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我见

第一篇：中国文化之我见

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它贯穿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中，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中国文化可谓是无处不在，所以要真正说清它是不可能的。本文仅从我所熟悉的苏州评弹这一视角来窥探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和它所具有的民族性。

一、历史性

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组成，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苏州被誉为天堂，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致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历代统治者视苏州为取之不竭的聚宝盆，其税粮总数、亩平均赋税、人口平均赋税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0倍，而且也高出江南地区其它府县。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并不采取极端的行动，而是重理性、求变通，善于在夹缝中找到舒展自己才能的天地，寄情于诗书歌吟之间。在特定历史环境的作用下，催生了评弹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

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所决定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从走码头的现象中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小农性和保守的特点。因为长期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大都安于现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评弹艺人不得不走码头，换场地。不求大变动，只求安逸、稳定生活的这种思想任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观念，江南地区可能受这种思想影响较深而相对的缺乏闯劲。

“内行中人称说书的为„吃开口饭‟，注定走江湖的命运，不能常驻一处。不过说书的走码头，仅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因过远之处听不懂苏白，去亦徒然。”苏白也就是苏州话，或称吴语，主要通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是除官话方言（北方话）以外的第二大汉语方言。虽同处江南，但各地语言实际上仍有较大差别。南京的方言就属官话，而同为吴语的宁波话与“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也是大相径庭。文化的传播是受地域尤其是语言的限制的，所以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戏剧艺术形式。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经历着朝代的更迭，地域的不断划分，形成了本地区的语音语调，代代流传、加工改造。不同地区的方言彰显着各地地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似水长流、吴侬软语的评弹深藏着苏州人的心态，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叙说着苏州人的机敏、睿智、沉稳和变通。

江南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须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书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的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或二椅）即可开讲。评弹码头有大中小之分，艺人也相应分为苏州响档、码头响档和普通说书人。由于旧时民间艺术没有地位，当时评弹艺人、书场、听众的资料稀阙。如评话艺人唐耿良初出道

时，曾坐手摇船到阳澄湖边的小渔村泗泾说书，当地“只有肉店、豆腐店、南货店、馄饨店、铁匠铺、茶馆等几家小店”。其中的茶馆也就是书场，每天的听众也就三四十人。又如，浙江吴兴县双林镇“是一个极小的乡镇码头，并无其他娱乐，只有书场数处，乃唯一之游艺场所，故镇民大都爱嗜评弹。时间变了，现代社会各种娱乐因素混杂，到处都是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有多少人还会静下心去听听评弹的声音。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苏州评弹能否翻开新的历史篇章，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否走上新的历史舞台还需经过历史的考验，时代的需求和人们的选择。

二、民族性

苏州评弹具有雅俗共赏的文化内涵。一是评弹脚本多源于市民文学。明清以来的苏州是市民文学最为繁兴之地，评话、弹词大多取材于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历代文人也有为之书写或润色者，如清代女弹词作家邱心如、陈瑞生等，近现代文人平襟亚、陆澹庵、姚苏凤、陈范吾、陈灵犀等。二是台上的说书人与台下的听众有面对面的交流，说书人会在听众的眼神、表情及对书情的反应中感受到是否有需改进之处。苏州市民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儒雅的风度，他们会对说书人书艺的高下、书情的合理与否提出批评，有时甚至是苛求，从而使评弹艺术日趋精致。雅俗共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伯牙、子期的一曲高山流水，幽远悠长，情意深长，极具古典之音，高雅之韵。江苏民歌《茉莉花》，用那甜甜的温柔的女声，唱出了这一方水土的美丽与善良；北 京老胡同里，那一声声质朴厚重的叫卖，喊 着来自民间独特的唱段；老狼一曲《同桌的 你》，用简单自然的音符，唤醒了人们在青 春时曾有的幻想。这是世俗之乐，通俗之美。高雅的或是通俗的，都有其美好之处，雅有俗之 美，俗有雅之韵。雅俗共赏的民族文化内涵使得中国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也是它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晚清以来，评弹才大举进入上海。开埠后，经济的繁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需求大增，各种曲艺活动盛行。同时太平天国战乱形成了对江南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为了躲避江南地区的苏州等核心地区的战乱，大批逃难的士绅进入上海的租界地。这些新移民，来到人地两疏的上海租界，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故乡、故土、故人，于是聆听以吴语演唱的评弹成为他们寄托乡思的最好去所。进入兼为茶馆的书场、品茗聆听说书人的吴浓软语说噱弹唱，江南人忘却了离愁别绪，取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所以，文化是民族的象征，它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加深民族认同感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一个大国不仅要经济实力过硬，而且文化软实力也要同步提升。

