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2015年4月24日
老师们、同学们：
明后天是清华建校104周年校庆。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场特殊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楼部长刚刚在参加世界银行和IMF会议之后从华盛顿回来，我们对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清华经管学院表示热烈欢迎。
楼继伟于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楼继伟从清华提前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学专业，并于1984年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楼继伟进入政府经济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先后供职于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研究所。1988年起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期间参与设计了1994年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推动和主持预算体制和国库支付体系改革。200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牵头筹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并于同年9月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CEO。楼继伟于2013年3月出任财政部部长。
今天，楼继伟演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的演讲，我在此介绍一些楼继伟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推动改革经历。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历程中，楼继伟一直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他对中国经济改革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中国改革是波浪式发展着的，虽然有时似乎会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总是在前进着。
楼继伟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公共财政、税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他出版多部论著，包括《波浪式前进》、《中国公共财政》、《楼继伟改革论文集》等，其中《建立一个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和《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分别获得1994年度和201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82年楼继伟从清华毕业后到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时期，正值价格改革的讨论在高层展开。他与周小川共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明确指出价格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强调了价格改革既要有目标，又要有过渡。此后，他又写了关税、汇率、利率等价格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报告和文章。1985年底，中央开始筹划价税财联动改革时，楼继伟是改革方案办成员，也是财税组负责人。1992年至1995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楼继伟参与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的全过程，期间撰写了大量关于财税、金融、外汇三方面改革的方案，提交有关领导和部门，其中一些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对推动我国这三项改革起了重要作用。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后，他与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共同写了财政五步改革的设想，并与贵州省研究人员共同研究关于贫困的贵州省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改革设想和具体缺口的核算。
1998年他出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至2007年，期间直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国务院领导和全国人大指导监督下，财政部针对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建立健全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转变政府职能，构建了公共财政框架，改革了政府预算，先后建立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政府收支分类等基本制度。
从财政部调任中投公司后，楼继伟没有停止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问题。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际经济学联合会（IEA）全球大会上，他发表演讲《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以及2013年出版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再思考》，都对未来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他提出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他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原则，探讨如何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能和财力。他运用历史归纳法和国际比较方法，提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方向和重点。
2013年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大力度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营改增扩围，预算透明化，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事项，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及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等等。
