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一篇：中国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

历史的轮回怪圈：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思考

最近几年以来，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仇富心态，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战着中国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例如，笔者来到深圳短短几天，就接触到了一个光听来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名词----------砍手党。而不久前亲身经历的事情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悲悯。

那晚在白石洲，笔者口渴，买了一瓶矿泉水。行走间，突然感觉有人在身后摸索。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抢劫。等到回头看时，不由得自我解嘲地笑了。那只是一个捡垃圾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浑身邋遢，还散发着一股酸臭味，手里提着一个装满各类瓶罐，比他自己还要高的麻袋。我将水喝完，把瓶子给了他。然后带着一种助人为乐的快意转身离去。可刚走了几步，又听到身后有了更大的动静，接着，笔者看到了震撼心灵的一幕--------男孩子正在和一个干瘦的老妇人扭打着，仅仅是为了刚才施舍的瓶子。笔者一时无语，事后却思考了很多。待至今日，心中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冲动。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相信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解答。其中，有一种最为通行的说法就是--------历史的轮回。具体地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天下创世 2。矛盾丛生3。总崩溃 个别王朝由于在中晚期实行了一些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延长了统治时间。这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周期性振荡。综观国史，史实让笔者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说法的合理性。那么，目前的中国是否在重新陷入这个历史的轮回怪圈呢？这倒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周期性振荡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振荡现象，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鲁迅就曾经把中国历史归纳为“一治一乱”，“破坏---建设---再破坏”的打摆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此外，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很明显，毛泽东是把周期性振荡归因于腐败，而应对之策就是民主。窃以为，毛泽东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谓的腐败，是由于权力缺乏有力监督与制约造成的，并非中国的特产，而周期性振荡在其他国家却未之有也。由此可见，腐败并非是根本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局面。

社会财富一经创造，大致有两个去向：1。进行扩大再生产2。留作消费基金。那么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了。

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那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的再发展，无可厚非。但是，消费基金就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计问题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消费，但没有消费就不能活着。去除再生产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个分配，那么分配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公正性。分配不公正，将伤害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还在社会各个群体间种下不和的金苹果。但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这样看来，贫富差距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怎样把握好度的问题？

大凡只要还是正常人，只要其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以身犯险，挑战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讲，一个平常人（请注意，不是职业犯罪者）开始为了生存来反抗现行秩序，这就说明他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了。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反抗现行秩序的每次都是农民，准确地说，是饥寒交迫的流民。他们不是因为懒惰而挨饿受冻，相反，他们很勤劳，肯干，能吃苦，但他们仍旧要遭受不体面的命运。那么，既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

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你的财富多少，社会地位多高，取决于你占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所以社会上层集团只会是地主，而不会是农民。农民也是分作三六九等的，从生产方式上划分，有农奴，佃农，自耕农；从土地占有量而言，又分贫下中富农。可以说，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笔者综合了国史与世界史，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凡国家稳定繁荣之时，小农经济占优势；而国家衰败，接近崩溃灭亡之时，全国的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那么这就值得探讨了，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说到土地高度集中，往往是因为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搞土地兼并造成的，其实土地兼并本身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的地主与欧洲的领主不同，没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但是问题在于，理论与现实并不等同。地主的土地兼并很多都并不合法，而且往往会把兼并的土地和人口隐匿不上报，以此来逃避纳税。而另一方面，被兼并土地的农民却要纳税，换句话说，地主把原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有地的不要纳税，没地的反倒要交钱。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沦为了流民。大地主大官僚运用手段将原本属于国家的资产收入囊中，客观上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因他们产生的流民又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一方面国家越来越虚弱，一方面负担与日俱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终究把国家拖垮。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均田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中都往往会有一项措施，那就是遏制土地兼并，这恐怕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二。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

跨越了封建时代，进入了产业社会。社会财富的概念没有变，只是衡量标准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的作用开始凸显，并最终成为了社会财富的象征。你有多少财富，主要是看你的财产兑换成货币后尾数上带了几个零。

