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首次宪政始末记
中国首次宪政始末记
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英雄数巨子之东之西，劳瘁不辞，终将病国医。
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
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搜人才，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
勖哉诸君，振刷精神，铸我中国魂。
辛苦十年磨一剑，得此大纪念。
圣明天子居九重，忽然呼吸通。
古维扬，新学界，侧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1906 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仿行立宪，这可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大事，自然举国同庆。这首歌词，就是扬州学子当月赶写的《欢迎立宪歌》。当然，热心 的不只扬州。据上海《申报》1906年10月2日报道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
保定教育界开会时，师生同 呼：“立宪万岁！”高唱当地文化人谱写的《庆贺立宪歌》两遍。最热烈的要数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高悬龙旗庆贺。9月16日，上海各界千余人联合召开 庆贺会，马相伯、郑孝胥作讲演，欢声雷动，会后演出名剧。11月25日，北京各学堂师生万余人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立宪典礼。
由于宣 布实行立宪，连大家历来反感的慈禧，也获得了原谅。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71岁生日，以往人们根本不搭理，今年不一样了。《京话实报》 1906年第53号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
艰难起步
其实，立宪的要求早就提出来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是早期铺垫，这些著作都颂扬了英国的议会和选举制度。
第一个正式要求实行议会制度的是《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他在1884年上书清廷：“请开国会”。同年10月，两广（广东、广西）总督（最高军政长官）张树声在遗折中奏请开设议院。这以后，王韬、汤寿潜、陈炽等人也提出同样的主张。不过，他们没有提出制定宪法。
所谓君主立宪，是指西方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不能拍脑瓜乱来。这里的关键是制定宪法，仅有国会而没宪法，君主仍然可以把国会灭了。
还有，早期提出开国会的志士仁人，没有把国会视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只是把议会当作一个咨询机构。这些人是从“上下相通、集思广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对议会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1895年，郑观应进了一步，他明确提出“开国会、定宪法”。
据 康有为自述，他提出立宪始于1897年。康有为经常说大话，但这个说法大体可信。他在1898年1月写成《上清帝第五书》进呈光绪，其中说：“自此国事付 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在给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还说，三权分立是最好的国体：“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 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
当时，康有为把中国的事情想得简单了，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若诏旨一下，天下雷动，士气奋跃，海内耸望„„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中国政治改革的事情这么复杂，怎可能光绪一声令下，立马“换新天”？
结果，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残酷迫害维新人士，废除新法，全面复旧，立宪的提议更是胎死腹中，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逃往日本。1899年，当怒不可遏的慈禧企图废掉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为皇帝时，经元善、章太炎、唐才常等1000多人联名在上海发电报给清廷，支持光绪顶住慈禧，坚决不退位，把慈禧气得七窍生烟。
西方列强也出面反对说,“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一些西方国家驻京公使还说：“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慈禧、载漪恨不能把外国人立刻斩尽杀绝，但又毫无办法，只得暂时留住光绪，让载漪之子屈居为“大阿哥”（皇储），伺机而动。
1900 年，义和团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但又盲目排外。载漪等人以为机会来了，利用义和团搜捕康、梁等戊戌变法人士，进一步煽动排外。当时义和团就喊出 了“康有为、梁启超回国谢罪”的口号。载漪还伪造了一份洋人照会，照会中要求慈禧把政权还给光绪。慈禧看了勃然大怒，孤注一掷，于6月19日下令向各国 “宣战”，限各国公使24小时离京。八国联军于8月15日攻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急忙向西安方向逃跑。她的虚骄之气丧失殆尽，其狼狈之态，比1860年她 随咸丰逃往热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急令李鸿章及庆亲王奕与列强议和，讨论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
这就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以及利用义和团的后果，她脸面丢尽，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词以对光绪，为了笼络人心，慈禧不得不接过维新的旗帜。
世纪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开张。1901年1月29日，在仓皇出逃途中，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布诏书说，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度。她命令高级官员参考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建议。4月，清廷成立政务处，审查各大臣的建议，草拟改革章程。10月2日，慈禧特颁懿旨，向世人表明“变法自强”的决心。11月7日，再降懿 旨，废除载漪之子的“大阿哥”名号。1902年初，慈禧回京，宣布与光绪同时听政。
慈禧痛斥载漪等顽固派误国，顽固派或自杀或被杀或被监禁，势力大减，“人人欲避顽固之名”，再也无人敢声言“坚持祖宗成法”了。
1901 年6月，驻日大使李盛铎遵旨上书说：“查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千回，必归依于立 宪而后底定。”应“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翰林院编修（皇帝顾问）赵炳麟、两广总督陶模也先后上书请 求起草宪法，设立议院。由于这些建议冲击了朝政根本，未被慈禧采纳。
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提出的一些技术性建议，比如把总理衙门改 为外务部，增设商部，设立商会，裁撤一些臃肿机构如詹事府，裁减绿营，停止捐钱买官，设立铁路公司，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办理巡警，各府州县设大中 小学堂，选派留学生等等，倒是符合慈禧意图。这些建议于1901年到1904年先后推行实施，被称为“新政”。
其实这些办法是洋务派和维新派早就提出或是推行的，“新政”并不新。尽管如此，比起戊戌政变之后的倒行逆施，还是缓慢进步了。
更重要的是，此时，君主立宪的提法，在社会舆论和高级官员当中可以公开讨论，而不至于被视为“罪大恶极”了，这是一个重要突破。
康有为、梁启超和英敛之
逃到海外的康有为不改初衷，坚持君主立宪。他仆仆奔走于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向外国人和华侨说，光绪是一位通晓大义的明君。在康的鼓动下，1899年7月20日，“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亦称“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宗旨是力挺光绪，逼迫慈禧归政光绪，实行立宪。
义和团运动期间，康有为指挥唐才常在湖南、湖北、安徽组织自立军发动武装起义“勤王”（保卫光绪），事泄失败，唐才常等人于1900年8月在武汉被张之洞逮捕处死。康有为从此“不复再言兵事矣”。
宣 传君主立宪的功劳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确实是个深入浅出的大家，几句话就把复杂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1901年6月7日，他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文章说：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