楼继伟是我们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他在2011年秋季学期在学院开设一门课程“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系统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深受学生欢迎。楼继伟对学院的大力支持，还体现在他主导推动的于2007年在清华经管学院成立的财政税收研究所。多年来，财税所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中国税式支出的测算和分析的研究，撰写了多期中国税式支出报告，并进行了多次税式支出测算的培训；持续进行季度税收预测和分析。财税所还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进行了营改增、国际税制比较等专题研究。财税所的研究人员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对我国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参与了经济五十人论坛和金融四十人论坛关于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大研究项目。为了推动清华大学经济学科的建设，财税所定期组织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均每年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超过6个。这些工作都与楼继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今天的演讲开始之前，我要特别说明，今天是内部讲座，只对清华经管学院的师生开放。今天讲座的内容，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谢谢大家的合作。
让我们欢迎楼继伟部长作演讲。
第二篇：高层讲坛主持词
高层讲坛主持词
同志们，大家上午好。博采名家智慧，助力跨越赶超。欢迎参加新乐高层讲坛。参加本期讲坛的有：市四大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书记、乡镇长（主任）、宣传委员、科协主席，市直各部门党政一把手及部分班子成员，共计280余人。
本期高层讲坛，由市委宣传部与市科协共同主办，报告的内容是：循环经济。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清华大学井文涌教授为我们授课，还有中国科协青少年中心秘书长赵建龙同志也莅临会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井教授和赵秘书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井文涌教授是全国优秀老师，曾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环境保护科学技术规划组成员，并担任中国环境保护技术政策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环保局顾问，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香港排污计划专家组特邀顾问、中英排污技术小组中方召集人等职。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教委环境工程专业第一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科联环境问题委员会(SCOPE)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
井文涌教授教学研究成果丰硕。著有《环境学导论》、《当代-1-
世界环境》、《废水排海工程规化与设计》等著作。“中国环境保护技术政策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12个领域技术政策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环保科技长远规划前期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科研项目“深圳城市污水排往珠江口可行性研究”获中国科技进步三等奖，“福建湄州开发区环境规划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下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井教授为我们做报告！..........感谢井教授的精彩报告。
同志们，刚才我们聆听了井教授的报告。他的讲课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语言生动、深入浅出，不仅开拓了我们的思路、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让我们得到了一次最前沿的环境与循环经济的形势教育。他的观点对推动我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讲课结束后，各单位要迅速组织科级以上干部学习交流本次讲课内容，形成单位学习交流报告，一周内报市委宣传部存入学习档案。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井教授！
本次讲坛到此结束。
第三篇：钱颖一 关于移民企业家的对话
钱颖一: 关于移民企业家的对话
发布日期：2007-04-1
2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编者按：安娜李·萨克瑟尼安教授研究美国高科技产业创新模式、硅谷经济已有二十多年，也是此次关于移民企业家报告的联合作者。钱颖一教授在硅谷一带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多年，曾以中国学者的比较眼光对硅谷模式进行过解读，对萨克瑟尼安教授的研究成果早有了解。
《中国企业家》借发布这个“移民企业家”报告之机，特请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的钱颖一教授与萨克瑟尼安教授对这个报告作了一个漫谈式的对话，意在解读，给读者提供报告之外的更多信息、更全面的视角。
对话者：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
安娜李·萨克瑟尼安(AnnaLee Saxeni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
从中印比较看中国移民创业者的特征
钱颖一：这次报告结果和你八年前研究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在硅谷，印度移民创业者数量超过了中国移民创业者(大陆与台湾之和)。你认为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这是否与这段时期中国国内创业机会增多，导致更多的中国人归国创业有关？
萨克瑟尼安：上个世纪70、80年代来美的台湾留学生从1987年后就开始大批回台湾创业；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再加上一些台湾风险投资商开始去上海寻找机会，促使一部分大陆的留学生也回到北京、上海创业，但是印度人同样也有一批回到印度创业。所以我并不认为“回中国创业”足以解释最近十年来硅谷印度创业者相对剧增这个变化。
