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服装的变革

第一篇：试论中国服装的变革

从古到今，衣服都被共认为生活的必需品，是用来遮蔽身体的东西。可是当你看看身边的过路人，你会发觉到无论从用料还是款式来看，衣服都是朝着满足人类需要的目标前进。例如在衣料方面，由从前的兽皮、羊毛发展到现在轻便的“的确凉”、“化纤维”。在款式方面，由纯朴、实用进展到时下流行的轻便服。这些转变往往都彰显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水平。在中国，衣服更生动地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的变化幅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农民穿的都是那些唐装衫裤，而城里则以长衫、旗袍为主，服式简单。

人与生俱来便有爱美的天性，每个地方，每个朝代，每个人都会有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百姓也不例外。可是，在新中国刚成立时，人民政府所接收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连年战争造成的是生产萎缩，民生困苦和失业众多的问题，刚巧又遇上水灾，在这环境下，中国同胞要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例如要做工　口，治理水患，又怎侩要求自己有称身、光鲜的衣服呢？

新中国成立不及数年，人民的装束已经是焕然一新了。主要有蓝色、灰色的干部服、列宁装、白衬衣，薄外套也是常见的。衣服款式虽然已出现变化，仍然是保守和朴素。这个转变背后有什么含意呢？

原来在那个五十年代，是节约用钱的年代，是一个铜板也不会浪费的年代。当时人民踊跃地进行“爱国储蓄”。同时，共和国实行土地改革，农民普遍有自己的土地。在城市方面，由于要建设新社会，所以就业机会也增加了，百姓的生活质素虽不丰盛，但有了一个保证。1953年，中国政府为了取缔投机市场，供应人民的基本需要，于是实行了“统购”和“统销”的计划。意思是说政府会首先购入全部的货物，再分给人民。人民可用粮票、油票和其它的代用票去换取生活上的必需品。如在布料供应方面，有了布票，每人每年便可以得发给布料十余尺，而他便可用那些布去添置被子和衣服。既然物料是有限的，人对衣服便份外珍惜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去掉袖子在家再穿三年。”这句话不正正带出当时百姓的生活水平吗？与我们这一代的年青人相比，这个衣着潮流过了便会“送旧迎新”，再追下一个时尚，对比起来，真是有天渊之别呢！

在经济方面，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简称“一五”，“一五”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计划。在1957年已全面超额完成，工农总生产额提高至67.8%，每年平均增长率为8.2%。粮食产量上升了50,400,000吨。经济增长令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了，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了30%以上。

经济好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衣服装份也注重起来。

大跃进时期（1958─1962年）百姓为了“超英赶美”，纷纷投入大炼钢运动，城乡遍布土法建造的高炉群，家家户户都把自己家中所有用铁做的物品再提炼。可是制造出来的只是一堆堆废铁渣。由于全民大炼钢，忽略了生产，粮食产量下跌了95万吨。大跃进急躁冒进的行为导致经济发展倒退，人民生活再次陷入困苦之中。祸不单行，人为的灾难接踵而来。

文化大革命随着爆发，这时百姓所流行的是千遍一律的革命发式和深蓝色的衣服，因而被称为“蓝蚂蚁”。“蓝蚂蚁”是什么？相一想在电影中，那些中国同志的打扮动作，手握拳头、上臂与下臂成90度角水平地放在胸口的位置，便知道了吧。这时期的服式成为当时中国其中一个特征。话说回来，究竟差不多样式的服装打份代表着什么呢？

以当时的局势来说，人民的理想是追求共产主义生活，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拥有差不多水平的生活质素，同时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常常批判拥有私人财产的人，如商人、资本家。于是工厂企业便成为政治大批判的战场，生产事业反而变得不重要。由于经济低落，物质匮乏，加上大部分人民都害怕富裕会招惹祸患，所以大家便放弃高档花巧的衣服。然而，人的爱美天性却无法埋没，有些女孩子会穿一件花衣服，再套上那些“蓝蚂蚁”系列的上衣，露出一缕色彩，满足内心的爱美天性。

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很多人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不再热衷于阶级斗争，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行，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1979年中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52年的41.5亿，暴增至1980年的563亿元，增长了12.6倍。全国平均个人的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76元提高到1979年的197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增长了85%，经济逢勃起来了！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思想禁制取消了，被禁的书刊和电影都解禁了，中央电视台开放了几个频道，让人们可以放眼认识世界，人民的服式打扮信息开始丰富起来。

