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

第一篇：七月

七月（豳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豕幵>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

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七月火星向西沉，九月人家寒衣分。冬月北风叫得尖，腊月寒气添，粗布衣裳无一件，怎样挨过年！正月里修耒头，二月里忙下田，女人孩子一起干，送汤送饭上垄边。田官老爷露笑脸。七月火星向西沉，九月人家寒衣分。春天里好太阳，黄莺儿叫得忙。姑娘们拿起高筐筐，走在小路上，去采养蚕桑。春天里太阳慢悠悠，白蒿子采得够。姑娘们心里正发愁，怕被公子带了走。七月火星向西沉，八月苇秆好收成。三月里修桑条，拿起斧和斨，太长的枝儿都砍掉，拉着枝条采嫩桑。七月里伯劳还在嚷，八月里绩麻更要忙。染出丝来有黑也有黄，朱红色儿更漂亮，得给那公子做衣裳。四月里远志把子结，五月里知了叫不歇。八月里收谷，十月落树叶。冬月里打貉子，还得捉狐狸，要给公子做皮衣。腊月里大伙又聚齐，打猎习武艺。小个儿野猪给自己，大个儿野猪献公爷。五月斯螽弹腿响，六月纺织娘抖翅膀。七月蛐蛐儿在野底，八月里在屋檐底，九月门口叫，十月床下移。火烟熏耗子，窟窿尽堵起，塞起北窗户，柴门涂上泥。叫唤儿子和老妻，如今快过年，且来搬屋里。六月里吃山楂樱桃，七月里煮葵菜豆角。八月里打枣，十月里煮稻，做成甜酒叫冻醪，老人家喝了精神饱。七月里把瓜儿采，八月里把葫芦摘。九月里收麻子，掐些苦菜打些柴，咱农夫把嘴糊起来。（糊：音胡hú，糊口。）九月垫好打谷场，十月谷上仓。早谷晚谷黄米高粱，芝麻豆麦满满装。咱们这些泥腿郎！地里庄稼才收起，城里差事又要当。白天割得茅草多，夜里打得草索长，赶紧盖好房，耕田撒种又要忙。十二月打冰冲冲响，正月抬冰窖里藏，二月取冰来上祭，献上韭菜和羔羊。九月里下霜，十月里扫场。捧上两樽酒，杀上一只羊。齐上公爷堂，牛角杯儿举头上，祝一声“长寿无疆”！

宫之奇谏假道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冬，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

晋侯再次向虞国借路用来攻虢国。宫之奇劝阻虞公说：“虢国，是虞国的外围，虢国灭亡，虞国一定跟着灭亡。晋国的贪心不能开头。侵略别人的军队不能轻视。一次借路已经过分，怎可再有第二次？俗谚所说：‘面颊和牙床相互依存，嘴唇没了牙齿就寒冷’的道理，它就是讲像虞、虢两国这样互相依存的关系啊。”

虞公说：“晋国，和我同宗族啊，难道会害我吗？”宫之奇回答说：“泰伯、虞仲是大王的长子和次子，泰伯不听父命，因此不让他继承王位。虢仲、虢叔都是王季的第二代，是文王的大臣，有功勋在王室，封策藏在盟府中。如果虢国都灭掉，对虞国还爱什幺？再说虞和晋的关系能比桓庄之族更亲密吗？他这样爱他们，桓、庄两个家族有什么罪过？但晋献公把他们杀害了，不只是近亲对自己有威胁吗？近亲因势力威胁自己，还要加害他们，何况对国家呢？”

虞公说：“我的祭品丰盛清洁，神一定保佑我。”宫子奇回答说：“我听说，鬼神不随便亲近人的，只依从有德的人。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人没有亲疏，只是有德才保佑他。’又说：‘黍稷不算芳香，只有美德才芳香。’又说：‘人们祭祀的东西没有不同的，只有有德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那么没有德，百姓不和，神灵不享用了。神灵所凭依的，就在德行了。如果晋国攻取虞国，但崇尚德行用芳香祭品作奉献，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

虞公不听，答应晋国使者。宫之奇带全族的人离开虞国。说：“虞国不要等到岁终祭祀了。在这次假道行动，晋国不必再出兵了。”