至于各国从美国回去创业的人数，没有人掌握准确数字，我认为从硅谷回中国大陆和回印度创业的人可能都只占各国在本地移民数量的10%左右。
钱颖一：从报告中可以看到的另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中国创业者相当集中地聚集在西海岸加州。我注意到北卡罗莱纳州的“三角创业园”里，印度移民参与创立的企业占了所有移民参与创建企业的25%，而中国移民该数字为零。关于这个现象，我个人推测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地理因素。你看地球仪，与印度正对面是美国中部。从印度向东飞到西海岸和向西飞到东海岸为等距。而从中国飞，只有向东飞越太平洋到西海岸，路途才相对近；第二点，语言因素。印度人在英语上的优势使他们无论在哪里都能更加容易地融入美国社会，中国人则爱去有更多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萨克瑟尼安：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英语有优势，印度移民在从事市场开拓、服务这一系列工作时也更加轻松。中国工程师才华过人可英语不是很好，这使中印移民创业者在创业产业选择上表现出差异性。在计算机/通讯领域以及半导体这些硬件制造领域，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移民创业者数量之和远超过印度移民，而在创新/制造产业相关服务领域，情形正好颠倒过来。
此外印度的殖民历史对于印度人的迁居也有影响。很多印度人曾移民到英国，然后又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所以在那些地方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媒体与交际圈，不断自我强化。印度移民的圈子与氛围比台湾和大陆移民都要形成得早。即便上个世纪50、60年代，部分第一代中国技术移民在新泽西比如像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地方工作，后来很多人都搬到加州去了。中国人更喜欢“扎堆”。他们通过这些组织分享信息、找到资金与合同。在硅谷，一切都变化得非常快，所以创建与拥有自己的社交网络，从别人那里听到意见与信息，对于商人来说非常重要。
较之东岸，加州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国人更容易融合进来。加州湾区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开放与多元的地区，不同出生背景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成功，不管你行为举止如何怪异，是否有博士文凭，只要你足够有创造性、足够聪明。
除了分别偏重于软、硬件产业的差异，在硅谷，印度移民创业者和中国移民创业者另一个不同是后者有各种不同主题、名义的社团；而前者主要只拥有一家联合会，尽管就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来说，印度人内部的多元化程度其实远大于中国人。
钱颖一：就你的研究来看，来这里较早的台湾人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在此创业的大陆人？
萨克瑟尼安：如果回顾1990年代初期，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相当紧张，他们在背景与文化上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我观察到，他们现在从商业角度考虑，开始更紧密地合作，甚至合伙创办公司。
萨克瑟尼安：关于中国移民的特征，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拥有专利方面，中国移民领先于其他国家移民。
钱颖一：如果我以经济学的思维来想，我揣测这里面是否有个人激励因素，即要得到H1B签证和绿卡的强烈动机促使中国人和印度人更为积极地申请专利，因为拥有越多的专利，越可以证明他们的专业能力。
萨克瑟尼安：哈哈。这种解释很合理。另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是，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只有在拿到美国绿卡、来去自由有了保障之后才会回国创业，而且他们一定不会放弃这里的圈子。这使他们如果在本国创业失败后，依然可以回来。现在技术移民创立企业的资金问题并不是很困难，这跟原来那些在唐人街开店的创业完全不一样，后者完全是求生存，前者都是工程专业毕业、在美国公司工作过的技术人才。也许早期技术移民开公司资金来源是个问题，只能通过他的社会网络、家庭、朋友来获取创立公司的“天使资金”，但是1990年代后期后，云集在硅谷的上百亿风险资金都知道“我们想找中国人或印度人”。钱颖一：东部情况如何？
萨克瑟尼安：我想东部对这群人来说还是有天花板。那里从实业家到资本家的圈子更保守、封闭。移民即便创立的是高科技企业，也不易在那里成功。美国社会对“移民创业”的焦虑
钱颖一：现在美国社会对这些移民创业者的主流看法是什么？
萨克瑟尼安：有一些美国人乐见其成，而有一些人则感到受到莫大威胁。我们收到过一些威胁邮件，这些人相信移民在抢美国人的饭碗。
钱颖一：但是这群移民和以前人们说的那些身无长技的移民完全不同,他们都是高素质的技术移民。
萨克瑟尼安：美国人现在对中国、印度或多或少怀有某种焦虑，他们并不就事论事，总是觉得移民来美国会取代他们的工作。事实上我很早以前的研究就表明，移民的到来会给本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财富。还有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领先，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愚蠢，我想现在美国社会还是对本国经济上存有担忧，有一点点惧外。
钱颖一：这种心理和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人对日本的心理有可比性吗？萨克瑟尼安：是一种类似的焦虑。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形。首先，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其次，当年日本跟美国是种“硬碰硬”的竞争，看谁领先，不是我们赢就是他们赢，对美国确实是个威胁。但你看在产业上，硅谷受益于中国台湾的硬件制造商、以色列的软件工程师„„硅谷与中国台湾、以色列、印度建立起了一种互补关系。同样，中国人也可以担当类似角色。这些分布于全球的不同产业集群相互依靠、互补，把它们串连起来，就能产生价值。
钱颖一：与五年前相比，能说美国人更加开放和理性了吗？
萨克瑟尼安：很难说。美国经济确实在增长，美国人也更自信。问题是这五年里，所有的媒体天天都在说外包、中国„„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没办法接触到具体、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像我妈妈那样的美国人，他们接触不到足够多的信息，她只读、只相信《纽约时报》，所以难免对媒体报道惊叹不已、反应过激，这非常可笑。
萨克瑟尼安：如果你跟硅谷中国或者印度移民的小孩交谈，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今后不想做工程师，他们想从事律师、医生等职业。
钱颖一：“工程师”是第一代移民独有的现象。
萨克瑟尼安：是的，我的父亲就是来美移民，他就是工程专业出身，在MIT读的书。
钱颖一：为什么会这样？
