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 引用率排100名开外

第一篇：中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 引用率排100名开外

中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 引用率排100名开外

2011年02月10日 07: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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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科学界的盘点不断展开，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及。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实际上，即便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算数量、比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些还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发现，因为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记者：在国内的学术圈中，您的论文数量似乎并不多？

饶毅：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斗。

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虽然不是我们的研究，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

记者：我发现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您经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好像不低调，但对科学却很有耐心，又很低调。

饶毅：不矛盾。我写的中文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无需在公众中谈。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而且我主张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而不仅限于交流已经发表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对您个人实验室的情况也很好奇？

饶毅：我的实验室，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迄今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喜好和自身动力，学生、技术员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们多半很有主见。前不久的组会上，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好”，实验室其他人员惊讶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学生说“好”而不是反驳我。

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做的领域。

在美国时，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特别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时发现的。

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因为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于世。1999年我们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细胞》杂志上。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神经元》，报道Slit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该领域做下去。后来，从1999～2009年十年，我们共发表约20篇论文，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以Slit为主，也做过其他两个分子，所有这些都集中理解一个问题：导向的分子机理。

记者：回国以后呢？

饶毅：我希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估计能做到这点。但是，从发表的论文看，我在中国的实验室，论文数量特别少。即使如此，我现在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

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摸索了不同的行为范式，最后我们决定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途径，剖析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时间。我们进入新领域，行为领域的人不熟悉我们。行为和发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观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实验，我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不能出纰漏，必须严谨。所以，对于自己实验室的“慢”，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记者：如何解读这种“慢的标本”？

饶毅：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

是否慢与个人风格和特色有关，也和研究的性质和领域有关。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综合因素，不可能快。我们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在科学界，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许可以说，这是学术界都喜欢的“西施”，我们实验室很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东施效颦”。

记者：论文发表的杂志好像大家觉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饶毅：在哪个杂志发表，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质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几个审稿人的看法，有时可以出现偏颇，而且有时间问题。所以，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比如，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发明技术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

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重要性，所以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其他领域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而不能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价科学了。

记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饶毅：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

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谈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实验室的学生也有善意的担心。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不会经常催结果，而是有问题就讨论。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选择。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饶毅：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愿意出来讲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别支持。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雷 宇)

第二篇：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升为世界第一 百分之80是垃圾

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升为世界第一 80%都是“垃圾”?

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突破300万件，数量升为世界第一，“为中国专利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但与此同时，“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甚至有人认为，其数量之多可能占到了所有授权专利的50%，甚至80%以上——

300万专利，多少是“垃圾”？

2006年6月2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布，中国专利申请总量突破300万件，“为中国专利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然而与预料相反的是，这一消息似乎并未得到更多的关注。而已长达两年之久的“万艾可”纠纷案倒是始终吸引着各方的眼球：这场纠纷的主角已经从辉瑞与国内12厂家联盟变成了辉瑞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复审委”）。

这已不是复审委第一次站在被告席上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马来客曾透露，仅2002年，北京市一中院审理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作为被告的案件就达161起，而去年这一数字已达265件。

专利有效性遭到质疑，是复审委屡次站上被告席的最大因由。

近年来，随着自主创新的意识渐强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国内商标注册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一跃而上，很快登上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核心专利缺失及专利转化率低等问题都使得外界开始质疑，300万专利到底多少真正有效？

“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有多少—80%还是1%

去年，一桩“竹地毯”官司把竹乡浙江安吉众多生产者告上了法庭，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世代沿用的编制技术，怎么就忽然把连云港一家公司给“侵权”了。虽然复审委最终作出的审查宣告，原告—连云港某公司的“竹地毯”外观设计专利权全部无效。但这一官司不仅让原告为“维权”而身陷纠纷漩涡，也让安吉的生产商因官司而丧失大量的订单，可谓两败俱伤。

而近期，第98届广交会上轰动一时的数十家玩具老板紧急抢救十二生肖外观设计的案例，更是将专利有效性的质疑推上了高峰。在他们看来，十二生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怎么可以被一家企业申请当作外观设计专利呢？

“中国的面条是否也该向意大利通心粉收专利费呢？”面对上述种种看似可笑的专利纠纷，有网友这样讽刺。

而随着无效专利案的频发，一个非官方的词语—“垃圾专利”也开始在坊间流行。

“目前我国‘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占所有授权专利的80%以上。”去年11月，在粤闽沿海城市保护知识产权协作会议暨专利执法研讨会上，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杨金琪道出这样一番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垃圾专利”迅速引来各方质疑，并且出现“50%”及“80%”等不同版本。

“‘我国垃圾专利比重超过50%’这样的消息，是严重违背事实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对此正式回应说。

