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应对金融危机的大福利构想
应对金融危机的“大福利构想”
景天魁
202_-2-19 15:40:18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2_年1期
【英文标题】“An Idea of Great Welfare” for Responding to Financial Crisis
【作者简介】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不能只限于消极地设法减轻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还要主动地探索能够抵御和防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福利制度和模式。总结以往社会福利发展的经验，应该开创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相互关系的新格局，为此提出包括“大就业”、“大教育”、“大保障”、“大服务”、“大金融”在内的“大福利构想”。其基本含义是：普遍享有、基础整合、项目多样、主体多元。其作用和意义在于：能够形成社会团结的广泛基础，有助于建立东方型福利模式，以此作为亚洲崛起的社会基础。
【关 键 词】福利模式/福利构想/社会团结/基础整合
金融危机逼出“大福利构想”
金融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多数影响主要是“危”而不是“机”，唯独金融危机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有点特别。尽管人们在主观上并不喜欢靠金融危机来刺激社会福利的发展，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滥觞与扩展，却的确与经济危机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至少说，欧美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的几次重大推进，都与经济危机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40年代的困难时期，都迫使政府不得不对严重的贫困、失业、疾病等社会风险加强应对和干预，而最有效的干预手段就是增进福利；另一方面，福利制度不仅带来了社会安定，也充当了走出危机、发展经济的动力，这是始料未及的。这就不难理解，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为什么尽管美国深陷危机的漩涡，财政极其困难，奥巴马政府还是要强力推行全民医疗保障；而中国大陆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重点，其中的关键就是加快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也就成了拉动经济、走出危机的动力。
但是，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毕竟不同，人们对经济危机和社会福利之间关系的认知也更为成熟和理性了，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不再是消极地应对，而是积极地去构建、去创新、去争取人类福祉的历史性大发展。我的理解是，如果说以往人们发展社会福利的目的主要是减缓和抵消经济危机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冲击，那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则刺激我们思考，能不能再进一步探索这样的福利制度和福利模式：它的保护伞更大一些，防火墙更高一些，以至于在将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即使发生了，也不再能轻易影响到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基本的社会生活——人们不必感到恐慌，生活秩序不会遭到扰乱，生活质量不会明显下降。或者更进一步，这样的福利制度和福利模式能不能与其他配套制度和条件一起，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抵御和防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就是我提出“大福利构想”的初衷。
也许这个设想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我们看到，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姿态和策略：纷纷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努力振兴经济；G20（世界主要经济体）峰会频繁举行，各国主动加强协调，共同应对。从效果看，已经基本可以肯定，避免了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萧条的可能，一些经济大国出现了止跌回升的势头，尽管完全走出金融危机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甚至不排除有发生反复的可能，但与历史上的同类情况相比，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经济衰退的时间可能短一些，历史上那种因经济危机而导致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情形不会重演。不仅如此，趁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之“机”，人们还进一步探讨形成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可能性。总之，那些在平常情况下难于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借危机之“机”就可以提出讨论了；那些在乎常情况下难以达成共识和共同行动的事情，现在有希望达成了。
这就给予我们一个鼓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限于只是考虑如何被动地从福利角度应对金融危机？我们能不能也趁机提出一些与社会福利有关、但不仅仅限于社会福利的问题？
“大福利构想”的含义和内容
所谓“大福利”，主要是指：第一，全民普遍享有，特别是要覆盖城乡居民。第二，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跨身份，即尽可能取消部门分割，实行部门合作、事业整合：削弱或者取消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之间不必要的差别；在不同群体（例如农民工）的身份一时难以取消的情况下，也要尽可能把他们纳入福利体系之中。第三，内容上的多样化，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小福利），也包括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慈善事业、商业保险，即社会保障；不仅包括社会保障本身，还扩展到就业、教育、住房、卫生健康、社会服务、公共福利，乃至与此有关的公共财政和税收，以及与民生有关的金融体系。第四，主体多元，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家庭和个人广泛参与、协同运作，各负其责，形成合理的责任结构。
“大福利”包括“大就业”、“大教育”、“大保障”、“大服务”和“大金融”。“大”的含义是普遍、开放、协同、整合，也就是我们早在202_年就提出的“基础整合”的概念[1]，所以，“大福利构想”也就是“基础整合的福利体系”。
（一）“大就业”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非常严重，提出的挑战也非常严峻。解决就业问题，最根本的一点是，不能再局限于原有的“就业”概念和解决就业的思路，要跳出就业看就业，到传统就业思路之外寻求解决之道。这就要树立“大就业”观念。
1.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真正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我们习惯于认为，就业和收入分配是虽然有关却相互独立的两码事。我们长期撇开收入分配讨论就业问题，现在看来，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业问题已经无法有效解决了。前两年，南方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最近，南方一些城市好不容易经济回暖了，订单增多了，但是再次出现招工难，有些企业缺工达1／3以上。企业提供的职位及薪酬待遇无法吸引农民工，是导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据了解，有的城市给普通工人开出的工资在每小时3.5～5.5元之间，即使按上限算，一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工作22天，一个月的工资也就968元，还不到当地实施的1000元最低工资线。工人们为了多拿点钱，只能加班加点干活，几乎每天都工作12个小时，即使这样，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500～202_元左右。[2]
当前，中国大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202_年为61.8％，202_年为45.3％，202_年为44.6％。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也低，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从国际比较来看，已落到了劳动收入占比最低的国家之列。国际惯例是，自我雇佣者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应该计入资本所得，而中国大陆在202_年前把自我雇佣者的收入全部计入劳动所得，因此，劳动收入占比实际上还是高估的。[3]
当前，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入手解决就业问题，有两个着重点：（1）大幅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才能真正拉动内需，刺激内需型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就业岗位。（2）切实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北京的大学毕业生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北京，宁愿当“啃老族”，为什么？涨工资北京带头涨，城市越大，收入越高，福利越好，大学生怎么会愿意到边疆、到农村、到基层去？一边有工作没人干，一边有人没事干，这哪里是就业问题，这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就业问题？且不说现在每年有600万大学毕业生，就是不扩招，也照样会有就业困难。
2.解决就业问题不能以放慢产业升级步伐为代价
再度出现的“民工荒”，也将产业升级及结构调整问题重新提到企业面前，特别是那些至今仍没有完成升级换代，依然延续着以前“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压力很大。在工人供不应求的背景下，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导致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用人成本普遍提高，曾经的成本优势正在慢慢消失，这也迫使不少企业加快了产业升级步伐。比如，一些企业添置新的机械设备，以前需要多人完成的一组作业，现在只需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工业化程度大为提高，这对缓解“民工荒”大有帮助。在产品结构上，他们也开始逐渐加大高端产品的研发投入，毕竟高端产品的技术含量更高，更具有竞争力。[4]
但从解决就业问题的角度看，由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加上中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经济增长对资本、技术的弹性更高，而对劳动力的弹性更小。202_～202_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就业人口年增长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人就业。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5]
如此一来，产业升级和扩大就业之间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那么，能不能为了产业升级而减少就业？目前，有大约1.5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未来一二十年，正值城市化高潮，至少还将有两三亿农村劳动力需要到城市就业，就业压力如此之大，迫切需要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反过来，能不能为了扩大就业而减缓产业升级？目前，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如此激烈，我们多年实行的低端、低价、低附加值的出口战略越来越行不通了，只有提高技术含量、提高产品档次才有出路。
这就出现了一个似乎无解的悖论：不提高劳动报酬，就不能吸引就业；提高了劳动报酬，对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就会降低竞争力；为了提供竞争力，就要产业升级，而技术含量高了，就业系数就要下降。这一升一降的循环，光靠抓就业解决不了，光靠抓收入分配也解决不了。
那么，怎样才能打破这个循环？有人说，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它们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强；也有人说，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像社区服务业、餐饮业之类的大众化产业，它们的技术含量不是太高。这些都是很对的。但是，关键因素却不在就业途径本身，而在教育，在“大教育”。教育搞得不好，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循环、就业与产业升级的矛盾，就会趋于双下降的恶性循环；教育搞得好，就会实现双上升的良性循环。
（二）“大教育”
前几年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出现了泡沫，202_年，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仅有67％，它本身已经造成了新的就业压力，火上浇油之际，怎么能靠发展教育来解决就业问题呢？从发展战略讲，不仅解决就业要靠教育，产业升级要靠教育，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也要靠教育。一言以蔽之，教育不兴，整个现代化问题什么也解决不了。关键是能够担此重任的教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大教育”。
1.教育要向就业延伸、与就业紧密挂钩
办教育不等于只办学校，教育部门不能一发毕业证就推出校门不管，校方对未能就业的学生，要负责与企业等用人单位联系，开展就业培训；对就业率太低的专业、经过后续培训仍不能就业的专业，必须及时调整。
