命工作活动的机会。在抗战前后曾主编过《文艺新辑》、《战地半月》等刊物，十年来的新文艺运动他是一直积极参加着的。

蒋弼同志是1940年来到晋东南的，和陈默君同志曾在一起参加文教总会的编辑工作，主编过《文化动员》、《文艺轻骑》，稍后又到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编审委员会工作，编《鲁艺校刊》，1942年调文协工作，主编“华北文艺”。他的工作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在他主编刊物的时候，对投稿者的疑问，总是异常耐心地来处理，极其复杂的问题，都予以极详尽的解答，哪怕是件细小的工作，决不肯马虎了事，对于初学写作者的来稿，都是逐字逐句地给以修改，有时改得看不清时还重抄一遍。为了使工作成绩获得更高的效果，不惜牺牲应有的睡眠时间，有时眼睛几乎弄到看不清东西的程度，可是他从没有发过一次怨言，或向别人暴躁过一次。在他辛劳的工作下，培植着敌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敌后三年来新文艺运动，蒋弼同志尽了极大的力量，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蒋弼同志是知名作家，生前不但写过不少小说，而且发表过很多文艺论文，他底近作小说“我要做公民”(载《华北文艺》创刊号)有着强烈的政治内容，简练的结构与生动丰富的用语，为年来敌后文艺创作中优秀作品之一。

（四）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前右侧“一二·九”纪念亭中有关于“一·二九”运动的的纪念碑，木制。碑文如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而蚕食华北，进逼平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存亡到了最严重关头。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师大学生冲破军警包围最先到达新华门前与其他学校队伍汇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遭到军警用大刀皮鞭和水龙的镇压。12月16日师大五百多名学生参加了更大规模的示威和集会，在军警开枪阻隔了游行队伍后，阎世臣主持了在前门车站广场的市民大会。游行结束，在返校途中于菜市口附近又遭军警围攻毒打。重伤20人，轻伤四十余人。1936年1月3日，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师大有三十多人参加，姜文彬担任宣传团副总指挥。在保定举行的团员大会上，曹国智首倡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经中共北平市委批准，民族解放先锋队于二月一日在师大文学院正式成立，敖白枫为第一任总队长。至“七七”事变前，师大民先队员发展到一百六十余名，共产党员也已有五十多名。在“一·二九”运动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有杨秀峰（高师毕业，在师大任教授。公开地传播马列主义，使学生思想受到重大影响）、周小舟（国文系毕业，中共北平市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林一山（地下党师大中心支部书记。赴延安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北平四代表之一）、王仁忱（国文系学生，当时任师大党支部书记）、王文彬（历史系学生，担任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陈泽云（历史系学生，师大学生会主席，“一·二九”当日进新华门请愿的学生代表之一）。“七七”事变，师大爱国学生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投身于抗日战争。先后牺牲的有张郁光，王文彬，张仁槐，姜化邦，蒋弼，郭庆云等。他们为国捐躯的悲壮事迹，惊天地，动鬼神，永垂史册而垂教后世。

北京师范大学1985年11月立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烈士名录

蒋弼》（人民出版社《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于刚先生回忆

现在谈到“一二·九”运动时北师大的情况，就使我回想起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北师大的同志们，他们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永远怀念他们。这些已经逝去的同志有：王文彬同志，是当时北师大出席学联的代表。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可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根据地湖西区肃反中被错误地当成托派而惨遭杀害。蒋弼，湖南人，原名欧阳弼，是师大的一个青年作家，他在抗日战场上，不幸被日寇俘虏后，钉在门板上，当活靶子射死，他是一位壮烈牺牲的烈士。

第五篇：抗日（范文）

看中华抗战史，经常会看到这些人物：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薛岳、杜聿明、陈诚、汤恩伯、顾祝同、张治中、何应钦、程潜、罗卓英、邱清泉、郑洞国、孙立人、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周至柔、高志航、宋希濂、卫立煌、关麟征、戴安澜、张自忠、王铭章、佟麟阁、刘勘、郝梦麟、阎锡山、张发奎、王陵基、杨森、李天霞、池峰城、孙连仲、余程万、方先觉、黄杰、谢晋元、孙元良、赵登禹、蒋鼎文、饶国华、孙渡、戴笠、黄维，李玉堂、李品仙。

看中华抗战史，经常会看到这些地名：

喜峰口、古北口、芦沟桥、忻口、雁门关、台儿庄、罗店、四行仓库、南京、江阴、宜昌、武汉、万家岭、长沙、昆仑关、中条山、蘅阳、郑州、兰封、徐州、桂林、娘子关、腾冲、松山、富金山、捞刀河。

