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
浅析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
——对其中涉华“国际安全”的探讨
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有哪些？中国政府在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明确界定了中国核心利益的范围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观念，并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并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①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②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③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④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⑤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下面，作者就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涉华“国际安全”的具体内涵，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并根据当前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环境变化的现状，试尝浅析中国国际安全的一些具体内容：
一、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核心利益。这不但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更是新世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本范畴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目前围绕中国钓鱼岛主权和中日海洋油气开发争纷为中心的中国在东海主权问题;（2）以南沙群岛被周边国家非法实际占据岛礁为标志的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3）以反“台独”为基本方向的台湾问题;（4）打击西北边疆地区个别少数民族宗教极端势力分裂国家行径为主战场的“疆独”问题;（5）反对以宗教领袖和和平主义者面貌在国际舞台上粉墨登场，来自原前藏地区的**喇嘛推行“大藏区自治”为名由，实质上的“藏独”问题。此外，尚存在于中国某些边疆地区，目前尚非十分突出的其他隐性民族分离趋势的隐患。
二、中国的国际地区利益。这首先要求今天的中国人具备全球视野，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重新看待今天的世界，也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在21世纪的国际诉求。中国的国际地区利益应主要包括：（1）以朝核和钓鱼岛主权两个热点为战略枢纽，中国在东北亚的地区利益；（2）以南中国海，主要是南沙群岛的岛礁主权为突出显影，伴随华人华裔的所在国的社会文化权益的保护和恢复，中国在东南亚的地区利益；（3）位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西南部，以瓜达尔港为起点的中巴油气管道及铁路项目和位于缅甸联邦西部，以实兑港为起点的中缅油气管道及铁路项目，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第二大洋某些重要地理战略节点作为“重大关注”，中国在印度洋的地区利益；（4）在原苏联中亚五个“斯坦”范围内，以油气能源为核心，通过建设“新欧亚丝绸之路”作为基础载体，中国在中亚的地区利益。此外，还应包括，以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为基本内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地区利益；在以玻利瓦尔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拉美和加勒比海一系列国家的战略预置与能源开发，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地区利益；以铁矿、铜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资源开发为主，中国在澳洲大陆及南美的地区利益。还有，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巴以冲突为核心难分难解的中东问题……
其实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更深沉的问题却是，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框架下展开？这对全球每一个大国的领袖来说，都是至关重大而又难以未卜先知的决定性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关注：
（1）建立可靠的盟国关系和以华为中心的多边国际组织。为保障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调整同周边国家、同地区大国、同全球性其他结构性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建立有效的国防战略缓冲区和友好并有真实效果的国际支持支撑力量。
（2）保障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重要战略资源，包括原油、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商品”物流正常输送的国际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3）提高中国在现行国际金融组织，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G）中的投票权比重，籍此逐步参予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增强中国在参预和影响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游戏规则”的引导、制定、组织、诠释等方面的地位。
（4）增大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海牙国际法庭（ICJ）、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宣示东方的价值理念，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改变中国和中国人在世人心目中的传统印象，确立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新形象，通过多边合作，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主动促进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发挥更为重大的积极影响。
（5）改进中国在联合国（UN）现体制框架内的作用形式。使联合国的改革向着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必然方向发展，更加积极地参予全球性、地区性国际事务，传播中国理念，阐释人们对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疑惑，在构建国际政治关系新框架的进程中，切实引导全球关系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有效的作用。
这样，通过全球基本关系框架、国际性地区利益和中国周边国家安全三个层次，建立起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国际安全”的基本战略结构。这只是作者的一点初步的肤浅认识，对于其中的许多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第二篇：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用71字总结“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提到非传统安全时，习近平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钊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11种”安全等概念，都是第一次系统地被提出。其中透露出的信号是：统揽和协调将成为国安委的运作特点。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的安全包括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五个大方面。
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 打造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
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4月9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文，解读国安委的由来和使命。文章指出，国安委成立，使我国拥有了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能够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学化。
“国安委的成立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国内的安全，更多的是着眼于大国的周边，旨在打开一条新的通道。”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尧认为，国安委成立后，在对外战略中，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中国可能显得更为积极主动，提供更多国际公共安全产品，树立一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形象。“设立这么一个常设机构后，未来中国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效率和能力都会有所提高，反应速度也会加快。”他还指出，国安委成立后，中国有可能在周边地区设立一个地区国际安全体制，对控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非常有益。“在内政方面，国安委也更加符合一个政府高效运转的需要。”马尧说。
国安委与网信小组职能交叉
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马尧称，在当下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单靠外交部或者军队都无能为力，多样的安全威胁必须用多样的手段应对；而多样的手段需要一个领导机制从中进行统筹协调，提高效率、明确责任，“复杂的安全形势逼着我们不得不采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形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国安委的职能不是具体的办事机构，而是在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方面，做顶层的战略设计和统筹指挥。“国安委解决任何问题，绝不会从单方面来考虑问题，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钊指出，“11种安全”中包含了“信息安全”，在这方面，国安委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职能有所交叉。他认为，两个小组都由习近平任组长，但各自侧重不同，“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内涵，涉及别的领域，包括广播电影电视等信息传播渠道的管理，还有个人隐私信息和商业利益等。国安委可能更多负责涉及对外、国际环境的信息安全问题。”
推动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这一宏大工程，涉及多方利益，尤其需要坚强的国家意志强力推进。”《学习时报》上述文章指出，从现实看，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赋予统筹两大建设、推进融合发展的职能，军民融合中各自为政、管理分散、职能重叠的问题十分突出，重大问题都是一事一议一定，一些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乏有力协调和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了总体制度设计。落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扎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长期的系统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国家最高安全层面上统筹协调。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确立了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顶层机构，有益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益于消除军地分割、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第三篇：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保证国家安全，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改革观、发展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总书记审时度势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适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安全观将会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构筑更为坚固的安全屏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性特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以往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与深化，所涉及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宽广，而提出此观念的背景因素比历史任何时期都要复杂。纵观最近的国际国内环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既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又顺应了民意诉求，对于统筹中国发展，应对国内外安全挑战十分重要。
从国际看，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演进，新一轮技术革命声势浩大，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的同时，也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浪潮。美国调整“重返亚太”，触发亚太国家关系的再调整；美欧日力推四大经贸新协议试图摆脱WTO另搞一套，目的是抑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展，打造更加有利于延续西方主导地位的世界经贸格局。
虽然和平、发展与合作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政治局势的基本态势。
中国的周边热点持续发酵，不稳定因素增加。“朝核危机”使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半岛形势牵动各方神经；中国在钓鱼岛受到日本的挑衅，并引发钓鱼岛危机，美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有利于日本甚至“介入”的立场，以“防卫”钓鱼岛及遏制中国；在南海，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领土上的纷争日趋激烈，美日印相继插手南海问题图谋使争端国际化、复杂化。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比较严峻。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官员腐败、法治欠彰、分配不公等问题，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当前，这些问题和矛盾进入敏感期、突发期、多发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再加上国内台独、藏独、疆独分子以及邪教势力趁机煽动闹事，尤其是新疆恐怖主义分子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维护政治安全的压力相当大。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使得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更趋复杂，挑战来自“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来自内部和外部等多个方面，经济运行中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凸显。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复杂影响。
