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社监委称“不靠红会吃饭”“重查郭美美”无法律授权

第一篇：红会社监委称“不靠红会吃饭”“重查郭美美”无法律授权

红会社监委称“不靠红会吃饭”“重查郭美美”无法律授权

郭美美事件再起波澜，社监委委员金锦萍表示，社监委没有法律授权，只有建议相关部门进行调查的职责，需要国家公权力机关进行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对重启事件进行表决，也不会垄断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的权利，建议红会协调有关部门，在发现新证据的条件下进行调查。

据人民网、正义网和中国青年网等多家媒体的综合报道，6月14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社监委”）召开媒体见面会，通报6月9日召开的社监委2013年中期会议有关情况，并针对是否启动“重查郭美美”事件、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否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社监委的工作机制改革等诸多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情况说明。

重查郭美美：社监委没有法律授权

会上，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声明，针对广受社会关注的“重查郭美美”一事，鉴于有关部门已对“郭美美事件”作出调查结论，委员表决决定，不再启动重查。

据悉，委员们一致表示，社监委没有法律授权，只能有调查建议权，“社会公众若能提交郭美美事件的新证据，社监委将督促红会协调相关部门对此进行重查。”

“我们没有能力大包大揽，只能呼吁公众一起参与监督，督促红会完善自身的不透明机制。”红会社监委委员袁岳表示，社监委的长项不是调查，而是通过发挥委员在相关领域的特长构建专业的防范体系，避免类似郭美美事件的再度发生。

据《北京晨报》报道，关于此前提出的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社监委委员王永透露，他一向主张重查郭美美事件，并先后三次在社监委提出。6月9日的年中会上，社监委讨论了这个提案，并在委员白岩松的提议下进行了表决。第一轮对社监委是否启动重查进行表决，只有王永和刘姝威委员赞成。

新闻发言人制度调整

由于近期舆论围绕红会和社监委的质疑声不断，这次媒体见面会吸引了大批记者参加，社监委则有黄伟民、杨团、金锦萍和袁岳四位委员参加。但此前曾多次提议重查“郭美美事件”并经常在媒体发声的社监委委员、原新闻发言人王永并未现身。

王永曾先后三次在社监委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

根据红会社监委此次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调整，今后社监委将没有常设的新闻发言人。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表示，以后将由其本人牵头协调，根据信息发布需要，组织所分管事务的其他委员参加新闻发布沟通活动。社监委应根据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要求，加大沟通频率，不定期召开信息发布会。

拷问利益关系：“不靠红会吃饭”

郭美美事件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而近来数位社监委委员也被接连传出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知名爆料人周筱赟发文称，红会社监委实质就是红会养的公关部，此后有5名委员被质疑与红会有利益关系。据新华网报道，对此，黄伟民介绍，为确保社监委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六月初通过的委员守则规定，担任社监委委员期间以及离任一年内，不得参与红会的项目，提供有偿服务。

据了解，2012年底，中国红十字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社监委委员并非社会公选，而是受红会邀请，以志愿者身份提供建议及监督。@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简介上写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由16名委员组成。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是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所有委员和红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由此表明，社监委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袁岳指出，社监委不是独立法人，没有独立运行的费用，“不靠红会吃饭”。在进行评估时，第三方的评估费用，大概相当于项目总费用的5%－10%。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捐赠人对捐钱做评估没兴趣，因此大部分项目是没有评估的。专业监督是有成本的，基金需要建立一个机制。

定位：专业桥梁

关于红会的定位问题，社监委委员杨团表示，社监委不是公众直接监督的组织，也不是单纯的专业性的监督组织，而是公众、媒体与红会沟通的专业桥梁。社监委只能用建议手段进行督促，不具备行政、执法权。

而王永认为，社会监督至少应包括专业监督、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三个方面。专业监督一般通过顾问、咨询的方式进行，目标是防患于未然，形式上很像咨询委员会。公众监督通常指对贪腐违纪等个案的监督。社监委现有委员大都更适合专业监督。所以他建议社监委增加公众代表和媒体代表，以加强公众和媒体监督。

第二篇：浅谈郭美美与红会的财政尴尬

浅谈郭美美与红会的财政尴尬

郭美美事件自6月20日爆发以来，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被牵涉进来。虽然真相至今尚未完全浮出水面，但有关机构的躲躲闪闪，成为了压垮公众对慈善机构信任感的最后一根稻草。

20岁的“郭美美baby”、玛莎拉蒂、名包、别墅、“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高调炫富，一系列性感关键词的组合，迅速激起了全民关注。

红十字会因郭美美事件损失多少？

“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空前的信用危机。

公众捐款大幅减少。据《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专属账号自“郭美美事件”之后，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除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只有一笔定向捐给巫昌凯的100元捐款。