在发达国家，教育改革总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中国的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没有紧密的对应和关联，因此，一方面企业缺乏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中国的企业常抱怨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具备一两种有用的技能，很多外资企业则亲自到中国培养有用的学生。缺乏有用的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一大障碍。[6]
2.改革教育体系，形成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和研究型教育的合理结构
目前，教育体系的一个缺点是，从基础教育直到大学教育其实都是素质教育性质的，缺乏职业和技能教育的环节，致使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回炉”选择就读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增加就业竞争力。
而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职业教育的高就业率，202_～202_年4年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202_年，中职教育计划招生总数达到860万人，将赶超普通高中规模。[7]中职教育规模与普通高中规模之间应该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在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比例应该不同。前一时期，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职工是许多制造业职工队伍的主体，将来，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所占比例也应该逐步上升。
3.企业和所有用人单位也要主动与学校教育相衔接
办教育不光是教育部门的事，还是全社会的事。德国、澳大利亚等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职业教育与更高教育层次相衔接、学校与企业和用人单位相衔接的制度。企业和用人单位不能只管用人，要把用人和培训结合起来。我们可以适当借鉴日本经验，即使不搞终身雇佣制，也要鼓励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如果必须解雇，也不能推出门了事，要根据被解雇人员的条件和意愿，与有关就业服务部门共同承担再就业培训责任，把这当作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4.政府部门要打破条块分割，不能把就业和教育问题只当作个别部门的事
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和人才，因此要比重视资本更加重视人，在发展思路上真正以人为本。所有财政、税收、工、农、商、学、兵等都要与就业和教育相衔接。我们可以像英国那样设立“人力服务委员会”，像美国那样颁布“就业培训合作法”，把现有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由“人力服务委员会”或“人力资源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管理和协调的“国家就业和教育协调体系”包括：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体系；大中小、国私外均衡发展，相互竞争而又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面向民生、鼓励创业、支持中西部发展的财政体系；教育和就业相结合的大教育体系；就业和培训法律体系。
5.建立国际化的人才战略，从全球视野筹划教育和就业问题
1978～202_年的30年间，中国大陆共有130多万人出国留学，留学目的地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分留学人员回国后，对我国工农产业、第三产业及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许多企业制定了“走出去”战略，但仍大量缺乏外语人才、技术和管理人才，真正了解国际市场、能够熟练掌握世界贸易和经济规则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据说，日本目前在境外的资产比在本土的资产还要多，中国将来也可能有这一天。因此，决不是中国人多了就业就难，怕的是有事无人能干。我们要从全球视野统一筹划大就业和大教育，尽快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三）“大保障”
发展“大就业”和“大教育”，背后要靠“大保障”。所谓“大保障”，主要指普遍享有，广泛覆盖，特别是要覆盖城乡全体居民。众所周知，在202_年以前，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仅限于城市职工。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保障制度改来改去，也还在城市里打圈圈，每年即使扩大保障面，幅度也很有限。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两大险种，每年新增加1000万人左右，远远不及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从202_年在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开始，社会保障的城乡壁垒逐渐被打破，国家和地方财政掏钱给农民看病，开创了“大保障”的历史，受到了亿万农民的衷心欢迎。202_年，农村开始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贫困问题有了新的制度保障。202_年，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推行，许多城市面向城市老年人发放养老补贴。202_年，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标志着真正普遍享有、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了。202_年以来，中国大陆实现“大保障”的步伐一步快似一步，与此同时，包括提高统筹层次、提高社会保障金占GDP的比重、解决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问题、取消不必要的差别，促进社会公平等重点和难点问题，也纷纷提上日程。“大保障”作为“普遍享有，广泛覆盖”的含义正在充分显现。
“大保障”的另一含义是指保障的项目广泛、形式多样。中国国情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差别明显，社会需要千差万别。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是最直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定要五谷杂粮均备，酸甜苦辣齐全。西方只有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国家可以实行单一福利制度，我们千万不能追求制度单一，形式单调。那其实是不符合国情，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总体上，可以以社会保险为主，也要大力发展社会救助、慈善事业、商业保险，让它们有充足的空间去满足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需要。参与“大保障”的主体也是多元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当各负其责，合理分担，形成可持续、充满活力、运作有序的社会福利责任结构。
大保障也好，大福利也好，从根本上说，不是国家惠予的，而是人民贡献的，基本体现的是义务与权利的统一。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惠予性的。能够普惠的福利还是“小福利”，不是“大福利”。真要全民普惠，在个别事项上还存可能，但要在所有生活与发展方面、所有需要方面都“普惠”，不但在我们国家做不到，从西方福利国家实际情况看，也没有设计多么科学合理的制度。从效果看，降低社会发展活力，是其本身难以克服的顽疾。我们提“普遍福利”，含义是普遍享有，但享有的形式既包括惠予，也包括缴费（各尽其责）；既有无偿获得，也有有偿获得和低偿获得。总之，除了无劳动能力者、无缴费能力者以外，都是义务与权利统一的。这就既能实现福利共享，又能保持社会活力，从中国大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30年来的实践看，效果是基本肯定的。
（四）“大服务”
社会保障体系好不好，不完全取决于保障体系本身，还取决于有没有好的支撑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就是使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落实并且增效的支撑体系。
社会保障主要指资金保障，但光有资金保障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保障问题，服务保障的作用越来越大。比如，城市里有的老人在家里死了也没有人知道，臭了才被发现。这个人不一定没有资金保障，可能有足够的养老金，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惨剧呢？我们现在重视的是，比如煤矿出事故了，死人了，这有人管。那么，一个老人在家里死了谁来负责呢？没有人对此负责。这说明，这类事情还没有纳入我们的保障制度。我们固然需要有以资金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还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实现的条件和环境。再比如，现在许多老年人得一些慢性病，慢性病到医院也没有多少医治的办法，光靠医疗保障制度也不行，主要在于日常的生活调理和护理，主要取决于生活服务和医务护理，即使在医院里看得很好，回到家里如果没有人管了，对他的所谓保障就实现不了，更不用说很多病是没有什么药可以解决的，病人的实际需要就是靠服务来满足的。由此可见，“大保障”要靠“大服务”。这一点，也是我们当年提出“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时的一个主要想法。
长期以来，在社会建设领域，公共服务建设在很多方面几近于零，以至于我们今天有必要强调公共服务对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其实，许多社会服务，例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可以充分发挥社区人力资源（离退休人员、邻里互助等）的作用，成本最低、效果最好，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和国情的。
中国的社会保障与西方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可以有很多区别，但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应该体现在更贴近基层群众，更便于基层群众的参与，更适合发挥我们中国的文化优势。我们可能无法与西欧一些国家来比社会保障金的水平，但是，不见得我们中国人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社会保障。用社会服务体系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就可能是一个很符合中国国情的、成本很低而效益很好的制度。比如，现在社区里有很多离退休人员，有些企业里的职工不到50岁就退休了。如果我们能够以社区的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很低成本的服务，比如五六十岁的人去照顾七八十岁的人，邻里之间开展养老护理、医疗照顾、婴幼儿看护等，很多事情都有人管了。而这种“管”，不需要像西方那样靠公司、靠一些专门的机构，那样的成本太高。现在，像北京等许多城市社区就是把离退休人员发动起来，给他们找点事做，他们还挺愿意，觉得被社会承认了，被社会尊重了，觉得自己挺有用。这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资源。这样做，既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又能够增强社会团结、增强社会凝聚力，还能够帮助社会保障制度夯实社会基础。
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系，一定要放在社会建设整体布局中去研究。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是各项社会建设的关键，也是真正实现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
（五）“大金融”
狭义的金融是指货币以及类货币（股票、债券等）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这里所谓“大金融”，是指支持以上所说的“大就业”、“大教育”、“大保障”、“大服务”的资金支持体系。因为所谓福利，总是脱不开资金支持这一重要基础的。讨论应对金融危机的福利问题，最后也不能不落脚到金融体系上来。
1.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
金融危机袭来，一度有1／3的中小企业歇业和停产；202_多万农民工返乡。中小企业的瓶颈是资金，返乡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创业的瓶颈也是资金。因此，必须改革金融体系，放活民间金融。现在，北京等城市出台了一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和做法。但是，光有政府政策不行，要创造新的金融体系。大中小银行要分层次，大银行不能以其垄断地位而与中小银行争利，哪里利润丰厚就到那里“霸吃霸喝”，比如房地产利润高就涌向房地产。大银行是航空母舰，既然抗风险能力强，就应该更多地支持技术创新，支持风险大的新兴产业，支持中小企业。国家办的政策性银行，更应该像斯里兰卡的小额信贷银行那样，支持农民、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支持职业培训和就业开发。
2.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扩大教育福利
改革教育制度，降低教育成本，就会降低大学生的就业预期。目前大学生的家庭支付成本太高，所以对就业回报的期望也就太高。如能适时适度扩大教育福利，扩大助学金、奖学金规模，增强对就业前的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的财政支持，学生和家庭对职业的挑剔程度就会降低，回报社会的意识就会增强，相应的就业压力就会减轻。