从苏州评弹的角度来看的中国文化可能有些片面，但我们也些许看清了它的一些特征。历史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中国文化，必能在历史的洗礼中历久弥新，彰显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篇：中国文化基本特征之我见

中国文化基本特征之我见

1、传统文化的主体属农耕文化。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中国的传统经济特点是农耕经济，它的文化就必然是农耕文化。诗歌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意义的形式，但中国诗歌不同于外国的诗歌，它短小精致，表现的只是一种意境、一个情形、一种情绪。正如中国农民所经营碎小的土地、单一的农作物和精耕细作的耕作手段，是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封闭的小农经济在文化上的表达方式。用“诗是土地的心语”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某一特征是恰如其分的。

游牧文化是农耕文化的有力的补充。传统认为，农耕文化高于游牧文化，从社会演进来看，农耕社会比游牧社会先进；但文化则不然，因为文化具有长期不变相对稳定的性质和继承性与遗传性的特点，农耕文化则保持着游牧文化的一些特质，而且是农耕文化的有力补充。比如游牧文化中的尚勇好斗、豪爽刚毅的秉性成为我国北方民族的重要特征，平衡了农耕文化中的某些弱点。草原文化、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我们常说自己是“华人”，华人根源于陕西的华山周围居住的仰韶文化，因为先民根深蒂固的崇尚玫瑰花的传统，因此称为“华人”；中国人所以称为“龙的传人”根源于对龙凤的崇拜。而最早的中华龙凤图腾即出土于内蒙古东部的翁牛特旗。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形成的，中国北方是广袤的草原，东边南边是大海，西南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山，地域相对广阔，有一定回旋余地，具备几种原生文明的形成以及它们之间的杂交、融合的优越条件，最终凝聚成“中华文化”的地理环境条件。

2、中国文化的正统意识非常浓厚。正统意识强调官方化、权威化、模式化。如《三国演义》就宣传刘氏权力集团是正统的，曹操与孙权集团则是非正统的，因为天下是姓刘的。然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每每不是靠正统文化，而是靠非正统的民间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推动。如果秦王不听李斯的劝谏，不使用或驱逐外国人才，秦能统一天下将是个问号。唐朝诗歌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峰，也是外来文化的结果。李白就是明例。李白祖籍是是甘肃天水县，出生于碎叶城，后经四川，他受的是胡风夷俗的文化影响，佛教不是中国的正统文化，但它创造了足以称世的敦煌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强调官方化、权威化、模式化，中国传统文化排斥民主与科学。排斥民主就必然漠视个人意识的权利，人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批评的权力和理性的权利。也必然反对科学。民主与科学是一对孪生兄弟，缺一不可。

3、中国传统文化排斥民主具有深层的历史原因。首先，中国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发展，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定型是自有国家制度始，中国文化的政治意识十分浓厚，中国虽然是山陵丘地众多地方，但中原大地较为平坦，黄河流径此处，交通便利，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这里处在温带气候，易于作物生长，农耕文化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河姆渡文化为其代表。后国家制度建立，特别是经过夏商周三朝，文化艺术逐步繁荣起来，经过文化的扩散与吸收，使文化在整个中原迅速发展。

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的国家，而国家本身属于一个强势家庭。“家天下”不仅仅是国家体制的性质，而且是每个中国人的深层意识。在中国人的心里，没有社会，没有国，只有家。家就是天下，就是一切。中国古代战争的起源就是为了夺得家天下，一切民众的纷争也是为了一个家，至今民众的口头禅：“我吃了这么多的苦，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宫廷斗争总是围绕着“继位”、“篡位”而展开。这种以家为本的价值观，是造成封建家长制、世袭制也是君主专制的根源。