萨克瑟尼安：我想这是一个以求能在美国生存下去的选择。做工程师你可以脱离贫困、你可以找到工作，同时它也并不要求你与这个社会有太多、太深的联系。我的台湾学生对我说，“我爸爸跟我讲‘你必须学工程’”。但第二代移民(即第一代移民子女)就不一样了。
“移民创业者”对于全球化的价值
萨克瑟尼安：1965年前，美国对亚洲移民的限额非常少，1965年后，对技术移民放宽了限额。但是效应并没有立即显现。1970年后，移民开始增多，80、90年代后，移民潮才开始涌现。最大的移民潮是出现在1990年以后。像硅谷，20世纪70年代只有10%的人是移民，到2000年，移民数量在硅谷已占到一半。因为移民融入硅谷、又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到本国(地区)，硅谷的各种产业得以跃
升为全球化。我相信硅谷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全球化就是因为这些移民。全球化并不就是那些跨国大企业，它们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些移民企业家不但在科技创新方面对美国经济贡献巨大，而且他们推动了全球化。当他们回到台湾时，他们帮助台湾将政策聚焦在教育改革、风险投资培育上，当他们回到以色列时，他们在以色列建立了产业集群，由此和硅谷产生了联系。现在上海、班加罗尔，也是这样，在他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节点之前，还需要进行一些改革。钱颖一：值得注意的是，每天占据媒体要闻头条的都是跨国大公司、财富500强的名字，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那些众多的创业小企业，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创造了巨大价值。
我们是否可以说，不管欧洲国家如何努力，但由于不是移民国家而使自己在移民创业中吃亏？
萨克瑟尼安：我想这是它们在全球竞争中的一大不利之处。因为创业者需要与当地建立联系。人们是否能来去自由，是否在当地有可信任的人，是否能快速启动项目、建立公司，这很重要。
钱颖一：这点很重要——报告里说硅谷初创企业里有印度移民创始人的占15.5%、有中国移民创始人的占12.8%。这不是指15.5%的硅谷初创企业中每个创始人都是印度人，或者12.8%的创业公司中每个创始人都是中国人。事实上，是移民与美国本地人共同创业。
萨克瑟尼安：是的，这些创始人必须和其他不同长处与技能的人合伙、合作。纯粹由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创立的公司非常少，事实上那些只在自己种族、社区网络里找合伙人或者雇员的企业通常会变得很糟糕。风险投资商基本上也不会投给团队只由一个种族构成的企业，他们知道这是个问题，企业的视野会变得很狭隘。钱颖一：硅谷成功企业由移民与美国人共同创建的例子很多。比如雅虎，由台湾移民杨致远和美国人创建；比如Google,是由出生于莫斯科的移民布林和美国人创立；等等。
萨克瑟尼安：这正是硅谷对创业者的魅力所在。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
第四篇：钱颖一 管理学走出商学院 管理与设计融合
钱颖一管理学走出商学院管理与设计融
合
http://www.feisuxs 2012年04月27日 10:12 清华经管学院官网
清华经管院长：钱颖一
在“管理学走出商学院：管理与设计融合”活动上的致辞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共同努力下，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管理学走出商学院：管理与设计融合”活动。首先，我代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热情欢迎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师生们，特别是来自美术学院的师生们。
管理学走出商学院，同大学中的其他专业相融合，并产生聚合力量，推动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是大学中的商学院发展的趋势，也是大学商学院的重要优势。传统上，大学中的商学院的管理教育基本上是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与其他学院联系不多。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商业模式要求管理教育要同工程、医学、设计等专业教育交融，培养出新一代的文理会通、商工会通、理性思维与艺术想象并举的人才。今天，经济管理学院与美术学院联手走出这第一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方面，它开启了管理教育与设计教育融合的新航道；另一方面，它也为后续的类似的教育融合的活动创造了可资借鉴的先例。
过去几年，经管学院和美术学院在教育融合方面已经初步有了一些探索性的实践。例如，美术学院的教师参与到经管学院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联合开设的《创业实验室》课程中，也参与到经管学院高级管理培训中心的教学中，讲授《工业设计》、《奢侈品与时尚品牌管理》等课程。今天的活动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互启发，共同探讨管理与设计的融合，探索出新的教育模式来。
我们对管理与设计融合的内涵和意义的理解才刚开始，通过这次和接下来的活动和合作来进一步探讨。我们对设计的重要性，可能是从苹果的产品上获得了比较强烈的直观感受。苹果公司是一个全球性的、巨大的商业成功，它目前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我们学院自然对苹果公司的案例非常关注。有趣的是，我们不仅对苹果的技术景仰，我们不仅对苹果的管理钦佩，我们更对苹果产品的设计叫绝。苹果公司主管工业设计的高级副总裁乔纳森•艾维(Jonathan Ive)的设计，从iMac到iPod, 从iPhone到iPad，都为世人所喜爱、所迷恋。在苹果，设计室才是最高机密的地方。设计对商业成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传统上，商学院的教学侧重理性分析，利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搭建商业管理模型。比如注重调查和分析市场、客户、竞争，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和调整战略，进行市场定位和明确客户需求。但是，在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面，缺乏对习惯、情感、审美、使用环境等的关注，特别是对“焦点小组”(focus group)之外的群体和因素考虑很少。美术学院，特别是与设计相关的教育，就有非常不同的思维。我们知道乔布斯从来不用焦点小组做市场调研，但是他的直觉能告诉他人们的潜在需求。当iPad发布之后、销售之前，就连微软(微博)的CEO鲍尔默(Steve Ballmer)都仍然认为没有人会买没有键盘的平板电脑。他做的是理性推理。但是，当我们看到几岁的小孩和80多岁的老人拿起iPad，在不需要任何指引就开始操作时，我们立即就理解了乔布斯直觉的伟大。而培养直觉正是美术学院的强项。