那么，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现状如何呢？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实行的是平均主义路线，许多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起来的人对此深恶痛绝。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国家对于以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一种矫枉过正，它忽略了个体人的能力差异，大搞一刀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基本屏弃了这种方式，开始了“按劳分配”的时代。这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一次大洗牌，许多人的境遇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所讲究的就是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那么这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你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怎样的一条底线上才算合适呢？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邓小平曾经构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的人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这部分所谓的“新贵族”似乎并无此意，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扩大贫富差距。而相应的，许多问题也由此滋生了出来。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姑且不论合理与否，已经使得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大多数人所控制的财富就很少，财富相对减少，购买力必然降低，那么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也就随之降低，最终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业总体萧条化现象，笔者认为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之一。试问，没有了消费需求有力拉动，谁还会去生产呢？生产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所以，目前只有那些垄断了某种资源的行业还能够维持利润，不过，普通大众消费不起，所以只能从少数富人身上动脑筋了，以至于出现了某银行宣布，取款额低于多少不予办理；某中学只对党政机关子弟开放的怪现象。原本有限的社会资源又向这些“新贵族”倾斜。而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多数派而言，则是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有城市户口却住不起房，有病却上不起医院，有孩子却上不起学。

那么不妨再把目光放回到社会财富分配本身来看，在改革初期，我们的“新贵族”们真的是严格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按劳分配”原则行事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要对他们来个刨根究底，大多数人的案底不会清白。有句老话叫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正是在这个信条的指引下，有人曾经乘火打劫，低价压购国家资产；有人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有人违反劳动法，导致劳工利益受损；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干些诸如走私之类的违法买卖。他们正是通过这样赤裸裸的，近乎于劫掠的方式，积累了巨大财富，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看来，“新贵族”们自我吹嘘的“个人奋斗”很大程度上实在让人难以认同。他们的积累是建立在对个人财产的“抢劫”（如中国股市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股东，而不是广大股民）以及国家资产的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前文当中提及的大地主大官僚的非法土地兼并可谓是“师出同门”。目前，政府一方面总是苦于国家财政不足，另一方面又抱怨负担日益加重。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性循环。而我们的国家很有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当中被拖垮，国家与普通大众会为牺牲品，数千年来反复演绎的故事很有可能将在21世纪上演。

三。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正所谓众口难调，在处理内部社会矛盾上的确有着他国没有的难度。正是因为如此，解决内部矛盾才变得非常迫切。中国历代王朝或者当断不断，或者碍于集团利益，或者改革失当，以致没能解决矛盾，反倒滋生新的矛盾，问题长久积压，最后往往导致大**的爆发，葬送了整个国家。

2。社会财富不能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财富代表了社会能量，谁掌握的财富越多，谁的能量就越大。而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如果甲得到的多，乙得到的就少，甲对于乙就是强势的，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3。民主政治的作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很类似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都是处于经济飞速上升时期，国家法制相对还不完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但是英国人逐渐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民主制度，来协调制衡各个集团的利益矛盾，以保障社会稳步向前发展，最终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至于某些人希望用道德来感化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笔者倒还没有在历史上找到过成功的范例。

4。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最合理最稳固的结构模式就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非常富裕的与非常贫困的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体。至于贫困的小部分人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他们的生存。这个模式将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二十年社会发展的目标。

第二篇：中国的社会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由于人治社会制度下的长期腐败，大量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而且被人为的掩盖、压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导下，这些矛盾经过长期的演化、积聚，已演变为不可调和的社会对立和对抗。

贫富不均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矛盾的核心。社会越是发展，贫富不均的矛盾越是突出，老百姓越是不满。由于贫富的矛盾长期恶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和动荡。老百姓要求平等的呼声不绝，且日益高涨；老百姓对抗官员和地方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并有蔓延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不尽快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一旦发生社会危机，老百姓长期被压制的情绪很有突然爆发

在送旧迎新之际，人们不得不去注意在2004年充分暴露出来的目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两大互相矛盾的大趋势。第一大趋势可以领袖外交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为标志，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迅速崛起。第二大趋势可以频繁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为标志，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就要爆发的阶段。

这两大趋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着中国的发展，如果这对矛盾处理得不好，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问题。