金融系统是运作“钱”的，趋利避害是市场经济的本性。那么，金融系统要不要以及怎样体现以人为本呢？能否做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以民生为本，而不是以GDP为本，关键就看是投资于人，还是投资于“物”；是为了人的发展，还是只为钱的增加。投资于教育，就是投资于长远发展，就是开发和扩大发展的源泉。试想，如果我们把解决就业问题当作投资的重要目标，或者在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情况下再考虑利润回报率，以实现充分就业为途径谋取利润增加，从战略上选择就业优先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就业和经济发展就可以双赢。如果我们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就具有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经济优势。如果在产业发展上，能选择产业升级与扩大就业相结合的道路，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的过程变成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矛盾，减少许多本来可以减少的成本和代价，我们的经济就能够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社会也能够保持稳定和谐。在这里，金融系统的目标设定、金融结构的合理化、金融动能的正确发挥，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
3.财政资金要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
要用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源，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加快公共福利、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对于当前启动内需、克服金融危机、发展经济、破解就业难题，实现社会稳定，都是一个重要途径。
总体上讲，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福利供给不足，就是过去财政对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水平很低，这是主要方面。前些年，我们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的投入在GDP中所占比例不是在增长而是在降低。而且，这个比例如果与日本和韩国、与世界的平均水平比，都要低得多。例如，在医疗卫生支出中财政所占比例只有17％，80％多是个人和家庭负担，这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势必有些中低收入的家庭掏不起医疗费，因此出现了一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解决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是目前的主要问题。但是，现在也出现了福利刚性的问题。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投入与对农村的投入不成比例，最近几年正在努力纠正，但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大福利构想”的实质和意义
（一）形成社会团结的广泛基础
对一个社会来说，“大福利构想”所追求的目标，不是福利供给最大化，不是无条件地要求福利水平最高，这是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不是可以随便设想的。但福利效益最大化是可以设想的，即在给定的福利供给条件下，使有限的（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福利供给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这是福利制度和福利模式研究要承担的责任。我提出的底线公平理论就是建立一个合理的公平结构，即区分无差别的公平和有差别的公平。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实行无差别的公平，政府和社会要保障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同时要求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要给社会作贡献；在基本生活保障上要实现有差别的公平，每个人得到的福利要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挂钩，鼓励人们多作贡献，尽可能避免和消除只索取不贡献的情况，这样才能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当然，差别多大要有限制，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确定适当的差别度，并且一般应该通过民主方式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
按照这样的公平结构建立的福利制度和福利模式，吸取了福利国家注重普惠性、平等性的优点，避免了造成福利依赖、导致社会活力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的缺点；吸取了实行积累制国家激发个人责任的优点，避免了社会共济不足的缺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方面，人民大众接受适当差别的能力较强，而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强调抽象公平、抽象人权；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团结意识较强，个人原子化意识淡薄。所以，把无差别的公平和有差别的公平结合起来，把个人（家庭）责任和社会共济结合起来，是切实可行的。这样，既能够实现适度公平，增进社会团结，又能够保持和激发社会活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发展与公正的统一。基于这种统一的社会团结也是最广泛的团结。
（二）探索建设东方型福利社会
对一个地域，具体就是对东亚地区来说，探索建设东方型福利社会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及西方式的现代化的崛起，必然出现从俾斯麦的社会保险制度到贝弗里奇的福利国家构想再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利国家实践的高潮，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西方福利模式；那么，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东亚崛起到21世纪世界发展重心向亚洲的转移，必将出现东方式的现代化模式，随之而来的将是东方型福利社会的诞生。
1.东方型福利模式可以作为亚洲社会团结的基础
自从欧洲共同体成功建立以来，就给了亚洲社会一个激励：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能不能也像欧洲那样实现某种形式的一体化？许多人虽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地区一体化是必然趋势，但是看到东亚地区经济制度差别很大，政治制度差别更大，就难免对东亚的联合或者一体化持消极态度。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中日韩等国纷纷接近东南亚联盟，先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东亚地区的整合仍然举步维艰。的确，经济整合虽然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纠葛也难免带来得失的盘算，乃至产生竞争和纷争；政治整合难度也更大，利益集团的对立需要相当长一个过程才可能缓和与化解。相比之下，东亚社会具有相近的社会结构，包括家庭结构、企业结构、人情关系等，相互之间容易适应和认同。那么，可否在经济途径、政治途径之外，探索一条社会整合的途径？也许通过建立一个好的福利模式，可以为亚洲将来形成一个好的社会模式奠定基础。而建立社会联结，能够更容易地体现互助、合作，创造融洽的社会氛围和人文环境。
我之前提出的底线公平，最便于扩大社会共同性。因为它强调首先要保障每个人的三项最基本的权利，即生存权、教育权和健康权。当个人和家庭无力保障这些基本权利时，政府要守住这条底线。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情况会不一样。例如在中国大陆，所谓教育权，目前主要还是指九年义务制教育，将来中国发达了，可能政府财政管的受教育年限就要长得多，这里是可以有差别的。但是这三项权利是政府“必保”的。而在保证这三项权利方面，首先，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内部都非常容易达成一致；进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阶层，都比较容易承认在这三项权利面前大家应该是平等的。例如，在中、日、韩之间，虽然我们的福利制度、福利水平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保证这三项权利应该是共同的，不管福利制度如何、福利水平如何，在这上面可以达到最大的共同性。
在东亚地区如能建立这样一个福利模式，尽管社会内部差别、阶层差别比较大，我们还是可能用这个办法来增进社会团结，增加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者、不同文化信念者之间的认同。这样，福利模式就可以作为一个平台和基础，使大家建立起一种社会共同联系的纽带。在202_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和202_年台湾南部大水灾期间，两岸同胞发自内心地相互支援、相互关怀，慷慨相助、大爱无疆，事实上冲破了政治上的种种羁绊。但那主要是靠情感、靠道德，能否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更稳定可靠的社会共同联系的纽带呢？例如，两岸之间的共同约定、协定，应对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共同行动纲领，在福利问题上按照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的底线公平原则，建立某些半制度化、制度化的行为规范。两岸血脉相连，同宗同源，如能带这个头，推及东亚，推及亚洲，岂不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的莫大贡献！
当然，这里的意思仅仅是模式一致，原则一致，不是制度统一，更不是福利水平统一。绝不意味着收入高的国家和地区要给收入低的国家和地区“买单”。如果在模式选择和原则确定上能够达成一致，具体做法就不难解决。而如能在模式和原则上达成一致就很有意义。例如在中国大陆，就既要解决福利投入不足的问题，也要警惕福利刚性。在日本、韩国，以及其他福利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面临福利刚性的困扰，也出现了福利资源浪费，有些福利供给过分慷慨的情况。这就说明，在东亚的福利模式中，掌握好公平底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性问题。
2.东方型福利模式可以作为亚洲引领世界的基础
人们正在议论21世纪可能是亚洲世纪。不管这种说法准确性如何，我们总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亚洲拿什么来影响和引领（如果可能的话）世界？常见的说法是靠经济，经济总量大了，说话分量就大。这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也看到有的经济大国在世界上也起不到什么引领作用。再有一种说法是靠技术，在历史上确有一些技术如蒸汽、电力技术等扮演过重要角色，但科学技术发展却表明，先进技术更新越来越快，现在有些重大新技术，用不了几年就可能让位给其他新技术，风光不在了。因此，我们应该探索一种新途径，从一个好的福利模式走向一个好的社会模式，以此影响和引领世界。
那么，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期待呢？因为在东亚的经济模式中，以及在我们设想的福利模式中，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具有与西方国家和福利国家制度不同的特点。我们这种共同性不抹杀各自社会的个性，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由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之间有差异，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个性。亚洲社会的基础，既包括要扩大共同性，也包括要包容差异性。这就使得我们建立的福利模式，一方面，与美国那种过分强调市场机制和个人主义的福利模式不同，我们比较强调社会的作用，比较强调政府和市场的合作，而不是过分地强调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与欧洲福利国家那种过分强调平等和国家作用的模式不同，它们在福利增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刚性的增长机制，就是福利只能往上升，不能往下降，一旦涨上去了就降不下来。其实，经济的发展总是有起有降的，一旦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增长趋缓，财力就支撑不起了，所以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革还一直延续到现在。东方型福利模式会有更大的活力，我们可以比它们保留更多的差别，实现有差别的公平。这样，我们的模式也会有更好的包容度。而要有更好的包容度，还需要有更强的协商和沟通的能力，这样一种能力是可能依靠我们东亚的文化来提供的。
3.一种新社会地理学
对东方型福利模式乃至社会模式的期待，还可以找到理论的支持。按照202_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资源配置范围越广，越可能优化，收益越可能递增。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带来产出的增加，从而带来生产成本的下降，各国或区域间通过发展专业化和贸易，就可以提高其收益；要素的集中是经济规模的反映，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大型的聚集地区，其规模优势远远大于某一个部门或产业的集中优势，从而为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前提。这个道理，我们从最近30年中、日、韩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贸易量的扩大对地区经济优势所起的作用，从海峡两岸经济往来和合作带来的实际效益上，可以明显地体会到。
如果说，克鲁格曼是从贸易理论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道理，那么，早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则从货币理论的角度论证了推进大中华货币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同样从若经济规模扩大则效益倍增的道理出发，力主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建设华元区。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人民币区域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货币区，国际货币体系应将人民币纳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的一揽子货币中来，建成一个稳定的一揽子货币体系。[8]
