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企业社会工作是指将专业知识与方法运用于工作场所，关注工作环境中员工的人性和社会的需求，通过设计和执行适当的干预措施，以确保健康的个人和工作环境的实现。其起源于欧美，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社会工作最早发展起来的实务领域之一。本文试图梳理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以期对我国有所启示与借鉴。
摘要：从19世纪开始至今，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经历了发起和衰落、再次出现与发展，以及近年来的新变化等阶段。分析每个阶段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和相关的论题，将在四个方面对中国有所启示和借鉴。一是企业社会工作在应对劳动问题上有优势，我国应重视这一领域的发展；二是政府应加强与完善劳动立法，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三是以工会为依托，推进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四是加强企业社工专业教育，提升实务工作者的能力。
关键词：企业社会工作 福利秘书 员工协助方案
作者简介：王晓慧(1979-)，女，汉族，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张婷旖，首都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企业社会工作是指将专业知识与方法运用于工作场所，关注工作环境中员工的人性和社会的需求，通过设计和执行适当的干预措施，以确保健康的个人和工作环境的实现。[1]其起源于欧美，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社会工作最早发展起来的实务领域之一。本文试图梳理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以期对我国有所启示与借鉴。
一、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起源
企业社会工作在早期被称为工业社会工作(Industrial Social Work)，第一位工业社会工作者出现在1875年。匹兹堡的海因兹公司设立福利秘书一职，由阿姬·杜恩(Aggie Dunn)女士为公司的年轻女性员工提供服务。自此之后的约半个世纪里，工业社会工作经历了发展和衰落的阶段。
研究者波普尔(Popple)追溯了从1875年至1930年间，社会工作在商业和工厂中的发展历史，并识别其衰落的原因。他认为，福利秘书的出现与当时美国工商业领域内的福利运动密不可分。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工业规模扩大，劳动力构成发生改变，女性、移民更多地被雇佣。与此同时，劳工装病、破坏机器、流动的比率也增高了，更多的工人加入了工会。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资本家开始想办法满足工人的需要，为工人提供一系列福利项目，比如在企业内部建立非营利的餐厅、商店、公寓、诊所，为女工们提供健康有益的娱乐项目。[2]这些福利项目需要雇员来执行，福利秘书职业应运而生。1900年之后，福利秘书人数开始增长，据美国劳工统计局1919年的调查显示，美国的431个大公司中，有141个雇佣了至少一个全职的福利秘书，154个与外部机构签订了社会工作服务合约。[2]
从事福利秘书工作的多为女性，她们通常具有教师或护士的背景，一些人有在慈善组织工作的经历。为雇员提供服务时，她们经常使用个案工作方法，解决工人的个人问题，如给予个人正确着装的建议；当工人遭受主管不公待遇时，介入调节；疏导工人的情绪等。也会使用小组工作方法，在工人中开展教育性的、娱乐性的、社会化的、性格塑造的小组活动。她们的工作还包括一些行政职责，比如管理所有雇员福利；培训、雇佣和解雇雇员；分配工作、定工资薪酬水平等。[2]
百货商店、纺织厂是福利秘书们主要的雇主，她们主要为女性雇员服务，后来扩展至移民及整个工作群体。虽然福利秘书给予工人不少帮助，但她们实质上是企业主管理工人的工具，所以工人不信任福利秘书，劳工组织也对她们的工作有强烈的指责。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福利运动衰退，加之工会的反对，福利秘书被人事经理取代了。当时这个领域社会工作的教育更偏向于讲授商业管理类的课程。1920年一系列社会工作研究都提到了工商业里的社会工作，都认为它属于商业管理。[3]
二、企业社会工作者的再次出现与发展
福利秘书一度销声匿迹之后，美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在二战期间再次出现，为期较短。社会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进入到企业中。不同分支的军事服务雇佣了专业受训的社会工作者，处理军事人员与工作有关的许多问题。[4]最广为人知的是全国海员工会和联合海员服务的联合项目。伯莎·卡彭·雷诺兹(Bertha Capen Reynolds)是其中特别有名的社工，她及同事们提供的服务，成功地得到了海员和家属认可。1945年战争结束，企业社会工作又再次衰退。
美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随着员工协助方案(EAP)在企业的推进，大量的企业社会工作者开始进入工作场所。[5]EAP为雇员及其家庭提供咨询，处理包括情感、婚姻和行为—医疗问题。[1]据美国国家事务局统计，全国的EAP项目在1950年代不到100个，到1987年，则有10000个。另一个评估显示，在1986年，有12000个咨询项目服务于超过三分之一的普通劳动者。[6] 企业社会工作者大规模的出现与三个因素有关。首先，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与工作场所有关的法律，《职业安全健康法》《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就业年龄歧视法案》和《民权法案》的第七章以及《职业康复法案》的第五章对雇主和工会提出了新要求。[7]这些制度影响了雇主对待雇员的方式，是企业社会工作出现的必要条件。其次，美国劳动力构成发生了巨变，女性、少数族群、残疾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妇女在其中的增长率很高。据统计，1960年或两个特定的问题，比如酗酒或药物滥用。第二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是37.8％，1977年则攀升至48.4％。男性的参与率则从1960年的84.0％降到了1977年的78.3％。同期已婚有小孩妇女的参与率增加了一倍多。[8]女性传统角色发生了变化，冲击了原有的家庭安排，家庭生活压力增长，离婚率上升，小孩需要照顾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再次，工人不再只有经济方面的需求，他们希望被平等对待，既有经济方面的需求，还有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需求。不仅企业主雇佣企业社会工作者，工会在新形势下，也改变了以往的立场，开始雇佣企业社会工作者。有研究者认为，从1960年到1970年，工会提供的社会服务受两个宏观发展的影响，一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日益增长，构成了服务增长的需求基础；二是福利国家的成熟。[9] 社会工作在工作场所运用时，所遇到的问题比其他的领域更复杂，因为企业组织的稳定和盈利的重要性超过对服务对象需要的关注，企业社会工作者常遭遇价值观上的困境。20世纪70、80年代，企业社会工作快速推进的时候，在研究和实务领域，存在着对其诸多的思考。在一篇题为“企业社会工作有未来吗?”的文章中，一位名为弗莱明(C W Fleming)的企业社会工作者分析自己的工作，认为在企业内社工专业的边界不清晰，专业技能水平低，可替代性强，培养企业社工的大学课程设置不合理。其断言，“除非社工能发展出工厂能使用并且能积极推销的产品，否则企业社会工作没有前途。”[10] 研究者奥兹沃(Ozawa)认为，工作环境中存在着诸如劳动力构成的变化、泰勒制下的劳动异化、劳工不断提高的预期等紧迫性问题。管理者和工会在寻找能应对以上问题的专业人士，社会工作者是有机会的，通过提供服务，产生工人、管理者、工会希望的结果。奥兹沃提出了工作场所社会服务的四阶段模型。第一阶段是处理一个或两个特定的问题，比如酗酒或药物滥用。第二阶段是推进更为全面的项目，因为多种问题是互相关联的。管理方或工会将会意识到酗酒或药物滥用只是更大的、潜藏问题的症状。第三阶段是组织化的介入，服务提供者可能参与同管理方和工会的协商，协商关于重组工作和工人关系的问题。第四阶段，模糊管理方和雇员之间的界限，强调双方有共同的利益。这四个阶段从低级到高级，对提供服务工作者的技能和知识的要求也会改变。在低阶段，主要要求微观介入技术，工业心理学是必要的知识基础。