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发酵，使中国国内外面临的安全问题相较以往更具综合性、复杂性及敏感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必须以全新的理念认识国家安全，以全局的视角定位国家安全，以整体的思路规划国家安全。于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体性思维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当代国家安全包括10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一般来说，小国、弱国总是把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为首要的基本的目标，而大国、强国则往往追求更大、更多的安全利益。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诸如环保问题、恐怖主义、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一些新的安全问题的出现，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有关学者和理论家们在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安全观，其中最早出现的有“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三种，后来人们又开始用“非传统安全观”来概括这些不同的安全观。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都是从某些方面认识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而形成的不同安全观，而不是全方位的安全观。例如，在日本兴起的“综合安全观”，主要是强调利用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之外的经济力量、技术创新来保障它的安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和平宪法限制了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发展。因此，这种综合安全观便有了明显的局限性。
与此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充分认识到这些不同安全理念的局限性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其缺陷而汲取其优点的新型非传统安全观，是把现实中存在的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整体安全观。它把分散的国家安全认识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新观念。
习近平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过去提出的“综合安全观”的升级，在集纳国民、政治、经济、军事等安全问题的同时还特别突出国际安全问题，统筹了国内外两个安全大局，协调了中央、地方、外交、军事乃至宣传方面的力量。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它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虽然各有侧重点，但都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联，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
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提五要素，即以国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把国民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大亮点，它体现了国民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性、目的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看，这在事实上确定了一种以国民安全为宗旨、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民本国家安全观”。由于只有国民安全才是一切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那么无论是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还是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相对于国民安全来说，都不具有宗旨性和目的性地位，都不过是实现国民安全这一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的不同措施和不同手段。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政治安全是根本。政治安全一般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国家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相对稳定，能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并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黄金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具体来看，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增多，国家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国家政治安全问题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是空谈，相反，也只有在政治安全良好的状态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才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内向性。
经济安全是基础。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的内容更为丰富，重点也发生明显变化。当今时代的国家安全已不局限于国防安全，还包括经济、信息、生态、能源等多方面的安全。而经济安全不仅是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它的基础与核心，没有经济安全，便没有政治、科技、军事、社会等的安全。我国经济安全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潜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如我国对西方发达市场体系形成不对称依赖，不断加深了我国自然资源、市场、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庞大国际热钱无序流动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国际贸易摩擦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影响，跨国并购和金融风险等不断挑战我国的经济安全。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增加并不表示我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削弱，相反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逐步强大,才产生了许多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逐步解决。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多边共赢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都将是一个处于上升轨迹中的国家。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摩擦和争议不断出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击是出现摩擦的原因之一。这一冲击既有物质层面，也有心理层面。从物质层面说，中国崛起首先意味着东亚地区国家的实力发生重大变化，与实力对比变化相伴而来的是国家间相对地位的变化，比如中日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快速上升，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主导国的地位正逐渐被中国取代。另外，面对中国的崛起，某些大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加强，并通过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和矛盾加大中国的安全风险。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中越南海争端等都可以看到大国的影子。这就导致我们在国际关系层面上遇到的很多挑战，一方面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包括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但是老百姓感觉到的却是中国似乎面临安全困境，尽管我们一再表明自己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但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利益相关者，种种论调不绝于耳。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一些周边国家试图推动区域内大国或引进区域外大国来平衡力量或制衡中国。如果不调整外交政策，我国就容易被孤立，因此需要给一些国家安全保证，以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恐惧。
总书记指出，中国要：“既重视中国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习总书记提出“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很强的国际包容性，强调命运共同、和谐共处。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互相谅解、相互提供支持，在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所有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关系。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安全的本质就是国家安全必须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建立和谐世界是实现各国共同安全的必要保障。
从功能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谋求互利共赢的共同安全。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它有助于把相关国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它们在面临经济危机、外部安全压力、全球或地区层面的共同威胁与挑战等问题时，能够提供更可靠和更有效的相互支持。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和帮助，在平时也能在国际层面相互提供物质和道义的支持，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每一个成员的积极作用。通过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把我们长期执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推向更高水平。
从目标上看，命运共同体与本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高度契合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积极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本身说明了中国试图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说明了中国对地区与国际事务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取得成效，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要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共同推进。
从途径和手段上看，中国国家总体安全观强调以合作促安全，首先通过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建设比较深入和完善的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渐建设安全共同体，然后才是包含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成熟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不会自动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导致十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多次质的提升过程，这需要相关各国政府共同努力推进。
第四篇：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军事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中国的军事安全问题
摘要：2014年4月15日，国家主席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其中，结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现实状况提出了注重军事安全问题，军事安全是作为传统国家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聚焦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现今国家的发展中不容忽视，本文就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环境浅谈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军事安全问题及解读国家应对的策略。关键字：总体国家安全 军事安全
引言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构建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战略、开展国家安全工作、完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准确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有助于为构建国家安全战略，完善国家安全机制，强化家安全法治建设提出建设性意见。符合当今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判断了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既包括了传统的国家安全也包含了非传统的国家安全内容，其科学内涵可概括为主要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个方面，其中军事安全作是国家安全强有力的保障。
1.传统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下的军事安全
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安全是保障国家不受外部军事入侵和战争威胁的能力和状况。自国家形成之日起,军事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和关注焦点。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在相当长时期内,一谈起国家安全,首先是军事问题,其次是外交问题。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的小约瑟夫·奈曾说，忽视武力的作用和安全的重要,就如同忽视氧气。在正常情况下,氧气大量存在,我们丝毫不加注意。但是一旦情况改变,我们得不到氧气时,我们找不到任何其他替代物。这形象地说明了军事安全的作用。军事安全的意义远远超出军事领域本身,它覆盖到整个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需要军事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
中国历朝历代的兴亡乃至世界上诸多国家的斗争无不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居安忘战、马放南山，就难以避免战争的灾祸。回顾近代百年历史，全世界几乎所有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