从应对金融危机的福利政策与社会政策出发，我主张一种新社会地理学，其基本原理是：社会空间越大，资源配置越可能高效和优化；人们的活动空间越是广阔，人的才能发挥的余地越大，人的自由越是能够充分实现；人的自我实现程度越高，人的幸福感越强。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以“独立”为标榜的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无非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大势的一种抗拒，是违背时代潮流的一种愚昧，是少数政治人物出于一己私利而对大众福祉的一种伤害。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是势必冲毁任何狭隘意识的。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上亿农民工进城务工，而当时正值国有企业改革，几千万职工下岗待业，许多人担心农民工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一些城市出台了五花八门的措施，限制农民工进城。从一般见识讲，城市里岗位有限，农民工涌进来，城里人就业就困难了，道理好像说得通。但是，上述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超越了一般见识，空间或者规模扩大的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实际结果证明，农民工挡也挡不住。奇怪的是，他们不但没有抢城里人的岗位，反而开辟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创造了许多新的产业，干了城里人不肯干的工作。就业岗位是有层次的，劳动分工是可以扩大的，现在城市里许多产业根本离不开农民工，甚至城里人离开农民工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当然，农民工的身份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同样道理，美国的就业市场近年来有了不少限制，但他们也应该看到开放的益处。在高新产业聚集的“硅谷”，我就看到有条台湾街，那么多华人在美国，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2_年我到台湾，看到当局对大陆新娘在台湾就业和生活施加了种种限制，比对越南人、菲律宾人的限制还苛刻。现在，这种歧视改变了。人们的理性最终总会确信，科学道理比貌似有理的一般见识更高明，任何狭隘意识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不仅新贸易理论、新货币理论、新社会地理学等会支持“大福利构想”之类的见解，人的理性、人的良知也总会支持对中国人、亚洲人、全球人的福祉增进有所助益的见解和主张。因为，按照知识发展的规律，运用科学方法得到的知识，总会逐步转化为常识，也就是说，一般见识总是要改变和更新的。
（三）构建对经济危机具有防范功能的全球社会基础
对全球社会来说，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发展中大国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不平衡是有的，但这是现象不是根源。如果说失衡，最根本的是穷国和富国的失衡，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看，世界范围的贫富两极化也越来越严重，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不合理。无论是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说明了以往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历史，就是财富从边缘向中心、从穷国向富国集中的历史。美元的独霸地位会形成所谓“磁吸效应”，全世界的相当一部分财富被吸附到一个国家，甚至一条华尔街。早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有“华尔街打喷嚏，全世界感冒”的说法，此次金融危机印证了华尔街危机全世界遭殃的恶果。
从根本上说，全世界面临的就是经济体系不合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尽管单靠福利体系建设难以解决如此艰难的问题，但福利制度的研究和建设也应该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大福利构想”意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社会体系，它更强调社会体系包括福利体系的自稳定、自协调机制。例如，“大福利”搞得好，虽然不能避免出现失业问题，但可以使失业给社会、给民众生活造成的冲击尽可能减少；“大教育”搞得好，可以有效增强人们的竞争能力、适应能力、应付危机和化危为机的能力；而如果有了“大保障”、“大服务”，即使面对各种风险和危机，人们也可以安然无恙；有了“大金融”更可能直接对抗和化解金融和经济风险。所以，“大福利”作为对经济危机具有防范功能的全球社会基础，是可以预期的，至少是有必要去争取的。
【参考文献】
[1]景天魁．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北京：华夏出版社，202_.[2][5]时娜、彭超．“民工荒”倒逼产业升级提速．上海证券报，202_.9.23.[3]张茉楠．中国经济复苏关键看能否破解三大失衡．上海证券报，202_.9.22.[4][6]陆铭、范子英．中国出口导向路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上海证券报，202_.9.22.[7]郑永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参考消息，202_.5.21.[8]杨国营．教育在改革与创新中前进．参考消息，202_.9.15.
第二篇：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
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
２００７年４月，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作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正式拉开帷幕。此后，危机愈演愈烈，大量从事次贷业务的机构相继破产，主要金融机构陆续出现巨额亏损，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市场预计，全球与次贷相关的损失将达到１．５万亿美元。２００８年以来，美国已有１３家商业银行破产倒闭。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美林被美洲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转变成为银行控股公司。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频率之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在美国近１００年以来的历史上少见的。美联储应对危机的非常规措施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规模信贷紧缩，严重打击了市场信心，尽管美联储连续大幅度地调低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再贴现率，将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几乎用到极致，仍然不能阻止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美国经济持续放缓的趋势。为此，美联储不得不选择各种非常规措施，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供给，扩大信贷规模，恢复市场信心。
（一）新的流动性管理手段
一是调整贴现窗口贷款政策。从２００７年８月起，美联储多次通过调整贴现政策，鼓励出现财务困难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款。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７日，美联储下调贴现率５０个基点，使其与美联邦基金利率之差由此前１００个基点缩小为５０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３０天，并可应请求展期。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８日，美联储再次下调贴现率７５个基点，使其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进一步缩小至２５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９０天。二是启用新的融资机制。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美联储推出对合格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创新融资机制（ＴＡＦ）。在ＴＡＦ中，美联储通过拍卖提供为期２８天的抵押贷款，每月两次，利率由竞标过程决定，每次的ＴＡＦ有固定金额，抵押品与贴现窗口借款相同。由于ＴＡＦ事前确定数量并采用市场化的拍卖方式，既能有效解决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又不会导致银行准备金和联邦基金利率管理的复杂化，被视为美联储４０年来最伟大的金融创新。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作为２８天ＴＡＦ的补充，美联储推出８４天期ＴＡＦ，以更好地缓解３个月期短期融资市场的资金紧张情况。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９日，美联储又表示计划将于１１月推出两次总额为１５００亿的远期ＴＡＦ，时间和期限将在与存款机构协商后确定，以确保年底前市场参与者资金充足。此后，又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６日将总规模扩大至３０００亿。
三是启用新的融券机制。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美联储推出了另一项创新流动性支持工具（ＴＳＬＦ）。ＴＳＬＦ是由美联储以拍卖方式用国债置换一级证券交易商抵押资产，到期后换回的一种资产互换协议，有效期为六个月。ＴＳＬＦ的交易对手仅限于以投资银行为主的一级证券交易商，交易商可提供的合格抵押资产包括联邦机构债券、联邦机构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ＭＢＳ）等。
四是启用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ＰＤＣＦ），向一级交易商开放贴现窗口。在贝尔斯登事件发生后，为进一步缓解金融市场短期向下的压力，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７日，美联储决定利用其紧急贷款权力，启用ＰＤＣＦ，其实质是向符合条件的一级交易商（主要指投资银行）开放传统上只向商业银行开放的贴现窗口，提供隔夜贷款。
五是推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即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ＡＭＬＦ），通过支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支持商业票据市场。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９日，针对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华尔街震荡、大量投资者纷纷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撤资的形势，美联储宣布推出ＡＭＬＦ，以贴现率向储蓄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提供无追索权贷款，供其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ＭＭＭＦ）购入资产抵押商业票据。同时，美联储还计划直接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房屋贷款银行等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以进一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顺利运行。六是推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ＣＰＦＦ），直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７日，美联储宣布创建ＣＰＦＦ，运作机制是通过特殊目的载体（ＳＰＶ），直接从符合条件的商业票据发行方购买评级较高且以美元标价的３个月期资产抵押商业票据（ＡＢＣＰ）和无抵押的商业票据，为美国的银行、大企业、地方政府等商业票据发行方提供日常流动性支持。
七是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付息。长期以来，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均不为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为了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６日，美联储宣布向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其中，向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比准备金交存期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均值低１０个基点，向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息初定为比准备金交存期的最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低７５个基点。
（二）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救助
救助投资银行贝尔斯登。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美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出现了流动性危机，为了援助贝尔斯登，美联储紧急批准了ＪＰ摩根与贝尔斯登的特殊交易，即纽联储通过ＪＰ摩根向贝尔斯登提供应急资金，以缓解其流动性短缺问题。贝尔斯登将其流动性最差的３００亿美元资产作抵押，纽联储通过ＪＰ摩根向其提供为期２８天的等额融资。这是自上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贴现窗口。
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３日，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宣布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两房”提供救助。其中，美联储将允许“两房”直接从纽联储贴现窗口借款，条件是美联储将在两家企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其他审慎性监管中发挥咨询作用。在９月７日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方案中，纽联储成为美国财政部向“两房”提供信用贷款的财务代理人。