据统计，去年7月，深圳红十字会共有社会捐款721900元；今年7月的数据为22万元，其中7月才到账的20万元，是今年3月一家公司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救助款，剩余2万元为救灾救助款和医疗救助款，直接通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账号“337-010-100-1000-71011”的银行捐款仅有100元，指定捐给巫昌凯。除去早先协议约定的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20万元外，深圳红十字会今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

佛山红十字会医院学校近日也公布了资金收支情况，其中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该校共收到社会捐款88.6万元；不过，在“郭美美事件”后，该校从7月至今再无任何捐款入账。

红十字会如何走出迷途。

红十字会并非第一次遭遇信任危机。由于运作不透明，公众即使怀疑，也难以找到实质证据。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红十字会并非心灵的净土。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消费金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被曝光，发票开具时间为今年2月28日。6月底，审计署的报告也揭露了红十字会存在的设备采购财务问题。

由于不信任慈善机构，中国首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有自己的独到做法。2010年曹德旺给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2亿元，用作西南5省抗旱，他规定只许提3%的费用（通常提10%），而且每家农户领2000元，差错率不许超过1%，6个月完成，否则就不给费用，被媒体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说：“我这件事最漂亮的是用管理的手段来用这笔钱，管理的手段不外是三种，第一种是导向，我提出我的要求；第二个考核手段；第三个激励手段。我要求他公开作业程序，我们慈善事业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公开、不公平。”

公益组织虽然与企业不同，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同样面临现代企业存在的“代理人问题”。公益组织管理人员接受捐款人委托，去运用资金帮助弱势群体，捐款人的效用函数是资金要用到最需要资助的地方，而且资金运用过程的成本最低。但是，作为“正常人”的公益组织管理人员的效用函数则有不同的变量，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包括工资待遇、职务消费等等。当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相比，前者需要更高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承诺，但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并非无条件的，更不能以社会责任来否定其个人经济利益诉求，毕竟，人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在现代企业中，股东与管理人员利益的不一致，主要通过两个机制解决：第一个机制是“胡萝卜”，给予管理人员一定的股票、期权，使其更有动力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第二个机制是“大棒”，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层进行考核和监督，不尽职的高管可能会被炒鱿鱼。

但是公益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胡萝卜”和“大棒”都不可行。在捐款人众多且分散的情况下，“搭便车”现象导致慈善机构内部人控制并不意外。解决公益组织的代理人难题，只有通过外部竞争。如果市场上存在众多的公益组织，捐款人自然就可以选择最值得信赖的公益组织。捐款人的资金就像选票，对公益组织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当然，前提是公益组织之间能够自由竞争，如果出现行政垄断局面，竞争机制无从谈起。

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公益组织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赢得捐款人的信任：第一，充分的信息披露，定期公布详细的财务报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公布所有的捐款收入和花销，小到每一个瑞士法郎都统计在内，而且可以在该委员会（ICRC）官网上查到。第二，接受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三，更科学、更有效地运用捐赠资金；第四，可监测的资金投向；第五，邀请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知名人士加入理事会。这些爱惜自己羽毛的知名人士，是不能容忍不合规的操作的，即使改变不了局面也可以选择辞职。

眼下，中国红十字会遭遇的信任危机，正是来源于运作的不透明：捐款人在红会官网上的捐款查询系统只能查询善款是否到账，而没有善款流向、使用情况；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会的政府拨款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审计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中红会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法》只需向理事会报告，而没有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虽然承诺“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但红会官网上的“统计数据公告”，至今也才披露到2007年。

树荫之下易生苔藓，这是并不复杂的道理。红十字会不愿意提高透明度，正是源于其垄断地位。中国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这一制度安排被戏称为“只许皇恩浩荡，不许民间行善”。如果不是李连杰的公众影响力和不懈努力，如果不是舆论压力，壹基金转型为公募的努力也不会在2010年12月成为现实。壹基金身份的合法化，不是中国慈善事业开放的标志，只是一个孤立的样本。垄断的后果是可怕的，正如《南方周末》所警示的：“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这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 虽然红十字会是慈善机构，但我们不能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道德化，认为他们就不需要监督。透明度是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最佳保护，也是红十字会品牌的基石。7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宣布，经查明，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会无直接关联。无直接关联，不代表没有关联。要想彻底打消公众的疑问，就必须毫无保留地还原真相。否则，面临信任危机的不仅是红十字会，还有中国的慈善事业，甚至整个中国社会脆弱的信任文化。

还原真相，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打破红十字的“垄断慈善”，降低慈善组织的进入壁垒，允许更多竞争，以合理竞争来激励公益组织从善，此乃正途。

第三篇：否认重查郭美美,红会真过不去这道坎？-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时政新闻

郭美美事件已经成为红会迈不过去的一道坎。24日，一则“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调查”的新闻，再次将红会推上风口浪尖。但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昨日澄清，截至目前，红十字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郭美美事件，此前是“乌龙报道”。不过他同时又表示，红会社监委是独立第三方，是否重查郭美美，将由他们按民主决策程序独立决定，红会并无权干涉。