据复审委7月27日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复审委受理无效专利申请总计2087件，相较于2004年增长9.6%，占当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不到1%。

“这个比例较于专利申请量的增速来说应当并不高。”复审委副主任李永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比率与美国、欧盟的数字也较接近。

“不能将被请求无效的专利中请求成立的（即被无效的）比例，作为‘垃圾专利’的比例。” 田力普说。

他表示。被宣告无效的专利中有一大部分属于“问题专利”，不能简单地将“问题专利”等同于“垃圾专利”，二者有本质区别。

“我不同意‘垃圾专利’这一说法，虽然有企业滥用专利，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张文日前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企业与知识产权部门—谁是“垃圾”制造者？

“既然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为专利了，那就应该保证这个专利是有效的，现在复审委又把它推翻，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对于无效专利问题，一位业内人士这样反问道。

和这位业内人士一样，在总结所谓“无效专利”、“垃圾专利”泛滥时，很多人将第一板子就打到了专利授权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头上，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审查专利申请时没有严格把关，才导致大量“垃圾专利”产生。

从网友关于“垃圾专利”的判断来看，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指没有任何创新内容的专利，这些所谓的“垃圾专利”主要集中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两个领域。

“究其原因，‘垃圾专利’的出现是因为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在申请前已是公知公用的东西，当事人将很多年前人们就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拿来申请专利。”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曾柳权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此前，广州市知识产权局法规处副处长李大文也表示，明知已经公开的东西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然后再作为自己的武器打击竞争对手的行为，实际上是滥用专利权的一种表现。一些专利权人恶意申请专利授权，然后在各地提起多项诉讼，以图在诉讼中拖垮竞争对手、索取高额权利金或者牟取商业利益。

但曾柳权也认为，无效专利产生的原因也和部分专利准入门槛低有关。

根据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的申请授权需要进行实质审查，而对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授权并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说只要申请不违反专利法的排除性规定，审查机关就必须授权。

“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进行实质审查，不仅是我国，而且是许多国家都通行的做法。采用这一做法的原因主要是从节约社会成本的角度考虑的，”田力普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创造高度有限，投入的开发成本也不多，申请的数量较大，如果全部都要进行实质审查，将会花费巨大的社会公共资源。”

无效专利“批发”与浪费公共资源—天平的两端？

国家知识产权局一位官员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虽然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在大批量招收审查员，但还是有大量审查工作要进行，工作压力很大，现在审查的专利申请基本上都是上一年申报的。此外，从现实的角度，即便对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进行实审，也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形。所以，“对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进行实审不可能也不可行”。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从事审查工作的审查人员已达3000多人。

尽管如此，依然有网友批评，现行专利制度在节省行政成本的同时，已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产品质量，导致无效专利“批量生产”。这不仅不利于自主创新，反而给一些不法厂商提供了兴风作浪的空间。而无休止的行政裁决和司法诉讼也浪费了大量公共行政资源，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力和创新积极性在内耗中受到打击。

对此，田力普也坦言：“不进行实审，在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同时，必然带来良莠不齐的可能性，这是无法避免的。”

事实上，在避免“垃圾专利”产生这一问题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着手应对：启动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的准备工作，力求全面解决专利制度中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其中包括改进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和授权方式，完善实用新型检索报告制度。

“我们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前置程序，类似于实审的方式，对专利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进行检索分析，这样一些没有创新价值的专利申请就可以直接拦在门外。”曾柳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其设想中，可以由地方专利管理部门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进行初步的判定，由于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很多都是老科技工作者，因而也有很多的经验，不仅可以较少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负担，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对于没有市场潜力的专利则引导申请人不予申请，以减少社会成本。

专利申请落入数字陷阱？

统计数据显示，自1985年中国《专利法》通过开始实施到2000年初，中国专利申请总量首次达到100万件。2004年3月，专利申请总量达到第2个100万件。2006年6月，总量达到第3个100万件。分别用时近15年、4年零3个月、2年零3个月。

通过数字对比不难发现，2000年以后专利申请呈现迅猛增长趋势，并且这种热度还在持续。数据显示，去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3种专利申请共476264件，同比增长34.6%。

“这是近20年来最高的增长速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说。在受理的3种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申请超过17万件（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为93485件，同比增长42.1%），实用新型申请为139566件，外观设计申请为163371件。

“不要陷入数字陷阱”，7月23日，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曾柳泉如是说。

事实上，虽然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经超过300万件，但来自国内的专利申请多以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居多，发明专利数量仅占19.9%，有核心竞争力的发明专利数量则更少，且主要集中在中药、软饮料、食品和汉字输入法等领域。而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占86.6%。

统计数据还显示，中国高科技领域中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其中无线电传输、移动通讯、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来自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明专利，分别占93%、91%、85%、69%、60%。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的高端医疗设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光纤制造设备等基本从国外进口。其中中国石化装备的80%，轿车制造装备、数控机床、先进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都依赖进口。