救助美国国际集团（ＡＩＧ）。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市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作为全球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主要卖方的ＡＩＧ受到严重影响。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６日，美联
储宣布向ＡＩＧ提供８５０亿美元的高息抵押贷款，条件是美政府需获得ＡＩＧ７９．９％的股权，并持有其向其他股东分红的否决权。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美联储再度声明，此前向ＡＩＧ提供的８５０亿美元贷款额度已用尽，允许ＡＩＧ以投资级固定收益证券作抵押，美联储将再度给予ＡＩＧ３７８亿美元的贷款额度。
采取国际联合救助行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２日、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和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８日和１０月１３日，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冲击，美联储先后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联合援助行动。主要内容包括：（１）各主要国家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渠道向本国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２）美联储与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临时货币互换安排，并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互换的期限和规模。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起，为配合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救市行动，美联储宣布，暂时上调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日本银行的美元互换额度至无上限。（３）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瑞典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等联合宣布降息５０个基点。
美国财政部应对危机的非常规措施
２００７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刚刚发生时，美国财政部采取了常规性政策措施进行应对，后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升级、美国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财政部被迫出台了一系列非常规措施来应对危机的挑战。
（一）１５００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
２００８年１月４日，美国国会宣布实施１５００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家庭将得到不同程度的税收返还，商业投资第一年可以享受５０％折旧，中小企业还可以享受到额外税收优惠。另外，房利美和房地美证券化限额被临时上调，联邦住房委员会的担保额也相应增加。
（二）援助并接管“两房”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３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将联手对深陷困境的“两房”提供援助：一是提高这两家公司能够从财政部获得贷款的额度。二是为了保证“两房”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财政部将拥有在必要时收购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份的权力。三是允许这两家公司直接从纽联储的贴现窗口借款。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当世界还在议论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救助“两房”时，美国众议院批准总额３０００亿美元的住房援助法案，这一法案授予财政部向“两房”提供援助的权力，并可以为陷入困境的房贷户提供帮助。根据这一法案，联邦住房委员会可以向约４０万个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风险的房贷户提供上限为３０００亿美元的再融资担保，帮助他们将目前利率较高的按揭贷款转换为利率较低的３０年固定利率贷款。２００８年９月７日，由于“两房”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宣布这两家公司的四步走计划：一是联邦住房金融局牵头接管“两房”；二是财政部与“两房”分别签署高级优先股购买计划；三是为“两房”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建立一个新的、有担保的借贷工具；四是推出购买政府资助企业按揭抵押证券的临时计划。
（三）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计划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日，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了《２００８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７０００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建立受损资产处置计划（ＴＡＲＰ），在两年有效期内分步使用７０００亿美元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受损资产；二是建立受损资产处置计划后，允许财政部向金融机构受损失资产提供保险；三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独立委员会对法案的实施进行监督；四是对接受政府援助企业的高管薪酬做出限制；五是与国外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合作；六是将保护纳税人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七是增加对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贷申请人的帮助。
（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采取的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非常规应对措施。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主要是采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多种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来应对。
２００７年春天，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呼吁重新检查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以便更好地处理保护投资者与增强市场竞争性的关系。２００７年秋天，保尔森宣布美国财政部将设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长达２１８页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包括三个目标：一是短期目标：强化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的使命，并将银行监管者纳入小组；美联储进一步推进拓展贷款渠道；对抵押贷款发起设立全国统一标准；为各州对抵押贷款市场参与者颁发执照设定统一的最低标准。二是中期目标：合并储蓄机构监管署（ＯＴＳ）和货币监理署（ＯＣＣ）；美联储负责监管支付和结算体系；设立联邦保险监管体系，隶属于财政部的全国保险管理署负责管理联邦保险监管体系；合并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ＳＥＣ）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ＣＦＴＣ）。三是长期目标：设立美国三大金融监管体，即美联储担当“市场稳定监管者”的角色，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稳定；成立“金融诚信监管者”，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成立“商业行为监管者”，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并保护消费者利益。
第三篇：浅议保险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浅议保险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这次金融危机对保险行业形成的冲击，国内保险公司如何控制好风险，积极应对这次危机，本人结合工作实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通过调整保险业发展战略应对金融危机。在保险公司的经营过程当中，确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是极为重要的，要结合市场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其发展战略也应随外部大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周期情况及时调整。在调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重点考虑以下两方面： 一个高管人员、公司的经营层要切实处理好规模与效益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对于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极为宝贵的一条经验。要从思想上摒弃传统的设机构、铺摊子、上规模的发展速度，把规模和速度转化为效益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努力做到速度与结构相协调，规模与效益相统一。
二是大力推进保险业的结构调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保险业应该加大力度推进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可以改变保险业务的风险构成，化解和防范风险，有利于保险公司在困难时期渡过难关；更重要的要，可以增强业务发展的稳定性，突出保险行业优势，增加业务内含价值，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202_年的结构调整，既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保险业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既能解决短期危机问题，又能着眼于长远发展、抓住机遇、化危为机。
保险行业调整结构，就是要大力发展风险保障型业务及长期储蓄型业务。特别是对寿险业务，应当坚持“短期变长期，趸缴变期缴，加大风险保障成分”的方向，逐渐使内含价值高、抵御金融危机风险能力强、业务稳定性好的长期期缴保障型寿险产品成为业务主流。
保险监管部门还应通过严格监管，推动行业优化结构。这样既有利于应对当前的危机和挑战，防范行业发生系统性风险，又为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增长。监管机关要强化产品监管和强化偿付能力监管两个主要手段推动结构调整。通过强化产品监管，提高产品的准入门槛，排除期限过短、没有保障成分的产品，促使保险公司销售期限长一些的保障型产品，引导保险产品的发展方向。
三是要审慎推进综合化经营策略。我们经常说危机危机有危有机，面对金融危机，我们要主动应对，抢抓机遇。这次危机使保险业一些优质资产的价值大幅下降，但也为国内保险公司开展综合化经营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另外，中央四万亿刺激经济的计划以及地方政府配套措施的出台，这些都会给保险业的投资带来一些良好的机会。只要国内各家保险公司积极应对，审慎决策，一定会走出一条综合化经营的新路子。
四是提高应对危机的风险管理能力。对于保险公司和再保公司来说应该从两个方面提升能力，一个就是提高危机发生时的快速反应能力，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对流动性风险的应急管理。对于流动性来说，主要是预防，要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基金的作用，在保险公司面对突发事件面对流动性紧缺的时候提供必要支持。二是对信用风险要有很好的管理。三是对于偿付能力风险的应急管理。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快速、灵活的管理应对机制，使保险公司在一些危机到来或者即将到来的时候有一些应急的措施。
应对风险管理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提升日常经营中的风险预警能力。首先，保险公司应该建立集中统一的信息平台，动态掌握经营数据，提升非现场监管、监控的能力。其次，在保险公司内部应该形成比较完善的风险制衡机制，切实加强风险管理执行力的建设，提高风险管理部门在重大决策上的话语权。第三，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团队，提升高层决策的专业化支撑水平。吴定富:保险业应对金融危机取得三方面进展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15日在出席陆家嘴论坛演讲时表示，保险业在应对金融危机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第一，防范风险跨境传递，维护国家金融保险的安全。总的来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保险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总体充足、经营稳定、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第二，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保持行业平稳较快地发展。从今年前4个月的情况看，总体情况是好的，1到4月份，全国的保费收入达到4140亿，同比增长9%，赔款与
给付1077亿，同比增长0.13%。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达到35000亿，同比增加了202_亿。
