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孔飞力的

第一篇：读孔飞力的

读孔飞力的《叫魂》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并不是一本关于封建迷信的书，希孔飞力属于十年磨一剑的学者，在长达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虽然只出版了三本书: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和《现代中国的起源》(202_)，但每一本都引起轰动，开风气之先。

《叫魂》共分10章。基本上可分三个部分，一架与内容至五章可归为第一部分，介绍妖术发生的背景；六至八章为第二部分，介绍了清剿妖党的全过程；

九、十章为第三部分，是对全书分析的概括与升华性总结，揭示妖术案件的内在意义。

以1768年初春，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恐慌从浙江省德清县开始逐渐向全国范围蔓延。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名为吴东明的石匠为修城门，在河底打桩。农民沈士良为惩罚两个对他不孝的侄儿，要求吴石匠将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敲打，据说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增添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被敲打名字的人则会被窃取精气，非死即病。社会上还有类似的传言，如用纸做成马，粘上人的发辫就可摄人灵魂，取人财物。这本纯属无稽之谈，但在普通百姓中却引起极大恐慌。叫魂事件从地区性事件迅速扩展到其他行省，成为震惊全国的大案。从当时人对叫魂的过激反应来看，这是一场真正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盲方僧从迷信的大众将对妖术的恐惧转化为群体性暴力，那些外来的陌生人——乞丐、游成为假想敌。孔飞力认为，这是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对于民众的骚动，各级官员一开始采取瞒报上级的态度，视之为无知妄动。但皇帝被惊动并高度关注此事后，整部国家机器开动起来，从朝廷到省、府、县，都在清查叫魂犯。一时间社会上黑云压城，气氛紧张。这种气氛又加剧了弘历对“叫魂案”的重视。乾隆对地方官员进一步施加压力，于是官员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至屈打成招，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叫魂案”一波波扩散，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会底层的人受尽冤屈。半年后，军机处重审此案，在军机大臣刘统勋等一些比较清醒的大臣的规劝下，弘历草草收兵。历时数月、蔓延数省，牵动上下的历史闹剧终于收场。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孔飞力既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将整个故事描述地生动细致；同时他又是个“解密者”，从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中梳理出历史线索，赋予其意义，对社会、文化、政治、心理乃至人性进行深入剖析。

本书所体现出的学术视野、历史见识、研究方法，以及学术意义，都值得深入探讨

第二篇：孔飞力（范文）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美国，1933-）

研究领域 晚清中国近代史、海外华人移民史

人物介绍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C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大学期间，孔飞力被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教授（Clyde Kluchholn)教授讲授的心理人类学深深吸引，曾经想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门下学习人类学。但当向克拉克洪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克拉克洪教授告诉他，要想学习研究人类学，最好先学习一些具体的学科，比如历史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这一引导下，孔飞力选择了欧洲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虽然如此，但人类学的关怀一直留在他的历史研究之中。

大学期间，对孔飞力影响较大的还有社会学家诺曼包拔(Norman Birbaums)、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受他们影响，孔飞力开始研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并对怎样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理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孔飞力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到英国著名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1955年夏，回美国，应征入伍，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尽管难学，但他却逐渐着迷，如饥似渴。一年的中文学习经历对孔飞力的人生旅程产生了关键影响。偶然的契机让他开始注意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并与之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中文学校的学习结束之后，孔飞力转移到东海岸。在那里，继续服完了剩余的18个月兵役。与此同时，他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

稍后，孔飞力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华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196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

1962年，孔飞力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15年的教师生涯，在历史系执教，一直到1978年离开，前往哈佛大学。

1965年孔飞力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66年回国。1970至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从1971至1974年，孔飞力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1974年升任正教授。1975年至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由于史华慈教授的鼎力推荐，1978年秋，孔飞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教，接替老师费正清教授，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s)历史讲座教授。1980年至1986年，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研究

学术背景：

50-60年代的有关学术思潮对孔飞力的学术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学阶段，孔飞力就在哈佛大学接受了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指导，萌发了人类学的关怀。接着，诺曼·包拔

新的史学思潮主张人类社会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促进美国中国史专家酝酿“中国中心观”，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并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年鉴派史学家还重视用长时段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远发展趋势，突破以往惯用的以“循环论”眼光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年鉴派史学家对“总体史”的追求，综合研究倾向和“分解”研究倾向，都导致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孔飞力的学术研究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明显表现出他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在《叫魂》中，又注意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综合利用。他关注对中国历史的横向研究，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地区单位。他对1796-1864年的军事化问题研究，就限定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区域。他还考虑对中国历史的纵向探讨，着重“由下而上”地研究中国社会，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基层社会，特别是绅士阶层与家族。他试图表明，中国社会也是充满着差异和变化的社会，中国社会是“停滞社会”的说法没有根据。他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家族和绅士阶层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冲击”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美国学者获得直接接触清宫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

孔飞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是孔飞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著作，这是他的学术奠基之作，也是他对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研究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学术专著，在美国和国际中国学史上留下深刻影响，本书研究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它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它中文资料，运用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虽然，中国有“民兵”思想的悠久历史，但明、清时代的制度已基本上体现了士兵和平民的分离。孔飞力在他的著作中认为，1796年发生在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的白莲教“叛乱”，是清朝政府第一次以民兵为主力去镇压。为什么要动员民兵？孔飞力解释说，主要在于白莲教的特有特征，难以对付。这些“叛乱者”与人民之间有广泛联系，又有充足兵员，具高度流动性。不仅渗透到地方政府，而且某种程度上成为超越阶级的运动。相比之下，清朝军队则装备沉重，行动迟缓，缺乏地方支持，费很大劲才取得微小胜利。所以正规军无力镇压，官方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团练。早期团练对国家政治的威胁并不大。至少在嘉庆时期，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还是一种在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方法。但对以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起着先导作用。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处于大**之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在孔飞力的笔下，整个中国的各种势力，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在紧锣密鼓地组建武装。他说：“当经济危机和剥削把穷人驱赶出已确立的秩序时，当匾乏使各种族和语言集团中的冲突尖锐起来时，异端的和正统的领导人员双方都越来越关心军队的组编。”

本书以主要篇幅讨论19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装问题，着重研究由正统的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又以曾国藩等名流为对付太平天国和其它造反事件而创建各类地方武装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详尽具体的分析。在这些正统的地方武力之外，本书还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地方武装、“股匪”、“堂匪”等到的兴起、同正统武装的异同、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化等问题，展示了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情景。

孔飞力利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把1796—1864年间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的过程、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清朝衰落，民不聊生，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为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寻找新的出路，当它危及现存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正统文化意识时，清朝的统治政权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行政能力都无以应付社会大动荡的局面，危难之际，传统士大夫阶层纷纷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源，组建武装，与清军合力镇压太平军。

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孔飞力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

第一、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的方法探讨历史。结合历史学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方法，将军事化的各级组织(包括正统和异端)的内在结构、组织原则、规模、特征、历史演变、相互关系等因素加以联系的精细解剖。散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的各种类型的军事化组织，被纳入“正统与异端”、“团练一勇一地方军”与“堂一股一武装村社”三级纵向等级组织的概念网络中考察，使社会结构的组织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太平天国的问题在于势力无法渗透到农村，孤立在城市的围墙里，他们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而农村的名流深深扎根于地方社会，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不断吸收人员和财富，他们是地方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

第三、把军事化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考虑，作为影响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行政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考虑。突破了过去对军事化研究的固有视域，如对中国兵制的影响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孔飞力对于伴随着晚清时期帝国在农村中控制的崩溃而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做出了出色的分析。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这样，名流——绅士凭借他们的社会影响、正统的学术传统以及伦理观念，使传统政权得以反复重建。但到了晚清**时期，情况有了不同。名流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为着王朝的利益，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而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以旧秩序的衰落，传统国家制度的毁灭与地方军事化为着眼点，在西方大规模冲击中国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危机，新的力量已经在开始削弱中国传统社会，如人口增长的过剧、通货膨胀、铸币发行大量增加以及农村社会日益剧烈的竞争等，他认为以地方军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能比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为合适。

《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

1990年，孔飞力出版了他的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也体现了他80年代的学术成果。该书一出版，即获当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一“李文森”(Joseph K.levenson)奖，受到广泛的好评。该书共10章，从第一章“叫魂”案的缘起及基层官员对此案的处理到第十章从文化心理层面分析案件之所以发生以至席卷全国的原因，层层推进，剖析至深。

《叫魂》一书中，孔飞力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讲述了“叫魂”事件；又用

一半篇幅，多视角地阐释了故事背后的种种问题，诸如社会、经济、民俗、宗教、心理和政治等，描绘了民众、官僚、君主面对一个亦真亦幻的妖术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

