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发改委官员：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发改委官员：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法制晚报讯(记者 温如军)今日上午，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十三五”规划编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十三五”的努力，我国可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是从1953年开始制定以五年一个时间段来作国家的中短期规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就简称为“一五”，然后以此类推，至今已到“十三五”。
针对京津冀发展规划，徐林透露，目前正在和京津冀的三地政府和国务院其他部门一起完善规划文本，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会按期出台。
关注 25个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将公开遴选
据了解，国家规划编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今年重点抓好前期研究、起草基本思路、启动相关规划编制、推动规划立法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介绍，就今年的工作来讲，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做深做实前期研究；二是起草形成基本思路；三是启动相关规划编制工作；四是积极推进规划立法工作。各方面的智慧是编制好规划的源头活水，集思广益是规划成功的关键，为坚持开放民主编制规划，深化细化前期研究，我们选取了25个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研究。
《法制晚报》记者了解到，为广泛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提高规划的透明度、民主参与度，国家发改委对环境治理、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扶贫脱贫研究等25个“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将公开遴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行业协会及其他审查符合条件的机构或组织都可申请，遴选成功的单位将获约10万元的经济补助。
徐林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十三五规划中，在建议建言环节，发改委将采用微博、微信等平台来让公众参与十三五规划。“我们很快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大家很快能看得见。”徐林说。
“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微博]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徐林说。
同时，徐林表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包括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目标，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
“比如转型升级并不是特别理想，如果要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我们目前这种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加剧的条件下，要做到这点的话，没有创新驱动和结构升级是很难实现的，这样有可能会在‘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
据了解，“十三五”规划是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体现新的领导集体对未来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思路和考虑。同时，“十三五”规划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后的一个五年规划，这五年对未来发展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文/记者 温如军
第二篇：中国确已进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确已进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专家:或致国富民穷 按照国际划分标准，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6700多美元，确实进入到了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我国已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日前国家发改委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席话，激起千层浪。
4月23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就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此言经网络同步传播，旋即引发网民热议。由于消息发布者是权威部门国家发改委，联系之前的“被中产”、“被幸福”，有网民认为此次是“被中高收入”了。中国是否真的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热议的话题。
中国确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个判断没有问题。”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微博）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划分标准，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6700多美元，确实进入到了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76至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56至11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2013年，我国GDP达568845亿元，人均GDP达6700美元左右。中国确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人均GDP 6700美元的统计数据和网民的感受并不一致。
网民“莫菸”说：“GDP跟工资有关系吗？跟物价关系倒是很大，年年岁岁啥都涨，就见工资守阵地。”
网民“银月63”说：“GDP增长了有什么用啊？现在月CPI增长3%以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质疑并不代表数据就不准确，但现实中不同群体对于经济发展速度与个人生活质量改善之间的感受并不相同。
“人均GDP 水平只是说明国家的相对富裕程度，而国家的富裕状况并不必然带来所有居民的富裕。也就是说，人均GDP收入中等偏高并不意味着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肯定到了中等偏高的水平。这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但如果处理不好，‘国富民穷’或居民人均收入虽较高但居民内部收入很不平衡的状况也会存
在。”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纾解贫富不均，年内或出台新政
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国际上，基尼系数是用来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在0和1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时，被认为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0.4一般被国际公认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
针对0.473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我国0.473的基尼系数与部分专家和世界银行的计算结果比较一致，总体上符合我国国情。他同时并不讳言，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0.4以上就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还存在很大改进余地。
如何改进？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切实的改革措施，当数去年2月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要求把“提低、控高、扩中”作为主线，针对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包括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提出了改革的四大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
外界认为，这其中最难的应该就是“控高”，即限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对此，《意见》表示，将限制行政人员、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严控职务消费，同时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然而针对国企高管“限薪”问题，今年两会上，连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都发出了“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挺难”的感慨。
楼继伟说，国企“去行政化”后，国企领导人就是职业经理人。如果按照职业经理人，现在国企的薪酬是偏低的；如果按照行政官员，他们是偏高的，“我想这事儿挺难，我一边学三中全会，一边挺为国资委发愁的，他们牵头，怎么搞？”
