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衙门成腐败重灾区：农机补贴2毛5被贪2毛1

第一篇：清水衙门成腐败重灾区：农机补贴2毛5被贪2毛1

清水衙门成腐败重灾区：农机补贴2毛5被贪

2毛

1一笔扶贫款从市到县被侵吞40％，从县到乡又被克扣40％；一张小农机具秧盘的国家补贴2毛5分，农技站就克扣1毛8分，站长还要贪3分；一个售价数百元的骨灰盒，民政干部也要拿15元回扣„„扶贫办、农技推广站、民政局„„近年来，腐败现象正向一些人心中的“清水衙门”蔓延，有些部门甚至成了腐败“重灾区”。看似“边角碎料”，但积少成多，这种腐败行为侵害的是民生政策的“红利”和基层群众的利益，危害不可小视。

“清水”中捞钱贪腐案频发

海南省纪委近日发布消息，海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厅长赵中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不到半年的时间，海南海洋渔业系统就有20余名干部落马，令人震惊。

在地方政府部门中，渔业部门往往被认为是“清水衙门”。但是，近年来，随着渔业开发和海洋战略的推进，渔业系统的“贪鱼”也开始频频曝出。从捕捞许可证、柴油补贴到国家灾害补助发放，都能成为他们肆意牟利的资源。而深处“冷”门热衷贪腐的不仅限于此。扶贫款“扶倒”一批扶贫官员。2012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扶贫系列腐败案中，抓一个带一片，巴彦淖尔市及五原县等8个两级扶贫办的10名扶贫官员被查处，贪污总金额达830万元。调查显示，扶贫款被层层扒皮：从市里下到旗县，被以“活动经费”的名义克扣

40％，从旗县下到乡镇又被克扣40％。“活动经费”随后被一些干部侵吞，其中市扶贫办主任郭某任职3年就贪污373万元。

农机补贴成为一些农口干部的“唐僧肉”。2013年以来，在江西查办的农机领域腐败系列案件中，省市县三级共20名农机局长落马。大到手扶拖拉机，小到太阳能杀虫灯，一些腐败官员纷纷钻政策空子，大肆套取农机补贴，造成国家农机补贴资金巨大流失。2011年，重庆监察机关挖出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案39件61人，涉案金额竟达3396万余元。

殡葬服务成为部分民政干部贪腐的“摇钱树”。近年来，殡葬行业腐败案件多发。大到陵墓工程发包、墓料购进，小到遗体火化、骨灰盒采购，一些腐败官员无不雁过拔毛。在2012年江苏某县民政局副局长腐败案中，高某在兼任殡仪馆馆长的10余年里，利用负责殡葬用品采购等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其中每个骨灰盒收供应商15元提成。

从渔业部门到扶贫办，再到农机局，这些看似没啥“油水”的部门，与一些手握巨额资金和审批大权的部门相比，显得“不起眼”。然而，近些年来类似“清水衙门”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要引起足够重视。

贪腐分子吃拿卡要民生“蛋糕”屡被啃食

像三农、扶贫、民政、基建等领域，过去民生欠账都比较多。近些年来，中央不断加大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力度，这些领域的项目投放

数量大大增加，财政资金投入规模也是空前的，“清水衙门”也就成了相对的概念。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小俊说，从全国看，政府机关虽然分工和地区不同，工资待遇有差别，但幅度不会很大，为什么有些单位会在公众眼中特别“肥”？一是权大，手中项目多，全靠手中一支笔。再就是过手的资金多，潜在的权力寻租空间大。“这些年，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等领域的补贴力度，原本看着冷的部门项目和资金也多了起来，这些部门的官员也逐渐成了笔下有资金万千的红人，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贪腐思想也开始滋生和膨胀。”尹小俊说。

数据显示，仅2013年全国农机补贴金额就达217．5亿元。然而，这些原本该惠农的补贴资金，却成了腐败官员觊觎的蛋糕。在2011年重庆发生的农机补贴腐败案件中，从插秧机到秧盘，都能被贪出花样。一张秧盘国家补贴2毛5分，农技推广站要提1毛8分，站长再拿3分。重庆永川区农技推广站原站长、副站长利用这种办法，共虚报秧盘188万余张，骗取补贴46万多元。

近些年，土地、工程、矿产、房地产等领域腐败案件频发，社会关注度高，相关政府部门也由此成了反腐败的重中之重。与这些领域单个项目动辄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金额相比，一些部门经手的都是小项目、小资金，平日受到的关注和监督少，部门审批成了“一支笔”“一言堂”，滋生出腐败行为乃至窝案也就不足为奇了。权力不分大小监督不留死角

“清和肥，只是相对的。”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看似油水不多的部门腐败案件高发，提示相关部门监督不能留死角，今后必须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审批、验收、审计等监管制度，着眼于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

“乍一看，有些领域涉及的资金不多，但是腐败行为积少成多，其危害并不亚于大项目腐败。特别是，许多民生资金是救济款、救命钱，这些腐败行为伤害的是最底层的百姓，严重侵蚀了国家政策和政府的公信力。”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说。

分析人士指出，权力不分大小，不受约束才是贪腐的根源。再小的权力，只要监管和制衡机制不到位，干部都可能成为硕鼠。

内蒙古自治区一位基层干部说，防治类似领域的腐败，还必须加大相关财政资金的监管，要晒财政补贴的“明细账”，增加透明度，防止被截留。同时，优化干部激励和考核评价机制，真正让干部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必腐”。

反腐无死角：老虎要打，苍蝇更要拍

在错综复杂的反腐领域，“苍蝇”和“老虎”并不能截然分开，谁比谁“更猛”也难以分得那么清楚。事物总是在相互联系中发展变化，有贪官潜伏期，今天的“苍蝇”，可能就是明天的“老虎”；有利益共同体，在“老虎”撑起的保护伞下，常常生存着大堆“苍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其背后都是不受约束、腐化变质的权力。这种私欲支配下的权力肆虐，才是真正的“猛于虎”。