冬天，晋灭了虢国，晋军回师，军营驻扎在虞国，就突然进攻虞军，灭了虞国，捉住了虞公。

秦晋崤之战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民。‛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肴。肴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胃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秦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故，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肴，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杞子从郑国派人向秦国报告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国都北门的钥匙，如果偷偷派兵来袭击，郑国就可以得到了。”秦穆公为这事征求蹇叔的意见。蹇叔说：“兴师动众去袭击远方（的国家），不是我所听说过的。军队劳累不堪，力量消耗尽了，远方的君主防备着我们。恐怕不可以吧？（我们）军队的行动，郑国一定会知道，劳师动众而无所得，士兵们必然产生怨恨之心。况且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呢？”秦穆公谢绝（蹇叔的劝告）。召集孟明、西乞、白乙，派他们带兵从东门外出发。蹇叔为这事哭着说：“孟子，我今天看着军队出征，却看不到他们回来啊！”秦穆公（听了）派人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假如你只）活七十岁，你坟上的树早就长得有合抱粗了！”蹇叔的独子加入这次出征的军队，（蹇叔）哭着送他说：“晋国人必然在肴山设伏兵截击我们的军队。肴有南北两座山：南面一座是夏朝国君皋的墓地；北面一座山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你）一定会死在这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中，我准备到那里去收你的尸骨！”秦国的军队于是向东进发了。

（鲁僖公）三十三年春天，秦军经过周都城的北门。（兵车上）左右两边的战士都脱下战盔，下车（致敬），接着有三百辆兵车的战士跳跃着登上战车。王孙满这时还小，看到这种情形，向周王说：“秦国的军队轻狂而不讲礼貌，一定会失败。轻狂就少谋略，没礼貌就纪律不严。进入险境而纪律不严，又缺少谋略，能不失败吗？”经过滑国的时候，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周都城去做买卖，在这里遇到秦军。（弦高）先送上四张熟牛皮，再送十二头牛慰劳秦军，说：“敝国国君听说你们将要行军经过敝国，冒昧地来慰劳您的部下。敝国不富裕，（但）您的部下要久住，住一天就供给一天的食粮；要走，就准备好那一夜的保卫工作。”并且派人立即去郑国报信。

郑穆公派人到宾馆察看，（原来杞子及其部下）已经捆好了行装，磨快了兵器，喂饱了马匹（准备好做秦军的内应）。（郑穆公）派皇武子去致辞，说：“你们在敝国居住的时间很长了，只是敝国吃的东西快完了。你们也该要走了吧。郑国有兽园，秦国也有兽园，你们回到本国的兽园中去猎取麋鹿，让敝国得到安宁，怎么样？”（于是）杞子逃到刘国、逢孙、扬孙逃到宋国。孟明说：“郑国有准备了，不能指望什么了。进攻不能取胜，包围又没有后援的军队，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灭掉滑国就回秦国去了。

晋国的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意见，因为贪得无厌而使老百姓劳苦不堪，（这是）上天送给我们的好机会。送上门的好机会不能放弃，敌人不能轻易放过。放走了敌人，就会产生后患，违背了天意，就会不吉利。一定要讨伐秦军！”栾枝说：“没有报答秦国的恩惠而去攻打它的军队，难道（心目中）还有已死的国君吗？”先轸说：“秦国不为我们的新丧举哀，却讨伐我们的同姓之国，秦国就是无礼，我们还报什么恩呢？我听说过：‘一旦放走了敌人，会给后世几代人留下祸患’。为后世子孙考虑，可说是为了已死的国君吧！”于是发布命令，立即调动姜戎的军队。晋襄公把白色的孝服染成黑色，梁弘为他驾御兵车，莱驹担任车右武士。这一年夏季四月十三日这一天，（晋军）在肴山打败了秦军，俘虏了秦军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而回。于是就穿着黑衣服给晋文公送葬，晋国从此以黑衣服为丧服。

秦穆公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郊外等候，对着被释放回来的将士哭着说：“我违背了蹇叔的劝告，让你们受了委屈，这是我的罪过。”没有废弃孟明，（秦穆公）说：“这是我的错误，大夫有什么罪呵！况且我不会因为一次过失而抹杀他的大功劳。”