当到高阶段时，要求宏观能力，包括仲裁、协商、教育、咨询的功能。要求工作者具有理解大型组织的知识基础，对其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及影响它们的政治、经济力量都要了解。[8]奥兹沃四阶段模型的提出，既可以视为对企业社会工作的展望，也可以视为对当时企业社会工作实践的批评。当时推行的EAP项目依然是在微观层面的介入，忽视了导致问题出现的工作环境因素。古金斯(Googins)和戈弗雷(Godfrey)指出，从企业社会工作发源以来，一直都是临床取向，重视解决个人问题，但如果它想对工作的性质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就必须关注组织制度的改变。[1] 现实为企业社会工作的教育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相较于实务方面的进展，教育相对滞后。梅登(Maiden)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没有站在为工作场所提供社会服务的前线，对于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一直没有组织化的响应，直到1979年，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和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CSWE)才共同发起的一个项目，代表了推进企业社会工作的教育和实务的职业承诺。1982年，全国社工协会才组织了全国企业社会工作特别小组。[3]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大学才提供专业企业社会工作第一学位授予程序。建立企业社会工作专业的有哥伦比亚大学、亨特学院、伊利诺斯大学、马里兰大学、锡拉丘兹大学、南加州大学。还有其他约15个大学提供雇员援助的特定课程，以及提供企业社会工作的选修课程。企业社会工作方向的学生要完成大量的实习，要求九个月内每周有三天的实习，同时要接受有资质的企业社工的督导。[3]企业社会工作从业者要求取得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提供授予MSW-MBA的联合学位教育。[11]
三、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新变化
EAP项目是企业社会工作者进入就业场所的主要模式，到20世纪末期，中等规模或大公司三分之二的雇员被EAP项目覆盖。[12]EAP模型所涵盖的服务内容日渐增多，从最初关注个人或人际关系的问题，到物质滥用、残疾、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离职的服务，也包括对员工和管理者提供预防性骚扰、艾滋病等的培训。其他的非EAP项目，如工会会员援助项目、行为健康保健管理、公司社会责任等亦有所发展。
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全球化与美国福利政策的重大转变，要求企业社会工作者突破传统地提供服务的方式，面向新出现的就业人群，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技术的进步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制造业向国外的转移降低了美国国内低端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在经济结构上，信息服务业取代了制造业，从事兼职或临时性工作的新工人阶层产生。[13]最大的挑战来自福利政策的改变，以往的福利接受者必须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克林顿政府1996年颁布《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被普遍称为“从福利到工作”。法律以TANF(贫困家庭临时救助)取代了已实行60多年的AFDC(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没有时间限制，政府试图通过TANF的实施，促使贫困家庭在两年内就业。所以TANF制度使得以往不用工作的福利接受者(多为单亲家庭的育龄妇女)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他(她)们缺少基本的职业技能，许多人是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到的工作层次较低，工作难以维持，在精神上有巨大的焦虑和压力。艾弗森(Iversen)认为，近三十年来的企业社会工作关注的是已经被雇佣的工人，在政策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新的服务对象出现。企业社工们应该系统性地运用此前在工作场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实践经验，将之运用在从福利到工作的环境中。企业社工要重构经验，同时在多个系统层次上扮演多面向的角色。[13]梅登(Maiden)提出，把EAP变为个案管理模式，优先供给TANF制度下的前福利接受者，长期(1-2年)提供，两周联系他(她)们一次，做好预防酒瘾、药物滥用复发的工作。从社会工作人在环境中的视角，在个体和组织层面介入。因为服务对象女性居多，此个案管理模式要使用性别敏感评估。[3] 新形势的转变对企业社会工作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莫尔-巴拉卡(Mor-Barak)等认为，企业社会工作者、工作程序与社工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分离的。当EAP在个人和组织层面介入时，企业社工具有多样性的角色，实践要求整合的企业社会工作实务教育，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实务领域之一。企业社会工作要同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和伦理保持一致，在教学中，一定要有社会议题。他们以南加州大学的硕士课程为例，介绍企业社会工作的教育课程要教授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总体的价值观、权利和责任，重视学生的能力，为学生提供在企业社会工作领域运用的机会，让学生理解此领域与多样化的领域的相似与相异。[14]
四、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内地企业社会工作21世纪初刚起步，在深圳、上海、苏州等地已进行一些实践。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中国有如下启示与借鉴。
(一)企业社会工作在应对劳动问题上有优势，我国应重视这一领域的发展 在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劳动问题丛生，现实需求使社会工作得以应用在企业界。企业社会工作有专业价值观、知识与技巧，它在美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争议和困难始终伴随，但依然是应对劳动问题，为员工服务的有效方式。不仅能够整合资源，预防、解决问题，发展员工的能力，也为企业组织的效率提升、人性化工作环境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当前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截止到2010年，中国就业总数为7.61亿人。[15]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国的劳动力构成发生了巨变。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已超2.6亿人。[16]社会转型期，企业职工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基本权益受损、维权机制不健全、工资薪酬待遇低、精神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工作压力大，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在农民工群体那里，这些问题更为突出。在美国工业化早期出现的问题也出现在我国，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在劳动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企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是当前亟待发展的领域，我国政府、社会组织、企业、高校要重视这个领域，促进新型劳动关系的构建。