比较而言，“打老虎”社会影响大，遇到的阻力也较大，更需要硬碰硬、动真格的勇气。而“拍苍蝇”相对较容易，但以其量多面广问题杂，所以贵在坚持。从落实八项规定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一批“老虎”和大量“苍蝇”纷纷被绳之以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与百姓的期待还有距离。

第二篇：农机补贴：“清水衙门”里的秘密

农机系统本是典型的“清水衙门”，为何却弊案丛生？

无论买还是卖，只要想获得农机补贴，就得通过农机部门。

农机补贴：“清水衙门”里的腐败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李微敖发自北京、西安

2013年3月，56岁的原陕西省农业厅党组成员、陕西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下称陕西省农机局）局长胡玺贤，因受贿罪，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罪因是，2008年至2012年胡玺贤在任农机局局长期间，为农机生产企业、果库建设企业进入政府补贴目录、提高财政补贴额度及拨付补贴款等方面谋取利益。

整个陕西农机系统，前后被调查者多达40余人，时任陕西省农机局副局长郝建荣等亦因涉案，一并被求刑。

此前的2012年11月底，时任江西省农机局局长王绍萍，也因类似案情，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目前已移交司法。

然而，上述弊案，在农机系统之外，鲜为人知。

弊案的背景，是近十年来中央财政对中国农机购置持续大规模的补贴——这种补贴，在2004年起始为7000万元，到2012年，已飙升至215亿元之巨。9年间，补贴资金累积达744.7亿元。

与之“相伴”，原本是典型“清水衙门”的农机系统，近年来腐败丛生。河北、广东、广西、浙江、重庆等多个省份骗取农机补贴案件连续曝光，包括上市公司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300022.SZ，下称吉峰农机）在内的众多企业卷入其中。

农业部分管此项工作的副部长张桃林，对此毫不讳言公开称本系统“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下称农机司）司长宗锦耀，更曾以公开信的方式，自揭家丑，直斥部分省市“对农财两部的部署要求，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政策执行不力、监管不力”。

补贴福与祸

巨额财政资金，帮助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日益进入机械化时代，但也带来许多隐秘的寻租通道

所谓农机购置补贴，始于2004年。

在此之前，中国农村普遍缺乏基本的农业机械，即使如黑龙江等地区的大型农场，也存在农机不足或者日益老化的现象。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因此受到影响。

2004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公布，规定“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应当分别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贴。”

是年，中央财政安排补贴资金7000万元。随后几年，资金呈几何级增长，从2005年-2012年，分别是：3亿元、6亿元、20亿元、40亿元、130亿元、155亿元、175亿元、215亿元，迄今九年共计744.7亿元。

2013年，中央财政此项预算安排为200亿元——不过，按照近年惯例，年初的安排往往会进行追加，比如2009年预算为100亿元，后追加至130亿元；2010年预算145亿元，增加到155亿元；2012年预算200亿元，后追加到了215亿元。

巨额资金的投入，成效显著。2013年2月，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在“全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议”上称，这九年，全国共补贴购置了各类农机具2272.6万台（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在2010年即已超过50%，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实现由人畜力为主向机械化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农机工业连续6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始终在机械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2012年规模以上农机工业总产值达3382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农机制造第一大国。

另一方面，一些隐秘的变化，也随之而来。

在陕西，2004年胡玺贤就任陕西农机局局长之时，正是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农机购置之始。当年，中央资金下拨陕西仅为200余万元，随后每年同步成倍增长，至2012年，已达

7.9亿元。九年间，中央财政下拨陕西的资金累计超过28亿元。

农机系统待遇提高是当地看得见的事实。有陕西农机系统的员工说，“以往我们农机局、农技站是最典型的清水衙门，部门权力小，职工待遇低，甚至有的双职工家庭连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要去借。这几年，待遇好多了。”

看不见的，则是各种暗地里的骗补与寻租。

在胡玺贤被宣判的同时，时任农机局副局长（分管农机补贴工作）郝建荣、农机局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工作人员黄海，也因涉案被追究刑责。

“寻租”三条通道

无论想买还是想卖，只要想获得这项补贴，就得通过农机部门。这三条，也就是设置了三个由农机部门把守的关卡。

如何可以获得农机购置的补贴资金？

2012年之前，全国普遍的做法叫做“差价购机，省级结算”：农户向县农机局或其在乡镇设立的报名点填表提出购机申请，县农机局确定拟补贴对象并进行公示，然后签订购机补贴协议。农户去买农机时，只需要交上补贴协议并且支付“差价”——即农机售价减掉补贴款额之后的差价。经销商再将这些文件和发票存根交给县农机局，由其向省农机局提出结算申请，审查合格后到省财政厅和省农机局结算。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进入农机部门“补贴目录”的农机产品，才可以获得财政补贴，进行“差价购机”；也只有农机部门批准的经销商，才能“结算补贴资金”。同时，想要买补贴农机的农户，也需要事先取得“购机指标”。

也就是说，无论想买还是想卖，只要想获得这项补贴，就得通过农机部门。这三条，也就是设置了三个由农机部门把守的关卡。

对于农机生产企业而言，要想从巨额的财政补贴资金“分羹”，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产品进入“补贴目录”。

在国家层面，主要由农业部主导制定。2012年，国家目录共有180个品目。各省份亦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本省份的“补贴目录”。

本省份目录，同样由省级农机机构主导，一般是选取部分国家目录的品目，再加部分“省级自选品目”。两者在程序上，都是由农机生产企业先行提出申请，再由农机鉴定机构予以评审鉴定。

“补贴的品目太多，监管的难度就增加，容易出问题”，在2013年的“全国农机补贴工作会议”上，农业部农机司副司长胡乐鸣曾如此说到。他还表示，一些违法案件，“基本上都与省级自选品目有关系，一般都是省内企业，从鉴定、进入省级推广目录、确定补贴额层层攻关。”