“众多产业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严重制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曾这样坦言。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表示，“现在我国企业的低层次专利申请量太大，战略专利申请太少。中国专利申请必须要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不要把数量作为救命稻草，不要被数量排行榜迷惑。一万株小草顶不上一棵参天大树，必须重视质量。一些明显非专利的东西要堵住，垃圾出来之前就先把它扔进垃圾箱。”

观点

“问题专利” 不等于“垃圾专利”

田力普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曾柳权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中国发明专利保护协会委员

哈斯 北京市德权律师事务所 知识产权部主任

“问题专利”全球都有

田力普：2003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在授予专利权后，保护范围过宽或权利本身仍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专利”定义为问题专利。

“问题专利”不等于“垃圾专利”。“问题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对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专利的授权要求具有一定的发明高度，但技术的发展总是渐进的，任何新技术的研发都离不开已有技术作为基础，绝大多数不具备授予专利权所需要的创造性等条件的专利申请，都或多或少地公开了新的技术内容，这些技术内容构成了技术发展的阶梯，所以绝非垃圾。

哈斯： 我不赞同“垃圾专利”的称呼，但“问题专利”的确实存在的。其存在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从没有专利意识，到专利申请量突增，显示了创新的积极性。如果因为有部分专利存在问题，就一棍子打死，会打消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此外，尽管有部分专利没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这么多专利里，肯定还是有很多有价值的地方，专利的公开也促进了技术进步。如果都从严卡死了，可能真的有价值的也没有了。

这是专利制度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不仅国内存在，国外也有。

曾柳权：只要达到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就应该授予专利。如果只是因为没有市场前景就不授予专利，那是不合理的。从申请者主观心理来看，有的追求商业利益，有些则是为满足个人的成就感和荣誉感，还有些是长远的战略构想。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就可以授权为专利，也不应该说很多专利没价值。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有存在必要

田力普：虽然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中出现了少量的“垃圾专利”，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及其初步审查制度现阶段仍然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知识产权制度，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一方面，我国许多制造产业位于产业链下游，创新多以外围的、简单的改进技术和再创新为主，这些技术的市场寿命往往十分短暂，因此，发明高度要求低、程序简单、申请费用低廉、获权快捷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对于鼓励和保护权利人的创新和利益无疑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申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已成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形成和拥有知识产权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近年来已成为中小企业有效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促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

曾柳权：从广州市的情况来看，虽然执法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整体来看，企业在申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时目标是很明确的。通常都与企业的发展相结合，从实际效果来看，也都很好。

哈斯：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的专利，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说，使他们具备了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点，这在很多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中，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同而取得了市场份额。而对他们不进行实质审查，可以减少社会成本，这也是国内外通行做法。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专利水平会逐渐得到提高。

警惕科研经费催生“垃圾专利”

田力普：近几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专利申请，相继出台了一些资助政策，这些政策对鼓励发明创造，提高全民族的创新积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新出台的政策尚有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以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于是少数专利申请人出于投机心理，将现有技术不做任何改进申请了专利，以套取资助，这是出现“垃圾专利”的主观原因。

所以应指导地方政府完善有关的专利费用资助和奖励政策，建议将资助重点集中在那些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发明专利上，这样可以杜绝申请人恶意申请套取资助的现象。

曾柳权：从科技部的相关规定来看，科技项目立项及资金申请有相关知识产权指标，但是专利是哪种形式，并没有局限于发明专利。

地方科技项目，多为应用开发研究，在申请科技立项时通常对结果已有一定预见性，只要有市场前景，一般都能得到扶持，专利形式不一定明确要求。

哈斯：科技经费应该向发明倾斜，不应该只是根据专利申报数量。(

第三篇：哈工大2012科技论文数量与质量居全国高校前列

哈工大2012科技论文数量与质量居全国高校前列

哈工大报讯（王胜金/文）9月27日，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由国家科技部下达、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完成的2012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结果揭晓。我校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

论文收录方面，我校2012发表的论文被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收录文献2360篇，其中原创性论文和综述性论文2345篇，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列第10名，和去年名次持平；被工程索引核心部分（EI）收录期刊论文3069篇，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列第2名，较去年名次提升1位；被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CPCI-S，原ISTP）收录论文825篇，和去年相比，继续保持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第1位。

