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国际关系与传播学的论文题目及摘要
1.中国-东盟与东亚地区合作
2.国家治理体系的跨国学习
3.如何拓展非洲石油市场
4.钓鱼岛争端的中日美博弈
王广涛（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研究生）：日本学术界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评述 秦立志（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立场分析 游 博（东南大学军事教研室副教授）：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
5.中国民众看恐怖主义
6.“走出去”背景下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
7.两个甲午年：中日关系百年之国内舆论环境变迁
8.美国政治发展：历史、制度、现实 付 舒（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美国政治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启示
张春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生）：美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工业化，再调控，再分配（1870-2010年）
9.兼具“中国特色、普遍性”的话语权建设
（一）周志发（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罗尔斯“正义论”正义论的批评与重建
徐振伟（南开大学周恩来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全球对转基因的争论及中国的对策 温国砫（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社会学理论的重建——基于试错权作为母权论与相互赋权论
10.冷战后美国亚太同盟与中国战略安全
马 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11.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型
程 玉（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教授）：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研究
Imran Ali（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留学博士生）：亚洲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进展
魏志江（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共享安全的历史和政治哲学基础
12.兼具“中国特色、普遍性”的话语权建设
（二）周志发（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与罗斯福新政比较研究 吴志焜（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自我”与“他者”语境
13.地方治理创新的跨区域学习
14.Web2.0时代：互联网媒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研究
15.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
16.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能力变迁
17.实验方法与中国国际关系
18.网络政治与公共舆论
19.环境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政治”——what can be done?
20.安全理论与亚太实践：薛定谔猫态与范式转换 韩 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对自由主义商业和平理论的重新评估和建构
张春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生）：重新思考中国核战略的逻辑，1950-2013 刘 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关于中国联盟战略的可行性研究——战略文化和历史记忆的视角
21.民主治理：理论与实践
22.冷战后日本社会变迁与中日关系
孙绍红（国防大学博士）：冷战后防卫势力的提升与中日关系
张 磊（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硕士研究生）：从“破冰首相”到“麻烦制造者”——安倍晋三两度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对华政策的转变与原因探析
23.日本军事战略调整及中国应对之策
24.主场外交：如何外交？
25.乌克兰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I）
26.乌克兰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II）
27.百年大国资源关系：历史反思与现状考察 王海滨（中化集团高级经济师）：建构新型大国资源关系：必要性、理念及路径
28.环境政治博弈：国内状况与国际经验 29.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黄一玲（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
王江昊（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因素
王英良（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利好与挑战
周云亨（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与中国海权发展
30.当代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
31.周边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转型（I）
32.周边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转型（II）
33.印度洋开放性研究——兼论中国印度洋战略
34.共享安全：东亚传统的国际安全体制理论与实践
庞加欣：中国先秦典籍中的非传统安全思想
谢金凤：东盟国家治理雾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魏志江：评日本学者入江启四郎著《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国际法理论》
35.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与应用 36.公共外交与东亚秩序
37.反思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理论观点与战略选择
38.现实主义在21世纪的新解释与新运用
39.中日安全关系分析
孙绍红（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讲师）：日本防卫战略及其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分析
张淳理（台湾大仁科技大学，副教授）：国际关系之策略趋势—以钓鱼台为模型分析
40.国际形势与中国的战略构想
41.小国对大国的外交战略选择
42.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I）
43.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II）
主持人：余 丽（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
44.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变迁
王 铭（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从白江口之战到甲午战争：日本挑战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逻辑
孟维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博士生）：古代东亚国家间关系——比较研究的视角
45.“正常国家化”背景下日本内外政策新动向 张晓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问题和未来走向
常思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日本“战略性外交”体系中的日本与东南亚关系
代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日本总体保守化背景下的文化民族主义
吴 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近代日本右翼谱系的建构 李若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日本“正常国家化”政策背景下的自公两党合作
周晓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后）：“安倍经济学”背景下日本综合会社的对外投资
46.日本海洋战略与国际形势
主持人：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日本海洋战略与日美同盟
张 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从“岛国”到海洋国家：日本海洋战略的历程和特征
庞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日本海洋战略实行中的岛礁争夺和资源争端
47.乌克兰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II）
48.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I）
陈定定（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管理系）：中美是否能构建G2 张春满（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亚洲新秩序
王梓元（伦敦经济学院博士生）：如何思考大国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微观基础——兼论美国近期对俄与对华态度上的反差”
王 毅（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以中国智慧引领东亚地区大国博弈
49.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II）
50.俄罗斯海权战略与中俄海上安全合作
51.2014年的中东，停滞还是突破？
52.美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
53.丝路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新疆安全治理研究
54.南海破局：维权还是维稳
55.阿富汗问题的大国博弈：历史和现实
56.中国如何打造战略支点国家
57.语言与国际关系研究：理论与实践
58.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
59.中国政治研究：议题、方法与体系
张春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协商民主、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对上海的实证研究
60.文化与中国外交
61.大选后的印度外交：延续与变革
62.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与稳定
63.省级政治经济生态探析
64.新冷战？——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新变化
二、已收到的圆桌论坛申请
1.跨国公司与公共外交（1、2）