他说，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是由各国不同的文化历史情况形成的，但都是民众当家做主。宪法 “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君主、官员、人民必须“共守”。三种政体相比，君主立宪最理想。因为民主立宪斗争太激烈，而君主专制则是“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 总根源”。中国也要“归于立宪”，任何人都挡不住，若真有爱国之心，就应当早日实行君主立宪。
中国能不能马上实行立宪呢？梁启超说不行，“要等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他的建议是：
一、颁布诏书宣布立宪；
二、派大臣出国考察；
三、起草宪法；
四、公布宪法草稿，全民讨论；
五、经过5年或10年，改定宪法；
六、自下诏之日起，20年完成立宪。
梁启超还在日本主办了《新民丛报》，发表各种人撰写的立宪文章。
当时，立宪与革命尚未分家，君主立宪也是留学生救国方案之一。在日留学生办的《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杂志都支持立宪。“激进者求革命，温和者主立宪。”
在 国内，站在鼓动立宪前端的，是满族人英敛之（英若诚之父、英达之祖）于1902年6月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英敛之得法国人帮助，放言无忌，《大公报》 创刊没几天就要求慈禧归政。1903年8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32岁生日，该报在头版刊出大字口号：“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 绵长。”
其他如《中外日报》、《政艺丛报》等等，也几乎天天谈立宪，介绍各国君主立宪制度，要求起草宪法，召开国会。至于官民两界，更有不少人直接上书清廷要求立宪。
到1903年，君主立宪在国内已成主流思潮，在国内和海外华人当中勃然兴起。从此，主张君主立宪的被称为立宪派，取代了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1903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召开会议，康有为的门徒龙泽厚在会上提议：“向清廷请愿立宪。”
潮流高涨
1904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在辽宁发生武装冲突。2月10日，双方宣战。
毫无疑义，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廷毫无办法，只好袖手旁观，并宣布无论谁胜，东三省仍为中国所有。
但是，围绕这场战争，中国国内却起了一场化学反应，促进了立宪运动走向高涨。
对于日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立宪派无不感到耻辱和愤怒。但同时，由于日本是黄种人的立宪小国，俄国是白种人的专制大国，所以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又围绕这场战争发生了微妙变化。
日俄宣战第三天，《中外日报》就发表文章说：过去，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言论已经深入人心，这场战争如果日本胜利，或许将提供新的“公例”，即“国家强弱之分，不由种而由于制”。意思是说，黄种人只要制度好，也能胜过白种人。
战争的进行，刺激了国内关于是否实行立宪的大争论。
守旧派说：俄大日小，日必败。
立宪派说：日本虽小，但实行立宪之后“蓬蓬勃勃”，“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与我国相等”，“俄乃专制国”，“俄必败”。
守旧派又说：日本把权力下放给民众，兵临战场，“必各顾其命”；
而俄国权操在上，令出必行，俄胜日败可以立决。
立宪派说：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岂彼专制之国专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而语耶？”
百年前我国立宪派人士的率真、执著，实为可爱。
按照今天某些“愤青”的看法，希望日本人获胜，岂不是百分之百的汉奸吗？非也。应该说，立宪派期望日本胜利，并不是出于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而是企图以此打破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论调，证明立宪胜于专制的世界“公例”，促进立宪，抵御外辱。
立宪派担心，一旦俄国胜利，清政府将会更加相信专制的威力，拒绝政治改革，而民众也就会更加失落。实际上，清廷暗中已经准备俄国胜利之后实行亲俄路线，向俄国做出更大让步。
5月初，俄国太平洋舰队在旅顺受到重创，俄舰7艘沉没。俄国陆军的鸭绿江防线也被日军突破。
5月5日，立宪派在《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若中国，则黄种之专制国矣。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 8月，日俄两军在辽阳决战10天，俄军大败。
12月，日军包围旅顺，俄军投降，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沙皇尼古拉哪里甘心？先后命令俄西部的波罗的海舰队组成第二和第三太平洋舰队，驶往东亚，支援俄军。
1905年1月，日俄两军又在沈阳决战20天，俄军大败。
4月，俄国第二、第三太平洋舰队在越南海面会合北上，在对马海峡被日本海军截击。俄舰共38艘，21艘被击沉，7艘被日军俘获，仅10艘逃往海参崴。俄军大败，中国大震。
《东 方杂志》立即做出反应。该杂志的临时增刊发表《立宪纪闻》一文说：“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 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日俄战争正在进行，英军就 于1904年7月侵占西藏江孜，8月攻占拉萨，强迫西藏当局签订《拉萨条约》，清政府不予承认。8月，德国军舰驶入鄱阳湖，提出无理要求。9月，美国索取 榆林、延安两地采矿权。法国则要求取得上海至绍兴的内河航行权。1905年，俄国在对日作战的同时，还出兵侵犯新疆的伊犁等地。
面对列强瓜分，出路何在？立宪派说，欲救中国，只有改为立宪政体。立宪之后，中国将会像日本那样日渐强盛起来，自然能够抵御外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不是也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吗？
这 一年，中国周遭立宪呼声此起彼伏。在西面，阿富汗知识分子发起了君主立宪的“少年阿富汗运动”。在北面，俄国彼得堡立宪声势高涨，神父和工人向沙皇请愿，要求立宪，在冬宫广场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死500人，各地民众大规模上街抗议。沙皇尼古拉无奈之下，发表“十月宣言”，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 由，批准成立国会。在南面，印度民众发起全国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无疑，这样的大气候，助长了中国的立宪声势。
除了外患之外，清廷另一个“心腹大患”也日渐突起。1905年9月，孙中山到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及其他多个组织合并为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副总理，创办《民报》，大张旗鼓鼓吹革命。
什么是革命？反清志士陶成章在1904年撰写的《新中国军政府檄文》说：“革命就是造反。”
同盟会誓约即为16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成立之后，到武昌起义之前，共组织了11次武装起义，虽然均遭失败，但给清政府造成了很大威胁。
立宪派说，革命动机可以理解，但是暴力革命一起，将大乱数十年，毁灭无数财产，伤亡无数性命，现在立宪时机已然成熟，不如大家一齐努力，逼迫清廷实行立宪。
怎样消除革命呢？立宪派对朝廷说，只有尽快开设议院，让人民参政，革命的劲头自然弱下去了。
1906年，慈禧在召对中曾经问张之洞，如何平息排满革命，张之洞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
在外患和革命两大压力之下，立宪成了救国的不二法门。《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立宪派与革命派激辩
正当国内立宪风潮不断高涨之际，以海外华人媒体为主，却掀起了一场立宪还是革命的激辩。
从1902年起，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就发生了。
1905年，革命派创办《民报》，使这个争论更如烈火烹油一般，哔哔剥剥轰天爆响。
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两军对垒，双方大将出场，一直战到1907年才接近尾声。
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火花迸射的精彩篇章。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传统意识形态妖魔化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给他们扣上了“散布对封建统治者的幻想”、“麻痹群众斗志”、“污蔑革命暴力”、“反对革命”的大帽子，致使立宪派长期不得抬头，今天是洗雪这些恶名的时候了。