[2]
[1]都侵略过我国，使中华民族惨遭杀戮、备受欺凌，饱尝了“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苦难。这与当时腐败的旧政府安于享乐，军备废弛而至国防力量薄弱，军事安全无从谈起关系重大，经不起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打击。近代的中国历史深刻告诫国人，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为人民战斗的军队，国家任何领域的安全都没有保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就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更是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迅速发展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但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与挑战也日愈加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越来越密切，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如边界矛盾冲突加剧，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美国重返亚太在军事上围堵中国，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领海、岛屿存在争端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安全的威胁和地区军事挑战；同时国际上恐怖主义泛滥，国际暴力活动猎厥；西方大国霸权主义依然存在。
2.中国当今面临的军事安全问题
2.1国家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幅员广大有着世界第三的国土面积，陆地与14个国家接壤，同时与8个国家隔海相望，是世界上邻国最多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在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下，中国周边地区热点问题多发，矛盾错综复杂，一些威胁我国和平安宁的不确定因素逐步凸显，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难度不断增大，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海争端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在东海问题上，中日存在钓鱼岛及附属岛崎争端，自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来，中日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的状态。中日钓鱼岛问题致使中日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给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极大风险。在南海问题上，越南为代表的国家采取种种手段挑畔中国领土主权，一方面加强对我南沙群岛的非法占有，另一方面加强对我南沙海域油气能源的开采，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在西南部，长期存在着中印边界的争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同时，2011年美国在夏威夷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美政府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撤出,同时寻求外交政策新亮点，美国政府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利用中国周边个别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来加固美国的战略地位。美国战略东移，重返亚太搅局南海，也加剧了南海地区的不稳定行。
在东南亚，热点问题持续发酵，越南斥巨资大肆向俄罗斯购买猎豹级护卫舰、基洛级
[4]
[3]潜艇以及T-90坦克的扩军举动妄图保持非法占有中国的岛屿，以武力抗衡中国；泰国自2013年以来陷入动荡，反对党迫使英拉政府跨台，并多次发起反政府等示威游行活动，至今仍未能恢复稳定，同时在缅甸北部爆发的政府军与少数民族武装的斗争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同时对于我国边境地区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在南亚，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一度恶化，宗教冲突加剧，恐怖袭击多发，部落武装活动频繁，严重威胁着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处于南亚地区的阿富汗也不安宁，＂基地＂组织活动猎厥，内部势力之间矛盾重重，给该国国家安全带来严峻的考验。巴基斯坦、阿富汗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邻国，其安全形势直接关系着我国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从中亚局势来看，总体处于稳定状态，但由于该地区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决定，该地区经济不发达，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宗教纷争、资源争夺等矛盾，使中亚地区的局势十分不确定。一旦出现剧烈冲突和动荡，就会给我国的西部边疆带来不稳定。在北边，俄罗斯处于不断发展的势头，总体实力不断强大，暗中与美国进行着综合国力的较量。这种经济上的较量潜在地触发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一旦两个国家引起军事冲突，将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重大的灾难。
而在东北亚，朝鲜半岛危机不断，朝鲜核试验不断，2016年3月更是宣布成功试爆第一枚氢弹，为朝鲜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雪上加霜；加之朝韩之间不断爆发的冲突，从新安号事件到延坪岛炮击，更使紧张的局势剑拔驾张；同时，2016年7月8日，美韩两国防务部门联合发表声明，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反导弹系统，一时间在韩国本土和国际社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将严重侵犯中俄的战略安全利益，此举遭到中俄朝的强烈抗议同时其国内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萨德”反导系统的何去何从深刻地影响着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密切关系着中国国家安全。周边国家散布关于中国的不利的舆论也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和平与安全。日本方面，日本自卫队在2016年3月在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正式设立一座“沿岸监视部队”基地，标志着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的新步骤。它位于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南大约150公里。这支“沿岸监视部队”人数大约160人，配备雷达，旨在24小时监控船只和航空器的活动，主要目标直指中国，日本政府缺乏与中国的对话努力，采取偏重军事的策略，只能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同时3月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的国会众、参两院不顾在野党和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强行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同年9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新安保法，新安保法的核心是放弃“专守防卫”，解禁集体自卫权，在最大解释空间下，实质上使日本获得了主动参战和海外联合作战的选项。新安保法的颁布实质上已经架空了和平宪法对日本的限制，而这距离其终极目标修订《日本国宪法》又近了一步。日本在和平之路渐走渐远，给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徒添阴云。
[5]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一些国家在国际上散布着一些污蔑中国的舆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等等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为我国的安全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此外，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各国加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联系。但全球化过程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经济实力雄厚的它们通过制定一些不公平的国际经济规则来加深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和控制，从而使南北贫富差距拉大，南北矛盾更加尖锐，甚至引发国际冲突、恐怖主义等。除此之外，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可能诱发毒品走私、痘疫传播、跨国犯罪等社会矛盾，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潜在地孕育着国际的冲突与动荡。总之，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些来自周边国家的诸多挑战，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适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坚定不移地维护我国国家安全。
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影响是综合性的、长期的 美国从地理位置上讲与我远隔万里，但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却近在眼前，美国的干预和影响渗透到了我国周边的大多数地区，中美关系时有变化，总是处在不断的摩擦和碰撞之中，中美之间的对抗将是长期的，美国对我国安全将构成长期、严重的威胁。美国对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处处制造事端，甚至鼓动、唆使我周边国家与我对抗，从而给我国周边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2国际的威胁：恐怖主义
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力度加大，给国际恐怖力量以沉重的打击。然而，2013年来，国际恐怖活动又有所抬头，给世界的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2014年ISIS恐怖组织异军崛起，横扫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种种不可饶恕的暴行；2015年11月13日晚，在法国巴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连环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但就2016年圣诞节前夕，德国首都柏林恐怖分子驾驶卡车冲入柏林圣诞夜市的人群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8人受伤；同一天，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遭恐怖分子枪杀；瑞士苏黎世一个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三人受伤。可见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反恐压力巨大。
而中国周边地区也深受恐怖主义的威胁，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很多地区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这些恐怖势为不断向中国境内蔓延，与中国新疆的＂东突＂分裂势力勾结起来，通过宗教极端主义凝聚恐怖团伙，Ｗ暴力恐怖袭击为手段，企图制造民族分裂，对中国国家统一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暴力恐怖袭击一般具有预谋性、突发性，作案手段残忍，所以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例如2014年发生在中国昆明的3•1暴力袭击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同
[6]年7月28日凌晨，新疆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一伙暴徒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打砸焚烧车辆砍杀无辜群众，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13人受伤。总之，恐怖主义己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之一，给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给以严厉的打击。
3.应对策略
近代的中国历史深刻告诫国人，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为人民战斗的军队，国家任何领域的安全都没有保障。虽然冷战结束以来世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但战争的风险从未消除，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最后防线。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构建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战略、开展国家安全工作、完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支持下，为保证中国军事安全，使之成为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后盾，当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深刻而广泛的军事变革，中国军队如何在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中顺应现代战争发展要求，如何有力保障国家安全成为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军委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目标，为军队在新时期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
3.1提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
2013年3月11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高度总结了我党建设军队和治理军队的成功经验，积极适应了国际安全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是着眼于有效破解军队发展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面临的主要难题而提出的战略目标。这是党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战略要求，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坚强保证，是中国梦在军事领域的现实体现。当今世界虽然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引发世界关注，但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领域内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发挥着保卫国家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作用。虽然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军事安全的关注，但军事安全从未走出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关注核心，尤其在面对反恐、自然灾害救援、海上护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军队仍然是执行多样化任务的有力保障。在新时期，军队的建设方向是能够遂行多样任务，核心目标仍然是能打仗和打胜仗。一个国家如果忽视军事安全就等于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所以，党在新形势下