国家制度建立，特别是土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础。从土地分封制开始,中国农村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村落逐步形成。不像西方城邦制具有社会性、民主性的特质，自然村落的田园化，使得人趋于闲散，保守。也不具有城邦的扩张性。土地制度带来了一种移民，盘庚迁徙就是由游牧经济走上了农耕经济，而这种移民又不像西方移民向外扩张的内在需求。中国式的移民，却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它以血缘家庭为单位，以家庭代替了社会。封建社会的“井田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这样的社会的构成。

4、中国文化的守常性很重。中国是温带大陆型地理环境，农耕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是守常，顺自然之道以行事。中国是农业性文化，不像西方是商业性文化。商业性文化具有竞争性，而农业性文化不需要竞争，最典型的是一句格言：“有饭大家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排斥竞争，《东方文化周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先原则与美国精神》当中说：美国人追求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优先原则，把民主、平等的火炬普照众生，在17至19世纪的欧洲，缺乏信心和天才的人极少能成功，而在美国这片自由、广袤的土地上，人们尽可以放心大胆地闯，因为美国的这种“例外”这人们不断提供自由和土地，而优先原则作为美国移民社会环境下的“自由法则”则保障了“创业者”的利益。美国人乐观向上是因为优先原则的社会化使美国社会奉行“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能成为总统”的社会法则，相信机会均等，信奉“命运不是机会，而是选择”。美国人开拓扩张是因为他们相信优先原则，只青睐那些具有竞争意识的强者。在美国人心目中，无论是以知识武装起来的学者们之间的学院式智力竞赛，还是地球上另一岸的艺术家和预言家的热烈争论都不如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更有价值，美国人的创新超前是因为优先原则激发了一种不断的竞争，而竞争的社会化更使美国民族竞争精神不断深化，美国社会崇尚“适者生存”，主张“优胜劣汰”，而优先原则的建立更坚定了这一信念，它促使美国人不断改进，不断创新，不断拓展。美国社会、文化、科技的历史发展与现状更证实了这样的事实：美国民族追求民主的精神奠定了美国走向法制化国家的基础，并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美国民族“开拓精神”促使美国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福利社会形成，阶级界限模糊，民主平等具体化，美国民族竞争精神开拓了美国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超前发展模式，坚定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美国民族“乐观实用”精神是美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美国民族精神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是其余因素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就缺乏这样的竞争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反对竞争，也反对市场机制。中国一直抑制商业的发展，重农轻商，排斥市场。主要有：一是不言利，“君子喻义，小人喻利”；不言利就失去了市场动力。二是轻商、抑商，使市场失去了主体。三是抑制城市发展，使市场缺乏基础。虽然孔子学说并不全盘否定利的作用，《论语》中曾说过，他反对的是不义之财，无道之利。但当义与利冲突时，他是主义的，他反对一味地讲利。然而中国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性本能抑制逐利行为，而商业的本质（后成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逐利的。

守常性的文化都具有同化异质文化的能力。中国对外来文化只是同化它，并不吸收它。西方人有句格言：“假如你能从最坏的东西中学到最好的东西，那世界将更美好。”这种思想颇能反映西方人长期而普遍的一种文化心理。中国人抱残守缺，坐井观天，稍与自己的见解有所差异便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恶习，这是一种态度，另一种态度就是同化它，让其合乎自己的理念（改造佛教为禅宗，把佛理变成禅趣）。文化的传播与吸收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具有交流的特质，光吸收是无法成功的，它必须互动，正如光学原理一样，我们看到一个物体，是物体在你眼中的成象。中国传统文化既不吸收人类文化成果又不重视自身文化的对外传播。

过于守常就排斥创新。北京大学郭建宁在《关于文化选择的思考》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譬如树木，非岁岁有新芽茁长，则其枯槁可立待；譬如井然，非时时有新泉喷涌，则其干枯有时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对立统一，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如禹是滚的儿子，是滚的生命继承，禹治水改堵为疏，是创新。从这里可看出，继承是根本，创新是为了更好的继承。这是一种倒置的文化。这种倒置的文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创新应当是一个组织的灵魂。是主体。治水有时用疏，有时也要堵，如不堵，即不建水坝，旱灾来怎么办？无水可用。用疏用堵，应视情况而定。

总之，守常性易于文化的继承；兼容性易于同化外来文化，多元一体；正统性、秩序性易于社会稳定。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作用；它的负面影响：守常性造成社会惰性；兼容性造成趋同，扼杀创新；正统性、秩序性造成人格的不平等。