所谓“叫魂”，系流传于中国民间的黑巫术(妖术)，施术者通过削割他人的少量辫发，即可操纵其灵魂精气，并置人于死地。1768年初春，“叫魂”妖术恐慌从浙江省德清县开始蔓延。石匠吴东明率领一班人马为修复城门，奋力向河底打桩，农夫沈士良为着惩罚两个暴戾的侄儿，要求吴石匠将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敲打，据说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增添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被敲打名字的人会因此被窃去精气，不是生病，便是死去。还有传说道，有人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粘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原本是毫无根据的无稽流言，却引起了时人极大恐慌，很快越过省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盲目迷信的大众们，将他们对妖术的恐惧转化为群体性暴力，发泄到那些假想的敌人身上，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些“外来的陌生人”——乞丐、游方僧。孔飞力将这些人称作被生存竞争挤到边缘的可怜人。对于民众的这些骚动，各级官员一开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瞒报态度，视之为无知妄动。当时，经过康熙、雍正治理，满清统治渐渐稳固，剃发留辫也为汉人接受。但割辫因动摇满清统治的名分，上下都极为关注。嫌疑者被下令围剿，以政治罪追究。于是整部国家机器都开动起来，从朝廷到省到府到县都在清查叫魂犯。对大小官僚来讲，清查叫魂犯并不只是保一方平安的事，而是对皇帝忠不忠的问题了。因为在地方上所谓叫魂案都是子无虚有的事，一时间密告诬陷盛行，社会弥漫恐慌。而社会的恐慌又加剧了弘历对“叫魂案”的清剿。一些通过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屈打成招罗织成的所谓“叫魂案”纷纷出笼。集中到弘历那里，也成为皇上考察官员的主要途径。“叫魂案”的范围一波一波扩散，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受尽冤屈折磨。当然，其中不乏有个别愚昧、不法的流民，或信以为真、以身试法或利用叫魂作法骗钱。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

作者以“剪辫”案为切入点，将一个不起眼小事如何演变为席卷数省，涉及整个帝国的大事，反映得淋漓尽致。该书采取一种“大叙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 其中特别关涉到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层次或称之为社会力量, 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利益、动机所驱使, 从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经历出发, 对于“叫魂”事件采取了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因应方式, 书写出所谓“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 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 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弘历皇帝的人格特征, 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 满汉文化的冲突, 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 等等。三个版本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切入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

《叫魂》对社会经济、民间信仰、专制政治、官僚体系、社会结构、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信息传播诸方面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叫魂案何以从民间的心理恐惧到社会恐慌再发展成皇帝的精神恐惧的整个社会背景，将1768年发生在“太平盛世”的这段荒谬危机，从表层到深层、从历史到现实、从草民到君主官僚，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刻剖析。

本书运用了大量的朱批奏折、档案材料，分析方法有社会心理的、区域经济的、文化心理的、民间习俗的等，多种方法的交叉灵活运用，使本书内容丰满，富有可读性。

《现代中国的起源》（202_）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家，孔飞力始终关注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即传统的政治体制如何变迁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不是对西方冲击的简单回应，中国历史是延续的，它本身的传统因素是无法回避的。但是，现代与西方又深深纠结在一起。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近代中国的起源》被认为是孔飞力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大成之作，总结性地概括了他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

在该书中，孔飞力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影响晚清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相当紧要的问题:

政治参与的拓宽如何与增强国家权力和国家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某种公共利益相协调？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

孔飞力认为，这些制度性的因素，把中华帝国晚期与现代中国联系起来。因此要理解现代中国，需要回到对于晚清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研究中去。所谓现代性的制度性因素，并不是唯一地产生于外部危机之中，也产生于困扰晚清帝国的多方面的国内危机之中。

中国，如何嬗变为一个现代国家，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孔飞力一直致力于研究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问题，他探索清末至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走向，把中国现代政治制度面临的问题加以概括。他发现这些问题统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改革派思想家魏源那里，于是，从魏源出发，经由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一直到毛泽东，中国现代国家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和答案，既在重复，又在深化。在孔飞力看来，现代中国的起源，需要从中国自己思想传统中寻找。

在这本短小精悍的著作中，孔飞力讨论了一个他长期以来一直感兴趣的主题——困扰晚清政治统治的若干短处及其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他对此提出了新证据和新解释。传统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革命和改革都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针对这样的观点，孔飞力在这本书中再一次重申他的“中国中心观”的立场:即“中国近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它内部的历史潮流所塑造的”。此书是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稿，1999年出版了法文版，202_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英文版。英文版全书包括一个新导言和四章(此四章为过去的讲演稿)。这四章的内容分别是:

第一章，“魏源思想中的参与和权力”(Particip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Thought of Wei Yuan);第二章，“试验中的改良”(Reform on Trial);第三章，“毛主义的农业和旧政权”(Mao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ld Regime);第四章，“基本议程的转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ional Agenda)。前三章，孔飞力运用了一些过去很少或根本没有用英文研究过的中文资料。第四章部分地是重复前三章的内容，部分是关于19世纪末两位被大量研究的国家主义者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新的看法。

在第一章，孔飞力首先分析了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魏源(1794-1857)的生平。孔飞力通过有关魏源的第二手资料(大部分为中文资料)和他本人对魏源的《诗书古微》的读解，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孔飞力认为，魏源借《诗经》撰“鹿鸣”一诗，是为了说明“正确的决策需要通过讨论才能获得，而不是由一个来源由上往下灌的。”魏源打破常规，没有把鹿鸣看成是对明君的企求，而是强调要在吃草的鹿群中沟通。但是，孔飞力又特别提醒人们，千万别把魏源视为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他认为魏源只是把政策讨论的范围扩展到上层的士绅阶层，而且“魏源所谓的拓宽政治参与，并不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是要加强国家权力。”

在第二章，孔飞力转而研究比魏源年轻的同时代人冯桂芬。孔飞力认为，冯桂芬基于魏源的一些抽象思想，提出了改革税收制度，因而也是改良北京与农村问题关系的专门建议。孔飞力认为冯桂芬关于国家和地方一级的民主改革建议有受西方影响的痕迹。1898年的改良者们对冯桂芬的这些改革建议“几乎都是敌视的。”他们担心如果创造一个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会给予小集团自由支配的空间，使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

孔飞力认为，魏源追求的是一个更有效率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伴随的政治参与的拓宽是要加强国家权力而不是限制国家权力，而冯桂芬则主张低级精英参与政治，魏源反对冯桂芬的观点，认为低级精英的参与会否定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有害。他主张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孔飞力认为，魏源这种将政治参与同强化国家权力有力地结合起来的观点，就是“现代中国的有特色的本土起源”。

在第三章，孔飞力还研究了清朝政府保存的、湖南未阳县的1840年代农民造反的官方档案文件。农民的造反反映了北京政府对于收取充足的税收是无能为力的，它离不开养育腐败和强取豪夺的税收中间人。孔飞力认为，1950年代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不只是一种跳跃式发动工业化的道路，也是为了解决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心一外围关系的老问题的一种努力。“旧政权对于锻造一种与农村的生产者之间没有居中斡旋的关系的关注，必定给集体主义者的运动提供了历史基础。”孔飞力认为，“将税收制度收回官僚体制的控制之下，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大多牢牢地扎根于旧政权的议程之中。”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政权，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继承了清朝帝王试图将非官方的中间人驱逐出税收系统的野心”。孔飞力认为，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就是要消灭过去农村的税收中间人，“土地革命是摧毁作为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地方名流”，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农民的敌人，共产党用贫下中农来代替他们。但由于这些贫下中农缺乏进行有效农业生地、工具和牲口，新政权很快组织了“互助组”。在这里，孔飞力将革命的对象——地主，称为“农村的税收中间人”，以之为纽带，把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与清朝政府如何与地方名流争夺税收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历史挂起钩来。

在全书的结尾，孔飞力联想到后毛泽东时代即中国“改革”时代。他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的议事日程重又成为活跃话题。中国的现代国家的特征是决定性地由它的内部历史塑造的。他指出，晚清时期的国内危机带来了某些关键性的困境，包括怎样面对权力的滥用、怎样控制民间民族精英的政治能量、怎样以一个小型的官僚机构治理一个庞大的社会。正是由于这些困境的存在，孔飞力认为，“即使外国的侵略尚未发生，中国内部就己经潜藏着一些基本的变化。”而为应对这些困难，一种“持续的国家宪政议事日程”就出现了，包括怎样协调官方与政治参与、公众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走向，孔飞力也有基本的判断和预测。他认为向世界商业的开放，沿海省份的地方自治的大门也许会打开，至少在经济上。

孔飞力坚信: “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议程仍然是用中国自己的形式来处理的，而不是用我们的。”