今后的管理教育重点将从单纯的管理技能的传授，转向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培养。管理教育将更多地强调创新和创业，其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管理能力、创业精神、以及管理新企业的能力。创新和创业的关键是激发人的创造力，而人的创造力又源于人的想象力。艺术、美术、设计等领域是滋生想象力最丰富的地方，应该是管理学院的学生获得灵感、扩大想象空间的场所。想象力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从艺术中感悟是重要的渠道。乔布斯在大学辍学后学的一门美术字的课，让他终身难忘，并且把它作为后来创造电脑上五花八门字体的灵感源泉。也正是在他被苹果公司解雇之后，他创办了电脑动画片公司皮克斯动画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使得他从电脑转向了影响更大的音乐、电影、通讯等领域，才有了今天的iPod、iPhone、和iPad。读了《乔布斯传》(微博)我最深切的感悟是，与其说乔布斯是电子工程师，不如说他是艺术家、他是设计师，他是艺术与设计的的结合。
我感觉到，管理与美术、管理与设计的融合将给我们带来新的思维、新的教育方式、和新的人才成长渠道。清华经管学院和清华美术学院同是清华大学的学院，都是各自领域中的在国内的顶尖学院。我们两家学院的地理位置相距不过数百米，但过去来往不多，是因为人为的局限，那就是我们思维的局限。我们日益感到应该充分发挥清华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并积极探索教育融合之路的可操作的方法。我相信，这样的探索不仅有利于管理教育和设计教育的发展，也符合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战略方向。
从全球角度看，不同专业教育的融合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而商学院通常都走在前列。清华经管学院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适应新环境的教育模式。我们学院在过去两年联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开启了“走进商学院”系列活动，先后举办了“心理学走进商学院”、“社会学走进商学院”和“政治学走进商学院”的研讨会。今天，我们又开启了“管理学走出商学院”系列，首场活动就是与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管理与设计融合”。我们学院计划在今年还将举办多场管理与其他专业融合的活动。这是我们学院在管理教育方面具有战略方向性的选择。
凡事开头难。感谢美术学院的积极合作。让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第五篇：钱颖一：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2011年2月15日在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开幕主题演讲
钱颖一：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2011年2月15日在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开幕主题演讲
标签： 教育
● 钱颖一（进入专栏）
各位论坛理事、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亚布力参加中国企业家论坛，并在“思想原创空间”中发言。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十年、新思维、新力量”。十年后，就是2020年。那年也正是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的一年。那么，新思维从哪里来？原创从哪里来？创新又从哪里来？过去五年，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这让我有机会从一个经济学家角度，从一个教育机构管理者角度，对教育与创新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今天我与各位企业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
我先讲三个与教育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大家是否知道今年以来《华尔街日报》有关中美问题最热门的文章是什么？它既不是关于汇率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不是关于胡锦涛主席访美。而是在2011年1月8日的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题为“中**亲为何更胜一筹”（”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作者是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文章讲述她如何用中国式教育方法在美国教育她的两个女儿。她刚出版了一本书：“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就在这篇文章的同一版上，是另一篇关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评估结果报告。这个国际项目每三年对世界各地15岁的中学生在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项目进行考试评估。在2010年的评估中，上海市的中学生在三项中均名列全球第一。而美国中学生呢？阅读排第17名，数学排第31名，自然科学排第23名。可想而知，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有点像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的情形。
这篇文章和这本书迅速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最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话题。“中国虎妈”立刻成为了一个流行词。其实她所讲述的内容，都是我们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一般方法：要用功读书，不要看电视，不要玩电脑游戏，苦练钢琴和小提琴，不要碰其他乐器，等等。但它们都是与美国式的教育方式背道而驰。不过，她的大女儿获得了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钢琴的殊荣。这说明中国式的教育在一些方面确有长处。中国教育部长说中国教育不必“妄自菲薄”，也许其中有一些道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印度的。2009年印度最火爆的电影是“三个傻瓜”（Three Idiots）。这个电影打破了了印度电影的票房记录。它是一部讽刺印度大学教育制度的喜剧片，讲的是印度皇家工学院同寝室的三个大学同学，在以严格著称的印度工学院中，如何挑战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唱对台戏。印度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填鸭式教育的问题。但是这部影片大肆抨击这种教育体制，公开赞扬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它既是娱乐片，又具有深度的启发意义。