[8]的强军目标是保障我国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指导思想。
3.2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深化军队改革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加快了推行军事改革。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但世界大国谋求自身军事力量优势的国际竞争却没有减弱，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亚洲国家首当其冲。亚洲国家大力加速本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提升自身装备水准2012 年，亚洲国家军费开支总额数百年来首次超越欧洲。军队为战争而生，而能否打赢战争是衡量军队优劣的重要标准。面对军事领域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习近平指出，当前是世界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能打胜仗作为强军目标的核心要素，是人民军队发展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核心。以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坚持问题导向，把战斗力建设的薄弱环节和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为改革的主攻方向。习近平关于军队改革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谋划。习近平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与军队稳定的关系，掌握好改革节奏，控制好改革风险，有力有序推进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3.3统筹国防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2015 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明确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创强军新局面，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军民融合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国防工业发展模式。美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军民融合的成功范例。与传统的军民双轨体制相比，军民融合有一石二鸟之效果，可以释放庞大的发展红利，传统体制难以实现。主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节约资源红利。军民两大体系拥有众多的重叠领域，二者的互动互通将产生互利共赢、降低成本的效果。不仅可以将最先进的资源技术在军民两个领域相互转换利用，还可以节约国防经费开支、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例如民用机场按军事要求改造后兼顾军用，将节省数十亿元的国防建设投入。二是规模经济红利。军民融合发展将促使军民尖端技术和优质资源互通互补，充分发挥优质资源的使用价值和利用范围，一份投入可在军民两个领域实现产出，产生规模经济的良好效益。例如北斗导航系统最初是为军用开发使用，北斗在民用领域的投入使用将改变我国民用导航依赖GPS的现状，可为金融、交通、电力、渔政等民用领域规模化应用，每年制造上千亿元的产值。三是技术创新红利。两大系统的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双向扩散，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种组合不是单纯的物理混合，而是一种化学反应，能够产生新的技术进步。为此，习近平强调，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地方与军队同心协力发展军民融合，努力构建要素全面、领域多样、效益良好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军队的发展建设要融入国家经济发展体系，遵循国防经济发展规律和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的要求[9]。
4.总结
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对印战争、越南反击战到西沙海战，中国军队为维护和保障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将是未来我国和平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军事安全对中国的重要强行不言而喻，在新形势下以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符合中国当前的发展现实，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面对外部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其对军事安全方面的阐释和要求为中国未来国防的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必将能使我国的军事力量成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坚强保证，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牢安全基础。
参考文献
[1] [2]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 月16日 [3]中共中央宣传部: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4]中共中央宣传部.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20、123.[5]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6)：10-15 [6]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民心基础与理论溯源[J].人民论坛，2014（6）上：25.[7]柳建平：《安全、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2:15-19
[8]王亚宁。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32（9）：131-134 [9]刘丁瑜.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6:36-39
第五篇：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刘跃进
[摘要]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一、从非传统的新安全观到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由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国家安全理念和安全模式长期探索的一个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为积贫积弱、外侮内乱的中国找到一条重生之路，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也就是为了国家安全。虽然当时还没有“国家安全”概念，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立党宗旨和实际工作，无疑都围绕着近代来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始终思谋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摆脱东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欺凌和内部封建势力对穷苦百姓的剥削压迫。中共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诉求，实际上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国家安全追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其重要文献第一次使用“安全”一词，是1945年的七大报告。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讲到第10个问题即“外交问题”时具体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①这里所说的“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就是后来的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虽然在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领域经常用到“安全”一词，也经常用“我们国家的安全”、“我国安全”、“祖国的安全”等等语词来表达“国家安全”的含义，用“要准备打仗”、“保卫祖国”、“加强战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来表达国家安全维护与保障问题，但是直到1983年都一直没有明确使用“国家安全”一词。这种没有使用“国家安全”术语情况下的国家安全论述与实践，可以称作“对国家安全的事实性论述与实践”，以别于1983年官方文件开始使用“国家安全”一词后逐渐强化起来的“对国家安全的概念性论述与实践”。
“国家安全”一词在中国官方文件中的首次出现是1983年；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的最早出现是1986年。在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时任总理赵紫阳指出：“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② 三年之后，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要求公民“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社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9/4526988.html.② 赵紫阳：《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新华网·新华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881.htm.会公共安全受到危害的时候，要挺身而出，英勇斗争。” ①
此后到1992年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国家安全”一词虽然在中共中央重要文件中没再见到，但在中央政府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却多次出现。例如，1988年七届人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全”的表述中，就2次出现“国家安全”。1989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2次出现“国家安全”。1992年七届人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安全”又出现一次。特别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开始，党政官方文件中的“国家安全”开始更加频繁出现，“对国家安全的概念性论述和实践”逐渐成为常态。
但是，中国官方1990年代前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都局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为例，它对国家安全的论述，甚至所有涉及“安全”二字的内容，都被放在了报告的“军队建设”部分。正是在“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这一部分，报告才出现了4次“安全”，其中一次是“国家安全”，具体内容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不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我国已经裁军百万，今后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同时，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要继续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安全等部门的建设，更加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②这种放置于军事问题中、把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问题的观念，无疑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此后，官方虽然从1996年开始在国际场合提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安全观念，1997年开始使用“新安全观”一词，1999年把其核心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③，2001年7月把其核心修订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④，2002年7月又通过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对新安全观作了系统阐述⑤，但是“新安全观”一词涉及的只是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而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问题。在2006年后基本不再使用“新安全观”表述之前，“新安全观”一词始终没有用来陈述完整的国家安全问题，始终被限制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因而“新安全观”在当代中国表述的，始终只是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国际安全观，而不是完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90年代，无论是在“对国家安全的事实性论述与实践”的1949年至1982年期间，还是“对国家安全的概念性论述与实践”的1983年至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探索新安全观时，官方在整体上秉持都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①《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http:// ②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13.html.③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 维护国际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3月26日），人民网，http://.④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1-12/03/content_499021.htm ⑤《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02年7月31日）。外交部网站，http://.定》字数稍少且差别不大的集中论述，指出要“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保障国家稳定安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①通过词频统计我们发现，与《能力决定》16次提到“安全”（包括4处“国家安全”）相比，《和谐决定》共24次出现“安全”，其中5次是“国家安全”。这一文件，没有再出现“新安全观”的字样。此后，官方的重要文件基本上不再使用“新安全观”的提法。限于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新安全观”提法没有任何声明的逐渐停止使用，以及对国内安全的关注，说明官方不仅在事实上已经考虑到许多比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范围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也在理论上思谋着一种比“新安全观”更具概括性的整体性国家安全观。