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刘亚洲文章有感
读《刘亚洲谈甲午战争》有感
最近看了《刘亚洲谈甲午战争》，翻看了一遍，收益良多，感触良多。
书中文章的突出特点是有思想、有见地、有文采，那样一种对政治形势的清晰梳理，那样一种水银泻地般的气势和节奏，那样一种指点江山的从容与大气，充分体现了作者政治家的深沉搏大和文学家的锦心绣口。当前很难得一见好文章。那些专门写文章的所谓作家，写出的东西往往离现实太远，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无病呻吟；那些专门搞研究的所谓理论家，写出的东西往往诘屈聱牙、艰涩难懂，不能卒读；而那些政客官员们写的文章，则是穿靴戴帽、废话连篇、空洞无物。刘亚洲可以说是集作家、理论家、官员于一身，所以他的文章兼具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理论文章的思想性和政论文章的现实性，实在是难得。
要改变这样一种“逆淘汰”现象，让那些真正有思想、有能力、有学识的干部能够脱颖而出，就必须对当前的干部选拔制度进行改进。一是要变伯乐式的相马为“赛马”，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的人选拔出来。二是考察干部的时候，不能只看干部自己怎么说，还要看群众怎么说，不能只看表面的东西，还要看内在的深层次的东西。唯如此，刘亚洲式的学者型、专家型官员才会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的复兴才会越来越快实现。
让我们从生活中的每点做起，去爱护我们的国人，去团结我们的国人，从每个人做起，每个人去反省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中国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民族所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想想我们的教育是否起到了实在的作用？让我们家长反省我们要我们小孩学的东西是否有用？不要枉目地去做个跟屁虫！
让我们学会鉴赏，学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我们从小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要有公德心，要有中国心，特别是要做个有责任的中国人，不要一代盼望一代，当最后一代还是不如别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希望所有新生代有着新生力量的国人想办法去排除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毒素，改变一下你的陈旧思维模式。做一个明是非，负责任，有主见，积极向上，有影响力，有集体荣誉感，好善乐施，胸襟宽阔，懂得创新，自立自尊自强的人！这样国家才会强大，民族才有希望！
第二篇：读刘亚洲 精神 有感
弘扬抗日战争精神 凝聚企业团结力量
——读刘亚洲《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有感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是精神的胜利。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重温那段血与火的悲壮历史，缅怀抗日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团结协作精神，是指导企业发展，凝聚职工团结协作的伟大精神力量。
牢记历史 不忘过去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相继举办各种形式的大型展览、研讨会等纪念活动，就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充分认识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功绩，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必将激励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70年前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这高亢的旋律依然激起 我们奋斗的豪情；70年前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虽已完成，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
汲取抗日战争精神 发扬企业团结力量
“精神为主人，形骸为屋舍；主人渐贫穷，屋舍亦颓谢。”一个人不能没有精神，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的锤炼和升华。这种精神，来自中华儿女内心深入对祖国的无比热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伟大的抗战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抗战精神的伟大胜利，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70年前的胜利赋予我们的信息、勇气、智慧和力量，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作为企业一员，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是我们应该具备并学习的。
第一，团结协作的精神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之一。近年来一些企事业单位在招聘、引进人才时，把团结协作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如果一名员工不能团结，不会协 2 作，不能融入一个崭新的团队，就会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团结协作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团结协作不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一种道德品质。它体现了人们的集体智慧，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提倡团队的团结协作精神和互补精神，就是要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取长补短，群策群力，创一流的企业团队。