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读书笔记

第一篇：《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读书笔记

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以下简称《视角》一书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行政伦理学和行政学著作，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哲学著作。该书的基本特性是反思性、开创性、可读性和乌托邦性等。其主要贡献为：它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行政实践模式及理论给出了确切的历史地位，并提出了未来公共行政的模式；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思想模型”中的各种缺陷；提出了“在公共行政领域拒绝权利”的主张；建构了公共行政的道德框架，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坐标。该书引起的争论问题主要是：如何超越官僚制；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供给；“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拒绝权利”值得商榷；道德能否制度化等。该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存在反复重叠之处；行政权力道德化的提法有些偏颇；谈及制度道德化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对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区别没有具体论述等。

回顾了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历史，并对这些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又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制度方案，即提出了服务行政新模式的构想。这是对未来行政发展作出的学术理论畅想。

从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历史看，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思想倾向。一是以威尔逊、韦伯等人为代表的主流行政学，它是以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为前提，以现代官僚制理论为主导的行政管理学派，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技术化，探讨公共行政运行的机制建设。这一理论学派由于回避公共行政的价值考量而变得工具化和实用化，并且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暴露出了诸多缺陷和弊端，并日益走向末路。二是以韦伯、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围绕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建设问题而展开的理论思考，这样一条追求政治合法性的思路，将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行政行为引向了权谋化的方向。三是60年代以来，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将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推广应用到了政治的和公共行政领域，主张政府以及整个公共领域，都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加以改造。比如把成本———收益分析引进政府工作的评价体系，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竞争机制等等。这一理论试图克服现代官僚制理论的弊端，并超越之。但是，毕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存在着质的不同，公共领域的职能在于保障社会公正，“公共人”的使命在于保障社会正义；公共人首先是社会人，他既有“经济人”的一面，也有“道德人”的一面，好的理论应该重在激活公共人身上潜在的善质，而不是强化其自利性的一面。在“公共选择”理论指导下的“重塑政府”改革，仍然是价值缺位的改革，结果必定是要失败的。作者认为，以上三条思路都不可取。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惟一一条正确的思路是将价值理念引入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中，走公共行政道德化的路子。

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是当代公共行政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改革和构建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下篇中，作者着力构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两个基本向度。一是制度和体制层面的道德化，即在制度安排上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同时已经确立的机制又有利于道德因素的生成和成长，能够对行政人员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激励作用。二是行政人员个体层面的道德化，即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在他的行政行为中从道德的原则出发，贯穿着道德精神，时时处处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政府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和与公众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道德化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和相互作用的，共同推动着公共行政道德化实践的发展。在张康之教授看来，没有制度的道德化，行政人员个体的道德是不稳定的，但如果没有行政人员的道德化，那么制度道德就会因失去微观层次上的坚实基础而成为空洞的教条。

（二）道德化的公共行政特别强调自身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当前，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由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正义也就是交换正义，交换的正义是以一切交换主体的平等和自由为基本内容的。近代以来，平等和自由是人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仅仅把它当成一种政治学上的追求，失去了伦理价值的内容，并且日益走上歧途。在张康之教授看来，自启蒙思想家以降所强调的平等和自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伦理问题，只有对平等和自由作出伦理学的理解，才能在与政治学理解的综合统一中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长期以来，公共行政由于没有获得对平等和自由的伦理学理解，所以它并没有在其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之外找到其道德责任。公共行政若要保证其公共性的话，仅在政治和经济职能的实现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同时承担起道德责任，才能保证自己是真正公正的行政。而在公共行政所有的道德责任中，维护和提供交换正义又是它的基本内容。所以说，当前健全公共行政的正确道路是要实现公共行政对平等和自由的道德自觉，促进公共行政道德化，以保证它在维护和提供社会正义的过程中担负其道德责任。

（三）道德化的公共行政分析框架为未来的服务型公共行政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张康之教授认为，迄今为止，人类发明了两种基本的行政模式，即统治行政模式和管理行政模式。统治型的行政模式与传统社会相对应，它附属于阶级统治，具有显著的强制性特征。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产业革命的完成，传统的统治型行政逐渐被管理型行政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趋向于采用民主和参与等方式，因而具有更多的公共性，它追求的是行政管理相对于政治统治的独立性，把传统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模式转化为深入到社会之中的和渗透到社