这一历史进程，孕育的正是具有整体性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但是，在整体性国家安全论述涉及国内安全问题时，这一《决定 》却不像10年前萌芽的“新安全观”那样具有突出的非传统安全特色，相反倒是让传统安全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提出“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构成要素说明官方已经越来越重视某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把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归为“敌对势力”，强调“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强调通过“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来“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而没有看到国内各种非敌对性社会矛盾特别是党政军内部的严重贪腐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内安全的严重威胁和危害，看不到通过确立国内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及民主法治来确保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内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则说明这一《决定》的主导思想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而不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但是，由于越来越多地提到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影响因素、危害因素、保障措施等等，特别是由于开始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国内社会问题论域中阐述，一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正在不断积累成型。2007年11月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就体现了这种积累和初步形态。十七大报告不仅没有再出现“新安全观”一词，同时还把对国家安全的整体论述放在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部分的“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中，而没有像过去那样放在军队国防建设部分，也没有放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部分。这是十七大报告与以往党代会报告的一个重要区别。国家安全问题在报告中的位置变化，说明中共中央认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重点问题既不在外部，也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报告对此的具体论述是：“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国家安全确实与军队国防建设密不可分，因而报告在“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中，也论到“国家安全”，指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设，更好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这种情况表明，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与非传统的国家安全内容，在十七大报告中都进一步得到扩大和强化。
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时，虽然在“概念性存在”意义上还没有出现“总 ①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体国家安全观”的字样，但在“事实性存在”意义上已经有了一种综合性、总体性的国家安全观的雏形。
根据我们所做的文本统计，1992年十四大报告4处提到“安全”，其中1处为“国家安全”；1997年十五大报告6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为“国家安全”；2002年十六大报告14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为“国家安全”；2007年十七大报告23次提到“安全”，其中5处为“国家安全”；2012年十八大报告36次直接提到“安全”，还有6处事实上也表达了新的不同方面的“安全”（如“食品药品安全”其实包括了2个“安全”，一是“食品安全”，二是“药品安全”），从而使“安全”在报告中事实上出现的次数在事实上达到了42次，其中4次直接表达就是“国家安全”，同时还有2处事实上也是“国家安全”（一是“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中的“工作机制”事实上是“国家安全工作机制”，相应的表述在十七大报告中则分开表述为“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二是“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新要求”中的“安全战略”事实上就是“国家安全战略”），因而“国家安全”一词在报告中事实上出现了6次。图1所示的，正是这些重要文本中“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词频率变化情况。
图1.“安全”与“国家安全”词频变化
十八大《报告》比历次大会《报告》更多地提到和论述了“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显示出中共中央越来越像重视发展一样重视国家安全。结合历次报告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中共十八大报告虽然更多地关注和重视了方方面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国家安全还是其关注的重点，只不过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了更多的非传统内容和非传统思维。首先，报告的“涉安”领域进一步扩大，论述也进一步加强，其中许多方面正是当前各界热议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经济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国际安全等等。其次，《报告》把对国家安全的集中论述置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题下的安排，承继了十七大报告在“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题下集中讨论国家安全的做法，反映出中央越来越把国内社会安全问题看作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从而与过去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传统安全思维形成了明显区别。无论是涉安领域的扩大，还是把国家安全问题置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题下论述，都体现出中央越来越关注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且把国家安全的重点放在国内社会安全上。由于“总体国家安全 观”概念这时还没有出现，因而这只能说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事实性存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而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性存在”，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正式诞生。
直到总书记在2014年4月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并系统论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才成为一种“概念性存在”，才正式诞生。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面系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且是一种完整、全面、系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严格来说，只要讲到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那就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但是，如果仅仅讲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忽略甚至排斥传统国家安全问题，那只能是一种片面的、低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官方曾一度特别强调和倡导的“新安全观”，如果说在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层次上还可称之为非传统安全观的话，那么在国家安全层次上，它只是一种片面的、低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是因为，这一“新安全观”只讲对外安全与国际安全，没有涉及国内安全，因而在国家安全论域中是一种缺了国内一面的片面性国家安全观。同时，这一“新安全观”虽然在安全本身构成上既涉及非传统要素也涉及传统要素，但在安全保障上却只强调非传统手段和措施的作用，不讲甚事实上否定传统手段和措施的作用，因而即便在国际安全论域中，也是片面的低级非传统安全观。只有在安全构成、安全威胁、安全保障等各方面，都既讲非传统又讲传统，才可能成为比较全面的高级非传统安全观。当能够完整、全面、系统涉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且对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做出辩证理解和处理时，才是真正的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这样一种完整、全面、系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外部安全问题又讲内部安全问题，而且特别强调内部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了安全领域的内外两方面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安全的主观诉求又讲安全的客观形势，是在对国家安全现实形势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国家安全主观诉求和实践要求，因而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又讲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因而在安全构成要素及安全威胁因素和安全保障上实现了传统与非传统的统一。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观，而且超越了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超越了在它之前中国官方多年一直强调的“新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因而它不仅与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而且与各种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也不同。为了准确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思想史和各种不同国家安全观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用逻辑方法对“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进行严格分类，并在这种分类的前提下定位总体国家安全观，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点。
早在10多年前专门研究国家安全观分类问题时，我们就明确指出，无论是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时我们称之为“新国家安全观”），它们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而是对不同国家安全思想进行归纳后总结出来的国家安全观的两种不同类型。针对传统国家安全观，我们当时明确指出：“从逻 辑严密性的要求上讲，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是指自国家产生以来到‘冷战’结束这一漫长历史时期所产生和起了重要作用的各种国家安全观，它不仅包括了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以来各种国家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观，如理想主义理论中的国家安全观、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国家安全观等，而且也包括古代的各种国家安全观，如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不同思想体系中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国家理论中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同样，对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我们当时也在“新国家安全观”的术语下作了这样的明确解释：“‘新国家安全观’也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体系甚至不是一个具有相同观点的国家安全观，而是对新近时期出现的各种国家安全观的指称——‘他称’或者‘自称’。‘他称’是指有人把他人新近提出的或者在近期被广泛关注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点称作‘新国家安全观’，例如研究者把有关‘共同安全’的思想称作‘共同安全观’，把有关‘综合安全’的观点称作‘综
①合安全观’，把有关‘合作安全’的观点称作‘合作安全观’。‘自称’则是指有人把自己新近提出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点称作‘新国家安全观’，例如，赵英早于1992年就在其所著《新的国家安全观》中把自己所表达的国家安全思想，称作‘新的国家安全观’。②再如，笔者从方法论角度和理论层次上认为，国家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需要运用系统方法认识和研究从普遍理论到具体事务等不同层次上的国家安全问题，树立一种‘系统安全观’。③‘系统安全观’因而也可以算作是一种‘自称’的‘新国家安全观’。”④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传统”和“非传统”来划分国家安全观或更广泛的“安全观”，把它们分别划分为“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及“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就是用逻辑学的“二分法”对“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或“安全观”这一概念进行分类的结果。无论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是“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都不过是用逻辑“二分法”对其上位概念“国家安全观”或“安全观”进行划分后分别形成的两个具有矛盾关系（不是“对立关系”）的概念。用更逻辑的术语说，其中的“传统国家安全观”是正概念，“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与之矛盾的负概念；“传统安全观”是正概念，“非传统安全观”是与之矛盾的负概念。因此，对于安全观来说，除了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两类之外，没有第三类安全观存在的可能。对于国家安全观来说，也只有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两类，而不会再有第三类国家安全观。既然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都是类名称，那么每类下就必然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不同的具体的安全观或国家安全观。如果说中国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观”类下的一种具体的非传统安全观，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类下的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由于本文要分析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因而下面的讨论只限于“国家安全观”，不再笼统论述更普遍的“安全观”。严格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国家为安全主体的“国家安全观”，而不是安全主体具有不确定性、游离性而不特指国家的普遍“安全观”。由于我们把总体国家安全观称为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因而不仅需要讨论“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两个概 ①朱阳明：《亚太安全战略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1-135页。②赵英：《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昆明:云南人民出版,1992年版，第476—478页。③刘跃进：《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3-9页。④刘跃进：《国家安全观的分类问题》，《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22-23页。念，而且还要讨论“高级形态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低级形态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两个概念。如果说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在国家安全论域只强调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土、主权之重要性而忽略甚至否定非传统的文化、科技、生态等重要意义的国家安全观，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国家安全论域不同程度认可或强调非传统的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方面重要性的国家安全观，那么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就是在国家安全论域只讲非传统方面而忽略甚至否定传统方面的国家安全观，而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国家安全论域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国家安全观。显然，对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不同认识，既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区别所在，也是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区别所在。对此，我们用图2表示。
