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辩证法说的独特贡献

第一篇：列宁对辩证法说的独特贡献

哲学史上考察，辩证法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代朴素辩证法，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三种形态相比，前两种形态虽然各有片面的道理，但都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古代朴素辩证法世界观的总体是正确的，但缺乏实验科学的证明，总画面的一个个细节说不清楚。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他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是不彻底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克服了辩证法前两个形态的缺陷，是辩证法科学形态。

为了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划清界限，在马克思恩格斯阶段，着力阐明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论述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辩证思维方式提出的要求；十分重视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把唯物主义世界观贯彻到底。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1914一1916年，花了很大精力读哲学史的书，研究辩证法，研究认识论，写下许多笔记，《辩证法的要素》、《谈谈辩证法问题》，就是其中著名的篇章。列宁对辩证法学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仔细研究了辩证法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把辩证法和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提出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于列宁的这些思想，斯大林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在他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发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根据列宁提出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深入而详尽地阐发了这个规律，《矛盾论》引自《谈谈辩证法问题》的论断有七处之多。根据列宁提出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思想，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系统地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

事物的矛盾本性和辩证思维的实质

唯物辩证法是由若干规律和范畴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其中，矛盾（即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列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矛盾规律的核心地位作了明确概括和理论论证。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列宁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列宁对矛盾规律的核心地位作了论证，大意是：矛盾规律揭示了事物最本质的联系和事物发展的内部动因；矛盾观点提供了理解辩证法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的“钥匙”；是否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分歧；矛盾分析方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普遍适用的方法。

《谈谈辩证法问题》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过去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往往只注意前半句（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却忽略了后半句（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矛盾着的部分”，即处在对立统一关系中的部分。矛盾都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处在双重的关系之中。一方面，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分离，我们把这样一种性质叫做矛盾的斗争性；另一方面，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转化。我们把这样一种性质叫做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同一性和斗争性是辩证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辩证法所说的矛盾，就是对立面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概念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科学工具。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事物的矛盾本性去思考问题，发现真理。当然，首先要承认，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有正面也有反面，对任何事物都要从两方面去看，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应当说，这是矛盾分析的起码要求，但还不是矛盾分析的全部内容。如前所述，矛盾的两个方面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处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所以，我们观察各种具体问题，处理矛盾的正面和反面的关系时，均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它的每一个方面。这是矛盾分析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进行矛盾分析时难度比较大的方面。否认对立的僵死的统一，否认统一的绝对的对立，都没有反映事物的矛盾本性，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列宁说：“辩证的东西=‘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不理解这一点，就没有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有全面中肯的分析。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深刻地分析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他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比如，“感觉”是感性认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认识事物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如果把这个成分片面地加以夸大，夸大成脱离了物质的绝对，乃至得出“物是感觉的复合”的结论，那就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又比如，“概念”是理性认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认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果把这个成分片面地加以夸大，夸大成脱离了物质的绝对，乃至认为绝对概念是世界的本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绝对概念派生出来的，那就成了客观唯心主义。列宁把唯心主义比作“一朵无实花”，即不能结出果实、不能认识真理的花。但是，这朵“无实花”却生长在“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就是说，它有认识论的根源。

力戒形而上学片面性

掌握辩证思维方法，才能真正理解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解“五个统筹”的指导方针。

列宁对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的剖析，对于我们防止和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颇有启示。在实际生活中，由形而上学的直线性、片面性所导致的主观主义，不乏其例。从建国之后走过的曲折历程来看，在诸如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领袖和群众等关系上的片面性所酿成的主观主义，曾经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害。这些教训，应铭刻在心。

片面性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民主生活不正常或不健全，小农意识的影响，知识水平和岗位的局限，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都会导致片面性。除此之外，不理解辩证矛盾的本性，不懂得列宁所深刻论述的辩证思维的实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实际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提倡一个方面的时候，就把这个方面强调得过了头，而忘记了既同它对立又同它统一的另一个方面。碰了壁之后，又转而强调原先被忽视的方面，结果还是碰壁。为什么总是“固执一面”、“跳极端舞”呢？为什么总是犯“非此即彼”、“顾此失彼”的毛病呢？从思维方法看，就是不善于在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它的每一个方面。

主要和次要、重点和非重点，是地位、作用的差别。主要的一定排斥次要的，重点一定排斥非重点。如果都为主，就没有主要的了；如果都当重点，就形不成重点了。但是，主要的一定依赖于次要的，重点一定依赖于非重点。没有次要的，哪里还有主要的？没有非重点，怎么能保证重点任务的完成？相反的情形也是一样。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建设是中心，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各行各业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党自身的建设、反腐倡廉的工作、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等等，都要搞好。邓小平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多次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忽视其它而孤立地强调经济建设，是一种片面性；看到其它方方面面的重要性而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是一种片面性。这两种片面性都背离了邓小平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

根据邓小平的发展理念，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提出“五个统筹”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提出，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对此，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正确的理解。城市和乡村、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都是一个个矛盾统一体。它们有相互排斥的方面，也有相互依存的方面。只看到相互排斥的方面而否认相互依存的方面，或者只注意到此方对彼方的依存而忽视彼方对此方的依存，都是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的认识会导致“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从而影响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比如，我国“三农”问题的解诀，归根结底要靠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同样，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又有赖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市场的开辟，几亿农民和大市场的连接。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真正理解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解“五个统筹”的指导方针。

