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三十年 读后感

第一篇：交锋三十年 读后感

《交锋三十年: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读后感

历史见证人的现身说法，往往给人的印象是真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不少“亲历、亲闻、亲眼见证”的“三亲”著作。大学以来，喜欢上了凤凰卫视，喜欢它的真实、深刻、简约不简单。因此一知道本书的作者马立诚先生曾任凤凰卫视评论员，立刻毫不犹豫拜读了起来。

歌曲《春天的故事》唱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78年至202_年，这是神话般的三十年。把这本《交锋三十年》翻开，一行一行读过去，顿生沧海桑田之感。马立诚先生，自1978年进入新闻界，所经历的，正好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缩影。《交锋三十年》中，马先生用有别于官话套话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打开了另一个观察三十年历史的视角：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邓丽君演唱的是不是黄色歌曲……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从中不难看出，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正是有了这么一次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稳步向前发展，国人的信心也在逐步增加。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但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中梳理出有用的线索呢？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会发生改变。大到斗转星移，一个国家名族的盛衰兴亡，小到每个人的改变，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塑造下，已经使人们的利益趋向多元化。从观念之争到利益之争，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个人崇拜，第二次冲破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冲破所有制崇拜，马先生认为，凡做事贯穿适中的一条主线。在西方国家，左是激进的代名词，右翼执政，左翼只能成为提倡社会改革的激进派；而到了中国，一些事情似乎颠倒了过来，共产党长期执政，左派成了保守派，右派倒成了提倡经济改革的激进派。

有些人弄不清楚中国的左与西方的左是什么关系，说白了，中国的左在西方叫做极左，中国的右在西方叫做中左，中国的资本家代言人在西方叫做右翼。中国的左右交锋，其实主要是激进与保守的争锋。激进的是要求进一步放开市场，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保守的是要限制市场，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当然，后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的说法，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反对现有市场弊病的成为激进，要求维护现有市场政策的成为保守。中国的左与右，保守与激进，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被赋予了太多的中国特色，实在不是很容易界定清楚。因为我们的党是人民党，这两派共存于一个党内，都以“人民”代表自居。究竟哪一方才是正确，哪一方才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相信不同的“人民”会有不同的认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出现了分化，新兴的民族资本者与中国的廉价劳力都被称作“人民”。

在早期，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而越到后来，利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前三次争论，因为有伟人在，可以一锤定音，而在今天，众生喧哗莫衷一是。这样一种从单纯到复杂，从思想到利益的变化，其实与人们的生活感受是符合的。80年代是理想主义时代，是诗歌的时代；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功利，即便有梦想也与诗歌无关了，甚至也与真理无关了。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第一次大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双方的较量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有人说是从哲学开头，有人说是文章救国。今天的人回忆起来，也许会惊异于那时候一篇篇文章的震撼力。因为在今天，实际利益的纷争渐渐成为了焦点，人们对哲学与文章的兴趣与注意力减弱了。”

改革都是由大胆说到小心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意思即是从粉碎四人帮到突破两个凡是以及相应的权利调整开始的，这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作为只是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而马先生也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即“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时至今日，这篇讲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一高度后者尚未超越。作者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专门报道。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另外，从本书所提供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关于各种社会现象或者路线选择的讨论，关于《乡恋》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现在的影视圈叫做“娱乐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少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或一部电影很可能就是政治大事件。《交锋三十年》中披露，曾经围绕李谷一唱的《乡恋》、刘晓庆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先后发生了三次争论，其中以《乡恋》的争论最激烈。作者本人是《乡恋》、《我的路》和《黄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