图2.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
根据这一图示，我们可以更简要地指出，传统国家安全观仅仅是对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既可能仅仅是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反映，也可能是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是必然也是必须的，否则它就不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但它反映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则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必须的，因为这一点并不影响它们成为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里不同的是，当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仅仅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它是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综合反映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它是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因此包括了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两种形态，其中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仅仅是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反映，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对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反映。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综合反映了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显然，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分野在于，是否在关注和强调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和强调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成为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既关注和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也关注和强调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在整体上统筹兼顾了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两个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既不同于只顾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无涉的传统国家安全观，也不同于只顾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忽略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一点，在习近平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 安全”时，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为了深入细致研究这里体现出来的高级非传统安全思维，我们有必要全文引用这段话：“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①习近平这段话中所涉及的“十一个安全”，其实是当代国家安全的十一个构成要素。因此，这段话也就是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以高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思维，统合了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两个方面。习近平在此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哪些是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哪些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但根据我们10多年来的相关研究，这段话事实上是强调既要重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又要重视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要素，要统筹兼顾这些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在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研究人员中，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看成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应该不会受到什么质疑，但是把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放在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中，则会使不少人感到疑惑，因为他们在认定只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强调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三个要素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定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这三个要素是国家安全的非传统要素。然而这样的认识并不准确，它混淆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没有看到主观认识后来才认识到的事物，可能客观上早已存在了。国家安全领域就存在着这样一些构成要素，它们虽然是后来才出现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关注和强调的要素，但是它们客观上却是国家安全史上早已存在的要素。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资源安全都是这样的国家安全要素。对这些国家安全史上早就存在的传统要素的关注和强调，不是在传统国家安全观那里实现和完成的，而是在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里才实现和完成的。关注和强调这些要素的国家安全观，不是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和强调这些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其强调和关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一样，体现出来的都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由于在强调这些只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强调的传统要素和非传统要素的同时，还强调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观早已强调过的传统要素，从而使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的非传统要素及某些传统要素，与传统国家安全观早已强调的那些传统要素，有机统一到了一个国家安全体系之中，由此才成为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述一段话只讲到十一个国家安全要素，但习近平在整个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中，并非只涉及到这十一个国家安全要素。在这段明确提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论述之前，习近平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的论述中，还涉及了一个更重要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国民安全。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的并不是上述“十一个安全”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而是包括“国民安全”在内的“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甚至也不是所有国家安全要素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论及的所有国家安全问题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但是仅就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又重视国民安全”而言，它就进一步体现出一种高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思维。国民安全与上述所说的经济安全等等一样，虽然是一个传统的国家安全要素，但却不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观就关注和重视的要素。在国家安全论域中，强 ①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htm.调国民安全这一传统要素所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而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承载这种贵民重民思维和观念的，并不是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甚至不是普通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是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仅在于它统合兼顾了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更在于它特别强调了国民安全的重要性。
习近平所说“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一段话，在强调“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这两个传统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时候，以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方式重点突出了“国民安全”这一传统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为了认清这一问题，这里还要强调，主观认识领域的“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不同于客观社会领域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这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国民安全”本身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但却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观没有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相反只有在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中，特别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中，国民安全才受到了它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国民安全”之所以被认定为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是因为无论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在当代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中，也无论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中的地位如何，国民都是国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构成要素，国民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构成要素。根据国家安全学理论，国民安全还是国家安全的“原生要素”，而不是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正因如此，国民安全只能是国家安全领域自古就有的传统要素，而不可能是国家安全领域今天才出现的非传统要素。但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并没有对国民及国民安全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只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特别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特别强调和重视国民安全这一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总书记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对国民安全重要性的论述，不仅体现在上述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民本文化特色的“国民安全”概念上，而且更体现在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群众史观特色的“人民安全”概念上。习近平不仅在与国土安全的比较中强调了国民安全的重要性，而且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等的比较中，特别强调了人民安全的宗旨性，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①“人民安全”虽然与“国民安全”的称谓不同，但在国家安全论域中基本上等同于“国民安全”，即国家中人的安全。综合习近平关于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的两段论述，我们认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总纲领；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对接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整个人类文明，指出了民与官关系中民的本原性，以及人与物关系中人的核心性；“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不仅进一步表达了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的核心性，以及在国家安全活动中的终极目的性，而且更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体性；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则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传统，蕴涵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则是对整个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奠定在民心基础上的总体要求。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 ①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htm.的理念，全面贯彻到了国家安全领域，因而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民心设计和民心工程。①这就更进一步提升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层级，夯实了其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地位。
