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印象

第一篇：传教士的印象

传教士的印象

中国史，王蔷薇，0912411 传教士在中西文化关系中占有很大一部分比重。他们是不远万里从西方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吸纳教徒的一群人。他们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他们的作用下，中国人开始对基督教，乃至于西方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

最早来到中国开教的是叙利亚人阿罗本。他于635年从波斯前来，带来了最早的基督教，当时称为景教。其后，各个朝代断断续续的也有不少传教士来到中国。总的来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教皇遣派，旨为传播基督教，收纳更多的信徒，起初的传教士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例如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1294年派遣孟高维诺来中国。第二类是和经济有关的传教士。他们以本国的殖民地或租借为依靠，发展传教事业。1557年，经明朝嘉靖帝恩准，允许普讨厌商人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与中国互通贸易。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即陆续被派到澳门来传教。第三类是和政治有关的传教士。这类传教士主要任务不在传教，而是收集中国的情报。在鸦片战争前120多年里，来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就收集了大量关于清朝的政治、经济等第一手资料，对沙皇入侵，掠夺我国东北土地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来源。一些甚至参与了侵华活动。

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被一些人视为僧人。因为他们都有较深的宗教背景，他们的某些宗教行为和和僧人又有些相似。凑巧的是明朝前期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在中国的早期的居所就是寺庙。普通百姓更是把他们当成是西洋和尚，并用同一个名字称呼他们和和尚。当然，他们也一开始也比较乐意被认作是僧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久远有根深蒂固的国家，外来事物很容易受到排斥。“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语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①罗明坚采取了依托佛教的传教路线，常以僧人自居，以便于传教。这样可以缓和中国人眼中的传教士形象，一便更好的在中国立足，发展传教事业。

比了解还导致了他们的另外一种形象——炼金术师。由于不了解当时传教士的资金来源，不知道澳门会院为其筹措资金的内幕，许多人怀疑他们没有收入，如何获得生活来源，如何和官员们打通关节，又是如何救济贫困的。于是他们猜测传教士一定懂得什么方术，可以点石成金。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了一个事情，一个叫马丁的新入教者，利用人们对传教士会炼金术的误解，欺骗他人财物，嫁祸给传教士的事情。虽然最后东窗事发，传教士得以正名，但由此可见其“炼金术师”形象的影响力。

原因；为什么一开始传教士会有这样的形象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不理解。虽然最早的传教士在唐朝就来到中国，但是到唐武宗时期，由于“会昌毁佛”，景教受到牵连，教徒四散，后续无人，直至13世纪的元朝才重新进入中国。但其传教活动仅存在了90多年，就随着元朝建立，传教士随蒙古大军西撤，再度在中国销声匿迹。直到明朝马礼逊和利玛窦等来到中国，传教士的形象才慢慢浮现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即使是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被当做是较为奇怪的一部分人，当地的官员将他们的居所固定在某个寺庙里，以至于他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和当地人接触。②一些人担心他们的到来会带来外国的商人，而这种商人的会使当地的物价上涨。另外的一些人则认为传教士是“心怀叵测的邪恶之辈”。一方面传教士所倡导和宣传的宗教理论违反儒家伦理纲常，在一些反教者眼里是教人不忠不孝，例如陈侯光等人。黄贞，王朝式等人则认为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国，一定不会是来导人向善，必定有用夷变夏，图谋不轨。于是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由于一个传教士居住的“番塔”的缘故，引起了当地人的怨恨。“当他们发现他们不能如愿以偿的驱逐传教团时，他们一有机会就捏造理由来凌辱传教士。人们每天到那里去游玩——这本是建塔的目的——教堂就成为从塔上不断投掷石头的目标，那实在是很讨厌而又危险的。” ③传教士所到之处也常常有人指控他们谋反**。明代广州官员曾指控郭居静要领导一场**，说他计划接管中华帝国并且自立为暴君。事情后来水落石出，但还是有传教士因此丧命。④