我们不要小看印度的高等教育。去年有三所世界级的商学院院长更换。在前后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和位于法国的INSEAD商学院，都通过全球遴选先后任命了新的院长。无容质疑，这三所都是世界顶级的商学院。有趣的是，这三所商学院新任命的院长全都是印度人，而且都是在印度读完本科的印度人。据说在哈佛商学院，最后三位院长侯选人当中有两个是印度人。在哈佛商学院的近两百名教授中，有二十几位印度裔教授。但只有一位中国教授，还不是终身教授。所以在哈佛商学院，未来十年中都不大有可能出中国人院长。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犹太人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两千万人口，还没有上海市的人口多
（如果加上流动人口的话）。而犹太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就近200人。中国13亿人口，至今只有8位华裔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且他们的获奖工作都不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犹太人不仅在科学上成就非凡，在创业上也非常突出。在美国NASDAQ上市的公司中，除了美国以外上市最多的国家，就是以色列。
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两点相似：一是注重家庭，二是注重教育。我们中国人对教育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方法与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有所不同。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如此不同。
这三个故事都是关于教育的，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至今为止是以大取胜。我们的教育特点与我们目前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学习能力强，对已有知识掌握快。不仅如此，我们还善于模仿并加以改进，而且有执行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成为从开放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正是开放把新的知识传播过来，而我们则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学会别人的发明和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改进，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另些方面的劣势。我们的弱点也十分明显。我们的教育方法中的靠认真刻苦，靠时间投入，靠死记硬背，靠大量做题，靠反复练习，可以让考试成绩优异，让钢琴演奏熟练，让生产成本降低，但这些都不能替代创新和创造。
我们承认我们仍然大而不强。强从哪里来？从创造性中来。人的创造性，就与教育有直接关系了。有人会说，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也许。但是不应忘记，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却可以把原始的创造性扼杀或毁灭。我们一直认为到学校就是学知识，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传授知识。这种理念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创造性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元素，那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它们都不是“知识”本身，都是超越“知识”本身的。
首先是好奇心。几年前，有几位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来到清华与学生座谈。当问及什么是科学家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勤奋、努力、数学基础，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正是牛顿对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感到好奇，才激发他后来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
第二是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已经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正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想象力，也正是乔布斯的想象力，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生活方式。
第三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英语是“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就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意见。同时，批判性思维又不是对一切命题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作出新判断。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三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的。好奇心是驱动力，推动我们去探寻。依靠想象力，我们拓展思维空间，使探寻超越现实的局限。而批判性思维让我们挑战已有的知识，永远去寻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客观地说，我们的传统教育文化是考试文化。在这个文化中，这三条不仅是缺乏的，而且是被视为有害的。本来，人的本性中有这三方面的潜能。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把它们扼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与具体学科无关，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无论是工科，还
是医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是一样的。
创新源于好奇心，创新源于想象力，创新源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但若没有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也只能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不可能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
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
中国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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