辩论是从康有为1902年春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始的，此文题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革命派猛烈反击，最著名的是章太炎于1903年5月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海《苏报》6月29日发表此文，第二天，章太炎被捕。再过一天，因撰写《革命军》得罪清廷的邹容自投监狱，与章太炎共患难，著名的《苏报》案发生。
大辩论的焦点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是民族问题，即要不要排满。
康有为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满洲、蒙古，皆吾同种”，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因此不应把排满作为政治运动的首要任务。问题在于专制，而不在于民族界限，通过立宪解决了专制问题，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立 宪派追溯历史说，满族的祖先是肃慎人，是大禹的后人。周武王灭商之后，肃慎就来祝贺，献上特制的箭。周武王以礼相待，把箭分给异姓诸侯。西周、春秋时代中 原地区的人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后来自汉至隋，肃慎改了三次名，仍然遣使入贡。唐朝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派人担任长史。元朝和明朝也在黑龙 江设立行政和军事机构。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最近之非革命论》等多篇文章说，满洲人在入关前为中国之臣民。明朝末年，满族军队利用关内的混乱“谋篡夺而获成功”，不能说是灭亡了中国。革命派掀起排满运动，“力言种族革命”，专以满洲为敌，是走上岔路，妨碍了政治改革。
康有为说：“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他还举出许多例子，如“军机除荣禄外，王文韶、鹿传霖、瞿鸿三相，皆汉人也”。说明清廷正在改变歧视汉人的政策。
他 还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实推其意，不过为起兵动众借口耳！”“试观数年以来，推翻新政，禁报馆，捕党人，停学 堂，止译书，其暴横之举，与前百年欧洲诸国之压制其民相等。今不二三年，已废八股、弓刀、漕运，开学堂，译西书，派游学，满汉通婚矣。风潮所卷，正反相 承，其后不能复止。皇上（光绪）而能复辟，故能维新自强，已与民权。”（《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总之，立宪派不同意以满族为打击目标，主张不分满汉，全力以赴推进君主立宪。
革命派方面，则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坚持首先排满，恢复汉人天下。
章太炎说，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
章太炎说，由于满人夺得政权之后歧视和欺凌汉人，所以“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而不是只恨满族贵族统治者。他说，康有为和满族人“甘与同壤”，真是毫无人心。
章太炎说，即使像支持变法的载（光绪）这样的人，也是“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猪）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在这场辩论中，高擎民族主义大旗，声泪俱下讨伐异族的先锋，是你可能想不到的一个人物——汪精卫。22岁的汪精卫时在日本，自《民报》于1905年创刊起，他就在该报发表《民族的国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等系列文章，力驳“满汉同化论”，痛斥立宪派，态度激烈之极。
一 向好冲动的汪精卫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说：“满洲与我，族类不同„„真若风马牛之不相及„„彼以犬羊贱种，入据九鼎„„对于我民族，则实 为亡国灭种之寇仇，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地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地也，民族主义之目的地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地 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之不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崭然喜，是以政治思想扣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 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汪精卫甚至在该文中提出了“一族一国”的彻底驱除异族的政治主张，他说：“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
正 如学者袁伟时所说，《民报》的基调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重要区别，是《民报》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用《民报》另一重要理论家朱执信的话来说就是：“夫 满洲人之非我国人也，吾辈已熟论之。”孙中山也在1897年公开声明说：“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的。”
袁伟时 说，这种情绪高涨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派没有把公民的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从这一点来看，立宪 派倒是克制了情绪化的冲动，理性思考，贡献良多。其实，康有为和梁启超，多年来遭清廷通缉，有家不能回，怎能不痛恨清廷？
革命派以民族主义压倒了自由民主，压倒了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启蒙。
怪 不得辛亥革命刚一成功，1912年2月15日，南京政府诸位要人得悉清帝颁布《退位诏》第三天，就爬上紫金山祭奠明太祖朱元璋，祭文中说：清帝“于本月十 二日宣告退位„„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翻帝制，全赖明太祖朱元璋在上天保佑。
大辩论的第二个焦点是立宪与革命之争。
康 有为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一文中说，统计欧洲16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其余十余国，都是通过立宪解决问题，“无有行革 命者”。康有为说，法国搞大革命，**80年，死人数百万。那些搞革命起家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变成皇帝和君主，重新大搞镇压，剥夺民主和自由。中国的 国情是什么呢？“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一旦想通过暴力革命“直入民主之世界”，那就如同台高三丈，没有台阶，而想一步登上 去；河流宽广，不用舟船，而想一跃而过，那必然会掉到台下，堕入河中，导致新的专制。
他说，民主是最终境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分三步走：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
“革 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中国而言，革命是个什么情况呢？康有为说，那就如同李自成打进北京，黄巢攻破长安，刘邦、项羽占据关中一样，“血流成河，死人 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
另外，康有为担心，一旦革命风暴刮起来，中国极有可能陷入四分五裂。1902 年1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释革》一文。他说，日本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变化之大，犹如法 国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但维新之后，天皇在表面上仍然“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立宪体制不是很好吗？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 报》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梁先生当然认为非专制政体最好，但是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开明专制做起。开明专制，指一种温和的专制，即在专制条件下，把关 注民生、照顾全体民众利益作为施政目标。梁启超认为，开明专制是实现君主立宪的预备。当然，和君主立宪相比，开明专制是一种倒退，表明了梁启超内心的犹豫 和矛盾。
值得深思的是，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出，就中国国情来看，实行暴力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康、梁一致认为，以中国国家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贫穷，风俗之保守，如果搞起暴力来，一定是多少年大**。收拾**之人，一定得有极大的本领和权术谋略，这样的人，为了掌控**政局，驾驭各方力量，也不得不实行专制。