明代随着了解的加深和传教士自己的努力，他们的形象也有了一定的改变。首先他们带来的西方科技和一些手工艺品是中国人惊叹不已。“一些人把面向道路的大钟当做新奇的东西，另一些则把小钟当做新奇的东西。欧洲的图画和塑像、数学计算法、浮雕地图，也吸引的人们很大的注意„„他们发觉，我们的科学从根本上比他们的更坚实，而且总的来说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为蛮夷。这样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明清时期，这些传教士更是翻译了诸多西方著作，由《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可见，他们不仅翻译了大量宗教类书籍，还有科学历算类。其中《几何原本》《万国舆图》等都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其次，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于儒学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佛教的。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形象从僧人渐渐向儒士过渡。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人逐渐脱去僧装，改穿儒服。他们也尽量学习汉语和儒家经典，采用儒家的适度礼仪来和上层官员、知识分子打交道。这种思想到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69年提出的“孔子加耶稣”的思想。传教士还有许多值得褒奖的道德品质，例如他们对个人欲望的决绝，对苦行生活的追求，对个人修为的培养都令中国人感叹和钦佩。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西方世界的形象也渐渐清晰。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科技方面的落后，开始自主地接触外国人并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和先进文化。传教士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创办了一些报刊，包括《万国公报》（前身是《教会新报》）。虽然它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基督教的救世教义，但其中的只言片语会带来当时流行于欧美社会的各种先进思想。而中国的有志之士便会从其中收到启发。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包括医疗、慈幼、救济等。1834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来到中国，起初教会在华医疗事业的规模一般都很小。后逐步扩大并深入内地。“传教士在中国举办的医疗事业在客观上曾把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一级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传入了中国。” ⑤为了传教和扩展教会势力，他们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学校，以培养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这些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也有一定的启发。

但是近代随着各国为争夺殖民地和市场，纷纷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也就成为了各国利益的代表。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共达四百余起，70年代到90年代更为频繁。这些传教士随外国炮舰进入中国，并进行一系列侵犯活动。每发生一次教案，传教士就向公使馆告状，公使馆立即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接着就是清政府对人民的镇压，向外国侵略者的屈服。传教士愈放肆，人民就愈痛恨，如此矛盾不断加剧。再看那些传教士的书籍和报刊：韦廉臣《格物探原》，花之安《教化议》，李提摩太《时事新论》等，虽然他们从客观上看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一定作用，但人们不难看出传教士们的真实意图。“当时维新派为了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而竭力向西方学习，包括广泛地阅读广学会的各种书刊，希望能从中获得可以救中国的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但是，传教士们却通过广学会向中国兜售殖民地的奴化思想，而对四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出版的有参考价值和鼓舞作用的西学却一本也没有介绍给中国。”⑥

一种形象的形成，既有自己本质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纵观传教士在中国人眼中的印象，从一开始不了解，到后来的全面了解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本身也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同，有了一定的调整。而传教士作为西方形象，尤其是宗教形象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印象，进而影响了中外交流。在今天的社会，我们面临着让中国走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要求。类比看出，当中国人在世界是上的形象改善后，对中国今后的对外贸易以及各种外交会起到正面作业。

注释

1)利玛窦中国札记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第66页 2)同上，第120页 3)同上，第122页

4)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 庞乃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第202页 5)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声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第260页 6)同上，第163页

参考书目

1)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当西方遇到东方，美史景迁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2_年版 2)杨廷筠 明末天主教儒者

【比利时】钟鸣旦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_年版 3)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4)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 庞乃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5)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徐宗泽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_年版 6)马礼逊评传 顾长声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_年版 7)利玛窦中国札记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

第二篇：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读后感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界的交流，但这只是他们传教的必然或者说是手段。他们原本就是为了殖民，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不善的，没有传教士，历史还有众多的可能。这是一个让中国开启国门最糟糕的方式。

第三篇：传教士和野人问题实验报告

1.上机内容 传教士与野人问题求解（宽度搜索算法）

二 二 问题背景：

从前有一条河，河的左岸有 m 个传教士(Missionary)和 m 个野人(Cannibal)，和一艘最多可乘 n 人的小船。约定左岸，右岸和船上或者没有传教士，或者野人数量少于传教士，否则野人会把传教士吃掉。

三 三 实验内容：

编程，接收 m 和 n，搜索一条可让所有的野人和传教士安全渡到右岸的方案，例如下图:（M 表示传教士(Missionary)，C 表示野人(Cannibal)）

初

态

目

标 Left Bank River Right bank

Left Bank River Right bank M….M….C….C….注：本实验的举例均以 3 个传教士和 3 个野人同在左岸作为初始状态。

四 四 实验方案和算法：．数据结构：

本实验需要用到的数据结构主要是队列和堆栈，其实现均包含于 dso.h 头文件中，分别命名为 class stack 和 class queue。2 ． 宽 度搜索算法：

(1)结点结构 ：

class Move {

public:

int missionary;

//要移动的传教士数量

int cannibal;