5、中国文化重器轻道。不重视形而上学。中国不注重社会科学，一提到科学就认为是自然科学，而且与技术等同起来，“科学技术”，总认为社会领域内没有科学，所以在中国，人人都可以当官搞管理，干部“万金油”指派到哪里都行。更有甚者，一些人真的认为自己是万能的。殊不知，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因此，这样的人这样的管理社会，还谈什么进步！在中国搞自然科学的人不大关心社会学，他们被一种错误的观点左右，即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纯粹的科学，搞自然科学可以完全不理会社会学。这些人忘记了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的，科学是用以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不知科学目的性的人是做不好科学工作的，甚至被邪恶所利用。真理既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也存在于社会科学之中，为科学而奋斗实际上就是为真理而奋斗，而真理而奋斗的人，会摒弃另一领域中的真理吗？有史以来，大凡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很关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的。如爱因斯坦、居里夫妇等。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的发言是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的历史的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特别是在纪念哥白尼诞辰41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表达了他对人类真理至死不渝的追求。居里夫妇也是样，他们对自己发现镭的惊喜同时对它的担心，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救世情怀。我们说中国缺少世界大师级的科学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科学家缺少一份社会责任感和深广的济世情怀。

第三篇：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比较分析之我见

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比较分析之我见

——中国梦与美国梦

众所周知，在党的“十八大”上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11月29日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后，他又多次论述中国梦的问题。从此，唱响中国梦、实现中国梦，便成为了新一届领导集体乃至中国人民的主旋律。因为，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愿望和利益。

那么，除了中国之外，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世界上还有没有叫响国家之梦的呢？回答是有的，而且是美国。不过，提出美国梦的时间不是今天，也不是国家的主要领导者，那是美国的昨天。

根据有关资料介绍，关于美国梦一词，最初是由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1931年在他的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和表述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他的美国梦。“美国梦不仅仅是物质丰裕的梦想””，“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其天赋与能力来获得他的成就，而且他们的成就也能被其他人认可，不论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地位的偶然境地如何。”

虽然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和作家提出了美国梦及其设想，但是，它最终被美国人民所接受，基本上变成了美国国家的梦想。因为，据《今日美国》最近有关美国梦的民调结果报道，已有24%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美国梦，有40%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美国梦，有15%的人表示毫无希望，有21%的人表示对此并不关心。不管结果如何，依然还是有超过64%以上的人数是认可美国梦的。这说明美国梦基本上也是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心声和愿望的。因此，美国梦，在美国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对于美国的发展同样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然而，将中国梦与美国梦进行比较，虽说不能用谁优谁劣、谁好谁差、谁先进谁落后来表达，可是，无论是作纵的还是横的来比，中国梦还是比美国梦更能够说明问题，更能够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实现强大的决心。

这是因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梦是由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来的，而且是在就刚就任之时提出的，而美国梦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和作家提出来的，时间在上个世纪80多年之前；中国梦的提出，完全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梦想和心声，而美国梦只是一个人的设想与愿望；中国梦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包涵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而美国梦则主要阐述的是作为公民个人的理想与美好的愿望；中国梦的提出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讲它是代表着国家向人民发出“实干兴邦”的动员令，也是向世界发出的最强音，必定永载

史册，而美国梦则主要显示的是个人的聪明和智慧，充其量讲，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是个伟大的预言家。当然，这也非常了不起的。

这里之所以谈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话题，应当说还有一个潜在地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思

想和政治内涵。那就是，中国和美国，都是当今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之中经济实力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位居世界第二。不说太远的时间，若在50年或30年之前的时候，中国如果叫响中国梦，那时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的，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不会买中国人的账的。而今则大不相同了。实践证明，中国仅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在国家经济实力上就超过了西方社会许多发达的国家，超过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与美国的距离越来越接近。现在看来，只要没有大的战争，只要能够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经济建设环境，中国就有希望有能力有信心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综合经济实力，这就是中国人的最大希望和愿望，也是每个中国人的理想，实际上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意和主要目标。

无论是从人口还是从国土面积上讲，中国都多于和大于美国的，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第一的国家，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第一的国家呢？而且美国只有3亿左右的人口，而中国有13亿多人口，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家。从人均实现富裕上说，中国最应该尽快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第一的国家。

