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紧张情况下的我国死亡教育缺失

第一篇：医患关系紧张情况下的我国死亡教育缺失

医患关系紧张情况下的浅析我国死亡教育缺失及对策

田毅 151100318 思想政治教育的202_级

摘要：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愈发紧张，多地发生患者家属暴力伤害医生等事件，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我国对于死亡教育的缺失导致，患者家属对于“医疗万能论”此类错误认知导致在面临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即将结束时，往往没有足够的心理来承受，甚至情绪激动失去理智。，针对我国死亡教育缺失进行了现状、原因、解决办法及意义等方面探讨。关键词：死亡教育、医患关系、医疗万能论

在医疗水平不断进步的今天，很多患者及患者家属仍有许多对医院、医生、行医治病有错误观念，其中很多人认为“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但是却忽略病情是否允许等客观因素，甚至还有“医疗万能论”等等错误观念，导致在部分病患救治无效时家人无法接受，认为是医生的职责并对医生进行打击报复。以下是我国近年来一些案例： 1、202_年8月垫江某男子因父亲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认为自己未能替父亲送终，遂迁怒于当日值班医生并对其进行殴打，致其轻伤。2、202_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楼六楼重症监护室(ICU)发生一起严重的伤人事件，数名患者家属获知家人抢救无效死亡后情绪激动，对医生心生不满，并对多名ICU医生进行群殴，致ICU主任眼镜被打碎，鼻部撕裂伤，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肾挫伤伴血尿，另有两名医生轻伤。3、202_年6月2日凌晨4点，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医事件。事情发生在该院一名患者因抢救无效死亡后，主管医生和一名怀孕5个月护士被殴打致伤，护士出现先兆流产征兆，患者家属逼迫值班医生王雅向死者下跪。4、202_年12月18日下午，一名患者因心脏病以及其他疾病在永清县人民医院内科接受治疗。治疗过程中，三名医生提议让患者转院，但被患者儿子拒绝，之后医生让患者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但也被患者家属拒绝，患者随后死亡。18日傍晚，死者家属把医院内科的门堵死，死者的三个儿子把三名医生“关在屋里进行打骂、软禁，还要求医生跪着面对死者”，并且“扎伤了一个医生。”后来医务人员砸门把三名医生救出。

类似的案例已经不胜枚举，由这些案例再次让人想到，患者家属的错误认知对医生造成的巨大伤害，医生在面对每一位患者的时候都是竭尽全力，救治生命的“黄金三分钟”后救治可能性就已经微乎其微，但是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医生护士为了救治患者抢救基本都远远超过“黄金三分钟”，医生护士在为了患者与死神赛跑时一旦失败竟然换来的是家属的恶意报复，不禁让人想是不是家属把病人的死亡迁怒于医生？为什么生老病死这类正常自然现象，家属却有如此巨大的反应？是否应该检视我国对死亡教育太过贫乏了？

死亡教育又名生命教育，美国的生命教育起初是以死亡教育的形式出现的，美国的死亡教育名为谈死，实则通过死亡教育让孩子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念，以正确的态度保持生命、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死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形式。

一、国内外现状

我国现状：中国人民从古至今都对长生不老或是对“生”有一种病态的奢望，统一六国的君主秦王嬴政，在位一生都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甚至派遣徐福东渡替他寻找不老药，唐太宗李世民晚年也对长生不老的仙丹情有独终，年轻的时候英勇神武，开明大度的唐太宗，到了年老的时候竟然生病不相信太医开的药方，只吃那所谓的延年益寿的灵药，结果使病情恶化，中了灵药之毒又不去治疗而身亡。历代君王无不在位期间为了寻找不老药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不止君王，平民百姓也从来都是希望自己可以益寿延年，很多神话故事都从侧面反应古代民众对“成仙”、“不死”的奢望，例如嫦娥就是吃了西王母送的不死药才飞天成仙。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是在地府中改了生死簿，才长生不老的。可见得中国人对长生是十分推崇的，那同理对“死”是十分忌讳的。从很多习惯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死亡有多么忌讳，例如“正月里不剪头，剪头死舅舅”、对老人不能送鞋和手表，取谐音送邪和送终，中国人尤其对数字“四”十分的忌讳，因为四的谐音就是死，很多跟数字打交道的人都很忌讳四这个字，广州人甚至在电梯内的四楼按键都用3A代替等等。