3.中国外交的估价与前瞻 国家形象认知差异的传播学解读——以转型期中国为例 【摘要】 国内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缘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前人研究多是从对外宣传和媒体战略的角度进行政治意义上的诠释,或是运用定量、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国外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定位。然而,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国家形象认知的差异进行解读的尚未见到,从形象认知的角度,运用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解读国内外民众对于中国形象认知的差异,以厘清转型期中国社会现状下形象传播的困境,为形象传播的更深入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网络公共外交:基于两种研究视角的分析 【摘要】 网络公共外交作为信息时代公共外交的新形式,其出现与发展既有以互联网为里程碑的传播技术的推动作用,也离不开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支持。网络公共外交使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从“理论”走向“现实”,促成了由政府权威“独白”到对话与合作这种沟通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网络及网络管理成为影响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而网络公共外交也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网络公共外交对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具有重要作用。更多还原
传播学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摘要】 国家形象是指国际社会公众对一个国家的有形表象、精神内涵和国家行为及其结果的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是一国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国家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占据主动,实现国家利益。因此,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国际社会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而国际传播也正是凭借着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和主要力量,于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学科——国家形象传播的研究便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合作日益频繁。但由于传统上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外部世界对当前中国的兴起怀有疑虑,加之我们不善于充分的解释和表达自己,中国的国家形象时常被严重歪曲、误读甚至被“妖魔化”。这势必会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关注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以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传播学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进行充分的研究,并从国家形象与国家形象传播理论的概念界定、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家形象传播的一般关系分析、从国家形象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这三个方面入手对国家形象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从传播模式看21世纪公共外交研究的学术路径
【摘要】 目前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两个研究视角切入。这两个研究视角各有不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切入,比较容易理解公共外交的政治属性,掌握公共外交在一个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也比较容易理解公共外交的制度史和机制建设。
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
【摘要】 电视作为覆盖面最广、渗透力最强、传播效率最高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 ,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软环境” ,正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作用。在跨国传播中 ,对受众的“现实观”真正起到“培养”作用 ,形成“社会倾向”并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 ,是那些与强势经济、强势政治紧密相连的强势文化。因此 ,建立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全球传播视野和国家安全高度的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理论 ,不仅为电视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 ,而且为国际关系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更多还原
国际关系视野下的公众舆论 【摘要】 <正>对舆论与外交政策互动关系的研究,是新闻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的重要内容。然而,基于不同的学理逻辑与史实侧重,各学派之间见仁见智,分歧很大。本文主要探究国际关系视野下,公众舆论的概念、特征与分类。、【关键词】 公众舆论； 外交政策； 舆论定义； 利益集团； 国际关系学； 自由主义； 意见； 民意测验； 媒体； 互动关系；
电视传播如何影响国际关系——一个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国际传播视角下的中国软权力研究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发展，国际社会的组织性与制度性不断强化，相互依赖程度逐步加深，国际传播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国际传播与软权力存在内在逻辑，国际传播是软权力生成与提升的主要路径。在国际传播与软权力的内在关系中，信息交流与影响力、国家形象与吸引力、国家身份与认同力是逻辑建构进程中的三大要件。国际传播通过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形成影响力，构成国家软权力的基础；国际传播通过信息的传播与控制塑造国家的国际形象，提升形象的吸引力；国际传播通过信息的传播与互动建构国家的国际身份，塑造身份的认同力。信息交流、国家形象、国家身份三者是层次递进关系，信息交流是国际传播作用力发挥的基础，是国家形象塑造与国家身份建构的重要推动力。在信息交流与影响力的评估中，中国国际传播在通讯社、国际广播、印刷媒介、卫星电视、互联网络等方面得到了长足有效地发展，传播媒介的数量逐步增多，内容不断丰富，功能逐步拓展。同时，中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发展不足，在国际社会缺乏公信力，对外传播信息的转引率较低。在国家形象与吸引力的评估中，中国国家形象的生成正经历着自身国家形象建构与西方主流媒体塑造的博弈。中国积极国家形象的塑造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吸引力。同时，中国国家形象的吸引力面临着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缓慢的现状与欧美国家舆论强烈压制的现实，深受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在国家身份与认同力的评估中，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经历了从国际体系的局外者到国际体系内部身份积极建构的过程。中国正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文化和信息，建构国家身份在国际社会的正向认同。同时，中国国际传播实力不强，难以将中国的文化传播给国际社会，欧美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和国际传播实力，积极塑造国际文化，迫使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难度系数增大。中国软权力弱式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交流与影响力的制约、国家形象与吸引力的不足、国家身份认同的文化影响。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语言因素、国际传播的硬性与软性因素制约了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的发展；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传媒实力的不强、国家发展存在的问题、国家间利益的冲突等因素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吸引力的提升；在国家身份的建构中，文化发展的局限性、文化传播和国际化进程的有限性阻碍了中国国家身份认同力的建构。中国软权力的建构要遵循国内发展与国外投射相结合的原则，即中国软权力的建构要以国内的发展为根基，发挥对外的软性作用力。中国软权力的建构要遵循着硬权力与软权力相结合的原则，即坚持硬权力的基础性作用，注重硬权力与软权力建设的同步性，强化硬权力与软权力的良性互动。中国软权力的建构要注重长期性与持续性，即软权力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并不能立竿见影，而是需要国家长时期、持续性地投入。大众传播媒介是信息交流的重要载体，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信息传递给国际社会，建构国家的软权力。中国软权力的建构要以信息交流与影响力为基础，以国家形象与吸引力和国家身份与认同力为路径，建构国际传播与软权力的内在逻辑，强化国家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建构正向的国家身份，提升影响力、吸引力、认同力，进而提升中国软权力。
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社会的舆论共识动员
【摘要】 本报告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论题。在过去的10多年中,日本思想舆论界已就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议题,完成了全社会的舆论“共识动员”。在此动员过程中, 公众意见领袖借助媒体不仅实现了“普通国家”的议题建构,还确立了国民内部对华认知上的广泛共识。本报告将分析的触角深入到日本的社会传播领域,借助传播学的“议题管理与造势理论”、社会学的“资源动员理论”以及国际政治学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试图探讨这一极富
媒介、意识形态与国际传播
【摘要】 本论文共分四部分，以传播学的媒介控制理论以及国际关系学建构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以2003-2005年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为研究平台，分析美国媒体对此事件负面报道的理论根源和规律。第一部分是全文的起点和铺垫，简要介绍了国际传播的概念和特点，及媒体在此语境中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然后回顾了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以及美国公众舆论对华态度的发展变化，并继而提出了美国媒体对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报道欠公正的核心议题。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阐述了传播学的媒介控制理论，并把国际关系学建构主义理论引入其中，从两个维度阐释了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中美国媒体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左右着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美国媒体的报道反过来又持续建构着美国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第三部分是案例考量，也是本文的核心。首先回顾了香港问题的政治、历史背景。其次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阐述了媒体取舍的依据和标准，以及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全球化时代公共外交中的国家领导人品牌构建研究