(二)政府应加强与完善劳动立法，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企业社会工作最初在美国的出现，由企业管理者的个人行为推动。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发展，则与国家力量的介入密不可分。联邦政府一系列在劳动领域的立法带来了劳动力的变革，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不再割裂，工作场所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社会功能。立法赋予了劳动者福利权利，企业社会工作的实践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政府近年来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1994年《劳动法》的颁布奠定了我国劳动立法的基础，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被认为是中国就业保护的标志性法律，此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最低工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虽然立法成绩显著，但距建立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还有一定的距离。[17]现行法律没有彻底扭转资强劳弱的格局，劳动者的权利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基于此，中国内地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欠缺制度的支持。以广受学者关注的珠三角的实践为例，该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主要源于两大力量：一是政府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项目购买”试点，推动了社会工作民间组织实施企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二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促使草根民间组织或者企业推行企业社会工作服务。从珠三角地区目前的发展状况看，第一条显然更加重要并起到主导作用。[18]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企业社会工作虽有所发展，但并没有大规模出现，劳动立法不完善、执行不力是企业社会工作者面对复杂的劳动问题，倍感无力的重要原因。企业社会工作回应劳动问题，应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对劳动者形成制度保护。社会工作是福利制度上的一环，制度不完善，只靠社会工作者的推进，力量非常弱小，可持续性不强。
(三)以工会为依托，推进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美国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工会最初持反对态度，后来工会意识到工人除了经济需求，还有心理和社会需求，就开始接纳企业社工，或吸收社工进入工会体系，或与社工机构建立联系，为工会会员提供服务。中国工会与美国工会体制不同，但既为工会，其基础都是工人，工会如要得到工人的认同，必须要维护职工权益，为职工服务。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工会一直具有传递国家福利给职工、为职工提供服务的传统，基层企业工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提供福利与保障的工作被视为中国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19]转型时期，工会工作的理念、工作方式必须转变，工会要切实关注工人的利益。福利同样是一种权利，维护职工的福利也是工会维权的表现。在加强福利服务上，工会可以通过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实现向服务型工会的转变，尊重并帮助工人实现主体性，深远意义更在于构建新型劳动关系，为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发挥作用。社会工作受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我们在发展企业社会工作时，既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又要重视本土的制度资源、文化背景、实务经验。中国工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较完备的组织体系，是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可以依托的主渠道。
(四)加强企业社工专业教育，提升实务工作者的能力
美国的一些高校为企业社工的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企业社工面对的问题更具复杂性，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社会工作是强调实务的专业，企业社工更应具有实务能力。我国高校社工教育发展迅速，在老年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等领域推进较快，企业社会工作教育还很薄弱。建议有志于发展企业社工的院校，开发出合适的课程体系，打造高素质的教师专业团队。鼓励专业教师通过项目合作等方式进入工作场所，积累实务经验，增进理论与实务的融合。在加强国际交流的同时，探索本土的经验，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企业社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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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国外社会工作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国外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一、社会工作的概念
（1）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活动。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NASW）对社会工作所下的定义是：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活动，用以协助个人、群体、社区去强化或恢复能力，以发挥其社会功能，并创造有助于达成其目标的社会条件。
（2）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过程。弗里兰德（Friedlander）1980年在其所著的《社会福利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Welfare）一书中强调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服务，也是一种助人的过程。
（3）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方法。台湾学者廖荣利在1996年出版的《社会工作概要》一书中引述芬克（Fink）对社会工作的定义：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或学科，它通过提供助人的服务，以增强个人与群体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功能。这种助人的专业方法注重人们和其所处环境的交互关系。
（4）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廖荣利本人在《社会工作概要》一书中对社会工作所下的定义是：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独特的专业领域，它运用社会的和心理的科学原则，以解决社区生活中的特殊问题，并减除个人的生活逆境和压力。
（5）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威特默尔（Wilmer）1942年在其所著的《社会工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一书中认为：社会工作是有组织的机构或团体为解决个人所遭遇的困难而实施的一种援助，是为协助个人调整其社会关系而实施的各种服务。史坡林（Sparing）在1975年出版的《社会工作实务概论》一书中也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协助人们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并增强他们社会生活功能的一种社会制度化方法。