梁启超说，如果闹起革命来，社会大众由于“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一人之手”，结果还是专制。
康、梁给革命开出的公式就是：“革命—**—专制”。
康、梁给立宪开出的公式则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如果发动暴力革命，表面上进行时间很短，实际上将倒退回长期专制。在这个过程中，将反复造成大**、大破坏、大牺牲。这是法国模式。
立宪所需时间较长，实际上却是不断进步向上，最终实现民主。没有大**，没有大破坏，也没有大牺牲。这是英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所以，从长程来比较，立宪倒是能够较快地引导中国进入民主体制。
革命派当然不买账，汪精卫、朱执信、章太炎等群起而攻之。
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要把时间耽误在过渡时期？不如进行一次大破坏，一步到位实行民主共和。革命派说，所谓过渡，就是“滞乎中流”，何不一下子登上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
孙中山还用火车打了个比方。他说，比如中国过去没有火车，近来才开始兴建。假如按照立宪派的渐进主张，中国应当先学习建造英美几十年以前的旧东西，然后渐渐更换新的东西，很长时间之后再建造新式火车，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总之，立宪派主张渐进改革，革命派主张暴力革命。当时有没有渐进改革的条件呢？有。连革命派汪精卫都说：“满政府欲立宪”。今天回顾起来，渐进改革无疑损失更小，更符合中国国情。
激辩结果，双方都声称自己获胜。
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慈禧晚年立宪新政该如何评价？历来颇有争议。
长 时间以来，颇有些著作指责立宪新政是个“骗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出版）还说：“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是最腐朽、最保守、最反动 的政治集团。他们敌视任何的进步与改良，拒绝一切可能的革新„„就是这伙专制暴戾的统治者，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也扯起了推行‘新政’的破旗。此 后10年间，‘预备立宪’成了清朝政府欺骗人民，抵制革命的一项重要的反动政策。”
字里行间洋溢大批判激情，但平心静气而论，这种上纲上 线有失公允。慈禧固然作恶多端，她在1901年到1904年实行的“新政”，也没有越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范围，这是事实。但是从1905年开始启动的 宪政步伐，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局，为中国日后改革也提供了可资思考的借鉴，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有人说，这不过是慈禧受到挫折之后的无奈之举。但我们看看世界各国政治史的记载，受到挫折不思悔改，直至晚年硬撑到底的，真不知道有多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学者杨天石说，晚清新政比戊戌变法的突破要大得多，诚哉斯言。
到1905年8月，清朝8位总督中已经有5位上书奏请立宪，这5位总督顺应改革潮流，不怕做出头鸟，诚可嘉许。袁世凯见状，改变了反对立宪的立场，上书要求“考求各国宪法，变通实行”。军机大臣瞿鸿始终对立宪很感兴趣，成了立宪的促进派。
慈禧经过反复考虑，于1905年7月15日发布谕旨，决定派出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标志清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转变极其痛苦，然而又是巨大进步。从此，中国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拉开了序幕。
不幸的是，1905年9月24日，正当北京火车站冠盖纷纭欢声如潮，人们载歌载舞欢送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之际，突有革命党人吴樾引爆自杀式炸弹，施行袭击，死伤十余人，绍英受重伤，载泽受轻伤。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爆炸，反映出革命党人对其他反专制的力量非常不宽容。其实，革命党人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
爆 炸并没有炸退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决心，由戴鸿慈、端方和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组成的新的考察团，于同年12月和1906年1月分两批成行，分别前往 日、美、英、法、德等国，于1906年7月回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回国之后，他们呈递了请求立宪的密 折，并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
慈禧思考了载泽等人的密折，经过7次召见和一系列御前讨论之后，于1906年9月1日 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又说“民智未开”，不能“操切 从事”，需要从“官制入手„„次第更新„„以预备立宪之基础”。这话倒也没有什么错。百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有很多人认为民主的条件不够成熟吗？
用今天的话说，这道上谕确定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
侯 宜杰先生说得中肯：过去慈禧把君主立宪视为大逆不道，残酷镇压，如今的上谕却承认中国政治制度不行，宣布“仿行宪政”。这对一向虚骄守旧的清政府来说，如 果没有诚意和决心，是决然办不到的。虽然这是被迫的，但公开承认这一点，则表明了执政者意识到，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抛弃专制制度，向先 进的民主制度学习。就此而论，这决不是仅仅为了欺骗人民蓄意玩弄的一场骗局。
上谕一颁布，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张灯结彩的庆祝局面，可谓深得人心。9月4日《南方报》称赞这个上谕是“诚古今未有之盛举”。
9月16日《申报》说各界民众“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9月18日《时报》刊载了马相伯的演说词。他说，我中国以四五千年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天昏地暗，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从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是慈禧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也是对戊戌变法的最大突破，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预备立宪的进程千头万绪，艰巨复杂，清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仅举其荦荦大者，以供一览：
一是1905年11月设立考察政治馆，后于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该馆先后负责起草《结社集会律》（政治团体法）、《报律》（新闻法）等重要法律，颁布执行。准许国民政治结社，但对报刊禁忌较多。
二是1905年9月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建议，决定从下一年废除科举，把青少年从四书五经当中解放出来。
三是制定《新刑律》、《新民律》、《民事刑事诉讼法》，用西方大陆法系取代了实行2000年的中华法系，宣布司法独立，不受官员羁绊，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 是下令奉天（辽宁）和直隶（河北、河南、山东一带）试点地方自治，这是预备立宪的重要一环。1909年、1910年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 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各地选举产生议事会的办法，实行民主政 治。辛亥革命前，许多省以下单位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据袁伟时考证，有些省如浙江已经有90%的城镇乡建立了议事会，加上法律和司法体制改革，三权分立 在各地粗具雏形。
五是改革官制，原则是三权分立，议院一时难以成立，先从司法、行政着手，传统的六部被内阁制取代，另设集贤院等安置裁减官员。
六是全面启动宪政教育，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教育章程订立规章，培养相关人才。大量翻译西方宪政书籍，对于立宪派利用媒介大规模宣传和讨论宪政，也大体上听之任之。
七 是消除满汉界限。1907年，清政府下令取消旗人特权，编入民籍。另外，官缺不分满汉，唯才是用，满汉官员晋升使用同一标准；统一满汉的礼制和刑法，满人 不能特殊；准许满汉通婚。清政府已经认识到，各民族平等是实行宪政的一个前提，所以逐渐采取了“化除畛域（界限），共作国民”的系列措施。
这些成绩，不能以“骗局”二字一笔抹杀。