//野人

};class ElemType : Move {

//继承 Move 类，获得传教士，野人数据成员。

private:

bool boat;

//船是否在左岸？

public:

ElemType* flag;

// 标示前一状态即扩展出本结点的父结点信息

ElemType(int MAX_PEOPLE){

//创建初始状态

missionary = cannibal = MAX_PEOPLE;

boat = true;

flag = NULL;

} ……

在这里，Elemtype 集成了 Move，从而获得 Move 类的传教士和野人数据成员。以上两个类的数据成员用于保存所有扩展生成的结点。其中 missionary 表示表示左岸上传教士的树目，cannibal 表示左岸上野人的树目，boat 表示船在哪个岸上（其中 true 表示在左岸，这是船的初始状态，表示 false 在右岸），flag用于标示前一状态即扩展出本结点的父结点信息，以便最后回搜找出解的 路径。

举例说明：假设左岸有 3 个传教士和 3 个野人，小船最多可乘 2 人。把当前左岸的状态抽象为：(3,3,1)，前两个“3”代表左岸有 3 个传教士和 3 个野人，1 代表船在左岸。很明显，目标状态为(0,0,0),表示左岸的传教士和也人数目都是 0，而船在右岸。

(2)船的行动规则（successor function）: :

把每一次可行的渡船方案作为行动规则，用 Move 类的（m,c）表示。行动规则的两位数分别代表要移动的传教士，野人的数量。对于固定大小的船，其装载能力是一定的，所以它的行动规则空间也是一定的。在这里，用 MoveGroup 类的构造函数构造出所有的行动规则。

注意，这里 MoveGroup 类中的 Move 对象只有 500 的可用空间，所以，输入的传教士和野人数目构成的行动规则不能超过 500 种。

(3)宽度优先算法：

实验的主要搜索算法由 ANSWER 类的构造函数实现，这里主要用到了 OPEN 和 CLOSED 队列，以及一个临时的 TEMP 堆栈。其中，OPEN 表用于存放扩展结点，CLOSED 表用于存放被扩展结点，TEMP 则用于用于记录成功搜索的路径。

搜索过程大致如下描述：先构造初始结点以及船的行动规则，初始结点入 OPEN 队列，以宽度优先依次搜索 OPEN 队列头结点的子结点，同时保存受访问结点的父结点信息，知道搜索到目标结点或者无解为止。

算法框图如下所示：

开始 初始接结点并入 OPEN 队列 OPEN 为空？ OPEN 队列头结点 n 出列，并入 CLOSED 队列 返回 Y N

程序界面 和功能 说明：

程序运行环境为 DOS 控制台，运行开始以后，程序提示输入需要坐船的传教士和野人数目，例如输入 3 表示有 3 个传教士和 3 个野人。

用户按回车键以后，程序继续提示输入船的装载能力，例如输入 2 表示这个船依次最多可以坐 2 人。注：一般情况下，船的装载能力应该少于传教士或野人的数量，而且一般为偶数。

程序 开始运行时的 界面截图：

程序 运行结束时的 界面截图：

把结点的子结点并入 OPEN队列，保存父结点 被扩展结点还有子结点吗？ 返回

Y N

输出文件示例：

Left(3, 3)|(0, 0)Right [Step 1]

Move 0 missionaries and 2 cannibals to the right side.Left(3, 1)|(0, 2)Right [Step 2]

Move 0 missionaries and 1 cannibals to the left side.Left(3, 2)|(0, 1)Right [Step 3]

Move 0 missionaries and 2 cannibals to the right side.Left(3, 0)|(0, 3)Right [Step 4]

Move 0 missionaries and 1 cannibals to the left side.Left(3, 1)|(0, 2)Right [Step 5]

Move 2 missionaries and 0 cannibals to the right side.Left(1, 1)|(2, 2)Right [Step 6]

Move 1 missionaries and 1 cannibals to the left side.Left(2, 2)|(1, 1)Right [Step 7]

Move 2 missionaries and 0 cannibals to the right side.Left(0, 2)|(3, 1)Right [Step 8]

Move 0 missionaries and 1 cannibals to the left side.Left(0, 3)|(3, 0)Right [Step 9]

Move 0 missionaries and 2 cannibals to the right side.Left(0, 1)|(3, 2)Right [Step 10]

Move 0 missionaries and 1 cannibals to the left side.Left(0, 2)|(3, 1)Right [Step 11]

Move 0 missionaries and 2 cannibals to the right side.Left(0, 0)|(3, 3)Right OK!错误说明：