（6）对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定义。斯基摩尔（Skidmore）在其1994年出版的《社会工作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一书中，对社会工作下了一个综合性定义：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专业，其目的在于协助人们解决其个人、群体（尤其是家庭）、社区的问题，以及运用个案工作、群体工作、社区工作、行政和研究等方法，促使个人、群体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达到满意的状态。
二、国外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历程
现代社会工作起源于 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布实施的《济贫法》，这部法开创了国家以立法形式救济贫民的先河，并明确了政府和社会有济贫的责任。16世纪的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时的英国统治者面临大量的贫民生活无着落、偷盗、乞讨等社会问题。因此，英国政府颁布了《济贫法》，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贫困问题。《济贫法》的实施，要求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以确定帮助对象，这需要专人和专门的工作方法进行，由此，现代社会工作的雏形形成。《济贫法》的意义一是政府首次以立法的方式对全国的贫民实施生活救济制度；二是其救济经费的一部分来源于富有阶层，即国家强制征收的济贫税。《济贫法》规定，教区对没有亲属供养的区内贫民负责救济，救济经费以济贫税、志愿捐款和罚金三者为主要来源。《济贫法》的特点是
实施分类救助，分别对有工作能力、无工作能力、无依儿童给予不同安排，社会工作的类型化方式由此提出。《济贫法》于1834年修正为新《济贫法》，到1948年，在英国实施了347年，《济贫法》的修正实施使社会工作者尝试用个性化方式解决贫困问题，这为英国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个案工作方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德国1788年在汉堡市实行一种救济制度，史称“汉堡制”，对社会工作在制度与方法上影响甚远。汉堡制将全市分为若干区，分别对贫困者实施救济，或介绍职业、医疗疾病等，并设中央办事机构，总管全市救贫行政事务。1852年德国爱尔伯福小市镇仿汉堡制并加以修改完善，开始实行爱尔伯福制，即各区再分段，负责对段内的贫民进行经常性调查，按需予以补助，并办理职业介绍以及对游民进行管理训练等。各市设有全市性的赈济组织。在此期间，英国早期社会工作者借鉴德国汉堡制和爱尔伯福制的做法，进行济贫工作。此后，1869年在伦敦成立的英国慈善组织会社和1877年成立的美国慈善组织会社进一步推动了济贫工作的专业化，确定了服务到个人的社会工作理念。
兴起于英美等国的慈善组织会社与睦邻运动共同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形成。社区睦邻运动首先是由教会及一些慈善组织、基金会发起的。社区睦邻运动的方法是让社会工作者广泛、深入地参与社区生活，尽量调动并利用社区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组织和教育居民改善自己的环，培养居民的自助与互助精神。社区睦邻运动发起于英国，1884年，伦敦东区传教士巴涅特为纪念年轻的亡友——牛津大学经济系讲师汤因比服务于贫民、工人的崇高精神，在自己所属的教区建立了第一座社区睦邻中心，并定名为汤因比馆。继该中心后,英国各地也建立了类似的服务中心。社区睦邻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较大,开展最为广泛。1886年，美国著名的社区睦邻服务社苏尔大厦创办，厦内为青年人、老年人提供了从事教育、艺术、音乐、娱乐等活动及发展教育的机会，还成立了如贫困、劳动、教育、政治等大型研究室。苏尔大厦的建立改善了其所在地芝加哥市市民的生活，并促进了全美社区睦邻运动，到1937年，美国已建立了 300多个类似的服务中心。欧洲大部分国家也相继开展了社区睦邻运动。
社区睦邻运动的开展及其所提倡的服务精神和取得的成就，无疑给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贫困问题提出了一条可行之路，其目的都是尽可能在社区基础上，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解决贫困问题。社区睦邻运动对于社会工作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首创了社区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工作及服务机构；二是开创了社会工作与社会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先河，即充分关注社区居民的需要和问题，并且将解决问题的工作计划与项目均建立在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三是注重开发、利用和整合社区内的各种资源，以推动社区计划的实施；四是注重居民的社区参与精神的培养；五是将无私奉献的社区活国外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1883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保险法》，1884年通过了《工伤保险法》，1889年又实行了《老年与病残强制保险法》。这一系列社会保险制度的推出缓解了一触即发的劳资矛盾，解决了产业工人的后顾之忧，加快了国内经济的发展。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解决1929年的“大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所导致的成千上万失业人员的生活及就业等问题，颁布施行了《社会安全法案》，其内容主要由《社会保险方案》、《公共分类救助方案》、《卫生及福利服务方案》三个方案构成。这些制度的建立说明各国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由对社会成员贫困问题的关注逐渐趋向关注全民福利，社会工作中的社会行政工作日趋重要。社会福利事业促进了社会工作的扩展，欧美国家的社会工作开始走向专业化。1940年代，小组工作(亦称团体工作)开
始纳入社会工作专业的方法之中。1950年代以后，由于联合国的推动，大多数国家开始重视社区福利计划和社区发展计划。到了1960年代，美国的社区发展计划进入了黄金时期，1962年社区工作正式被认可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几乎在同一时期，英国政府也视社区工作为福利国家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对社会工作教育提出了要求。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较早的是美国，1898年,纽约救贫协会创办讲习班,讲授慈善学的应用。1904年改为纽约社会工作学院。后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于1910年设置社会工作课程。1912年正式成立社会工作学院。英国利物浦大学于 1903年开设社会服务课程。1917年美国学者理查曼的《社会诊断》一书出版，把这种助人的工作作为一套独立的知识系统加以研究和传授，从而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建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较英国早半个世纪，一是来自社会工作教育团体，同时各种社会服务组织也日益感到接受专业教育、学习专业知识和技巧的重要性，因此美国的大学应邀负责培训社会服务机构的在职工作人员，继而纷纷开始建立社会工作专业。1953年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CSW E）和1955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 ASW）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工作最终成为一个公认的职业。