（晋文公的夫人）文嬴向晋襄公请求把秦国的三个将帅放回去，说：“他们的确是离间了我们秦晋两国国君的关系。秦穆公如果得到这三个人，就是吃了他们的肉都不解恨，何劳您去惩罚他们呢？让他们回到秦国去受刑，以满足秦穆公的心愿，怎么样？”晋襄公答应了她。先轸朝见襄公，问起秦国的囚徒哪里去了。襄公说：“夫人为这事情请求我，我把他们放了。”先轸愤怒地说：“战士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从战场上抓回来，妇人几句谎话就把他们放走，毁了自己的战果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亡国没有几天了！”不回头就（对着襄公）吐了口唾沫。晋襄公派阳处父去追孟明等人，追到河边，（孟明等人）已登舟离岸了。阳处父解下车左边的骖马，（假托）晋襄公的名义赠给孟明。孟明（在船上）叩头说：“贵国国君宽宏大量，不把我们这些俘虏的血涂抹战鼓，让我们回到秦国去受死刑，如果国君把我们杀死，死了也不会忘记（这次的失败）。如果尊从晋君的好意赦免了我们，三年后将要来拜谢晋军的恩赐！”

第二篇：七月

七月、九叶诗歌

七月诗派

七月诗派崛起于抗战烽火之中，跨越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是这一时期坚持时间最长、影响广大的文学流派。

七月诗派概观

七月诗派以艾青、田间为先驱诗人，在胡风的理论引导和组织下，聚集了一大批诗歌写作的“初来者”，因《七月》杂志而得名。《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等刊物也是他们重要的“半同人杂志”和发表园地。这些青年诗人人数众多、散落各地，其骨干成员有阿垅、绿原、鲁藜、冀汸、芦甸、牛汉、曾卓、邹荻帆、彭燕郊、孙钿、方然、杜谷等，他们的诗作大多先后收集在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第一，二集和《七月新丛》、《七月文丛》的诗集中。

胡风的人生态度与诗学理论对他们有强大的引导性与感召力，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胡风认为“现实主义者底第一义的任务是参加战斗，用他的文艺活动，也用他底行动全部”，让诗情“跳跃在时代的激流里”。他主张做人与写诗合一、要求诗人应以斗士的姿态突进生活，以饱满的热情拥抱血与火的现实，坚持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相生相克的搏战中充分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揭示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抒写激越悲壮的生活真实。胡风寻求将历史激情转化为“美学欲求”，让诗的社会学内容获得“相应的、美学上的力学表现”。绿原后来将诗派的艺术立场与创作方法概括为：“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中国自由诗传统的肯定与继承。”

七月诗派经过一个深化发展，不断壮大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前后相连的阶段。从1937年9月至1941年9月是第一阶段，以《七月》的创办和终刊为时间标志。七月诗人与全民族同仇敌忾，着重抒发了渴望战斗的激情和目睹祖国、人民惨遭蹂躏的悲愤，昂扬有余而沉潜不足。从皖南事变后到1945年初《希望》创刊为第二阶段，此时期国统区作家处境极为艰难，七月诗人主要在桂林、重庆的《半月文艺》、《诗创作》、《诗垦地》等刊物上发表作品，胡风也积极组织出版丛书。在困难的条件下，七月诗派对诗艺作了更多方面的探索。1945年1月《希望》创刊，七月诗派开始了第三阶段，《希望》于1946年10月停刊后，成都的《蚂蚁小集》、《呼吸》、《荒鸡子集》成为诗派重要的外围刊物。在政治低压下，这时期的作品从歌颂、希望为主转换为讽刺与揭露。该派诗艺风格在不同时期虽有发展变化，但基本创作倾向始终一贯，坚持诗与人民结合，立足时代现实，创作富于历史感、责任感和力之美的作品。

特色与风格 以抗战为背景，描述民族的历史灾难，抒发爱国激情进而表现广大人民顽强不屈的意志成为七月诗派创作的重要内容。胡风《为祖国而歌》写于1937年8月，诗先刻画“在黑暗中／在重压下／在侮辱中／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是我底祖国／是我底受难的祖国！”接着表示为了祖国的明天，不惜用“热泪”与“活血”来尽情歌唱，深情激越而沉郁悲壮。