看中华抗战史，经常会看到这些部队番号：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国民革命军新编一军、国民革命军新编六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九军。

国民革命军抗战前后长达八年，牺牲三百八十万人，最高军衔陆军上将。现在的人们是很难想象当时中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抗战的。

国军每个师装备：（按平均计算分摊）

士兵：粗布衣服两套，草鞋两双，每师平均兵员九千六百人，步枪二千支，子弹每人二十发，轻重机枪六十挺，山炮五门，汽车二十辆，坦克无，空中掩护无。士兵每日吃两顿，其中一顿稀饭。

中国在珍珠港事件前总共有飞机三百架，军舰二千吨。据有关史料记载，国军六百人从贵州出发入滇参战，步行一个月到达战区时被饿死三百余人。

日本禽兽军：一个师团平均二万二千人，BA1BX步枪九千支，轻重机枪六百挺，汽车一千辆，战马二千匹，山炮二百门，装甲车二十辆，每个士兵每月消耗子弹三百发。日本总计飞机二万架，军舰二百八十万吨，航空母舰至战争结束前有四十艘。

战斗力（据日本方面估算）：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其战力相当于国军一个师，宋希濂将军曾经估计一个日军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相当于七到八名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支步枪，经常能阻击我一个连的运动。

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时，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

国军伤亡和日军伤亡比例为十比一，最典型的松山战役，日军一个联队一千二百人，遭国军三个军十万优势兵力围攻，最终日军除一人突围外其余的被全歼，国军阵亡一万余人。

抗战期间中国汽油的百分之百，钢的百分之九十五，药品的百分之九十，武器弹药的百分之八十靠美英供给，平均每运进一加仑汽油要消耗一加仑汽油。

抗战期间中国战区总共击毙日军六十余万人，中国军民总共牺牲三千七百万人。死亡日军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牌位供奉在靖国神社。

日本在整个亚洲唯一没有进行过战争赔偿的是伤害最大的中国，甚至连越南也接受了日本的赔偿。

台湾仍然在发放抗战老兵抚恤金，日本也在发放二战老兵抚恤金，所有参加过二战的国家唯有——中国大陆没有发放抗战抚恤金。

战死的三百八十万国军战士和二百多位将军没有理由不愤怒，死难的三千七百万国人没有理由不愤怒。

南京的抗战空军墓在日军侵占南京和文革中两次被毁。

淞沪抗战的英雄朱耀华将军在土改中被枪毙。抗战中牺牲的饶国华的四个儿女有三个死于文革。

八年全面抗战，国民革命军发动投入十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上的国民革命军将军就有206人，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国民革命军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名战死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头四个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革命军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只不过是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而且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

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de-tona-tor包20万个。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GCparty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向所有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而战斗过的人致敬!在我的“血战富金山-----德式师最后的辉煌与荣光！”帖子里，感谢热心的giga_fans 网友提示要多看日军战报，且非常有趣！我查看了下，是非常有趣！不敢独享，哪出来与giga_fans 和大家分享！

八年抗战，国军、共军、日军三方的战报对比中华国民革命军方面部分战役（以下是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大会战）

1、凇沪会战

国军1937年战报：日军伤亡6万余人；孙元良个人在2005年估计日军伤亡4到5万。

日军战报：日军在1937年公布自身死亡9115人,伤31157人,共计伤亡40672人.2、太原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伤亡2.6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3、南京保卫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5万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伤亡76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4、徐州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日军战报：日军在1937年承认伤亡3.2万余人

5、武汉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0万余人日军战报：自身伤亡3万余人，因病减员6.7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6、随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7、枣宜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3万人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8、南昌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2万人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3、上高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人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病减员60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4、晋南（中条山）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9900人日军战报：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5、第二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也有说4万）日军战报：日军伤亡7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6、第三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日军战报：伤亡6000人,其中死亡16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7、浙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3万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7148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8、鄂西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日军战报：日军损失4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9、常德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日军战报：日军损失2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0、豫中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损失335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1、长衡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6万余人日军战报：日军损失6万余人（双方数字惊人的相似）（《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22、桂柳会战国军战报：毙伤日军3万余人日军战报：日军损失1.6万余人（《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和《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为同一本书，都是日本防卫厅在20世纪60、70年代编写的，是日本军事院校的教科书。以上日方的资料全部来自日本国内