对于死亡的畏惧导致中国人回避面对与死亡有关的所有话题，中国对死亡教育仅限于老师或父母告诉子女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仅此而已。没有人更多的是很多人不愿提及与死亡有关的话题，也就出现了很多人由于对死亡的不了解，导致的认知以及行为的偏差。就如文中最开始提到的在医生对患者救助失败后，家属无法面对亲人死亡对医生做出的恶意报复。

外国现状：国外关于生命教育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是生命教育，一是死亡教育。美国的生命教育起初是以死亡教育的形式展开的。美国的死亡教育名为谈死，实则是通过教育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念，以正确的态度和顽强的意志保护生命、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现代美国的生命教育大致分为品格教育、迎向生命挑战的教育、情绪教育三部分。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大学开始系统而有计划地推广死亡教育。70 年代末，美国的死亡教育己经在各级学校广泛普及。

此后，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效仿美国而开展死亡教育，如德国、法国、日本、瑞士、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实施死亡教育时都有极为明确的宗旨和目的。如美国开展死亡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逐渐增加对死亡的认识，树立正确的观念，并降低无谓的恐俱。教育学生以科学的态度正视死亡现象，懂得并掌握保全生命的基本道理。德国开展“死亡准备教育”则是引导人们坦然、明智地对待死亡。在英国，生命教育被理解为一种全人教育，英国相信通过生命教育培养出的积极主动的公民既能促进国家经济与政治上的进步，也能提升社会的文化、道德及社会风气。为达到此目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英国政府积极参与生命教育的推行运作，加强对生命教育的管理，建立了以促进学生灵性、道德、社会与文化发展为主轴的公民教育，设计了以个人社会和健康教育为辅的生命教育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标志着生命教育被纳入国家和学校的正规教育课程系统。

二、从医患关系紧张的视角下看死亡教育缺失产生的原因：

各国对死亡教育的教育程度导致国民对死亡的接受程度不同，正由于我国对死亡教育的严重不足，导致许多人无法了解死亡的意义、难以接受死亡、避讳死亡，甚至很多人的情绪已经泛化至不能提到医院、殡仪馆等词，认为只要这些词就相当于死亡，严重的情绪泛化导致很多人对医院更多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的态度。其实对于死亡更应该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就应该如同尊重生命一样尊重死亡。生命是人生来最重要的一课，同样的生命的结束也应该是最重要的，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通过死亡教育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死亡，减少面对死亡时的恐惧，避免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的不知所措，应该明白死亡就在身边。

我国医患关系不断紧张正是因为患者及家属对死亡的不了解，不尊重。在死亡的打击面前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将死亡的原因全部归结给医生、护士，认为医生护士没有及时或者没有更有效的救治患者，没有更好的尊重他人的职业，只是一昧的将自己的负性情绪发泄给别人，换句话说患者家属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样就能更好的接受死亡，这也是我国死亡教育缺失的一点，缺少教育就更加缺少发泄情绪的管道，很多人通过哭来发泄情绪，部分人就通过一些比较激进的方式发泄情绪。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可能是方方面面但是可以预想到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医患关系不断紧张导致更少的学生愿意就读医学院校，更少的医生愿意从事医疗事业即便从事了也不愿在一线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可以通过普及死亡教育改善医患关系，从而彻底的改变这种恶性循环，是更多的人更好地投入医疗事业。

三、对医患关系紧张及死亡教育缺失的处理办法

针对医患关系的现象可以通过心理咨询的合理情绪疗法来解释，情绪ABC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创建的。就是认为激发事件A只是引发情绪和行为后果C的间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则是个体对激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B，即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障碍结果(C)，不是由于某一激发事件（A)直接引发的，而是由于经受这一事件的个体对它不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所产生的错误信念（B)所直接引起。错误信念也称为非理性信念。即引起患者家属对医生施暴的原因并非患者死亡这个事件，而是患者家属对于患者死亡的不合理认知导致的，患者家属认为去医院病就能治愈，这是极为错误的认知。其中不合理信念就有“糟糕至极”认为只要患者去医院治病就有可能死亡；“过分概括”认为患者就是死了，对死亡的具体客观原因不予考虑。