七月诗派一方面自觉继承郭沫若、蒋光慈、殷夫和中国诗歌会的革命诗歌传统，同时又有意反拨新月派、现代派的诗风。七月诗派是以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坚持自由诗写作而独树一帜、发生影响的。亦门（阿垅）的《纤夫》从虚实相生 的角度，提炼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与抗争精神，血泊中的中华民族犹如纤夫牵引古旧的大船，逆风冒雪，寸寸前行：“强进！／这前进的路，／同志们！／并不是一里一里的／也不是一步一步的而只是一寸一寸的”，纵有万般艰难，也要犯险而进。诗人从“纤夫们”身上领悟了“创造的劳动力和那一团风暴的大意志力”，纤夫那“艰辛的”、“坚定的”、“沉默的”前行脚步恰成中国人民在逆境奋起的象征。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写一位屡建奇功的游击队长死于敌人的诱杀，战友们千万声深情呼唤：“队长！／呵，回来”，沉痛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将士的英勇和牺牲的壮烈。

绿原20世纪40年代致力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其特点在于对光明前景的执著追求与对国统区黑暗势力的尖锐揭露。《为了自由》、《伽利略在真理面前》均是一时名篇，《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开阔深入，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多有讥刺：鸦片批发，灵魂收买，自行失踪，失足落水„„。像“大街上，警察推销着一个国家”的双关诗句，嘲讽了蒋介石借《中国之命运》一书强化思想控制的荒谬可笑。《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冷静地提醒善良的人们：胜利来之不易，必须以战斗来保卫。诗人政治敏感度很高，高瞻远瞩，其作品抵达了较深的思想层次而又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朱健的《沉默》以辩证思想预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历史转折，杜谷、鲁煤等则隐晦表达了对光明的向往。

七月诗派中的部分诗人先后去了延安或短期进入过根据地和解放区，新的天地新的生活触发了新鲜感受。胡征在《五月的城》中礼赞延安是“喷香的城／发光的城／红色的城”。艾漠的《跃进》抒写初入延安的新奇与兴奋，可以代表先进青年的共同感触。郑思的组诗《挺进者》描绘了桂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生活。鲁藜的《延安散歌》撷取延安生活的日常片段，颂扬这里自由欢快、朝气蓬勃的生活，并从平凡的人事中掘发深沉的哲理，如《泥土》以四行的篇幅容纳丰富的涵义：“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路。”

七月诗派在诗体形式上是自由体坚定而成功的实践者，他们钟情于诗的无拘无束；在语言运用上，他们偏爱口语的鲜活、质朴、明朗、丰富，追求诗歌语言的散文美；在美学风格上，他们崇尚“力之美”，一展阳刚之气，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最富英雄气概、理想精神、浪漫色彩和力量之美的现实主义流派。

40年代七月派与九叶诗派有关的三次论辩

对于来自七月诗派的批评，九叶派诗人很可能猝不及防。因此，双方批评与反诘的往来也是极不成比例的(这在稍后与《新诗潮》社的驳难中可比较看出)。九叶派诗人尤其唐氵是对七月派诗人如胡风、绿原、阿垅颇有好感。唐氵是他们以现代哈姆雷特自许，多次称赏七月派诗人唐吉诃德式的严肃、果敢、矜持和不无偏狭的清教徒精神。胡风则企望双方相互补充、救助、渗透，形成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融汇，来一次深沉的河与崇高的山的交铸，激荡起一片开阔的诗的现代化潮流，并寄意《诗创造》负起组织责任。