当然，在经济实力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对于中国来讲，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到2012年，中国在经济实力上才达到了50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才6万亿左右，而美国为14万亿美元，中国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是，按照中国近20年来发展的速度看，平均年增长率为10%左右，由于近几年遭遇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年增长率降为7—8%之间，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2%左右。因为中国的经济基本数量大大增加了，不要说按照年增长率为7—8%计算，就是5—6%测算，再有30年或40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的。

如何使中国发展得更好更快？有人说，20世纪时，中国提出的口号是学习苏联老大哥（基本上都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到了21世纪时，有人提出，中国应当是学习美国（主要是市场经济和尖端地科学技术）。这话虽然有点儿偏颇，但也不完全是错误的。谁在经济发展上先进，谁有一技之长，就应该向谁学习和借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地态度，科学地发展观。通过学习和借鉴美国的经验，如果能够使中国变得富起来强大起来，这不是坏事，是个好事。中国人民不会反对的。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没有关系，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就学，对我们不利的东西不学就是了。中国人是有辨别是非和正确与错误的能力的。

这里之所以谈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话题，将中国梦与美国梦进行比较分析，主要是为了能够加深对于中国梦的认识与了解。从而提振和增加大家的信心，把美好的中国梦落到实处。即说一千，道一万，实现中国梦还得靠实干。中国梦，不只是国家领导人的梦，不只是各级干部队伍的梦，不只是少数的梦，而是全体中国人的梦。因此，实现中国梦，不但是人人有份，更是人人有责，人人有出彩的机会。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就会浑浑噩噩，懒懒散散，死气沉沉，难成大器，难有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梦想，就会庸庸碌碌，皮皮塌塌，精神不振，目标短浅，行之不远。所以，实现中

国梦，首先要有中国心，要在心字上做文章。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公民，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实现中国梦，责无旁贷。只有每个中国人都各司其职，奋发有为，努力工作，忘我工作，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统一思想，振奋精神，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向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努力，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一句话，中国梦是强国之梦。

第四篇：浅谈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专题课写作

浅谈中国文化

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乔瑞瑞 学号 0121122766 中心词：中国文化 发展 特性 进步

主要内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在其发展、进步过程中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特性，文化都沉淀为人格。当然，中国文化的未来由更多年轻一代的创造者来决定。

一、中国文化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出现了很多大家思想流派，像我们熟知的儒家思想，道家、佛教思想等，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文化在经历了一次次质变以后，已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文化开放的基石，从此它便进行了跨越式的发展，先后形成了京都文化、港台文化、岭南文化、环渤海文化等不同层次的文化网络，其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整体的进步与提升，19世纪末，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文化又注入了些新的活力，终经过多次的摸索实践，在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实践的相互交融中，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又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现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

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与延续精神；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经验理性”；中国文化具有宗法家族色彩。中国文化具有尊君重民传统；中

国文化具有淡漠的宗教意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尊师重教”、“宽容忍让”、“厚德载物”等等成语，一直被轮番用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特性。

从余秋雨先生看来，把中国文化特性概括为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

三、中国文化在近三十年的实质进步

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这种民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以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史观”也在渐渐被“全民生态史观”所替代。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空前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化、对峙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锐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

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伟大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大家可能已经从中国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与海内外那些热衷于编织“5·12丑闻”的奇怪文人展开了激烈争论，核心问题就在于：重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靠爱，还是靠恨？我认为，中国社会沉淀的恨已经太多，好不容易迸发出了

普天大爱，应该珍惜，不容糟践。

总结：文化，当它以自己的身份争取尊严的时候，一点儿不比政治、经济、科学简单。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更多年轻一代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年轻一代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

第五篇：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思是要治理国家，运用武力是不能使众人信服的，如果文化没有改变，之后会被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压倒。我们生活成长在文化之中，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民族的品格。我们同时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由我们体现和创造。那么，我们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什么是文化。“文

()”，是个象形字，绘画的像一个正面的“大人”，特别放大了胸部，并在胸部画了“心”，其意义是“外界客观事物在心里面的整体影像”。在甲骨文中，“文”的本义是指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理或形象。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化()”，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化”的本义为变化，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等。“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天道的变化，从中看出要发生的变化;注重人的文化发展规律，来治理好天下。”中国古代的“文化”二字，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多年来，许多学者专家有关“文化”的定义数以百计，但笔者认为，文化是人所独有的，时时处处体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是人类在探索阶段的创造过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积累的有形成果。