事

闹

得

脸

红

脖

子

粗。

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发了强烈批评。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等港台流行歌曲解禁的日子。不光是《乡恋》，连港台流行歌曲也渐渐为民众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红火地传播开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2_年5月12日发表王宏甲的文章《歌声启蒙——纪念邓丽君》。文章说，邓丽君的歌声传播的是浓浓的中国情怀、中国生活、中国人传承悠久的价值取向。她的歌声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岁月给了人们一种启蒙。“她创造的中国艺术形象，播扬的始终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最后再来看作者的立场及论述手法。春秋笔法，在褒善扬恶，我承认本书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点。书中几乎每一篇涉及到对手的文章，都是欲抑先抑，见不到半点儿恶语，却把对手“丑恶”暴露无遗。都说文心周纳，此话看来不假。作者唯恐给对手作免费宣传，除了为问题展开不得不点出对方名字之外，从不肯浪费一笔一划指出名字来。与之相反的是，每逢己方阵营人士出现，介绍的详详细细，生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宁可写出日本首先吉田康茂，宁可不惮其烦点到“蛇口**”参与者，包括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宁可一次又一次提到傅天琳、杨炼这些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人士，却不肯指明到底是谁在反对“星星美展”，谁在抵抗私营经济，哪个又在挑战邓小平……改革派人士皆是人中龙凤，反对派和质疑者全是一个个模糊的身影。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竹立家。竹立家先生曾经认为改革共识已经破裂，后来转变过来。作为同一阵营之内，作者显然并不满意竹立家先生当时的消极情绪，于是一开始就引用他的话说：“我从不看电视，但关于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随后又讽刺道：从不看电视的竹立家却知晓天下事。这是全书中唯一一处欲扬先抑的地方。

于是，改革者形象“高大全”，他称之为左派的人士成了一股神秘、顽固而又无处不在的阴谋力量。改革者步履维艰，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左派无时不刻搞着破坏改革开放的阴谋，像一个幕后黑手，更是一暗黑势力。正像作者为吴敬琏辩护一样，左派以往的正直正义光明形象完全改观！作者一方面指出，改革者对旧思想旧体制的突破是可歌可泣的，胡耀邦、赵紫阳、孙长江、袁庚、刘心武、朦胧诗作者群等等对旧有一切的冲击是毫无疑义、完全合法；而左派对改革开放的质疑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作者说道：我真不知左派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敢于一次又一次挑战最高权威。殊不知当年改革者正是从挑战权威开始的。

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独立思想并且能够为群体利益积极争取的人，他们正在中国舞台上不断地闪现着，书写着共和国的今天。今天，三十六年过去了，期间有人在开创，有人在记录，我们正踩在前人的脚印上学习。以史为鉴，学着总结，学着创造，学着拥抱新中国更美好的未来。

第二篇：交锋三十年读后感

1978年至202_年，神话般的三十年。把这本《交锋三十年》翻开，一行一行读过去，顿生沧海桑田之感。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自1978年进入新闻界，所经历的，正好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缩影。《交锋三十年》中，马立诚用有别于官话套话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改革，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给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观察三十年历史的视角：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邓丽君演唱的是不是黄色歌曲„„

从本书所提供的线索，也可以看出关于各种社会现象或者路线选择的讨论，关于《乡恋》的争论就很有代表性。现在的影视圈叫做“娱乐圈”，很多的年轻人恐怕不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一部电影很可能是政治大事件。《交锋三十年》中披露，曾经围绕李谷一唱的《乡恋》、刘晓庆的自述文章《我的路》以及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先后发生了三次争论，其中以《乡恋》的争论最激烈。马立诚是《乡恋》、《我的路》和《黄土地》的支持者，不免和同事闹得脸红脖子粗。

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即是代表。由此引发了强烈批评：

歌名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初吻》，“情操低下，革命意识丧失殆尽！”

再说，“用的是气嗓子”，“离不开麦克风”，“装腔作势勾引青年”!