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是很显然的。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迅速把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而且在近年开始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等等构成了初生的和平崛起理论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的内部发展是可持续的，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这点是很少有人会怀疑的。

但问题就可能出在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近年来，内部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大趋势就是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差异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边界。外部改革有国际压力

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像很多人所期望的，成为一个多元社会，而是迅速向高度分化的方向发展。各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利益协调机制，互相缺少信任感。而政府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也在迅速下降。结果就是不同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

为什么这两大趋势能够平衡发展？这就涉及到外部改革与内部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主题。但是，总体上看，对外开放远远走在对内改革的前面。或者说，内部改革远远落后于外部开放。

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改革模式有关。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基本上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努力在既得利益的外围发展出新的利益。很显然，内部改革要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外部改革就比较容易。就是说，产生新利益比改革即得利益要容易。

外部改革进展迅速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部的压力比内部压力要大得多。外部压力呈现为高度的组织化，可以说是外部众多主权国家对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压力。这有其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方面。

所以，中国已经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中国在投资、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方面远远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即使在法制改革方面，一般认为比较困难，因为它涉及到内部利益，但在与外部开放有关的法律改革方面，中国显然也是走在前列的。外部改革的成功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吸引外资，促进贸易。相比之下，内部改革方面相当不尽人意。在法制方面，尽管有各种法律的出台，但国家并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党政干部的腐败仍旧严重。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府本身的社会调节功能不足，不能控制社会的高度分化。

政治改革上更是没有什么大进步。执政党调整了社会阶级基础，为新兴阶级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化，并修正宪法，从法律上保护私有财产。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把原来的工人农民阶层异化在体制之外，因为这些阶层并没有任何有效的管道来参与政治。内改的可持续性亟需重视

内部改革的不足本来就已经产生诸多消极的结果。外部改革的领先更是既存的问题雪上加霜。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外部改革的好处往往流向很少一部分人。今天的全球化尤其如此，因为全球化的主动力乃是国际大公司和各国政府。

第二，全球化倾向于破坏原来存在的社会保护机制和网络，对原来受这些网络保护的社会成员构成了威胁。这是西方各国强大的反全球化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这两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多数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政府具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和国际接轨。

但全球化的所有负面效应都是要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中农民并没有任何发言权，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影响必须由农民来承担和消化。更为严重的是，很多社会成员本来就不受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现在他们更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部的威胁下了。

人们本来希望外部改革产生新的利益，而这些新利益能够继续推动改革，克服传统利益的改革阻力。但事情并非如此。新生利益马上成为了既得利益，反而成了继续改革的巨大阻力。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新利益往往和各级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通过各种管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简直就是这些新利益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令人怀疑了。外部开放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性。唯一的途径就是加速内部改革，从而达到内外部改革的协调发展。如果内部改革持续滞后，外部开放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如果内部发展不能持续，外部开放也立即会成为空中楼阁可能被点燃，社会矛盾随之爆发。

第三篇：中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中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官民矛盾 什么阶级斗争，什么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意义。有意义只是一种矛盾，那就是延绵中国千年不绝的官与民的矛盾。庞大的官僚集团与芸芸众生之间的利益之争，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历史。

案例1

河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孙秀奇因犯贪污罪、受贿罪，今天被滑县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对其受贿、贪污的赃款259200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

另据纪检部门查明，孙秀奇还长期包养情妇。1994年12月至2001年4月，他婚外与一社会无业女青年先后在安阳、郑州、林州等地长期姘居，并于1999年2月在郑州生下一男孩，2000年12月又在安阳生下一女孩。经公安部门DNA鉴定，这两个孩子均属孙秀奇的亲子。

孙秀奇案在进入司法程序期间，有关部门已分别开除其党籍和公职。中共安阳市委曾就孙秀奇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向全市发出通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吸取教训，经得起权力、金钱、女色的考验，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的侵蚀。