同时，我们要避免恶性竞争，消除同门相害，和互相拆台。这就要求牢记企业团队宗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工作中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每个人都能发挥特长、发挥优势，尤其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无私地支持他人、帮助他人；要善于团结那些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共同把事情办好，特别是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更要相互理解和谅解而不是互相推诿，能够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第二，团结协作精神是企业宝贵的精神财富。同心山成玉，协力土变金。干事创业，离不开攻坚克难的精神，更需要团结协作的合力。二战之后的日本国富民强,他们企业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根源，不在于国民个人能力的卓越，而在于其员工整体团队的强大。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种弥漫于日本企业间的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及员工对企业有强烈的归属感。良好的合作意识是在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共同的价值取向基础上形成的，是因为某一个项目或某一个共同的任务、目标把大家聚集起来的，因此在这样的团队里，每一个成员都会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集体感。在一个企业里，把企业的任务目标、企业的发展愿景，和个人的职业生涯、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每个员工就能想办法、3 出主意，做到“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积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懂得团结协作的人，才能明白团结协作对自己、对别人、对整个企业团队的意义，才会把团结协作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缅怀英烈，就是要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就是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之转化为企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作为企业的一员，让我们身体力行、义无返顾的践行团结协作，投身到团结协作的行动之中去，让我们在企业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乘势而上，以更足的干劲、更快的节奏和更实的作风，为企业建设贡献力量！
2015年7月8日
第三篇：刘亚洲 重磅文章
刘亚洲：谁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的合格领袖
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现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上将军衔。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多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但在中国，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
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
二、向上告密。
三、造谣中伤。
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关。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李岩近乎天才，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
甲申年明清鼎革战争中，中国唯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衮。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不过不能说它拯救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今天均不复存在。埃及人和希腊人都不是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住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少数民族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始终在北方。中国的希望也始终在北方。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古代的皇帝基本都出自北方，哪怕在南方当皇帝的籍贯也在北方。建都最多的地方是陇海铁路沿线，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或其左近。河南是汉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全国人民揶揄河南人民。河南人民怎么了？没有河南能有中国吗？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封王。
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请喇嘛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