更何况，邓丽君竟然重唱30年代的汉奸歌曲《何日君再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典型的批评就是：“有少部分青年人没有理想，对祖国的前途也失去信心，思想空虚，就寻求精神刺激，某些海外流行歌曲正投其所好。”

在人人喊打的氛围中，《北京晚报》于1980年7月28日发表文章说，《何日君再来》实际上是进步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是鼓舞抗日青年上前线的歌曲。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恋》的争论发生了。

《乡恋》是一首怀念故乡的抒情歌曲，是中央电视台1979年录制的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由于这首歌温情款款，又使用了轻声、气声，有些人就将其归入“低、慢、弱、软”的港台流行歌曲一类，说“格调低下”，是“黄色歌曲”。长达一年多报刊上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乐器的伴奏等一一提出商榷。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在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展开“杀气腾腾”的围攻。李谷一也被要求交代为什么要这样唱，李情绪激动地说：“说我拼命地学港台歌星，我在怎么学？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九块五，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忙得又没有时间，拿什么去学？我在《乡恋》中主要用的是轻声，不是气声，能不能搞清楚了再批！我在《绒花》中用了轻声和气声，为什么用？我想到革命先烈为了解放全中国付出鲜血的代价，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这是表达感情的需要。我唱的歌有歌颂领导的，有赞美军民关系的，有表现兄妹之情的，有歌唱祖国山河的„„说我是黄色歌女，我的歌黄在哪里？”

在一片批判声中，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

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时代逐渐淡出。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

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

不光是《乡恋》，连港台流行歌曲也渐渐为民众接受，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红火地传播开来。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2_年5月12日发表王宏甲的文章《歌声启蒙——纪念邓丽君》。文章说，邓丽君的歌声传播的是浓浓的中国情怀、中国生活、中国人传承悠久的价值取向。她的歌声在1978年后那一段特殊岁月给了人们一种启蒙。“她创造的中国艺术形象，播扬的始终是人类情感世界的真善美。”

《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读者可以理解，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也正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

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的历程中梳理出一些有用的线索？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了一批有独立思想并且能够为群体利益积极争取的人，他们将是未来中国舞台上不断的闪现者。

第三篇：《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

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原来发生了这么多我所不了解的事情，真为自己而感到惭愧，如果不是上这每课程，我并不能对这三十年中有这么多的感悟和体会，我现在只想说我为祖国而感到骄傲！为我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这三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不平凡的阶段。

我们这代所谓的90后是不会感受到那时的艰辛与辛酸，父母这代人正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我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听父亲给我讲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到如今我依然喜欢，直至今日我读过这本书之后，有太多的不如意和辛酸，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1978年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说白了就是国营、民营、外资企业三股势力的斗争史，至今依然。相比国营企业出身正统以及外资企业实力强大，民营企业家们除了敏锐的嗅觉和顽强的斗志之外真的拿不出什么与对手抗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的群体，令人难以置信地让自己的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成长。这其中自然有机遇问题，也回避不了原始积累的灰色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民营企业家在开创事业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一往无前的气质，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更具借鉴意义。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史玉柱。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我向来都把“史玉柱”三个字视作黄金搭档、脑白金的代名词，可如今读了书中关于他的故事，看到一个“巨人”闪耀登场、迅速覆灭、然后顽强重生的过程，看到一个民营企业家绝不言败的传奇人生，心里竟生出几分敬佩。失败、挫折是人生无可逃避的课题，对于成功、顺利的向往甚至会加大解题的难度，那么，在前途未知独自前行的人生路上，又有几个人能交出史玉柱那样的答卷呢？革开放以来国家意志的变动轨迹对于个人的发展也是有所启示的。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再到可持续发展，从无条件保护国营企业到大规模推广国退民进再到国家坚决垄断命脉行业，从开放沿海城市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一路走来，虽然政策设计常有反