有了经济基础，又加上信息不断的丰富，人们爱美的天性又显露出来了，大家都开始变得爱美敢美。

1983年年底，国家决定取消“统销”、“统购”的制度，布票不再用了，要买多少码布也行。文革时期的思想束缚也取消了。要穿大花的，大红大绿的也可以了。那时衣服潮流便是那些“扫大街”的喇叭裤。还有西服热，不论是推车的、卖面的也爱穿。已经沉寂了多年的时装表演业在上海破土而出，展销会亦踏此起彼落。1986年11月22日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首次在北京公开宣布1987年春夏中国服装流行趋势。看！国家经济好，人民穿得好。

1992年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巡时再次呼吁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开放，让部份人先富起来。外资大量涌入，万元户开始诞生了。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也许是为了(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feisuxs查看)挽回自信和尊严，当人民有经济能力的时候，他们便穿上名牌时装，更令人注意的是他们喜爱把西服外露的名牌商标保留。1993年意大利《全景》杂志评论：以前人们称中国人为“蓝蚂蚁”，现在他们却正在蜕变成色彩绚丽的花蝴蝶。中国人被人称赞当然是开心的事，可是在服装转变的背后，更值得鼓舞的便是中国社会繁盛起来了。1985至1994年间，去除通涨的因素，全国每人平均年支出增长是150%呢！

中国近年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可说是举足轻重了，社会安定，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中国人在追求衣着美，穿出文化、个性，同时也讲究健康舒适。衣服式样可以说是与时代并进。当你置身在中国大城市时，不难被许多流行的轻便服所吸引。

第二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是什么力量推动改变，主导改变，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是怎么样起步的呢，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破土改革是怎么样引导经济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的社会迈向市场化的呢？尽管知道大部分的过程是曲折，不为大部分人所知，而直到我阅读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才对这30多年的惊天巨变有了些许感慨与体会。《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展现给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改革过程中的“双轨结构”。

所谓“双规结构”是中国经济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这一点与我们看到了历史书本里面没有说到的。在这本书里一共提到了4次“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偷偷试行的原因太多了，同时也取得许多发展，并且这些偷偷摸着石头过河的举动最终也得到了肯定，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就停留于表层，因为尽管有许多的成形的活动，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这本书中的历史经验考察也表明，改革并不是一个上层突然施加就能成功的活动，而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毕竟中国地域辽阔，存在着太多的无知。而接下来的试点推广，渐进改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可是将地方实践慢慢推广，也并非易事。

要知道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不是一触而就的。于是这就更好理解了陈邓两大思想派别的思想争执给了改革一个缓冲时期，正是这样的缓冲时期正真给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基础。可以说，在中国那个时代的“双规结构”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但是同时不可否认上级领导人的认真斟酌。一面是人民群众的渴望摆脱贫穷，一面是中国必需坚持发展，于是就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国领导人迈出了许多重大意义而踏实的步子。

接下来是对“地方竞争”的分析得到的体会。

对“地方竞争”进行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科斯和王宁想说的中式资本主义的“双轨结构”，尽管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地方竞争”这一概念经张五常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大意是说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税收承包公司，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后所得的更多份额可以留给地方，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所以各地都有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而一份好看的GDP或也有助于地方行政长官的升迁。尽管很难说经济绩效决定了所有官员的升迁，因为这还同样取决于中国传统中深嵌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共产党长期累积的但并不透明的干部培养制度，但地方经济差的官员被提升的机会将大大减少。这样一来，不同地方之间就展开了竞争，从整体上来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在改革初期实际上起到的重大作用不仅仅只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为当时未知的社会提供了更多地机会。这个竞争在我们今天开来视乎是一个开始，因为在缺乏市场的时代里，大概绝大部分人还不能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最后，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点，思想决定一切。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堡垒经历了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从固守在毛泽东思想下的绝对社会主义体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体系以及之后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的变革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变革。不可否认，在毛泽东经济时代下，共产党人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但是精神上却十分满足，无一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于是借助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自己搞起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待当时，这种借鉴其实只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然而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加致命的是严重地侵蚀着社会反思自己错误的过程，于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不能被发现，经济不能高速发展的现实没有被发现，甚至连最初坚持的实事求是都忘记了。这样的格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打破。

