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好莱坞电影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文化是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其成果的积累与延续。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价值观作为最深层次的文化，是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以及对事物的态度所反映出来的观念，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1]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跨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跨文化交流传播中，电影具有其他文化形式难以相比的直观性和高效性。放眼当今世界，好莱坞电影的世界市场最大，即它的全球化程度最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来了好莱坞电影在跨文化表达方面的努力与成功。好莱坞电影的跨文化表达及传播，最为主要的是以所谓普世价值观形态出现的美国价值观，其次是为迎合专门市场而努力表达的相关文化及其价值观。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的是好莱坞电影在跨文化表达方面的理念及方法，因为这是其获得更多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不仅决定了电影全球化，目前基本就是好莱坞化的客观现实，而且也决定了好莱坞电影能够非常有力地帮助美国文化获得全球文化传播的支配地位和主导地位。
一、好莱坞电影政治正确的文化传播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就意识到，文化输出是一个国家对外竞争的强有力的武器。文化输出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意识、社团意识、宗教意识以及文化意识，甚至可以改变他们的语言，淡化甚至重写这些地区的传统和文化，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民族文化记忆，促使其与美国的信念和价值融合。所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就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向全世界推销电影和其他大众文化产品。在罗斯福执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好莱坞电影则成为推销美国形象、美国民主，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美国政治家及好莱坞电影掌门人们的这种认识及行动，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汉斯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它们通过自己优越的文化或更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进行劝说或诱导，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其他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他国，这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稳固、更彻底，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它的优势地位，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目标。”[2]
以上所述，可以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认识好莱坞电影传播始终坚持不懈的政治正确策略。众所周知，奥斯卡第82届金像奖关于最佳影片的角逐时，全世界很多人都认为非《阿凡达》莫属，但是卡梅隆最后还是败在了前妻手下，因为他的前妻拍摄比他特别具有政治正确的电影《拆弹部队》。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很多人解读电影《阿凡达》时说其中让人看到了美国越战的影子和中国的野蛮拆迁，但是它在以种种数字技术及电脑特技打造出一个个影像奇观，吸引全球电影观众眼球的同时，其内在同样蕴含着很强的美国精神。这也就是说，《阿凡达》在向全球影迷提供空前视觉盛宴的背后，同样传播着“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或美国精神，比如电影中特别强调的：“个人的尊严，人人平等，人人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公正，机会均等。”[3]应该认识到，好莱坞对于美国的意义，不仅仅是作为文化工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也通过电影形象推销美国的商业、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影响世界各民族社群的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努力制造美国式的全球趣味。
作为美国文化产业重大支柱之一的好莱坞电影，几乎一直都把美国勾勒成一个充满无数机会的国度，将城市拍得很美，科技拍得很先进。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富裕的生活，付出都有回报。好莱坞电影传递给人们的这种观念非常容易深入人心，有意无意地教导人们：只要努力奋斗，按规则比赛，你就有机会前进。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可以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达成最初的梦想。虽然美国社会现实和世界各国的社会现实都非常骨感，但是好莱坞电影主流给人的感觉却一直都非常丰满。
二、好莱坞电影人物形象传达的美国精神
好莱坞电影几乎从来都有“美国精神”的精彩注脚，在人物想象塑造方面则更是如此。在卓别林的著名无声电影《淘金记》中，流浪汉夏尔洛个人主义的积极进取、追求成功、自我实现的精神，同时具备普通人价值观与人生哲学，这就是银幕上较早体现“美国精神”的经典人物形象之一。《史崔特先生》中的史崔特，以他的老迈之躯，驾驶着改装的车，历尽千辛万苦实现自己的目标，其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正是新教精神的集中阐释。《海底总动员》中，通过父亲马琳克服千辛万苦寻找他的孩子尼莫的经历，讲述了小丑鱼父子之情，向观众呈现了一个勇敢的、永不放弃的寻找孩子的温情故事。《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坚信自己的无辜，通过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来争取自由，这样的勇气正是美国精神的绝佳体现。《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杀手雷昂虽然是杀手，却有一颗善良、坚韧、勇敢的心。《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以他75分的智商，成功演绎了美国梦的实现历程，表征了美国精神的巨大影响力。还有，诸如《教父》中的家庭观念，《独立日》中的美式完美家庭，《哈利?波特》中的极端个人主义，《黑客帝国》中的爱的力量大于邪恶等等，都极力宣扬尊重私有财产、事业进取心、家庭观念、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等美式精神生活信条。
由于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几乎都有对英雄主义的强烈幻想，想象着能像英雄一样保卫世界和平，维护人类的尊严。所以好莱坞电影一直不遗余力地针对这一点进行艺术加工，努力发挥到极致。不论在西部片、警匪片，还是励志片中，主要人物不是单枪匹马、勇闯虎穴，历经艰险在最后一刻战胜了邪恶势力，就是尽心尽力保护家人、支撑家庭、维护社区„„仔细分析近年来进口的好莱坞大片可以发现，其经典的叙事模式之一，就是在危机出现时，总是有一个英雄人物挺身而出，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战胜邪恶。值得强调的是，好莱坞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不仅以不同身份出现，而且往往并不完美，有的甚至有非常明显的缺陷，这其实是在暗示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杰出之人的美国梦内容。