七月派诗人对九叶派诗人的批评起因颇为复杂，如阿垅在批评臧克家时拉上杭约赫等，“初犊”在抨击沈从文、朱光潜时涉及袁可嘉等。批评范围也十分广泛，既有社会历史观、诗歌价值观的龃龉，也有诗歌艺术风格和形式特征的区别，但就七月诗派而言，批评立场和批评方法则相当单一。就在《诗创造》创刊同月，稍后出现的《泥土》(七月诗派后继刊物和外围刊物)第3期发表署名“初犊”的 长篇评论《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用人身攻击性的粗暴语言横扫“沈从文集团”，包括穆旦等人和《诗创造》社。原因大概是由于沈从文、袁可嘉此前在《益世报》、《大公报》发文对当前诗坛现象有所评论。沈从文指出：“诗应当是一种情绪与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容许大而对于宇宙人生重作解释，小而对个人哀乐留个记号”，强调“诗必需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诗可作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别的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并对所谓空头“大诗人”、“人民诗人”予以揭示与讥讽，这些文艺观确与九叶派诗人的诗学观不无吻合之处。接着袁可嘉则批评“拜伦式浪漫气息的作崇”，而七月诗派恰恰是40年代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流派。沈、袁的评论原本只是对文学现象的一般化批评与感慨，针对性并不强，但前后相继持论相近的表述很容易被对方认为是有计划的联合行动。“初犊”的反击全面而急切，他先认定沈从文是出卖灵魂制造毒药的文艺骗子，接着说袁可嘉等人只会“玩弄玄虚的技巧”，而在“现实面前低头、无力、慵惰，因而寻找‘冷静地忍受着死亡’的奴才式的顺从态度”，称他们为“乐意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是应大力扫除的对象。最后评论《诗创造》“公然打着‘只要大的目标一致’的旗帜，行其市侩主义的‘真实感情’„„，这正是我们的敌人该打击之。”历史地考察，这是第一次将流派形成之前的九叶派诗人放到一起作为一个有共同政治倾向与相似艺术特色的“准流派”来评论，虽然是不伦不类地置于“文艺骗子沈从文集团”名下。答复在四个月后，在第5辑后记中，编者(杭约赫)希望诚恳与善意的探讨能够清除泼妇骂街式的粗暴习气、宗派主义的门户之见和唯我独革的狰狞姿态，因为“生活在这个窒息的地方，黑色的翅膀时时在我们旁边闪动着。还能够呐喊能够呼号的我们当向他们学习；在挣扎苦痛之余发出一点‘呻吟’，或有时为了烦恼和忧患发出一点‘低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1948年8月，唐氵是在回击《新诗潮》社的指责时旧话重提，认为《泥土》对穆旦、郑敏的批评，是由于直觉推论方法的误解，自我扩张的结果导致自蔽更昧于人。这就更象流派发言人的自辩与反驳了。

阿垅全面代表了七月诗派对九叶诗派的批评与批判。阿垅是七月诗派的重要理论家，并且他把诗派已有的某些偏狭发展放大了。阿垅诗论的首要主题是将诗的探求引向人生与政治的讨论，他1943年的文章《我们今天需要政治内容，不是技巧》，从题目就可见一斑；其次是反复申张诗的情绪本质，认为“它们要有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仿用恩格斯人物典型定义，将情绪作为诗歌结构元素的基石。而九叶派诗人，主张诗在反映现实之余仍然享有艺术生命，认为对于激情的热衷是现时诗坛最大的迷信之一，应将激烈的情绪转化为沉思的经验。再扩大地看，相对七月派诗人浪漫主义的激烈单纯、理想主义的热情乐观和英雄主义的坚定自信，九叶派诗人对40年代末期的社会历史态度确实有些暖昧，对个人投入时代及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所疑惧，对人类命运深怀忧虑，这是激情的现实主义与沉思的现代主义的碰撞。

据查(可能不全)，阿垅涉及九叶派诗人的批评性文字近10篇，其中《〈旗〉片论》(1948 3 23))值得单独分析，不仅因为它是针对九叶派诗人的专论，不属于“顺便一刺”的批评，是40年代对穆旦屈指可数的有份量的长篇评论；而且，它以个案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批评家敏锐不凡的感悟怎样转化为头足倒置的偏见与成见。阿垅在此文中对穆旦的抗战诗作做了全面检阅，当然，政治意义的索求几乎完全取代了艺术形式分析。阿垅开首谈到初读穆旦诗集《旗》时那种惊心 动魄永不平静的体验，油然回想15年前的军旅生活，感觉强烈而奇特的感情的袭击与吸引，使自己狂热地倾慕又冷酷地拒斥。这一“奇特类比”表明阿垅已经探入穆旦诗歌的灵魂：深刻的矛盾与巨大的痛苦，以及冲突无法化解所导致的灵魂撕裂的尖锐失衡，雄健坚忍的气度与沉郁冷硬的风格，备受压抑的诗思内核要挣脱诗形的躯壳奔腾而去。批评家已经触摸到了一个深沉浑厚而矜持自觉的生命在走向圆熟澄明之前的搏求与挣扎，站到了进入穆旦诗歌世界的幽深入口。然而，社会历史观与思想方式的隔阂限制了他，不同的艺术价值观念和艺术感知方式阻碍了他，面对这些惊世骇俗新鲜刺人的作品，阿垅作了另外的解说。如穆旦的《赞美》一诗，本是诗人对一个民族在抗战中挣扎奋起的“带血的”深沉祝祷。在表现上，为了突出人民艰难的主题，诗中大量铺叙了历史与现实的深长的忧患、屈辱和巨大的荒芜、毁灭，雕塑了人民“受难的形象”。作为对于人民或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描写，是真实有力的，胡风也曾反复告诫人们注意发掘人民原始强力下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对此，阿垅进行了先扬后抑的评论，他说：“在《赞美》和《控诉》中，对于人民，似乎突入了世纪底背光面而称颂了他们，信赖着他们底地下的力而为他们的负荷和创痛发言。可是这一切结果却是宿命论或者定命论的”。诗人着力展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前的历史“负荷与创痛”，批评家则以人民在抗战中的现实表现为立论背景，从而认为诗人偏于“世纪底背光面”的抒写是将战斗着的人民形象“凝固”在苦难的宿命上，对于人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不同认识，穆旦偏于消极面的揭示，而阿垅侧重积极面的颂扬，穆旦偏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时和之前的创痛挣扎，而阿垅偏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时和之后的意气昂扬，两种社会历史观的区别十分显然。（节选自张岩泉：《诗人的聚合与诗坛的分——40年代与九叶诗派有关的三次论辩述评》）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概观