2012我校发表“表现不俗”论文678篇，占全部SCI论文的28.91%，比我国平均水平（26.4%）高出2.51%，数量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列第11名；SCI学科影响因子前1/10的期刊论文217篇，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列第12名；作为第一作者国际合作的论文434篇，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列第7名；即年被引用论文693篇，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列第13名。我校在材料科学领域发表的SCI论文数量继续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保持第1名；数学领域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在高等院校中列第3名，较去年名次提升7位；物理学领域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列第6名，较去年下滑1位；化学领域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列第20名（不同学科领域论文数量只发布前20名，化学领域去年未进入全国前20名）。截止到2013年6月，我校2003~2012年国际论文被SCI累计引用篇数达12028篇，累计被引用73836次，居全国高校第11位；2007年~2011年SCI收录的我校论文在2012年被引用2878篇，累计被引用7842次，居全国高校第13位。另外，根据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统计结果显示，2012年我校获得授权专利的数量为911项，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排名第3位，与去年名次持平。

航天学院李鸿一（指导教师：高会军）等人和苏晓杰（指导教师：吴立刚）等人分别在《IEEE模糊系统汇刊》、胡军（指导教师：高会军）等人在《IEEE工业电子学汇刊》上发表的3篇论文入选2012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2012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均产生于2012“表现不俗”的论文，主要采用论文的创新性（是否有重大基金和项目支持）、发表论文的期刊水平（期刊的主要指标所处学科位置）、是否处于研究前沿（是否属于研究热点，可考察发表当年的被引次数）、合著论文中我国作者的主导性等条件作为遴选标准，在选取时既考虑了学科面的平衡，也向属于我国优势学科、重点发展领域、国际合作优先领域及研究热点的论文进行了适度倾斜。百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分布于63个机构，其中包括45所大学（72）篇。论文数量在3篇以上的高校有8个，分别是清华大学（7篇）、南京大学（5篇）上海交通大学（4篇）、浙江大学（4篇）、哈尔滨工业大学（3篇）、中山大学（3篇）。另外，2008年能源学院胡清华发表在《软件学报》上的一篇国内论文还入选了2012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9月，我校进入全球前1%的7个学科领域论文数量排名分别为：材料科学第6位，工程科学第21位，物理科学第90位，计算机科学第95位，数学第108位，化学第170位，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第234位，排名较今年5月份统计的数据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我校在2003~2013年10年间发表的SCI论文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为145篇，占全国总量（9524篇）的1.52%；热点论文（论文在发表之后2年间就得到大量引用的论文）数量为9篇，占全国总量（349篇）的2.58%。

据了解，我校近10年科技论文数量连年稳定增长，论文质量持续提升，SCI论文已由2002年的不足400篇上升到近几年稳定在2000篇以上，并且在全国高校排名中稳居前10名，高水平科技论文的数量也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但从整体情况来看，近几年我校科技论文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已经处于一个逐渐放缓的阶段。因此为了快速提升我校高影响力论文的数量，从今年开始，学校将在继续实施《哈工大高水平科技论文奖励计划》和《哈工大被高频引用科技论文奖励计划》的基础上，对奖励计划进行调整，加大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激励措施力度，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

第四篇：新能源汽车发展论文：节能减排助推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

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论文：节能减排助推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快

发展

一、中国节能减排面临的形势 1.能源危机

统计表明，2002—2009年中国的石油产量增长速度平缓，而石油消费量和净进口量却明显增长，见图1所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在逐年增大，自1993年中国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其原油对外依存度由当年的6%一路攀升，到2006年突破45%，其后每年以2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向上攀升，到2009年突破50%的警戒线。据美国能源部预测，2020年以后，全球石油需求与常规石油供给之间将出现净缺口2050年的供需缺口几乎相当于2000年世界石油总产量的2倍。

2.环境污染

中国是世界少数大气污染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快增长。此外，目前中国二氧化硫和烟

尘等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处于较高水平，环境污染治理耗资也连年提高（见图2所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51％提高到2008年的1.49％。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此形势下，实现能源动力系统转型将是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发展历程 1.行政性政策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发布了一些行政性政策。1979年国家实施了《环境保护法》，为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利用自然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创造清洁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94年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把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措施，对具体落实中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实现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2.市场化政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化，国家政策也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市场逐步发挥对节能的主导作用。1997年1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为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战略性政策阶段

进入21世纪，世界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国家把节能减排政策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我国要实现单位GDP能耗5年内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战略目标。2007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为27亿吨标准煤左右，年均增长4％。2008年7月，温家宝总理召开了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专题会议，强调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这方面工作做好。2009年12月，中国努力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与会各方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并在会上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三、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汽车

1.新能源汽车是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之一

研究表明，适合中国汽车行业节能减排的途径主要有4方面：一是提高汽车技术。采用高效内燃机、高效变速器、轻量化技术等降低汽车的耗油量。二是普及小排量汽车。通过政策和法规的支持，鼓励小排量车的生产和使用，提高其市场份额。三是使用先进的柴油车。目前的柴油车比同排量的汽油车油耗