二、机会与机遇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屁股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着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专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邓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元年”。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三、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征服一个民族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扞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扞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专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奸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第四篇：读文章有感
读《纸有几种命运》有感
（一）暑假里，我读了《纸有几种命运》这篇文章，当我一看到文章的标题时，就想：纸有几种命运？纸不是只有两种命运吗？我带着问题仔细地读了这篇文章，读完了，我找到了答案。
这篇文章主要写的是有一个学生因为求职受挫，所以忧心忡忡，整天无精打采。教授请了这位学生来回答一个问题：纸有几种命运？这位学生说：“它只有一种命运。”教授又踩了这张纸、又把它撕成了两半，又在上面画了一匹骏马、又点燃了这张纸。
这就是这张纸的命运。
起初并不起眼的一张纸片，我们以消极的态度看待它，就会使它变得一文不值。我们再使纸片遭受更多的厄运，它的价值就更小了。如果我们放弃希望将它彻底毁灭，很显然，它就根本不能有什么美感和价值了，但如果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它，给它一些希望和力量，纸片就会起死回生。一张纸片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人的生命很宝贵，但时间更为宝贵，学习也一样宝贵，不要因为没有找到工作而灰心，耽误了学业，要不然的话到了以后，人财两空，如果你不学习，那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不要因为没有找到工作而灰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哪里都可能需要你，这里不要你，并不代表别的地方不要你，这只是目前的情况，而且你的人生还很长，你的前途无限呀！
一个人的价值和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心态，他有什么样的信念，他有什么样的希望。一个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难免遭遇挫折，前途也必然是光明的。
读《养花》有感
（二）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下学习。自己想要什么，爸爸妈妈都尽量满足。而且不用劳动，也可以吃上好吃的饭，穿上好看的衣服。
自打我读了老舍先生写的《养花》这篇课文后，我懂得了许多……
“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不是真理吗？”每当读到这里，我就会有许多的感触：我们现在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而这一切是爸爸妈妈为我们创造的，我们更应该珍惜，不应该挑三拣四的。在学习上也一样，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成天无所事事的，将来只会一事无成。要想把学习搞好，我们现在必须劳动，也就是认真学好功课，向着学习好的同学奋起直追，不怕困难。用今天辛勤的劳动，换来明天成功的喜悦。
“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啊！多得些知识不是坏事。”每当读到这里，我也会有许多感触：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学习上，我们不仅要劳动，而且要学会正确的方法。我们不仅要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而且也要掌握课外的知识，也就是博览群书，使自己的知识面更为广泛，才能更好的运用。在生活上，我们要学会从无字句读书。从生活中寻找知识，掌握生活中的小窍门，才能使自己成为生活中的有心人，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有滋有味。
“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需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是啊！在劳动的同时，难免会遇到一点小麻烦，一点挫折，但是我们不能退缩，我们要用自己的才智去克服它。要成功嘛，哪有那么顺顺当当的，只有历经了风雨得到的成功，那才叫有意义呢！
我得感谢老舍先生，是他使我懂得了这么多，更是这篇课文使我长大了许多。
读《詹天佑》有感
（三）《詹天佑》一文描写了在1905年，清政府提出由本国工程人员独立修筑铁路干线“京张铁路”，詹天佑 课文读后感。在英俄等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挟下，詹天佑毅然接受了修筑京张铁路的艰巨任务。
在勘测过程中，詹天佑常勉励工作人员：“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 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把他修好。否则，不但惹那些外国人讥笑，还会使中国的工程师失掉信心。他总是把这句话作为前进的动力，所以他遇到困难总是毫不畏惧。这让我不得不敬佩他。
在山势高，岩层厚的居庸关开凿隧道时，山顶的泉水往隧道里渗，詹天佑身先士卒，带头提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和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估价的五分之一。
文中的一句句话语，一个个片段充分表达了詹天佑对工程的负责，身先士卒的精神，和一颗爱国心。
再想想我们自己，如果在学习生活上遇到困难也像詹天佑那样有毅力，也不退缩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完成不了的任务和学不会的知识呢?如果我们也像詹天佑一样事事为国家，为集体着想，身边会有多少活雷锋出现呢?如果我们在学习中也像詹天佑那样有着精密的要求，还会有因为粗心出现的错误么?