【摘要】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往来日益频繁，各国公众作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参与者，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而外交的公开化、大众化成为了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也正是公共外交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要求。而依托于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兴起的公民外交，是公共外交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使得公民可以作为实施主体针对他国公众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融入国际公民社会的同时，通过组织或个人的品牌构建来塑造国家形象，进而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而国家领导人，作为最为特殊的一类公民，他们既是普通公民之一，同时也因其岗位职责的特殊性而代表着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国家领导人品牌构建研究的重要性也因此体现出来。本文研究的主题“国家领导人品牌”在国内外的学术领域是比较新的概念，与其相近的概念有国家领导人形象、国家领导人媒介形象等。本文尝试对“国家领导人品牌”这个概念进行界定，并将其构建放在公共外交和整体外交体系下进行研究，具有完善公共外交的理论体系、补充政治传播学及个人品牌相关理论的理论意义，以及塑造国家形象并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意义。本文系统整理并回顾了公共外交、品牌、国家品牌及个人品牌的相关理论，在借鉴企业品牌、国家品牌、个人品牌的构建理论及政治营销学模型的基础上，试图完整构建“国家领导人品牌”的分析框架，分析其构建的制约因子及影响作用。本文在案例研究部分选取了中美两国的实践案例进行对比研究。中国方面选取了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全球化时代后的近期代表人物温家宝总理进行其品牌构建的系统研究，美国方面则选取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位美国国家领导人的案例进行品牌构建的多面研究，经过中美国家领导人品牌构建在政治、经济、文化角度的对比对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品牌构建提出政策建议。随着全球化时代各国对公共外交的愈加重视及“魅力外交”时代的到来，国家领导人品牌构建的研究将会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国家话语权的提升以及国家文化传播起到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媒介安全论：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
【摘要】 摘要21世纪,“安全”成为全球化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非传统安全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转而关注“人的安全”,特别是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世界各国对打击恐怖主义、实现环境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高度重视。大众传媒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传播通讯工具,在非传统安全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本文的切入点。针对安全的时代命题,本文提出了媒介安全的论点。媒介安全是运用大众传媒战胜恐怖、恐慌和恐惧的非传统安全,分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群体安全三个层面。安全是大众传媒的现代功能,大众传媒可以让社会更安全。论文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对安全和非传传统安全的跨学科研究着手,论述了传播学从拉斯韦尔、李普曼、施拉姆等早期学者到最近的阿什德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运用了议程设定、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框架理论等多种传播理论,梳理了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研究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与学科脉络。通过默顿大众传播“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理论,论证了大众传播传统四大功能(监测、协调、教育、娱乐)中的“隐性”功能——安全,并使之显性化,同时论证了安全作为现代功能,独立于传统四大功能的特征。沿着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方向,论证了媒介安全的基础是媒介安全话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安全的数学模型,媒介安全是一种介于媒介恐慌和媒介失语之间的动态安全,并通过1151份中国大学生问卷和122份美国大学生问卷,比较了在大学生眼中,中美媒介安全的异同及各自特征。美国的媒介安全更需要防范媒介恐慌,而中国媒介安全的不足在于媒介失语。最后,根据我国媒介安全的现状,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媒介安全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媒介安全特点,提出了发展、完善我国媒介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公共外交、媒体与战争 【摘要】 以美国政府在阿富汗战争前的公共外交为例,分析媒体公共外交与国家意图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结合国际政治传播学、传播心理学为分析国家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最后,强调了在新时期,提高国家声誉,重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
论中国传媒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
【摘要】 1990年，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从此“软实力”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研究与应用的一个热门词汇。如今，传媒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国家软实力构建层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传媒在提升国家软实力过程中，利用提供消息、影响舆论、设置议程、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使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得到国际的理解和认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传媒通过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思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来获得外国民众支持，从而提升国家软实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传媒全面走向市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传播竞争。我国传媒在推广传统文化，传播国家政治、外交理念，赢得国际社会理解与支持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事件新闻传播研究
【摘要】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恐怖主义这一古老和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现象日益成为突出的全球公害。在已有的恐怖主义问题研究视野中，专家学者大多把恐怖主义放在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较为宏观的框架中研究分析，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发现了大众传媒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当代恐怖主义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从较为微观的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分析恐怖主义事件成为可能。随着新世纪破坏程度空前的美国“9·11”事件的爆发，“恐怖主义”课题研究的价值得到凸现。既然媒体与恐怖主义关系如此密切，那么，恐怖主义为什么会受到大众传媒的青睐?它又是如何报道传播的?对受众有什么影响?它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对于这些现实问题的回答，使得我们有必要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恐怖主义”事件作一番检视及研究。本文力图从恐怖主义事件的新闻价值、传媒议程设置、受众分析等新闻传播学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即研究分析“恐怖主义事件”的“新闻传播”规律。
冷战时期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 【摘要】 总结近代以来中国人认识与探索美国的历程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1949年至1988年,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国际格局到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形象也曾经历戏剧性的变化。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本文将以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为切入点展开分析,由此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民众对美国的认知状况,并折射出冷战这个国际大环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媒体的社会功能进行探讨。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国家形象相关概念与理论的介绍。本章第一部分概要论述了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功用与特点,并以中美两国为例,说明在冷战的背景下,国家形象如何被建构。本章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传媒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以美国为重点考察了冷战时期传媒的宣传效用,并论及中国传播体制的特点及其对塑造美国国家形象的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在整理原始报刊资料的基础上勾勒出冷战时期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这种归纳以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分界点,分两个阶段进行描述。第二章描绘的是1949年—1972年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分别按照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形象、国际领域中的美国形象和国内领域中的美国形象三个方面进行梳理。第三章描绘的是1972年—1988年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也依次分为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形象、国际领域中的美国形象和国内领域中的美国形象三大部分。鉴于《人民日报》的权威性与代表性,这两章内容的写作主要以《人民日报》作为原始资料的来源,通过整理与归纳,力图再现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媒体所塑造的美国形象的概貌,也直观地展现出美国形象发生的一些变化。第四章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冷战时期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进行分析。为了清楚地提示中国媒体如何塑造美国形象,本章借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的对美报道作进一步的研究,在统计、分析抽取样本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冷战时期中国媒体对美国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从全盘否定到日益客观和全面的发展趋势。此外,本章对引起美国形象变化的背景因素也作以阐释,主要从中美关系、中国国家发展进程以及中国传媒体制这三方面论述了国际、国内因素对中国媒体塑造美国形象的影响。