当然，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改革后设立的11个部13位大臣，7人为满族，5人为汉族，1人为蒙古族，满多于汉，不如过去的满汉各半，暴露出统治集团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对此，立宪派感到十分失望，群起反对。1907年2月，又一极其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设立资政院。
日颁布的上谕说：“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任命溥伦、孙家鼎任资政院总裁，待 时机成熟，将资政院改为上下议院，上议院钦选，下议院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10月，清廷要求各地在省会开设咨议局，研究和推进地方自治。
在这些上谕鼓舞下，各地促进立宪和地方自治的民众团体蜂拥而起，蔚为大观，犹如千百小型政党，推动立宪。
自1906年12月至1909年底，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贵州宪政党、湖北宪政筹备会、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等先后成立。
出版报刊书籍，开设学校和讲习所，举办各类活动，起草商法，创办公司，发展工商业，支持各地成立咨议局，督促立宪，推动地方自治，与列强势力周旋并维护所在地国家主权„„这些团体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的中心关注点，还是实现宪政。
仿行宪政的上谕颁布之后，康有为极为兴奋，在1907年3月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1907年10月在东京组织了政闻社。被梁启超称为“谭嗣同式人物”的杨度，于1907年6月在东京组织宪政公会，并在国内各地都建立了分会，声势浩大。
杨度活动能量极大，对宪政的精髓理解颇深。他认为中国立宪的重点是成立国会，只有建立国会，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他发表文章和演讲，说召开国会乃“唯一救国方法”。至于人民开化程度够不够的问题，他认为，当以“中流社会”为标准。
1907年9月25日，杨度派出沈钧儒等代表赴京，把一份有1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都察院，首创和平请愿。
杨度开了头，各省宪政组织纷纷签名上书，派代表到京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各地媒介也发表请愿书的内容，愈煽愈烈，形成全国上书风潮。
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于1908年6月批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下令各省一年内办好此事。杨度则被吸纳到体制内，在这一年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宪政编查馆行走（四品官员）。从这时起，他逐渐改变态度，要求民众“不要过激”。
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起草完毕的《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上奏。
《宪法大纲》确定国家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对君主的权力保留甚多，对议院的权力限制过多。当然，这也比“朕即国家”要进步多了，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对立宪进程作了总体规划，每年该干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有进度，有要求，责任目标都很明确。有了这个清单，就使政府摆脱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变成心中有数。
当天，朝廷批准颁布这几个文件，并且下旨说：“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慈禧还命令各级官员每6个月汇报一次筹备立宪的进展。
日本从发布诏令到召开国会，为期9年。清廷也模仿日本，宣布自1908年起，9年立宪，即过渡期为9年。
正当立宪筹备工作加紧之际，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去世。他留下的遗诏表明了这位年轻皇帝矢志不移追求民主的决心，令人钦佩。他说：立宪为其毕生之志，文武百官要“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
慈禧立即宣布，立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由25岁的摄政王载沣（光绪异母弟）监国。第二天即15日，慈禧奄奄一息，临终前降旨说：国家大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必须请示隆裕太后（光绪皇后）懿旨的，由摄政王面请施行。就在这一天，慈禧去世。
光绪和慈禧年龄相差30多岁，恰好接连两天相继去世，而且是年轻的死在前面，自然引起诸多怀疑。坊间多传说光绪被慈禧害死，但无实据，成为千古疑案。
光绪和慈禧之死，是立宪运动的一个挫折。
没有他们的推动，政府不可能展开立宪步骤。
他 们两人是凝聚政府力量的核心。先说慈禧。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员，多是慈禧提拔，这些人对慈禧深怀感恩图报之心。再加上慈禧老谋深算，阅历丰富，心狠手辣，党 羽众多，诸大臣不敢造次，政令自然容易贯通。再说光绪。他是清末政治改革的代表人物，戊戌政变中惨遭整肃，深得海内外同情，不仅民心在他这一边，那些希望 推动新政的官员也都站在他这一边，而且对他寄予厚望。
在清政府命如悬丝的最后时刻，慈禧和光绪难得地达成一致，共同推动立宪，这是立宪取得进展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两人谢世，无疑使朝廷丧失了轴心，导致人心涣散。
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虽然“生平喜读西书”，与立宪派有共同语言，但他不仅资望欠缺，而且能力平平，性格懦弱，缺乏定见，隆裕太后更是无能之辈。由这样两个人主持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显然负荷过重。
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
载沣掌握大权之后，倒是忠于慈禧及光绪遗旨，对立宪抓得很紧。到1909年10月14日，慈禧和光绪去世近一年之际，全国22个行省除新疆之外，21个省都选出了咨议局即地方议会，这是老大中国几千年来头一回。
不足之处是对选民资格有些限制，把资本及不动产不足5000元的人排除在外等等。这在帝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初期并不鲜见，用不着大惊小怪。毕竟大局承认了议会必须由选举产生，承认了民权，有了这一条，坚冰就打破了。21个省选出63个正副议长，地方著名清议人士及知名人士当选，如著名的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出任江苏咨议局议长。
各 地咨议局诞生之后颇有作为。老百姓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贪官污吏横行，吉林、福建、山东的咨议局都通过了纠举和弹劾本地不法官吏的议案，令官员一百个不高 兴。但咨议局的成立与运作是朝廷支持的，地方官无可奈何。分权制衡的最大受益者是老百姓，大家齐声叫好。广东、浙江、福建、湖北的咨议局先后通过了保护主 权、收回权利、抵制列强的议案，表现了议员的爱国精神。各地咨议局还非常重视本地发展实业，重视改进司法以及改良社会习俗，纷纷在这些方面展开调研，起草 议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咨议局，“所议事件咸能以‘为人民谋幸福’六字为宗旨”。
老大帝国的醒目变化，引起世界瞩目。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参观了山西和陕西两地咨议局之后兴奋异常。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一书，替我们收集了这位可爱的莫理循先生的一封珍贵信件《致瓦•姬乐尔》，有助于我们展开想象。
在 信中，这位英国记者激动地说：“我高度评价在太原府和西安府看到的省咨议局。那里的会开得斯文有礼，大有可为。这是前进中的重要步骤，我曾经希望《泰晤士 报》对此给予鼓励，因为这是各省的创举，从此有机会在公开的会议上发表他们的看法，谈论本省的各种需要。”“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们那样从容不迫地履行 自己的职责，那样有秩序地讨论议题”，“试办省咨议局显然是个成功”。
地方咨议局既然有声有色地活动起来了，下一步自然是地方自治。中国 太大，国家政治与各地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个人缺乏直接关系，也不可能人人参与。大国政治往往呈现出地方政治的特点，地方事务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害，自然吸引 人关注。但自治对中国来说是隔膜了许久的事物，究竟怎样自治才能不脱离国家呢？这在今天也是不少人关心的事情。清政府规定，自治的范围包括：
一、教育。
二、卫生。
三、道路工程。
四、服务业。
五、慈善事业。
六、公益事业，如自来水、公车等。
七、地方财政。
城、镇、乡都设立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事会，主持地区自治事宜。从此，城乡民众得以选举代表，直接管理本地公共事务，与政府官吏形成抗衡，上级委派官吏垄断公共权力的局面开始打破，这是晚清立宪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
四次大请愿