他同时提到，作为农业大省的江苏，不仅有国家的农机补贴资金，省级财政对此的支持力度也很大，但2012年江苏省总计予以补贴的农机品目只有55个，而陕西省在2011年、2012年补贴品目都在140个以上。

南方周末进一步获知：2004年至2008年之间，陕西省予以补贴的农机品目只有三十来个，到2009年倍增至76个，随后三年分别达到121个、143个和142个。

实际上，农户对这些“省级产品”并不感冒。2012年，全国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额是215亿元，而省级自选品目的补贴额，总计也就5亿多元，不到3%，这些产品并不受市场欢迎。

陕西窝案爆发

胡玺贤案主要犯罪事实之一，就是收受农机生产企业的贿赂，帮助其将产品进入这些目录，或提高补贴额度。

胡玺贤案，其实爆发于2012年8月。主要犯罪事实之一，就是收受农机生产企业的贿赂，帮助其将产品进入这些目录，或提高补贴额度。

涉案的公司包括西安德润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德润生物）、旬阳县新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旬阳新农机）、陕西大地农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陕西大地农机）等。

知情者称，德润生物由其股东之

一、时任董事长李毅出面，“公关”胡玺贤，除送去钱款之物，亦赠与胡一辆奥迪汽车。但赠车一事，未获司法的确认。

2011年，德润生物有3个型号的产品，进入“陕西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目录》”。这些产品每台售价7600-9800 元，可获中央财政补贴1000-1500元/台。2012年，德润生物进入补贴目录的产品增加到了8个型号。

农业部农机鉴定总站负责人到陕西考察时，德润生物也被安排成为两家被考察企业之一。

旬阳新农机则由其法定代表人万德星出面，向胡玺贤输送利益。该公司每年都有十几个甚至更多型号的产品，进入补贴目录。补贴额度，低的每台只有200元；高的，如一款热风炉，售价3.8万元，可获补贴1万元。

按照国家及陕西省的补贴标准，农机补贴一般不超过价格的30%，最高补贴额不超过5万元/台。大型农机补贴额单机最高达30万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达40万元。

陕西大地农机公司则是为了获得成为“供货商”（经销商）的资格，而向胡玺贤等行贿。具体的行贿人，他们选择的一位张姓股东的姐姐。

行贿胡玺贤的人，甚至包括公职人员，比如陕西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展览局原局长孙华。司法机关审理查明，仅在2008年春节前至2012年3月间，胡玺贤就收受了包括上述企业和个人在内贿赂，共计人民币125.2882万元、美元1.5万元、50克金条一根（价值18950元）、购物卡5万元。

司长公开谴责

农业部农机司司长在系统内发出公开信，措辞强硬地进行批评。

在陕西农机局窝案曝光前，河北、广东、广西、浙江、重庆等多个省份，就发生过多起骗取农机补贴的案件。多位时任中央领导，都曾对此专门批示。

在河北，保定市检察院调查发现，该市博野县农机管理部门与农机生产企业勾结，早在2007年，就伪造了50份农机购买凭据，成功骗取财政补贴资金10万元并私分。此外，该

市安国、定州等县亦有多名农机主管部门负责人，有类似犯罪行为，前后被查处者共18人。通过伪造购买凭据方式进行骗补的，还包括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的农机部门。2012年，该地司法部门查实，武义成跃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和众合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利用农户身份资料，虚假购买农机产品骗补。被“购买”和伪造的农户信息，达到数千名之多。上市公司也卷进了农机骗补的丑闻。

2011年，创业板明星企业——吉峰农机的董事（兼子公司吉林省吉峰金桥农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刘波，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公安机关逮捕。吉峰农机另一家子公司重庆吉峰农机有限公司董事赖寒，也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公安机关逮捕。重庆市司法机关后查明，在2006年5月至2011年3月近五年期间，重庆吉峰农机有限公司及赖寒，向农机等部门官员行贿41.75万元。

重庆市检察院亦通报，仅仅在2011年1至9月，重庆全市就立案查办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案件39件61人，涉及处级以上干部11人，包括副厅级干部1人，涉案金额达3396余万元。

不过，遵循中国近年来处置行贿者的“惯例”，赖寒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且缓刑两年，重庆公司被判罚120万元，刘波未被检察机关起诉。

到2012年8月，胡玺贤窝案爆发后，农业部农机司司长宗锦耀终于做出了“惊人举动”。

当年8月21日，宗锦耀在农机系统发出了《致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该公开信亦被“全国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系统”官方网站及行业报纸全文转载。

信中，宗锦耀通报了胡玺贤案的基本情况，并措辞强硬地进行了批评。公开信在系统内震动一时。

不料，3个月后的2012年11月，又一位省农机局“一把手”——时任江西省农机局局长王绍萍，也因类似事由被纪检部门调查。

补贴腐败何解

即使全国农民、农户都有了农业机械，农机补贴也不会停止，因为还会面临着农机报废和更新的问题。

为了防止腐败，保证补贴资金的安全，农业部、财政部等其实也早已置法诸章。

农业部的统计信息显示，2011年，全国各地共查处各类农机购置补贴违法违规案件约196起。农业部等部委还通过建立行贿企业“黑名单”、“逐年加大加密监督管理措施”，“着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等措施，予以应对。

这一年，全国共取消30家生产企业产品补贴资格，永久取消22家经销商经营补贴产品的资格。2012年共取消或暂停26家生产企业的产品补贴资格和46家经销企业补贴产品经销资格。

农业部办公厅下发的情况通报中，通报了这些企业的名称。但通报同时披露，陕西省农机局和江西省农机局，对于本省内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尚未在各自的网站公布查处结果，也没有将查处情况报农业部备案。