多语传播与国际融合：从中央电视台多语频道探讨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 【摘要】 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与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大众媒体的对外传播是一个国家推进其国际化进程、树立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纵观这些年来各国媒体为了维护经济、战争等等国家利益而展开的无硝烟的战争，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传媒之剑的威力。相比西方传媒在国际舆论上的霸权地位，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在这些年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篇论文主要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入手，从符号学、社会学、文化学、国际关系以及传播学等多个纬度探讨目前我国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对外传播的状况及发展对策。本文以中央电视台CCTV-
4、CCTV-9以及CCTV-E&F三个对外频道切入，全面分析了我国中文国际、英语和西班牙语法语这三个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的受众而开设的对外传播的电视频道在节目样态、传播效果及影响力等多方面的优势与不足。是目前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研究中较早地从汉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这4个国际影响力和覆盖面都很广的语言入手来系统而全面地对我国国际传播的现状进行认真分析和综合考量的课题。这对于我国媒体传播力的增强和国家形象的推广是一个有益地尝试。通过大量的数据与理论分析后，本文认为，中国要想真正在世界拥有自己的地位，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强大以外，加强自身媒体建设，充分发挥我国对外媒体的优势从而增强我们的“软实力”也是势在必行的。近十年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今后，我们应该在对外传播机制、传播策略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从而实现文化强国、媒体强国的目标。全篇文章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主要概述了中央电视台3个多语频道现状以及我国多语媒体对外传播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中央电视台3个多语频道的样态分析，分别从频道功能和节目样态入手对CCTV-
4、CCTV-9和CCTV-E&F进行了实证统计和分析，是目前国内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实务操作层面分析对外传播的文章；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央电视台多语传播的实际效果，分别从传播学、符号学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多语传播与“编码、解码”、“国家代码”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跨文化沟通方面的关系；第四部分则先从CNN以及韩剧的成功传播入手，探讨国外媒体对外传播的成功示范以及对我国传媒的思考；最后一部分结语是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探讨，主要从政府政策扶植、新闻管理机制等多个方面探讨我国媒体的发展。
数字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文化与艺术转型 【摘要】 <正>针对日益翻新出巧的数字新媒体现象,学界的研究路径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条,即社会科学理路和人文艺术学理路。就社会科学而言,新媒体研究引入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方法,更有法律、国际关系等学科的辅佐;就人文艺术学而言,新媒体研究借鉴文学、语言学、艺术史学、视觉文化研究等学科的方法,更与影视艺术、新媒介环境下对民族主义的舆论引导。【摘要】 民族主义是每个国家与民族的人民所共有的情绪,尽管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每个国家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都会把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国外对中国的崛起发表了一些偏激的言论等,更加刺激了民族主义的高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微博、手机报等新兴媒介也加速了民族主义的传播,甚至加剧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传播学理论,在新媒介环境下有效地对民族主义进行舆论引导已成为重要的课题。更多还原
软传播对国家认同影响研究
【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文化交流与冲突使民族国家的认同面临危机。每个国家都不断地在国际和国内双重背景下积极寻找着本国的定位,国家需要借助某种手段来明确并深化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国家认同的形成影响因素各家观点皆有不同,得到普遍认可的能够影响国家认同的三大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文化传承因素、族群因素。大众媒介功能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上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软传播作为大众媒介的组成部份,不仅具有这种影响力,且根据软传播的润物无声的特征更有利于通过大众媒介理论起作用。因此,国家可以利用软传播通过制度、文化、族群间接影响国家认同的形成。本文选取软传播为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视角,正是看中了它与制度、文化、族群的紧密关系,以及在影响国家认同形成演变过程中润物无声、含蓄内敛、贴近民众等优势。实际上,许多国家已经在利用软传巩固本国认同、影响他国认同,但在学界鲜有针对软传影响国家认同问题进行的系统论述。因此,论文试图通过总结归纳国内外以往的经验,分别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族群层面解析软传播的影响方式及效用。比如分析软传播怎样发掘隐含的民意对制度执行监督,并利用其“安全阀”作用及时释放社会上的对抗情绪,从而巩固国家认同；怎样运用软传播丰富传播形式成为传承文化魅力的最佳平台,并开展国民媒介教育抵抗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消极影响；怎样软化族群小型社会的封闭性,及抵消强势传播造成多重认同冲突的风险等问题。并希望可以通过论文细致分析、详细论述,为政府能够更好地利用软传播巩固国家认同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基于共主体营销话语的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研究 【副题名】以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为例 【摘要】 国家形象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体现了本国国民和外国民众对一国的认同程度,是一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标识。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中国崛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主体国家形象话语及全球文化嵌入效应和机理研究”(批准号71172121)与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增强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研究”(批准号L10BGJ006)的组成部分,本研究引入共主体营销话语理论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营销课题进行研究,指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体间概念,是多个共主体建构和塑造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国家形象建构体系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主体建构体系,不利于发挥共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造成了良好的中国形象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笔者提出建立多个共主体平等参与的社会网络互嵌的共主体构建体系,对国家之外的其他共主体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强调,重点研究了电影作为共主体在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营销中的地位和作用。电影可以突破时空的阻隔,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影像话语,可以潜移默化地柔性塑造国际形象,成为塑造和营销国家形象的共主体。笔者尝试从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电影的共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本研究以历届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国产电影作为研究样本,结合营销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电影学等多学科理论的相关论述,分析了国产电影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状况与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中国电影塑造和营销国家形象的共主体营销话语践行进行了探讨。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文章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共主体营销话语下国家形象的营销和塑造的理论分析,对国家形象的概念、共主体营销话语的内涵做了界定；第二部分论述了电影作为塑造和营销国家形象的主体地位进行了专门分析,强调了电影作为共主体的重要性；第三部分以四大电影节获奖的国产电影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当前中国电影在塑造国家形象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对中国电影的共主体营销话语的践行进行了探讨,得出了国家形象的建构需要嵌入共主体营销网络这一核心结论,并对中国电影的责任和使命、对海外营销策略,以及其他共主体应发挥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二篇：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论文