《意见》在业内人士看来，“仍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并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无论如何，从2004年启动拖延8年未获通过,到了2013年初终于出台，毕竟是出台了。” 与诸多改革相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
要真正解决收入分配改革中的诸多难题，业内寄希望于收入分配的配套改革方案尽快出台。
据《中国经济周刊》独家获悉，《意见》出台时逾一年后，目前人社部正根据《意见》的精神，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目的是把已制定的政策落实好。“一些具体的操作性文件正在研究和制定当中，预计年内或对外公开。”
苏海南建议，目前要充分利用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条件，加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相关方面的改革，加快解决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里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使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惠及全国人民，更好地落实体现中央反复强调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十三五”后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一直属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其后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经过多年努力，又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变成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而达到高收入国家并非遥远的梦。在4月2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司长徐林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强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不等于居民人人高收入，两者虽有联系，但又不是相等的关系，“别把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简单认为老百姓就会一个个富得流油。国家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及其分配格局是否合理是不同的概念。”
中国刚刚告别低收入阶段，刚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通过《中国经济周刊》提醒：在追求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也要提防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201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2030》展望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事实上相当高。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密切相关。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跟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转型相关外，更主要的是社会资源被越来越多地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甚至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这也正是它们迟
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很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或者进入中等水平以后，都出现了经济停滞，中国该如何规避？
“我们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速的调整期，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还没有远去，在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缩小贫富差距、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任务依然艰巨。”袁钢明说。
在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樊纲看来，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一部分人已进入到高收入阶层，但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这时收入差距特别明显，甚至会继续扩大。”
接受采访的专家不约而同地将“缩小收入差距”作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杀手锏，这也跟我国的大政方针一脉相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最重要的是要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一定要解决好城乡发展差距。”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村也能够实现和城市一样的发展水平，改变现在农村收入整体上只有城市收入三分之一的不合理状态。另外，农村的人口占比很高，达到人口数的60%多，所以改变不合理的人群差距是最重要的。
此外，袁钢明建议，还要改变不合理的地区差距，要尽快把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解决更多人群、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
第三篇：中国官员的收入调查报告
中国官员的收入--一份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
作者:蓬莱仙子
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中国官员的收入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
中国资改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
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
十多年来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0000亿现金，还剩10000亿，其余20000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
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
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
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
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
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
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
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调查报告《中国官员的收入调查报告》。(北京未列入)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
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
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
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
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是垄断了政治权力、政策权力的党政官员先富起来了。
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据《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道:至2010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余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2932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
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
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
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
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
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
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
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
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当地高干亲属)承包，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
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
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第四篇：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