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开始后，改革序幕自此拉开。但是要知道，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洗礼，在被如此僵固思想统治下的共产党员，要怎样去面对自己过去崇拜了那么就的思想竟然是错误的呢？这个时候邓小平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化解疑惑，为正真大刀破斧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曲折的道路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理念而变得平坦。党内以及社会的舆论还在进行着，改革的阻力重重，到处有人被抓，到处有人被质疑，在这个阶段“走资”还是存在，“走资”还是在被打倒。但是毋庸置疑这个时候的中国只要給一丝的希望，就会为着生活而无比努力的奋斗着。而我们的伟大领导人却在这样的时刻始终站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对外发展的原则，逐渐以一种纠正、一种缓和的呼声不断的将一项又一项改革推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现在看来，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瓶颈的中国，决策者也必须意识到之所以目前的决策质量低下，与思想市场发育不足、竞争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而思想市场之所以匮乏，又恰是因为对思想进行了严格管制所致。经济增长依赖资本、禀赋要素例如土地等、还有劳动力。而在资本和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拓展，却能够带动经济的新增长。尤其是其中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创新”的源泉。创新要被激发出来，要形成持续不断的创新，源头必须有活水，而思想恰是这源头活水。尽管GDP高速发展着，经济没有因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是经济被后的危机以及我们的产业转型问题等等问题。我们的思想应该创新，我们的改革还得继续。

时代在发展，我们都在憧憬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憧憬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第三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变革中国读后感

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浅显宏观地阐述了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发展有两个推动力量，其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其二是边缘力量。即使连邓公也承认，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没想到。

中国农村的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悄悄变革。早在小岗村实现联产承包之前的几年，全国各地均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小岗村最出名罢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等于承认人民公社的失败，承认集体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承认人性是自私的，我们就不得不看到，产权明晰才是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随后在八十年代涌

现出的乡镇企业，则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议，让这些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红帽子”，假装自己是集体企业，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导致一批事实上的出资者在争议中血本无归，甚至锒铛入狱。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国企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批国企，利用垄断地位开始牟取暴利，形成后来的利益集团。比如，电信、金融、电力、烟草、名酒……这些国企沿续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专卖。早在接近两千年前，汉代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付诸实施。武帝穷兵黩武，国家财政吃紧。怎么办？桑老师指出，可以搞一搞盐铁专卖。于是乎，中国最早的一批垄断型 国企就此出现了。盐铁关乎百姓生活，在当时都是必须品。对此课以重税，可以达到一种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最不痛的

课税方式——或者说这是间接税而不像土地税那样是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因为直接向农民征收税赋容易引发农民反抗危及帝国安全。桑老师这一招的阴险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场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为经济改革丢掉了性命。桑老师的牺牲，并没有换取后来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设计，被后人广泛应用。比如今天，你无论到哪家电信公司办业务，总会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为你没有民营公司可选。加油就到两桶油，油贵油贱定价权必不在你，你也没有议价权，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民营加油站也得从两桶油进货。你上哪家银行存钱，人家也不会给你高利息——因为有银行业协会管着呐，你不存放家里？一分钱利息没有，还容易让老鼠咬喽。电价从来没涨过是好事吧？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修三峡电站时，许给人民的是——每度电8分钱呐。茅台牛吧，2000块一瓶子，成本不过40

块，溢价2000%！凭啥？把私人的酒锅子国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还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实在是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羊群，就有什么样的头羊，也就有什么样的狼群。

国企改革的另一面，则是大批职工下岗。此前，国企的探索经历了几个阶段：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惊人。如科斯所言，国企管理者将盗卖国有资产视为天然的权利，而普通职工对此无力阻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纸上目标。事实上，太多的国企改革是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完成的。工农业、城乡间的剪刀差（农民粮食不能自主定价），是农民向市民和城市输送利益，农民因此成为社会塔基，成为社会保障最薄弱的一环，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国企改革，下岗职工的斑斑血泪，又岂是罄南山之竹可以书写的吗？

没有一次经济改革是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先进和技术、人才、管理、思想。伟大的农民有样学样，干几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来当老板，民营经济就是这样活泼泼地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赖以骄傲的，是一个数字。如果剖析数字背后，我们可能就乐观不起来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弱点昭然若揭。当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时，他们不仅发明了大量新产品，还创立了新的行业。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创新与生产力两方面的遥遥领先。

1851年，伦敦，水晶宫，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英国产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质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领先，无论是钢铁、机械还是纺织品。20世纪则见证了美国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波音，IBM，可口可乐，宝洁，以及近年

来的惠普、苹果、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微软，并且这个名单一直在增长。当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拥有索尼，富士，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佳能，东芝，松下，胜利和夏普这样的知名企业。韩国经济总量达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万人），也拥有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海尔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工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保险、中行、建行、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电信。这些企业，集中在能源与服务行业，受政策保护，没有开放全球竞争。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