第三，转变行业发展模式，保险业科学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从今年保险市场来看，保险业转变发展方式初见成效，保险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在财产险方面，今年一季度财产行业实现了扭亏为盈，保险市场的不规范竞争得到了明显的遏制。(记者 秦媛娜)次贷危机来袭 保险企业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原本应保障人民财产的保险企业却由于投资过多、过广等问题深受次贷危机打击，令老百姓们纷纷退保以保障财产。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不禁要问：险企业究竟该干嘛？
在次贷危机的打击下，全球保险业泰斗AIG几近全线崩盘。如今虽因获得美国政府的贷款暂时度过破产危机，未来走势依然堪虞。同样深受其累的还有中国的保险企业，自9月12日美国金融危机持续升级以来，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三只保险股的市值一直直线下降，截至10月8日，前两者的跌幅已超过9％。
担心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广大民众纷纷办理退保手续以保安全。资料显示，仅9月16、17日两天位于中国香港的AIG子公司——美国友邦保险(AIA)就遭遇了高达202_份左右的退保。
保险公司重要的职能之一是保障、补偿人民财产。在金融危机到来时，不正应由他们来缓解人民的部分压力吗？为何会出现如今的局面？
金融危机引发的保险界思考
10月10日，日本大型保险公司大和生命保险申请破产，据日本市场分析人士总结，他们的破产是因为“该公司一向追求高风险投资”。申请破产时，他们的负债总额高达2695亿日元（约合27亿美元）。
“保险行业的投资渠道是要开放，但注重风控的前提永远不能忘，特别是对系统性风险的辨识非常重要。”《证券日报》的一篇评论这样写道。
从资本层面分析，保险公司的确非常适宜在资本市场活动。由于寿险等众多险种对于民众来说均属于长线投资，保险公司手中聚集了大批可以用来投资的资金。而且，202_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十条》，将保险公司投资渠道逐步放开，无担保公司债试点、PE投资试点也开始推进，更令很多保险公司胆量增加，开始承接一部分投行才做的业务。保险公司的大规模投资是一柄双刃剑，如今恶果显现出来。“AIG的案例告诉我们，保险行业投资时注重风控的前提永远不能忘。” 东方证券研究所王小罡表示。
风险辨识的重要性不单纯在于保险企业自身的发展，更关乎其客户的财产安全。事实上，这才是很多客户心中保险企业唯一的责任。对此，中国保监会也早有明确指示。“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要起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发展和辅助社会管理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
现在看来，促进经济发展是够了，社会保障和管理还需加强。王小罡表示，“次贷危机启发我们，金融监管模式应该前台全面而灵活，后台强化而严厉”，“要注重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这也引发了业界对于保险企业“不务正业”的探讨。
“保险企业应更注重本身对客户们的服务，回归正统业务，谨慎投资。”中国人保财险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并不是说保险企业不应该去做投资，但他们应该更加重视主业、重视服务。在不影响保险、保障根基的前提下谨慎投资。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对投资关注的太多，对本身的业务和服务却有些怠慢了。”一位分析师表示。
让金融的归金融，保险的归保险
采访中国人保财险（简称PICC）客户服务部相关负责人的时候，他们正在为公司202_年的客户服务活动忙碌。“202_年客户节暨奥运理赔服务体验季，”该负责人表示：“其中黄金周客户关爱活动刚结束，其他几大项活动目前都进入收尾阶段，客户反馈挺多，最近都在忙这个。”言谈中并未显现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手中的资料也显示，客户反馈几乎都集中在最近的这次活动上，鲜有对自己所投保险担忧的。
压力并非没有，人保财险总裁王银成上个月就曾对媒体记者坦言：“今年以来的冰冻雨雪、地震，以及夏天的洪水灾害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赔款压力。”不过明智的是他们大幅减少了权益类投资，而是选择通过稳定的固定收益投资获得投资利润。据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目前PICC持有的权益类投资市值仅为10亿元左右，而固定收益投资每月会贡献约1.3至1.4亿元的投资收益。这大大降低了他们在遭遇金融寒冬时的风险。
“虽然这次的金融风暴可以说是百年一遇，但身为和共和国同岁的老牌保险企业，我们还是认为投资需谨慎，正统的保险保障、服务客户的业务才是最重要的。”该负责人表示：“不能舍本逐末。”
“不能舍本逐末”一语道出了一家老牌企业的常青秘笈。接着这位负责人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他们在服务方面最近的新动向。
不久前，他们刚刚结合奥运会展开了一系列诸如“奥运之旅，人保关怀”、“奥运竞猜，人保加油”等活动，免费赠送客户交通意外险、发送贴心短信资讯等。PICC的理赔部也和客服部一起推出了“理赔无忧”、“便捷体验”、“四海通行”等项目，这些小活动们很受客户欢迎。PICC全国4500家分支机构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客户的温馨小故事发生。
“资本市场的确挣钱快，但这不是根本，只有保障了客户才能保障住我们，”他说：“保险企业就是该专注于保险，只要人民对保险的需求还存在，我们就会一直努力把服务做的更好。金融危机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影响。”
三、我国保险业应对金融危机防控风险的对策
（一）区分“借鉴”与“盲目追随”，辩证看待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
源起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海啸，不仅暴露出美国金融保险业自身存在的缺陷，同时也反映了其他国家追随美国模式、参与次贷利益分配的盲从性和片面性。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模式、实现我国保险业跨越式发展应注意“引进借鉴”与“自主创新”并重，切忌照抄照搬、东施效颦，固然美国模式或发达国家模式有其先进性，但却不是万能的。“重引进借鉴，轻自主创新”无异于“重形似而不重神似”，盲目追随的结果已经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遭受集体重创的事实中再一次得到印证。目前我国保险业学习、借鉴、模仿有余，而自主创新不足，今后保险业的学习借鉴更应在尊重我国国情和市场客观环境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在学习借鉴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应辩证看待美国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进程中诞生的金融衍生产品。脱离特定环境背景盲目照抄照搬，盲目肯定与仰视美国金融自由化如何自由，金融创新如何高级，工程技术如何复杂深奥，金融衍生品如何繁多神秘，进而自愧不如是万万不可取的。
（二）强调保险投资策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避免盲目的投资多元化和海外扩张，绝不能片面理解保险业国际化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金融危机造成金融市场投资环境急剧恶化的背景下，我国保险公司将面临巨大的投资压力。因此更应强调保险投资策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避免盲目的投资多元化和海外扩张，绝不能片面理解保险业国际化。这次金融危机的蔓延则向人们昭示了国际化的负面效应，处于次贷市场国际化的国家在次贷繁荣时期都赚得盆满钵满，而危机爆发时染指次贷关系的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金融危机的漩涡中。反思我国保险业未来国际化进程，即不能因此次金融危机国际化程度低、所受影响有限而盲目自得，也不能因噎废食，成为放缓我国保险业进军国际市场步伐的理由。更应该全面度量参与全球化的利弊，以安全和稳定为前提，加强风险预警和风险控制，提高危机处理和应对能力。
（三）杜绝监管真空，坚定地推进偿付能力监管改革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保险巨擎”AIG在受到金融风险的波及后顷刻之间濒临倒塌，衍生金融产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美国拥有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而对衍生金融产品的监管存在真空，使市场的不规范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纠正，风险积累最终引发危机。反观中国的保险监管存在两大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方面是前台监管偏重于市场准入，而疏于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后台监管一旦抓不到位，就会使监管资源错配，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金融企业的营运活力。因此，今后我国保险监管既要防止因美国金融监管暴露的问题重蹈市场行为监管的覆辙，又要避免以市场发展要求倒逼监管政策松动的片面倾向。一方面对前台业务监管全面覆盖不留真空，并对前台业务适度放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对后台监管强化而严厉，要更加坚定地推进偿付能力监管改革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四）培育有效预警系统性风险的信用评级机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因未能及早明确提示次贷投资风险而备受质疑。而随着次贷危机转化为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这些评级机构对相关公司资信等级的频繁调整又遭受诟病，对市场震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加快信用评级制度建设刻不容缓。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保持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并且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有效预警系统性风险，切实发挥信用评级的外部监督作用。
（五）保险经营要理性回归，“保障”才是保险的基本功能
在资本市场火爆的情况下，许多保险公司在营销策略上，把保险当基金卖，把投资型险种当寿险卖，再加上市场营销员销售传达环节的误导，以致大多数购买投资型产品的客户是将保险视为投资工具，而且抱有相当高的投资预期。各种非传统寿险产品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寿险的不足，增加了寿险与其他理财工具的竞争力，满足了人们对多功能理财工具的需求。但是，保障功能才是保险的基本功能，投资功能只是其附加功能，如过分注重、宣传寿险的投资功能，必然会忽略保险的真正意义。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蔓延，AIG因非保险业务陷入破产边缘，更应深刻认识到：保险经营与消费要回归理性，保障才是保险最基本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其他任何金融工具都无法替代的，也是保险行业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当务之急应是保险公司持之以恒地降低趸缴产品和投资理财型险种的比例，提高期缴产品和保障型险种的比例，以降低保险经营风险。
（六）随着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相互融合、渗透，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发展趋势愈演愈烈
然而，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保险业应坚持自己的发展步调和特色。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保险业务虽然没有出现问题，但是金融衍生产品带来的灾难却殃及鱼池。国内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本身经营时间较短，对寿险经营的规律认识不足，从业人员也相对缺乏经验，现在还不具备大力扩张领域的条件，而是需要大力推进寿险专业化经营，加强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和能力的提升，现阶段还需专注保险主业经营。保险行业要始终将稳健、安全放在首位。
保险业作为“谨慎性金融”行业，生存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在稳定经营基本业务、有效控制未来风险的基础上，才能追求金融的无限创新和收益的最大化。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对国家的繁荣与昌盛至关重要，对于保险、银行这类关乎国计民生的金融行业，国家及相关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较为严格而密切的监管，对市场加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以保证其稳健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安全。
2、保险业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研究控制。
众多老牌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其实不是他们不会投资，不懂风险控制，而是低估了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雷曼兄弟的破产告诉我们，资本市场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对风险防范，要始终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这也适时给保险业敲了一个警钟：在看到资本市场对保险业的积极影响时，更应居安思危，了解其对保险市场消极的一面；资本市场充满风险，但不能因此就望而却步，更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掌握其运行规律并为我所用。
3、保险经营要理性回归，保险的本质在于“保障”。
全球保险巨头AIG身陷次贷危机，倾刻间出现巨额资金缺口而走到破产边缘，究其危机源头，不是保险业务自身出了问题，而是系列的金融投资衍生产品出了问题。可以看到，在资本市场火爆的情况下，许多保险公司在营销策略上，把保险当基金卖，把投资型险种当寿险卖，再加上市场营销员销售传达环节的误导，一段时间，甚至整个行业都在向外传达“投连就是保险”的错误信息，以至大多数购买投资型产品的客户是将保险视为投资工具，而且抱有相当高的投资预期。尽管近年来国内保险业发展非常之快，可当一系列重大灾害事故发生的时候，保险业发挥的作用却有限，原因就在于我们购买的保险保障相对不足，或者购买的保险没有回到保险的基本意义和功能——保障上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传导情况下，我们更应深刻认识到：保险经营与消费要回归理性，保障才是保险最基本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其他任何金融工具都无法代替的，这是保险行业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4、中国保险市场将迎来新的持续稳定发展阶段。