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无所不在的相容性管理模式。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是这种管理模式的集中体现。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管理型行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暴露出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越来越低，需要一种新的行政模式加以替代。这种新的行政模式将使政府走出对秩序的终级追求，让政府活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成为政府的存在目标，这种活动和行为在性质上是服务的，是以道德化为特征和以服务为内容的，这就是我们所期冀的服务型行政。与统治型行政的单一统治的目标指向不同，服务型行政承载着诸多的社会伦理价值内容，是以人为本位的新型行政，其目标和宗旨的实现需要比较深厚的道德基础和有力的道德支撑。道德化公共行政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服务型行政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四）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分析框架，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优势。第一，它可以为从根本上提升政府能力指出正确的道路。应当说，当机构精简、职能转变和权力结构调整为政府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基本框架之后，政府能力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得以进一步的提升，就取决于行政道德。行政道德可以实现对行政关系的充分整合，消除行政关系中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不和谐因素，促成统一和谐的行政关系，使整个行政体系成为具有充满活力的对一切社会要求都能作出及时反映的有机整体。这样以来，政府能力也就会达到最佳状态。第二，它能够为社会秩序的供给指出合理的方式。政府存在的要义首先在于社会秩序的供给。从历史的纵向视角来看，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大致有三条途径，即专制集权型、法律制度化和伦理道德化的途径。专制集权的秩序供给所获得的是封闭僵化了的秩序，而在这种秩序下，社会的活力受到压制，社会的发展趋于停滞。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供给所获得的是一种形式化的秩序，这种形式化的秩序由于具有科学技术化的可操作性，有着社会矛盾和冲突程序化的解决机制，有着社会压力的舒缓机制和社会动荡的减压防震机制，因而成了人们较为推崇的社会秩序供给途径。但是，法律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供给由于过分注重形式化和程式化而大大降低了政府在社会整合中的实质作用。在这种程式化的背后，行政人员在具体的应用权力的过程中，除了按照制度的要求而执行权力的功能外，也在权力应用中表现出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甚至对法律制度阳奉阴违，用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这样一来，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反过来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潜在因素。所以，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理想形式是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实现伦理道德化的供给。如果政府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的主体，就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就会实现社会的道德整合，并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

（五）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分析框架能够为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提出正确的方向。按照这一框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应当走“以德治国”的道路，这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德治

传统的回归与超越。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个值得注意的伦理假设，那就是“人皆可以为圣人”，即人具有“善”的道德本性。正是有了这一伦理设定，才为“德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才能够设计出“内圣”与“外王”的治国理念，即以圣人之德施王者之政。二是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治国理论称作民本思想，把国家安危和社稷兴衰看作是民心向背的结果，而民心向背又取决于仁政和德政，即君以仁施政，臣以德治国。当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就其实质来讲，只不过是统治行政的德治，除了其“德”的标准与现代意义的道德标准大不相同以外，它在强调“治”者道德的时候，并没有考虑相应的制度保障，所以最终必然走上不道德的“人治”之路。今天，我们搞行政体制改革，应该在继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现代公共行政的特殊性加以创造性地转换。我们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应该是在制度、程序和行政人员这三方面相互作用的总体化进程中得以实现的。张康之教授认为，“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行政，以德行政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从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建设开始。首先，要突出制度道德的内容，即在制度设计、体制转型和政府再造的过程中，充分体现道德的因素，使制度和体制包含道德化的内容，为行政人员道德意识的成长提供充分的空间。其次，要加强对行政人员道德素质的培养和督察，在行政人员的选拔、使用、晋升等各个环节上都引进道德评价的手段，建立起一整套行政道德评价体系，以求通过几年的努力，使行政人员的总体道德素质实现全面的提升。最后，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行政法制来促进行政道德的生成，同时让行政道德促进法制的完善和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以德治国”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必将是一个漫漫长途。但是，只要我们不懈地追求，就必定能够争取这个时代的尽快到来。

第二篇：比较公共行政读书笔记

读《比较公共行政》有感 通过对《比较公共行政》（[美] 费勒尔〃海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_年）这本书的阅读和学习，我对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有了新的认知，由原来的分块式理解到现在的整体分析有很大的帮助。学习了公共行政学这本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重要理论，让我懂得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公共行政学的异同，拓宽了我的视野，培养了我在现实中对各国行政体制分析研究的兴趣，提高了我对公共行政学理论知识的甄别和应用能力。