对于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也要辩证地去理解。由于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任何平衡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为了使事物协调地向前发展，要求人们去做积极平衡的工作。平衡建立起来，很快就会被打破，出现新的不平衡，因而要求人们继续做积极平衡的工作。借口不平衡是绝对的而放弃做积极平衡的努力，或者一味地去追求僵死的绝对的平衡，都是形而上学的，因而是不正确的。如同走路，一条腿无法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不快路。然而，正常人的走路，总是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即总是在平衡、不平衡、平衡的矛盾中前进的。协调发展不是同步发展，统筹兼顾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协调”和“统筹”，无疑都是追求战略上的积极平衡；但是，又是以承认不平衡、正确运用不平衡规律为前提的。其中包括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辩证思维方法是总结人类认识史所得到的一种高级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掌握这种方法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黑格尔说：“思辨的东西„„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对于尚未经训练的，不自觉的思维能力来说，也是最困难的方面。”训练辩证思维能力最主要的是学习人类认识史，学习集人类认识优秀思想之大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认识史中可以发现，人们的认识总是这一个片面，那一个片面，最后把二者统一起来，才得到真理性的认识。比如，对光的认识，先后有微粒说、波动说，最后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说才揭示了光的本质。又比如，经验论和唯理论，各执一端，把二者统一起来才是正确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经过两个片面走向全面并不奇怪，因为事物本身有两面，其本质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人们的认识总是具有粗糙性、隔离性的特点。如果我们从认识史中明白，只有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方能揭示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不会固执某一个片面，而会把那个片面的认识当作全面认识的环节。自觉的思维和不自觉的思维的区别就在这里。

掌握辩证思维方法还必须熟悉生活，熟悉所研究的对象。为什么有一些深入生活、对实际情况了如指掌的同志，看问题往往比较全面、比较辩证呢？道理就在于客观事物本身就具有辩证的性质。为什么有的同志辩证思维能力比较强，看问题也会陷入片面性呢？原因是他们不熟悉生活，不熟悉所研究的对象。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除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还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进行比较和分析，注意克服知识水平、工作岗位、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给认识带来的局限。只有如此，才能提高思维的全面性，防止和克服片面性。

第二篇：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一、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

《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在1915年写的一篇笔记式的短文。1914～1916年列宁被迫侨居在瑞士的伯尔尼。在这期间，列宁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写了很多笔记。汇集起来，就是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一书。《谈谈辩证法问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列宁曾经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看来，《谈谈辩证法问题》就是这种“说明和发挥”。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公开支持帝国战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了替他们的《巴塞尔宣言》进行辩解，用诡辩论冒充唯物辩证法。

第一次大战爆发后，各种矛盾激化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非常错综复杂的新局势。在这种新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例如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使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的革命战争，怎样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以理论上的回答。

1914年8月列宁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从俄国侨居瑞士。列宁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便在瑞士阅读了许多有关辩证法的哲学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笔记。《谈谈辩证法问题》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谈谈辩证法问题》的中心思想是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客观世界和认识的根本规律。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规律，首次提出两种发展观的对立，第一次支出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第一次指出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源及其同僧侣主义的关系。总之，列宁完整、系统扼要地论述了辩证法。因此，《谈谈辩证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唯物辩证法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今天学习这篇著作，对于全面、准确理解唯物辩证法及其方法论意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内容讲解

这篇短文大致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内容。第二部分论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揭露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

1、辩证法的实质是研究事物的矛盾的（第1段）

列宁在文章的开始就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这就是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实质，就是研究这两个部分、方面的矛盾关系的。

随后列宁指出，除了马克思之外，其他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错误之处。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还停留在直观上，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兜圈子，是动摇的。黑格尔进了一步，他把概念的矛盾运动贯穿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但由于他的唯心主义，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才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指出，辩证法就是研究事物自身中的矛盾的。这和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

2、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第2-7段）

辩证法作为一种学说，它研究的不是个别事物的个别现象，也不仅仅是某一类事物的现象，而是自然、社会和思维中的最普遍的规律。把研究事物自身中矛盾确定为辩证的实质，就是因为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对于辩证法的这种规定的正确性，可以由人类实践以及作为这种实践经验总结的科学史来检验。列宁列举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事实，来说明物质运动从最简单的形式到最复杂的形式，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着的。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过是对某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的研究，科学史也就是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的历史。人类认识的运动、发展、也是认识的矛盾运动过程。

3、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第8-11段）

列宁对矛盾的统一性、斗争性以及统一和斗争性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地论述。对立统一的两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相互离异、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这两种倾向，本来是相反的，可是，它们又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成为对立面的统一，这就构成了事物自身的矛盾。接着，列宁又比较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在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相同。按照列宁的观点，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最后，列宁从对立统一的角度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作了比较。

4、辩证法与诡辩论和怀疑论的对立（第12段）

诡辩论和怀疑论，本质上也是形而上学。因为它们同样是把主观、片面的抽象原则看作是对的，并用它来观察事物。但在表现形式上，它们却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形而上学把事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绝对化了，否认差别和对立的相对性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机械性．

诡辩论和怀疑论则不同。它们认为，事物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那么，对立事物之间就没什么差别。诡辩论抓住事物的差别和对立的相对性，把它夸大、绝对化，进而取消事物的客观性质，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灵活性”。这就是诡辩论的特点。辩证法同诡辩论和怀疑论是相对立的。从诡辩论和怀疑论来说，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来说，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相对中有绝对。

5、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第13-15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分析，是辩证思维的一个光辉的例子。列宁认为，一般辩证法的认识方法，也应当如此，也应当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开始。因为这里已经包含着辩证法的要素的萌芽。

还要看到，客观世界是由无限多的个别事物构成的。“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当我们把不同的事物联合在一个命题下时，不仅包含着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同时，也包含着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等辩证法的因素。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58-559页。）因此，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那样、自觉地运用辩证法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6、认识是螺旋式发展的过程（第16-18段）

这里，列宁指出认识过程不是直线，而是一串圆圈式螺旋式曲线。列宁举了欧洲古代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和近代的几个哲学史上的例子，来说明认识的圆圈式的发展。

同时，列宁还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在它看来，认识不是一个在矛盾中往复循环的过程，而是一次完成的。要么正确，要么错误，不会再有综合，提高和发展。所以，形而上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它也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