金融海啸之后，我国政府已通过各种政策来保证经济和金融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保监会红头文件不断，各项监管政策陆续出台，反复强调保险业理性回归保障，稳健经营的重要，也传达出一项讯息：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通过相关措施，促进保险机构规范经营及保险业的长期稳定。国内那些将大量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保险公司亲历了金融风暴带来的损失，也逐渐从前一年疯狂追逐资本市场的奔跑中冷静下来，实施新的经营策略。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保险业来说，是一个调整的契机，中国保险市场将迎来新的持续稳定发展阶段。
5、保险公司应专注保险主业。
越来越多的国家高调步入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之列，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发展趋势也愈演愈烈，然而，中国的保险业发展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应坚持自己的发展步调和特色，此次 AIG因非保险业务陷入破产边缘，国内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更要深刻意识到：现阶段还需专注保险主业，我们本身经营时间还太短，对寿险经营的规律认识还不够，从业人员也缺乏经验，现在不是扩张领域的时候，而是需要大力推进寿险专业化经营，加强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和能力的提升。
经济发展的低谷期就是我们从业人员充电学习的好时机，经济低迷时期，人们所面对的机遇在降低，但学习充电可以让人的机遇增多，这也是国内教育培训行业一次大发展的好机遇，对我们资格项目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资源，组织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多方面对这次金融风暴进行分析研究，并将成果吸收到中国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资格项目二版教材当中，让保险从业者及时分享行业发展经验教训，深化大家对金融风暴的认识，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项目宣传，让更多的从业者在参与到提升自身素质的考试中来，发挥项目提升行业诚信道德形象，提升行业专业知识水平和素质的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保险业的启示
记者：金融危机不仅给发达国家的保险业带来惨痛的教训，也给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带来深刻的启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最近指出，保险业发展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保险创新不能脱离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保险经营不能背离稳健经营的规律；保险监管不能偏离防风险、促发展和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目标。作为金融保险与经济发展问题专家，请谈谈您的看法。
郭金龙
：面对危机，中国保险业所要做的是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灾难的再次发生。
保险行业要始终将稳健、安全放在首位。保险业作为“谨慎性金融”行业，生存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在稳定经营基本业务、有效控制未来风险的基础上，才能追求金融的创新和收益的最大化。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对国家的繁荣与昌盛至关重要，对于保险、银行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金融行业，国家及相关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较为严格而密切的监管，对市场加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以保证其稳健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安全。
保险业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和投资的风险控制。众多老牌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其实不是他们不会投资，不懂风险控制，而是低估了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雷曼兄弟的破产告诉我们，资本市场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对风险防范，要始终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这也适时给保险业敲了一个警钟：在看到资本市场对保险业的积极影响时，更应居安思危，了解其对保险市场消极影响的一面；资本市场充满风险，但不能因此就望而却步，更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掌握其运行规律并为我所用。
保险经营要理性回归，保险的本质在于“保障”。全球保险巨头AIG身陷次贷危机，顷刻间出现巨额资金缺口而走到破产边缘，究其危机源头，不是保险业务自身出了问题，而是系列的金融投资衍生产品出了问题。可以看到，在资本市场火暴的情况下，许多保险公司在营销策略上，把保险当基金卖，热衷于投资型险种的销售，再加上市场营销员销售传达环节的误导，一段时间，甚至整个行业都在向外传达“投连就是保险”的错误信息，以至大多数购买投资型产品的客户是将保险视为投资工具，而且抱有相当高的投资预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深刻认识到：保险经营与消费要回归理性，保障才是保险最基本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其他任何金融工具都无法代替的，这是保险行业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保险公司应专注保险主业。越来越多的国家高调步入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之列，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发展趋势也愈演愈烈，然而，中国的保险业发展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应坚持自己的发展步调和特色，此次AIG因非传统保险业务陷入破产边缘，国内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更要深刻意识到：现阶段还需专注保险主业，我们本身经营时间还太短，对保险经营的规律认识还不够，从业人员也缺乏经验，现在不是盲目扩张领域的时候，而是需要大力推进保险专业化经营，加强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和能力的提升。
完善监管措施,防止保险业风险的传递和扩散。目前，保险资金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也将进一步提高，对金融市场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目前，我国保险业存在着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运营风险、诚信风险、投资风险等。尤其投资风险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和冲击必须密切关注，加强防范。
防范保险业所面临的风险，还要构筑金融风险传播的防火墙。既要防止保险风险向其他金融领域传递，影响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又要避免和降低其他金融领域的风险对保险业发展造成的影响。例如：加强监管部门的协同合作，防止风险在金融集团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传递等。
第四篇：浅谈我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08国贸金融一班 陈宇涛 0840303124
我国金融危机的政策以及分析
（一）我们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解读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党中央和国务院不失时机地出台了十大对策措施。重点包括在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国家首次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相应，国内各地区也纷纷推出了扩大政府投资并带动社会投资的计划。通过这些措施的推出，将力求把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困难和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此次中央的4万亿投资和地方的配套投资主要运用的是财政政策。
1.为什么主要选择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顾朝明先生的著作《大衰退》创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危机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有一定参考价值。
（1）关于大衰退的传统解释。长期以来，对于美国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90年代日本长达15年的大衰退，传统解释一般都认为：股市崩溃导致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等问题凸显，因此造成信用紧缩，流动性陷阱产生，进而导致企业借贷困难，最终引发了整体经济大规模的倒退。基于这种理解，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主流观点对于这种大规模经济衰退的解决办法基本上都着眼于货币供给方，主张政府在大力治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同时，主要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的资金，增加流动性，遏制并消除信用紧缩现象，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股市崩溃——信贷紧缩——企业借贷困难——经济萧条——政府注资（货币政策）——信贷扩张——经济复苏。
（2）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辜朝明先生在《大衰退》中创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彻底颠覆了以上这种传统观念，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认为：问题的根源并非货币供给方，而是货币需求方——企业。这种观点认为，经济衰退是由于股市以及不动产市场的泡沫破灭以后，市场价格的崩溃造成在泡沫期过度扩张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失衡，企业负债严重超出资产，因此，企业即使运作正常，也已陷入技术性破产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总是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不动声色，但是暗地里这些企业却在全力以赴地偿还债务。这时企业将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在停止借贷的同时，将企业能够利用的所有现金流都投入到债务偿还上，不遗余力地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企业这种“负债最小化”模式的大规模转变最终造成合成谬误，于是就会出现即便银行愿意继续发放贷款，甚至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也无法找到借贷方的异常现象。由于借贷方不足这个造成信贷紧缩、流动性停止的关键因素深藏于幕后，不为人所知，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衰退期间的货币政策失灵现象的发生。
市场泡沫破灭——资产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失衡——“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合成谬误（企业不贷款）——货币政策失灵——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当企业资产负债表失衡，出现资不抵债现象，企业大规模转向负债最小化模式，从而导致合成谬误，将经济拖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之中。此时利率降至极低点，通货紧缩现象发生，货币政策完全失灵，政府必须大胆使用财政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复苏。
2.党中央、国务院的应对策略主要采取财政政策202_年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2_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202_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202_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202_年新春伊始，继202_年第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之后，中央政府已悄然启动部署又一轮中央投资计划，这一次是1300亿元。这笔中央投资初步拟定安排中央项目350亿元，分配给地方额度为950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卫生教育重点项目、环境保护工程和结构调整构成了新投资的六条主线。