国际贸易的发展及中国的对外贸易
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目前贸易全球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总的来讲，国际贸易的发展的实质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过程。
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有许多。主要的有：
（一）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转。世界贸易组织是独立于联合国的负责管理监督全球贸易秩序，协调贸易关系、制定贸易政策的一个永久性国际经济组织，为今后的全球贸易提供最基本的规则，负责实施多边贸易协议，定期审议各成员的贸易政策，统一处理贸易争端，加强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它不仅强化了关贸总协定原有的规则，管理协调的范围更加广泛，还建立了透明度更大的贸易争端调解机制，可以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意味着世界贸易新格局的形成，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新时代的开始。
（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正式启动。1994年1月1日成立的欧洲经济区，是一个比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更开放的一体化组织。随着欧盟组织的扩大，欧洲各国的竞争实力大为增强，有力地促进区内投资和贸易的发展。1994年12月10日，美洲34个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美洲首脑会议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原则宣言》，确定2005年为谈判达成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最后期限，这标志着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以经济合作为主的新趋势。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区域合作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4年11月在印尼茂物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6届部长级会议和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茂物宣言》，规定了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原则和长远目标，发达成员在2010年以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以前实现这一目标。为了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1995年2月16日，亚太经合组织举行高级官员“特别”会议，讨论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远景，并为今年11月在大阪召开部长级会议和第三届领导人会议准备议事日程，同时起草在2020年以前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行动计划”。
（三）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90年代是以微电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等领域为中心的高新技术、继续加速发展、而且日趋走向实用化、产业化的时代，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化分工的深化，产品质量性能的不断提高，产品种类、规格的不断变化，产品的生产同期将大为缩短。由于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必将促使各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使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和渗透进一步加深，从而推动国际商品范围和贸易量的不断扩大。使商品生产的内容、形式以及组织等方面都将发生变革。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和新技术联在一起，使国际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原材料密度和粗放程度大为减少，而技术、知识密集度却大大提高。由于社会消费需求向多样化发展，通过商品交换，促进行业内部贸易的发展。
（四）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进入90年代后，跨国公司发展尤为迅速，并正在不断改变着世界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格局。全球跨国公司约有1．2万家，控制着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2/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40%。随着生产国际化的新发展，跨国公司将在更大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制成品贸易，特别是高技术贸易和资本货物贸易在跨国公司内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在发达国家的制成品贸易中，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同一行业内部的双向性国际商品流动发展很快，并成为贸易效益的主要来源。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更为困难。为了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为了有利于降低研究、试制、生产成本，扩大市场，实现优势互补，从80年代起，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已开始走向无国界化，但是直到近几年，大企业间缔结国际战略联盟的工作才得到迅速发展。跨国公司联盟可以利用自身和他国的不同优势，通过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共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国际服务贸易蓬勃兴起。进入90年代后，服务贸易正以高于商品贸易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服务化”，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约占3/4的份额。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在电信、数据处理、银行、保险等新兴服务项目中具有明显优势。世界许多国家出于自身的经济安全考虑，对服务贸易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普遍构筑了贸易壁垒，对美国服务贸易的扩大构成强大的威胁，因此，几年前，美国就向关贸总协定提出要求解决服务贸易的问题。乌拉圭回合经过多年的谈判，终于达成服务贸易多边框架协定，规定缔约方所承担的一般义务与纪律，包括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国民待遇、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参与、市场准入、解决争议等条款。服务贸易多边框架的制定，是关贸总协定在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将使缔约方对服务市场的保护与多边谈判，加强人员交往与信息流通，特别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数据处理、咨询、广告等服务行业的贸易逐步自由化，有利于加速国际贸易的发展。
（二）环保产品风靡全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大大增强了世界人民的环保意识，对人类健康无害的绿色食品、绿色冰箱、绿色空调、绿色电脑、绿色汽车等绿色产品的需求量明显上升，从而推动了电器、能源、建筑、石化等工业部门的变革，防治污染、节能、信息服务等将形成一个新兴的庞大产业。北美、西欧的环保技术已占据国际市场的60%，据西方7个工业国的调查，抵制非环保产品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79%，这表明绿色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已占主导地位，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国际贸易发展的总趋势，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影响我国外贸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一）技术创新因素
技术创新是一国出口竞争优势的根本支撑或决定因素。技术创新能通过要素使用的改善、经营成本的节约、原有产品品质的改善和新产品的开发等途径来增强出口产品的优势和相对价格优势，以提高出口的竞争优势。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科技水平的竞争，技术创新构成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基础。
（二）人力资源因素
人力资源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素质，包括各种知识和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竞争的实践过程中，任何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知识型人才和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成为获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人才成为比物资资源、金融资本更为紧缺的资源，成为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毫无疑义，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人口第一大国的人力资本也已成为我国各类战略资源中最具实力的资源，但我国却不是一个人力资本强国，并不具有适合全球化竞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优势，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从数量上说，大量的人力资源处于不得其用的状况；从质量上说，大量的劳动者素质很差。尽管我们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但由于我国人力资本的内在层次还比较低，因此还不具备参与全球化竞争所需要的充分的知识技术资源优势。
（三）国际市场环境
宽松的国际市场环境不但有利于我国产品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发挥，而且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同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差距，促使我们改进并提高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扩大其出口。但目前的国际环境对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提出了挑战。首先是反倾销，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世界上平均每6-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针对中国产品。另外，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技术贸易壁垒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或制定苛刻的技术标准，使外国产品难以进入他们的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虽然不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直接设限，但通过开展绿色认证、征收绿色关税等措施，使进口产品的成本大大增加，进而削弱该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外商直接投资