低25%，在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车大规模推广之前，柴油车是国内实现汽车节能减排的途径之一。四是开发新能源车。动力系统从传统的内燃机向混合动力汽车过渡，并逐步发展至燃料电池车，实现能源的多元化和排放洁净化是汽车行业节能减排的最终方案。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装置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目前，新能源汽车的种类主要有混合动力车（HEV）、纯电动汽车（EV）、燃料电池汽车（FCEV）、燃气汽车和生物燃料汽车几种。

2.中国新能源车政策的发展历程

2001年，科技部在“863”计划中设立电动汽车重大专项，并提出“三纵三横”（“三纵”为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3种整车技术，“三横”为多能源动力总成系统、驱动电机和动力电池3种关键技术）的研发布局，提出了近期发展混合动力汽车、长远发展燃料电池汽车的思路，“新能源”开始进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宏观构图。

2004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机动车产业发展政策》，提到要突出发展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汽车技术。

2006年2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要重点研究开发混合动力汽车、替代燃料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整车设计、集成和制造技术，动力系统集成与控制技术，汽车计算平台技术，高效低排放内燃机、燃料电池发动机、动力蓄电池、驱动电机等关键部件技术，新能源汽车实验测试及基础设施技术等。

2007年6月3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鼓励“开发生产燃气汽车及发动机；开发生产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池、发动机„„”。

2007年11月，国家发改委颁布执行《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对新能源汽车做出概念界定，并制定了各类新能源汽车生产的统一标准，为促进汽车产品技术进步，保护环境，推进节约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鼓励企业研发和生产新能源汽车提供了政策保障。

2007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新能源汽车正式进入鼓励产业目录。目录规定凡是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将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还有可能在停车、过桥、高速公路行驶等环节得到便利。

2009年1月，财政部、科技部发出了《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开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鼓励试点城市率先在公交、出租、公务、环卫和邮政等公共服务领域推广使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2009年3月，《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指出：加快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必须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需求，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企业联合重组，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加强自主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同时提出了未来3年新能源车形成50万辆产能，占乘用车销量的5%的目标；推动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形成10亿安·时动力电池生产能力，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聚焦点。

2010年6月，由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明确规定，对试点城市私人购买、登记注册和使用的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和纯电动乘用车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可达6万元。

3.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现状

一汽集团承担了国家“863”计划中“解放牌混合动力城市客车研究开发”和“红旗牌混合动力轿车研究开发”项目，其开发的混合动力电动客车获得了汽车新产品公告，并已投入示范运营。奔腾B50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是一汽集团开发的新一代节能环保车，它集成了一汽集团混合动力系统技术平台和整车制造的最新成果，采用双永磁同步电机混联式混合动力系统，其最高车速达到183公里/小时，油耗5升/百公里，排放达到国Ⅳ标准。

东风汽车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电动汽车研发的汽车企业之一。该公司已研制出的东风混合动力轿车（EQ7200）排放指标满足国Ⅳ标准，燃油经济性比基础车型提高30％以上。武汉电动公交专线示范运营的结果表明，东风混合动力公交车具有良好的可靠性，总体性能、状态正常，环保和节能效果明显。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上汽集团起步相对较晚，但成绩喜人。2009年上汽集团展出了基于荣威750平台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轿车、上海牌纯电动汽车、新一代“上海牌”燃料电池轿车。荣威750混合动力车具备“智能停机零排放”和“环保与动力性兼备”的特点，可实现综合节油率20%左右。新一代“上海牌”燃料电池轿车是通过对通用第四代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重新优化匹配而成，最高车速达150公里/小时，最大续驶里程319公里，该车目前被选用为上海世博会场馆内的出租车。

比亚迪致力于油电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的研发。F3DM和6DM双模式混合动力车搭载DM双模式混合动力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按键在纯电动和混合动力

之间自由切换。其研制的e6纯电动汽车可与F6同平台生产，15分钟左右可充电量80%，其续驶里程在60公里等速的情况下达到400公里，是目前世界上续驶里程最长的纯电动轿车。2010年3月，比亚迪e6纯电动出租车已在深圳试运行。

2005年，奇瑞公司推出A5BSG车型，这是国内自主品牌首次可以批量生产的混合动力车型，于2007年正式下线，已投放于芜湖出租车市场，迈出了自主知识产权混合动力轿车产业化、市场化的第一步。

此外，长安、江淮、长城等多家企业也都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汽车。

能源环境对发展的制约、节能减排的国际责任以及汽车行业在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中的高份额，意味着汽车行业必须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绿色环保的“上海牌”燃料电池轿车在世博会上亮相，不仅是一个中华民族汽车品牌的“重生”，也反映了中国正在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态势。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正处于从研发向规模产业化过渡的重要阶段，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该把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推广作为重点领域，最终实现从汽车制造大国向产业强国的转变。