7、唯心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第19-20页）

列宁根据认识的辩证法，又进一步分析了唯心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指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产生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人的认识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个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 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唯心主义就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无限度地吹肿、胀大，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列宁在分析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的同时，也指出了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列宁指出：夸大认识过程的某一片断，会把人引到唯心主义、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这就是说，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不仅是认识上的片面性造成的，还有它的社会根源。认识过程的某一片断之所以会被夸大成唯心主义，同个人的阶级地位，他的生活条件，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统治阶级的有意识的利用，是分不开的。所以，社会阶级根源是唯心主义产生、发展和得以巩固的内在根源，并不是外在根源。只有把认识原因和阶级原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给唯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三、重点提示：

1、辩证法的实质是研究事物的矛盾的

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这就是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实质，就是研究这两个部分、方面的矛盾关系的。

2、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矛盾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各个领域之中。这些矛盾是独立于人类的意识之外客观地存在着的。

3、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矛盾就具有双重属性，即同一(统一)性和斗争性。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渗透、使矛盾趋向稳定状态。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及其表现。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限制，又引起矛盾内部的变化，使矛盾处于运动状态，并推动矛盾的转化。这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及其表现。任何矛盾都不能没有同一性，也不可能没有斗争性。同一性是“斗争”中的同一性，没有斗争性，同一性就不能保持，也不能使矛盾双方都活跃起来，使矛盾得到发展。斗争性就寓于同一性中。没有同一性，双方不发生相互作用，当然就谈不上斗争性。所以，同一性和斗争性始终是联结在一起的。

但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表现的内容不同，它们在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相同。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4、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那样、自觉地运用辩证法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5、认识是螺旋式发展的过程

人的认识既然是对无比生动、无比丰富的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的反映，既然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它就不能不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曲折复杂的、表现为一连串对立面的统一的不断前进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直线，而是一串圆圈式螺旋式曲线。

认识的前进是在往复循环中实现的。它包含着物质和精神，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等等，丰富的内容。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再到物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即由认识特殊本质上升到认识共同本质，然后又以这种共同认识为指导去认识新的特殊本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认识。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

四、问题思考

1、如何理解“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2、如何理解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3、如何看待矛盾就是“一分为二”的说法？

4、为什么旧唯物主义无法驳倒唯心主义？

五、原著文本

（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560页。）

第三篇：列宁《谈谈辩证法心得》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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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辩证法问题>读书笔记

列宁认为，对于客观事物分为矛盾对立和联系统一的两部分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这个科学的命题可以由科学的经验事实来予以证明。他列举了客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典型例证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列宁指出，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说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精神领域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既具有相互排斥、相互反对的倾向，又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和谐的特征。客观事物内部和客观事物之间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性。

针对哲学界对于发展（进化）的两种不同认识，列宁阐述了他的认识。他指出，一种认识认为发展只有量的积累和变化，只是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另一种认识认为，发展（进化）是由客观存在的矛盾对立统一的运动驱动的。旧东西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诞生就充分说明了事物的发展不仅会表现出量的增加或者减少，而且还呈现出质的规定性。

客观事物的统一是需要前提条件的、短暂的、特殊的；而客观事物的对立是无条件的、永恒的、一般的。换句话说，客观事物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而客观事物的运动却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一般现象，即商品交换现象。商品交换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的萌芽。

科学的辩证法就应该像马克思一样从最简单、最一般、最本源的东西开始。因为最简单、最本源的个别会折射出一般，即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的具体不一的个别叠加抽象的结果就是一般；一般具体反映在每一个个别之中。个别和个别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个别总是一般的一部分，因而不能完全反应一般。由此可见，现象（个别）和本质（一般）是又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

所以，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领域都普遍存在着辩证法。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运动的、联系的、全面的辩证法规律并没有被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发现。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仅仅停留在自然界，而不能看到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本身也具有辩证法的本质特性。因为他们未能看到认识本身是不断发展、不断地去观察客观存在、不断地去接近客观存在，主观和客观无限趋近的过程。在辨证唯物主义者看来，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是将认识的某一方面无限夸大，以致于到了脱离物质现实的程度，绝对神话了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唯心主义者都是和尚或者尼姑。因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迷信客观事物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特性，而看不到它另一对立的方面或特征。

同时，列宁指出，也必须承认哲学唯心主义的历史作用，正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认识活动使唯物主义者认识到了通往辨证认识客观事物对立与统一两个方面的正确道路。因为人的认识活动从宏观总体上看，是曲折前进和螺旋上升的。可是具体到每一微观的细小方面，却又是直线可分的。认识活动的这种总体是曲线，具体是直线的特征很容易诱导人们走上僧侣式的绝对、片面、静止之歧路。

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本源是思维的刻板僵化、直线片面。列宁打比方说，如果说唯心主义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那么这朵花也是结在人类认识之树上的。这一句话真切地反映了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哲学唯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种现象，具有某种存在的必然性，为唯物主义辩证认识论的出现做了必要的铺垫。唯物主义正是在扬弃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发现了科学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辨证法。

在形式逻辑里，人们只承认一般只是一般，个别只是个别；偶然就是偶然，必然就是必然；现象就是现象，本质就是本质。形式逻辑不承认一般与个别的联系和转换，也不承认偶然与必然的转换，也不承认现象与本质的联系和转换。形式逻辑只承认上述概念或范畴的对立而否认它们之间的同一。

我们来看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方面。我认为本质一定存在于现象之中，也就是说离开现象的本质是不存在的，离开现象的本质也是不存在的，但现象一定不会都是本质。由于事物总是处于变化和运动中的，所以在一个事物的运动过程中决定事物本质（同时也是现象的一个部分）的因素也是会变化的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列宁谈到辨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认识。因为辩证法是对客观事实和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由于客观事实和客观真理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在方面的数目上也是永远增加着的，所以对它们的正确反映当然也必然是活生生的和多方面的。在认识事物的变化及其本质方面，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以及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就非常明显。所以列宁说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人们在处理日常的一些简单的事情、一些变化较慢以及比较稳定的事情时，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和形式逻辑还是可以接近于事物自身性质的。比如，我们每天的作息时间的安排和日常工作计划和执行等。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复杂的事情、一些变化较快的事情以及一些不稳定的（突发事件的发生等）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的方法就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甚至会给人们帮倒忙。比如，人们在处理像去年下半年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就不能按照形而上学的方法和形式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而必须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处理。