总的来说，清廷的立宪，还是推推动动，这也是各国民主历程的共有规律。为了督促尽快召开国会，尽速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导民众掀起了请愿活动的热潮，向清廷施加压力，其中大规模的请愿有四次。第一次请愿。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断指血书。
1909 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的条约，丧失种种权利，震动国内，士大夫奔走相告，愤叹之声，不绝于耳。社会各界请求迅速组织国会和责任内阁，凝聚民众力量抵御 外辱。1900年10月，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就此事在各地奔走，广获赞同。各地咨议局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地代表会议，商讨请愿事宜。
12月 6日，湖南各界推选代表，决定8日赴沪。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闻讯，异常兴奋（徐特立数年后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师，他的学生中有毛泽东、田汉等著名 人士）。8号这一天，徐特立在学校里谈到时局危机，激动万分，“乃觅刃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表达决心。在上海会议上，湖南 代表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16个省的代表“众咸感泣，益思亟行”。
1910年1月14日，代表到京。16日，列队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之后召开国会。军机大臣接见了请愿代表，奕对代表们说，如今各国都实行宪政，我国断无不行之理。
载沣就此次请愿发布上谕说，现在各省咨议局都已经成立，明年国家资政院也要开幕，这是很大的进展。现在国民程度不整齐，如果仓促行事，反倒会增加不安。“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等9年准备成熟，必定召开国会。第一次请愿未能成功。
第二次请愿。
代 表岂能心甘？立宪派趁热打铁，在京师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徐特立的血书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地广为散发。直隶立宪派人士还把徐特立的故事编成新戏，在 天津同乐舞台由著名演员演出，徐特立由此声名鹊起，成了全国敬仰的立宪英雄。鼓吹国会的宣传画雪片般出现在各地大街小巷，各地咨议局议员纷纷下乡演说激励 民气。
京师所在的直隶地区最卖力，遵化中学仿照英法前例，提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天津商务总会也说，如国会不开，就不交印花税。热心人士还广泛征集请开国会的签名，直隶地区签名的有2.5万多人。
海外也闻风而动。梁启超的政闻社与国内请愿活动密切联系，出谋划策，帮助立宪派报纸撰写文章。美国、澳大利亚的华侨纷纷选派代表回国参加请愿活动。汉口企业家带头资助请愿代表，希望代表“百折不回”。
据一项统计说，立宪派在全国共征集了30万人签名，请求速开国会。1910年4月，在火爆的气氛中，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成立。
月16日，请愿代表前往都察院，递交各省及海外的10份请愿书。请愿书针对上次请愿遭到拒绝的理由，加以批驳，并且说，筹备事宜用1年就够了，为什么要浪 费8年时间？东三省的请愿书说，东北在俄、日等列强侵夺之下，利权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思变，实在等不了9年了。
载沣听到各地抗捐抗税的呼声，吓得要命。他说，由此可见人民资格不齐，如果提前召开国会，足增烦扰，他坚持要筹备9年，但他也反对顽固派要求镇压请愿活动的建议，说这样做会堵塞民众的希望。
27日，载沣签署的诏书颁布天下。诏书说，朝廷希望早日立宪，但“以我国幅员之广，近今财政之艰，屡值地方偏灾，兼虞匪徒滋事，皆与宪政前途不无阻碍”。诏书还说，资政院即将开院，可以培植议院的基础，民众应耐心等待，不要再请愿了。二次请愿还是被拒绝了。
第三次请愿。
两次请愿虽失败，但代表们还是拒绝了暴力的选择，立宪派希望以和平方式，创造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和平民主之路。请愿代表团电告全国：“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总代表孙洪伊更表示：“国会一日不解决，则一日不再回乡。”
在日本的梁启超精神勃发，连续撰写《国会期限问题》、《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一系列文章，批驳拒开国会的上谕。
此时又传出俄国将吞并蒙古、日本将吞并朝鲜的消息，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公愤。
10月7日，学生牛广生等17人面见请愿代表，表示愿意死在代表面前，为代表饯行。正在代表苦苦劝说之际，牛广生手持利刃从左腿上割下一块肉，另一学生赵振清割下右臂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涂抹血迹，各代表潸然泪下，表态请愿到底。
10月9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递交了请愿书。15日，军机大臣奕接见代表。22日，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的议案。与此同时，立宪派在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福建、四川、贵州、湖北、奉天等地先后组织了群众大游行，要求召开国会。
在 举国一致的浩大声势中，清朝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即多数地方的都督、巡抚等大员也联合起来，不顾军机大臣的威胁，上书朝廷，请求早日召开国会。他们 是：东三省总督锡良、鄂督瑞、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 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
他们的联名奏折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这些官员对立宪的要义理解得非常透彻，不亚于孟德斯鸠。他们的奏折说：
没有责任内阁和国会，“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措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阁、会均有逾辙之害。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
“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均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光绪）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持之不决乎？”
这篇奏折立刻被报刊转载，时人称之为“中国立宪史第一宏文”。
面对种种压力，载沣召开多次会议之后，颁发上谕，决定立即起草宪法、议院法、国会议员选举法，确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提前了3年。这是三次大请愿取得的成果。
第四次请愿。
张謇对于提前3年的结果非常满意。但东三省不满意，因为那里情形危迫，还要求再提前。1910年12月21日，东北请愿代表团来京，向资政院递交了请愿书。
载沣见状大怒，他说：“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
此际，东北学生已经前往天津串联，发起组织了全国学界同志会，推举温世霖为会长。情绪激烈的学生代表断指明誓，倡议罢课以促进国会早日召开，北洋法政学堂学生李大钊就是学生代表之一。
12月20日，天津学生游行请愿，要求速开国会，遭军警驱散。并且天津当局将温世霖逮捕，发配新疆。保定、四川、湖北学生闻讯相继罢课支持天津学生，但都被当地顽固派镇压下去。第四次请愿失败。
四次请愿虽然大多受挫，但掀起宪政风潮，是一大贡献。在请愿运动推动下，又一批宪政团体如汉口宪政同志会、八旗宪政研究会、八旗宪政会、八旗期成公民会等先后成立。
温世霖发配之后，直隶各界集资白银1000两送给温世霖，供其沿途使用，北京学生也捐助银两给他。温世霖途经河南、陕西，均被视为上宾，受到盛大欢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宪政思想的普及程度。
资政院：首次制约中央政府
诞生于1910年9月23日的资政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国会的雏形。
资政院不是正式国会，它是原定9年立宪预备期内一个过渡性立法机构。也就是说，它是未来国会的一个预演。
可爱又可敬的是，资政院一成立，就以国会自命，上演了多场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认真演习了一番权力制约，启示良多。
议员由官选（在各部委官员中选举，最后钦定）100人、民选（各地选举）100人组成。因新疆咨议局尚未成立，两名地方议员未选，为了人数相等，官选也减少两名，实际各98名。
资政院有什么权力呢？它有讨论和批准预算、结算、税收和公债的职权，由此可以监督政府。另外，一切新法律不经资政院表决不能成为法律；法律颁布之后不经资政院议决也不能修改，它有立法权。
资政院与军机处（政府）是平等的，没有隶属关系。资政院有问责权，有弹劾权，有审核各地督抚（督都与巡抚）与当地咨议局互持异议的权力，有核办各地督抚违背法律的权力。因此，它不是橡皮图章，不是聋子的耳朵，也不是专营拍马的虚设机构。