虽然我们不能像詹天佑那样有那么伟大的业绩，但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和他的优秀品质，让“中国近代工程师之父”——詹天佑的伟人事迹和他那不屈不挠，身先士卒的精神，一代代流传下去。
京张铁路开通了，这虽是100年前的事，但仍然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一直带着人民的希望去告诚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大概’‘差不多’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詹天佑工作是多么一丝不苟啊!他夜以继日的工作、不耻下问，去请教当地的农民。他那坚持不懈的精神，的确值得我们钦佩。詹天佑，他终于凭着自己和工作人员的努力，建成了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在1909年4月，那些帝国主义者不敢在轻视中国人，因为中国有了自己的工程师，也有了中国自己的铁路。在如此和平的世界里，我们不会再为打仗而担心。我们而要学习詹天佑那样，为中国着想。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人在外国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昂首挺胸，还自豪的说：“我是中国人!”
读《你凭什么考上北大》有感
（四）这是一个普通女孩记述了靠自己的艰苦拼搏在两年的时间内创造北大奇迹的。文章本来我看到文章的题目后觉得这又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奇迹故事，但静下心阅读后才体会到了很多道理。她和别的北大生不同的是，她在高一的时候是个自甘堕落、自欺欺人的学生。她迷茫、沉沦，就像刚开始吸毒的人一样，开始可能只是好奇心指使，而后来就慢慢成了习惯，最可怕的是明明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好却抵抗不住诱惑，任凭毒素慢慢腐蚀着自己的身体，就放弃了挣扎，习惯了这种习惯。而她高二时才开始醒悟，觉醒的理由很简单：“觉得自己的一辈子不能就这样过。”读到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们政治老师在第一次月考结束后跟我们说的一句话：“那些在初一二三很乖的学生在到了初四后就想，我都听了三年的话了，这一年就不要那么听话了，而那些调皮了三年的学生又想，我都皮了三年了，这一年就好好学吧。”也许只有经历过人生最颓废的时候才会得到最深的感触吧，她想要开始学习了。第一次月考，她考了全级第12名。可这并不能满足她的野心。她对那个整日只知道死读书的年纪第一不屑一顾，可这时候，一次班会又让她更上一层楼，这次考试的大跨越和她平日表现出来的自以为是让她的班主任老师忍不住在班会上侧面批评了她。()而这个批评，却让她心头一震。为什别人可以我就不行？本着拼一拼的态度，她开始了一个月的努力学习。行为改变习惯，一年来养成的坏习惯想在短短几天内改掉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但她仍然靠着自己的毅力坚持了下来。第二次月考，她真的用行动向大家证明了自己。就从这一次往后，她彻底改变了自己。她用行动改变了习惯。他的野心真的很大，对于她那所上三本都难的学校里，她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要上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考入北大以外的哪所学校。”她的自信让我佩服。她也真的没有在说空话，她考上了北大。
上帝总是公平的，你付出了多少就会收获多少，他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当你放弃了一些东西也会得到一些东西。而你只要努力了就一定有回报。
无论是政治老师的话还是这个姐姐的亲身经历都让我深有感触。就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吧。我想我就属于那种乖了三年想在初四变坏的学生吧。还有半年我就要为我的初中生活画上句点了，这三年半来，我的成绩真的是一波三折。初一的时候，是小孩子不懂事，不知道要好好学习，总觉得自己做的很不错了，自傲自满，可实际上还差一大截。而初二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大，自己也懂事多了，知道开始学习了，所以那时候的成绩上了一大步。再后来，到了初三，慢慢总结出自己学习方法的我，发现了学习了乐趣，越来越爱学。直到现在我也认为那时候的学习是我初中生活里状态最好的。可是花无常开时，从初三的下半学期开始，我的成绩就走了下坡路。那段时间里我就像那个姐姐高一时一样，上课睡觉、聊天、看小说、吃零食，晚上一到家就上网，作业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早上去学校抄，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对，却也像那吸毒品一样，无法抗拒，无法自拔，眼睁睁的看着自己陷深，也只是麻木的看着。那时的我和高一的她真的很想，她是要从坏变好，而我是从好变坏。半年后的现在，我看到了这篇文章，甚至有点遗憾为什么不早点看到。我用了半年来解决我所所存在的问题。也用了五分钟的时间看了那篇文章又激励了自己。靠天靠地真的不如靠自己，只要你从内心想学了，一切都不是困难。希望大家都能仔细的看看那篇文章，也许它会使你产生巨大的变化。
读《凡卡》有感
（五）今天,老师领我们学习了《凡卡》这一课，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凡卡9岁做学徒穷苦的悲惨命运，读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当我读到凡卡做学徒的时候受到的种种折磨时，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凡卡他那骨瘦如柴的身体，一双又小又细的赤脚都冻的红彤彤的，在想很心老板就是因为凡卡给小崽子摇摇篮的时候睡着了，老板就用皮带抽打他。在想想我们做错了一件事家长也不打我们，只是说了我们几句，我们就跟大人翻脸，在往下读我仿佛看到了小凡卡的老板娘，也不给凡卡吃一点东西，每天只有一点面包，凡卡的老板还叫他睡在过道里，冻得他只打冷战，在想想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天冷了家长又送来了棉衣、棉裤，在家里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听到声声呼喊：“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我在也受不住了!我给你跪下了，我会永远为你祷告上帝。”这一幕幕悲惨的情景，那一声声哀伤的呼唤，就像尖刀刺痛着我的心，泪水不断地在眼里打转，我不禁想到了和自己同龄的孩子都在家里享受这快乐，我们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爷爷奶奶的心肝宝贝，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摔着，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一次妈妈给我做好了饭，她给我盛了一大碗米饭，她就去工作，我就偷偷的把饭到进了下水道，在学校里呢，有老师同学的帮助，有一次我肚子疼，老师就不让我跑步，还让一个同学给我一块上楼给我讲故事，我们受到了一级的教育，教室里有电脑、电灯，老师呕心沥血的教我，让我们吮吸了知识的营养，正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长成了一个有知识的青少年；而凡卡呢，本该和我们一样在教室里沐浴知识，可他却在做苦工，多么可怜啊！他生活在一个俄国沙皇统治的时期，与我们比之上下，真是天壤之别！