2013年4月11日，新任江西省农机局局长官少飞告诉南方周末，江西省是在3月底，将查处情况上报了农业部，共涉及违法违规企业3家。

不过，江西省农机局的官方网站，并没有公布这些企业的情况。同样，陕西省农机局的官方网站，迄今也没有公布该省违法违规企业的情况。

违法违规屡禁不止，但财政资金补贴依然还将持续。

2012年12月，“全国农机化形势分析会”期间，宗锦耀曾表示，即使全国农民、农户

都有了农业机械，农机补贴工作也不会停止，因为还会面临着农机报废和更新的问题。实际上，2012年下半年，山西、江苏、浙江等部门省份就启动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2013年将继续实施。

这些资金的安全将如何保障？农机补贴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2012年，农业部、财政部批复同意河北、内蒙古等17个省（区、市）开展“补贴资金结算级次下放、农民全价购机”的试点工作。其中，江苏、浙江、湖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试点。

这意味着，农户在申请购机指标后，可以在目录范围内自行购买农机再申请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农户，而非企业。

农业部农机司副司长胡乐鸣认为，此举将农机部门与企业进行资金结算这个环节去掉后，农机部门与企业联系也会相应减少，廉政风险将相应降低；也增加了增强农民购机的议价权，更直观地感受到“农机补贴”的好处。

胡同时认为，新措施的实施，虽然将资金结算环节的廉政风险取消了，不法分子骗取补贴资金的难度也增加了，但基层乡镇经办人员与农民合谋骗取补贴资金的风险仍然存在，利用假发票骗取补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机化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吉峰农机公司组成的专题课题组，也持相近的观点。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农户资金压力大，配套信贷政策缺乏”、“农户办理补贴手续多，结算进度缓慢”、“农机部门补贴工作量大，缺乏专项工作经费成为了新的突出问题。

胡乐鸣称，从总体看，“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利大于弊，是方向。缺点也可以通过加强工作措施来克服。

2013年，曾发生严重弊案的江西省、陕西省，也开始在全省实施这种新方式。

不过，对于农机补贴更关键、也更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补贴目录”，却动作甚小。南方周末获知，农业部原本计划在2013年取消各省自选农机品目的权利，在征求意见过程中，3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黑龙江、广东农垦）农机局中，有30个同意，但仍有7个省建议继续保留省级自选品目。

最终的结果是，省级自选品目将继续保留，只须事先报农业部备案。

有研究者对记者表示，“即使全面取消省级自选品目，企业公关进入全国补贴目录的行为，也同样不可避免。”

更进一步，在各种政府补贴资金，尤其是涉农惠民资金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于现行框架下，保证资金的安全，依然挑战艰辛。

第三篇：时事政治：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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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

“是该正风肃纪了!”面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广州白云区81名干部被立案查处”一事，白云区许多干部都有这样的感叹。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共立案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73件73人，比去年同期上升102.8%和97.3%。而在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工作中，立案查处的白云区领导干部上升至81名，其中村社干部43名。为何村社干部成违纪违法的重灾区?如何严防基层干部腐败? “巡视体检”发现问题

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严重、基层干部贪腐严重

环山而抱的白云区，是改革开放后由郊区发展而成的新城区，796平方公里中，495平方公里是农村，有48个经济联社和118个行政村;近400万人口中，流动人口占一半;市场经济活跃，民营经济占全区经济总量的65%左右;社情复杂，有78万套出租屋，是广州市人口最多、社会管理任务最重的地区。

去年10月，广东省委巡视组到该区驻点巡视后，干部群众向巡视组集中反映了白云区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一些镇村干部做群众工作能力不足;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两违”现象严重，一些基层干部和部门人员贪腐严重，与“两违”项目有利益关系;社会管理和综治维稳形势比较严峻，出租屋案发率高等等。

广东省委巡视组向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了白云区干部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4个突出问题后，召开通报会向市委主要领导做了反馈，建议白云区抓紧整改。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要求白云区研究整改落实，并在巡视组指出的4个问题基础上，增加了“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经济发展与民生工作”两个问题，要求对“六项重点工作”进行集中整改，责成成立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的白云区重点工作指导组及六个专项工作组，负责指导和帮助白云区开展整改工作。

正视问题“打针吃药”

重点查处“两违”建设背后的腐败

在广州市委的有力指导和督促下，白云区展开了建区以来最严厉的为期一年的整改工作。在千人大会上，区委书记马文田要求把整改作为区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的主题，全面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半年来，白云区委调整、交流、引进和提拔70多名处级干部，特别是调整了国土、城管、规划等部门“一把手”后，有力地推动了“两违”整改工作。他们还选派166名优秀机关干部到118个行政村和48个转制社区经济联社挂职一年担任党组织副书记，下派15名处级干部到15个后进和问题突出村担任“第一书记”，有力推进了基层组织建设整改工作。

“一些村社干部带头搞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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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领导干部徇私枉法，特别是‘两违’查控不力!”

面对群众的意见，如何进行专项治理?为此，市区成立了暗访队，设立“机关作风建设曝光台”，每两周一期专题反映和剖析机关作风存在的问题，目前，已曝光7期暗访情况，通报了173个(次)单位35方面的问题。组织全区8800名公职人员围绕经商办企业、违规收受钱物等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对全区公职人员拥有宅基地及私人自建物业情况进行了摸底登记。

“村社干部腐败，主要原因是缺少监督和制度约束。”

“村里的土地出让价格、集体利益出让都是几个人说了算，一发生腐败都是村委会窝案!”纪检的同志感叹道。

对此，广州市纪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落实巡视整改半年来，以查处“两违”腐败案件为主，组织成立30多人的专案组，重点查处“两违”建设背后的腐败案件，协助广州市纪委立案查处了白云区原区委书记谷文耀、常务副区长钟向东、副区长吴锦明、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等4名市管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11人;依法查处了人和镇4个行政村共28名村“两委”干部违纪违法窝案，“两违”腐败现象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制度层面加大反腐