海外华人移民史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把海外华人移民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新重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使他得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考察融为一体，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审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探讨海外华人与祖国、与住在国的复杂关系及其身份认同、历史与现实遭际、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等问题。他认为海外华人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研究海外华人，可以了解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过程，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去移民，他们在海外的经历怎样、怎么发财？或者成功，或者失败。还有，别的民族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欺负华人，有什么历史缘故？海外华人和当地的居民、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内容很多，它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以及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构成海外华人研究的一部分。

1993-1994年，孔飞力在哈佛开设海外华人课程的。孔飞力认为中国文化使中国移民形成几个很有价值的特点，一个是家庭制度，一个是商业化，中国早期商业化的历史和移民的历史关系很密切。还有一个特点是在海外维持中国文化，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移民在海外，它的融合过程，事实上很慢。中国人在泰国融合得比较成功，可是很多泰国的华人家庭仍然维持他们原来的中国姓，他们的个人行为和信仰都是非常中国化的，具有很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孔飞力对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从学术角度，主要缘于这样三个因素：

首先，回应所谓的“中国的冲击”言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海外移民两个部分。自15-16世纪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移民的进程大大加快，到了17 世纪后期，侨居东南亚的华人已有相当大的数量，在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华侨聚居区。其足迹从东南亚扩展到各大洲。至20世纪末，华侨的总数大约3200万，遍居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国际移民中引人注目的人群，在社会各领域日益显露影响力。面对海外华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孔飞力指出：“„西方的冲击‟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冲击‟却少有论及。自十七世纪以来，我们观察到的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人群体，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冲击‟，又是别的什么呢？”孔飞力的所谓“中国的冲击”，主要是指华人在海外定居、发展甚至主宰某些地区经济的一种强大能力。“中国的冲击”，是使孔飞力把研究领域从近代中国的社会史、政治史拓展到海外华人移民史的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超越“中国中心观”的局限。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年轻一辈学者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及其衍生的“传统—近代”、“帝国主义”模式提出了批判，形成了一股要求从中国社会内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思潮，即“中国中心观”。但近年来，“中国中心观”又在美国中国学领域引起了一股批评和反思的思潮。将中国研究置于世界历史的宽阔背景之下，这就很难以“中国中心观”概括。在这股反思浪潮中，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构成对“中国中心观”最直接的冲击。华人在海外定居，不论暂时还是永久，即使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陈述对他们来说仍然根深蒂固，他们也会被整合到当地的历史中去。在孔飞力看来，这个过程很难用单一的民族或文化视角来掌握。

第三，延伸其重视人口问题的学术思路。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人口问题始终是孔飞力立论的重要依据。在孔飞力的历史观中，人口流动因素占据重要位置。

孔飞力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多，但其中一些观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对“祖国”概念的辨析。他认为，使用“祖国”概念，要力戒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谓“种族本质论”，以为海外华人具有先天的不可更改的种族特性，它使海外华人具有文化特殊性，妨碍他们融进所移居的社会；另一种是所谓“大中国”观，认为海外华人通过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经济网络，将祖国扩张到张到世界舞台上。孔飞力认为这种观念最可怕的是导致“黄祸论”。“大中国”观的假设，常使海外华人华裔对移居国的忠诚性受到怀疑，从而陷于危险的境地。

在近现代史上，每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不景气，“黄祸论”便会沉渣泛起华人经济的成功，及其与祖国的天然联系，被借题发挥为种族主义的错误观点似乎中国在借海外华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孔飞力根本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祖国”这一概念是复杂而变动的。从客观方面讲，“祖国”对海外移民有双重的影响：“移民在祖国获得的历史经验教会了移民在海外生存的有用技能；但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一个逐步实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出现，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海外移民构成了某种影响。从主观方面看，“祖国”又是心存于海外华人心中的各种主观想象。

其次孔飞力认为，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须将中国漫长的国内移民史作为基本的背景，海外移民史只不过是整个移民进程的一个特例。孔飞力十分强调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与中国历史本身联系起来考虑，海外移民史的根在中国。这是孔飞力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立场。

孔飞力形象地将中国比作一所海外移民的学校。他所谓的“移民学校”，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著名商业城市，如厦门、广州等。孔飞力认为它们是向海外移民的“中转站”。海外移民在国内这所“移民学校”获得的是“历史资本”，即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的历史经验，而不是“文化资本”。

最后，是对海外移民精英的身份认证和泛华运动的理解问题。

孔飞力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中，历来十分注重研究绅士——社会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海外移民史问题上，他仍然关注社会精英这一群体的作用。当然，在海外华人社会这一特殊群体中，社会精英不再是拥有功名的文人绅士，而是来自各个方言集团和区域集团的华商。孔飞力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使海外华人精英获得其领袖地位的认同。一是，通过强调“祖国”意识来超越方言的、区域集团的界限。二是，通过捐款给慈善事业和教育。获得当局向他们颁发各种头衔。海外华人社会精英追求身份认证的结果，就是泛华运动(pan-Chinese movement)的兴起。

孔飞力认为，泛华运动和泛华意识的形成，首先是受到中国国内发生的革命和改良运动的影响。其次，在与欧洲经济的竞争中，由于华侨分割成不同的方言集团，导致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现实也刺激着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泛华运动，他们呼吁建立整个南洋的华商总会，摈弃方言、区域、职业的界限，联合起来与外族竞争。再次，华人精英们坚定地捍卫华文教育，是因为“他们将华文学校的存在看作是华人社会和他们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孔飞力深刻总结了泛华运动的双重后果。从积极方面讲，泛华运动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具有社团甚至地区影响力的华人领袖，如陈嘉庚。但从消极方面看，泛华运动又付出了痛苦的代价，“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社会—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使得华人在新加坡这个被其领导人称为多元种族的国家里以及其他南洋国家中倍受排挤。在东南亚，“华侨”一词至今仍具敏感性，他们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常为排华运动之口实。

学术评价

有学者认为，孔飞力关注的核心命题，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孔飞力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他的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美国的学术思潮演变、中国和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多维变化，无疑为他的思考提供了宏阔的思维空间背景和丰富的思想养料。他的学术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博士论文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研究1796-1864年的地方军事化、清王朝衰落及太平天国运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等问题，是谓中国近代社会的近代“胚胎”滋长和“胎动期”。孔飞力分析了中国社会自身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环境，传统国家权威的衰落和绅权的扩张，国家与社会的均势向士绅代表的地方社会一端倾斜，孕育着近代的因素。

从80年代中期至1990年，孔飞力通过对清宫档案的解读，出版《叫魂》。此书是解剖1768年发生在乾隆朝的一桩“叫魂”妖术案件，意在透视“母体”。孔飞力认为近代脱胎于传统，那么传统究竟为何？需要走近细看。孔飞力问道：“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

90年代以来，孔飞力分析“现代国家的起源”，此为“脱胎换骨”问题的长时段、宏观的考察，从魏源到毛泽东，孔飞力围绕着三个基本的需要解决的课题(即扩大的政治参与如何与增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公共利益的概念相一致？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总括性地讨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脱胎换骨”的“换骨”问题。

90年代中期以来，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孔飞力认为，海外移民史脱于国内移民史之“胎”，海外移民史与近代以来的商业化、城市化相关，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史发生在近代以后，本身就是近代因素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内在的出发点，是在考量和评估变化后的中国的海内外形象。

孔飞力是一个饮誉国际中国学界的著名大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孔飞力开始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其新颖的视角、精当的方法、独到的见解，在美国中国学界奠定了学术地位。他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关于“叫魂”案的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研究，关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观念形态研究，都成为美国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人才的必读书。被公认为是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前沿走向的重要学者。

活动年表

1933年9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

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195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1954-195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

1955年夏一1958年夏，在美国本土服役。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57年春，转移到美国东部继续服役18个月。

1958-1959年，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58-1962年，担任福特基金外国研究员。

1959-1964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1964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

1962年，与Sally Cheng结婚，1963年儿子Anthony出生。

1963年，开始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5-1966年，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

1970-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

1971-1974年，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

1971-1976年，担任当代中国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974年，升任芝加哥大学正教授。

1975-1978年，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1975-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

1977年一，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研究员。

1978年秋，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至今。

1979年6月一7月，随美国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六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

1980-1986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

1984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1768年乾隆年间发生的“叫魂”案清宫档案。

1984年8月13日一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和辽宁省档案局领导陪同，参观抚顺市档案馆业务建设。孔飞力教授回国后，于9月14日致函市档案馆表示满意和感谢。

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孔飞力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学术演讲。

1994年1月，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学。

1994年6月28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庆祝建所四十周年及纪念创所人郭廷以院士举办的“纪念郭廷以先生史学讲座”上发表“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参与与权威”演讲。

1995年，参加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84讨论小组“Humor in Republican China的主席。

1996年3月1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为学生做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讲。

1999年3月11-14日，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142小组“海外华人和身份与文化在中国南方的变化，1900-1949(Chinese Oversea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1900-1949)的讨论。