第五篇：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大学生时间知觉的影响的研究与分析论文

一、引言

（一）理论基础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时间信息与数量信息，我们可以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可以辨识身边物体的数量。人们以往一直认为人类对于这两种信息的认知是两个独立的过程，但是后来研究者发现数量信息可以影响人类对于时间长度的主观感知，时间知觉和数量信息之间的关系可以影响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时间、空间和数字的心理表征是人们认知系统的基本内容，之前也有很多研究者探讨了时间、空间和数字间的关系。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对时间知觉与数量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认知系统中数量和时间信息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针对时间、数量以及空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数量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数量系统。这个数量系统之中包含了时间、空间和数字数量信息等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通过相同的“计量动作”相联系。无论是可数的还是不可数的数量信息，都可以通过“心理数量”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也使得认知系统中的各种数量成分相互之间可能存在干扰。模式控制模型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时间和数字虽然包含了不同维度的有关“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转化，最后在一个特定的度量体系内被分析、比较。

Brown的双重任务实验的结果表明，在三种双重任务条件下，只有心算任务与计时任务之间相互产生了干扰，计时任务不会对其他任务产生干扰。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心算任务和时间估计任务共享执行功能所造成的，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时间和数字加工共用了一种数量加工机制。有研究者在操控了一系列圆点的呈现时间和数量之后，要求被试对这些圆点的呈现时间和数量分别进行比较，发现数量将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Dl（PIO9—IZ4>这些研究都为数量理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甚至在以动物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了数量和时间之间存在关联的现象。Mick和Church的研究表明动物能够同时自动地加工数量和时间两个维度的信息，计时和计数任务具有共同的内部心理机制。研究也证实，动物对数量和时间信息的反应模式是一致的，数字数量和时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不过人与动物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相比于数量信息，动物对时间信息更加敏感，而人类则对数量信息比对时间信息更加敏感。

在之前的研究中，有一些研究者通过操纵数字刺激的数值大小等方式研究数量信息对时间知觉的影响。Oliver等人分别给被试呈现目标刺激“1“ ”5“ ”9“ ”11“ ”15“ ”19”以及“I” “M ”，要求被试比较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与固定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之间的长短。研究者发现被试在任务中总会自动激活数字的数量信息，即使在当前任务中被试无须对数量信息进行任何加工，被试也会高估较大数字的呈现时间而低估较小数字的呈现时间。然而当目标刺激为字母时，被试对其呈现时间的估计则不会受到影响。中国研究者发现汉语数字也可以被纳入到综合的数量理论体系中：无论目标刺激是标准的简化汉字（“一”“五”“九”）还是大写的汉语数字（“壹”“伍”“玖”），被试均会低估较小数字的呈现时间而高估较大数字的呈现时间。除了数字数量外，其他不同形式的数量信息也会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有研究证明，物理维度的数量信息，例如个数、面积、亮度，均会使被试的时间知觉出现偏差。[3]可见，数量信息是造成被试时间知觉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明显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当代中国大学生已经普遍完成了十年左右的英语学习，对简单的英文数字应该已经非常熟练。但是研究者并不确定中国大学生在看到英文数字后是否会自动激活数量表征信息，同时也无法确定这种数量加工的深度，即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是否可以被纳入到认知系统中的数量成分中，进而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数字数量与时间知觉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多，且大都是以汉字或阿拉伯数字为刺激材料进行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出现以英语材料为刺激进行的研究。出于以上原因，研究者决定用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大学生的时间知觉的影响进行研究。

（三）研究假设

中国大学生在数量信息加工和时间知觉任务中会自动激活他们已熟练掌握的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可以影响中国大学生的时间知觉，英文数字数量信息也被包含在中国大学生的普遍数量系统之中。

二、实验一

（一）方法

1。被试

被试为20名在校本科生，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母语为汉语，英文学习时间为8——10年。

2。实验工具与刺激

实验工具为戴尔1014型号笔记本电脑，该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的刷新频率最高可达100Hz。实验程序为primal。1。

在实验中，屏幕背景色为白色。练习时呈现的刺激为随机的英文字母。在正式实验阶段，为排除英文数字中字母的个数对被试加工数量信息时的影响，研究者以“zero，five，nine”作为英文数字目标刺激，参照刺激为“five。相应的中文数字目标刺激为中文数字“零”“五”“九”，参照刺激为“五”。英文数字的字体为Times New Roman，中文数字字体为宋体，中英文数字大小均为72号，颜色为黑色。