针对患者家属的不合理信念可以首先，寻找家属的不合理信念，并向家属说明ABC理论；其次，向家属解释是信念而不是诱发事件本身引起了情绪及行为后果，家属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负有责任，只有改变了错误认知才能减轻对面对家属死亡的抗拒。最后，因为很多患者家属不认为是自己错误认知导致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我们可以通过与不合理信念辩论（苏格拉底产婆术式辩论）来让患者家属了解他们的错误信念。例如：医生竭尽全力救治患者，患者就一定会痊愈吗？就如同你认真完成一件老板交代的任务就一定会成功吗？结果都是不确定，这就是不合理信念，不能因为医生的救治就一定能成功。这类不合理信念的产生其本质原因就是死亡教育的缺失造成的，不合理的对死亡的认知导致的偏差的行为，为了更好的缓解医患关系，就更应该进行死亡教育。

四、针对我国死亡教育缺失的解决办法及意义。

1、我国可以开始专门的死亡教育课程，可能部分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学习有关死亡的课程，我们也可将课程命名为生命教育。死亡教育应该从小就开始教育，所以应该提前告知家长，死亡教育的意义并且从小学就开展死亡教育，从小就培养死亡意识，不再恐惧死亡、不再忌讳死亡，对死亡有了正确的认识就能更好地生活，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就相对应的减少了自杀现象。

2、可以通过学校宣传增加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及自我探索

我们在校的大学生, 大多数处于心理未完全成熟的阶段, 加之没有任何社会阅历, 在社会生存中, 难免会造成悲剧的产生。我们对死亡的教育宣传可以让大学生之间在尊重自己生命的同时尊重他人生命，通过这种教育让大学生之间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变成彼此的社会支持力量，共同去面对与死亡有关的问题。在过去没有增设死亡教育课程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对自己内心世界中关于死亡的部分有深入的探索，一旦增设这门课程，就可以增加对自己内心世界之前不愿碰触的“死亡”地带的探索，增加自己对自己的了解。

3、积极看待死亡教育对医患关系的稳定作用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的恶化逐渐升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患双方对死亡认知的差异。对于患方，由于缺乏对死亡的正确认识，在面临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即将结束时，往往没有足够的心理来承受，甚至情绪激动失去理智。提高患方对死亡的正确认识，使其坦然面对死亡，他们才会理解医疗并不是万能的，当遭遇死亡时才会给予医方客观的理解。

五、死亡教育对未来我国的意义

费尔巴哈曾说：人的任何一种追求都是对幸福的追求。对死亡教育的追求也是一种幸福的追求。死亡教育能够督促人们科学地规划人生，不断提高生命的质量，使唯一的、有限的生命过得更加充实、有意义。死亡教育是生命化的教育，是引导人生走向美好的教育，它的普及需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路倩，任旷，范红艳.死亡教育在我国实施的重要性及措施[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_,10(24)

[2]梁娟娟.在社会工作教育中进行死亡教育的必要性[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_(2)[3]葛晓飞.当代大学生死亡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教育研究.202_.(4)[4]袁峰，陈四光.美国死亡教育发展概况[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2_,1.(04)[5]谢云天，徐学俊.中国内地近十年来死亡教育研究述评[J].理工高教研究.202_,12(6)

第二篇：浅析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及解决之道

浅析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及解决之道

一起恶性的医患冲突事件，让许多人无法享受周末的轻松。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持刀行凶，致一死三伤。遇害的实习医生刚刚接到香港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

舆论一片唏嘘。骂行凶者丧心病狂者有之，叹医生没有沟通技巧、不谙患者心理者有之，怨医生已成低收入高风险职业者有之，盼医生有尊严地活着者有之，忧未来病无所医者亦有之„„甚至竟有叫好声，让行医者更添痛楚，身心受伤。