1999年11月2日，在美国“国际移民大学委员会”高级系列学术讲座上做，“当代中国移民”(Contemporary Chinese Emigration)演讲。

202_年10月3日，孔飞力在Lake Forest College的东亚研究讲座上做了题为“A Stateless Expansion： Five Centuries of Chinese Emigration.”的演讲。

202_年4月10日，孔飞力在美国Swarthmore College的吉纳维芙·李青雯(译音)亚裔美国人问题96纪念系列讲座(The Genevieve Ching-wen Lee‟96 Memorial Lectures on Asian-American Issues)上发表了“中国家庭怎样创造历史： 四个世纪的移民”的演讲(How Chinese Family Made History： Four Centuries of Emigration)。

202_年1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做题为Chinese Emigration： Themes for a Global History的演讲。

202_年7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题为“农村社会与海外移民”的讲演。

202_年7月25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做题为“华人的社会经验中一些适应于移民活动的特点”的演讲。

202_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中国移民：一部世界史的诸多方面”(Chinese Emigration： Aspects of a World History)的主题发言。

主要学术成果 著作

1.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1970，second printing 1980 with relevant new preface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Soul 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1990.《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3.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202_.《现代中国的起源》

4.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 Vol.L Reading Documents： The Rebellion of Chung Jen-Chieh.Harvard University，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86(With John K.Fairbank.)

《清代文献介绍：第一卷：阅读文献：钟人杰叛乱》

5.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97

《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

论文

1、“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 Doctoral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l964.《太平叛乱时期的中国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博士论文，1964年。

2，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7(1967)218-255.“太平叛乱时期的地方团防制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7，1967年。

3、“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Wakeman and Cz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257-298.“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等问题”，见魏克曼、格兰特等编的《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

4，“Origions of the Taiping Vision： 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of a Chinese Rebellio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3(July，1977)350-366.“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跨文化考察”，《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1977年7月。

5、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No.3(1978-9)100-136.“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和财政”，《远东研究文选》第3卷，芝加哥大学，1978-1979年。

6、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0(1978)(with Susan M.Jones)107-162.“朝代的衰落和叛乱的起源”，《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

7、The Taiping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0(1978)(with Susan M.Jones)264-317.“太平叛乱”，《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

8，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Select Papers，No.4(1979-80)1-18.“晚清政治观”，《远东研究论文选》，第4卷，1979-1980年。

9，Chinese View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in James L.Wanton，ed.，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16-28，“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观”，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观，《革命后中国的阶级与阶层》，1984年

10，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3(1986)329-360.“地方政府的发展”，《剑桥中国史》第13卷，1986年。

11、Political Crime and Burueacratic Monarchy： a Chinese Case of 1768”，Late Imperial China 8.1(June，1987)80-104.“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度：1768年中国的一个案子”，《帝国晚期的中国》，1987年6月。

12、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55，Issue 2(Dec.，1995)，295-337

“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哈佛亚洲研究》，1995年。

13、The Homeland：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Fifth-eighth George Ernest Mo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1997，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祖国：对海外移民史的思考”，1997年。

14，China as a School for Emigrants，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Kwang-Ching Liu‟s Seventy-fifth Birthday，Volume II Essays in English，19980

“中国，一所移民的学校”，1998年。

15、Toward an Historical Ecology of Chinese Migration，202_。

“华人移民的历史生态学取向”(会议论文，未刊稿，202_年)

16.Can China be Governed from Beijing？ Reflections on Reform and Regionalism，in China‟s Political.Economy，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2_.“中国能为北京统治吗？对改革和地区主义的反思”，202_年。

17，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Chinese Historians Volume V，Number 2(Fall 1992)，Issue Number 10.“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新史学》第二卷三期(1991年9月)，第118页。

18.“Sorcery as an Object of State Control

“作为国家控制目标的妖术”，台北：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明清与近代史组，上册，1999年。

19.Wang Gungwu： The Historian in His Time，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edited by Billy K.L.So，John Fitzgerald，Huang Jianli，and James K.Ch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2_.pp.ll-31

“王庚武：一生一世的历史学家”，202_年。

20，“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页725-740，1988年。

21、Chinese Social Experience Adaptable to Emigration，Asia-Pacific Forum No.21，Sept.202_。

台北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中心202_年9月亚太研究论坛第21期。“与移民相适应的华人社会经验”，202_年。

22，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研究通凯》第13期，1999年6月。

23，《阎锡山与政治现代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1927年》上、下，1984年4月)

24，News from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Beijing，Ch‟ ing-Shih Wen-t‟i，2/1984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情况》

参考文献 贾艳敏 一本不可多得的社会史专著：《叫魂一1768年中国妓术大恐慌》，林满红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文史哲》1996年第6期

吴前进 孔飞力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在哈佛访孔飞力教授(Professor Philip A.Kuhn)《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_年6月第2期 陈君静 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龚咏梅 孔飞力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课题——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探索与争鸣》 “脱胎换骨”的近代中国：孔飞力与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博士论文）/龚咏梅著；朱政惠指导，华东师范大学； 202_

第三篇：孔飞力逝世,你可曾读懂《叫魂》？ 视野

孔飞力逝世，你可曾读懂《叫魂》？ 视野

微信ID：iwenxuebao 『 文学 点亮生活 』 昨晚至今晨，不少朋友的微博和微信被汉学家孔飞力辞世的消息刷屏。

孔飞力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他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1990年代后转入海外移民史研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向来以眼光独到、识见精深、常领风气之先而著称”。他的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在他的作品中，国内作者最为熟悉、频现于报端的莫过于《叫魂》。

在《叫魂》的豆瓣页面上，有超过200篇评论文章和1650余条短评，这个数字也许能侧面印证读者对该作的喜爱。作为一本历史社会学著作，《叫魂》为什么能赢得如此多普通读者的赞誉？在202_年的再版版本中，来自译者陈兼、刘昶两位教授的解读也许能帮助您对于孔飞力及这部作品有更多了解。一翻译缘起陈兼：翻译《叫魂》的念头，最初是由我而起的。在这背后，有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初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一段故事。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现已作古的吴天威先生和我谈起了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种种人事掌故，其中提到了任教哈佛的孔飞力教授。吴先生说，这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人物，在1970年代初曾出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专著，并以此为“敲门砖”，在费正清退休后接任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位子。但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他重回哈佛也将近十年了，却迟迟拿不出第二本书来。吴先生感慨地说，现在领域里的很多人都觉得，哈佛大学让孔飞力接费正清的班真是犯了大错。

正是由于这番谈话，引起了我对孔飞力著述的兴趣。于是，找到了他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和一些论文（包括当时已译成中文的《剑桥晚清史》中孔飞力所著的章节）粗粗读了一遍。我自己的研究重心虽然是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但一直对清史有兴趣（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还和同窗于醒民一起发表过两篇关于晚清上海轮船商的论文）。但当时忙于修课，而读书的重点及主要心思又放在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也对于孔飞力的著作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还是读了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之后（我有一种同时阅读英文原著和中译本嗜好，这本书我就是对照着林同奇的中译本读的），我才意识到，孔飞力的书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孔飞力是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生。当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时，美国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然受到“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范式的主导，一般学者多从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冲击中去寻找把握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次转变的动因。孔飞力当时还是一个未及不惑之年的年轻历史学家，但他在自己博士论文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他为了寻求并界定促成中国国家与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以关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中心，将政治军事史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蜕变，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讨。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这里的潜台词是：学者们在寻找与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动因时，着眼点必须由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必须由大处转向小处，研究的重心必须由上层转向下层。今天，这些看法早已成为美国及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看法有着无可争辩的“超前”性质。这样的一本书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呢？ 英文版《叫魂》

1990年，孔飞力的《叫魂》一书出版了。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他写的是又一本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大书”。关于他“无所作为”的种种说法也几乎在顷刻之间便销声匿迹了。当时，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到纽约州立大学的一所分校任教。《叫魂》出版后，我立即买了一本，并几乎一口气便读完了。我所授课程中，有一门是“1600年后的中国史”，《叫魂》平装本出版后，我便开始在自己的课上将这本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作必读参考书交替使用。（两本书比较，学生们似乎更喜欢《叫魂》。）当时便觉得，这本书是可以也应该介绍给国内读者的。我同孔飞力的直接接触始于1992年初，我接任了《中国历史学家》杂志主编后，正值孔飞力在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作用》的主旨发言。我随即约请孔飞力将讲话文稿交给《中国历史学家》发表。孔飞力立即便同意了，我同他也就此事有过好几封书信来往。孔飞力对文稿的修改极为细致（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年他用工工整整的英文正楷以红笔修改的稿件），这不禁令我加深了对于这位前辈大家的敬意。