如果人们按照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这次经济危机，那就会比较简单。首先是要找出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表面原因——美国的次级债；其次，给已经出现重大问题的美国参与次级债的金融机构注资或核销坏账；第三，让一部分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是这样简单的措施能够解决这样复杂和快速演变的问题吗？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由次级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但没有消除，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在解决这次金融危机问题上，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采用的方法过于简单和基于表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像他们这样采用的头疼医疼、脚疼医脚的办法，如果处理简单的经济问题或许能够奏效，但处理像这样一次经过多年积累所造成的复杂的经济问题就完全无能为力了。最近，由于欧盟组织没有用正确的方法预计到危机对他们的影响，也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如果人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首先，要用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详细分析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个种因素，并最终找到其最根本的原因，包括形成这次危机的初始原因以及演化的方式（这个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并且这些方面的因素还在继续增加着）；其次，要在上述原因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对这次危机的未来演化方向和发展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和正确的判断（影响这个趋势的方面仍然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第三，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要及时制订出解决这次危机的措施和执行这些措施的方法和步骤；第四，要认真总结这次危机的历史教训，为人们以后的经济行为提供警示。

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问题，世界各国领导人也开始集体研究和重视这个问题，并在全球的发展角度和国家利益的多个角度上开始思考这个复杂的、世界性的问题，并开始采取前所未有的一致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次危机可以使人们再一次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的重要性，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305]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

列宁在最后的两个自然段里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评价来进行比较的角度阐述了唯心主义的实质，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哲学唯心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话是相当具有启发性的。

列宁的话使我深刻地领悟到哲学唯心主义的认识来源与辨证唯物主义的来源是一样的，即被列宁形象地描述为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之树。但哲学唯心主义却犯了一个大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实质就是它把来自于正确认识源泉的部分性质主观地认定为全部，它把来自于正确认识源泉的某一属性主观片面地夸大了，从而使自己的认识偏离了客观事物自身。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犯的错误则在于它只看到了事物的静止的一面或只承认事物的简单机械运动，完全没有看到或否认事物的复杂变化、转换和普遍联系的一面，从而使自己也远离了客观事实。唯物辩证法之所以成为人类惟一正确认识事物、事物运动及其规律的方法，就是因为它始终要求与客观事物、事物运动及其规律保持一致性，它要求人们主观的反映永远要服从于客观事实。虽然这样做会使人们认识的路线曲折一些和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可能需要反复多次或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这些正确的认识甚至会暂时不符合人们的主观想象和主观愿望和短期的利益，也要按照事物自身的性质来如实地反映它，辨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性也就在于此。

学习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使用价值。

第四篇：列宁《谈谈辩证法心得》读后感

列宁在这段话里揭示了马克思运用唯物辨证法分析问题的实质。他告诉我们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找到这个事物的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找到了商品。

让我们试着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去找一些其他领域里的“细胞”或“种子”性质的东西。

1、在学校的教育方面

在学校的教育方面，我认为具有这种“细胞”性质的东西就是学校中的“教学活动”。因为从学校教育这个事物中，我们发现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正是师生之间的教学活动。离开了师生的教学活动，学校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从分析教师与学生的矛盾出发可以发现学校教育的一切问题的本质和这些问题的线索。

2、在人生意义方面

在人生意义方面，我认为具有这种“细胞”性质的东西就是在人的生命过程中“生与死”的关系（“对死亡意义的思考”）。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人们始终会不知不觉地在内心思考和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这样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解答迫使人们不断地去思考“死是什么意思？”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把“死”的问题想得透彻了，他才能把人生的意义搞清楚。一个人在搞清楚了死的问题和生的意义后，只要活一天，他都会活的很充实和很明白。所以，像李天命这样聪明的学者才会在步入中年后的学术鼎盛时期，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人的生与死问题的思考研究上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都要把生与死的问题作为自己思考对象的原因。生与死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生就意味着走想死亡，死亡就意味着一种新生。任何人的一生都绕不开这个问题。在社会现实中，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人实际上是怎样的活法看出该人对死亡意义的理解；同样当一个人对死亡意义的观念和理解发生改变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该人活法的改变。

我个人认为学习一种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种方法用于实际生活与工作之中，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在于指导人生实践。对于一种正确的理论用不用是一个态度问题，用的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态度决定一切！

[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303]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韦格勒译，第2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9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房屋。”）。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概念的因素、胚芽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我们在说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很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胚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过渡、转化、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上面的段落比较长，但这里所阐述的观点却很值得注意。列宁在这里谈到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谈到了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以及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重要的问题。