近年来，好莱坞灾难片和奇幻大片均是特别具有全球化传播效果的影片。在这些电影中，拯救地球的英雄几乎都是美国人，这几乎就是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化传播中占据领导地位或支配地位的直接象征。在《独立日》中，对外星人的反击战由美国人主导，其他国家只有听命的份儿；《世界大战》中，火星人率先攻击美国，美国也自觉担当了地球守护者这一角色；《地球停转之日》中，外星人只是来到美国――因为他们觉得只有美国能够引导世界。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在潜意识里就认定了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能够代表地球与外星人交涉。好莱坞电影则是这方面最为有力的传播者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登载202_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这样说法：“美国是独裁者的最大敌人，而好莱坞很可能被证明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武器之一。”[4]《好莱坞相当于几个师》的作者引用法国防务社会学家让?皮埃尔?瓦朗坦在《好莱坞、五角大楼和华盛顿》（202_）一书中的话：“美国电影是美国国家安全霸权的重要载体之一。将国家公务员英雄人物化，把国家神圣化，把官方定义的、美国集体想象的威胁形象化„„所有这一切都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美国是神奇的、不可战胜的。政治、国家战略和电影业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美国国家权力的独特性质所在”。[5]
三、好莱坞电影专门市场跨文化传播诉求
好莱坞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以来，一直是世界电影的大都会，居于电影市场向外拓展扩张的制高点。上个世纪末叶，好莱坞电影为了保持并发展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特别重视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尤其是巨大的中国市场。与这种电影市场方面考虑密切关联的，就是好莱坞对于专门电影市场的特别关注，甚至不惜工本创作所谓特供制作，其中以针对中国的最为突出。
在著名的《功夫熊猫》之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好莱坞一直在进行更大范围占领中国电影市场的努力。其中最先开始、也特别注重的是中国题材，比如现实题材的《末代皇帝》和历史名著改编的动画片《花木兰》。动画片《花木兰》中，有关花木兰不忍年迈残疾的父亲征战沙场，决定代父从军的故事主干没有改变。花木兰从军过程中，凭着坚强意志，参与了艰苦卓绝的各种战斗，为击退匈奴立下汗马功劳的事实得以保留。这是中国观众一般都比较容易接受的部分。由于将一首诗篇所记述的内容演绎成一部标准的影院动画电影，离不开对相关故事内容的想象性补充，因此，好莱坞电影创作者，就在这想象性补充的故事情节中，巧妙地植入了某些美国精神，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西方价值观。比如动画片《花木兰》中，木兰对代父从军这件事是这样说的：“也许我不是为我爹，是想证明自己的力量。”在此，本来渗透在中国花木兰故事中的忠孝之道，悄悄地被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这些具有浓郁美国精神和西方价值观所取代。很显然，这并不为很多中国观众很好接受，但是在西方世界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地区则毫无问题。
世纪之交，李安导演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卧虎藏龙》，获得了空前成功，其标志不仅是获得了奥斯卡奖，关键是为数量特别庞大的中国大陆观众和世界华语观众都普遍叫好。这给好莱坞以更多的鼓励和信心，也给好莱坞关于发展中国题材和中国市场方面更多的启迪和经验。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系列动画电影《功夫熊猫》的成功实践之中。《功夫熊猫》并没有相对应的文学名著，但这又是一个更为具有世界性的中国符号。虽然这个中国符号并不自然表征特定的中国文化符号及意义，但是其能够比较自由地连结很多的中国元素、中国文化、中国人物、中国故事和中国场景，当然也能够非常自然地连结美国精神和西方价值观，因此这对中国观众和世界观众、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该系列电影故事都讲述一个出身平庸的熊猫阿宝，某一天突然成为上天选定的“救世主”，在各种极其巧合的情况下获得了功夫秘笈与超人的能量，最终拯救苍生，成为大侠。在这系列电影故事中，熊猫阿宝虽然身材肥胖，动作也不如他人灵活，但是他敢于追求自己梦想，勇于将梦想付诸行动，永不放弃的精神，终于使他获得了成功。阿宝的这种成功，既印证了“只要执着追求就能成功”的道理，又体现着普世的“励志”主题，可以说得上既中国又世界，两边讨好。换句话说，《功夫熊猫》的成功，其实就是跨文化交流传播的成功，是好莱坞电影人将中国文化元素和西方文化精神进行很好结合的成功。有评论者因此认为，好莱坞对中国思想文化层面的借鉴“不再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简单抄袭和套用，而是文化形式在‘互融’与‘相异’两维张力作用下对他文化的合理利用及对中国文化市场敏锐察觉后的精确的商业切入”。[6]这是好莱坞电影文化在世界电影市场中成功“开疆拓土”的重要策略之所在。
好莱坞针对拓展中国市场的努力，开始很早，总体比较成功，但是也有比较简陋甚至令人反感的部分。正如有研究者曾经这样指出：“在很多中外合拍片中，其实还有部分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可以称之为‘中国特供片’。202_年9月28日上映的《环形使者》中，许晴饰演的布鲁斯?威利斯妻子，作为情感线索人物是布鲁斯穿越到过去的动机，国际版本中许晴的戏份不多，总长度不超过5分钟，一句台词也没有，对于上海外滩、弄堂的镜头也是一扫而过。中国大陆版在删减一些暴力血腥色情镜头之余，许晴和布鲁斯?威利斯的对手戏中增加了‘我不想和一个杀手过日子’等台词，末日战场的地点从巴黎移到了上海，上海外滩的镜头增多，东方明珠赫然在目。除了大陆版中方演员戏份有所增加外，‘中国特供片’与国际版相比还有这样几个差异：中国植入广告增多，例如《蓝精灵2》中《中国梦想秀》综艺节目品牌的植入；相关剧情更改，例如《僵尸世界大战》中‘莫斯科流感’被更名为‘中国流感’，最先发现病毒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7]
好莱坞电影是美国电影的代名词，也是美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对全球实施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武器。近百年来，好莱坞电影已将意识形态内化成一整套成熟的流水化操作模式。在快速更新的科学技术支持下，好莱坞电影通过面向未来的题材选择、简单化的叙事结构、凸显个人的角色设置、意味悠长的情感表达以及贯穿始终的受众意识，建构起鲜明的好莱坞电影叙事特征，借由成熟、严密的营销体系，在潜移默化中向受众推销美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内容。好莱坞电影的经验告诉我们，电影跨文化交流传播的成功，完全可以保持优秀的民族文化内涵，但是需要超越民族主义的局限，要努力在为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中潜移默化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传播。
第二篇：好莱坞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中华民族电影的本土化和国际化
好莱坞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中华民族电影的本土化和国际
化
[摘 要]本文以好莱坞电影的成功为例，探究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独到之处，讨论其对中华民族电影在走向国际化道路过程中所带来的启示。文章发现，民族特质是国家电影的灵魂和支柱，坚持民族电影本土化是其走向国际化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同时，他国资源也是中华民族电影在拍摄过程中，需要有效利用的重要资源；最后，坚持电影商业化更是中华民族电影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跨文化传播；中华民族电影；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2_）06 ― 0122 ― 02
一、引言
电影，作为最直观生动的媒介传播工具，承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和神韵，是向世界展示自身文化价值、文化内涵以及文化形象的艺术品和独特商品。而好莱坞电影，无论从其对美国电影业的贡献，还是对世界电影界的推动作用而言，无疑都是其中最为成功的典型范例。在全世界交流合作日益广泛的当今社会，好莱坞电影在其对本国文化的宣扬传播过程中，让世界对美国及其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让世人对美国精神深深痴迷，也让正在崛起中的中华民族电影意图一窥其究竟，究竟是什么让好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界占据如此非凡的地位，它又会对中华民族电影走向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推动，这都是当代中国电影人所要关注和重视的核心问题。