1996年回国，在上海三联书店任副总编的老同学陈达凯向我问起，有没有值得译成中文的英文学术专著，我当时便想到了《叫魂》，并向他介绍了书的主要内容。想不到，陈达凯竟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并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把翻译此书之事也加到了我的身上。在他和当时任上海三联总编辑的另一位华东师大老同学陈保平的一再促动之下，我同孔飞力取得了联系，他马上便同意由我来翻译这本书，并让出版《叫魂》的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象征性的价格把中文简体字版的版权卖给了上海三联。这样一来，我是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只是，我的其他事情实在太多（那也正是我在写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的时候），所以，便想到要找一位合作者，一起翻译《叫魂》。

刘昶：1970年代孔飞力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这两本著作开启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新潮流，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课程时，孔飞力的著作是必读书。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之内在动力的强调，对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及地方军事化的分析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飞力在写《叫魂》之前只出过这一本专著，但已足以显示他的学术功力，也奠定了他在美国中国史领域的重要地位。时隔二十年后，他的《叫魂》一出版就受到广泛关注，实在是毫不奇怪的。他也不负众望，一出手就是经典。

孔飞力写《叫魂》是下足了档案研究的功夫的。为了做这项研究，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复印了原始档案。《叫魂》中引用了大量乾隆朝的档案材料，在翻译时，若没有档案的原始复印件，要将这些引文从英文复原为中文是做不到的。孔飞力把他写《叫魂》时所用的档案复印件统统交给了我们，记得我去他办公室取时，装了满满的一大纸箱。在复原《叫魂》档案的中文原文时，我们发现孔飞力的工作习惯非常专业仔细。复印的纸张很大，均按清代宫中档案的原来尺寸复印，并按照书中引用的顺序整齐地码在一起，这使得我们在复原档案的中文原文时省了很多工夫。阅读清代原始的手写档案对一般中国读者来说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孔飞力这样一个洋人了。他在《叫魂》中对中文材料虽有个别误读，但总体上来说，他通过叫魂故事对中国历史所做的解读是非常高明和深刻的，无怪乎这本书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孔飞力研究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记得我去取复印材料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我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后来回想起来，他说的只是一句平常话，他所担心的是自己以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能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和理解）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课堂上的孔飞力

二《叫魂》何以成为学术“畅销书？孔飞力的著述不好译，《叫魂》更不是一本好译的书，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又多，翻译《叫魂》我们做了两年多，先是将全书的十章一分为二，每人各译五章，再互相校对，最后再由陈兼统稿，终于在1998年底完成了书稿。交出后，上海三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书出版了。

我们本来都觉得，《叫魂》这本书有好的内容，又有可读性，应该不会卖得太差，至少出版社是不会亏本的。但《叫魂》出版后受到人们欢迎和重视的程度，却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原来的预想。这本书在台湾也颇受欢迎。《叫魂》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时用的是我们的译本，但我们却全然不知情。后来，还是在这本书被评为某一年的台湾“十大好书”之一以及“最佳译著”之一时，我们才晓得原来这本书在台湾也出版了。《叫魂》为什么会受到两岸读者的广泛重视和欢迎？这恐怕同这本书的主题、内容以及孔飞力的写法有关。孔飞力固然是一位十分严肃的学者，但也是一个极会讲故事的人。要在一位作者的身上同时发现这两种品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然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十分不严肃的“纪实”作品，也不会有那么多严肃和枯燥得让人不愿问津的学术著作了。当孔飞力的这两种品质在《叫魂》这本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时，就构成了这本书受到人们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还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比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任何一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读到孔飞力的这些描述时都会有某种似曾相似的感慨。

孔飞力

三“盛世妖术”的叙事《叫魂》的大叙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串联组成的。把这些故事连接起来的，则是“盛世妖术”这个乍一看来十分奇特，仔细想来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颇为平常的现象。孔飞力着力要做的，是在讲述这一系列故事时，把蕴藏在“盛世妖术”现象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写出来。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帝国都因为应付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宁，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叫魂”这个故事就其本身情节来说已经够精彩的了，而经过孔飞力在书中的阐幽发微，从中说出了一大堆道理和教训来。我们读这本书时发现，孔飞力其实是将1768年的妖术恐惧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这三个故事在书中纠缠交错在一起，但又各自线索分明。与此同时，他还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种种历史意蕴。清·徐扬

《姑苏繁华图》局部

第一个版本涉及的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普通平民百姓的经历。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便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纸条打进桥桩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各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互相栽赃，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在中国传统社会，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绝不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信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何以妖术横行？孔飞力故事的第一个版本，通过过对普通人经历的叙述，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社会层面的回答。

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了《叫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孔飞力似乎不断地在讨论某些宗教现象，但他却从来没有正面地或系统地讨论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宗教问题。这也是孔飞力其他论著中的一个特点。例如，在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也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某些宗教现象，但没有专门就此进一步予以深入探究。

孔飞力关于叫魂叙事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更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及秩序）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但没有人会轻易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虽然事后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有先见之明，毋宁说这是官僚制度本身“照章行事”的逻辑在指挥他们的行动。清·徐扬

《姑苏繁华图》局部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和稳定，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在中国历史上，充斥着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的现象。乾隆盛世也不例外。但尽管乾隆皇帝暂时被地方官员们蒙蔽。他毕竟在各省布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着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便不攻自破了。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并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在官员们互相攀比的情况下，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当孔飞力在讲述这个关于官僚们对于叫魂案反应的故事时，他其实并非对官僚们处处予以非难和指责，而是将注意力也放到了发掘官僚们在叫魂案发生时的“捂盖子”反应的深层次原因，并从这里引出了他对于官僚们“谨慎的喝彩”的看法。孔飞力所述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他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或者说，他是这种制度的人格化。

乾隆绝非昏君，他生逢其时，承继了经由康熙、雍正两朝而奠定基础的“盛世”。但他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更是喜怒无常。他一方面将自己视为千古一帝，应该名垂青史。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加强了他的自信，毋宁说是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和无处不在的潜在的危机感。这也是为什么乾隆朝会有那么多的文字狱的重要原因。他对于“盛世”以及“十大武功”之类的炫耀，以及后来以“十全老人”自诩，不仅是他好大喜功性格的表露，从根子上说其实也是他关于满清统治的一种“合法性声明”。在乾隆的眼里，凡是涉及到满清帝国“社稷安危”的任何问题，都是头等大事，即便仍处于萌芽之中，也必须予以彻底铲除；他对此的反应及作为，从来便有着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左”倾向。但同时，乾隆又深谙统治之术，在处理诸如叫魂一类的事件时，明明其中“剪人发辫”一项触及了他的“合法性＂神经，但他却对此讳莫如深，不在任何场合提及。孔飞力因而认为，要为乾隆作传是极为困难的。（他甚至说过：“可能最终亦无人有能力为他作传。”）

不管乾隆是否真的相信妖术的存在，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却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对大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汉人官僚们，一直以来便从未真正消失过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汉人官僚们的颟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得以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孔飞力在《叫魂》中对于江南的表述，尤其是他关于乾隆以及满清统治者对于江南的那种既欣赏、又戒备乃至敌视的心态描述，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与此相关的，则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汉化”的矛盾态度——若是没有“汉化”，则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郎世宁 《恭绘满洲八旗狩猎图》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一时间，对妖术和妖人的清剿成了大清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也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如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然而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却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轻易地便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涉及叫魂案的重要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审；另一方面他又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员们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着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还没有处罚过一个官员——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这样做，而只是时机未到。正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心实意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后算账。

此时，事情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至此时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后。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尬，这些身处皇帝身边的重臣们表现出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权衡利弊之下，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并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了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等等。有了这样的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了。绝大多数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到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尤其是江南各省的官僚——也受到了惩罚。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仅是一种满汉有别的做法，而且也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叫魂》[美]孔飞力 著

（节选自《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译者陈兼时任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刘昶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_年4月版）文学点亮生活 点击以下 关键词 查看近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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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陈 兼 陈之宏

【内容提要】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关键词】现代性 中国现代国家 根本性议程 / 建制议程 合法性挑战

一

202_年暮冬的一天，我们做完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人。于是感到，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便有了下面这篇“译者导言”。

说起来，那已是202_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力的名字和著述，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2_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2_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2_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z）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202_年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陈兼听后，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然而，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地“磨”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于是，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直到202_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来，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学；陈之宏的博士论文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