在形式逻辑里，人们只承认一般只是一般，个别只是个别；偶然就是偶然，必然就是必然；现象就是现象，本质就是本质。形式逻辑不承认一般与个别的联系和转换，也不承认偶然与必然的转换，也不承认现象与本质的联系和转换。形式逻辑只承认上述概念或范畴的对立而否认它们之间的同一。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来具体探讨上述概念间的关系。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有些人说在2001年7月13日晚上22点10分之前是偶然的，之后就是必然的。这种说法好象是在说选举的时间成为这个事件是偶然和必然的界限了。我认为，关于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国是谁的问题上确实有一个由偶然到必然的转换过程，但决定这个转换的关键因素绝不是2001年7月13日晚上的那个时间，而是由其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认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取决于事物是否发生。日常生活中人么是这样看待偶然与必然的关系。当人们没有找到该事件全部发生的条件时，它的发生人们就认为是偶然的；当人们找到了该时间发生的全部条件时，它的发生人们就认为是必然的了。其实，我们说一个事件一旦发生了，它就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当人们找到了某件事情发生的全部条件时，该事件没有发生，那么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就成为必然的了。所以，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问题在本质上还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方面。我认为本质一定存在于现象之中，也就是说离开现象的本质是不存在的，离开现象的本质也是不存在的，但现象一定不会都是本质。由于事物总是处于变化和运动中的，所以在一个事物的运动过程中决定事物本质（同时也是现象的一个部分）的因素也是会变化的。比如，一个人的健康因受流感病毒侵袭而患病毒性感冒，这时流感病毒就是威胁该人健康的本质因素；但是随着治疗时间的推移，流感病毒被清除了，但这个人的肾脏又出现了衰竭的情况，这时问题的本质因素就由流感病毒转换成肾衰了，而且这个肾衰可能恰恰是由于治疗流感的药物所致。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唯物辩证法并不否定和排斥形式逻辑，但形式逻辑也确实存在着它在认识事物本质（运动与普遍联系）方面的局限性，同时我们也看到唯物辨证法实质上是人的思维洞察到了事物自身的运动而进入到思维的高级状态，唯物辩证法绝不是人为的抽象和想象。正是事物自己的运动导致个别向一般的转换，现象向本质的转换以及偶然向必然的转换，只不过人的高级思维能够把握到这种客观事物自身的运动，并且能够正确地反映它罢了。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列宁谈到辨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认识。因为辩证法是对客观事实和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由于客观事实和客观真理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在方面的数目上也是永远增加着的，所以对它们的正确反映当然也必然是活生生的和多方面的。在认识事物的变化及其本质方面，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以及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就非常明显。所以列宁说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人们在处理日常的一些简单的事情、一些变化较慢以及比较稳定的事情时，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和形式逻辑还是可以接近于事物自身性质的。比如，我们每天的作息时间的安排和日常工作计划和执行等。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复杂的事情、一些变化较快的事情以及一些不稳定的（突发事件的发生等）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的方法就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甚至会给人们帮倒忙。比如，人们在处理像去年下半年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就不能按照形而上学的方法和形式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而必须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处理。

如果人们按照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这次经济危机，那就会比较简单。首先是要找出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表面原因——美国的次级债；其次，给已经出现重大问题的美国参与次级债的金融机构注资或核销坏账；第三，让一部分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是这样简单的措施能够解决这样复杂和快速演变的问题吗？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由次级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但没有消除，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在解决这次金融危机问题上，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采用的方法过于简单和基于表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像他们这样采用的头疼医疼、脚疼医脚的办法，如果处理简单的经济问题或许能够奏效，但处理像这样一次经过多年积累所造成的复杂的经济问题就完全无能为力了。最近，由于欧盟组织没有用正确的方法预计到危机对他们的影响，也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如果人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首先，要用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详细分析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个种因素，并最终找到其最根本的原因，包括形成这次危机的初始原因以及演化的方式（这个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并且这些方面的因素还在继续增加着）；其次，要在上述原因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对这次危机的未来演化方向和发展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和正确的判断（影响这个趋势的方面仍然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第三，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要及时制订出解决这次危机的措施和执行这些措施的方法和步骤；第四，要认真总结这次危机的历史教训，为人们以后的经济行为提供警示。

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问题，世界各国领导人也开始集体研究和重视这个问题，并在全球的发展角度和国家利益的多个角度上开始思考这个复杂的、世界性的问题，并开始采取前所未有的一致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次危机可以使人们再一次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的重要性，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305]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

列宁在最后的两个自然段里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评价来进行比较的角度阐述了唯心主义的实质，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哲学唯心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话是相当具有启发性的。

列宁的话使我深刻地领悟到哲学唯心主义的认识来源与辨证唯物主义的来源是一样的，即被列宁形象地描述为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之树。但哲学唯心主义却犯了一个大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实质就是它把来自于正确认识源泉的部分性质主观地认定为全部，它把来自于正确认识源泉的某一属性主观片面地夸大了，从而使自己的认识偏离了客观事物自身。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犯的错误则在于它只看到了事物的静止的一面或只承认事物的简单机械运动，完全没有看到或否认事物的复杂变化、转换和普遍联系的一面，从而使自己也远离了客观事实。唯物辩证法之所以成为人类惟一正确认识事物、事物运动及其规律的方法，就是因为它始终要求与客观事物、事物运动及其规律保持一致性，它要求人们主观的反映永远要服从于客观事实。虽然这样做会使人们认识的路线曲折一些和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可能需要反复多次或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这些正确的认识甚至会暂时不符合人们的主观想象和主观愿望和短期的利益，也要按照事物自身的性质来如实地反映它，辨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性也就在于此。

学习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使用价值。

《谈谈辩证法问题》的心得体会

列宁认为，对于客观事物分为矛盾对立和联系统一的两部分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这个科学的命题可以由科学的经验事实来予以证明。他列举了客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典型例证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列宁指出，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说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精神领域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既具有相互排斥、相互反对的倾向，又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和谐的特征。客观事物内部和客观事物之间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性。

针对哲学界对于发展（进化）的两种不同认识，列宁阐述了他的认识。他指出，一种认识认为发展只有量的积累和变化，只是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另一种认识认为，发展（进化）是由客观存在的矛盾对立统一的运动驱动的。旧东西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诞生就充分说明了事物的发展不仅会表现出量的增加或者减少，而且还呈现出质的规定性。

客观事物的统一是需要前提条件的、短暂的、特殊的；而客观事物的对立是无条件的、永恒的、一般的。换句话说，客观事物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而客观事物的运动却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一般现象，即商品交换现象。商品交换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的萌芽。

科学的辩证法就应该像马克思一样从最简单、最一般、最本源的东西开始。因为最简单、最本源的个别会折射出一般，即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的具体不一的个别叠加抽象的结果就是一般；一般具体反映在每一个个别之中。个别和个别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个别总是一般的一部分，因而不能完全反应一般。由此可见，现象（个别）和本质（一般）是又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