二、好莱坞电影及其跨文化传播
好莱坞电影不仅仅是一种现象，甚至可以说已经是一种文化，在世界电影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世界电影生产总量中约为6%，但却占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80%（”张燕，202_），几乎占据整个世界电影市场，可见其受观众喜爱的程度。因此，从其最根本的商业属性而言，好莱坞电影无疑是商业运筹领域中的成功案例。同时，“一部电影想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出色的剧本；第二，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阵容；第三，高端技术支撑下的美轮美奂的画面效果和出色的剪辑效果”（郎咸平，202_：45-46）。可以说，好莱坞的每一部电影都具备这三方面的特质，无论是早期为国人津津乐道的罗曼蒂克爱情故事《泰坦尼克号》还是现代充满科幻元素的《星际穿越》，都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参照典范。
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正是因为在其影片中，充分展现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方方面面，以宣传美国文化、美国精神为使命，展现了美国人生活的各个角度和维度，包括“天赋使命观、个人主义价值观、宗教理性观和物质主义利益观等”（严峰，202_）。提起好莱坞电影，人们自然会想到“自由”“英雄”“乐观”抑或“美国梦”，无论是其中的哪一方面都是美国精神的真实体现。然而，好莱坞电影中最为突出的一大特征便是备受美国人所推崇的“个人英雄主义”。他们感怀英雄人物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受的困难和挫折，对其感同身受；他们欣赏英雄们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气魄，以此勉励自我；他们更渴望英雄浴血奋斗后成功的喜悦，意图实现自我的价值。故而，不论是从50年代开始的西部牛仔片还是到今天充满科幻色彩的未来片，都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形象。最早为中国观众所熟识的“美式英雄”则是好莱坞电影《007》中的詹姆斯?邦德，其经典的造型、潇洒的动作、高超的技艺，将美国人眼中的英雄梦诠释的淋漓尽致，也让邦德的形象自60年代起跨越近60年经久不衰。一个个经久不衰的“美式英雄”不仅能够跨越时代，也能够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群。既有老式英雄邦德，也有为儿童观众所津津乐道的《美国队长》《金刚》《超人》及《哈利波特》等。
三、好莱坞电影对中华民族电影的影响及启示
中国最早出现的电影是1896年在上海徐园上演的西洋影戏，而最早一批由中国人自己拍摄制作的电影则要追溯到1923年一战之后，众多民族资本家为寻求投资出路而开始投资创办电影公司。而今，中华民族电影不论是从数量上抑或质量上都有了飞跃性地提高，甚至在国际电影节上也能找到一抹中国印象。但中华民族电影若想始终沿着国际化的道路不断发展，还得认真学习和研究好莱坞电影成功的根源及模式。
1.中华民族电影在走向国际化的同时要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质，坚持民族电影本土化。我们经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坚持自身民族特性，才能在当今新片林立的电影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以迪士尼拍摄的动画片《MULAN》为例，这本是一个中国观众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但最终却由美国人拍摄制作并推上了世界的舞台。然而，迪士尼在拍摄过程中，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按照中国原版故事情节推进，反而从人物形象、人物使命到故事寓意上，都添加了一抹美国文化的色彩，使其在让中国观众熟悉的同时，又让美国观众得以接受。从传统中国文化看来，“花木兰替父从军”所要表现的是木兰对老父的孝顺行径，不忍父亲一把年纪仍要厮杀战场，便偷留家书一封，替父从军，这本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仁孝礼智信”中孝行的生动再现。但在迪士尼拍摄的《MULAN》中，其更多地侧重于木兰在军中战场上发现自我，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与美国精神中的追求自由、实现个人主义相吻合。故而，尽管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却又对美国的文化传播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这也让中国的电影人反思自我，面对多元文化的诱惑和吸引，我们民族电影的重心究竟该是什么，是和其它国家民族相同，还是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这才是当今电影人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成功范例，人们一提到李小龙、成龙等中国明星，便会想到出神入化的中国功夫，甚至有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中国功夫，这都是电影的功劳，将中国文化完美地推向了世界的舞台。
2.中华民族电影在走向国际化道路的同时要注意有效利用他国资源。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大因素可以说在于它吸收了众多他国人文精神和艺术品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好莱坞电影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有机彰显或缩写，是西欧、北美、南美、东欧、以及日本、伊朗、印度、东南亚、中国香港、台湾乃至大陆的影人、艺术家，共同营造了好莱坞今日的世界性”（桂青山，202_）。它在宣扬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精华，将电影的艺术性和世界性融为一体，在最大范围内吸引海外观众，引起全世界的共鸣与欣赏。如，好莱坞经典电影《勇敢的心》其实讲述的是英国著名的金雀花王朝时代（13-14世纪）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与英格兰统治者坚韧不拔的斗争故事，影片中苏格兰绵延不断的群山、哀婉动人的风笛以及苏格兰人民在痛苦的斗争中发出的声声呼唤都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了不朽的印记，并一举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化妆”等五项大奖。借用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不朽的战争传说，好莱坞电影将其融入到了美国精神当中，既让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观众回忆起了历史上那段光辉岁月，又为好莱坞电影续写了“自由”和“斗争”的神话。那么，这也是中华民族电影值得借鉴和研究的经验之一。例如，国产电影《泰?濉芬缘ブ芷?7亿的票房收入，创新高，打破了国产电影小制作的窘境。虽然其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如跌宕起伏的喜剧情节，豪华强大的演员阵容等，但就其影片拍摄背景而言，与好莱坞电影《迷失东京》有异曲同工之效，都以异国他乡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如此，既可为本国观众展现独特的异国风采，又有助于影片在海外的上映和发行，为中华民族电影“走出去”迈开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三篇：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分析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分析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影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载体，在向人们提供感官娱乐、精神审美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传递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潜移默化中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精神状态、人生态度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手段。