医患纠纷走向屠刀与手术刀的较量，所折射的一种社会情绪的冷漠，比血案更可怕！“医者父母心”，中国传统曾最受人尊敬、并与人伦至尊父母相提并论的职业，屡屡因冲突事件受伤，令人深思。

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令人震惊？这次哈尔滨被杀的医生，和凶手并无直接接触，受伤的医生在替谁挨刀？

在很多程度上，医患矛盾也是一个多方面的，有政府指导的失误，有媒体导向的偏颇，有社会诚信度的下降，有贫富差距的一种增大。当然，医生也有自律的不够，人文精神的缺失，法律不够健全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虽说此次血案与其他医患血案相比有很多特殊之处，但其折射出来的仍然是医患之间长期缺乏互信的困局。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缘何表现出势如水火的对立，乃至酿成一再发生的患者杀医惨剧。医生群体被严重污名化和妖魔化

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治病救人。他们“白加黑”地工作，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以及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伤害。

中国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医生不得不提防着随时被病人告上法庭，不得不书写着世界上最厚的医疗档案、签署着最多的知情同意。这种被患者提防、不信任的程度，在其他国家是不可以想象的。于是，我们看到，从“缝肛门”到“八毛门”，从“医生防暴”到“患者录音”，折射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深。医生害怕患者，患者也害怕医生。双方互相戒备、互相防范，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医德败坏却不断被放大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经费补偿不足，使医务人员的技术性、劳务性价值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待遇 与投入不成比例。加之目前医疗市场的不规范竞争，个别医务人员受拜金主义影响，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出现了收受“红包”、药品回扣等违纪违规行为，加重了患者的负担。患者对于医生开出的各种处方用药检查，都总不免作出戒备、以疑惑之心看待。许多医疗纠纷表面上看是患者对就诊医生不满，但实际上已超出对具体医疗人员的意见，他们是对医疗行业、相关政策和制度甚至整个社会体制不满意。

媒体助推舆论强化了医患敌意 舆论在反思医患关系时是不停摇摆的。当发生一起患者被伤害的事件后，舆论会高举道德大棒，把医生当成敌人，一边倒地站到患者那一边，严词谴责医德的堕落和医风的败坏。而过段时间发生一起医生被伤害、被羞辱的事件后，舆论又会站到同情医生的那一边，谴责患者的蛮横、偏执和极端。

这样的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医患关系在摇摆中自然不断恶化，这一次的伤害事件，可能就埋藏着下一次对对方的报复和伤害。

敌意加剧 暴力登场

从哈医大杀医事件来看，医患矛盾不仅来源经济矛盾，各方的舆论都指向医生和医院无良。总之，错误的舆论、医疗和医院的体制落后、法律法规不完善，极少数医生缺乏人文素质道德无良，都导致了患者对医院的敌对情绪和对医生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和医患之间的对立，经媒体报道，更容易在社会上形成“破窗效应”：窗户上有一个破口，就会有更多的石头投向它。

而国内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另一方面，患者在一次次不信任情绪累积后，看病遭遇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时，往往诉诸的只有暴力。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信，就堵死了和平解决问题的通道。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双方都有自己信任的第三方来担任自己的代言人和合法利益维护者。可惜我们现在的政府自己不是，也没有找到这样的第三方。这就涉及医生群体自律与他律的问题，包括医生真正济世救人、心怀父母心，主动排除各种金钱利益的干扰；也同样包括监管部门对这种黑暗现象决不姑息，遇一例严厉查处一例，坚决把害群之马清除出医疗队伍。目前看来，一些医院与监管部门对于一些“没有道德底线”的医务人员仍然睁只眼闭只眼，放任、纵容甚至同流，大有大贪，小有小贪。

作为患者，会为自己的不信任找到很多理由，比如担心医院乱收费，担心粗心的医生会下错诊断，担心缺德的医生会坑自己。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些个案不能成为理由。先入为主地把眼前替自己看病的医生，想象成会坑害病人的恶魔，本身是愚昧无知。