资政院有开会和休会制度，每年农历九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开会，议事未完，延长一个月，临时会议不得超过一个月，其他时间休会。议员到会人数超过2/3才能开会。议员表决过半数可以通过议案。资政院自行提案，需要30个议员以上提议方可，否则不能作为议案。
一 般立宪国家的内阁对议会负责，当内阁与议会冲突时，不是解散议会，就是内阁辞职。但资政院与军机处冲突时，只能分别上奏，“恭候圣裁”，把君主摆在最高负 责人地位，这是不符合立宪原则的。再有，立宪国家的议院实行两院制，个别一院制的国家，仅有民选议员，而无钦选议员，而资政院是混合起来的一院制，这都是 中国的不足。
到了9月23日，资政院正式宣告成立时，皇室贵胄溥伦任总裁，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任副总裁。清廷原以为溥伦既是皇室，一定偏向军机处，其实不然，溥伦的心往往在民选议员这一边，载沣及军机处对此颇为头疼。
资政院于1910年10月开张的第一届会议通过3个重大议案，就惹得载沣以及军机处极为不满。一个是速开国会案，要求尽快设立上下议院，不能再拖到1913年。
再 一个是弹劾军机处案。起因是湖南巡抚发行公债，不交当地咨议局审议，直接上报中央度支部（财政部）获得批准。资政院认为这样做是侵夺权限，要求将公债事宜 重新交还湖南咨议局审核。但是载沣却下旨说，既然度支部批准就算了，军机处也在这个谕旨上副署同意。资政院认为军机处“以命令变更法律”。
接 着，会议期间又发生广西、云南两地财政、教育问题的处理纠纷，载沣和军机处仍然把一干事项交给行政官员处理，将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撂在一边。议员大怒，一 位黎姓议员在会上说：“我们与军机大臣势不两立！”弹劾军机处的议案就此通过。载沣及军机处所作所为，激起全国愤怒。“国中舆论哗然，咸以朝廷此旨，全反 乎立宪之原则。”各地咨议局及新闻媒介一边倒支持资政院，弄得载沣及军机处十分被动。
第三个是赦免国事犯案。资政院既要求赦免康有为、梁 启超等人，也要求赦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总之是赦免戊戌变法以来所有政治犯。然而，把握不住时局的载沣，在顽固势力阻挠以及刚下台的袁世凯暗中运动 之下，不仅不批准赦免革命党，连康、梁也不能赦免，错过了实现妥协的历史时机。
至于其他议案，如政府1911年预算案，议员详细审核，迫使政府将预算额度从37635两减少了7790两，算是一个成功。
还有，修订结社集会律、新刑律、著作权律、昭雪戊戌六君子冤案、黑龙江移民案、地方学务章程及收回开平矿产、浙江铁路公司依照商律办理案、四川铁路公司亏损案等等，都是应兴应革的大事，资政院没有吃白饭。
最大的意义在于，一个真正发挥牵制作用的国会雏形诞生了。正与春秋时期子产支持舆论监督一样，这都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稀有的光亮。
自杀式爆炸：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
虽然混乱，但有生机。
在 中国历史上，西晋八王之乱一类毫无理性的内斗太多太多，杀人如麻，血流漂杵，都是争权夺利，没有制度创新。晚清立宪，则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横向和纵向分权制 衡的制度化新路，就其内涵的深刻性来说，实不亚于一场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号称革命的运动不少，如汤武革命、太平天国革命等等，但从制度变革的角度考 察，能够和晚清立宪运动相比的还真不多。如果能够沿着宪政这一方向走下去，则我中华幸甚幸甚。
但是，万分遗憾的是，懦弱的载沣没有抓住天赐中华的良机。1910年到1911年，是清朝生命途程至为重要的关口，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新路已开，民心期盼，是生存还是毁灭？全看瞬间的抉择。
犹 豫不决的载沣和守旧的决策层，在这万分关键的时刻，下了两着错棋，导致满盘皆输。这就是设立皇族内阁和宣布铁路国有。这两大政策出台，无疑是维护既得利 益，舍不得撒手。对于清朝皇室来说，悲剧在于，这一点既得利益，维护了仅仅几个月，就因为丧失人心，点燃了家门口的导火索，从而导致全员覆灭。孰轻孰重 呢？可惜载沣等人完全衡量不出来，等到大局骤变，再改口宣布放弃皇族内阁，为时已晚矣。
先看皇族内阁。1911年，俄军进驻满洲里威吓清政府，英国派兵入侵云南，局势十分严重。4月27日，黄兴亲率同盟会成员在广州举行了黄花岗起义，震动南疆。
在这种局势下，立宪派力主早日组成责任内阁，绝不能拖下去了。连身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召开大会，致电国内说：“促开国会，立责任内阁，切筹善后，以救危亡。”
1911年1月17日，清廷批准了立宪筹备方案，顺序是：1911年设立内阁，1912年颁布宪法，1913年开设议院。1911年5月18日，内阁成立。总理大臣奕（皇族），协理大臣那桐（满族）、徐世昌（汉族），这3人都是军机处老臣。以下10 个部大臣中，7个满族人（6个皇族），3个汉族人。
这样，内阁总计13名成员，9个满人，4个汉人。9个满人中，皇族又占7个，所以当时称之为皇族内阁。
这个组阁办法，完全违背了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
1911 年5月25日《申报》刊出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谈话，他说：“揆之（比较）立宪国皇族不当责任之例，实不相符。”“真正之改革尚须俟诸（等待）今后”。英 国《泰晤士报》说得一针见血：“此新内阁不过为旧日军机处之化名耳。彼辅弼（辅助）摄政王者，咸注意于满汉界限，而欲使满人操政界之优权，此诚愚不可及之 思想。”
1911年5月18日《时报》报道说：内阁名单公布之后，“一般稍有知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
5月10日《申报》说：“人民之怨于国家者当益烈”，“恐内阁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
月13日，全国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京开会，有议员发言说：“若不以推倒现内阁为先决问题，则其余皆无讨论之价值。”这个意见获一致表决通过。过了二十几 天，议员们让了一步，6月6日向都察院递奏折时，改为“皇族不宜充当内阁总理”，只要求总理一个人不是皇族，部长另行商议，够客气的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距离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只差120多天，大清朝廷的生命延续，已进入读秒阶段。
但内阁开会讨论时，以奕为首的顽固派和短视眼，不但不考虑一下清朝统治者的整体命运，做一点迁就和让步，反而给立宪派议员扣上了“违背立宪精神”的帽子，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可笑复可悲。他们说，议员不能干涉君主的用人权。
如果君主都保不住了，又该怎样呢？
隆裕太后也跟着说，联合会的请求，“决不可允”。
议员们随即写出向全国人民报告书，痛斥朝廷，指出现内阁推行的政策是亡国政策，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全国报刊群起响应，一边倒支持议员，纷纷刊登报告书，揭露朝廷横行不法。
立宪派对朝廷失望了，只好分道扬镳，进一步诉诸社会力量。在此前后，一大批政党组建成立，如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等。黄炎培、马叙伦、黄远庸、谭彦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活跃人物。
载沣、奕等人为了眼前利益，倒行逆施，丧失人心，丧失了历史机遇，大大增加了造反者的力量。
再看铁路国有。
早在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3省民众就把粤汉铁路修筑权从美国人手中赎回。光绪发出上谕：“铁路准归商办”，不准借外资。同时决定，川汉铁路的成都至宜昌段，由四川承建。
1908 年，张之洞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认为民众无力修建，非借外资不可。1909年6月，他与汇丰银行等签订借款意向合同。10月，张之洞去世，由邮传 部接办。同月，湖北咨议局成立，通过拒借外债的议案，上书邮传部，要求民间商办。当时担任邮传部尚书（部长）的徐世昌，在1910年3月批准湖北设立商办 铁路公司，集资自办。
湖南咨议局决议说：“铁道借款，湘人决不承认”，并说湖南境内铁路完全可以自办，民众纷纷集股。5月，议员写血书呈递徐世昌，徐世昌体察民意，命令嘉奖湖南铁路公司。
1911年3月，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向美、英、法、德、俄、日借款。各国提出条件，要求将粤汉、川汉两铁路收归国有，然后签字。
这 时，新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力主铁路收归国有，然后借外资修筑。盛宣怀过去是民办企业的高手明星，现在当了部长，屁股完全坐到官办一边。他不管先前光绪和 最近邮传部几次明文决定，也不管几个省的商人及民众先期投下多少资金，更不管各省议员写了多少血书，反正就是一句话，收归国有，谁不听收拾谁。朝廷在5月 9日下了一道上谕，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以前批准的民办，“一律取消”。至于政府为什么说话不算话？不管，不但如此，还来个彻底不讲理：“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清廷犯了时空错误，当下已经立宪多年，早不是雍正康熙金口玉言的时代了。矛盾一下子激化，各地保路运动兴起。
湖南民众上街示威，清廷竟命令湖南巡抚，找出头头，“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
湖北各界人士对铁路收归国有的问题认识不一致，动静不大。
广东齐声抗议，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军队镇压，保路领袖逃到香港。