王亚南先生曾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深刻至极。
不论历史与现实有多大差别，在描述腐败现象时，惊人的雷同表现在：（1）权力与金钱共生；（2）特权与财富交辉。从形式上看，历史上的腐败与现代腐败十分相似，即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共存，得其一便自然顺得其二。但现实的制度结构毕竟与历史上的不完全等同。现代腐败的制度根源在于必须用公共权力来催化和建立市场制度，而历史上的腐败则基于各国都在劫难逃的政治特权。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做过一个千年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中国有6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大贪官和珅、伍秉鉴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却共享了一个“官”字，而且都不是小官。6个人全部是中国最有权和接近最有权的人。
和珅的个人财产约合1900年的10亿美金，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岁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自家的养老院——颐和园——一个国家腐败的记录原因。
一个所谓负责任的政府，是可回答质询的政府。当各级人大代表有能力质询政府各项收入和审议支出款项，并对政府的回答不持严重异议时，中国的政治文明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换个角度，政府编制财政收支预案应有相当透明度，人大代表应有能力通过民主程序审议，这将意味着进一步为政府在政治上减负，不致责任过重和权力过大。毫无疑问，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
客观地说，古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吏们既为百姓提供了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管理着公共事务，同时在捞钱方面也绝对长了一双有效率的黑手——尤其是学起来易如反掌。在腐败问题上，第一要务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品行，中国自古存留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于，上面从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下面应付日常公务应该花多少钱，以及应该向衙门里的人支付多少钱才合理。总之是事多钱少，政府拨的钱不够，于是辅之以纵容乱收钱的“政策”，或者听任权钱交易发挥作用，结果造成各地的“规矩”不一样，行政管理就乱了套。
不难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你就很难看清合理的服务收费与搜刮民财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现代行政“问责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纳税人审视“养多少人，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政府省心省力；而传统问责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实践都证明了，下级官员糊弄百姓和欺骗上级官员有多大的积极性和多么惊人的效率。
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构成晚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腐败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达到了新的强度。首先，靠从农民那里收地租是赚钱不多的。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细致研究，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19世纪后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向地主交租的土地„„如果这些绅士平均收取的地租为每亩1两银子，绅士们收到的地租总额就是2.25亿两银子”，“如果这一总额被当时全国150万名绅士均分，每个绅士获得不足150两一年„„出自土地的收入确实是非常微薄的，但即使如此，由于土地对官吏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因此，有钱人有地便成为明摆着的腐败证据。例如，西方人士称，李鸿章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全世界的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19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5000余亩土地。
第二，在当时，官员固定收入的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而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估计做官的绅士们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一年，这一大宗银子由23000位现任官员分享。“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5000多两银子。”可见腐败之惨烈于中华之状。
第三，基层官员的收入中合情合理的部分，与不合情理及敲诈部分的界限极为模糊。1
中国民间离天高离皇帝远——往往无法无天，留在家乡那些饱读了儒家经典及有功名的绅士调解基层社会纠纷，有效地补充了政府功能的不足部分。在解决了私人间的争端后，当事人通常会送上一些礼金。
调解民间纠纷获得的收入叫“规费”，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收入称“经理费”，“从绅士服务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经理费和规费，估计为1.11亿两银子左右。出自这些来源的绅士收入数量几乎和做官绅士收入的总额相当，其中有些人左右逢源，同时从这两种来源获得收入。换句话说，在所有的绅士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绅士从这宗收入中分到了一杯羹。提供这类服务的绅士平均每年能得到110两以上的银子”。
最后，我们眼睛朝上，看看七品知县以上的官吏收入几何？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政府是颇为关心廉政问题的，无论西方政府在“高薪养廉”问题上有多少聪明的举措，中国无疑是“高薪养廉”规模最大的实践者。一方面，政府不养廉不行，另一方面，政府的高薪似未养出“廉”来。在清朝，最贻笑四方的事情莫过于，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由政府开支的养廉银比正式俸禄多得多。比如江苏省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为1000两至1800两银子，而他的俸禄每年只有45两，还不足养廉银的5%。一个知县的一套官服价值300两至400两银子，约相当于他三年的俸禄。总不能叫七品以上朝廷命官都着粗布衣升堂吧。江苏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为12000两银子，而他的薪俸只有150两，为养廉银的八十分之一。
历史证明，中国积淀了一种可悲的政治文化：做官当老爷合乎逻辑，升官发财有必然性，腐败只不过是描述权钱关系超过了一定心理限度的概念。
当没有用现代民主理念改造吏治系统时，政府须对所有不合情理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不堪重负时，政府只有选择砍几个人头以平民愤，起到事实上的政治卸载和精神麻痹作用。总体上，体制内反腐败名堂十分复杂，骂不倒，恨不走，政府只能选择控制一个得体的腐败程度。
第五篇：官员收入公开了吗
9月15日星期二，阴到多云
官员收入公开了吗?
今天看了《今日观察》的视屏，内容是关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收入公开的一个话题。对此我的看法是支持，这是一破冰之举，开创了中国官员收入制度公开的先河。即使现在公开的内容是工资条上也几乎可以查到的，但公开在政府纪委网上，普通老百姓都能上网搜查每个机关干部的收入金额，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腐败的作用，虽然在第四行，关于家人是否有收受礼品、财务等一栏中，没有官员填写，许多网友认为这仅仅是在作秀，但依我个人看来，他仍旧能起到监督和震慑作用，加入我是一个官员，我也不会在这一行填写有，不就相当于自己去自首了？但是当我在填写无“时”，我会留心的填写，这将受到所有百姓的监督和内心的自律。因为个人资料一公开，就受到大家的注视和监督，如果事实与申报表有太大的差距，那么势必会引起大家的检举，我想任何一位官员都仍旧希望自己继续任职。所以这一做法就像是反腐的利器，多多少少使得尖刀刺进了腐败的心脏。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种防腐的行为，只有公开了才能受到监督，只有在光天化日之下，百姓才能够对不合理之处进行质疑甚至是检举。在中国官员工资秘密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大创举，对官员起到来自外界和内心的约束作用。随着腐败成本的上升各方监督的深入和广泛，迫使公职人员思考、掂量为此行为付出的代价。有限的公开也是一种进步，确实这一行为还存在诸多不合理或者有待加强之处，但这并不是一个小的地市级能解决的了的事情。
中国的制度说少也不少，关键是制度的执行里问题。当一小老百姓看到一官员的申报表工资是2万，但手上带着价值40万的手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怎么能不让人产生疑惑？但是他无权去查，这不是的的权利，而有权利的机构，却没有配套的法律，衔接之见差了点生么。在我看来，反贪污需要公开财产，不仅是有级别的官员，应当是所有有公权的公务员。而从此去彼的这一跳跃，需要各部门的配合。比如说，如何制定申报表，以使得其更加合理，体现公信力，如何界定财产，如何界定公务员的家人等等，都需要有关的法律部门等去动脑子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以防止公务员执行公权时候有所偏差。
鲁公网安备370283020008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