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在这里，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这就使得我们遇到了如何翻译constitutional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对此，我们颇费踌躇。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两个概念译为“宪政问题”和“宪政议程”。如果从constitutional这一词语的起源及其演变和使用来看，它确实同“宪法”及“宪政”有关，并以之为核心；实际上，孔飞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写作中，也确实有很多时候是直接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陈兼曾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家》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的作用》①的论文中，便完全是在“宪政”的意义上使用constitution这个词语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constitutional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constitutional径直译为“宪政”，在孔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例如，若将魏源的著述译为具有“宪政”上的考虑和意义，便是极为牵强附会的，甚至会产生偏离孔氏原意的误读或误导的作用。经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②至于这一译法是否妥当，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译法，是我们想向读者诸君请教的地方。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那么，何为“中国”或“中国的”？孔飞力在书中并未进行展开性的讨论。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在这一关键点上，中国的情况和“民族国家”形成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涉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讨论过的“汉化”以及乾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书（以及孔飞力的其他著作）中，他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作为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关问题。在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专论中，孔飞力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在论及现代中国的形成时一般会讨论的清朝对“中国”的改造、从朝贡体制到条约体系的嬗变、中外国家关系、领土性问题、边疆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题目。

鉴于孔飞力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及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业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一位大家未能围绕着“中国”及其认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进行展开性的讨论是一种缺憾。说到底，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反映。如果将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形成演变的讨论也包括进来，那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了。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

三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正是一本好书应有的特征）。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三组问题或矛盾的选择，同孔飞力本人先前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的一系列研究有关。他在本书中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对自己先前研究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进一步升华和澄清。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近世以来，知识精英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出发的，并同外来的知识之影响形成合流，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问题在伴随着时势演变而来的语境嬗变的背景下获得了“现代”的性质。进入19世纪后，尽管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无论是问题提出本身或是构成人们对问题回答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却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的盛世”。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便曾指出、在本书中又再次强调的那样，在乾隆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泛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由此而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在关于中国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孔飞力的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其实也是孔飞力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之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乃师史华慈是极为相像的：他们都有着一种对于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这既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为“知识精英”的使命感（但这又与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的无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在史华慈于自己学术生涯晚期写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中，一再表现出了对于先秦诸“先学”（learned vanguard）、“先哲”（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视，并认为正是他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史华慈和孔飞力关于自己所要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楷模；对于史、孔来说，不管从事何种研究，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这是他们关于自身知识关怀定位的愿景。

在本书关于19世纪知识精英的讨论中，孔飞力将目光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为人们所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物身上。孔飞力之所以重视魏源，并不在于中外学界一般所关注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而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处的时代，18世纪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败后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用孔飞力的话来说，魏源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孔飞力关于魏源的讨论集中于两点。第一，他认为魏源的危机应对思考以处理国家所面临财政汲取的困境为切入点，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在中国千年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文人阶层庞大，而官僚队伍却相对狭小的矛盾，绝大多数文人终其一生亦进入不了为官之列。魏源则意识到，要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要使得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他们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鉴于中国文人从来便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抱负，而在官场内外的文人们虽有着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却存在文化与社会身份上的事实平等，因此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还有促进“政治竞争”的问题，他主张应从广开言路开始，允许并鼓励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讨论乃至争论，并使得他们跳出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起一种务实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风格和行为，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要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魏源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已经被搞臭了的党争现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们从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党争阴影中走出来，从而以一种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讨论和竞争中去。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作为支撑的。

那么，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种知识资源为底蕴？孔飞力所强调的是他的思想资源的本土性质。他不太看重魏源写了对于“域外世界”作系统介绍的《海国图志》，并认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为了说明魏源变革思想的根源及其在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他以自己饱读经书之名儒的身份，发扬“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以求制度创新之传统，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而为自己具有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正当性的支持。（孔飞力因而提出，《诗经》提供了“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对于《诗经》中“呦呦鹿鸣”之名句，通常均读为君臣相谐之意，而魏源则指称，这其实强调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并从这里引申开去，论及“得多士之心”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合法性问题！）由此而生成的，则是唤起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合法边界”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觉悟。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没有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权力制衡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如此，孔飞力所看重的是，尽管通向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并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论述却从道理上来说为这种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关于政治参与旨在国家权力加强的目的论是否也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后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伏笔？

在孔飞力笔下，魏源在“建制议程”思考上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是冯桂芬。他们之间有着大约半代人的间隔，但两人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魏源的时代还只有征兆，或者还只是刚刚露头的危机情势，到了冯桂芬时已经成为不断扩大并深化的危机的现实。孔飞力强调了魏源和冯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关怀”上的相通之处，以及冯桂芬在更为广泛的文人问政思想上对于魏源的继承关系。同魏源一样，冯桂芬的出发点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并同样将扩大文人参政视为应对危机并使得“国家活力增强”的路径。然而，冯桂芬的思考还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种在孔飞力看来属于乡村“自治”先声的主张，并突破了魏源关于参政仅止于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将乡村绅民等也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进来。同时，他在扩大参与的问题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广开言路外，他还主张以“千百人之公论”为尺度以及“得举多少为先后”来选拔官员，从而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平权“选举”的设计，而在他看来，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的更好途径。孔飞力指出，除本土知识资源外，尽管冯桂芬并不承认，但以“得举多少”任命官员的做法透露出他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此处，孔飞力笔锋一转，以美国共和制度形成时期一桩著名事件——《联邦党人文集》系列论文的发表——作为背景，就冯桂芬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及相关政治设计同美国立国初年联邦党人对同一问题的辩论做了比较讨论，而由此透露出来的，恐怕是孔飞力本人的一些深层次关切。具有合法性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它同现代国家的构建又有何种关系？它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利益之间合法性边界的界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孔飞力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他关于“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已被“妖魔化”而被认作“一种怪诞的概念”开始的，但他随即明示，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在美国立国之初从未受到人们的质疑，相关的辩论是围绕着公共利益在政府实践中应如何得到实现，以及在公共利益和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应如何达成妥协而展开的。因此，孔飞力显然认为，关于公共利益及其实现的界定，从来便是现代国家机制形成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又具有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而由此可以引申出来的——尽管他并未明言——则是他对于当下即便身为自由主义者也不敢或不能为公共利益大声辩护而感到的困惑和失望）。同时，孔飞力又论及了冯桂芬的思考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另一层意思：在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乃至现代国家机制的建设都不能不以保持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目标，但同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需的“德行”又是在“地方性环境里得到最好的彰显”。于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便成为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孔飞力因而提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性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这正是后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实际上走过的路。

所有这一切，亦是晚清大变动时期清廷官员们对于冯桂芬所提建议的回应。孔飞力在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戊戌变法时清廷及有关官员对于危机的反应以及相关对策，并将注意力放在官员们遵照具有改革意向的光绪皇帝的诏谕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评读上。孔飞力所集中讨论的，是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陈鼎的反应。此人可谓奇人。从一般意义上，不能说他“思想保守”或缺乏“开放心态”。为了应对来自洋人的挑战，他甚至提出了通过鼓励中国女子与西人通婚而“获取资讯”的建议。然而，在关系大清国乃至整个帝制制度“根本”之所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他则对冯桂芬关于由下层官员推举任命官员等建议完全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视之为地地道道的旁门邪说。陈鼎的京官同僚们大概也会觉得他关于“中西通婚”的想法荒谬绝伦，但在推举任命官员的问题上，他们却同陈鼎如出一辙，对冯的主张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孔飞力作如此分析的用意在于说明，来自于清统治阶层及政治文化精英们对于冯桂芬“选举”建议的负面反应，若从帝制时代官僚科层体制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非常态”，而是一种“常态”；官员们是从一种基于“常规”和“传统”的立场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的。而其意义，恰恰也正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危机时期特殊事变的影响，更真切地体察到在此类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中深深植根于人们反应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

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代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限制，他们因而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合法性根基的问题发问，更未涉及到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他们的用意，在于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之中的国家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得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他们并不试图在权力本原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现代问题”上寻求答案。即便如此，他们的思考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正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合法性之所在。

这些看法付诸实施时所要面对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走上前台并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的实际的历史力量。在魏、冯乃至戊戌变法时代知识精英的思考中，政治参与、竞争和控制这三组问题在“建制议程”中还有着并存的空间。然而，这一点在进入20世纪后开始发生变化。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以“改天换地”为目标的历次革命（尤其是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革命）。魏源、冯桂芬以及陈鼎和他的同僚们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横卷而过。但是，正如孔飞力在本书中着力加以叙述的那样，他们的思考中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的那部分，却并没有被历史潮流全然席卷而去，而是将以经过历史洗炼的新形式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本书第一、二章的讨论集中于19世纪“文人中流”关于“根本性问题”及应对之道的思考。但第三章却出现了论述上的一个“大跳跃”，重点转移到了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这在孔飞力似乎是一项非同寻常之举。若与孔氏本人先前的著述相比较，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论述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是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分界线”。孔飞力先前的著作虽曾论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一般只是从同帝制晚期比较的角度着眼；例如，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他在对帝制晚期中国民兵组织探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民兵问题，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民兵及其他准军事组织。在以往的历史论著中，他从来没有直接涉及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讨论。而在本书中，他将讨论从晚清延伸到了民国时期，又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并以相当篇幅探讨了上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改造。他甚至还论及了中国于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农业及农村社会所受影响，以及相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及其涵义。