战争并不能消灭诗歌，物质贫困、生活挤压也没有彻底阻碍诗人们探索诗歌发展道路的多种可能性。战时在西南联大，一批新老诗人以自己的思考与创作不仅证明了诗歌的存在，更努力拓展新诗生存空间，将已显颓势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引向深入发展的轨道，联大回迁之后，他们成为战后平津诗歌创作的重要力量。在上海也有一批青年诗人相继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转移到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1947年，南北诗人终于汇合形成一个流派，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核心成员包括西南联大毕业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还有辗转聚集到上海的辛笛、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湜。他们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多数学习西方语言文学，有较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熟悉西方现代诗的分化流变，其创作与理论在当时独树一帜，曾引起争议。艾青评价“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之后的社会现象”。大体来说：在思想导向上，他们坚持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共振合拍，主张保持诗与人生现实的平衡，但不满足浮光掠影的表象描写，追求深入现实作综合表现。在诗艺探索上，他们倾向接受西方诗歌尤其是以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为代表的欧美现代诗成功的艺术经验，建构新的适应时代的抒情模式和语言意象系统，为诗坛带来生气和新变。

代表诗人 九叶派主要代表诗人有穆旦、辛笛等。

穆旦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1940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两年后从军担任翻译。1948年赴美留学，1953年归国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反右”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迫害。他在50至20世纪60年代以梁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不少俄语与英语作品。他是“这一代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三部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旗》，他的创作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转向和更大发展。

穆旦以独立不倚的立场通过充分个人化的主题方式来表达民族意志与时代情绪，他用带血的手拥抱苦难的人民，悲怆地欢呼“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九死一生的从军经历让他深情怀念埋骨异乡“化入树干而滋生”的抗日英灵（《森林之魅》）。他质疑正义、多数，剖析爱情、友谊，揭示知识、文明的疾病，体现出唯物论者与怀疑论者的超凡智慧。但诗人写得最深邃动人的还是个人在破碎的世界中自我分裂的心灵创痛。在泥淖中匍匐挣扎的生命意识，绝不轻信又无所着落的精神困顿，日常生活习俗对人的无形改造和磨损的悲剧体验，等等，这些主题构成对传统诗意的反叛和悖逆。诗人的异质性还体现在艺术形式方面，他冷抒情的表达方式偏重不介入的客观观照，主体“淡出”，只要对比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后者冷处理的特点十分明显。穆旦在感性抒情的传统中强化知性分析的因素，他常常运用戏剧形式，诗中充斥着人物的独白、对话、交谈甚至争吵的声音，这倒与他感知破碎分裂的自我与世界的特殊方式相符合。穆旦的语言意象也有意排斥古典色彩与文言词汇，《五月》中古诗与新诗交错排列形成反讽性语境，白话的鲜活灵动反衬出文言的俗滥与僵死，穆旦要以富于现代感的语言意象来反映一代人独有的历史经验。