除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构成要素，强调国民安全的宗旨性和目的性之外，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是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在于它既是一种强调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国家安全观，又是一种事实上已经把国家安全方方面面内容都包容进来的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国家安全观。对此，我们在《大安全时代的总国家安全观》②和《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个“总体”》③两文中有过具体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
无论是既包括非传统问题又包括传统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是只包括非传统问题的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它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并强调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作为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兼顾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大量涉及了并强调了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使之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
首先，在国家安全构成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并强调了大量的非传统要素。这一点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习近平关于“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论述中涉及到的“十一个安全”中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五个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在这五个要素中，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出现的比较早，大致在近代就出现了，但由于它们在近代传统国家安全实践中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因而并不是近代就存在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很明显，说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不是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传统国家安全观那里没有受到重视（事实上它们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中确实没有受到重视），而是说它们在传统国家安全实践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而且是国家安全的新生要素，是最明显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至于核安全，显然是一个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但它却不是一个与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平起平坐的国家安全一级要素，而是分别置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资源安全和非传统的科技安全下的三级要素。在军事安全下，核安全是武器装备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核武器安全问题；在资源安全下，核安全是能源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核能源安全问题；在科技安全下，核安全是科技应用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核技术应用安全问题。
这样分析核安全时，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既然核安全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那么它怎么会出现在传统的军事安全、资源安全之下呢？这就是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关系复杂性的表现。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下，其二级、三级构成要素中，可能会有某些非传统要素；一个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下，其二级、三级构成要素中，可能会有某些传统要素。在传统的军事安全要素下，出现非传统的核武器安全，就是这种情况；在传统的资源安全要素下，出现非传统的核资源安全，也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些非传统安全要素下，也可能出现传统 ①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民心基础与理论溯源》，《人民论坛》2014年第16期，第25页。② 刘跃进：《大安全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国家安全重要讲话中的哲学思想》，《北京日报》，2014年5月19日。③ 刘跃进：《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个“总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7期，第14-20页。的国家安全要素。例如，在非传统的信息安全要素下，就包含有传统的国家秘密安全问题。如此等等，体现出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
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除了上述“十二个安全”中直接呈现出来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这五个要素之外，很可能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这七个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之中，还存在着更多二级的、三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这些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虽然在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的论述中没有被明确提到，但在深入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却必须把它们一一揭示出来。这既能够加深我们对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特性的认识，也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的多样性、多级性、复杂性、丰富性。
其次，在国家安全环境问题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到了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也需要对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的整合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怖主义这一非传统因素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
习近平2014年4月15日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虽然没有直接用“国家安全环境 ”及“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这样的提法，但其中关于“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的论述，说明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有忧有患；关于“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论述，其中的“因素”就是影响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是“内忧外患”问题；关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富国才能强兵”的论述，讲的其实是发展和财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问题。
此前，习近平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必要性时，直接提到“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①这其实是从“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角度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作了分类。事实上，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官方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还有另一种分类，这就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这一分类，在十六大报告、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以及其他一些论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文件中，曾广泛存在过，而且至今也是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因素的一种有效分类。加上前面所说“内外因素”从内部和外部的角度进行分类，就出现了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因素的三种分类。这三种分类，各有用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我们多年来在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中讲到这一问题时，则是从“自然”与“社会”及“内部”与“外部”这两个角度进行分类的。
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后，习近平在10天后的4月25日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会上又集中谈到国家安全，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②这里两次提到的“威胁和挑战”，指的就是各种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这次讲话还重点讲到反恐，强调“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讲话同时指出，“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显然，恐怖主义、敌对势力、分裂、渗透、破坏等等，都是直接威 ①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15/c_118164294.htm。
②《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为实现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427/c1024-24946690.html。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如果说这里提到敌对势力、分裂、渗透、破坏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传统因素，只有恐怖主义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的话，那么紧接着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提到的各方面社会政治工作，其中包含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绝大多数则是非传统因素。具体来说，习近平这次讲话提出的“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多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正确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如此等等，广泛涉及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因素，特别是非传统的社会因素。
然而无论是传统因素，还是非传统因素，所有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关注和包纳的内容。为此，有必要根据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国家安全理论分析框架，从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因素两个方面，综合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直接或间接涉及的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问题，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涉及的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
根据多年来的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自然与社会、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看，影响国家安全的自然因素包括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人口数量等；影响国家安全的社会因素则可进一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国家体制、大政方针、国民素质、民族宗教问题等，外部因素包括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国际秩序、邻国关系等。图3可以简略地把这些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描述出来。
图3.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可以分为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自然因素即“天灾”，包括洪、涝、旱、震、虫、疫、风、火等等；社会因素即“人祸”，也可分为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即“内忧”，包括内战、内乱、分裂、破坏、极端主义、国内恐怖主义等，外部因素即“外患”，包括军事入侵、政治颠覆、文化渗透、隐蔽行动、国际恐怖主义等。图4可以简略地把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描述出来。