一、以《花木兰》和《功夫熊猫》为例分析美国电影中的中国文化
《花木兰》和《功夫熊猫》两部电影中都包含许多中国元素，但是由这些中国元素构成的动画电影却蕴含着美国风情。
《花木兰》中，花木兰虽然有着细眉、丹凤眼、樱桃小嘴和瓜子脸，但是从整体上看却不像“中国人”。木兰一出场就穿着吊带背心和齐膝短裤，与保守的中国形象相去甚远。另外，影片虽然注意到龙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但却把中国龙设计成无厘头的木须，一只除了说大话以外什么都不会的干瘪动物。花家的祠堂里不但供奉着女性祖先，而且设在一个开放的亭子内，不但谁都可以进，甚至连一只狗都能在里面捣乱。祖先在祠堂议事的格局俨然就是西方的圆桌会议。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现场显得混乱不堪，一个家族会议失去了它应有的凝重、严肃。虽然对中国观众而言，这个木兰“太美国化”了，但是观众在觉得诧异的同时也在渐渐接受这部影片。中美两国的文化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达到互相影响与促进的作用。
在《功夫熊猫》中，熊猫阿宝是鸭子的儿子，吃面条长大，成天做着英雄的梦，却又好吃、懒惰。中国功夫讲究内外兼修，既有刚健雄美的外形，更有典雅深邃的内涵。但是在《功夫熊猫》中，所谓的功夫更多是倾向于实战的“美国功夫”。每逢格斗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几只动物以高速移动来博取胜利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招式。乌龟大师口中经常出现许多哲理，听似简单，实则意蕴深远。但是《功夫熊猫》真正理解中国的道家思想吗？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当熊猫打开天书时，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一桥段的设置，貌似符合了道家的“无为”思想。但是熊猫阿宝从龙之典上得到的启示是“相信自己”。当太郎发现龙之典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非常愤怒，阿宝反而安慰他说没关系，他第一次打开的时候也没有领悟，而且他还告诉太郎，没有什么绝密的奥义，而只是你自己。《功夫熊猫》中有熊猫、功夫、道家语言、金元宝、山庄布置、碗筷、福字等等一系列中国元素，然而在这华丽的元素外表下，蕴含的是美国“相信自己”的精神。相对于《花木兰》而言，《功夫熊猫》将中国元素与美国文化结合的更为精致。这也是《花木兰》一直没有在中国获得市场而《功夫熊猫》却在中国获得高票房的一个原因。
二、以《卧虎藏龙》为例分析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卧虎藏龙》中充溢着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京鼓、琵琶、二胡、笛汇成的东方天籁，江湖侠士，神奇玄妙的中国武术等等。然而影片着意表现的并非是表象上的东方文化奇观，而是更为内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反思。《卧虎藏龙》的片民隐喻着人性中奔放和隐忍的两面性，影片分别提供了典型的东方气质人物李慕白和西方气质的人物玉蛟龙。李慕白这个角色承载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侠义精神，他修为高深，沉稳大气，重情重义，深受传统礼节的束缚，对个人感情一味隐忍克制，而玉蛟龙则敢爱敢恨，蔑视江湖权威与世俗成规，追求自由生活。这一人物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尊重了西方文化崇尚的主体精神和个人本位。影片通过人物展现了感情与道德伦理、个人欲望与江湖道义、生命冲动与心灵自制的剧烈冲突，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和自由被禁锢带来的痛苦与矛盾。遵循传统礼教的李慕白悲剧的死去，而跳出传统礼教追求绝对自由的玉蛟龙最终也走向毁灭。在快意恩仇之间，影片向人们抛出了究竟用什么样的信仰才可以走出迷雾的人生拷问。
观众可以从电影设立的东西两种文化形象中看到自己和他者，既在对照之中凸显了本国文化的文化特性，又通过共性的挖掘打通了不同文化间的审美隔阂，获得多元文化的接受认同。影片既没有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固步自封，也没有对异国文化无原则的曲意逢迎，而是通过对东西文化精神的双重渗透和汲取，探索了人性共同的话题，体现了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智慧，从而获得了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三、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首先，电影要做的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说，电影应该发掘本土性的“文化资本”，在自身的文化结构找出本土的主流文化。电影的文化表述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了肤色、服饰、饮食、语言、建筑等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际关系、生活习惯、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意义。所以电影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文化表征和内在意义中找出可以拿来展示的那一部分“文化资本”。
其次，寻求共同的文化话题。电影《刮痧》导演郑晓龙说过，“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层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善于寻找开掘全球人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再次，培养电影跨文化传播方面合格的“把关人”。在电影媒介中，所有参与电影制作人的人都可以称作“把关人”，但最为重要的“把关人”当属电影导演。所以，在传播主体方面，电影要培养合格的“把关人”——精通各国各地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国际化视野，摒弃单一的视角和过重的本土情节，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关照本土文化或各国各地文化的差异。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要真正实现良好的跨文化传播决不能只是文化符号的简单堆砌，更重要的是找到不同文化表象下隐藏的共同的文化内涵。认识到这一点，我相信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必定有更大的发展。
第四篇：浅谈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电影中的跨文化现象
浅谈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电影中的跨文化现象
王楠
202_-5-23 9:00:46 来源：《电影文学》 202_年11期
自从全球化趋势加剧以后，传媒产业就在日益发达当中，电影产业正在取代传统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成为西方想象东方的载体。很多学者都把学术兴趣转移到电影或者是电影的相关领域当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方面的成果。
一、理论反思
随着高科技媒体的快速发展，电影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DVD播放器的各种检索功能为老电影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观看形式，也对传统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电影是依赖于胶片来制作幻觉，但是画格本身却是精致的，这种错觉的呈现是传统电影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电影能够做到挽留演员的生命表象，胶片可以使得静止的瞬间复活。白话现代主义是从经济、技术上大众文化的对应产物，白话是一种社会性的话语形式，是个人的表达形式，在公共场所能够被他人认同，它与方言不同，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得到应用和流通。白话现代主义可以分析在语言上有很多差异的电影，不同的电影和不同的现代经验可以补充现代主义白话理论，使白话主义更加系统化、精细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涉及了很多现代性的问题，如失业、贫困、犯罪、危机以及性别等。这些经验在当时的文化当中都有呈现。
二、好莱坞电影的跨文化现象