“三公开”要公开到农民的手机上

如何从制度层面加大预防基层干部腐败，成为摆在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一道考题。据悉，广州目前正在修订完善《广州市小额建设工程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刚刚揭牌成立的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覆盖全市1142个行政村，依据管理办法，村里集体经济的小额工程将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晓玲指出，这将对基层党的领导和明年村“两委”换届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据了解，广州将研究制定中国城市清廉指数广州标准，并将指数的制定与预防腐败数据模型的研究相结合，发挥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广州还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稳妥推进抽查核实工作，探索建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等，并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在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王晓玲要求，全市要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农村廉情预警工作制度建设，利用手机平台推进“三公开”工作。“我们看到有些宣传栏上公开的内容，都已经是去年的东西，这不是真公开”，王晓玲指出，“三公开”要公开到农民的手机上，“这是检验你是否真心实意向农民公开，而不是搞形式主义”。

本文来源：天津公务员考试网http://tj.offcn.com/

第四篇：浙江国土系统67人落马成腐败重灾区

浙江国土系统67人落马成腐败重灾区

2010年01月06日21:08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杭州1月6日电(记者汪恩民通讯员范跃红)今天，记者从浙江省检察院获悉，截至11月25日，2009年该省检察机关已立案侦查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61件67人。“由于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得2009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涨，90%以上是大案。”浙江省检察院副巡视员、反贪局副局长倪集华在分析今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时指出，个案受额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已是司空见惯。

记者了解到，这67个落马的“大贪“中，其中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5件39人，包括7名正局长、8名副局长，渎职侵权犯罪等案件26件28人。

翻开厚厚的案件记录，最新的一页停隔在一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2月25日，在人们与亲朋好友欢庆圣诞节之时，对于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原局长李幼祥来说，迎接他的却是即将到来的铁窗生涯。当天他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的一审判决正式生效。法院判决认定他在担任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房产公司负责人、建筑承包商等人在工程监管、验收、工程款支付以及征地、项目建设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10万余元。

然而，这不过是冰山下的一角。2009年以来，浙江省检察机关紧盯群众关心的土地资源稀缺、房价高企等热点问题，认真研究发案规律，从中发现国土系统职务犯罪线索，在该省国土资源系统依法立案侦查了一大批有影响有震动的职务犯罪案件。

房价高企：背后权钱交易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今年立案查处的61件国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中，有近三成涉及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利益纠葛，受贿犯罪案件更甚，一半以上的受贿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商有不同程度的利益交集。而由于房地产复杂的利益链，波及的贪腐官员又从国土系统延伸至城建、房管、规划和政府官员等。“2009年浙江检察机关查处的近千件贪污贿赂案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案件涉及房地产。”浙江省检察院有关人士说。

2009年3月，台州市检察院从当地一家房地产企业涉嫌行贿的线索入手，先后立案侦查了台州市国土局原局长刘长春、台州市国土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原局长王尚友、台州市国土局路桥分局原局长李嘉、副局长郭炳涛、温岭市国土原局长吴宗斌、副局长杨文斌等受贿大案。同时，台州市检察机关还从分析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链入手，顺藤摸瓜，立案查处了中国建设台州市支行原行长蒋达强、台州市路桥区委原副书记郑敏华等8件9人涉房涉土贿赂案件，在当地形起了强烈反响。在台州论坛上，网民们对检察机关查处这一大批职务犯罪评价甚高，认为检察机关顺应了民意，抓住了犯罪分子的“命门”。

与此同时，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丽水市，当地检察机关敏感地捕捉到当地高房价背后隐藏的国土系统与房地产商之间权钱交易的线索。经过上下两级检察院联动，一举立案查处了丽水市国土原局长叶杰耀、土地利用处原处长何敏、景宁县两任国土局长陈守霖、沈永明、丽水市国土局莲都区分局原副局长魏兴等13件13人贿赂案件及丽水国土勘察院贪污受贿窝案。这些案件中既有国土局一把手，也有中层领导，还有一线从事测量的干部，涉案面广，大要案比例高，全部为大案，其中丽水市国土勘察测绘规划院原院长郑宏峰贪污225万、受贿150万(11月27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涉案金额更是创下了该市历史上的新高，被称为“丽水贪腐第一案”。通过办理国土系统案件，丽水市检察机关还带出了一批城建系统涉房涉土贿赂案件。

宁波市检察院则从办理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渎职窝案中挖出了该市国土局“一把手”邬明德(副厅级)受贿119万元大案(11月3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半)，又顺带出该局法制监察局原局长任林苗受贿案，两人均为房地产公司转制及房地产开发中土地出让金退还，为房地产商提供便利，收受巨额贿赂。

涉案金额暴涨 90%以上是大案

“以低价购房、投资之名等新型受贿方式在今年的国土系统贿赂案件中表现突出，由于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得2009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涨，90%以上是大案。”浙江省检察院副巡视员、反贪局副局长倪集华在分析今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时指出，“两高”对包括以低价购房、投资为名等新型受贿的相关司法解释，为浙江检察机关有效打击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提供了法律武器。

据他介绍，“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浙江检察机关成功办理了一批新型受贿案件，今年更是明显加大了对新型受贿案件的查处，尤其在是在国土系统。

台州市国土局原局长刘长春涉嫌为当地多家房地产公司在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在办理农转用报批、建设用地审批、缓缴土地出让金、项目竣工验收、土地证及时发放等方面谋取利益，同时非法收受这些老板现金、房产、书画等财物共计人民币128万余元、美元1.5万元。在检察机关指控刘长春收受的上述近140万贿赂中，有相当一部分系他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方式从房地产公司老板处购得房产名义收受贿赂的。起诉书显示，刘长春或以自己父亲之名、或以儿子之名，甚至以自己妹夫张某儿子的名义，从不同的房地产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房产。

刘长春的这一受贿特点，在浙江省2009年被查的39名国土系统贿赂案件中并非少数派。已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的丽水市国土局原局长叶杰耀受贿方式与刘长春如同一辙。在法院审理认定的叶杰耀受贿70余万元受贿款中，其中就有房地产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叶杰耀及其共同利益关系人三套商品房，该三套商品房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价值共计59万余元。