《比较公共行政》一书对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起源、发展、变革进行了微观要素方面不同层次的分析，并从宏观方面进行了横向、纵向的比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作为比较研究的对主要象，全面的比较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系统，对这两大类国家中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分类研究的方法进行列举说明。第一章中对“什么是公共行政”到“什么是比较公共行政”两大理论及其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比较公共行政现代行政管理中的不可或缺性进行阐述。第二章从作为焦点的官僚制入手把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僚制度作为比较研究的工具，总体分析了公共行政系统的背景、环境及运行模式，以及比较政治研究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二者的联系。第三章主要对在比较政治研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术语进行规范化的概念叙述和分析，如现代化，发展，变革进行展开叙述。第四章从历史和世界文明起源发展的顺序对国家行政制度的历史溯源进行概述，以不同时期的世界文化，经济中心及其代表事件为研究对象，形象的展示了古代世界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历程。第五章对发达国家的两种特性的行政制度分别举例研究，根据“变异”行政体制和“古典”行政制度中官僚机构与其外部政治体系中其他机构的工作关系进行划分。前者代表性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后者代表性的国家有，法国、德国。第六章通过第五章的学习，具体对行政制度的变异形式进行分析，并对不同背景下产生的国家的行政体制进行研究并分析了其改革的原因，对以后的行政体制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启示。第七章对发展一次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从而引出了欠发达国家行政体制的发展过程及特征，通过对不同发展中国家行政体制的研究划分了官僚主导型和政党主导型两大类。第八章研究的是属于官僚主导型政体特性的国家，根据其衍生出的小类型列举了世界各大洲中具有代表性国家的例子，让我们对官僚主导型有了形象的认识。第九章对欠发达国家政体的另一种类型——政党主导型政体进行分析，根据其中细分出的三种类型通过具体国家政体进行说明。第十章，通过对前几章系统的学习，第十章把前面提出的不同官僚机构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整体的，一般性的系统的整理总结，整理出它们的相似特征。

总结，比较公共行政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行政组织、高级官僚、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清晰地阐述了不断变化中的全球政治情景及其自身理论的新发展，使我清楚的了解了比较公共行政对当今民族国家的影响，也了解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政体的不同。对当今世界影响深入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以及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与“变异”的行政制度相结合的与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中国有了更加新的，全面的认识。

第三篇：《公共行政的精神》读书笔记

公共精神与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学院 10行政管理 刘洁波 2010104027

何谓“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就是指在公共生活中，涉及公共事务的治理与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者与公民在公共行政领域内所形成的信念、价值、和习惯。公共行政是公共精神的表达方式。公共行政需要一种内在精神的支撑，这就是公共精神，这是一种“对于公共服务的召唤以及有效管理公共组织的一种深厚的、持久的承诺”。

在西方社会，公共精神萌发于古典时期的希腊。希腊城邦里生活的公民们近乎直接民主式的治理公共事务，以及他们对于公共生活当中公平、正义、理性、节制等公共精神的追求，对于生活在现在社会当中的人来说，似乎是永远也无法企及的。我们现在对于一些产生于近代的问题的讨论其实在我们重温古希腊圣贤们那富有洞见性的思想之时，总不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在被提出之前，早已被他们处理过了，并且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超越问题本身，永远的留在了人类政治思想进化的基因当中。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功利主义哲学取代了古典希腊人的公共观，开始支配着公共行政的思想和实践。古希腊人对于公共精神的理解强调公平、公正与节制，强调个人的价值需要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而近代启蒙以来，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高度发达，众多经济理论被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领域诞生后，便被迅速引入政治领域，特别是被更多的用来解释人们集体的政治行为。公共选择理论把功利主义的逻辑和市场规则引入公共行政。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成为了解释公共精神与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古典公共精神的内涵受到了挑战。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毕竟在本质上不同于古典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使古典公共精神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病症已经深入到公民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浮躁麻木的社会心态让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精神无处得以体现，人们不禁要反思：公共精神在现代社会已经丧失了吗？回答是否定的。一种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之上，以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分权制约为原则，以获取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共行政模式建立起来了。宪政民主制度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目标之一。培养品德崇高的有公民精神的现代公民是政府的责任，得到强化了的公民精神同时又会促使政府公共行政的完备。宪政民主和公民精神成为了支撑现代公共精神的两个维度。

一、古希腊政治思想当中的公共精神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其著作中一开始便从词源学意义上探究了“公共”一词的古典含义。“公共”一词的两个来源均源于古希腊语，都表示“一个人从只关心自我或自我利益的发展到超越自我，能够理解他人的利益。意味着一个人具备了这样一种能力，他能够理解其行为对他人所产生的结果。”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把政治共同体即城邦视为公共，而“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设立通行的标准和惯例，并且支持、宣传和实施这些标准，使之有利于公民的最大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所谓的公共精神便是城邦精神。究竟什么是城邦精神呢？在柏拉图那里，城邦精神便是正义、公平、友爱、协作。柏拉图认为，“人之所以要建立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