好莱坞电影当中借鉴中国元素的创造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在20世纪初，好莱坞电影就开始刻画华人的形象了，不过很多都是作为陪衬的。中国形象的典型特征就是唐人街上的长辫子男人、长指甲女人等。好莱坞拍摄了第一步完全以中国为题材的电影《大地》，这部电影当中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有40年之久，主要展现了一对中国农村夫妻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对中国国土的眷恋之情。这部电影的音乐都是采用的中国音乐，它修正了早期电影当中中国人的形象。在70年代，李小龙带着自己的武术进军好莱坞，引起美国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是中美电影文化进行交流的一次小成就。
在70年代以后，由于互联网对电影的冲击，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国内市场逐渐萎缩，每年只有十分之一的电影可以赢利。在1952年，美国电影从国外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2%，在70年代这一比例升到55%,自从90年代开始，美国电影在欧盟电影市场当中有70%的份额。
由于全球化，好莱坞电影在主体以及拍摄方法等方面产生了变化。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于1988年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是一部偏西方视角但是制作很精良的传记电影，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的九个奖项。华裔导演王颖于1993年拍摄了电影《喜福会》，这部电影是根据小说家谭恩美的畅销小说改编而成的，这是当时好莱坞主流的电影之一。很多以中国为题材的电影都有争议，但是这些电影的票房方面都很成功，很有开发的潜力。这吸引了很多导演都以中国为题材来拍摄电影，更多地加入中国元素来吸引大众的眼球。随后的很多电影当中都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如《花木兰》《非常人贩》《面纱》《上海正午》《骇客帝国》《上海骑士》《生死格斗》等。在202_年，好莱坞又推出了《功夫熊猫》等带有中国元素的电影。《功夫熊猫》的制作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成本达到了1.3亿美元，推广的成本达到了1.5亿美元，它的票房共计是6.3亿美元。这些作品或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学来寻找题材，或者是把中国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或者是运用了中国所特有的文化符号，虽然运用了很多中国元素，但是却没能够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状况。
三、跨文化差异的阐述
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导致中国人对好莱坞电影做出反应的关键因素，在文化的生产和理解的过程当中，人们都会通过自己的文化来审视他国的文化，并且运用自己文化的特点来解释其他文化，观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观众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背景会参与到电影的意义建构当中去。
人们的思维方式是由于文化和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思维偏向，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思维方式的差异能够影响人们对他国文化的理解以及阐释，因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文化信息对于不同的接受者有不同的解释方式，很容易产生歧义。中美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主要有：第一，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整体性，美国人所擅长的是具体的分析；中国人会把个人和社会统一起来做考察，强调事物的整体性，而美国人却喜欢分门别类进行比较，然后作总结和具体的分析。第二，中国人喜欢用形象的思维，而美国人喜欢用抽象的思维或者是逻辑思维来思考问题。中国导演重视色调的运用，追求的是视觉上的美感，而美国的科幻电影当中，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但是却有很严密的逻辑。第三，中国人注重的是统一性，而美国人提倡的对立性。美国人强调的是对立性，习惯把事物分割开来，分清楚好坏、对错和成功失败；而中国人追求的是和谐，这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此外，好莱坞电影追求的是娱乐性，有表面化的戏剧效果，忽略了复杂的内涵，而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习惯用认真的态度来审读电影，具有反应敏感性。
价值观是依据重要程度来排列的一种体系，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人的生存的意义看法是不同的，形成了不同的价值标准。价值观的差异影响了中美文化的不同。好莱坞电影主要是进军国际市场，希望把自己的电影让全世界的人都接受。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对中国的故事进行改写，强调的主要是美国人所肯定的价值取向；而中国人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理解美国电影，经过这样的改写和理解的阶段，就产生了跨文化的巨大差异。
定型观念又可以理解为刻板的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的认知以及判断。这种思维方式容易让人们对事物产生偏见，经常会伴随着自身的价值观的评价。刻板成见对跨文化有很消极的影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刻板成见是中美跨文化的障碍，现在也不能消除。
对中国形象的定型化的评判决定了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定型化的叙述。比如早期的电影形象陈查理等，还有就是电影杰出作品《残花泪》中的中国男人，他们温柔，而且多情，这就是中国人形象的典型代表。
四、中国电影跨文化现象
像《卧虎藏龙》和《英雄》这一类的中国大片，可以重塑国族的观念。国族电影的观念与实践都来源于对好莱坞电影的抵抗，这类类似于民族主义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但是，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抵抗”本身，因为“抵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正好说明了跨文化电影的复杂性和生动性。对我国电影进行讨论，离不开跨文化的互动和交流。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华语电影，与国族电影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也有差异。比如各个国家对《英雄》的讨论和反馈就可以看出来，这使得英雄和帝国等观念获得了阐释，但是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对我国文本的美学的判断。对于这样的问题，台湾辅仁大学的唐维敏学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回答，第一，他解读了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资料当中对我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语电影文化的特征；第二，他从“内部他者”的视角来解释华语电影的体系，这样，他就可以在不同地区的电影达成一种跨界以及互看的策略。但是伦敦大学的博士生史维从叙事的角度来考察这些新时代电影对国族的超越，她认为新时代的影片当中的个体、边缘以及都市意象是对中国国族传统电影的颠覆，也获得了跨文化的品质以及特点。
如果说根据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以及多样化的叙事风格来探讨华语电影，那么香港的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电影的影像世界与现实生活总是有着一道裂痕，这道裂痕无法弥补，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香港缺乏文化归属感。在20世纪50~70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识开始高涨起来，很多的功夫片补偿了香港本土电影的影像文化。等到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产生了文化认同的危机，这让香港电影又返回到了在殖民地时期的情调当中，香港人这样来寻找心灵上的安慰。香港学者认为陈果所导演的电影可以从侧面来见证香港人对文化危机的反思以及矛盾的心理状态。台湾青年李桐豪对50年代到70年代的“邵氏”古装片与香港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总结，所得到的结果是：邵氏电影一直以来都是把中华民族主义作为创作的主流意识，但是后来香港本位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导致了香港古装片的萧条和没落。