所以，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领域都普遍存在着辩证法。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运动的、联系的、全面的辩证法规律并没有被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发现。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仅仅停留在自然界，而不能看到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本身也具有辩证法的本质特性。因为他们未能看到认识本身是不断发展、不断地去观察客观存在、不断地去接近客观存在，主观和客观无限趋近的过程。在辨证唯物主义者看来，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是将认识的某一方面无限夸大，以致于到了脱离物质现实的程度，绝对神话了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唯心主义者都是和尚或者尼姑。因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迷信客观事物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特性，而看不到它另一对立的方面或特征。

同时，列宁指出，也必须承认哲学唯心主义的历史作用，正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认识活动使唯物主义者认识到了通往辨证认识客观事物对立与统一两个方面的正确道路。因为人的认识活动从宏观总体上看，是曲折前进和螺旋上升的。可是具体到每一微观的细小方面，却又是直线可分的。认识活动的这种总体是曲线，具体是直线的特征很容易诱导人们走上僧侣式的绝对、片面、静止之歧路。

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本源是思维的刻板僵化、直线片面。列宁打比方说，如果说唯心主义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那么这朵花也是结在人类认识之树上的。这一句话真切地反映了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哲学唯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种现象，具有某种存在的必然性，为唯物主义辩证认识论的出现做了必要的铺垫。唯物主义正是在扬弃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发现了科学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辨证法。

第五篇：戴望舒对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戴望舒对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浙江省金华市高级技工学校

张向光

摘要：本文主要来探讨现代诗人戴望舒对中国新诗发展重要而独特的贡献，认为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是和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艾青并驾齐驱的大诗人。全文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详加论述：

一、朦胧美与“狂叫”诗风。

二、散文美与音乐美。

三、熔中西诗韵于一炉。

关键词：戴望舒

中国新诗

独特贡献

戴望舒（1905——1950）是三十年代出现于中国诗坛上的重要诗歌流派“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刘心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话》云：“戴望舒是《现代》的主要诗人，他的诗，很快地风靡了全国。”五十年代艾青在《望舒的诗》中说：“望舒是一个具有丰富才能的诗人。”台湾诗人余光中对戴望舒及其诗歌的评价更为具体：“在中国新诗史上，崛起于三十年代的戴望舒，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旁采法国象征诗的残芬，不但领航当时象征派的作者，抑且遥启现代派的诗风，确乎是一位引人注目的诗人。”然而，像这样一位极具开拓性并在三十年代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著名诗人，在解放后所编的种种〈〈中国文学家词典〉〉〈〈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简明文学词典〉〉等辞书中都不载其名。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虽然开始提到戴望舒的诗，有的文学史还有专节论述，但它们大多认为戴望舒的诗内容上“多是一些低沉酸辛的回忆，对生活的寂寞和厌倦，感伤气息浓重”，“表现的也都是他个人的生活，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和人民都相去太远，对当时追求革命和光明的进步青年是没有什么帮助和益处”，艺术上要么不涉及，涉及则往往轻描淡写，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啦，朦胧美啦，散文美啦。这种种论断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戴望舒的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我认为，评价一位诗人及其作品，不能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作品的社会意义，不能以作品的社会意义作为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来衡量诗歌的价值，来确立某位诗人在文学史的地位。研究诗歌必须回到诗歌本体上来，诗必须是诗，即诗必须具备诗质、具有诗味，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来谈论诗的社会意义，诗的艺术价值。综观中外诗歌史上对诗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致有这么三类诗人：第一类诗人既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社会内容、具有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意义，同时又以自己的天才丰富了诗歌表现手法，开创了润泽后代的一代诗风，中国有屈原、李白、杜甫，西方有但丁、普希金、歌德；第二类诗人在艺术上则沿袭前代诗人的艺术手法，他们的贡献主要是在对诗歌题材的开拓、对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的表现上，如中国古代词家辛弃疾、李清照，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第三类诗人，他们的作品并没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也不以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感情见长，其重要价值在于丰富了诗歌表现手法，而且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诗风，如法国诗人兰波、马拉美，我国古代诗人李贺、温庭筠、李商隐、李煜。戴望舒显然属于第三类诗人。可以这样说，戴望舒对中国新诗发展的贡献，主要不在于题材的拓展、思想内容的深刻上，而在于发起并组织了一个强大的诗歌流派——现代派，在于将西方的现代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熔为一炉并创造出有别于新月派“格律诗”的“自由诗”，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下面我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详加论述：

一、朦胧美与“狂叫”诗风。

二、散文美与音乐美。

三、熔中西诗韵于一炉。

朦胧美与“狂叫”诗风

戴望舒开始写诗大概是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两年间。其时，正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风行，蒋光赤为代表的革命诗歌登台之时。郭沫若确实是个天才诗人，他才华超群、知识渊博、想象惊人，熔屈原、李白等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与惠特曼、歌德等外国浪漫主义诗风于一炉，炼出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灿烂诗篇。但毋庸讳言，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有些显得过分地夸张，有些感情放纵不能节制因而显得比较粗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通行狂叫，通行直说”的毛病，即使是他最负盛名的《女神》中的一些诗也难以幸免。如他的代表作《天狗》中的一段：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

诗歌感情的表达如火山熔岩般喷发、奔突，如瀑布飞悬一泻到底，但也正因为这一点有了太多的排比句而显得比较单调，光注意了感情的喷发而不能节制，确实有“通行狂叫”之嫌，从而损害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些缺点和弊病在郭沫若的追随者蒋光赤、钱杏村等人的诗中更为明显，他们的诗往往激情有余，诗意不足，有时甚至是标语诗口号诗。