只能丢掉这种无知的偏见，在良善的沟通中选择信任。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医生与患者注定都是体制下的弱者。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而“教育”和“医疗”就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今年，我们终于有望实现一个承诺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然而，政府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也是一个长期低迷、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指标。202_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

投入偏低，造成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医药不分家带来的“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的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一切恰与国民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形成反差。百姓在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殚精竭虑。人命关天，一些非理性患者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除了政府对于医疗系统加大投入以改变现状之外，医疗费用的合理性、医疗行为的安全性、医疗流程、医疗事故的鉴定、赔偿都应该有规范的法律体制来保障，而这些同样是政府责任。如果任由医患关系紧张，必然导致弱者继续相残，最终结果便是“丛林规则”——谁拥有暴力，谁“赢”。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携手迎击共同的敌人——疾病。处于对立的两极，只会两败俱伤。因此，请将手术刀对准制度之弊，请像提升教育投入一样，为提升医疗投入而呼吁努力。

这，才是让医生再不挨刀的治本之策。

无论李梦南的杀医案是因为对医生的误解，还是医患矛盾为基础引发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为杀人案叫好，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要恪守底线，尊重人的共同价值。如果我们的社会赞扬施暴者，无视受害者，那么这个社会就真的是病入膏肓了。另一方面社会的管理者也应该反思，我们的社会也要恪守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看的起病，每个老百姓活的都有尊严的底线，这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生存的基本要求。

台湾慈济人写的一本书上说了这样一段话，面对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丑恶现象的时候，以暴制暴是一种方法，但不是我们采取的，我们要扩大善，当真正把善扩大到足够地步的时候，恶不就剩不了多大的空间了吗？我们要去强调那个杀人的凶手不是一个医患纠纷，而是一个刑事案件，但他也是受害者，据媒体报道，他3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现在还在服刑，母亲没有去带他，他跟爷爷一起相依为命，爷爷得了癌症，而他可能也是一个受伤者，是这个社会病了，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过去我们没有把爱给他。

改善医患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希望患者对医生少一些苛责，多一些理解，有病治病，别闹。我们也希望医生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理解。医者父母心，别敷衍，理解万岁。

第三篇：医患关系紧张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其化解对策

医患关系是医疗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这一关系的协调与否直接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医疗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与矛盾，比较突出的就是医患纠纷问题。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医疗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并积极寻找解决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近几年来我国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日益增加，一方面经常有病人投诉、殴打甚至杀死医务人员的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医务人员也多有抱怨。为处理病人投诉和医疗纠纷，卫生行政部门、医院主管部门和相关医务人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严重干扰了医疗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加重了医疗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降低了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形象。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维护医患利益，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一项严峻的课题。同时，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增强，维权意识逐渐提高，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医患矛盾激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明显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医院的监管工作不到位。当前公立医院主要费用是靠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 医院设备购买,规模扩大靠收费来解决。医院的日常开支、发放奖金等支出项目也靠收费保障, 但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医院过分注重经济收入而忽视群众利益造成医患关系紧张[1]。由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相关监管部门对医学知之甚少，很难做到有效监督。目前对医院的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监管就是靠医院自己监督自己，而负有监督职责的卫生行政部门往往监督不到位。而作为患者又不能对医院内部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医疗费用的支出情况不了解，容易产生疑问，从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渠道。

2.处理和解决医疗纠纷方面立法尚不健全。医疗卫生事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针对其特殊性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卫生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真正起效于解决现实中的医患纠纷。尽管202_年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针对202_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做出了较大篇幅和内容的调整。但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适用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但是规定过于原则，不便于操作，没有结合医疗特点专门立法进行规范，一旦出现事故鉴定机构仍是医疗部门的人员承

担鉴定，容易引起群众对鉴定结果产生怀疑，导致医患纠纷不断增多,且处理难度大。这是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2]

3.部分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缺失。长期以来，医务人员队伍建设缺乏人文素质修养，政治思想教育不到位,行风建设措施未落实, 造成一些医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态度生硬, 有的医生技术水平不高, 职业素质低, 在医德医风中存在一些不正之风, 有的甚至出现腐败问题, 导致群众的不满。虽然这些只是行业中的个别现象，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杜绝。由此引发的患者对医生的不满，在预期医疗效果与实际落差过大时，也就难免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新的催化剂。