国族电影的领域在跨文化的语境当中，海外华裔学者在语言以及学术背景等很多方面都是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的。可是在中国，这个论题在国内还是有些冷门，它在今后也可能会成为国内电影研究的主要理论，国内学者需要克服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很多障碍，与国际学术前沿展开有效对话，正确获得有效的成果，或者能够把这个论题作为参照，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话语优势以及学术强项，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和思索的。
［参考文献］
［1］ 张春林.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研究的受众指向［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_(02).［2］ 陈静静.大众传媒中的文化冲突建构——“100%安全套项目”报道的个案分析［A］.202_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Ⅰ）［C］.202_.［3］ 陈岩.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走出去的策略研究［A］.首届国际服务贸易论坛暨《国际贸易》创刊25周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2_.［4］ 刘长林.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化的选择［A］.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 刘柯兰.美国电影生态变迁中的中国形象解读［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_(02).［6］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_:154.［7］ 翟石磊,魏渊.文化图腾与国家形象——跨文化交际视野下国家形象符号化比较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_(01).［8］ 喻秋霞.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电影业的体制创新及对外政策法规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_(01).［9］ 刘秀雅.永恒的缠连:翻拍片与香港、好莱坞电影之间的双向指涉［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_(02).［10］ 宋玢璐.影视剧对社会性别观念的正面建构——从受众接受的角度［J］.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_(04).
第五篇：比较新闻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阅读书目
比较新闻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方向研究生
阅读书目举要
（单波修订于202_年冬）
诸位，很荣幸能和大家走进比较新闻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从今天开始，你们将和我一道在这个领域开荒、耕耘、探索，并以此引为同道，进行我们的精神交往。
我应该赞美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好落在这样的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与科学的探讨。得到诸君的信赖是我的荣幸，亦是一种缘分，但我更次希望你们信赖科学，信赖自己，鼓起追求真理的勇气，在学习中提升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
很高兴你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如何读书”，这真是应验了荷麟先生的一句话：“人是读书著书的动物”。不过，我得首先提醒你们三点：第一，这一问题就像“我该如何做人”的问题一样，应该先向自己提出，并求得一初步思考，然后在我们的讨论中确定路线，这样才体现为一个互动式学习的过程；第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情、兴趣、才能和需要，因此，读书方法不必相同，应体现自己的特点；第三，读书有着广泛的涵义，不仅要读用文字写出来的书，而且要读自然、人生、社会等不成文的书。即用一己之生命去观察、体验，这样，所得的学问更为真实，更为创新，更为灵活。我们之所以把书本比作“阶梯”，是因为我们通过书本进行着跨越时空的知识与精神交流，寻找着通向智慧的路径；我们之所以把生活比作“源头活水”，是因为我们的创造永远植根于我们对生活的理解。
我们的读书生活将围绕比较新闻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来展开。我们必须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它所涉及的媒介文化、媒介经济、媒介与民主政治、媒介体制、媒介社会、媒介伦理、媒介法制等问题，延伸到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美学、人类学等领域。我们只有通过普遍学习、普遍思考，才能获得透视人类新闻传播现象的“透镜”，进而不断发新闻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开展自己的读书生活。我们的读书方法是：史论结合、中外对比、多维思考、关注现实。
读书如临战场，这是一场与人的成见、偏见、情欲进行的战斗，我们将用创造性和精神的超越打开前进的道路。朱子所谓“读书须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最足以表示这种如临战场的读书精神，我建议把它作为我们读书的指针。下面略作读书指示，仅供参考。
一、治学要讲究方法，所谓科学的入口就是方法的入口处。先提示几种方法论的书籍供大家阅读。
1、（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天庆译，商务印书馆202_年版。
3、（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求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2_年版。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
7、（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8、二、历史是我们了解现实的出发点，没有对历史的了解，我们无法诠释现实。在史学方面，可读的书比较多，试举数种：
1、钱穆：《国史大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
4、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5、韩民青：《文化的历程》（一、二、三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2_年版。
7、（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社1997年。
8、邹铁军 主编：《自由的历史构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9、钱乘旦、许浩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2_年版。
10、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2_年版。
11、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2_年版。
12、张开沅
罗富惠 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英）哈耶克等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1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2_年版。