以上措施可以看出，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主要采用的是财政政策。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认为，在经济下行阶段政府必须大胆使用财政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复苏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但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断定，在经济下行阶段货币政策完全失灵是偏面的。党中央、国务院在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如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等货币政策措施。
202_年6月12～14日温总理在湖南考察。温总理指出，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总体形势企稳向好，主要表现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消费稳定增长，夏粮再获丰收，工业稳中有升，市场信心增强。
实践证明，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方针和一揽子计划是正确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当前广大基层干部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运作机理、“美元本位制”危机的学理解释、党的应对政策的正确解读方面还缺乏学术上的理解，在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统一思想，树立信心方面还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党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工作是长期的、艰巨的，因此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经济理论培训，提高他们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解读党的经济政策的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二）政策之我见
① 运用我国的宏观调控，加强金融等行业的规范管理。在风暴呼啸之时，冷静对待风暴，不能以他人之乱，而自乱。而是要加强规范自身行业的经营管理，以堵他人投机转嫁危机。正如温总理20日上午在《“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若干重大问题”的专题报告》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的起落，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首要目标。今年是近些年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动荡，全球经济明显减速，形势还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也不少，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回落。对此，我们密切观察形势的变化，沉着应对，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正在收到积
极成效。我们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比较充裕的资金和素质不断提高的劳动力优势，还有改革开放三十年奠定的物质基础和体制基础，有多年来积累的应对风险的经验，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对此要谨慎金融业的放贷，加强房产、股市炒作的监管，确保这些行业的健康发展。
② 如何救市？不是政府投入资金，而是政府运用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政策调控。正如温总理在《“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若干重大问题”的专题报告》中强调“我们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提高调控的有效性、针对性、灵活性，特别要把握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对此，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作用，调节市场的发展。做生意有亏有赢，我们赢的时候自然要笑，但亏的时候也不要气馁，按我们家乡的话说：“我们既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做生意，搞投资本来就有风险，哪有一味地赢一味的赚钱的？亏的时候也是有的，这不得不承认。这就要求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自然规避与调节，而不是某一些行业一亏了，就要求政府投入，救！这不利益社会的发展与公平。如果某一行业亏了，我们都要救，那么每个人做生意亏了，我们都要去救吗？那消费者能同意吗？
③ 政府适时适价收购内、外资的抛逃资产。如今的股市、房产等行业泡沫味浓，经一些人的炒作，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特别是房产，有人认为，房地产业的下滑是资金的短缺，这是一个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方面是房地产的房价远远超出其价值，已超出了购房者的承受能力，从而出现观望相持的局面。如果房价能使购房户承受较合理的价格，自然购房户就会下手，不至于看热闹。房价的下跌，才是房地产商的出路，一味地死挣，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内、外资想在风暴猖狂之时，想抛逃取现，特别是外资想抛逃取现，以撤走资金去救他国之市，我们就可将计就计，就让他们撤，但不是现在。如果现在撤，我们冷观其变，他们撤他们的，我们看我们的，不去接收，等市场调节到一定的时机、一定的价位，我们就可放手收购，将这些破产的在逃资金收为国有或集体所有或有能力的企业所有或个体所有。如一些大城市的房产，有些人不是想兑现外逃吗？到适时适价时，可以收购以解决我国的住房难问题。这样我们也可做一回赚钱的生意了。
第五篇：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探析
近一年多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从局部扩散到全球，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由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经济体。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发达经济体202_年将陷入全面衰退，新兴经济体也正面临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只要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全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这次系统性危机的冲击。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们有必要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认真的剖析，并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1金融危机的原因与进程
所谓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地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地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
次级债，是指发放给信用级别低、收入证明缺失，因而存在较高违约风险的借款者的抵押贷款。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主要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由于风险较大,次级按揭贷款的利率较高。金融机构为获取更多利润，把“次级贷款”门槛降得很低。在逐利动机下，美国次级贷款规模迅速攀升。202_年之后，由于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急剧上升,引起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次贷危机爆发。
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危机，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濒临破产被注资850亿美元拯救、全美最大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公司倒闭、冰岛等国家濒临破产，再到全球股市持续下跌，到目前已经演化为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2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胀压力、外汇储备、外贸出口、金融业和房地产五方面。一：对汇率的影响。中国拥有1.8万亿的美元外汇储备资产随着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会面临贬值风险。美元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一方面致使短期撤回的资本会重新回到中国，推动国内资本品价格的上升，产生更大的投机泡沫；另一方面给中国的货币政策运用、宏观调控带来很大困难。
二：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_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新增2806亿美元，使外汇储备净值达到1.8088万亿美元。截至202_年6月，我国持有美国的国债高达5038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这就使得在这场次贷危机中，我国必须要考虑大量美元外汇的安全性问题。
三：对外贸出口的影响。中国是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经济主要依赖国外需求，而美国占我国出口贸易中的50%美国国内需求下降极大地抑制了中国的出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不断升值，也会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出口，导致经济衰退，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四：对金融业的影响。从证券市场情况来看，中国股市一年来跌幅巨大，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国际金融动荡严重影响了国内投资者的信心，股票市场持续低迷。
五：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1，金融危机使人们的心理预警增强，打击购房者的购房信心，市场的观望气氛更加浓郁。2，银行给房地产的贷款在减少，房地产资金供应紧张。④从202_到202_年10月，房价平均涨了100%，此次金融危机会挤压掉中国房地产自身的泡沫，但也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所面临的风险。
3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对策
面对这次金融风暴虽然美国政府采取“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来挽救金融危机，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而更应该积极应对。中国应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更好地面对此次危机。
3.1调整外汇储备战略要完善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策略，将从美元资产为主到多种货币资产，同时优化美元资产的投资结构；购买海外石油及其他稀缺资源，参股收购相应海外企业；尽可能购买有助于培育国内自主创新的海外次核心技术、先进设备；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支持国内居民对外金融理财与投资，以鼓励“藏汇于民”。
3.2加强金融业的监管加强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风险评级和风险预警机制，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积极稳妥推进海外扩张，通过资产在各地区的配置实现风险的配置，有效降低总体风险。
3.3刺激内需，升级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提高人民可支配的工资收入；由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促使公众减少储蓄，增加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出台相应政策促进出口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口企业要积极开拓新市场，落实市场多元化战略。
3.4加强监管房地产市场政府要通过设立房地产等行业风险预警机制、强化房地产按揭贷款业务风险管理、对房地产行业指标保持密切关注、前瞻性判断房地产市场走势、提前采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来避免或缓解房价大幅下跌的不利影响。金融机构应建立和完善个人征信系统，推进资产证券化，增加融资渠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总而言之，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最大的警示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被动防守、漏洞百出的监管状态并不足以抵抗全球系统性风险，以开放的姿态，在提高本国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才是保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正确之路。
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一：外贸进出口增幅回落较快，投资增长有所放慢。
二：工业生产显著放缓，原材料价格和运输市场需求下降。
三：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低迷，消费热点降温。
四：就业形势严峻，部分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农民工返乡增多。
五：财政收入增幅逐步回落，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国际金融动荡严重影响了国内投资者的信心，股票市场持续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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