八路军全部战绩与日军战报的对比

1、平型关战斗

八路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著：《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2、广阳伏击战八路战报：歼日军千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伤亡63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3、晋察冀区反八路围攻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7人，伤52人；皇协军伤亡6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4、三次破袭平汉路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11人，无皇协军伤亡报告（《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938年

5、冀中1938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6人，伤26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6、120师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2人，伤51人，皇协军伤亡101人（《华北治安战》）

7、易（县）涞（源）战斗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14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4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8、129师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4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10人，皇协军伤亡79人（《华北治安战》）

9、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39人，伤132人，皇协军伤亡107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0、冀中区五次反围攻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5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1人，伤65人，皇协军伤亡9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1、冀南1938年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俘日伪军6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3人，伤11人，皇协军伤亡16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939年

12、冀南春季反十一“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3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70人，皇协军伤亡81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13、115师陆房突围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122人，皇协军伤亡67人（《华北治安战》）

14、五台山区1939年5月反围攻

八路战报：歼灭日军宫崎部队8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4人，伤27人（《华北治安战》）

15、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7人，伤37人，皇协军伤亡70人（《华北治安战》）

16、冀中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7人，伤89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17、北岳区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36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34人，皇协军伤亡95人（《华北治安战》）[

1940年

18、平西区1940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落日军飞机1架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0人，皇协军伤亡22人（《华北治安战》）

19、冀中1940年春季反全面“扫荡”作战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91人，皇协军伤亡62人（《华北治安战》）

20、抱犊崮山区反“扫荡”（亦称鲁南区1940年反“扫荡”）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58人（《华北治安战》）21、129师白晋铁路破击战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6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9人，皇协军伤亡12人（《华北治安战》）

22、晋西北1940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4490余人俘53人（内含日军11人）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107人，失踪3人，皇协军伤亡失踪201人（《华北治安战》）

23、冀中1940年夏季“青纱帐”战役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2100余人俘伪军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39人（《华北治安战》）

24、百团大战

八路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日军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25、太行区1940年秋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8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2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44人（《华北治安战》）

26、冀中1940年冬季攻势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3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27人，皇协军伤亡59人（《华北治安战》）

27、太岳1940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歼日伪军26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伤7人，皇协军伤亡15人（《华北治安战》）

28、晋西北1940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战报：毙伤日伪军2500余人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4人，皇协军伤亡102人（《华北治安战》）自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后，国内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史料有了全面了解的条件，对当年国民party军队担责作战的正面战场也有了客观评价。相较国民party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出版的书籍完全抹煞Communistparty抗战业绩的写法，自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方面的出版物已能充分肯定国民party当局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同时仍客观地指出其腐败无能和作战指导消极的一面。不过事物往往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有些人借口纠正改革开放前较少提及正面战场的偏向，以吹嘘和引用不实资料的方式夸大国民party当局在抗战中的战绩，在一些网站上这种倾向又特别严重。其实，这方面的一些不实宣传已不简单是史学问题，有些已是国内华敌对势力组织的网络舆论战的一部分，其目的通过吹嘘美化当年人民革命所推翻的反动旧势力，以此来否定当年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的合理性。因此，公正地评述抗战中的正面战场，不仅涉及到是否对读者和网友负责，也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关系到现实政治态度的大问题。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party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毕竟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屡战屡败。何况抗战初期国民party军战败尚可用武器落后辩解，抗战后期中美联合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party军得到美援后装备也较日军为优，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为什么在直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至 1945年初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为何直至日本投降前也未能展开反攻，最终依靠他国攻日而坐等胜利呢?

提到国民party当局在抗战时表现，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这种go-vern-ment下令“不抵抗”丢失8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面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go-vern-ment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引来全国民众的怒骂，还引来国民party内一些实权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帜下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以示强烈反对。