英国社会工作作为重要的社会服务出现在1945年以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认为社会服务是针对社会中的贫苦及边缘群体提供的机构服务。社会服务部门的创立，给英国社会工作者构建了一种专业性的服务工作结构。英国在 1969年正式成立英国社会工作员协会（B ASW），1970年，成立社会工作教育训练中央委员会（CCE T SW），正式奠定英国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地位。1970年实施的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法规定，要在地方政府中构建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从那以后，为个人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增长了400％。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工作者承担了复杂的个案工作，从老年人到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与一些特殊群体打交道，向儿童、老年人以及广泛流行的心理、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个案工作、团体工作与社区工作的方法，在社会服务部门得到了广泛应用。
三、对我国的启示
社会工作发展到现在，均已实现了职业化和专业化，这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工作必须经过社会工作专业系统训练。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社会工作者同医生、律师一样，没有获得社会工作的执业资格，就不能从事社会工作事务。从为贫困者提供服务到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从关注贫困人员问题到关注全民福利，社会工作由朴素的社会自治性事务到成为专门解决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一种制度或方法，由自愿的慈善服务到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依托多学科理论在实践中运用的结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参与，使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和知识多样化。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是为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协调人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可以说，没有社会问题，就没有社会工作。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的基础。再如，弗洛伊德的人格相关学说为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社会个案工作中被广泛运用。这些理论研究的共同点都是探讨如何帮助社会上有困难的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人与社会和谐的方式方法。
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西方社会工作发的历程表明: 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和工业化、市场经济的需要分不开的;相关的社会福利理念是支撑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国家干预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特别是专业社会工
作发展的关键力量;发展社会工作需要制度化的空间;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是提升福利服务地与效果的必然选择;等等。我认为我国的政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去改善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
首先, 从推进中国市场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强化对发展社会工作必要性的认识。改革以来,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原先的解决社会福利问题的机制发生了变化, 不能继续完满地解决这些问题, 显示我们在对原先的福利制度加以改革与完善的同时, 有必要加快发展专业社会工作, 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其次, 吸收中外有价值的社会福利思想, 营造适应社会工作发展的理念基础。中国自古以来, 有关社会福利的思想就非常丰富。
第三, 强化国家(政府)的主导角色, 采取切实措施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表明, 国家干预是推动社会工作特别是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因素。落实上述措施必将大大加快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进程。应当看到,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不利因素, 诸如其一, 由于社会工作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事物, 人们对其重要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尚存在分歧;其二, 中国近年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很快, 但质量参差不齐, 缺乏比较权威的评价标准;其三, 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实际部门的需要缺乏有效的衔接, 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象严重存在;其四, 第三部门不发达, 限制了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空间;其五, 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照搬照抄现象, 对其加以本土化改造的工作尚严重不足;等等。以上问题的存在, 制约着中国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有待于国家(政府)出面采取切实措施一个一个地尽快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 李宗派:《人道与仁政》,《社区发展月刊》, 1976 年第 9 期。[2]参见叶楚生:《社会工作概论》, 台北, 同泰公司,1980 年, 第 3～4 页。
[3]参见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92～93 页。[4]参见林振春:《社会工作》, 台北, 师大书苑有限公司, 1998 年, 第 32～34 页。[5]参见徐震、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 序言,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 年。