15、（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度（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19、凌志军：《变化：1990年——202_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202_年版。
20、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21、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22、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
23、（美）威尔伯•斯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 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25、（法）皮埃尔•阿尔贝：《世界新闻简史》，新华出版社1985年。
26、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
27、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下册），台湾印书馆1980年版。
28、（美）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简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29、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2_年版，30、（英）阿•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三、哲学是智慧的学问，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睿智的思维，同时新闻传播研究涉及宇宙论、知识论、人生论、本质论等哲学问题，需要用哲学的眼光加以透视。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2、（瑞士）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3、（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高海清：《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社。
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台湾学生书局
9、张再林：《中西哲学比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0、11、12、13、14、15、（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出版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德）石里克：《伦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6、（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孙有中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9、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20、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_年版21、22、朱潜：《谈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2_年版
23、弓肇祥：《真理理论——对西方真理理论历史地批评地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24、25、（德）费希特：《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6、（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泳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27、28、29、30、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彭漪涟：《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法）罗素：《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吴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瞿铁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2、（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探究》，王淑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四、文化规定了传播的内容、方式、方法及传播方向、效果，传播以符号化、意义化的方式呈现着文化，这给我们提出了研读文化学著作的要求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2.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6.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 7.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2_年 8.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2_年版 9.马廉颇：《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2_年 10.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_年 11.于文绣：《文化研究思潮导论》，人民出版社202_年
12.张岱年、汤一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3.(英)约翰·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_年 15.(美)史蒂夫·莫滕森：《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报告》，戴侃、辛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_年 17.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8.（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潘亚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_年 19.（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美）赛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 2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2_年 2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_年 23.（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_年 24.（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_年 25.（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_年 26.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
27.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 28.庄锡昌：《二十世纪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29.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30.汴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 31.丁建弘：《普鲁士的精神与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2.马勇：《中国近代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2_年
34.钱乘旦、陈晓津：《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35.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五、新闻传播植根于现代民主政治，同时，现实的新闻传播又面临着种种政治问题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政治学的学习