4.新闻媒体的负面影响。新闻媒体具有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然而片面的报道会误导读者，加重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给有效防止医疗纠纷发生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媒体过分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收红包、拿回扣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医患冲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3]某些媒体为了寻求卖点，打出醒目的标题来吸引读者，草率地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为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而进行炒作，忽视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夸大了医疗机构的过失。通过媒体错误的舆论导向，激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从而诱发医疗纠纷的发生。

5.医疗效果期望过高。由于患者对医疗诊疗工作和医学知识不够了解, 对医疗诊疗的效果期望值过高。认为有病到医院就应治好, 而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过错。而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又不了解医学知识，对治疗过程的复杂性更是不了解。一旦病人没有治疗好, 或出现死亡，或产生高额费用，且达不到预期疗效，就自认为医院有责任, 纠集亲朋好友找医院的麻烦，导致医患矛盾尖锐化。

因此，针对以上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改善医患关系应该从一下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医患之间协商解决。但这种方式缺乏必要的依据，同时也不利于加强医方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识，存在一定缺陷；二是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虽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但由于体制的关系，其意见往往不能使患方信服，实际操作上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三是医疗纠纷司法鉴定。其执行主体为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主要包括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的参与度等问题。鉴定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消除了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客观上更能体现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公正性。[4]

其次，注重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医疗卫生事业是为保障国民身心健康服务的公益性事业，但在现行体制下，我国的绝大多数医院带有明显的盈利目的，这就加重了病人负担，激化了医患矛盾[5]。因此，国家必须加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增加投入，既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硬件环境，又要改善基层医护人

员的待遇，减轻病人的负担，使病者有所医，体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另外，应加强媒体的沟通和联动,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促进医患关系的健康发展。虽然医疗卫生行业中存在一些不正之风，但毕竟不是主流，我国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作为媒体工作者，报导应实事求是，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带有倾向性，防止影响人们对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特别是医疗纠纷，其原因复杂多样，报道应科学分析，正确引导，从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从而有效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6]。

最后，加强医患沟通，改善医患关系。新型医学模式要求医疗服务必须以病人为中心，既要重视对躯体健康造成损害的致病因素，又重视对精神健康造成危害的心理社会因素。医患之间有效沟通，不仅可以打消病人的疑惑心理，减轻甚至去除病人的精神负担，而且增进与医生之间的理解，积极配合治疗，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目前，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加强，加强医患沟通，能减少因沟通不良、告知不及时所引起的医疗纠纷，有效维护医患双方的权利[8]。

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及人们对医学问题认识上差异，医疗纠纷还将长期存在。针对目前这种状况，我认为个人、社会、政府应积极有效地进行沟通、协商，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如何正确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如何恰当处理医疗纠纷，对于构建良好医患关系，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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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整个医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医师与病员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传统医患关系中，医生以为患者谋利益为己任，医务工作者享有较高的工作地位。他们为患者解除痛苦，捍卫生命，被施救的患者往往怀着感恩的心态对待治疗自己的一声。

近年来，医患关系却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有日渐激化趋势。说到“看病难、看病贵”，每个患者都有许多话要说，“回扣”、“红包”等不正之风也在群众中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据中国医师协会202_年《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将近3/4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达60%之多。每家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起以上，打伤医师5人；北京医师协会对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的统计表明：近3年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502起，致伤、致残90人。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医护人员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转行的逐年增多。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

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但是和医疗事故并不成比例。这反映医疗方面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由深刻的社会根源，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因素

社会发展建设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包括环保、医疗、教育、养老鸡退休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注重以GDP（国民生产总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却相对的忽略了以医疗卫生建设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一般在5%至7%。，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202_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虽然增长比例惊人，但是却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甚至低于都难以列入发展中国家之列。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讲，202_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4804.18亿元，比202_年增长20.3%，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3%。