为了掩饰“九一八”时弃地的屈辱，国民partygo-vern-ment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直至逃台后都声称那时军力 “未准备好”，只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才有力量抵抗，近些一些网站上也发文重新鼓吹这种无耻的卖国谬论。且不说缺乏准备根本不能成为将国土恭手让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年至1937年间中日两国实力量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结果只是造成日本实力大增，中国的国力反而削弱。尤其是日本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后，其国内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五年内增长了一倍。此间中国内地经济力量虽有增强，却也远抵不上不战而失最大的工业区东三省的损失，那些为“不抵抗”政策辩解的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脚。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party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party当局在大陆和当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官数目超过200人，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party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 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party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party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 “国民go-vern-ment”的基础。那些讲 “公正”的人却这些铁的史实患有选择性失明，故意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对照，更可以看到中国Communistparty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在作战中确存在单个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汉奸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C.P领导的部队。哪个party、哪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坚决，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至于有人对比国共双方在抗战中伤亡数目，看到国民party军共伤亡320万人而C.P部队共伤亡60万人，便以此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也属强词夺理。哪一方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在某些情况还只能说明指挥笨拙，何况抗战时国民party军队的数量在初期要比C.P领导的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国民party军在抗战中的损失，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者还远远大于作战。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go-vern-ment纪念周上报告，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壮丁共 1100 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抓捕捆绑时虐待至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party军队形成一个士兵 “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国民party军当年在战争中败多胜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瞒下盛行，战果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公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屑引用。事过几十年后，现在有人却把尘封的吹嘘品当成“发现新史料”，在网上一再发贴以蒙骗缺乏历史知识的新一代人。

以当年国民go-vern-ment的战报对照战场情况，有军事常识者便到处看到离谱之处。如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party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九个师团25万人，若真有此损失早就接近全军覆没，怎么能攻占武汉?按日方统计，“武汉攻略战”时伤亡3万多人，这里会存在一些隐漏。不过按战场情形推算，战斗伤亡再同因气候炎热生病减员相加，日军总损失不会超过10万人。

对“万家岭大捷”及此战中团长张灵甫的表现，当年国民party报刊曾大肆吹嘘，近年也有一些网站引用。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此外在国内战场上也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攻其进行包围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party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party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按国民party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 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近年有的网站上一再发出所谓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所谓“辉煌战绩”是击毙日军1.2万、打伤1.9万人，其中还“击毙9个联队长”。事实是日军进攻桂林的部队为两个师团全部加一个师团一部共7个联队，总兵力不过3万人，仅三天便攻占全城，其伤亡轻微。如果真有毙伤敌共3.1万的战果，攻城日军岂不被全部消灭(而且有的联队长还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会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军弃城而逃呢?

国民party逃台后所出版的抗战史，多少收敛了一些吹嘘战果后，所列战果仍严重不实，如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国民party当局对战争统计的严重不实，除虚报外还由于当时政权机构无效能，其go-vern-ment对国内人口都从未普查过，声称“四万万同胞”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才知道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

客观评价历史的人，承认国民party政权在 1937年至1945年还坚持了抗战，其军队的许多官兵还曾做过英勇奋战。不过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抗战不力、残民有余的事例在当年举不胜举，成为国民go-vern-ment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也是谈及抗战史时所不可讳言的内容。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据估算中国因战事死伤共3500万人(其中死亡 2100万，负伤1400万)，除日军屠杀外，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因本国败类和腐朽无能的当权者作孽。例如1938年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去阻拦日军西进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此事国民party当局在大陆时一直推说为日机轰炸造成决口。退至台湾后国民party当局在史书上才承认此事为本军所做，却又胡说什么 “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无情的历史却早就证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谬说早已被“水”没矣!据花园口决堤后粗略统计，淹死百姓达 89万(淹没日军仅其第14师团一小部千数人)，丧失家园沦为难民者近1000万。此举虽使进攻武汉的日军一度改道，四个月后还是攻陷了当地，受到最大损失的只是黄河下游的人民。这样残害百万人民用以自保的go-vern-ment和军队，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众的仇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主管第五战区的李宗仁到美国后写回忆录便称，当时说河南民众恨国军(尤其是汤恩伯部)甚于恨日军的说法，“据我所知，不是过分污蔑之辞”。

自古来作恶必有恶报。果然，1944年春日军以12万人发起“一号作战”进攻中原的40万国民party军时，汤恩伯指挥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在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party军，将其数万人缴械，这更加剧了中原崩溃。花园口决堤十年后，当年黄泛区附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当地几百万民众用双腿和手推车更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抗战时作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军打倒他们切齿痛恨的国民party政权!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次会战，除了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到了抗战后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party国要人在大后方发国难财，孔宋两家将包括美援在内的大量财富搜入私囊，民怨沸腾已不可遏制。国民party军装备好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此国民party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都不讳言。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便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party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C.P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当年国民go-vern-ment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go-vern-ment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go-vern-ment如仇雠。抗战胜利后仅四年，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终于发生了，那便是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partygo-vern-ment被人民推翻。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也承认：“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被“抛弃”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