（1）

关于有没有解的问题：由于传教士和野人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来到岸边的传教士和野人数目与船的装载能力都是随机的，所以某些特定情况下，要以一定规则把人都运到船的对岸是没有解的，例如假设有 10 个传教士和 10 个野人，船一次最多能够装 2 人，这时候是不能把人都运到对岸的，这时候程序会提示：There may not be any way to transport these guys.（2）

关于运行时间的问题：本实验使用宽度优先搜索算法，但并没有进行优化，所以有时候程序虽然确实有解，但是由于算法的效率确实很低，造成的时间上的开销有时候可能会比起喝一杯咖啡的时间还要长，这时候程序会提示：

Please wait patiently。Working...六 六 心得体会：

这个是我们小组的第一个实验，由于经验以及能力有限，所以算法上比较简单，只用了一个宽度优先搜索算法，但毕竟能够成功找出解，虽然效率较低。经过一些测试数据的测试以后，发现了宽度优先搜索算法虽然必能找到最优解（有时候无解），但效率真的很低，如我们提供的那个测试数据（50 个传教士，50 个野人，船最多能坐 4 人），虽然能解，但也花费了 75 秒多的时间才能找出解，可见优化算法的必要。

第四篇：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

1860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著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一、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

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

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传教士对中国留学活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著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著,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它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到192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

十九世纪廿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四、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

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作者：王忠欣

原题：《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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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西方传教士在华贡献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

靠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爱以及他们的牺牲，使得福音在中国传开。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有负于历史。

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们的宗教？”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 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 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202_年10月3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于历史，有负于前人和后人，也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于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也会有一些对中国人抱有深刻种族偏见的人，会有一些滥用西方人所拥有的条约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的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 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此，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然而，承认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有失误和不足之处，和全盘否定其在华宣教事业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50年代，这将近150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一笔抹煞。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文字的通俗化

中国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法正常地阅读和写作。那时高达90%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法。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流传，影响了许多人。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拜上帝会”的。到1860年，大约有100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90年增至近200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370份。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 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端。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马礼逊初到中国时，中国尚不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教堂和学校。所以他和米怜、梁发等人，于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从那以后，特别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式的近代化学校就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兴旺起来。

在1876年，还只有不到6000名学生 在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至近17000名。那时候，进外国人的学校还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大多是生活无着的贫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儿。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教会学校已经蔚然成风，日益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所追求的目标。远在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传教士们就早已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同样是中国近代专业教育的先行者。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

中国人出洋留学在今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族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而开创中国人出国留学先例的，同样是西方传教士。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容闳，他于1847年被一位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S.Brown），带到美国东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完成学业。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120名小留学生，于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自那以后，中国各地出国留学的人便逐渐增加。到上世纪初，出国留学已经成为各阶层青年学子争相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

医疗卫生事业

在介绍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及卫生制度方面，传教士也是功不可没的。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设立小型的医院。此后他们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创办医院。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人的切实需要。传统的中医药，虽然在治疗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上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治疗急性病和传染病方面往往毫无办法。比如当时流行的霍乱、鼠疫、2 猩红热、脑膜炎、肺结核、麻疯病等，中医药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对微生物的传播特点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手段带到中国来，帮助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完全没有能力看病求医的贫穷人士。传教士也尽可能把一些建立在生理学和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的西方卫生观念传递给中国人，使他们开始形成合乎卫生学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只知道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为八路军建立战地医院，怎样不辞辛劳为中国军民治病，甚至在血液不足时为病人输他自己的血。很少有人知道，远在白求恩医生来华之前，早已有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默默奉献，像白求恩一样不时用自己的鲜血抢救中国人的生命。有的传教士医生在十分偏僻的隔离区建立麻疯病院，长期和麻疯病人生活在一起，想方设法为他们治病，给他们爱，向他们传福音。那时，就是麻疯病人的亲人都不敢接近他们。正是这些“上帝的使者”的努力，才使国人慢慢地打破了对麻疯病的盲目恐惧，建立了麻疯病也可以治愈的正确观念。

中国的近现代医学教育和医药科技，也同样发端于传教士所创办的医科大学和临床观察研究。中国著名的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都是传教士所创办的。我在〈基督教传教士在禁止鸦片贸易中的历史贡献〉（《海外校园》第29期）一文中提到，在鸦片贸易的初期阶段，人们对鸦片的看法就像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对香烟的看法一样，大多认为吸食鸦片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因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军民百姓都趋之若鹜。而正是传教士医生，在临床观察中积累了大量鸦片毒害人身体，破坏家庭生活的资料，并在他们本国信徒的协助下，发起了抵制鸦片贸易的运动。经过他们长期的抗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立法，取缔了鸦片贸易。