辛笛 辛笛是九叶诗人中的长者，其个人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已趋于成熟。诗人对瞬间变幻的声色光影的敏锐捕捉和精妙表现，颇得印象派艺术精神，而他化用传统语词意象、格调、境界的作品，较好地体现了古典诗词的隽永韵味与现代人错综情思的交融，如《航》、《冬夜》、《秋天的下午》。他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现实感大大强化，风格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诗人痛切感受民族苦难，表示要像布谷鸟一样以生命叫出“人民的控诉”。《风景》写沪杭车中所见所感，“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是其中的名句，对国统区的病态景观予以巧妙而辛辣的嘲讽。

其他诗人 杜运燮引奥登为知己，诗风明朗机智，《滇缅公路》气势雄浑，作老师的朱自清先生曾在课堂上讲授分析。《追物价的人》将心理分析技巧引入讽刺诗的写作，丰富了政治讽刺诗的手法，提高了机智的品味。陈敬容和郑敏是两位女诗人，陈敬容善于以外景触发内感，题材广泛，抒情柔韧不折，风格明澈蕴藉并常有丈夫气概。《力的前奏》引而不发而力逾千钧：“全人类的热情汇合交融／在痛苦的挣扎里守侯／一个共同的黎明。”郑敏受冯至影响，对里尔克深有会心，其抒情哲理诗咏物记人涵蕴丰富，《金黄的稻束》从习见的事物中发掘深邃的哲理，抽象与具体的融会不落痕迹。杭约赫和唐祈均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他们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复活的土地》和《时间与旗》是此时政治抒情长诗的宝贵收获。二诗同以上海为背景，极富典型性地叙写了它的历史与现实，刻画它的荒淫、苦难与复活、新生，对中国历史即将逆转的形势作了准确的艺术预告。袁可嘉与唐湜的成就更多体现在理论批评领域。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探讨业已建立起初步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形式主义批评的总结，富含理论价值和前瞻性。唐湜的评论对阐发九叶诗友的创作特点，加深读者对现代诗 的认识也有很大助益。

诗派特征 九叶诗派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和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的传人，但他们的诗学观念与创作特征比20世纪20年代的李金发、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综合性和现代感更强，是积极扬弃的结果。他们认为诗与诗人应该避免“走出了人生”、“走出了艺术”的道路，要担负起“将人生和艺术综合起来的神圣任务”，在创作中既向内发掘同时又向外印证，力求“个人情感与人民情感的沟通”。他们的作品既有深沉厚重的生命体验、宇宙思考，如穆旦的《裂纹》、陈敬容的《律动》；也有对社会现实的愤怒揭露和机智嘲讽，如唐祈的《女犯监狱》、《妓女》，袁可嘉的《上海》、《南京》；还有对反抗的歌咏和对希望的企盼，如唐湜的《背剑者》、《歌向未来》。

在抒情表达上，九叶诗派追求客观化和间接性，为诗的情志寻求“客观对应物”，避免直抒胸臆一泻到底的浮浅。陈敬容的《假如你走来》全诗刻画一连串无声的动作，是蕴含丰富的心理戏剧片断。他们的咏物诗在写实层次上建构象征空间，如郑敏的《鹰》、《马》，辛笛的《月光》等等，通过暗示来曲折表达。九叶诗派的语言意象是多样化和富于现代感的，他们从现代日常生活中锻造语言，融注主观意志使之成为智性化的心象结构，在穆旦诗中常见“八小时的工作与房屋”、“成人世界与父母”、“学习”等语句，文字明晰，但语意颇为隐晦，业已构成诗中的“主题性意象”。九叶诗派采用自由联想的方式来组合语言意象，使现代知识分子的口语具备了诗歌艺术的表现功能。

九叶诗派的反叛色彩和异端性质，使他们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当时并未获得较大反响，但包含着丰富的价值与启示。“这个诗人群，不论在诗情与现实的融合上，还是在对诗艺的执着追求上，似乎可以说是‘五四’以来某些现代派诗歌在向现代生活的突进中合理而健康的发展”。

第三篇：七月一日

敬爱的党组织：

2011年七月一日，学校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岁诞辰，组织全校学生党员、预备党员参加了升旗仪式。看着那冉冉升起的国旗，我回想着共产党走过的这九十年风风雨雨，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片段，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时刻，心中感慨颇深。