当我读到最后一节时，又不禁陷入了沉思，凡卡虽然寄出了信，但是地址不详细，爷爷是收不到的，就是收到了爷爷也不会来接凡卡，凡卡仍然是逃脱不掉孤独、凄惨的生活，我想：如果我，我来让你坐时光飞船，接你到我家来，让你享受我能得到的一切。当我读完全文，掩卷沉思眼泪不住的流，但我是多么幸福、快乐呀！我应该珍惜这幸福的生活，长大一定要做祖国的栋梁之材。
第五篇：读毕淑敏文章有感
读书感悟
学号：姓名：
读毕淑敏散文有感
平淡而山高水深
毕淑敏，女，出生于新疆伊宁。
17岁时毕淑敏便来到海拔1500米的西藏高原阿里当兵，在苍茫的高原上，她亲眼看到一些年轻人为了祖国的安全富强而永远长眠在冰层中的悲壮。那些可歌可泣的“死亡”使她对生命有着特别的关注。
曾有人这样评论毕淑敏：在热闹而浮躁的文坛，毕淑敏似乎自立门户，无复依傍，不能把她归属于任何一个派别。她不以学问见长，也不以前卫式的实验标榜;她不是江南的小山秀水，也有别于莽原塞野的黑骏马，有别于黄河决堤似的一泄千里；她似乎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走来，但又不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她以心理医生的角度，真实地解剖人灵魂深处的秘密。
人生有三件事不可俭省
毕淑敏以其生活的视角，阐述了她对自己生活中一些不可或缺的事物的见解。第一是学习，我们都赞同邓小平爷爷“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认为学习是充实自身，提高内在修养和素质的最有效的途径。然而毕淑敏却从学习也需要前期投入，即便不知道投资后的回报是多少，这种投资还是不能俭省的；第二是旅游，要了解世界，必须到远方去。旅游的好处却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常常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蓄积。有人以为旅游只是照一些相片买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其实不然。旅行让我们的身体
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风情的滋养下变得机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辣，谈吐因此谦逊。最后就是锻炼身体。即便这样我们尽力俭省，却也是破费，因为我们付出了时间。
寻觅优秀的女人
作为一个女生，当然很关心优秀的同类，一篇寻觅优秀的女人，简洁明了的揭示了优秀的女人应具备的条件，优秀的女人首先应该是善良的，其次应该是智慧的，当然优秀的女人还需要勇气。从前一直认为优秀的女人应该是美丽的，毕淑敏也说美丽是女人最初也是最终的魅力。然而现在想想，何为美丽？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毕淑敏在文中写到：美丽的女人首先是和谐的。面容的和谐，体态的和谐，灵与肉的和谐。美丽其次应该是柔和的。优秀女人的美丽像轻风，给世界经潜移默化的温馨。美丽的女人应该是持久的，美丽的女人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时间不是美丽的敌人，而只是美丽的代理人。它让美丽在不同的时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从单纯走向深邃。
对于婚姻的认识，她的简介也是相当的独到。
她认为其实婚姻就是一双鞋。
现代的商品鞋，时装鞋为了吸引顾客大多都做成了精美的修饰，力求在顾客着眼的一瞬间就有购买的冲动，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装饰品，一种摆设，而我们忽视了鞋的实际意义，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双脚。不论什么鞋，最重要的是合脚;不论是什么样的姻缘，最美妙的是和谐。切莫只贪图鞋的华贵，而
委屈了自己的脚，别人看到的是鞋，自己感受到的是脚，脚比鞋重要，这是一条真理，许许多多的人却常常忘记。脚终有不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开始成熟的年龄。认真地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鞋吧！削足适履是一种愚人的残酷，郑人买履是一种智者的迂腐；步履维艰时，鞋与脚要精诚团结，平步青云时切不要将鞋儿抛弃……，当然鞋比脚贵重，当鞋确实伤害了脚时，我们不妨赤脚赶路。许多人一开始也为自己寻觅到了一双外观美丽的鞋，而沾沾自喜，熟不知鞋最重要的作用是是不是合脚，而不是橱窗里的摆设。
对美丽的见解：素面朝天
现在网上有一句很流行的IN语：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没化妆的面孔。从这句话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现在化妆的普遍性。化妆的确是可以美化、粉饰、精致我们的面庞，然而化妆只是一时的美丽，真正永恒的化妆品是——气质。她在散文中写道：不拥有美丽的女人，并非也不拥有自信。美丽是一种天赋，自信却像树苗一样，可以播种、可以培植、可以蔚然成林、可以直到地老天荒。我相信不化妆的更纯洁而美好，我相信不化妆的目光更坦率而真诚，我相信不化妆的女人更有勇气直面人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的精神风貌，风度气质。言谈举止，品质超群，才是美丽的根本。从她身上我也读到了《简爱》，读到了《居里夫人》读到了《李清照》领略到无数女性的才华和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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