扶困济危、帮助弱势

传教士秉承主耶稣关怀“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太25:40）的精神，每到一地，都从帮助弱势群体切入。他们建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和弃婴。著名的“扬州教案”，就是因“传教士收集婴儿，用他们的肢体和器官制药”这样一个恶意的谣言引起的。其实是传教士常常出于爱心收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有很多 本已身体虚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的几率必然高一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儿院里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出于对外国人的偏见，就认定他们在虐杀婴孩。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绪很重的士绅和官员的怂恿，便发生了暴民围攻内地会驻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伤。

传教士不但收容孤儿和弃婴，而且为他们设立学校，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成为有能力自立于社会的人。在抗战期间，两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士为了把她们所管理的孤儿学校的孩子们转移到大后方，竟带着他们从山东，经过河南，一步一步地走了数千里路，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直走到陕西某地，才得到了其它传教士的接济。也是在抗战期间，河南一家传教士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冒着自己被日寇强暴的风险，保护了在医院里避难的数百名中国难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

救济灾民也是传教士经常做的工作之一，无论哪里发生洪涝灾害，流行疫病或者战争，哪里就有传教士的身影。美国女传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在山东传教近三十年。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

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

传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妇女，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力。传教士是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 3 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实实在在的榜样。很多人都听说过传教士反对裹足陋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

后来，随着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虽然不能说传教士就是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首开风气之先河的功劳，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

让国人直接认识真理

新教（更正教）传教士，秉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的通行语言，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第一位来华宣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中国后，由于满清政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他一时无法从事公开的宣教工作。但他一点都不气馁，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于1823年出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长声，在他所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指出：

“基督教的圣经全部译成汉文在中国开始传播，这是天主教在华活动了二百多年所没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译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p.24）

此外，英国浸信会派驻印度的传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和一位担任澳葡政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于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于1840年前后完成。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布布布（James Legge）和克陛存（M.S.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表译本”。由于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90年，上海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并于次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其中，“浅文理译本”于1904年出版了新约部份，“文理译本”于1906年出版，而于1919年出版的“官话（国语）和合译本”则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份，默默地发挥着净化心灵，匡正世道的功效。

建立中国教会

西方传教士也遵行主耶稣的嘱咐，为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国人施洗，并建立中国教会。初期中国人对其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马礼逊在开展在华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才有机会为第一位中国信徒施洗。从此以后，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教会就这样像一棵纤弱的幼苗一般，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且日渐茁壮地成长起来。

就在1817年前后，有位印刷工出身的梁发（又称梁阿发），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师，也是马礼逊在文字、教育和传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从这样一个卑微起点开始，中国教会在传教士的辛勤培植下慢慢地成长壮大，到十九世纪结束时，已经达到信徒二十多万人，到1927年达到五十多万人，而到五十年代初西方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大陆时，已经接近一百万。

在中国教会建立的初期，中国信徒和中国教牧人员在信仰上还不是很成熟，因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栽培、护持和指导，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缺乏独立性。但是，随着中国信徒的信仰根基日渐牢固，教牧人员的灵命、素养，和传道、教导及牧养教会的能力的提高，中国教会便日益具有了独立独特的本土化特色。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已经有了像王明道先生所带领的教会那样，完全不依赖西方差会支持，也不需要传教士参与指导，真正坚持“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中国教会。

中国教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独立，到半独立，再到完全独立的发展道路表明，教会是上帝亲手建造的。他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神的子民”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作盐作光”，给迷失的世人新的盼望和新的人生方向。而西方传教士，在把上帝的话语传递给我们中国人，并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上帝的教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并且非常忠实地完成了主耶稣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对此，我们中国人理应对他们抱有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才对，而绝不应该用百般的羞辱和侮蔑来对待他们。他们出于对上帝和对我们中国人的爱，放弃了本国的舒适生活，远离故乡和亲朋好友，来到中国，甘愿和当时的中国人过同样的艰苦生活，甚至贡献出鲜血和生命，这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

作者来自甘肃省，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现住加拿大，在温哥华《真理报》任编辑。

补充一下个人意见：传教士也帮助了当时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早期的民主思想和自由意识奠定了基础。梁启超就是当时最好的例子，他是当时一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