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商标后销售。因此，我们的生产被称为“没有产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企业，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国际市场竞争。同样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和整个教育体系依旧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在这里，中国市场化改革最严重的缺陷暴露无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2009年，钱学森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清醒异常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事实上，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中国的教授实行计件报酬，收入由职称和发表论文决定，变成了“发文机器”。而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是扼杀科学工作者创造力与原创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就不难理解中国大学的平庸表现。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

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了科技创新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行业致命的软肋。

第四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国道——变革中国读后感

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浅显宏观地阐述了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发展有两个推动力量，其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其二是边缘力量。即使连邓公也承认，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没想到。

中国农村的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悄悄变革。早在小岗村实现联产承包之前的几年，全国各地均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小岗村最出名罢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等于承认人民公社的失败，承认集体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承认人性是自私的，我们就不得不看到，产权明晰才是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随后在八十年代涌现出的乡镇企业，则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议，让这些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红帽子”，假装自己是集体企业，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导致一批事实上的出资者在争议中血本无归，甚至锒铛入狱。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国企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批国企，利用垄断地位开始牟取暴利，形成后来的利益集团。比如，电信、金融、电力、烟草、名酒……这些国企沿续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专卖。早在接近两千年前，汉代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付诸实施。武帝穷兵黩武，国家财政吃紧。怎么办？桑老师指出，可以搞一搞盐铁专卖。于是乎，中国最早的一批垄断型 国企就此出现了。盐铁关乎百姓生活，在当时都是必须品。对此课以重税，可以达到一种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最不痛的课税方式——或者说这是间接税而不像土地税那样是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因为直接向农民征收税赋容易引发农民反抗危及帝国安全。桑老师这一招的阴险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场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为经济改革丢掉了性命。桑老师的牺牲，并没有换取后来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设计，被后人广泛应用。比如今天，你无论到哪家电信公司办业务，总会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为你没有民营公司可选。加油就到两桶油，油贵油贱定价权必不在你，你也没有议价权，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民营加油站也得从两桶油进货。你上哪家银行存钱，人家也不会给你高利息——因为有银行业协会管着呐，你不存放家里？一分钱利息没有，还容易让老鼠咬喽。电价从来没涨过是好事吧？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修三峡电站时，许给人民的是——每度电8分钱呐。茅台牛吧，2000块一瓶子，成本不过40块，溢价2000%！凭啥？把私人的酒锅子国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还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实在是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羊群，就有什么样的头羊，也就有什么样的狼群。

国企改革的另一面，则是大批职工下岗。此前，国企的探索经历了几个阶段：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惊人。如科斯所言，国企管理者将盗卖国有资产视为天然的权利，而普通职工对此无力阻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纸上目标。事实上，太多的国企改革是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完成的。工农业、城乡间的剪刀差（农民粮食不能自主定价），是农民向市民和城市输送利益，农民因此成为社会塔基，成为社会保障最薄弱的一环，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国企改革，下岗职工的斑斑血泪，又岂是罄南山之竹可以书写的吗？

没有一次经济改革是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先进和技术、人才、管理、思想。伟大的农民有样学样，干几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来当老板，民营经济就是这样活泼泼地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赖以骄傲的，是一个数字。如果剖析数字背后，我们可能就乐观不起来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弱点昭然若揭。当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时，他们不仅发明了大量新产品，还创立了新的行业。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创新与生产力两方面的遥遥领先。

1851年，伦敦，水晶宫，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英国产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质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领先，无论是钢铁、机械还是纺织品。20世纪则见证了美国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波音，IBM，可口可乐，宝洁，以及近年来的惠普、苹果、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微软，并且这个名单一直在增长。当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拥有索尼，富士，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佳能，东芝，松下，胜利和夏普这样的知名企业。韩国经济总量达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万人），也拥有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海尔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工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保险、中行、建行、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电信。这些企业，集中在能源与服务行业，受政策保护，没有开放全球竞争。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商标后销售。因此，我们的生产被称为“没有产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企业，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国际市场竞争。同样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和整个教育体系依旧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在这里，中国市场化改革最严重的缺陷暴露无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2009年，钱学森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清醒异常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事实上，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中国的教授实行计件报酬，收入由职称和发表论文决定，变成了“发文机器”。而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是扼杀科学工作者创造力与原创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就不难理解中国大学的平庸表现。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了科技创新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行业致命的软肋。

第五篇：中国服装

中国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消费国和生产国。近几年我国的服装业有着较大的发展，服装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中国服装产业整体发展很不平衡。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东南沿海省份所生产的产品占据了全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中西部地区的服装产业则还非常的落后。各服装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还停留在比较低层面上，主要还停留在价格、款式等方面的竞争，绝大多数服装企业的产品销售还是以批发市场的大流通为主。而近年来服装企业的品牌意识虽然不断加强，但中国服装行业目前还只有有限的几个中国驰名商标，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服装品牌，主要还是通过低成本优势在与国际品牌进行竞争。