复或者模糊不清的情况，政策效果也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国家为完善体制机制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且改革的意志无可阻挡。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过犹不及的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性的责任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而不是万恶之源，也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的问题。反观我们自己，从蹒跚学步对人生作出第一次尝试那刻起，不也是踏上一条无可回头的成长之路吗，注定要不断地接受考验、不断地走岔走弯，并为此不断地调整自我、不断地明确目标。其实我们的人生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国家的改革实践那样，经历过诸多次激情尝试后才能够把准方向稳步前行。只不过个人对未来的预期无法与国家相比，所以我们还要懂得“三十岁之前做加法，三十岁之后做减法”的道理。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的过分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性的责任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而不是万恶之源，也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的问题。当我们不再年少青春，不再敢说“大不了从头再来”这句话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并慎重选择，以对人生负责任的态度，将有限的精力投到自己认定的事业中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有句老话，叫“拿来主义”。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业在发展之初的确需要发扬这种“拿来主义”取得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市场经济发展，我们的制造业单纯的依靠附加值来赚钱已经越来越有难度了。实践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引不进的，不是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愿给。核心技术是科研人员智慧与心力的结晶，它需要全社会对领先技术、产品的选择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员沉静而不浮躁地攻关克难，还需要商家不以价格为利器而赤膊上阵。但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中国的产品以其质高品优走向世界的时候，期望中国的技术也能在自己的产品中占一点份额。让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向世界发展！

我记得，柳传志在财经类回忆中，说，他不算是一个企业教父。其实，确实不算，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企业可以说是硬件上，别人100年才走完的，我们50年做完；别人在50年里完成的，我们甚至可以在10年内赶上；但软件上，特别是在“企业人”方面上，我们还差得远，甚至对于邻国印度，我们也有一些过而不急，例如在此次沉浮的年广

九、张海、顾雏军等人物，他们沉浮于世，有过辉煌，但最终短暂的辉煌结束了他们作为企业人的权利，因为中国现时企业的法制、环境还有待健全，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柳传志只不过是抓住了趋势，不犯错误，制定了些许合理的策略，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一年年、一件件、一笔笔忠实地记录了自1978年来每一年可堪载入史册的大事及人物。年代并不久远，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媒体上吸引了全国经济界、企业界、政界、市场和民间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那些耳熟能详的人名、地名、产品名，如繁花般在眼前闪现，如群星般璀灿闪耀。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揭示了改革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30年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些论断的认识。改革旧的体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国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改革使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完成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全面改革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也为实现全面现代化

创造了条件。开放，不仅适应了世界经济的客观状况和发展趋势，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加强了同世界各国在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高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扩大了对外贸易，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这一切都是推动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被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持久动力而被继续坚持下去。实践也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我真心感到骄傲！感到荣幸！

记得习主席说过“中国这头狮子已经睡醒了！但是她是一头温和和蔼的狮子！”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

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第四篇：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是一部以社会真是事件为题材，以历史时间为脉络的纪实文学报告，是一部记录中国企业荣辱得失，几度沉浮的成功编年史，是一部描绘三十年来各种人物叱咤风云，命运波澜的经典著作。

1978年，中国社会拉开了改革开放求发展的全新时代，30年的艰难与辉煌铸就了中国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年代。30年的中国企业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荡岁月。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睹目，大国的崛起，中国迎来历史上的空前盛世。从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到今天，这30年是中国企业崛起的时代。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1978年以前的中国企业，在1956年完成对私人资本的清理之后，一直到1978年，中国企业全部都属于国有企业，由各级政府计划管理。这种体制一方面使得社会上的物资奇缺，卖方市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企业赚不了钱，连年亏损，人浮于事，再加上高度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连年政治运动，到文革结束前夕，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也走到了尽头。这一僵局在邓小平1979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后被逐渐打破，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解禁农村工商业等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故事的开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成为吴晓波叙述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主轴。

从经济学上来看，计划经济的束缚了生产者的行为，计划压制了企业应对需求变化不断追求利润的冲动，而另一方面政府纵容导致的软预算约束弱化了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激励。上述是从政府干预错位的角度来分析，但激励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产权。生产者不仅对自主决策感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剩余收入的处置权。阿尔钦认为产权所有者本人才能真正承担风险，并且有激励去盈利，而无效的生产多半是因为产权的不清晰，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国有企业。张维迎、周其仁等人认为所有权的实质功能在于保证决策者必须对决策后果负责，即决策者必须是风险和收益的承担者。因此私有化的方向不存在问题，所差的只是如何私有化。但产权的重组和清晰化一直到1998年朱镕基推进“国退民进”政策才拉开序幕，而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在此前此后的兴衰成败莫不与此紧密相连。