其实，当时已有一些新的诗人开始萌动于诗坛，这就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的诗人，他们致力于提高新诗艺，潜心于探索新格律。而戴望舒也正是在这时另辟蹊径，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和新诗探索。“当时通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说法，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我们对于这种倾向私心里反叛着。”戴望舒是带着对郭沫若、蒋光赤等人诗风的不满开始他的新诗创作的，并且表现出与他们截然不同的风格。举他的名篇《印象》为例：

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真珠；/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林稍闪着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

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谣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

诗里写的是那种迷惘、虚无、希望变为幻灭的心绪。这种心绪往往是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但作者创作了“铃声飘落”、“渔船远航”、“真珠堕井”、“残阳沉落”、“微笑收敛”这组意象群，通过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刺激读者的感官，使读者产生幻灭的寂寞，幻灭的悲哀。在这首诗里，作者完全摒弃了浪漫派诗人直抒胸臆的手法，运用暗示、通感、隐喻，运用比较特殊的意象群弹响隐秘的心灵之弦，发出尿尿的颤音，呈现出梦一般的“朦胧”，有着极强的艺术魅力。戴望抒还有许多诗，如《烦忧》、《款步二》、《有赠》、《乐园鸟》等，都呈现出这种朦胧的诗风。但这种朦胧又不是晦涩的朦胧，神秘的朦胧，意象独特但不离奇，诗情含蓄但不艰涩。正因为如此，戴望舒的诗很快就风靡当时的诗坛，被誉为“新诗坛的尤物”。

不仅如此，戴望舒积极发起并组织了现代派的诗歌运动。1932年5月，以施蛰存任主编、戴望舒、杜衡为编辑的《现代》杂志创刊，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诗歌流派“现代派”正式诞生，于是现代派诗歌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一九三六年十月，戴望舒（邀请卞之林、冯至、孙大雨、梁宗岱参与）主编《新诗》杂志，把现代派这股思潮推向顶峰。现代派诗风在当时的诗坛猛烈刮起，几乎占据统治地位。台湾现代派诗歌鼻祖纪弦后来回忆说：“我称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这一时期为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可想而知，这股诗潮对诗坛上“通行狂叫、坦白奔放”的诗风是什么样的冲击！虽然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全民族的解放战争要求明朗有战斗力的诗篇产生，这股诗潮逐步衰颓下去了，但以戴望舒为盟主的现代派诗人运用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在艾青——这位抗战时期最卓越的民族诗人的灿烂诗篇里获得了生命力。艾青是一九三三年左右开始登上诗坛的。那几年正是现代派创立、发展、壮大时期，艾青的早期诗作《芦笛》就发表在《现代》上。艾青成熟时期的诗重视捕捉感觉，重视用意象来抒情，重视比喻、通感手法的运用，不能说没有戴望舒他们的影响。比艾青稍后的九叶派诗人辛笛、陈敬容、杜运燮、袁可嘉、穆旦等也深受现代派诗歌的熏陶。他们写诗，寻找与心灵相通的对应物，通过对对应物客观冷静的描写，透视出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以也经常运用象征手法。戴诗的朦胧美及独特的表现手法还影响到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人。像女诗人舒婷《双桅船》中的一部分诗，在感情的朦胧和表现手法的委婉含蓄方面都和《望舒草》里的诗有着令人想不到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散文美与音乐美

戴望舒那些成熟的诗歌，除了具有朦胧的审美力之外，还具有一种亲切自如的散文美。戴望舒在开始写诗时，也曾经追求音律美，想使新诗成为与旧诗一样可以“吟”的东西，比如他的早期诗作《夕阳下》，讲究押韵，有的诗句甚至讲究平仄。后来他对法国象征派独特的音节、优美的旋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他那脍炙人口的 《雨巷》。全诗七段，每段六行，每段有两三个韵脚，每行二三个音尺，诗篇一韵到底，押“ang”韵，再加上使用反复的修辞手法，造成一种流动起伏、回肠荡气的音乐旋律。这手诗最先发表于1928年8月的《小说月报》上，被编辑叶圣陶誉为“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诗坛上反响热烈，读者争相传诵，诗人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美称。

但是戴望舒自己对《雨巷》并不怎么喜爱，因为“就是他写成《雨巷》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诗歌底他所谓‘音乐的成分’勇敢地反叛了”并且很快拿出了成果，这就是《我的记忆》。由此一发不可收，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著名的有《林下小语》《款步一》《款步二》《有赠》《到我这里来》《我的恋人》《村姑》《百合花》《乐园鸟》《秋天的梦》等等，这些诗都称得上中国现代诗的杰作。现以《我的恋人》为例。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她有黑色的大眼睛，/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不是不敢，那是因为她是羞涩的，/而当我依在她的胸头的时候，/你可以说她的眼睛是变换了颜色，/天青的颜色，她的心的颜色。

她有纤纤的手，/他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她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温柔到销熔了我的心的话的。

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

诗通过对恋人的脸、嘴唇、眼睛、手、声音、性格等诸多侧面的描写，来表现恋人动人的神韵。全诗不讲究押韵，不讲究音组整齐、平仄韵律，没有由严格的音尺和押韵组成的音乐美，它们几乎都是用最普通、最浅显的日常说话的调子写出来的，而且长短不一，参差错落，具有一种内在的韵味，一种明快的接近生活的情绪节奏，具有相当的可诵性。这就是戴望舒诗歌的散文美，上面所举的那些名篇无不如此。

戴望舒在进行艺术实践的同时，又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他的《诗论零札》堪称现代派诗的艺术纲领，其中心问题是诗的情绪。戴望舒认为：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变异，而不是字句上的变异；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诗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押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者使诗成为畸形的；新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种情绪的形式。从新诗史上新诗的演变看，戴望舒的这些理论和卓越成效的艺术实践是对新月派所倡导的诗歌格律的挑战。新月派倡导诗的格律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不应抹煞，但当一种诗风停止成长或热过了头而变成习气的时候，他的局限性和缺陷也就较为显著。比如二十年代中后期诗坛上因为受新月派“三美”理论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方块诗”、“豆腐干诗”，就是一例。新诗的发展史证明了，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比“戴着镣铐”的“格律诗”更有韧性，更适应于表现对复杂、精微的现代生活的感受，更接近于诗歌的本质。由于戴望舒的提倡和影响，现代派诗人面向现代生活取材，用亲切的、舒卷自如的说话调子写自由诗，从而使中国新诗步入“散文入诗”的现代诗时代。