九十年来，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许多风风雨雨，带领中华儿女建立并建设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这一路走过来，共产党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实事求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是中国共产党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湘江战役中共产党的损失惨重。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几乎使共产党走向灭亡。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党中央决策失误的原因。以王明为主的“左倾”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道路，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就在共产党濒临绝境之时，党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果断的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他提出中国应结合实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这是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这一次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并且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在努力的寻找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最初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但毕竟是不成熟的。一段时间里，因为不联系实际，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一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二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导致了频繁的政治运动，并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10年的全局性社会**。

十年**结束后，共产党面临问题，那就是怎样建设中国。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此，中国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一次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确立了以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9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值得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铭记。

我认为“实事求是”对我们大学生来讲主要就是脚踏实地、谦虚谨慎、刻苦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学习，切忌好高骛远、骄傲自满。我们应该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自己，脚踏实地的来促进自己，实事求是的从自身出发来生活学习。注意培养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改进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用事实来说话，做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这样我们才能与时俱进，成为一个真正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第四篇：七月思想汇报

思想汇报

“７月１日上午１０时，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将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电视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不经让我想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今天，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１３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我不禁感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创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顽强奋斗的所有先驱。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

另外，看了电视上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贡献而播放的伟人故事，我对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观有了更为正确和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更深刻的体会到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

记得20世纪西方最后一位诗歌巨匠特朗斯特罗姆说过：“人总要相信些什么，才不会度日时，跌入未知的黑洞里。”行走于这个人世间，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关乎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与此同时，一个人活着，必须为自身与外界创造足以使生命和死亡有点尊严的东西。这才不辜负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在共产党员看来，在我看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要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为社会、为他人创造最大价值的人。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日报》赞其“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誉满中华，功在千秋”。无数革命先烈和众多先进模范人物的人生轨迹，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启发我们：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是衡量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不在于他从这个世界中得到了多少，而在于他为这个世界奉献了多少。

我希望以后都跟着党的脚步走，争取多做事，多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事！

第五篇：七月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组织: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90年的风风雨雨，90年风雨同舟，90年艰苦奋斗，90年奋发图强。中国，一个用生命搭起的国家;中国，一个用智慧与理想构造的国家。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却是有祖国的”——钱三强，一位鞠躬尽瘁、全心奉献的科学家;“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在面对敌人阴冷铡刀时的大义凛然，我们都无法体验共产党人钢铁一般的意志、视死如归的正气;“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的坚定信念，却让亿万中国人看到了国家的希望、看到了祖国强盛的光明。

如果没有好干部焦裕禄、孔繁森和这些人民同甘共苦，也许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贫困地区人民的疾苦，无法知道基层党员做出的巨大牺牲。如果没有雷锋、张海迪这些满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就无法深刻领略到生活的真谛、人间的真情、生命的意义。

中国航天人始终把淡泊名利、默默奉献当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航天事业是一个壮国威、扬军威、振民心的伟大事业，同时又是一项十分艰苦、非常复杂、风险极大的事业，参加这一事业的人员必须具有献身精神，要有敢于吃苦、执着追求而不急功近利、不图回报的思想。钱学森、梁守等人舍小家顾大家，不计个人得失，像螺丝钉一样把自己拧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甘当无名英雄。

共产党人永远是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以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精神，他们淡泊名利、视死如归，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新中国的成立。当毛主席巍然的站在雄伟的天安门上高亢的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明白了成立背后的故事，那是共产党人光荣牺牲所换取的。当一座座“永远的丰碑”如此高大的耸立在我们面前时;当一个个时代精英勇攀科学高峰鞥、创造一项项令人瞩目的奇迹时;当一幅幅子弟兵舍身忘我的抗洪救灾的感人画面映入我们眼帘时，共产党人英雄形象早就被牢牢地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

时至今日，我们的党，和党员依然保持着战争时期的优秀品质和传统。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时涌现了无数个共产党人的英雄事迹。一名解放军为了抓紧每一秒救人，他连住几天几夜不休息，而他却因为劳累过度光荣牺牲了，他一次换取了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还有人民教师谭千秋用双臂死死护住了四个学生，可他却不幸遇难。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上进民族的决心和实力。2011年国家各方面建设更加昌盛，各民族各地区团结协作。“多难兴邦”，每一次磨难，都是考验，每一次考验，都是满分。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明天更美好。

请党组织考验我。

此致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