回顾我国外贸20多年的发展历程，FDI在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FDI在比较优势方面提升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促进了我国的外贸增长。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批准外资企业5089多万个，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大量外资的流入，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短缺，大大改善了我国的资源配置状况，从而使我国已具有的劳动力优势从隐性转为显性，并在出口行业中显现出来，这极大地发挥了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某种层面上提升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而且，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已从原来的封闭式、内向型、极端进口替代开放式、外向型、出口导向转变。这种调整和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贸易战略的调整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增长，而且是我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几点建议：
（一）根据竞争优势理论重构出口竞争力
1.立足比较优势，争取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必须通过竞争优势才能真正实现和维持，竞争优势才是获得利润的真正源泉。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应当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2.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以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优化产业布局、国有资产分布结构和企业结构，使之与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避免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再度发生。
3.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公平待遇，通过有效竞争形成我国产业的自主创新精神，改变那种自主开发创新精神弱、盲目依赖外资的情形。
4.发挥产业聚集效应。重视不同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整合研究，追踪当代世界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以便在结构调整、资产重组和产业发展中，整合出新的效果。
（二）实施人才战略
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新世纪初叶我国经济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今后，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应大力培养精深专业知识与广博相关知识相结合的通才，是具有相当深厚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博学多才和具有一定基础知识前提下的专、精、深。创新能力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不可缺少的一种素质，要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树立人才的国际化观念，用人眼界要进一步由国内转向世界，特别要加大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工作力度，鼓励他们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借脑”“借智”。切实改善国内的用人环境，建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认识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用优秀而品德高尚的人统领时代，用才智双全的人创新发展，这是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实现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三）重视国内需求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容量极大，就目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民实际消费水平看，生活消费正处于急剧扩张期，消费市场的潜力仍然很大，远未饱和；而且，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消费者向其他国家看齐的预期心理日益强烈，尖端而又紧迫的先行需求增长很快。按照波特模式，这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国际竞争力要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目的的大规模生产为后盾。
学院： 机械学院
班级：机自八班
姓名：王国龙
学号：201002070814
第三篇：国际关系论文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针对南海问题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且一以贯之的政策，其在频发迭起的南海争端中实际上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 的态度，在有关岛礁主权归属问题上也更多倾向于表达“不支持任何一方” 这样一种表面上中立实则模糊的立场；而对于中国的主权诉求，则主要是以“中国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总体的战略需求作为衡量标准，事实上采取的是一种时而“消极默认” 时而又“积极抵制” 的所谓“灵活态度”。不过，这种“机会主义” 态度也并非毫无约束，而是始终被规制在来自战略层面的高层设计之内，与美国总体的对外战略需求保持着高度一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演变，美国南海政策指向中的主要战略对手曾先后被确定为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冷战结束之后又将其主要矛头指向了正积极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中国，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尽可能阻止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战略区域，而围绕该海域的任何争端在各个时期的情势发展以及美国据此所采取的政策，都仅仅属于一种具体的战术问题，都不可能与这一总体目标相违背。
2009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频挑事端，致使该地区安全局势急剧升温。在这一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迹象。2009年3月9日，美国防部就“无瑕号” 在南海海域执行搜索监听中国海军潜艇任务时与中国船只发生对峙一事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船只骚扰美国海军在“公海” 执行任务。201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论坛外长会议上明确宣布，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 与“国际利益”，而且大谈在南海问题上反对“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011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对中国在南海地区所谓的“示强行为” 进行“谴责”，主张美国应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直接介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纷争与摩擦。2012年8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南海局势发展中的“对抗性言论、资源开发分歧、胁迫性经济行动，包括使用障碍物阻止进入黄岩岛周边事件不断升级”表示关切，指责中国“提升三沙市行政级别以及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警备区之举有违通过外交合作解决分歧的原则，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2013年7月29日，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声称中国为“改变领土现状”，在钓鱼岛周边及南海“威吓和动用武力”，继续就南海和东海问题向中国施压。
需要指出的是，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并非一项孤立的个体政策，其在结构上从属于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体系，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总体布局。鉴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对于中东地区投入战略性关注而相对忽视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延伸和巩固”，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便致力于修正“布什主义” 的外交理念，并通过积极推行所谓“巧实力”外交实现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诸多突破。
相对于东南亚政策的调整，近年来美国南海政策的策略性导向背后更为宏观的背景在于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亚太“再平衡” 战略。尽管该战略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出于对自身经济竞争力乃至整体国家实力不自信而产生的一种保护性的自然反应，但被普遍认为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最为重要的一次重新定向”。按照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的说法，该战略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塑造亚太地区的行为和游戏规则，保证国际法和惯例得以尊重，商业和航行的自由不被违背，新兴大国同邻国建立信任感，保障通过和平而非威胁或胁迫的手段解决分歧，以此来促进美国的利益”。
从奥巴马政府公开的对外政策宣示来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所谓“国家利益” 集中于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确保南海国际航道的自由与安全通行；二是确保美国油气公司在南海的经济活动不受干扰；三是确保其对该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不受损害。相对于这些显性的具体利益诉求，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背后有着更为隐性的战略利益考量，实际上它既与美国积极“重返东南亚”有关，也与其推进亚太“再平衡” 战略有关，更与其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局谋划有关。