宗教与人文精神中道德价值相结合是周时宗教的一大特色。中国的宗教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政治保持联系，宗教不是独立的。甚至有一部分宗教成为了统治者进行意识统治的工具，因此宗教的神圣性与神的权威性在某种意义上被淡化了。在周之前，因为神与统治者是直接的关系，统治者的失德被看作是神的意志，因此天命权威在周代及其以后是衰落的，于是宗教力量逐渐淡去，人文精神与民本思想则不断演进，中国自此缺少宗教发展的动力。因此，中国人开始追求理性的事实，道德自律就是理性之事。儒家也讲天命，只不过由神性变成了道德法则性。孔子成为圣人，而不成为神人，打破了阶级上人的高低之分，转而从仁德上，把人为分为君子与小人。子曰：“仁者，爱人”，这种“仁”的思想，是“礼”的思想的内化。孔子讲求慎独的工夫，是一种由己身出发，逐步向外推演的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国人的伦理秩序、长幼尊卑。孔子讲求个人如何塑造自己，从小的方面是服从于家庭间的伦理关系，从大的方面是要明确社会分工，规定各种社会角色。由此看来，从孔子起，中国的个人就是渺小的、不被发现的、个性被压抑的，这一点明显有别于西方。重文轻武、向自己内心用功、圆熟老到、重面子等中国人的人性特征与儒家是有密切联系的。孔子之后，儒家理论进一步发展，孟子与荀子分别从德性与知性两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性善说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孟子则认为人性皆有善端，四端与四心一一对应———“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又认为，之所以人与禽兽有区别，正是因为人有仁义礼智这四端：“人之所以异于禽善者，几希。庶民古之，君子存之”。孟子并不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善，人有的是善端，承认后天的作用。孟子的性善论最终要落实在社会的整合上，他的社会整合思想即是以民为本、上下兼顾，孟子的理论体现着人人平等之义。最接近当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是荀子的思想，他的性恶论虽在中国不占主流，但是他天人分途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本主义者，其社会分析的起点是人而不是神。荀子认为善由“伪”而成，强

调了礼义道德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在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中这样说道：“孔子思想之中心在仁，而荀子学说之中心在礼。且孔子将礼内化于仁，而荀子则将礼外化而法”。

看来，孟子重注内在修养，荀子重师法教化，这也影响了法家的思想。孟子与荀子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大体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孟子为劳心活动辩护，认为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分工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分工。当然这是有一定意义的，他宣扬了学术文化。荀子则更重视“分”的功能，认为这是使“群”有秩序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荀子曰：“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土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同时，荀子还主张要选一些“大儒”作为社会管理者，显然又是把劳心与劳力区分开来。荀子孟子这样论述社会分工的后果是，过早的将劳心与劳力这两者区分开来，使劳心的知识分子不关注于生产的事情（劳力）。这是由于中国人过早的向里用力，忽视了经济生产领域，心思全放在人生的问题上。生产技术、机械进步一直被知识分子（劳心者）当作“奇技淫巧”而不予重视。这样，劳力者心智不比劳心者高，又无闲暇可以思考。劳心者却只务于人事，便断了科学技术发展之路，西方机械工业的发达，正是因为劳心者又劳力，对自然界是一种求取生存与发展的态度，发明创造便由此产生。

儒家思想发展到董仲舒时代取得了正统地位。董仲舒糅和了阴阳家的思想，对儒家作了许多新的诠释。至此儒家思想不仅巩固了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并进一步加深了对后世的影响，思想的初步统一也在此完成。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些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法家将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理想社会只有富强的社会，伦理、道德是无地位的。这在一个本来就已经形成了伦理本位且阶级对立不强的中国过于偏离现实。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无论立法、执法都考虑伦理的因素。中国虽是一个强权政府社会，但单靠法治是远远不够的。“（法家）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不太关心人的终极理想和精神超越，不太过问历史和理性的价值与依据，而是更关心一种思想、学说如何‘物化’为可以操作和实现的技术与制度，从而去解决日益迫切和紧张的社会秩序问题”。法家的这种实用性与功利性，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但中国的秩序是远远不能仅用这些法家理论来解释和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