我国成为的医疗卫生系统得到的财政支持远远不够，政府为促进和改善人民卫生条件所做的工作的还不是很够。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相对滞后，再加上新药品、新医疗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使得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国家还不具备非常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虽然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仍然会造成许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而这样的事实和矛盾直接转化成了医患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医院就成为了冲突发生点。

二、媒体因素

随着传媒业市场化竞争的日益加剧，各个传媒为了维持自身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竞相推出大众感兴趣的热点新闻，已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发展相对之后，我国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而医疗问题由于涉及的受众最广，炒作医疗问题所产生的政治风险最小因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对

象。

医生和患者本是应该站在同一战线医生和患者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疾病。在媒体过度炒作中，医生和患者被人为划成对立的两面。由于公众对医学知识的相对缺乏，对医疗工作高风险和局限性的不理解，加上部分媒体片面的把医患关系矛盾理解为商业流通中的消费行为关系，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的收红包拿回扣现象，媒体试图扮演锄强扶弱角色以唤起大众的共鸣，对医患冲突直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2_年8月底，某患儿出生才两天因为肚子有点肿胀，被送到深圳儿童医院就诊。之后，医院作出诊断，孩子得的是先天性巨结肠，要求第二天就做造瘘手术。患儿父亲当时对医院的诊断结果和手术建议很怀疑，拒绝费用10万元的手术，而患儿在另一家医院凭借8毛钱的石蜡油缓解了病情；9月，家长向医院讨说法，发酵成“八毛门”；10月，患儿病情复发，在武汉的医院做手术，证明最初诊断无误；10月底，陈刚向深圳儿童医院公开道歉。

虽然，在这一事件的爆发过程中，患方的父亲处于一种不理性的状态，他不知晓医学，因而可能在认知上有错误，而对医方产生误解。但是我们的媒体方在报导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故意制造医方错误诊断并开出天价手术的舆论。诸多媒体方在新闻中链接众多医患紧张关系的新闻去吸引读者的注意，使得众多民众对于医者敌意更加，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三、患方因素

消费者维权意识高涨——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连续4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地对近6000名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在遇到权益受损时，有94%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顾客是上帝”这句商业活动中的口号，被有些患者简单地套用过来，认为医疗活动中也应“患者是上帝”。健康意识加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对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治都更加重视，由此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预期更高。实际上就医疗工作而言，仍有许多疾病目前是无法根治的，每一个患者身体和心理的个体差异，也必然影响每次治疗的效果。

患者对医疗过程参与意识加强——社会文化水平整体上升，资讯发达使患者更方便地了解到与疾病相关的讯息，患者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用药及预后。病人自主及参与意识的觉醒是不可逆转的文明进步潮流，知情同意也是患者的重要权利，是患者得到尊重的重要体现。按照知情同意原则，病人或家属必须知晓治疗真实充分的信息，特别是可能引发的风险，取得病人或家属的自主同意。

“就医感受”对医疗满意度的影响——以前的患者只要治好疾病或减轻痛楚就满意了，现在的患者更注重就医感受，希望能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心境下治疗并痊愈，这除了要满足技术性医疗服务需求之外，还对人文性医疗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医生要给予人文关怀，秉着同情心和同理心给予病人足够的精神支持，以满足病人的心理需求。一部分经济能力较好的患者还对就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满足病人的社会需求。以在医院生孩子为例，常规顺产数千元就够了，而大城市费用高达上万元的高级产科病房需要提前半年预约。

医疗服务的直接和间接客户——患者是医院的直接客户，但不是医院的惟一顾客；病人家属是医院的间接顾客，对医院的服务可能有比患者更深切的体会。不了解这一点，有时可能会埋下医疗纠纷的隐患。例如成都某大医院发生的一起病人死亡后，其妻子拿刀砍医生的事件，和医院忽略了病人家属的心理和情感不无关系；另外，相对患病的婴儿，他们的家长是医院的重要间接顾客，医院除了对患儿进行治疗外，还需对患儿的家长进行教育，告诉他们如何正确护理、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和家属，除了对临终病人做好关怀外，照顾病人家属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安抚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医患冲突。