1、（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春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
2、（美）塞缪尔·P·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3、（英）约翰·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
4、（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_年
6、（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7、（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8、达巍等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2_年版。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0、（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2、（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英）约翰·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何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译。
14、（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建、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2_年版。
15、（美）里夫斯：《美国民主的再考察》，吴延佳、方小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7、（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编：《变动中的民主》，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英）约翰·邓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马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0、（英）J·B·伯里：《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2_年版。
2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23、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24、（意）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25、（英）贾斯延·罗森伯格：《质疑全球化理论》，洪霞、赵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26、（美）约翰·凯克斯：《反对自由主义》，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27、（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英）阿龙：《约翰·洛克》，陈恢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2_年版。
29、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0、王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理论的透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成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2、（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3、（美）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曹沛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4、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
六、传媒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传播在日常生活中展开，表现着人的社会关系，因此，研习新闻学、传播学，必须构建社会学的知识视野。
1、侯钧生：《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6、（法）费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7、（法）让·卡泽纳夫：《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8、(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_年版。
9、（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哈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10、（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
11、（德）霍克海默：《批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13、（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全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_年版。
14、景天魁：《社会人士的结构与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王东进主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16、唐钧：《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李宗主编：《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8、（美）安东尼·古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4）1998年版。
19、（美）安东尼·古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20、（美）安东尼·古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
21、（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2_年版。
2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2_年版。
24、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25、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6、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2_年版。
27、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艺术出版社198年版。
七、值得关注的新闻学、传播学著作（除了上面的列举之外）
1、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2、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4、（荷兰）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5、（美）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6、（美）约翰·赫尔斯、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中国戏文出版社1987年版。
7、（美）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李庆藜译，新华出版社202_年版。
8、（英）苏珊·L·卡拉瑟斯：《西方媒介与战争》，新华出版社202_年版。
9、（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10、（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体·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2.(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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