第三篇：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在社会学课上，我们观看了两集《大国崛起》关于美国部分的纪录片。很早之前便听说过这部著名的纪录片，这次不仅见识到了美国迅速崛起的三百年历程，更加深刻地觉醒到美国崛起过程中政治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就像高中历史学的一样，影片介绍了五月花号上的英国人们踏上了美洲的土地，独立战争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他们带着从欧洲传来的先进科技，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虽经历了南北战争，但很快便迎接来了电气时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又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打下良好基础。之后由于自由竞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罗斯福总统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干预经济的行动。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另一位罗斯福总统，他的罗斯福新政用著名的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再次拯救了美国经济。二战对美国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使得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美国的发展在于机遇，虽然美国有源自欧洲的工业基础，但是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美国的不菲的利益。而中国现在无疑是经济大国，却称不上是经济强国。中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低、自主创新能力弱、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并且，中国国内存在着相当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大而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而环境污染严重也是困扰着我国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极大，大批失业人口，胡福总统以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政策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使社会问题得以解决，但是这种放任政策却使问题更加严重。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用看不见的手进行了宏观调控，事实证明这种适当的调节比起放任不管政策有效。而对于我国存在的问题，政府加大宏观调控是必行之策。罗斯福新政从金融方面开始，挽救银行危机，改革与开始管理金融制度。我国国内如今的物价等问题都可以通过金融制度管理来得以控制，并且缩减政府开支，而不是在召开各种大会上肆意使用纸电等资源。其次对工业和农业进行调节，罗斯福进行了工业复兴法，而中国工业虽蒸蒸日上，但却面临着破坏环境等问题，这是需要发展工业的同时所注重的问题。至于农业，中国农业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出口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不仅要注重农民工在城市的问题，也应该注意农民工外来务工而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再次罗斯福对失业进行救济，建设公共工程，对安抚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作用。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此举毫无疑问地缓解了失业问题对社会的压力，于国于民皆利。最后罗斯福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行之有效，我国在此方面做的很好，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都日渐完善，连我们大学生也参加了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社会的平衡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虽然只有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但却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占领者主导地位，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也迅速发展，在世界地位上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距离美国仍有遥不可及的距离。这与时间和机遇是分不开的，我们一定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赶超行动，而是在借鉴美国经济发展的教训和经验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四篇：基督教伦理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启示
基督教伦理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启示
基督教，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个教派的总称。它以新旧约全书为圣经，信仰人类有原罪，相信耶稣为神子并被钉十字架从而洗清人类原罪，拯救人类的一个神论宗教。基督教的信徒遍布全世界，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在我国也拥有非常多的信徒。
而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主要是起源于西方社会并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是西方福利思想与我国具体国情结合而来，因此，作为一名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我们所学的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中，有很多理论观点是与基督教的教义及伦理观紧密联系的。
一、基督教与社会工作的起源
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首先发端于西方社会，它起源于西方社会的慈善事业。社会工作成为一门学科和专业，是近百年来的事。在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起来之前，社会工作领域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教会的慈善活动。慈善一词的英文是charity,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基督徒的爱”。在社会工作的起源慈善组织会社成立以前，从事慈善救济或社会服务的多是教会的成员，他们信仰基督教，相信上帝，相信人生来平等，并且帮助社会上有困难的人士，为他们提供各类资助。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基督徒们因此坚定而毫不迟疑的对需要帮助的人付出关爱。
由此可见，基督教的价值观影响了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而基督教的价值观同样也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我所查阅到的资料，根据哥拔的分析，圣经内有超过四百处的经文是指上帝对贫穷人的关怀，反映出基督教信仰对社会关怀的固有优良传统，这个信仰传统对社会工作发展有不能忽略的影响。
人们出于同情,或出于被乞求等等,把自己用不着的,剩余的东西拿出去,给特别需要的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渡过难关,这种情况,是从古至今的所有文明都具有的。现代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助人自助”中，就包含这样一种帮助他人，愿意助人的想法。圣经中曾有这样的语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当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十三章），社会工作者们正是本着这样一颗爱人的心，本着“助人自助”的理念，一直为社会、为大众作出贡献。
二、基督教对社会工作三大专业方法的影响
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分别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基督教的价值理念对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1.基督教对个案工作的影响