相比之下，叶杰耀的下属--丽水市国土局土地利用处原处长何敏更是“投资高手”。他利用手中职权，在办理供地审批手续及滞纳金减免等方面，给房产商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以帮房产老板集资拿利息，从房产公司低价订房转手卖掉赚差价，投资房产公司合作开发赚高额利润等等手段敛财。2005年8月，何敏投资100万元与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马老板合资开发一块土地。还以外甥的名义签了合作协议，明确自己不参与经营管理，拿固定回报35%。半年后，他如愿获得35万元回报。2007年5月，何敏借丽水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季某找他办事之机，向季某透露出想订一套房子的意愿，季某马上自垫定金并且以何敏外甥的名义帮他订了一套，4个月后，房子转手，何敏没出一分钱就赚了10余万元。

房价涨，土地也涨，不买房就投资土地。台州市国土局路桥分局原副局长郭炳涛就看准了这一点。路桥一水产冷冻厂向路桥区金清镇政府申请征用土地用于扩建厂房，在审批过程中，郭炳涛与下属打招呼尽快办理相关手续。为表示感谢，2006年2月初，该厂厂长蔡某同意郭炳涛将30万元以自己妻子的名义入股该冷冻厂，并约定该款项投资于该厂所购得的其中5亩土地。按照这些土地的实际取得价计算，4 这5亩土地的投资款应为67万余元。入股不久，见土地升值快，郭炳涛就要求退股，蔡某就将增值的37万连同投资成本30万都给了郭炳涛。

“国土系统掌握着涉土涉房项目的不少审批权，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一些房地产商、企业主的经济命脉，所以，国土官员低价买套房子，入股投资，对那些老板是求之不得。”倪集华分析说，“同时，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一些法律上的模糊地带使得国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并不易”。

涉土涉房项目审批易渎职

在查处国土系统贪污受贿案件的同时，2009年以来，浙江检察机关结合高检院部署的查办破坏资源渎职犯罪专项行动，加大了对国土系统渎职犯罪案件的查处。年初，浙江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通过对近年该省检察机关查办破坏土地资源渎职犯罪案件进行系统总结和分析，将国土系统渎职犯罪的多发易发部位、环节及查办此类案件的典型做法一一下发给浙江省各检察院，并不定期通过内网和文件等方式将该省内外正在查办此类渎职犯罪案件的经验同步传达至每一个反渎干警，有效指导帮助浙江省各检察院查处国土系统的渎职犯罪案件。

2009年前11个月，该省检察机关已在国土系统立案查办了26件28人渎职犯罪案件，涉及房地产拆迁补偿安置、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土地所有权确权、采矿权出让、矿产资源补偿费发放等多个环节。

永康市检察院在前两年查办了一批国土系统渎职受贿案件的基础上，2009年又立案查处了永康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陈放光滥用职权、受贿案。2009年6月5日，陈放光被永康市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没收违法所得78万余元。判决书显示，陈放光在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任副局长期间，为杨高伟(已判刑)分别以他人名义非法购得的公房，违规审批办理土地使用证，共计违规确权574.08平方米，使杨高伟得以将该几处公房用以拆迁安置，给国家造成460多万元损失。2002年，陈放光与地籍管理科科长徐根惠(已判刑)、副科长施广平(已判刑)合谋购买违章小屋用以拆迁安置，陈放光在为他们非法购得的违章搭建小屋办理土地登记时，明知是违章建筑，不符合土地确权条件，为谋取私利，滥用职权，予以确权并审批办理土地使用证，违规确权5间安置用地，共计78.99平方米，使该5间违章搭建小屋用以拆迁安置，给国家造成163万元的损失。后陈放光将以他人名义购置的两间安置用地转卖，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0多万元。另外，陈放光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钱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6.6万元。

嘉兴市检察院从国家通报的一起土地行政违法案中发现线索，立案查处了已退休的平湖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盛宝法涉嫌滥用职权造成损失140余万和受贿70余万元大案，并带出了房产、建设等领域的系列渎职犯罪案件10件。

安吉县检察院在对全县矿产资源补偿费进行调查过程中，依法立案侦查了县国土局原党委委员、县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原主任曲卫涉嫌滥用职权违法发矿产资源补偿费给国家70多万元经济损失和涉嫌收受他人贿赂近10万元犯罪案件。随后，又以案带案，挖出县国土局土地执法监察大队、矿管科、梅溪矿产资源管理所有关人员三件渎职案件。

“尽管查处的国土系统渎职犯罪案件级别没有受贿案件级别高，多以国土局的具体办事人员、下属土管所、地籍科人员为主，但由于涉土涉房项目审批中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犯罪仍处多发区，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觑，而且渎职过程往往掺杂着受贿等犯罪，不少渎职犯罪案件还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也给政府形象带来负面冲击。”浙江省检察院反渎局检察官分析说。

老百姓：拍手称快力挺反腐

“我们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刚刚购买了新房的温州平阳人刘昌锦告诉记者，贪污加剧了房价的上涨，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前段时间我们县里一口气抓了好几个贪官，大家伙别提多高兴了。凭什么要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给他们的欲望买单？”

温州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小赵告诉记者，一幢房屋从规划到建造，过程里常会遭遇到层层盘剥。“很多钱你必须拿出来去孝敬，不然这活还真没法干。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只好把这些成本打在房价里。这已经是一定范围内的潜规则，不然就会层层受阻。所以，权当花钱消灾，就是苦了老百姓，因为最后还是要他们买单。”

“这些贪官抓的好！”浙江大学小叶告诉记者，由于父亲常年任职纪委，她对贪污腐败非常反感。“父亲的经历告诉我，要相信国家的反腐决心。我相信，只要

全民都参与反腐，那么腐败终究有被消灭的一天。”(完)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原局长李幼祥（萧山网）公开是房地产领域反腐利器

2010-01-07 10:26 去年，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达61件67人，其中有15名正、副局长。”（1月6日《中国青年报》）被视为腐败高发区的房地产领域，近年来越发显现出吞噬性强、吸附力大的黑洞效应。