案例2

李某某，现年42岁，大专学历，多年前就在郑州烟草

系统工作，为一位领导开车。后来被提拔为郑州市烟草局机关服务中心司机班班长，负责单位内车辆维修以及更换车上装具。

据知情人透露，李某案发，源于一次“偶然”。

2011年，侦查部门在调查另外一宗腐败案时，审计牵出了郑州市一家汽车修理厂，发现了烟草局车辆的非正常维修款。侦查部门深挖之下，李某罪行败露。

2011年10月24日，李某被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控制。在反贪局，李某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侦查人员统计，自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仅李某贪污的款项就多达100余万元，同时，还受贿9万余元。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结案，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5年半。

案例3某超市工作人员金某、某旅店工作人员刘某到某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办理食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业务。在申办超市营业执照过程中，申办人刘某对工商业务不太熟悉，李某在受理中对申办人爱理不理，很不耐烦。之后，由于刘某在登记书上填写项目不全，李某爆出了“你填的什么东西”、“不要把公务员当成受气包”等不当言论，引起当事人的争辩和反感。

事情发生后，市工商局和开发区分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组成专班，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在明确事实及相关责任的基础上，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对当事人李某作出严肃

处理：写出书面检讨，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待岗一个月并扣除当月绩效奖金；调离窗口单位；在全市工商系统予以通报批评。

案例4

某县

第四篇：浅谈当今中国形势

浅谈当今中国形势

摘要：2012年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将承接2011年出现的新态势向前发展。全球经济发展依旧困难重重，美欧等西方家金融经济危机的政治社会效应更趋突出；中东地区动荡呈长期化趋势；美国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导致亚太地区格局重组加速；国际规制将进一步变革重塑，中国扩大参与规制重建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紧迫性将进一步上升，与外部世界互动不断面临新情况和新挑战。关键词：国际形势国内发展未来道路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大国，一个国际地位逐步提高的政治强国。然而它又是一个拥有拥有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一个建国不满百年的新生国家，一个面临严峻考验的发展中国家。是的，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深深地骄傲和自豪。同时，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关注国家发展态势又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我想从我个人视角来看我们伟大国家的形势。

一、中国的国际关系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确实比较复杂。在西太平洋地区以美国为首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加上有分裂危险的台湾地区，或明或暗无不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在军事、经济等战略上时刻企图遏制中国；欧洲北约国家的价值观、文化与美国相同，他们的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虽然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主张与中国正常交往，但媒体、政客敌视中国的言论很有市场；俄罗斯在西

方国家的步步紧逼下自身难保，且对中国心存疑虑的大有人在，像梅、普这样对中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有清醒认识的政治家不多；缅甸、伊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现有盟友自身问题太多，对抗西方的能力太弱，根本不可能与中国形成强有力的同盟。所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并不乐观。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敌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与我们意识形态方面差异引起的矛盾，让我国必须谨慎处理国际关系。必须以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去面对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同时也必须做好警惕，把握好底线，做到在国际交往中不卑不亢。

二、国内发展

在分析完严峻的国际形势后，再看看当今我国的国内发展。至于国内发展我国可以说是既面临着机遇，又面临着挑战。

经济建设“安宁期”。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趋好，是中国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的一大有利条件。同时我国经济结构不断成熟。高新技术的迅速商业化将不断开拓出超人意料的世界新兴市场并激发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在科学技术不断快速发展的浪潮中，针对处在突破边缘的科技领域，中国只要选择几个我们确实有优势、影响面相当广，而且带动力量相当强的领域，比如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命科学，力求重点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实现跨越发展。

资源优势的“成长期”，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当中国真正提高人口素质，着眼于人才向世界市场输出，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

中华文化的“拓展期”，21 世纪，不是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代替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这个趋势中，渊源深厚、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

当然我国又面临着诸多的挑战。目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物价无节制上涨，房价一路攀升，让百姓不堪重负。同时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再者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 24%，在世界 50 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 24 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 60―70%。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 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 62.3%，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每县平均负债约400 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 20 多万元，全国贫困县 592 个。而且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

三、未来发展道路

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在国际交往方面首先要准确分析和判断目前世界经济的整体状况及其未来发展方向，防止出现指导思想上的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其次，要坚持以我为中心，一切以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出发点，防止盲目跟风。再次，应利用当前的时机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进而国际政治秩序和制度的民主化、合理化进程。