毋庸讳言，南海问题已经成为继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经贸问题之后中美之间争执和博弈的一个新热点，这不仅加重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也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增添了许多新的变数。在围绕南海问题的多方博弈中，对于越南和菲律宾等争端国而言，它们显然希望在争夺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能够更多地如愿以偿，这就必然与中国的利益诉求产生冲突，为此，它们欢迎美国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在本地区的存在，以达到借美国的力量压制中国进而从中获利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要依靠美国来抗衡中国，因为它们在对中国这一强大近邻感到担忧的同时，又都渴望享受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而且，没有哪个国家甘愿成为美国实施其战略的“棋子”。同样，对于美国来说，它之所以介入南海争端，更多的是想利用那些同中国有矛盾的国家来平衡中国，以使自己在同中国的博弈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持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而不希望看到该地区再次陷入冷战式对抗的泥沼，更不会接受被菲律宾、越南等国绑架而同中国走向军事冲突这样的后果。尽管目前美国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获得了暂时的“战略优势”，但这种“优势” 更多的是以刻意掩盖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为前提的，一旦深度介入这一地区，各种矛盾也难免不会随之凸显乃至激化。
对于美国来说，尽管南海争端的任何结果都不会显著增加其国家安全，但它肯定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声望”和“权威”，并努力确保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能够为亚洲提供“可以信赖的美国力量”。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也必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并努力确保未来南海问题的处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
第四篇：国际关系论文
朝鲜半岛核危机与中国的现实选择
摘要：朝鲜半岛形势错综复杂，朝美历史积怨和制度歧见积重难返，双方围绕核问题展开的政治外交手段一度将朝鲜半岛推向战争边缘。中国与朝鲜是邻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朝鲜核问题利益攸关，对待朝鲜计划应有自己的态度，立场与主张，采取自己的政策和做法，对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朝鲜半岛问题 中国政府的立场及战略依据 六方会谈
朝核问题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复杂的热点问题之一，从20 世纪90 年代迄今为止的十几年间，朝核问题波折迭起，危机不断，在经历了种种反复之后，“仿佛又回到了原点”。〔1〕朝美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东北亚的韩日中俄各国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多层次的外交努力，时至今日朝鲜核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东北亚地区出现动荡乃至战争的危险还存在，解决朝鲜核问题需要耐心和智慧。
一、中国政府关于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及战略依据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认为：“国家外交政策应当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也就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2〕中国政府对朝鲜核计划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第一，中国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第二，中国不赞成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4 年朝美签署的核框架协议各方应切实执行。第三，维护核不扩散体制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第四，朝鲜方面的合理关切也应该得到解决。第五，我们希望各方保持冷静，避免采取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第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朝鲜核问题早日解决。
第一，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考虑。首先，从东北亚地区安全考虑，要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就必须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一旦爆发朝美战争，中、美、俄、日、朝、韩都得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卷入其中，东北亚地区就会陷入混乱。稳定对于中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朝鲜半岛是中国东部安全的战略屏障之一，朝鲜半岛有核武器无疑会威胁中国的安全稳定。
第二，从经济利益考虑，朝核问题导致东北亚地区局势动荡，甚至战争，这必然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中国同韩国、日本、朝鲜、俄罗斯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以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朝鲜的核危机，则必然导致东北亚地区局势动荡。会严重危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的经济利益。
第三，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朝鲜半岛是中国制衡美国的战略缓冲地带，是制衡美国遏制围堵中国战略的筹码。倡导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政治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反对在经济上制裁朝鲜，确保朝鲜现政权不被美国颠覆，就可以使朝鲜半岛继续保持制衡美国的战略缓冲地位，这符合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二、中国处理朝鲜核问题的外交努力
中国和朝鲜有着传统的亲密的友谊关系，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此起彼伏的几次朝鲜核危机，危及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这是一种我们必须面对而且必须有所作为的挑战。从朝核危机出现以来，为了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积极地展开了外交斡旋，中国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进行协调，沟通协商，敦促各方保持冷
静，促成“三方会谈”，“四方会谈”，“六方会谈”，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避免事态的严重恶化，使朝核危机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受到各方以及世界的好评。
第一次核危机爆发之后，整个朝鲜半岛笼罩着紧张氛围，一些悲观论者甚至担心美朝必有一战。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就发挥了积极作用。江泽民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举行峰会后发表中俄联合声明，一方面促朝放弃诱发新一轮国际危机的核开发计划，同时也要求美日恢复与朝协商，以化解半岛紧张局势。在中俄韩的共同努力下，朝美双方举行了多轮艰苦谈判，最终于1994 年10 月在日内瓦达成了两国的核框架协议，即《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为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2003 年8 月27 日至29 日，由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日本参加的关于朝核问题的举行了“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北京“六方会谈”最终成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主要运行机制。中国在六方会谈机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协调各方的作用。
2006 年10 月9 日，朝鲜半岛第三次核危机爆发。在中国的多方沟通协调努力下，从2007 年2 月再次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于2007 年10 月达成的共同文件〔4〕。朝鲜于2008 年6 月提交本国核计划申报清单，美国随即启动将朝鲜从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除名和终止对朝鲜适用《敌国贸易法》的程序。
参考文献：
〔1〕郑继永，〔韩〕都允珠.试析新形势下的朝鲜核问 题及其发展〔J〕.国际政治研究，2005，（3）：39.〔2〕〔美〕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思·W·汤普森修订.徐 昕，等译.王缉思校.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 争〔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3.〔3〕郑继永，（韩）都允珠.试析新形势下的朝鲜核问 题及其发展〔J〕.国际政治研究，2005，（3）：41，42.〔4〕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共同文件（全文）〔EB/ OL〕.新华网，2007-10-03.
第五篇：传播学论文
从“窃听门”事件看媒介传播的责任本位
1004班
常雪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投资主体逐步呈现多元化，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使媒介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收视率、发行率、点击率成为衡量媒介成功与否的指标，从而引发的新闻低俗、虚假广告、有偿新闻等媒介问题日益突出。前段时间，“窃听门”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默多克旗下的百年大报—《世界新闻报》也因此而走完它最后的历程，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再一次受到质疑。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媒体是不是应该努力反思，明确自身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只有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媒体才能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大众传播才会循着一条健康、良性的道路发展。
关键词：市场化、竞争、新闻媒体的公信力、责任