事后来看，如何办好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没有太多的成熟经验。产权问题是三十年企业史的核心问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富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经济学理论界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清晰的所有权无疑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但产权如何清晰、如何界定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而所有权的社会主义属性、支柱产业国有垄断一直阻挡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但这一切往往不列文字，无规则可依，模糊的政策设计意味着所有人都被涂上原罪的标记，除非他无所作为，否则只要找茬就一定会找到有罪的地方。这是国有企业从“扶不起的阿斗”到店大欺客、服务价高质劣的根本原因，也是民营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战战兢兢、腹背受敌的原因，这其间更夹杂着仰融出走华晨、李经纬被赶出健力宝、顾雏军得手科龙等事件，曾经一时的明星企

业和企业家，在模糊产权的藩篱中左支右绌，悲情离场。

从傻子炒瓜子传奇万向节，温州八大王，到价格大闯关，罐头换飞机，郑州亚细亚，再到彩电大血战，温州炒房团，华为狼性文化。这是中国命运发生剧烈转变的三十年，是社会经济发生飞跃发展的三十年，是令每一个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心潮澎湃，慷慨激昂的三十年。书中描绘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如何进行原始的积累，他们中有成功的，甚至有成为福布斯富豪的，有失败的，最终沦为阶下囚的，也有沦为普通百姓的。不敢怎么样，他们的探索至少告诉我们，他们有着令人敬佩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走在了时代前列。也许，在当时，有的人所走的路是被禁止的，甚至被披上种种政治色彩，引发至阶级斗争的高度，但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变迁，他们所走的路被市场经济证明是正确的。三十年间，利益与风险的角斗铸就了企业家不平凡的成功路，正应了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改革开放探索路上，真理与无知更替着，国家在这些勇敢者的带领下，跌跌撞撞地像个小孩，追赶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本书展示给我们的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所有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背后无以言尽的曲折痛苦。当年那些曾轰动一时的争论或者个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来，或许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戏，但当我透过时光的长河以另一种方式触摸曾经离我们很远却又分明很近的中国改革史，一种悲情油然而生。在时时因为好奇而掰开手指计算着1978－202_那三十年里每一个充斥着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和铜臭味道的故事时，这种震撼又远远超出听故事所能得到的快感。

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而让我又时会常感到无奈的是，历史最终将改革的失败者遗忘，骨子里的传统意识让我们从对牟其中、储时健们交织着复杂的情感，这种复杂映射了改革过程中法制和价值评判的矛盾、茫然。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有着太多的未知、惊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激荡的三十年里从来不缺少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如果从精神气质的角度去解读这个特殊的群体，勤劳、聪慧、对于摆脱贫穷的渴望以及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初转型期标志性性格，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伴随制度层面的缺失一起构建了中国改革初期独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个反复崛起、跌倒的轮回。无论是功成名就的刘永好、柳传志，还是红极一时最终身败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无一例外。在吴晓波笔下所有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健力宝的李经纬赢得我深深的同情。这个悲情的南方汉子失败后仰天含泪不发一语的照片很长时间里萦绕在我的脑海。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已成必然，但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李经纬的失败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史。在当年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某种意义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个李经纬，正如

吴晓波在最后略带戏谑的写到“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让我们看到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了张瑞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寻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难以言尽的苦处。

很欣赏吴晓波在书中的立足点，他取一个高点，以向下的方式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如他所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就是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外资此消彼长的三十年。回忆通常都是会骗人的，所以很多时候，人总是觉得过去很美。所以总会听到上了年纪的人感叹世风日下，现在如何如何，过去如何如何。其实世风从来都是如此，过去的岁月总发生的很多事，从今天的眼光其实是可笑而可悲的。晓波的客观，是让人欣慰的。中国的事情，太多假象掩盖下，很少看到真实，而《激荡三十年》带来的就是这份难得的真实。历史的洪流滔滔而过，作为后来人，我们回顾历史，总会有千般感触，也只有后来人的事后诸葛亮，才能查觉到历史的冷酷，理解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喜悦、辛酸和进退维谷。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是高呼改革的三十年，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变化起伏可谓波澜壮阔，“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吴晓波用这个做题记开始了企业的发展历程。这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以至于在202_年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热播的时候，让人感觉到中国崛起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如何描述这段动人心魄的历史则是历史给当下的一份问卷。