在国内发展中，首先是在经济上，要加快产业化转型，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当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兼顾环境资源问题，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增强科技创新，缩短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差。在政治体制上，一方面，完善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适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力制约体制，加大政治透明度。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到进一步加大国民素质的提高，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大国”。在文化发展方面，不仅要做到，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更要将文化发展为一种产业，在弘扬的同时，促进我国经济法发展。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有义务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参考文献：

李稻葵。2010年国际战略与交全走势分新。《经济展望》2009年 第9期

高祖贵。我军国际形象建构的现实要求。《和平与发展》2012年 第1期

王建军。长三角地区港口经济运行2011年回顾及2012年展望。《军事记者》2012年 第2期

王明志，范剑文。2010-1-1务实宣传 创新求进 努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集装箱化》2012年 第3期

一、经济建设的“安宁期” ：在可预见的未来，除台湾问题外，很难 有别的事态能把中国卷入战争状态，从而中断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中国和周 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趋好，是中国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的一大有利条件。新 世纪开始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将重点转到经济合作上来。

二、战略地位的“孕育期” ：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97983 亿 元 约合 6.04 万亿美元，贸易进出口额会达到 1 万亿美元，均占届时世界该两 个总额的 5％以上，而且我国的经济依然在告诉增长，年平均增长达 9%以上，成为世界经济主要的增长引擎。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世 界经济大国的两个条件都具备，成为多极世界经济中的新的一极。

三、加速腾飞的“推进期” ： 未来一二十年，高新技术的迅速商业化将 不断开拓出超人意料的世界新兴市场并激发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也给我国的 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推动。在科学技术不断快速发展的浪潮中，针对处在突破边缘的科技领域，中国只要选择几个我们确实有优势、影响面相 当广，而且带动力量相当强的领域，比如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命科学，力求 重点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实现跨越发展。

四、经济结构的“成熟期” ： 整个来看发达国家现在都处于调整产业结 构的过程中，都力求在不断产业输出中占领先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将制 造业向外输出和转移，有利于我国的产业不断升级，对我国人才的培养和制造 装备业来说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五、“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 ： 加入 WTO，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 作和竞争创造了机遇。“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随 着海尔、华为、联想等国内一大批先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选择走向国际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从现在的国际形势看，“走出去” 战略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六、制度创新的“突破期”：目前改革攻坚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胶着”状态。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我们不仅要解决尚未解决的体制和 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还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 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完善法制，推动向服务型 政府的转型。

七、资源优势的“成长期” ： 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 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王文元认为，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 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 13 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 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如果着眼于人才向世界 市场输出，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 13 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 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如果着眼于人才向世界 市场输出，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

八、中华文化的“拓展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陈德照分析，21 世纪，不是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代替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这个趋势中，渊源深厚的中华文化将迎来新 的发展高峰。

第五篇：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大调解”网络格局

天门乡社会矛盾“大调解”办公室编

二零一四年三月

社会矛盾“大调解”网络格局

天门乡构建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又一重要举措。我们建立了“三纵三横”的大调解工作格局，“三纵”：既在全乡建立由党委政府领导亲自挂帅纵向到底的垂直领导，实现自上而下的垂直联动；完善由司法所牵头，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参与的人民调解体系，实现调解工作范围的延伸。加强综治维稳机构对村屯工作站组的管理，健全不稳定因素的排查预报机制；“三横”:既在乡、村、屯搭建三级调解工作平台。在乡一级设立综合调处中心，实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有效衔接与互动；村级设立调解委员会、综治维稳工作站、警务工作室，完善了基层综治维稳调解工作联动机制；自然屯设立调解、治保、排查三位一体的综治维稳民调小组，延伸了综治维稳调解工作触角。目前，全乡有调处中心1个，乡级人民调解委员会1个，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12个，村级警务工作室12个，村级综治维稳工作站12个，综治维稳民调小组51个，调解人员101名，维稳信息员51人。

天门乡大调解其“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网络格局，有效地调解民间纠纷，解决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问题，充分发挥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调解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创新，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矛盾“大调解”体系，实现“大调解保大稳定，大稳定促大发展”的工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