熔中西诗韵于一炉

中国新诗起步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诗初闯时期，因为要急于摆脱旧的形式，所以对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更多的否定和批判，新诗人更多的是把眼光投向异域的诗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虽然不乏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自觉的，郭沫若并没有到浩瀚的中国古典诗歌里披沙炼金，相反，郭沫若的诗歌，尤其在诗歌形式上更多地取向于惠特曼、歌德、海涅的诗。闻 一多、徐志摩等留学英美的诗人是带着现代英美诗的形式闯入中国诗坛的。闻一多“三美”理论及其诗歌艺术实践虽然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的是在诗歌的格律上，而没有触及诗歌的本质。中国第一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宣称要沟通或调和中国古诗和西方诗歌之间的“根本处”，认为中西诗歌之间随处都有同一的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在二者之间是不敢有所轻重的。应该承认李金发这些见解是独到的。但李金发的创作实践并不成功。李金发学习西方象征派诗歌，着重从艺术“表现”上去模仿。没有学得象征诗歌的精髓，他虽然自称要沟通中西诗歌的“根本处”，但实际上从里到外都是外国货。

戴望舒也是打着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旗帜登上诗坛的。不过戴望舒学习西方象征派，立足于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以我为主，为我所化。他能辨别法国象征派的优点与弱点，有选择、有消化、有创造。他开始从诗歌本质上来探讨中西诗歌的相通之处，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他从法国象征派主张重用暗示、感觉挪移、迷的神秘、人与自然的契合中看到了中国诗论倡导的意境、象外之象、含蓄蕴藉等等，看到了两者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正因为如此，戴望舒的诗歌创作，自始至终深受东西方诗歌的影响。早期诗歌，像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中前辑《旧锦囊》《雨巷》中的诗，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很大。中期诗歌，代表他最高诗歌成就的《望舒草》中的诗，致力于诗的感觉、情绪、诗风的自由淳朴和口语化的追求，显然是果尔蒙、耶麦、保尔•福尔等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的创作和理论给他的新启示。后期诗歌，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灾难的岁月》里的诗，有着法国诗人阿拉贡、艾吕雅、西班牙反法西斯诗人洛尔加的影响。但不管早期诗歌，还是中后期诗歌，戴望舒始终没有忘记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重视运用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方法、习惯意象。再加上戴望舒学贯中西，自然就成功地将西方象征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熔为一炉，创作出中国气派的现代诗歌。请看他写于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乐园鸟》：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

渴的时候也饮露，/饥的时候也饮露，/华羽的乐园鸟，/这是神仙的佳肴呢，/还是对于天的乡思？

是从乐园里来的呢，还是乐园里去的？/华羽的乐园鸟，/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

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可以对我们说吗/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诗歌的中心意象“华羽的乐园鸟”。很明显，这里的“乐园”直接取自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亚当夏娃生活的“伊甸园”，但这只羽毛斑斓的“乐园鸟”好像又不是耶和华神所创造的，因为《旧约》中记载的“空中飞鸟”，都不具华丽的羽毛。所以这只“华羽的乐园鸟”，更可能是赤县神州的珍禽，其形其神，都具华夏的特征。论“形”，我们有五彩斑斓的凤凰，有鲜光皎烂、丽彩繁盈的锦雉。华羽鸟性喜饮露，亦有案可稽。晋左九嫔并《孔雀赋》云：“戴碧绿之秀毛，擢翠毛之修茎。饮芳桂之凝露，食秋菊之落英。”论“神”，使人想起苏轼《卜算子》中的孤鸿：“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完全可以这样说，“华羽的乐园鸟”既有西方文化的质地，又有东方文明的神韵，是中西合璧之产物。再来看看诗歌的表现手法。当时，诗人感受到时代的残酷，社会的黑暗，在个人生活中，他所渴望的宁静与爱情又对他表示疏远。所以诗人虽然苦苦追求理想，但一切依然是虚无缥渺的海市蜃楼。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四处漂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就通过艺术形象“乐园鸟”表现出来。你看，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餐风饮露，“在茫茫的晴空中”飞翔，是“为了对于天的乡思”，不料“天上的花园”早已荒芜。这里作者运用了西方象征派诗人惯用的暗示、隐喻等象征手法，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含蓄蕴藉的诗歌意境，融合了西方现代诗人的艺术手法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诗中那连续的询问“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既有西方基督教对人性的哲学思考，又继承了屈原的《天问》、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那种孜孜探求人生哲理与宇宙奥秘的精神。整首诗确实是熔中西诗韵于一炉，称得上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杰作。其他如《雨巷》、《寻梦者》、《路上小语》、《印象》、《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所以杜衡评价戴望舒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很有道理。

综观戴望舒的诗歌创作，时间不算长，从一九二二年开始至一九五零年去世，前后不到三十年，作品数量也很少，只有九十余篇。但是戴望舒诗歌的重要性不在于数量的多寡，也不在于思想内容的深广，而在于它们那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并由此造成的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现代派。这个流派影响到抗战以后的诗歌创作，更是直接孕育了五六十年代兴盛于台湾的声势浩大的现代派运动，并波及八十年代大陆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先锋派诗歌。戴望舒那炉火纯青的象征派诗歌艺术，生命力极强的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体，对“纯诗”的追求，在诗歌艺术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不朽地位。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是和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艾青并驾齐驱的诗人。对这为被冷落、埋没了几乎二十年的诗人及其作品，我们应该予以高度的评价和足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蓝棣之.现代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2、梁仁.戴望舒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