其实，如果从孔飞力本人的学术写作发展脉络来看，本书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在完成《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后，孔飞力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研究从帝制晚期到民国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及地方自治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探讨虽然没有成书，但却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其中最为主要的之一，便是作为19～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和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在他看来，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作努力的压倒性胜利，由此而所写就的，则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的最新篇章。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飞力对于人民共和国时期农业改造问题的探讨，却是从19世纪40年代发生于湖南耒阳的一桩抗税事件开始的。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但卷入造反的固然是当地百姓，造反的组织者却是应当被称之为地方精英的乡绅豪强。这段故事何以会同毛泽东时代国家对农村及农业的改造有关？孔飞力指出，其联结点恰恰在于从国家财政汲取以及对于社会控制的角度（这也是孔飞力认为“现代国家”所应有的重要标志）来看，尽管耒阳**和农业集体化有着时代和内容上的诸多区别，但两者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由种种中介势力企图在地方税收中分一杯羹，国家又试图直接控制农村的财政收入资源而决定的。这就是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也构成了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跨越时代意义、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面对并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孔飞力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一问题，其背后恐怕又有着他本人的一种关切，而这中间应有着英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形成中所面临的“建制议程”的影响。孔飞力出生于伦敦，在哈佛大学的学士论文做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研究，后来还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当他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叙事时，英国的相关经历和经验很难不成为他的“参照案例”。而在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其“议程”显著地位的，恰恰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的斗争及“谈判”，引出了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一系列基本的妥协及解决方案。孔飞力因而在书中强调，现代国家的形成固然往往与宪法的制定有关，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国的例子），现代国家的宪政框架又是通过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识在内的未成文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生活方式的转变。他的潜台词是，英国可以如此，中国又为何不能如此？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是政治控制在这一议程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言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九流之末，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建制议程”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整个社会及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书中，孔飞力对于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后发生的大饥荒，或许由于并非本书的讨论重点，只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而没有再做深入及展开性的讨论。（但这却是一个后毛泽东时代不能回避并必须在学理以及现实政治／生活这两方面均须予以直面的问题。）他随后论及了上世纪60年代农村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尤其是把乡村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生活区分开来的做法。即便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曲折（这应该指的是全面“政社合一”的尝试）之后，这种做法到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又重新成为国家对农村政策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存在了下来”。换言之，农业集体化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国家“对农村实行更为有力的汲取”的需要，也为毛泽东时代及其后中国“现代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控制机制和能力奠定了涵盖并超越“革命时代”的基础。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力量”以及地方自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在历史的实际演变中，原本包括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现代国家建制议程何以竟出现了前两种特征被压倒、排斥的结果？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中央集权并在诸多方面失去制衡特质的现代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很显然，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其实只是最后一步（尽管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上述问题，孔飞力在书中各处均有涉及，但没有做系统的展开性讨论。在此，我们不妨以他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出一些头绪来。若从孔本人在书中所揭示的中国现代国家所由以产生的历史知识根源以及“文人中流／知识精英”在讨论“根本性问题”时对此的阐发来看，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及政治控制这三个涉及建制的“根本性问题”中，从魏源开始的文人中流们所最为重视并用来为政治参与和竞争辩护的，便是这最终将能够“苟利国家”，使得国家的职能机制、行政及其他能力获得基本的改善和加强。于是，就其由知识资源所界定行为的内在逻辑而言，中央集权国家的加强便成为任何关于“现代国家”的建制议程必须予以追求的目标。

然而，即便某种计划及设想曾有过传统知识资源的支撑，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会是只存在着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曾经在耒阳**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败涂地的地方绅民势力，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却开始登堂入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置中日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清末民初以降，社区本位的思想和地方自治的实践更崛起而发展为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并同建立强势国家的努力形成了某种对峙之势。但这一切为何却未能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根本性问题”结合起来，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形成对于政治权势力量的制度上的制衡因素？

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在本书中，孔飞力没有就“1949年的意义”这一在中国及世界近世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本问题做明确的讨论阐述，但从他在书中对于“现代国家”特质及其同“建制议程”演变的关系的讨论来看，他显然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例如，“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连接起来的想法”，便是帝制时代及民国时期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届政权同样念兹在兹的问题；它们的做法虽不成功，却“为集体化的试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然而，孔飞力又绝不认为1949年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在他关于人民共和国时期集体化运动的推进以及农业改造的论述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如果以他所阐述的“建制议程”为标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脊梁”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没有革命便绝对难以想象的。而没有革命更难以实现的，则是国家将任何“异议”（包括想象的“异议”）从政治、社会及知识空间全然排除乃至铲除的能力——这只有一个经历过革命和“革命后革命”的超级强势的现代国家才做得到。问题在于，在现代的环境和语境下，这样的国家是否也会在自身合法性叙述上始终面临挑战？

五

孔飞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构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的关切，其实并不是一种仅仅在他身上才特有的现象，而在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大家”的身上均可以看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同美国中国学界的另几位泰斗有相通之处。）在这里，我们也想从关于本书的讨论引开去，讲一些并非无关的“题外话”，对孔飞力与他的老师费正清和史华慈，以及与他为同时代大家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和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做一番比较，以便把这里讨论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③

从总体上看，这几位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都涉猎广泛，视野宽广。尽管他们的学术生涯并非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或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中心，但在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中，作为自身深刻的普世性关怀的一种反映，都会显示出一种现实关切，其表现则是对于中国晚近历史主角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定位和意义“情有独钟”——他们知道，讨论中国，尤其是讨论现代中国，是离不开对共产党革命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曾对20世纪的整个世界秩序（包括“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提出过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而他们则将如何理解这种挑战的历史知识根源、走向及其同人类命运的关系视为己任。因而，他们在自身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行探讨；而且，他们写出的书是人们读得懂的。

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领头人物，也是“哈佛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写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埠及相关的中外贸易与外交，整个学术生涯中也涉及了明清以降的许多课题。但他的成名著作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他写作这本书的直接背景，是由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而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提出的挑战。此书出版后的三十年间几乎每十年便修订再版一次，而每一次都同中国本身的阶段性发展有关。费正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以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危机和革命为中心，构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断裂及延续的大叙事。可以说，如何看待并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起源、进程以及宏大的遗产和深远的国内、国际影响，是促成费正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因。或如他本人所言：“大地日行缩小，人口日渐繁衍，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同十亿中国人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了。有些问题是我们非考虑不可的。”④费氏是在1958年写下这段话的。当时，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还在风头上，一时间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作为一代宗师，费正清有着极为强势的一面。在他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史及东亚研究的年代里，他对于研究及学生培养有着全面而具体的规划，并几乎为每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确定论文题目，而每一个题目往往又都是他的规划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曾与孔飞力有过分歧。孔曾谈起，当他主要由史华慈指导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在答辩时居然未获费正清首肯。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而费正清又有其大学问家的包容的一面。最后，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作出让步的竟是早已为哈佛大牌教授的费正清。而此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却完全可以合作（而费对于孔的研究也越来越表现出接纳及欣赏的态度）。不然的话，孔飞力绝对回不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退休，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又长期与费氏是同事并同为孔飞力的老师，对于孔飞力的影响似乎更大，关系也更为亲密。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史华慈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1978年回哈佛任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氏的大力推荐。史氏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于50年代初的第一本书，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方高歌猛进并同逐步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结合起来，又对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中，则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肆虐为标志的政治歇斯底里现象。史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他的知识关怀出发，却希望对之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在史华慈看来，诸如此类案例的最终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⑤

魏斐德是从研究清史起家的，但他从来便有着一种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参与意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洪业——十七世纪满清对中国帝制的重建》写的是明清交替的嬗变，但其中的讨论往往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前现代到现代转变的更具普遍意义的观察。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他写了一本从中国文化中认识论发展的轨迹来探讨毛泽东思想起源的专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对毛泽东的革命中“没有意志便没有历史”的倾向⑥及其知识根源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是魏氏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202_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兼对魏谈到这一看法，他居然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觉，不顾夫人的反对，拉着陈兼不断喝酒，大有一种“酒逢知己”的兴致。）晚年，他的兴趣集中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他逝世前正在加紧完成的，是一本关于共产党大特工潘汉年的专著。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也就是在202_年的这次会议上，此后是在上海的又一次长谈中，他还提出，理解并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及其走向，仍然是一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远未穷尽的任务。几巡酒后，他更露出了极为真实的一面：他对于中国史领域内种种属于“无本之木”的“后现代研究”的鄙视，简直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魏氏退休后本想继续好好写几本书的，不料天不假年，不到两年就辞世了。这是学界的一大损失。