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三大方法最先产生、最注重个人的一种工作方法。美国著名的社会工作者鲍尔斯曾对个案工作有这样的定义：“个案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以人际关系的科学知识与改善人际关系的专业技术为依据，启发和运用个人的潜能和社区的资源，促使案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有较佳的调适关系。”在基督教的教义中，重视人本身的作用，认为人在神面前的都是平等的，神赋予人的能力、智慧、机运都是相同的，这与个案工作理念中的坚持案主自决原则、对案主的尊重、接纳原则不谋而合。
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信仰的人群更易得到认同与相处。因此，早期的个案工作的工作人员与工作对象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同受基督的教化，彼此间甚至可能是同一个教会的兄弟姐妹，这种情况下，案主更容易对着个案工作的工作人员们敞开心扉，工作者们也能更好的发挥同理心，帮助案主解决他们的问题。
2.基督教对小组工作的影响
小组工作的雏形起源于19世纪的教会活动。1844年，英国人乔治创办了基督教男青年会，定期举行集会，组织各种宗教和社会活动。1884年，汤恩比馆成立，号召青年义务的为地区服务，改善本地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在小组工作的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们始终都坚持着几点价值观:在小组中，无论组员来自什么国家，年龄大小，社会地位如何，都应该要在小组中建立一种积极平等的关系；工作者们要相信通过小组的活动，案主能挖掘子自己的潜能，有能力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基督教的教会聚会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选择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区域内开展活动，对象都是固定的，活动的形式也是相对多样化的。
3.基督教对社区工作的影响 自古以来，人类都在参与宗教活动，远古有祭祀活动，现代也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正如培根所说：“宗教是人类最实质的联结”。基督教自建立以后，成员间一直维持着很紧密的组织关系。社区工作于1963年才正式成为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之一，但它却是三种工作方法中受基督教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个。
社区工作的起源是社区睦邻运动，而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是英国一位享有盛名的牧师--巴涅特。巴涅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立誓要消除贫困以彰显基督的博爱精神，因此基督教对社区工作的影响尤为明显。
社区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社区或社区中的某个群体，介入的层面较广，涉及整个社会的制度、经济、权利结构，强调对社区中资源的分配与调剂，社区群体的参与。这与基督教中人们对教会的喜爱与追求不谋而合。
三、我对基督教的理解与看法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宗教是很神秘也很传奇的，也许是因为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党员，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自小，我就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与宗教有关的东西。神学乃至于基督教，我曾听说过，也对他们很好奇，但却从未去深入了解。直到两年前，我有幸获得我们系上去香港实习的名额，大一的暑假，我在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的资助下，在香港沙田青少年综合发展中心实习了6周。香港沙田青少年综合发展中心是一个社工机构，机构的20多名工作人员中，除了社工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外，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学神学的，且他们几乎全部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简而言之，就是在香港的大学里，还有专门为基督教之类的宗教设立的神学专业。这对当时的我来讲，算是非常震撼的。但六周的相处下来，我发现，他们明显比其他并不信仰基督教的香港人更温和，更容易相处。在香港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一个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境中实践与学习，是他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支持，什么是包容和理解。
我也曾参加过他们周末的教会活动。对生活在香港那样快节奏的城市的人而言，基督教的聚会以及教友之间的活动能让他们很好的放松自己，缓解压力。他们相信上帝一直在他们身边，只要多做善事，相信神会拯救他们。在他们看来，做社工是一种行善，是在消除自己的业障，是一种对上帝的回应。从香港回来时，我曾获赠了一本《圣经》。偶然的机会，我拜读过《圣经》中的一些文章。不得不说，圣经中的很多句子都算的上是醒世名言，在现代社会都能让我们用作座右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曾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中看到的句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让我明白，也让我懂得，人之一世，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而是为了爱。我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但无论我以后是否会从事社会工作，我是否信仰基督教，但我仍会坚持，也会相信，爱是这世上永恒不变的旋律，只有真正以爱为名，才能做一个自尊、自信、自爱的人，才能带给身边的人快乐。
参考文献
[1]毕素华.论基督教的慈善观[J].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06 [2]郑功成.中国当代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J].学海.2005 [3]徐永祥等.社区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弗雷德里克.G.雷默.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5]孙尚扬.宗教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高师林.从实证研究看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J].北京：社会科学研究.2006
第五篇：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经济管理1105051殷永顺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及繁荣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文化艺术产业；二是图书出版产业；三是电影电视产业；四是传媒集团产业；五是音乐唱片产业；六是旅游游乐产业。总体而言，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处于顶峰，他国难以望其项背，其文化产业如此强盛的背后，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产业意识高。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洞察到文化所蕴含的潜在价值创造力，利用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进步，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优越的政策环境。目前，现在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每年在700亿美元以上，美国艺术产业规模已达170亿美元，相当于本国汽车业总产值，美国的音像产品仅次于航天航空的第二大出口产品，占国际市场的40%，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目前美国影视业、图书业、出版业、音乐唱片业已建成庞大的全球销售网络，控制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销售网络和众多的电影院、出版物机构和连锁店。