第五篇：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有些书就是这样，看完合上之后，内心却依然久久无法平静。昨晚读完《激荡三十年》后，没经过梳理的各种纷杂念头折磨着我。今早，脑子里却突然冒出大时代三个字，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不正是一个大时代吗？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难度何其之大。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关系是非常有道理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牵扯在一起的。一旦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许许多多原先的理论以及靠这些理论生存、生活的人，又将如何自处呢？变化的绝不可能仅仅是经济体制，还会涉及到人心，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政治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邓公再强势，也无法让中央真正铁板一块。而越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政治就愈加铭感。政治就是最大的红线，谁敢踩到这条红线，绝不仅仅是让你事业和人生遇到挫折，更是会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此类国家很少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因此，做到这个地步完全不需要真正的法律。但是改革毕竟在进行，因此，很多人便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在这灰色地带，利用经济改革的大形势去实现事业上的抱负又或者仅仅是为了捞钱。纵观全书，虽然邓公等领导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极大，但更多时候，我朝的改革其实是自下而上的，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等到做的人多了，中央渐渐就松口了，于是才可以说了。可是，即使是只做不说，也要看大形势，稍稍踩线或许可以，一下子越线，恐怕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最重要的是，顺势而为，切勿螳臂当车。仔细研读政策法规的变化，才明白什么时候可以火上浇油，而另一些时候真的应该见好就收。

在经济体制转型最初的年代里，踩得好，一夜暴富并不是梦。倒卖批文、囤积原料商品、内幕消息、管理层MBO、官员的寻租，究竟肥了谁呢，这是否是经济体制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原罪，又或者是全民利益遭受的极大损害？贫富分化到如今地步，只对增量进行微小调整，是否有效？因为真正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恐怕是财富的存量。那些在早期靠着“不能说不能认”的手段暴富的人们，绝大部分只会越来越富有，而不会缩小与平民的差距。可又有什么真正公正的调节手段呢，真正对过往历史进行清算，也未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什么都不做，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人们公平吗？

二，这三十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全书仿佛一幅画卷缓缓展开，浮现如此之多传奇般的企业家，诸如陈天桥、郭广昌、丁磊、任正非、柳传志、李东生、鲁冠球、李书福、马云、史玉柱、张瑞敏等等，仿佛竟是《三国演义》中层出不穷的英雄任务一般。他们中许多许多故事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动不已。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故事。陈天桥毕业后顺风顺水到陆家嘴集团工作，迅速当上董秘，决定辞职创业之时，单位正准备要分房子，就有人好心劝他分了房子再说，他却想，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相比陈天桥，更让人感动的是李书福，为了进入被央企垄断的汽车行业，曲折反复，忍受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只为了心中那个造汽车的梦想，也正是因为吉利的出现，中国的车价才从云端被拉到了地上，成为央企、外企心中的恨。读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我们自己，是不是该多一点决心，多一点魄力，多一点坚持呢？人生的起起伏伏，谁能预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败都言之太早，只是，想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吗？

三，读史之时，总会有许多后见之明。现在回头去看，无论是中央地方的政策，还是某行业某企业的决策，都有许多失误，令人扼腕。政策的制定，国企总是被摆在第一位，民企总是在末位。诸如宁高宁、谢企华之类的国企领导者，究竟是官员还是企业家，是拯救了一家大型央企，还是祸害了整个行业甚至民生呢，有待讨论，因为他们恐怕也情非得已，身在体制内，又岂是他们能决定自己和企业的定位呢。整个中央的思路已经决定了国企和民企的迥然命运，既然已尝到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甜头，岂能轻易放手？更可怕的是，形势发展到如今，利益集团已经壮大，并用“稳定”“发展”等为质挟持了大家，又有何良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