3。实验程序

本实验为单因素被试内设计。在实验中，被试需要判断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之间的长短关系。在每个试次中，参照刺激均为中文数字“五”或英文数字“five，呈现时间为300ms。目标刺激为中文数字“零”“五”“九”或英文数字“zero；five；nine；zero five，nine。目标刺激在参照刺激之后呈现，两种刺激之间的间隔为500，600或700ms。目标刺激呈现时间的变化范围为250ms——350ms，以10ms为最小单位从250ms变化至350ms，因而每个目标刺激共有11种呈现时间，平均呈现时间为300ms o

本实验共分为六个区组。在区组一和区组二中，一个区组只呈现中文数字，另一个区组只呈现英文数字。在每个区组中，各个目标刺激以每种呈现时间呈现2次。若被试认为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J”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就按“F”键。区组三和区组四以同样的方式和数量呈现刺激，但被试的按键方式与区组一和区组二相反：若被试判断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F”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就按“J”键。中、英文刺激呈现的先后顺序在区组一、二和区组三、四之间进行了随机化处理，在每个区组内部，不同呈现时间、不同数值的目标刺激的呈现顺序也被进行了随机化处理。在区组五和区组六中，每个区组内既会有中文刺激也会有英文刺激，不同文字类型、不同数值以及不同呈现时间的刺激各呈现一次，对不同刺激的呈现顺序进行随机化处理，每个刺激在每个区组内只呈现一次。被试在区组五中的按键要求与区组一和二的要求一致，被试在区组六的按键要求与区组五相反。每个区组均包含66个试次。

（二）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被试的按键反应进行赋值、编码。假若被试认为标准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将此反应赋值为“+1“；假若被试认为标准刺激的呈现时间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将此反应赋值为“—1 ”。

在实验中，有些被试因为程序不稳定或理解出现偏差而没有完成实验，还有的被试的反应与样本均值之差的绝对值大于三个标准差，因而共有4名被试的数据被完全剔除。剩余被试对不同中文数字的反应的均值为M。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表明中文数字的数量大小确实会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实验中的任意两种中文数字的时间知觉之间均存在差异。

被试对不同英文数字的反应的均值为Z。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表明英文数字的数量大小确实会影响到被试的时间知觉。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的时间知觉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被试对“zero”和“nine”的时间知觉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不难发现，在本实验中，英文数字对被试时间知觉的影响模式存在一定的异常：被试高估了“nine”的呈现时间，却对“zero”的呈现时间判断得较准，并且低估了“five ”的呈现时间。依照实验的假设，被试应该会低估了“zero”的呈现时间，面对“five”的呈现时间判断得较准。

（三）讨论

在本实验中，中文数字部分的实验结论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被试会高估较大中文数字的呈现时间，低估较小中文数字的呈现时间。而在英文数字部分的研究中，实验结果与假设并未完全吻合。虽然说英文数字所代表的数量确实对被试的时间知觉有所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模式与假设不符：被试低估了“five”的呈现时间，面对“zero”的呈现时间估计得较准。

被试为何对“zero”的呈现时间估计得较准呢？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实验中呈现的表征较小数量信息的英文数字“zero”并未给被试传递足够强的数量信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经常使用的基本英文数字是从“rune”开始的，而不是从“zero”开始的。在书写中，我们不常用到“zero”即使在口语中，“zero”也经常会被“0”代替。虽然被试知道“zero”代表了“0”，但是“zero”并不能同中文数字“零”一样，激活“0”这个数量信息在深层次的心理数量体系中的表征。

那么被试为何会低估“five”的呈现时间呢？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zero”在实验中不能激活被试的心理数量的表征时，被试会将“five”和“nine”进行比较，此时“five”代表的是较小的数量“nine”代表的是较大的数量，所以被试会低估“five”的呈现时间而高估“nine”的呈现时间。

实验一的结果与研究者预想的不一致。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被试不熟悉英文数字zero所代表的数量信息。为了进一步确定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者决定进行实验二。在实验二中，整体的实验流程同实验一类似，但是只以英文数字为刺激进行实验，而且实验一中的“zero被换为了one。如果实验一中的反常结果是由于被试不熟悉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所造成的话，那么在实验二中，这种反常结果就应该会消失，因为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应该对one这个英文数字十分熟悉。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应该会高估“nine”的呈现时间，低估“one”的呈现时间，面对的呈现时间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计。此外，如果实验一中的反常现象是因为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中国被试的影响本身就是不同于阿拉伯数字或中文数字的影响的话，那么实验二应该仍旧出现一个反常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可能与实验一的结果也不同。如果实验一的异常结果是由于程序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话，那么实验一中的异常结果应该仍旧会出现在实验二中。

三、实验二

（一）方法

1。被试

被试为19名在校本科生，其中男生7人，女生12人。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汉语为母语，英文学习时间为8——10年。

2。实验工具与刺激

实验二的实验工具与实验一相同。刺激为英文单词“one”“five”和“nine”。英文数字的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大小均为72号，颜色为黑色。