而就中国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经济轻文化的思想，还没有把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认识不到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文化的产业意识不强，极大地阻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资金来源广。同其他产业一样，当文化产业的商业价值越发凸显时，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加以开发和扶持，才能发挥出产业效应、创造价值。由于美国一直倡导宽松自由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因此，美国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渠道广，包括个人、私营企业和政府三个方面，其中个人和私营企业投资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1997年，美国仅在艺术业(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的资金注入就高达175.83亿美元，而同时期中国对文化产业的总资金投入仅是1.22亿美元。《泰坦尼克号》的总投资近2亿美元，但它的全球票房却高达18亿美元。由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等多种资金渠道，美国文化产业资金来源广，产业发展更具活力、更显多样化。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州和市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资助，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政府资助。
文化资源转化率高。美国建国的时间并不长，本身的文化并不厚重。然而，美国文化产业能够覆盖世界各地，其文化企业能够成为世界文化市场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是与其极高的文化资源转化能力分不开的。美国文化产业利用极其雄厚的资金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每年从世界各地吸收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以此源源不断地给美国文化产业市场注入新鲜血液，从而确保美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市场竞争中的龙头老大的地位。例如，2008年由美国梦工厂制作的《功夫熊猫》，这部是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功夫熊猫》的故事以中国为背景，由景观、布景、服装以至道具均充满中国元素。在全球取得了6亿多美元的票房。这表明美国文化资源转化能力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另外，美国通过影视、音乐等媒介形成一定的“文化印象”后会很快地发展其配套的附加产品及服务。比如，美国好莱坞大片给我们带来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电影人物、电影场景。针对这些电影人物、电影场景，美国能够推出众多的玩具，生活用品，甚至旅游景点。例如：位于洛杉矶的环球影城，迪斯尼乐园等等。这些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促进了相关的文化产业的更全面、深入的发展，也进一步宣传了这些电影，卡通本身，使其更具文化的“沉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地城市面向世界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科技转化快。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表明，高新科学技术将广泛应用于文化产业，带来文化内容、形式、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目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占出口总量的很大份额。技术得以成功转化并加以有效利用是美国文化产业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版商和音像产品生产商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销售平台，销售收入激增。同样，迪斯尼通过技术转换，年收入由85亿美元上升到225亿美元。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高科技的运用，正全方位地影响着美国和全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电脑特技已成为美国创作的主流，是确保票房满座的最大卖点。同时传统的媒体也在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不少报业集团逐步走向衰退，而网络版成为阅读新闻的主流。由于美国报业市场程度较高，所以转化起来非常快。
营销策略新。美国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使他一直在市场开拓中独占鳌头。其“海外市场开拓”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起初，美国文化产品主要是拉动国内消费，满足消费需求。当国内市场竞争日渐白热化，美国扩展海外市场以求获
得更大的利润。1980年，美国电影业收入的70%来自国内票房，开拓海外市场后，美国海外票房年增长率为6%～7%，目前美国国内票房只占总收入的35%。美国营销策略的成熟不仅体现在开发海外市场，他们对市场调研也极其重视，从而为市场开发提供决策借鉴。
创新意识强。仅200年的发展历史不能让美国形成自己的文化，其文化底蕴并不深厚，这就注定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失去了自身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撑。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一个企业得以长存的保证。美国借助其他国家的悠久历史，靠着创新，打造出一个个新的形象，抓住市场机会。
政策很宽松。美国倡导的自由经济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在美国联邦政府中的15个内阁级部门，没有一个部门负责文化产业发展的监管，“无为”和“零管制”是美国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执政原则。“无为”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完全无所作为，放任不管。相反，政府在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个自由竞争环境的同时，提供了各种软硬件支持。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一些重要的独立政府机构，如人文与艺术国家基金会(NFAH)、人文与艺术联邦委员会(FCAH)、博物图书馆协会(IMLS)纷纷成立，直接出台各种支持性政策，为文化活动或生产提供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服务。
美国政府提供的优越政策环境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支持，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专用款项，定期拨付给各个独立机构，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二是税务减免，对那些投资或捐赠文化产业发展的私人或企业，政府将减免部分税务。基于此，美国文化产业发展资金43%来自个人或企业；三是吸引文化人才，美国政府一直对文化人才开启绿灯，1990年，美国成功引进来自苏联的10万文化精英人才，其中3万人定居美国，1 500人对美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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