史景迁的学术生涯也是从研究清史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写的是《曹寅和康熙》。但他在成名后写了《追寻现代中国》这一本大书，其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还专门写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知识分子的专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甚至还写过一本毛泽东小传。史氏在西方中国史学家中被公认为“会写”之第一人，他文笔生动华丽，却又能写出深入浅出的文字，对于历史人物和场景的描述尤为引人入胜。他的书因而一本本均为畅销书，但又都是依据他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解读发挥写成的。尽管曾有人就他对于史料的“过度解读”，以及他的历史叙事因此而陷入史实与文学之间界限不清的矛盾提出诘难，但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关于中国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很少有像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那样富有见地，并在精彩的故事讲述之间，推出一些深邃及精警的关于故事意义的“旁白”的。在美国各大学，过去二十余年间这本书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主要的教科书，而书中的论述则对整个中国史研究的选题及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里还想说明的一点是，那种指称史景迁“没有理论”的说法（偶尔，也能听到关于魏斐德“没有什么理论”的议论），其实是极为肤浅，也极不得当的。说到底，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治中国史的学者中，又有哪一位是有原创性的“理论”的？说实话，恐怕一个也找不到。我们的感觉是，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所谓“有理论”之辈，其中少数佼佼者尚能将社会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恰当地“活学活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多数则或者是将时髦理论当作论述的框架，或者干脆是用一些貌似“理论”的漂亮言辞在装点门面。理论其实可以是一个陷阱：它会给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快感及满足，让人远离真正有深度及有意义的思考。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严格来说，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论”，也并不见得会对种种时髦理论顶礼膜拜。然而，他们有思想，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揭示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难道这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及较高境界吗？

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飞力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透露了他本人关于广义上的“现代性”以及“现代国家”的一些思考及相关困惑。由此而可以引申出来的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当史学界越来越充斥着种种超越现代性并以“后现代”为自我标榜的追索时，像孔飞力（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魏斐德和史景迁）这样的大家学者，却始终以现代性在中国构建的曲折历程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关怀和核心内容；而中国革命，则是这一构建过程的中心环节，也是同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构建产生了交互影响的历史大事件。对此，应当如何看待？

近三十年前，柯文（Paul A.Cohen）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后来，这一看法曾面临过方法论乃至道义层面的挑战：“在中国发现历史”会不会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陷阱——问题固然是以中国的名义被“发现”的，但何种问题值得被发现以及其意义应当如何界定，是否在中国以外以及“发现”之前便已被确定了？如此所引出的质疑是：难道只有西方学者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吗？柯文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胸襟宽广的大学者，他对此极为重视，因而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再版本中以一篇长篇大论的“新序言”专门展开讨论，其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种危险：“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⑦柯文所涉及的，是由萨伊德（Edward W.Said）所开启的“东方主义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似乎已在西方学术界受到某种重视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当“有意义的问题”的界定仍然要由“东方经验”在“西方知识”中的位置来决定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也就有可能落入一种“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陷阱！

在追寻“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上，孔飞力显得极为执著又十分谨慎——这是一位既对自身的知识关怀极为认真，又对自己的可堕失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历史学家的态度。孔飞力的历史著述的一个最大特点，应在于他总是根据自己读史的体会，以自己原始的、真切的知识关怀为出发点，构建“有意义的问题”。他对于西方学界社会人文科学的种种时髦理论可谓耳熟能详，可以随手拈来，但他却从不会使得自己的历史思考及叙事成为这些理论的注脚，而是将对于这些理论及其产生背景和语境的理解融合在自己的知识关怀之中，并以此来确定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常会感到，孔飞力的思考涉及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际历史进程及经验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则是现代性构建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孔飞力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以及对于任何现存的具体的现代性构建经验能够垄断“普世性”意义的执著的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飞力的知识和人文关怀，是跨越了通常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人为界限的。在历史研究中，“现代性”的提出和界定，曾被认为是从“西方”开始的，并曾被当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构建又是同形形色色、得到本土资源支持的经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构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必须依靠本土资源推进并完成的过程？如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那么，现代性构建即便是在理论的抽象层面，也必定具有多元性或多种可能性，而不会是一元的或只存在着单一可能性的。然而，既为“现代性”，它又必定会在某一层面有其普遍性，并因而产生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基本特征及原则——尽管它们的表现和实现在不同历史环境和文化情景中会受到本土性资源及相关路径的制约。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性构建过程，必定会有着与其他同类进程的共性（就“现代国家”构建而言，这种共性最终要从宪政的建立和权力制衡机制的产生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必定有着自己从本土资源承继而来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传统”对于“现代”的深刻渗透。这其实是“现代性”的又一共性。

由此又引出了日益强势的“后现代”的主流知识关怀及主流话语同就出发点（或提问角度）而言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从历史的角度看，“后现代”关怀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及其影响和后果的反应。世界范围内现代性构建的种种负面结果，曾经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西方处于守势。而知识关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这基本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完成的——其临界点则是全球冷战的结束），又同国际资本主义彻底从守势转为攻势形成了某种重合。其中，最为要紧之处，则在于对于“普世性”问题界定权力的掌控。由此又产生了现代化“后发国家”在从事现代性构建和面对“后现代”关怀时所面临的困局：它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必须同时面对现代性构建需要的现实以及“后现代”关怀的挑战，而现代性构建的过程对它们来说又是跳跃不过去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革命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悖论，一种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目标和语境的差异而导致的“时间差”：当“后现代”实践及话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基本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并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同时也掌控“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界定权力（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的情势下，现代性的持续构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知识关怀是否仍然属于“有意义的”的范围？（如此来看，则所谓“普世价值”和“中国特点”的对峙也可以被视为是“后现代”同“现代”关怀之间的一种冲撞。）

孔飞力在讨论“中国”时铭记于心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具有种种多样性，又有着在前现代使得这样一个大国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知识资源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这里，其实也涉及了诸如如何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叙述之类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若以孔氏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但由革命所创建的国家又从来便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

与此相关联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界定“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地位和意义。这里存在着又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起点，世界范围现代化起步并推进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推进，任何关于全球化的叙事和讨论又都同各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关，“有意义的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范畴，也不断从“国家”游离开去。在对于主流性话语的争相“拥抱”的种种努力中，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时髦的倾向是，国家范畴的问题“失宠”（或者说，是越来越失去表述上的“前沿性”意义），而得宠的则是或者比国家为大（如跨国的、全球性的），或者比国家为小（如地方的、社区的，等等）的种种范畴的问题。如此一来，似乎“国家”已不再是一个从事“有意义”研究的可能范畴了。孔飞力的研究则显示，无论关于其他范畴的讨论有多么重要，它们其实并不排斥国家层面的相关讨论——或者说，关于国家层面问题的种种思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现代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现实政治关怀的表露，毋宁说是他的人文或知识关怀的体现。

在孔飞力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以及一种从历史视角出发对于中国前途的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可能的。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包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是需要从中国本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来实现的。孔飞力所界定的思想知识资源能否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实现包括“权力制衡”（但又不以国家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为代价）在内的现代性改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资源应当也可以在中国内部找到并产生相应的作用，孔飞力在总体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则是从“广开言路”开始做起。惟其如此，孔飞力在全书结尾写道：“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是孔飞力在年逾古稀之时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得出的灼见，因而是我们应当用心体会的。

*本文系笔者作为译者为孔飞力所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译本所写的感言及导读。此书将于近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注释】

①Philip A.Kuh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 Chinese Historians，Vol.5，No.2（Fall 1992），pp.1-6.②我们在翻译本书时，曾将书中出现constitutional agenda之处，全部译为“根本性议程”。后来，许纪霖兄在阅读译稿时提出，国内学界在涉及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al的转译时，已常常使用“建制”一词；而“所谓‘建制’，乃是相对于‘价值’而言，一套文明体系，有‘价值’也有‘建制’，方构成完整的从形而上到制度性的建构。‘建制’在中文语境之中，乃是一套中性的制度化设置。”我们觉得，纪霖兄所言极有道理。在constitutional question译为“根本性问题”的前提下，用“建制”一词翻译constitutional agenda有时更为贴切并说明问题。我们因而对全书译文做了相应的修订。在此，谨向纪霖兄致谢。

③从道理上来说，此节本来也应当包括黄仁宇这位在国内学界及读者中颇具影响的前辈大家，在知识关怀和问题意识的层面对他和孔飞力做一些比较与讨论。只是，此事陈兼已与刘昶在为《叫魂》202_年新版所写的“翻译札记与若干随想”中做过了。此处再做，似有重复之嫌，因而略去了。相关讨论，谨请读者参阅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2_年版，第362～367页。

④John K.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2-3.⑤Benjamin Schwarz，China and other Matter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6.⑥Frederic Wakeman，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327.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100页。此处对译文参照原文做了修订。

陈 兼：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陈之宏：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周 慧

第五篇：求职信孔凌飞

个人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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