3。实验程序

实验二中每个试次的流程与实验一相同。实验共包含6个区组，每个区组内，各个数字以每种呈现时间呈现2次，一个区组包含66个试次。在三个区组中，若被试认为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J”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键。在另三个区组中，若被试认为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键，短于参照刺激的呈现时间则按“J”键。不同区组因为其按键方式的不同，其呈现顺序在被试间进行了随机化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对被试的反应按照类似于实验一中的方法进行赋值，即如果被试认为刺激的呈现时间长于参照刺激呈现时间，则该反应被赋值为“+1”，如果被试认为该刺激的呈现时间短于参照刺激呈现时间，则该反应被赋值为“—1 ”。

在进行赋值后，对被试所给出的分值进行分析。有两名被试对“one”的反应与样本均值之差的绝对值大于三个标准差，故剔除了这两名被试的所有数据。剩余被试对不同刺激的评分的均值为M。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结果表明，表明被试对不同刺激的呈现时间的判断确实存在差异。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任意两种英文数字的时间知觉之间均存在差异。

接下来对被试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进行分析。分析每一名被试对三种刺激的评分，可以模拟出每名被试对每种刺激的评分与刺激的呈现时间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这个关系函数，逆向求出当评分为0时，函数所对应的刺激的呈现时间，即为该被试认为的该刺激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换言之，如果该刺激的呈现时间与主观相等呈现时间相等的话，被试会认为此时该刺激的呈现时间与标准刺激的呈现时间相同。被试认为的不同刺激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的均值为M。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结果表明，表明被试对不同刺激的主观相等呈现时间确实存在差异。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被试对“one”的主观相等时间以及“one”和“nine”的主观相等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1 vs5 = 0。008 } p1 vs9 = 0。000，被试对的主观相等时间之间的差异边缘显著。

（三）讨论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英文数字数量信息对被试的时间知觉确实会产生影响，被试会低估较小的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高估较大的英文数字的数量信息。这表明被试可以较快地激活这几个英文数字的数量表征，同时这种表征影响到了深层次的认知系统。

通过实验二与实验一结果的对比，我们可以确定实验一中异常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实验程序中的问题所导致的，英文数字对被试的时间知觉的影响模式与阿拉伯数字以及中文数字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模式类似。英文数字可以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但是这种影响的出现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的：被试一定要对这个英文数字的意义十分熟悉，例如“one“ ”five”等单词。如果被试仅仅是知道某个英文数字的意义，而对这个意义并不十分熟悉、达不到自动加工的水平的话，这个英文数字就不会干扰到被试的时间知觉。

四、讨论

研究者通过实验一和实验二研究了英文数字对中国大学生的时间知觉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被试对英文数字较为熟悉的话，即使是英文数字而非汉语数字或是阿拉伯数字，它仍旧可以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干扰。具体而言，被试会高估较大的数字的呈现时间，低估较小数字的呈现时间。

但是只有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上述的理论才可以成立。如果被试学习过英语，但是对某些英文数字不够熟悉的话，那么这些数字也无法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干扰。在实验一中，因为被试对“zero”不够熟悉“zero”就没有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干扰。将这一结果与实验二的结果以及实验一中中文数字的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认为被试在对数字的熟悉程度上的差异造成了结果的差异。

在实验二中，由于数字选择上的限制，使得数字间的字母数量存在差异，one的字母个数相对较少。被试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低估了它的呈现时间呢？研究者否定了这一观点。在同样的实验中，“five”和“nine”即使在字母数量上不存在差异，但是事后检验的结果表明被试对这两个数字的时间知觉之间是有差异的。此外，在实验一中，三个中文数字的笔画也不相同，数量越大的数字笔画数量越少，但是被试会高估了较大数字的呈现时间，表明中文数字不会通过笔画的数量或复杂程度来干扰被试的时间知觉。在Oliver等研究者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被试判断呈现时间并不以单词长度作为依据（Oliver et al。2008）。

那么这一结果是否会是由于数字的顺序造成的呢？在现实中，“one”通常出现在前，+nine ；nine出现在靠后的位置，而“five”则居中。这种顺序与空间信息存在一定的联系，那么会不会与时间信息存在一定的联系呢？研究者否定了这一可能，因为之前的研究者使用字母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但是发现被试对字母表中不同位置字母的呈现时间的感知没有差异，因而排除了顺序影响被试的时间知觉的可能。

五、结语

被试可以对较为熟悉的英文数字进行自动、深层次的加工，将其表征为心理数量的形式，这种数量信息对被试的时间知觉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并使得被试的时间知觉受到了英文数字数量信息的影响，使被试高估较大英文数字的呈现时间并低估较小英文数字的呈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