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便邀集许多人聚集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做城邦。”我们可以看到，城邦的形成在柏拉图那里基于两个事实。第一，没有人是自我完备的，每个人都欠缺许多为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第二、每个人的众多需要有赖于他人的工作，于是，人们聚群而居，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在这里柏拉图既然陈述了城邦是由于人们的生存自身的需要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出于自然之本性地追求公平合作、友爱互助就应该是城邦政治中柏拉图所理解的公共精神的本意。

二、政治学的转向：对古典公共精神的挑战

人类在经历了古典文明的衰落之后，又经历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的中世纪，文明的脚步终于来到了近代，人类从此迎来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曙光，政治学也开始了巨大的转向。

按照古典政治学的理解，政治学是一门探究何为正义、追求至善的学问，可以被称为“学”而非“术”，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有关政治领域中的正义和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关于统治和权力运用、权力分配的根本原则等问题是古典政治学最为热衷探讨的问题。然而，自近代启蒙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以降，政治学开始由“学”转为“术”：政治只是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操作方法和利益的分配形式，政治过多的被理解为为了权力和利益的斗争，而不是对正义的坚持和发扬，权力和利益成了政治的最高原则。政治的根本目的是现实的功利考虑，而不是超越功利之上的任何其他原则，比如古希腊哲学家眼中的追求至善和正义。

近代政治哲学的这种巨大转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公共行政学。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当功利主义哲学取代了希腊人的公共观并支配了政治的思想和实践之后，“对个人的欢乐或所得、个人效用或成本收益的斤斤计较，取代了为了更大的善而治理的集体努力。政治的目的被降低为为私人谋取利益。”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靠不断增强人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最大利益来驱动。政治学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政治学的古典主义色彩迅速褪去，以至到后来政治问题变为了纯粹的经济政策问题。经济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经济利益也是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唯一动力。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共行政学也开始着重强调“效率、经济、官僚体制与技术”。既然政治学已经从关心公共的美德转向了强调权力和秩序，同样的，公共行政、公共精神中“公共”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契约理论取代了柏拉图式的发展论解释，公共领域的形成不是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本性，“驱动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动机，既不是和睦也不是政治的忠诚，而仅仅是对于人身与财产的焦虑而已。”“公共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和集合。除了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之外，不存在任何公共利益之类的东西。”公共行政完全受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所支配。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公共精神不仅是对古典公共精神的挑战，而且公共选择理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让古典主义的公共精神在其指导之下无法得以弘扬。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设，政治生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人，所谓理性就是一切行为只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表面上看来，理性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应该积极的投身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去，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漠不关心，对于公共利益的谋求也并不积极，特别是当

公共利益的受益面越大时，人们越不愿意参与公共事务，这样一来，所谓公共精神也无从谈起。

对于人们公共精神丧失的现象，奥尔森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的分析同样建立在功利主义的逻辑基础之上，同样的从人是理性自利的人这一假设出发，得出的结论却恰恰不同：由于个人谋求公共利益的努力不会对公共利益的获得产生特别显著的影响，但不管他是否为争取公共利益出过力，他都能够坐享公共产品所带来的公共利益，所以，理性的人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搭便车”，而不是努力的去争取公共利益。共同利益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主观上并不存在着共同利益。就这样，社会生活当中的公共性与人们的公共精神在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就有彻底丧失的可能。

三、公共精神的回归：宪政民主与公民精神

在何谓公共问题的众多看法当中，弗雷德里克森比较看好的是把公共视为顾客。他认为“所有公民在此时或彼时都是政府的顾客。而我们全都是国家税务总署的顾客。”我认为这种观点无疑是恰当的。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公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譬如安全和抗灾。政府与公民只有在这种关系背景之下，公共行政才能够发挥其作用。

然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是依靠各级代理人，也就是各级行政官僚来实现的，这样一来，由于行政官员们手中掌握着国民财富的调配权，他们也就拥有了越来越强的集体讨价还价的力量，进而组成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难免会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表达自身的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靠牺牲公共利益来获取自身集团的利益。解决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时发生寻租行为的问题，只有依靠良好的法治秩序与宪政民主的制约。一般认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因为政府接受并服从于宪法，其合法性主要体现在其行为、意图和可接受性上。所谓法治不是指政府依照法律来治理社会，或治理好社会，而是指公众用法律治住了政府，约束住政府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的手，使政府一心只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成为少数人谋求私利的工具。所以，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成为宪法秩序的保护者和保证人。