四、医方因素

医护人员收入偏低——众所周知，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在去年非典疫情中，医护人员职业的危险性就充分凸显出来。但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的强度和风险并不相称。一个医科硕士毕业生，本科读了5年，加上硕士一共读7～8年，在上海这个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最初的3个月只有每月1000元不到的收入。而普通本科只读4年的大学生，在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联通公司工作，月收入近5000元。在我国各行业收入排名中，医生的收入在10名以后；而在美国，各行业收入排行榜上排名前8位都是医生（不同专业）。医生收入长期低迷，无法体现工作价值，这也是现在一部分医生收红包回扣的原因之一，同时也造成医生在大众心目中唯利是图的偏见。

医生工作量大——并不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够合理，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而社区医院、中小医院条件比较差；而且在大医院（三甲）看病和小医院的收费档次没有拉开，看同样的病种价格相差无几，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工作负荷越大。据艾力彼公司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三甲医院医生工作量平均是县医院的2～3倍。以广州某综合三甲医院门诊为例，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治30～40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五、六分钟。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下，医生往往疲于应付，无暇回答患者方面提出的疑问和必要说明，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矛盾。

第五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吴依明 电话：***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政县政东平中心卫生院 邮编353602

近年来，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很多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甚至采取提防、戒备心理，其原因复杂，纵观分析后可在四个方面作出归纳：

一、社会环境因素

1、在改革开放建设过程中，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金钱观念突出。传统美德、社会伦理底线被践踏，社会公众缺乏对疾病客观、本质认识，错把就医当作一宗商品进行交易。

2、医疗商业化导致政府责任意识弱化，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责任不到位；医疗卫生事业资金投入比例相对不足，规范与监督医疗卫生服务的法规建设滞后；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落后。医生工资、医院发展及维持医院正常运转所需费用短缺，短缺部分需从医生日常诊疗过程中弥补，使医疗公益性带有浓厚商业特点，成为看病贵的一个原因。

3、社会舆论缺乏正确引导，个别媒体对医疗事件过程不全了解的情况下，偏重或过度报道一方言词，使社会舆论出现偏差，甚至成为某些别有意图的患者用来向院方施加压力的工具，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医院的不信任、不理解和不满意。引起事态升级，加重医患关系紧张。

3、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医疗纠纷处理法律、法规不完善，催生了“医闹”，使纠纷复杂化、扩大化、商业化、非法化，引发暴力事件，严重扰乱正常诊疗秩序。

二、患者因素

1、病人把就医视作简单的商品交易，只要付费医院就理应提供令人满意的就医环境、服务措施、治疗技术，造成心态失常。

2、病人和家属对治疗期望值过高，忽视医学是一种高风险行业。疾病发展虽有一定规律可寻，但其发展过程复杂多变。病人及家属面对病情恶化或死亡时，无法理解，甚者情绪激动、暴躁，与医务人员发生过激行为甚至引发暴力事件。

3、某些病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规范，以恶意敲诈医方获取不正当利益；有的患者及者家属对医护人员小题大做、无理取闹；有的无视法律，对医护人员大打出手甚至残害医务人员等。

三、医源性因素

1、一些医院存在管理缺陷，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问题突出，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等执行不力，行为不太规范，成为医疗纠纷的隐患；

2、人口数量与医生配比失衡，中国医疗资源占世界20%，但医师人数却不到2%，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现全国平均每万名居民只拥有2-3名全科医生，基层卫生机构矛盾更加突出。医生长期从事高风险的繁重工作，承受着精神上和躯体上双重巨大压力，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医生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受挫，部分医生跨越道德底线，收受红包回扣，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白衣战士形象在患者的心目中逐渐退化，甚至丑化，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缺乏相互信任。

3、医生出于自我保护，患者则对医生缺乏信任，二者促使医生对每个疾病实施全面检查和排查，宁可过度使用医疗资源、增加医疗费用，也不留有后患。如此恶性循规，医患之间就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四、非医疗因素

随着社会法治进程不断深入，人们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住院患者在医院内发生意外伤害后，依据国家的法律，医院负有监管责任，一旦出现问题，院方很难“全身而退”，由此引起的紧张关系因引起足够重视。

202_-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