去年，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达61件67人，其中有15名正、副局长。对此，一名检察官评论称，近年来各地房价一路攀升，里面“还包括了腐败的成本。”（1月6日《中国青年报》）

被视为腐败高发区的房地产领域，近年来越发显现出吞噬性强、吸附力大的黑洞效应。山东省原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等人，均栽在了房地产腐败上。这次浙江省仅在国土系统内一年就揪出贪官67人，既显示出党委政府打击房地产领域腐败现象的决心，也暴露出官员腐败和开发商暴利如影随形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从纯粹的市场经济眼光来看，房价虚高显然是一种反常态、反经济、反制度的现象。房价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这既容易造成房地产泡沫，也给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埋下隐患。频发的房地产领域腐败现象显示，房地产能够满足地方官员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房价快速上涨带来的是税收增长，同时房地产发展能“提升”城市形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员也通过权力寻租满足了私欲。这条隐藏的铁律不打破，房价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房地产领域腐败频发与制度的不合理密切相关。现在，从土地出让、项目审批、银行贷款到预售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少关卡。层层设卡的本意是避免权力独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很多制度性的关卡最后不是挡住开发商的违法行为，而是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受贿之门。于是，开发商将行贿成本计入房价，以保护社会公平性为初衷的一些制度，最终反而造成了房价飞速上涨，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保障减弱。

因此，要有效遏制房地产领域的腐败现象，除了像浙江这样加大反腐力度外，笔者认为，更应当从常规制度层面加以调整和监管，避免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公开透明打通房价下降通道，遏制腐败现象。“任何猫腻都害怕公开”。如果将房地产交易全过程公开、房地产商信用公开、房地产交易资金来源公开、资金结构公开、付款方式公开，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楼盘的实际开发成本是多少，政府“卖地”收益有没有用于改善老百姓住房，政府权力部门与开发商之间有没有猫腻，这样想发生权钱交易都难。（徐娟）

贪腐推高房价抑价需多管齐下

2010年01月07日 14:45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据1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各地的房价一路攀升，火热的楼市、高昂的房价让许多百姓望楼兴叹。殊不知，畸高的房价中，也有腐败官员的一份“功劳”。仅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就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

其实，这些被查处的涉及房地产腐败案件，只是该省乃至全国的一个缩影。据报道，目前各地查处定案的此类案件中，从国土、规划、建设、房管，到信贷、销售等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监管环节，都可以寻觅到上至当地党政主要官员、分管官员，下到部门领导、审批经办人员的腐败身影。

其案值更是一次比一次超出人们的想象。涉及房地产的新型受贿犯罪不断出现，大案要案也越来越多。仅2009年浙江国土系统贿赂案件，就有90％以上的是大案，受贿金额百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据专家分析，这是由于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得2009年涉及房地产的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涨。

房地产开发商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他们不可能从自己腰包拿钱去行贿，如此行贿支出只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都被打入成本。可见，贿金越是暴涨，房价内含的腐败成本就越高，房价也就越来越飞涨。贪腐助涨推高了房价，而为其钱权交易埋单的，还是购房者这个冤大头。

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国四条”，国家相关部门根据“国四条”原则，也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对控制平抑房价都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但这些配套政策措施，大都是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公开行为弊端的，皆属有形的经营层面。而对遏制其暗箱操作的无形行贿交易，对打击贪腐官员受贿的权钱交易，却涉及不多，有的甚至都未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要真正有效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建设、国土、金融、财税等主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检察等司法部门、组织人事等职能部门，还需协同联动，经济的、政治的、法纪的手段，多管齐下。比如，除现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外，是否可以对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高危权力，建立联合的、各有侧重的监察督查机制；对涉及房地产开发审批监管的官员，强化述职述廉和谈话警戒制度；对房价中非正常成本，建立严格审核、超前公示的科学坐标体系„„如此，是不是可以更效地遏制房价中钱权交易成本，控制助推房价上涨的非正常因素，缩小高危官员违法犯罪的空间？ “房奴”凭什么为“腐败”买单?

2010-01-07 09:51 来源：千龙网

据1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据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受贿590万余元，另有12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的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

据1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据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一位检察官说，近年来，各地的房价一路攀升，火热的楼市、高昂的房价让许多百姓望楼兴叹，在声讨房价高涨时，不少人往往把矛头指向开发商的唯利是图，殊不知，畸高的房价中，也有腐败官员的一份“功劳”。

电视连续剧《蜗居》走红，是因为寄托了人们太多的对以高企房价为代表特征的现实生活的无奈，而剧中那位宋秘书在地产圈的“大哥”角色，更是现实生活中一个真实的投影。畸高的房价中还包括了腐败的高成本，这在《蜗居》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开发商是精明的商人，他们不会为自己的行贿埋单，这些行贿的支出都会被打入成本，转嫁给购房者。如此一来，购房者是钱权交易的付款者和冤大头。”检察官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否则，宋秘书哪里来的豪宅包养“小三”、且一给就是几百万？

房地产行业近几年来成了人们最最关注的中心话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房价连续上涨，让普通老百姓是“望房兴叹”；二是涉房行业愈演愈烈的腐败，让人人深恶痛绝。楼市，恐怕已成为权力寻租的超级温床，早有专家仔细研究了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总结出了房地产行业暴富者“发财致富”的轨迹为：拟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官员→以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搞定银行官员，获得抵押贷款→偷工减料进行开发，只需竣工验收时买通主管部门官员→偷税逃税漏税销售→基本完成收益周期。事实上，你去看看很多落马贪官的犯罪事实，栽在开发商手里的，真是比比皆是，而且涉案数额越来越“与时俱进”！