宪政民主的理想秩序还必须建立在“得到强化了的公民精神”的基础之上。品德崇高、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是建设一个有良好公共秩序的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在我看来，所谓“公民精神”就是区别于专制主义时代“臣民”的“公民”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应该具备的信念、理想及品质，具体来说，应该包括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监督批评政府的勇气等。公民精神超越了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人们关心公共事务不不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更多的是想为在自己利益得到保证的同时，为公众去争取更大更多的公共利益。公民精神的主体不仅仅是普通公众，还应包括各级公共管理人员即政府官员。

托克维尔曾高度赞扬美国的“乡镇精神”，认为“乡镇精神”对于美国民族性格的塑造影响巨大，他说：“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在我看来，美国人这种所谓的“乡镇精神”就是“公民精神”，对比之于古希腊公民的城邦精神也毫不逊色。在我看来，虽然古典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如今已不复存在，但是在现代政治环境下，对于政府有宪政民主的制度约束，对于公民又有公民精神的召唤，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之花必将绽放。

第四篇：公共行政

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之建设法制政府

经过多年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直接从事和干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的现象大大削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综合协调的职能明显增强；单一追求高增长目标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工作重心逐渐集中到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来；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不断丰富，政府的政策方针更多注重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内，政府只有从直接微观管理转向间接宏观调控，从重审批重管理转到重执法服务上来，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经济发展环境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优化发展环境、建设法治政府，关键环节在政府职能的转变，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制度建设

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就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机制做保障，通过制度把政府的职能固化下来，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显得非常重要。要注重通过提高立法质量，完善配套制度机制，确保政府及其部门实现行使职权的法制化、规范化。

二、严格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法制是发展环境的基础，坚持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是政府的职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是政府的失职。因此，有必要加大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力度，加强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要把依法行政与提高政府部门服务水平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制意识和执法水平论干部，确保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

三、塑造诚信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

从不同角度看，转变政府职能，实际就是转变政府形象，努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具体操作中就是要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优质服务，着力改善软环境；要增强为民意识，牢记党的宗旨，立足本职，尽心尽责，心系群众，扎扎实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坚持在服务经济、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塑造政府新形象；要大兴学习研究之风，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摆脱冗长的会议，挤出更多的时间，集中更多的精力，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各项决策建立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树立起新时期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

第五篇：《寻找美丽》读书笔记

这几天通过我园开展的图书漂流活动，我有幸读到了肖老师带来的中国马妮写的《寻找美丽》这本书，对我颇有启发。

马妮的书《寻找美丽》，首先阐明的观点是自信，自信会让自己昂首挺胸，而昂首必定是伸长脖子，伸长脖子可引导胸椎、腰椎、尾椎都处在一个正确的状态，这样从外观上来看，形体会给人感觉流畅、舒服、赏心悦目。

在读马妮的文字过程中，不管你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女人，还是一个姿色平平的女人，都会从中寻找到让自己更加美丽的方法。马妮书中说的美丽，是可以失去，也可以复来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无论年纪、肤色、文化和地位。至于怎样找回我们的美丽，是女人们永远不变的话题。我认为，现在随着美容护肤业、国际时装业日益成熟，大街上到处都是靓女，有少女型的靓女，有少妇型的靓女，也有时尚中年的美女，但许多都是只要同他们聊上几句话，就能感受到他们的肤浅和无知，顿时对她们靓丽的外表大打折扣。如今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有知识、有品味、有修养的美丽女性，现在不是单凭外表就能吸引人们了，而是内外统一的，综合的，能保持长久的美丽，这种美丽是身心修炼的结果，是岁月的沉淀，是学识的充盈，而拥有这种美丽的女人一定是谦虚的、温雅的、低调的。

我发现二十几岁的和三十几岁的人在一起聊天时谈论某某靓不靓时，观点不是一致的，二十岁的人多数看的是人的外表及身材，而三十几岁的人看一个人靓不靓时，却是从她的谈吐、举止、内涵来审视，最后才是外貌来评价这个人，这说明我们在说一个女人美丽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里更多地是能感受到她的温暖和亲切，她的内在魅力和气质。一个美丽女人她接受并喜欢自己，她自信、坚定、自爱和爱他人，她会毫不怜惜自己的爱心，能帮人处且帮人，不是那种惟利是图的女人，对人没有贵贱之分，等级之别，对自己拥有的权力财势不会过分张扬，不会对下属吆三喝四，更不会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这种女人走到哪里都会焕发出光彩，不管男女老幼都会喜欢，她就如一道美丽的绚丽彩虹，给人带来芬芳和清香。

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因为自己的才华学识不足以让我自信，但是我会修炼自己，会在其他方面弥补自己的不足，会时刻提醒、反思自己，希望通过自己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成为每个年龄段的自信的美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