前不久，英国媒体曝出一系列“窃听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以媒体的知情权为借口，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不遵守法律、违背社会道德、大肆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让人们见识了丧失最起码的新闻道德和职业操守的西方新闻自由，又一次暴露出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而“窃听门”事件迫使默多克本人放弃了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的计划，也给它的新闻帝国带来了很大程度上的震撼。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上，新闻媒体应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人类新闻活动自诞生之日来，责任便伴随左右。特别是新闻传播活动独立以后，新闻传播以专业组织机构的形式经行活动并拥有一定权利，责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徐宝璜先生所说“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彼以颠倒是非，博官猎贿，或专以致富为目的而办新闻纸者，乃新闻事业之罪人。”新闻传播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从产生起就在客观上体现了人类自身对“人文关怀”的内在要求，对人负责，把以人为本内化为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道德责任理应成为新闻传播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认为，责任是自然和社会要求的客观负担。他说:“作为确定的人，应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无所谓的”新闻传播也不例外。传播学作为人类学科，不可能回避人类的价值判断。新闻传播作为传播的一种，传播什么，如何传播，为谁传播应注入人文关怀，体现人文精神，把新闻传播置于人的价值背景来考察。新闻传播的人本责任要求传播主体在分析思考和解决媒介问题时要从人的伦理需求出发, 确立起伦理的尺度, 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新闻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工具，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具体到各方面分为：新闻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狭义）、文化责任和经济责任。（1）新闻责任是指新闻媒介在新闻活动中要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为所报道的每一条新闻和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禁止夸大、片面、偏激、主观；
（2）政治责任是指媒体掌握着话语权，负有引导社会舆论的义务，要对报道内容的政治导向负责；
（3）社会责任是指媒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广泛，重大和深刻，必须对新闻行为的社会效果负责；
（4）文化责任是指媒体报道的内容本身就纪录着历史和时代的进程，它既要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又要引导新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5）新闻媒介经济责任是多元的，包括依法经营，建构企业文明，将自身做大做强等。狭义的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主要是针对新闻媒介的道德责任而言的，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既要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又绝对不能忽视其道德责任，实质也就是要求新闻媒介必须讲究伦理道德，既要真实可观的进行报道，同时还要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将建立和提升受众对于新闻媒介的信用当作媒介伦理实践的首要目标。
而近年来，媒体自身并没有很好的履行它自身的人本责任和社会责任。在有关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中，人们看到的是各种有利于美国的假新闻横行、反战的报道被禁止、媒体受到严格管控的自由。在西藏“3.14”事件和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的相关报道中，西方媒体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或捕风捉影、任意编造，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前段时间发生的“窃听门”事件更是暴露了新闻媒体的失德行为。除了这些现象，当今新闻媒介在社会责任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收视（听）率、订阅率、发行量、点击率成为新闻工作单位追求的指标，新闻媒介管理中事业化与商业化的矛盾日益凸显，从而引发的媒体泛娱化现象日趋严重，新闻低俗化、虚假广告、有偿新闻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一些新闻工作者为了提升发行量、提高收视率、点击率，不惜刊登、报道或者协作或者直接制造的假新闻，片面追求商业利益，对受众不负责任。更有甚者，新闻媒介演变成新闻事件的“参与者”、“策划者”。那么究其根源，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些失德行为的产生呢？
（一）媒体行业竞争激烈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新闻媒体的数量急剧增加。由于信息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媒体间的同质竞争、同城竞争也日趋加大。争夺受众、扩大发行量、吸引更多的受众，新闻媒体想尽方法。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抢夺第一手独家新闻，制作者们乐此不彼地制作耸人听闻的消息、揭发个人隐私、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
（二）经济利益和沽名钓誉的驱使
一方面为了追求轰动性、娱乐性不惜为本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无中生有，制作虚假新闻或是将一些小事炒作的沸沸扬扬。另一方面，现在每年各种组织都会举办优秀新闻的评选活动。一些新闻工作者为了获取相应的荣誉和地位，不惜制作虚假新闻来欺骗读者。
（三）媒体素质和行业管理缺乏
首先，由于新闻工作的需要，各大媒体每年都会招收很多新闻记者。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基本的新闻道德感，他们在工作中会犯很多错误。其次，经年来，由于传媒行业竞争激烈，许多媒体对员工都实行了“末位淘汰制”。巨大的压力使得许多记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保住自己的工作。最后，新闻媒体缺乏相应的管理措施，对制造虚假消息的惩处力度不够重视，造成这一形势愈演愈烈，媒体的公信力也日益降低。
（四）受众自身缺乏判断力
在当今的信息化社会，我们每天要接受海量的信息，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媒体上。面对它们，受众习惯于依赖大众传媒，他们往往不加判断或者失去了判断力，不能决定应该获取什么信息、怎样判断信息的真假、如何去选择对自身有用的信息。2003年“非典”期间，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主持的“五大城市非典舆情调查”显示：有近两成的市民对于“非典”流行时期的官方正规报道和小道消息“不知道信谁的”。
而对于西方新闻媒体来说，他们自身能够获取更多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一贯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新闻自由更是被宣扬成其民主、自由、人权的标志。“窃听事件”在给西方国家引以为自豪的新闻自由观和制度优越感带来重大冲击的同时，也再次引起人们的反思：在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主要被两种力量所控制：一种力量是拥有雄厚资本的大财团，一种力量是政府。这两种力量因为其所拥有的资本和权力而成为西方新闻自由的真正主体。
其一，拥有雄厚资本的大财团是西方新闻自由的主要控制者。西方媒体大都属于私有，被一些大的财团所操纵。根据商业运转的原则，新闻自由的主体只会是媒体的老板，在媒体中工作的人，就算是总编辑，都是为媒体老板打工的，都必须遵循媒体老板的意志。例如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澳大利亚记者艾里克·埃利斯撰写了有关默多克现任妻子邓文迪的报道：《邓文迪·默多克：帝国背后的女人》。可能是因为当事人不愿一些细节为世人所知，这篇报道完成后即被封杀，后来好不容易在几家网站上露面，但也迅速销声匿迹。显然，默多克的资本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该报道的发表和流向。大财团办媒体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其所控制的媒体无论如何无法摆脱利益的束缚和制约，它实践和追逐的只会是资本的新闻自由。
其次，西方国家政府利用各种手段控制新闻自由。媒体只是西方社会复杂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媒体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利益共生、相互博弈、相互利用的关系。鉴于媒体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国家政府从来都不会放松对新闻舆论的利用和控制。以美国为例，政府设立有专门的机构，聘请了大量专业工作人员处理媒体事务。为了维护自己“新闻自由”的面貌，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国家政府并不直接控制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而主要是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政治压力等影响媒体的幕后老板，通过媒体老板左右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比如，布什政府就积极支持默多克旗下媒体的扩张和垄断，作为回报，默多克的媒体几乎无条件地为布什政府摇旗呐喊。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新闻媒体都暴露出了许多弊端，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首先，我们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养，加强对其的新闻专业素质教育。新闻工作者要恪守职业道德，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忠实于党，服务于民。其次，要建立起新闻界的新闻批评体系，利用此组织来监督新闻媒体，促进其向好的方向发展。最后，建立起惩处和制约机制，我们要制订出相关的新闻法规，约束不合理获取新闻的途径，惩处制造假新闻、不遵守职业道德等行为，使新闻事业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
“窃听门”事件给广大媒体机构敲响了一个警钟：媒体要想吸引更多的受众、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要对受众负责。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他们应该恪守职业道德，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为受众提供出更多有用的、真实的信息，满足他们的需要；对于媒体机构来说，媒体自身应该明确自身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导向；对于受众来说，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充实自己，不要为错误信息所惑，认真地选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同时还要肩负起监督媒体的角色；而国家也应该发挥作用，加强立法监督，使新闻媒体合理、透明化的运转。
在大众传媒中，媒体扮演的是传播者、意见输送者的角色，而不是参与者、策划者的角色。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都是这样。用新闻工作者的眼睛或镜头记录生活的原生态，“内容为王”是判断媒体工作质量的有效依据。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人本主义，这才是媒体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期刊网（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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