四川最为激烈。各界人士痛斥盛宣怀“既夺我路，又夺我款”，6月，成立保路同志会，张澜为活跃人物。8月24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家中齐刷刷供奉光绪牌位，两边挂上条幅：“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焚香膜拜，有人给光绪穿上孝服，情绪万分紧张。
刚 刚到任的总督赵尔丰见事不祥，上奏要求将借款问题交资政院议决，以缓解矛盾。清廷却命令严厉镇压，赵尔丰逮捕保路领袖蒲殿俊等人，成都民众手捧光绪牌位，涌向总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2人。同盟会和哥老会当即率领四川各地民众起义，大批同志军和民众向成都进发，革命风暴来了，清廷急忙命令端方带湖北 新兵入川。
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部分官兵，利用保路运动的风潮和部分湖北新军入川的机会，发动武昌起义，革命派和立宪派联合起来在省咨议局成立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清朝统治的丧钟敲响了。
《十九信条》何不早出
当 初，清军仅以区区几万骑兵，横扫偌大中国，锐不可当。老大明朝，虽拥有多得多的军队，亦无可奈何，何故？明朝晚期已经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心涣散，军 心涣散，难以凝聚，遂望风披靡，兵败如山倒。到1911年，清朝又重演这一幕。武昌新军起义，仅区区2000人，就老大中国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 而，就是这2000人开了第一枪，整个清朝哗啦啦大厦倾倒，当初横扫中国的威风哪里去了？相信读者看了上面的故事，已经有了答案。
武昌起义之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四川等14省区宣布独立，大半个中国脱离清朝统治。
各省独立过程中，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零星战斗，各地督抚及清军将领，大都配合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要求，交出了政权。
载 沣等人后悔了。1911年10月30日，他颁布了“罪己诏”。“罪己诏”承认，他执政3年以来，“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侵犯）宪 章，路事（铁路事）蒙于佥壬（下属花言巧语），则动违舆论”，“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沸腾，人心动摇”，“此皆朕一 人之咎也”。“此特布告天下，势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罢 除。”这种承认错误的态度，应该给予肯定。
接着发出的上谕说，立即组织新的内阁，不再以皇亲国戚充当国务大臣。
为了挽救危局，载沣下旨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赵尔丰交内阁议处，释放蒲殿俊。接着批准奕、那桐、徐世昌和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辞职，这些贵族也不再恋战了。蒲殿俊刚一释放立即翻身，成了四川新政府的都督。11月1日，载沣授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命其进京组织内阁。其实载沣恨透了袁世凯出卖光绪，但到此际也没办法了。另外，下令释放发配新疆的学生领袖温世霖。
此际，资政院正在举行第二届会议。在2日的会议上，资政院研究了新宪法的纲领，即重大信条十九条，获一致通过。当天，朝廷批准，立刻将信条宣示天下，同时确定在26日宣誓太庙，以示隆重。
《十九信条》是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内容如下：
第一条
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
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
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有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第八条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
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
陆海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
第十一条
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
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
第十三条
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
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又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第十六条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
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
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
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细察《十九信条》，皇帝已无实权，徒留虚名，一切权力归国会。显然，这个信条仿照英国式议院政治，虚君共和。早先仿照日本的民主程度较低的宪法草案，已然废除。
有日本评论家评论说，“宪法信条则全然颠覆其国体，将树立极端民主主义，殆世界宪法史上稀有之英断也”，“直当渭之民主国也”。
5日，载沣批准资政院奏折，迅速制定议院法、选举法，一旦议员选定，即召开国会。准许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为政党，公开活动。6日，释放因刺杀载沣入狱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表明对革命党的让步。
但是，这一切都晚了。
学者侯宜杰说，《十九信条》如果在一年前宣布，哪怕是半年前宣布，也会得到立宪派的同声欢呼，现在为时已晚。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王朝灭亡。然而，中国首次宪政始末，仍然能够给我们留下多方面思考空间。
第二篇：宪政中国初论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计划
一个世纪以前，梁启超先生曾饱含深情地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中指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哲人已逝，但他的话语却跨越了时空。“宪政中国”在语汇上便是对“少年中国”的借鉴。不仅如此，我们还试图套用他的话提出，今日中国之前途与命运，主要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宪政建设；宪政建设欣欣向荣则中国欣欣向荣，宪政建设生生不息则中国生生不息，宪政建设推进顺利则中国发展顺利，宪政建设成效显著则中国发展成效显著。在中国加入了WTO之后，在各种各样的依法治国方案层出不穷之时，在宪法意识缺乏仍然是中国理论界（当然包括法学界）最普遍、最严重的“集体缺钙症”[1]之情况下，强调“宪政中国”而不是“法治中国”，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能否套用梁启超先生的论断浓墨重彩“宪政中国”？而且，为什么恰恰是“宪政中国”，而不是别的“××中国”？在我们看来，套用是完全可以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个：第一，从纯学术探究的角度来说，“宪政中国”比“法治中国”、“民主中国”、“民主宪政中国”等更具优越性；第二，从中国的演进历史来看，“宪政中国”是当代中国国家发展[2]的内在逻辑；第三，“宪政中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第四，放眼世界，“宪政中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并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必由之路。对这四个理由，我们将分别撰文论述，本文即是对第一个理由的发挥。至于“宪政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在既有条件下如何建设“宪政中国”等等，在我们的研究中，那是在把“宪政中国”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能性阐述清楚之后的事情。
二、“宪政中国”的导出
历史发展到20世纪后期，经过十年内乱折磨的中国再次擦亮了自己的眼睛。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揭开了新的序幕，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因此获得了新的色调。对此，我们只要简单梳理有关线索即可了然于心。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该公报还特别提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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