那么中国服装业在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现状是什么呢？

中国服装业有四大特征：规模大、产量大、水平低、结构差。水平低指的就是我们的服装设计水平低，这也是我国服装业只能替别人加工高档名牌服装、自己的产品难以成名的原因。

中国服装企业结构链停留在传统设计管理的模式，由于设计手段多停留在纸面放样的落后阶段，设计周期长，试制成本高，造成新产品创新能力弱，新品开发周期长，就不容易发掘适销对路的产品，进而造成库存积压，影响资金周转。服装的新产品周期(设计、成衣到进入销售)工业发达国家平均2周，美国最快4天，而我国平均是10周时间，差距非常明显。

服装业在加入WTO以后，如果只依靠依赖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优势，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小，人民币汇率上升也对出口造成深远的伤害。

中国服装行业最为成熟和稍微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当属男装和羽绒服，这片领域诞生了杉杉、雅戈尔、波司登、雪中飞等众多的知名品牌，集中了好几家上市公司，他们品牌实力较强，规模和竞争力都处于服装行业前列。但是总体来说，盈利能力还是太低。品牌没有规模。

国内许多大规模的服装企业，实际上是典型的“加工型企业”。其生产能力相对较强，设计能力和营销能力相对较弱。这类企业对生产管理和成本核算相对重视，但由于市场营销能力比较薄弱，难以承受较大的市场波动。同时，由于设计能力不足，也限制了这类企业的市场发展战略。所以，企业应该有强大的设计开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这种企业的结构好象是一个杠铃，中间是生产开发和生产管理，两端是设计和营销，企业的运作就像杠铃一样，紧握中间的管理去平衡两端的能力，用两端的力量来显示企业的实力，这种企业的综合开发能力强，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服装企业由被动市场型的橄榄结构升级为主动市场型的杠铃结构，必须得到相应信息技术的全方位支持。

服装企业的现状是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造成的，产品往往是先制造出来再强加给消费者，消费者没有挑选的余地。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起来，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需求，“顾客就是上帝”，服装企业的经营理念也逐渐转变为“以市场为中心”，开始意识到生产畅销对路的产品了。纺织服装业在加入WTO以后，面临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如果只依靠依赖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优势，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小。因此，纺织服装行业要想在今后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加快技术进步，用信息技术武装自己，实现产业升级。信息化作为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措施，已经成为众多企业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中国服装产业转移的发展现状

（一）产业转移的不同形态

1、省内转移

目前，梯度转移尚未出现大面积的跨行政区发展态势，省内转移仍是主流。比如苏南企业到苏北开发，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现状。以广东为例，广东总体经济发达，但是山区和东西两翼相对落后，珠三角的GDP总量是山区的5倍左右，是东西两翼的4倍左右。

2、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 比如目前，、以纯在成都成立分公司、雅戈尔集团在重庆兴建雅戈尔分厂和西南10省市仓储配送中心。

3、向海外转移

纺织服装产能的转移不仅表现为国内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的转移，而且体现在国际间的转移。近年来，我国一部分纺织服装企业把生产基地转到东南亚地区。目前到越南、柬埔寨等地投资建厂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近千家，到孟加拉国投资的也有百余家。这些企业通过加快国际化布局和跨国资源配置来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在柬埔寨，劳动力成本较低，土地租金低廉，具有投资成本优势。其次，红豆集团在柬埔寨控股兴建了西哈努克工业园。

4、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

产业资源具有趋利性流动特征。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基础、商贸氛围、配套措施不能达到服装行业投资趋利性需求的时候，产业资源将率先向产业基础雄厚、产业链完整、政策环境优良、区域信誉良好、商贸渠道顺畅、物流交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流动。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目前我国服装产业的核心区域。这一作为梯度转移推行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将在未来几年中保持其发展势头，发挥优势企业进一步积蓄能量的作用。

5、“反方向”转移

传统的产业转移方向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近几年产业转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出现所谓“反方向转移”。一些服装企业将自己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公司总部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甚至是向发达国家转移。国内承接这种转移比较集中的大型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厦门等等。这些大型城市流行资讯发达，科研力量雄厚，拥有完善的金融、物流、营销等现代服务体系，城市规划逐渐呈现出总部经济特征。多知名品牌，包括“杉杉”、“森马”，都把营销、研发、物流中心迁移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