哎，老百姓几代为“房奴”供养一套住房，容易吗？如果真像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曾向记者坦言的：“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开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真有一口血好吐！咱们勒紧裤带每买一套商品房，就极可能是在为开发商承担其不菲的活动费、“消化费“或者就是行贿款，甚至，就干脆是房子。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受贿590万余元，另有12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的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据报道，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达14处！而曾被称作“土地爷”的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他所拥有的房产至少有30套，而每套价值在300万元以上，总值在1亿元以上！这得要多少“房奴”的血汗钱来供养这些超级腐败的贪官啊！“房奴”的血汗钱，又究竟“供养”了多少贪官？

近段时间，国家加大了对房价的调控力度，这显然深得人心。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因为房地产和不少政府官员间的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房地产的调控才任重而道远，而与此同时，司法机关更应着眼于民生热点，严厉查处涉土涉房的腐败现象――“房奴”凭什么为腐败买单？只有严刑峻法，才能让那些对房价高企“功劳显赫”的贪官为自己的行径买单！（吴杭民）百姓买房钱有多少“被行贿”

2010-01-06 14:54 东北新闻网网友评论

据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一位检察官说，畸高的房价中，也少不了腐败官员的一份“功劳”。（1月6日《中国青年报》）

从目前浙江检察机关查处的已经定案的涉房地产腐败案件看，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监管环节都可以寻觅到腐败官员的身影。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问题相当严重，已成为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房地产领域可谓是案发密集、“前腐后继”。总结起来，这类腐败案明显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涉案金额巨大。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为例，他主管城建工作期间，先后收受多家房地产公司贿赂，折合人民币竟达１亿余元。二是“团体化”明显。重庆、浙江等地相继查处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地产腐败“窝案”，国土规划、建设部门的数十名厅级官员因收受开发商贿赂相继落马。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去年做客《小崔会客》时说，2005年他让博士生做过一个课题，对北京、上海、福州三地的房价进行核对，得出的结论为：土地价格占50%，政府的税费占20%，开发商的利润占30%。但成思危认为开发商30％的利润率里头“有一部分是灰色成本”，“假设没有行贿这件事„„他的利润应该是在15%左右。” 如果一栋价值50万元的房产，按照上面15%的“腐败费”计算，那么，购房者就有7.5万元左右付给了贪官！

近年来，一路飙升的房价让百姓望楼兴叹。然而，我们在声讨房价高涨的幕后推手时，大多把矛头指向开发商的唯利是图和地方官员的畸形政绩观。殊不知，官员的腐败也在推波助澜，成为推高房价、掠夺百姓的血汗钱的罪魁祸首之一。

评论：中国房地产产业新政虽多症结仍然无解

2010年01月06日11:35 来源：上海证券报

为遏制房价上涨过快，中央出台了“国四条”，各部委也接二连三地出了各种政策，然而这些政策，仍没有跳出“遇热降温、遇冷发汗”的老套路，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房地产的问题。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问题，首先在于土地招拍挂制度的不完善，其次在于缺乏针对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的体制。

土地出让“双轨制”形成的多元价格

第五篇：成考政治毛概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必须依靠强大的革命动力，即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第一，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是这个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领导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第二，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也是人民大众的主体部分。因为：其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占人口的大部分。其二，农民阶级身处在社会最底层，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其三，农民阶级是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联盟。因此，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第三，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第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软弱性与妥协性。2，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科学概念。

3，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4，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把新民主主义经济概括为三大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5，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第四章

1，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三个主要法宝。

2，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明确把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

3，简答：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

答：一，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小；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也只是一小部分。二，他们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反动势力。广泛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其他阶级主要包括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4，简答：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必要性）？

答：在中国革命中建立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第一，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主要是民族压迫，为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民族基础。第二，中国的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在革命中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第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具有革命性与妥协性。第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中国也有诸多矛盾，他们的矛盾为革命同盟者创造了条件。

5，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简答（重点）答：一，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领导权问题，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也是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二，统一战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联盟。一个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是革命力量的主体，决定了革命的性质。三，统一战线中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四，统一战线必须以武装斗争为支柱。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件基本武器。

6，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辨析题）

答：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一，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的阶级，要利用其革命性，反对其妥协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第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在

特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与他们建立暂时的联盟。第三，在与资产阶级联合中要讲究原则的策略性和灵活性。

7，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答：一，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动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三，广大农民所在的农村，是中国主要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

8，（选择）人民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问题。三湾改编开始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古田议决议案》中，正式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定为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三，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9，在党的建设中，为什么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答：第一，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成长、发展起来的。第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在党的建设中，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归根到底，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的要求所决定的。10，简述毛泽东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答：第一，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全党。第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第三，自觉主动接受党内和党外的双重监督。第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五，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1，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中，共产党的建设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关键。从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关系看：第一，只有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党才能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第二，只有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才能保持革命统一战线的持久性和战斗力。第三，只有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党才能促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关系看：第一，只有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党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第二，只有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党才能走上符合中国国情要求的道路。第三，才能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积蓄强大的武装力量。第五章

1，八一南昌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中共中央在武汉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成为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变。毛泽东领导发起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2，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3个客观条件，2个主观条件）

答：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是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第二，国民革命的政治影响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是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一。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客观现实，是存在的又一客观条件。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存在和发展的主观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

3，毛泽东制定职国共产党历史上和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4，简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

答：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受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第二，中国革命的对象异常强大，并且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第三，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地域广阔，革命首先在农村展开，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5，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根据地。

6，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宣布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土地改革完成后，转变成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

3，西藏和平解放，表明全国大陆实现了解放和统一。全国解放后，国家把官僚资本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4，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建国初，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的三反运动，在城市私人工商业者中进行五反运动。

5，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

6，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二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目的。7，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是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一目标是通过合作化的途径实现的。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按照“自愿互利，曲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自愿地联合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8，我国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途径，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9，简答：如何对工商业的改造？

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因素：其一，民族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既有剥削工人、追求利润，又有拥护共产党领导，愿意接受改造的两面性决定的。其二，我国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三，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

10，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有代价地、逐步地实现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经验？

答：第一，严格区别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的界限，根据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和平赎买的形式，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第二，创造了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第三，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结合起来。12，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我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3，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宪法形式肯定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结束了由全国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替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