图4.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
图3和图4所列的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有的是传统因素，有的是非传统因素，而在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更需要关注和强调的，则是其中的非传统因素。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中，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是非传统的自然因素，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时代主题等也主要是非传统的社会因素。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中，各种天灾基本上都是传统因素，多数人祸也是传统因素，只有国际恐怖主义及国内恐怖主义，是比较明显的非传统因素。至于分裂活动、极端主义，很多人把其作为非传统因素来讲，但它们实际上是历史上早就存在且产生过重大危害的传统因素
对于这些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习近平在2014年4月15日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并没有具体提到，而习近平此后在4月25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具体提到的各种因素，如恐怖主义、敌对势力、分裂、渗透、破坏、民族、宗教、群众、社会矛盾、民生工作、公平正义等等，这两个图示也没有完全列出，但同时有许多因素是习近平4月25日讲话和这两个图示都明确列出过的，如恐怖主义、分裂、破坏、渗透等危害国家安全的传统因素，再如民族、宗教等影响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为了更全面、具体、深入认识和研究各种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包括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我们在深入研究和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必须把各种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尽量全面、系统地考虑进去，使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次，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保障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点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此论及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大量具有战略意义的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
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特别重视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相适应，传统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保障上特别倚重军事攻防和政治镇压。与此不同，各种非传统安全观，无论是非传统国际安全观，还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抑或非传统的普遍安全观，都特别强调非传统措施和手段的重要作用，甚至不惜忽略甚至否定传统措施和手段的作用。与片面强调非传统措施的各种低级非传统安全观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在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问题上，统筹兼顾了传统和非传统两方面的措施和手段，同时又强调各种非传统措施和手段的治本性作用。在10多年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中，我们对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手段有一个分类图示（见图5）。
图5.国家安全保障体系
这个图示先把国家安全保障分为保障机制和保障活动两个方面，接着又把保障机制分为硬件和软件两类，把保障活动分为硬手段和软手段两类，最后根据这两个层次的分类列出各种具体措施和手段。如图所示，国家安全保障机制的软件构成包括法律（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制度（国家安全制度）、观念（国家安全观）、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国家安全方针政策）、管理（国家安全管理）、人心（争取人心）、民主（民主政治建设）等等；国家安全保障机制的硬件构成包括军事队伍、政治机构、情报部门、经贸领域、文教战线、外交机构、外事机构等等；软手段的国家保障活动包括发展经济、国家安全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国家安全公关、政治社会变革、政治社会创新、外交活动、外事活动等等；硬手段的国家安全保障活动包括军事攻防、政治镇压、情报保卫、监禁流放等等。
显然，这个图示对国家安全保障所作分类和列举，不是从传统与非传统角度进行的，而是从机制与活动的区别、硬与软的区别的角度进行的，其中每一类都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非传统的东西。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关于国家安全的多次讲话，重点内容都不是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以及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这些方面的问题，而是如何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从传统与非传统的角度对维护或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分类，而且也很少对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和措施进行严格分类，多是根据实际工作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
为了说明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重点是国家安全维护与保障，为了说明这些论述并没有从传统与非传统的角度划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为了显示这些论述大量涉及的国家安全维护与保障问题既包含传统措施和手段，也包含非传统措施和手段，这里对习近平4月15日讲话中的相关段落按先后顺序做些深入分析。
第一，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从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角度提出的一个总体新要求，其中既有传统性要求，也有非传统性要求。讲话要求“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趋势”，是普遍适用于党政军各类工作的传统做法，在国家安全领域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传统做法。但是，讲话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的一个完全新颖的非传统安全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来说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讲话提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与官方在其他方面强调“中国特色”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把这一普遍原则运用到国家安全领域时产生了新意，与其他国家的做法及我国国家安全领域 过去的做法比较，也具有浓厚的非传统特色，是一条重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保障措施。
第二，讲话中提到的“忧患意识”和 “居安思危”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内容，把“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作为治党治国的“重大原则”，其实也是把其作为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大原则。这样的原则，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传统思维和传统做法。
第三，讲话指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了“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这其实就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虽说设立国家安全机构，确立高效的国家安全机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传统做法，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过去这方面比较欠缺，因而多少有些非传统的色彩。
第四，在讲话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中，除“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军事安全为保障”是非常明显的传统安全措施外，“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以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都是在当代保障国家安全时必须重视的非传统措施和手段。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所强调的，并不是由人民来保障国家安全，而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这一国家安全新观念，具有非常强烈的非传统特色，是当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
第五，讲话要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对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进行划分，同时论述了各种具体措施和办法，其中除“求和平”具有传统特色，可以看作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办法外，“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等等，则都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办法。
第六，讲话强调“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具有非常突出的非传统特色，其中包括的各种紧密相关的各种措施和方法，如“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夯实群众基础”等等，虽然或者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特色，或者具有中国共产党宗旨和工作方法的传统特点，但在国家安全领域，这些都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方法。
第七，讲话要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包括的“十一个安全”，直接来讲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内容，提出“构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实是以这些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为保障对象来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因而既包含了传统安全思维，同时也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意味。
第八，讲话虽然围绕国家安全展开，但又把“安全”与“发展”联系起来论述，要求“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这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辩证的非传统安全思维，其中关于发展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论述，更说明国家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且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力量。第九，讲话在把安全与发展联系起来认识的同时，又把自身的国家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及国际安全联系起来认识，从而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时代特征，体现出广阔的非传统安全胸怀，开拓了保障国家安全的更广泛的非传统途径。“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一段中“重视共同安全”的目标、“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措施、“互利互惠”和“相向而行”的做法，与前面讲到的“以国际安全为依托”，都是要在与他国安全、国际安全联系中保障我国安全的重要的非传统思路和措施。
第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这段论述提到的国安会工作原则和具体方法，如果放到其他工作上，可能是早已形成并一直如此做的传统原则和方法，但放在国家安全领域，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活动及我国过去的国家安全工作相对比，则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不同以往的非传统性。
虽说从传统与非传统角度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分类，是当今比较普遍的做法，虽然强调和突出“非传统”会使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研究显出更多的新意，但如果为了非传统而非传统，就极可能对整体性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研究产生不利影响。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在某些地方也讲传统与非传统的区别，讲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但并没有在国家安全领域到处都机械地以“传统”与“非传统”进行分类，而是在根据“传统”与“非传统”进行分类的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从“内”与“外”等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或者根据轻重缓急来列举论述相关问题，从而把传统与非传统有机地融合在整体性国家安全问题和论述之中。总体国家安全观由此成为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但却不是只讲非传统的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兼顾传统与非传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虽然被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同样被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同样也论到各种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本文只所以重点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非传统性及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也只是因为这些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当前比较突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面对现实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是“总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
(本文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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