四川雅安地震捐款事件再一次把红会推到风口浪尖上，在捐款过程中，很多群众对于红会提倡捐款的活动表示不支持，对红会的行为表示不信任，究其原因那就是在红会发生了郭美美炫富事件，这个事件的出现，让广大群众对于红会的资金使用问题表示质疑。郭美美事件的发生，让红会的形象一落千丈。尽管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会一再声明在工作中如何做了很多，并且领导班子也一直在调整，但是红会在群众的眼中依旧是一团黑，并且在前不久一段时间内，郭美美再次与某些富二代网络炫富，又一次激起了群众对郭美美行为的不齿，对红会的工作在心里的疑团也越来越大。正是这样，四川雅安地震红会号召群众捐款应该是碰了一个大钉子，并且群众对于红会在地震中的表现更是谴责声多于鼓励声。在这种情况下，红会的某些内部人员站出来说红会要重查郭美美事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对资金使用情况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

对于红会的表态，很多人表示鼓掌和期待，想一想这次红会真正是转变了工作作风，让广大群众即将看到工作的新气象，真正为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做出了良好的承诺，要重塑形象，但是让我们群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红会对于郭美美事件的重查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红会否定对郭美美事件重查，并且还告诉我们，这个重查提案并非是红会本身的意愿，也不是红会本身提出来的，这个新闻纯粹是一个乌龙新闻。面对着红会的表态，一下子让我们广大群众的激情从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云层跌落到喜马拉雅山海沟之下，让我们的希望和对红会的希冀摔得一个粉身碎骨。既然这个事件是假，我们要问的是，对于重查郭美美，红会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为什么过不去这到道坎？如此伤众的新闻，应该谁为这个事件负责？

对于这个事件，我们要问一下红会，难道你们真的相信郭美美很清白吗？你们真的相信她一尘不染吗？对于这个事件的调查你们有什么可怕呢？难道为了这一个事件，你们就可以让我们广大群众失去对你们的信任吗？诚然你们可以维护本部门的利益，但你们本部门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相比，就不能够做出一点儿牺牲吗？难道你们自己不可以主动点吗？你们有什么隐私不可以让群众看一下呢？非得让全国的群众都骂爹骂娘，戳你们的脊梁痛你们才可以反省自己吗？诚然你们一直强调，让别人说吧，让我们做好自己吧，但是你们做好自己的行动呢？如果群众不一味地关注谴责，你们自己不可以申请重查郭美美事件吗？重查郭美美是不是真让你们好怕呢？再者我们要问一下相关的人员，既然对于郭美美事件只是某个人的意愿，个人意愿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说话本来也不算数，何必大声张扬，让群

众高涨的心起来，却又跌落下去呢？看来某些官员的话就是信口说来，我们群众真不必用心去听了，某些官员既然说话只代表个人意愿，最好闭嘴，否则我们群众真是伤不起。最后我们也要提醒一下相关的新闻媒体，在广大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事件的时候，在发布前最好问一问相关的发言人，这话可信吗？切不可因为只顾新闻的时效性而出现乌龙新闻事件，到时候无辜找骂受委屈你们也是无处可说啊！

红会否认重查郭美美事件，针对于这个事件我们不再说什么了，只是提醒一下红会，群众已经对你们很失望了，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多一些责任，多一些诚意，更多一些牺牲，更多一些改革，红会不是某一个人的红会，红会是全中国人民的红会，无论中国的任何一个群众提出什么样的批评，都希望红会拿出百分之百的耐心来去听。爱你才恨你，愿红会明白这个道理，努力做好自己。路要走下去，坎一定要迈，愿红会早一天有这个勇气！

文章来源：商洛人事考试网（shangluo.offcn.com）

第四篇：郭美美掌握红会贪污惊天内幕 称谁动我就公布

郭美美掌握红会贪污惊天内幕 称谁动我就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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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6月27日06:58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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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郭美美曾发微博撂下狠话“只要敢动我一根毫毛，我立即公布红十会很多不为人知的贪污内幕！对如此嚣张的”叫板"，舆论群起轰之，同时呼吁红会作答，但是红会却依旧忍气吞声，让人不得不对郭美美刮目相看――这只妖怪，真的非常有背景！

6月18日，拥有67万名粉丝的法律学者徐昕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认证身份网上炫富，导致红会声誉及获捐额一落千丈，严重侵犯其名誉权，并直接导致巨额经济损失。但红会至今未起诉郭美美的侵权行为。如今，起诉郭美美侵权的诉讼时效即将到期„„截至记者发稿时，这条微博被转发5000多次。（中国青年报6月23日报道）

郭美美以炫富进入公众视野，并一直以炫富存在于公众视野。公众关注她当然并非她如妖精一般的妩媚长相和那几只名牌包包，一方面是要彻底搞明白她初始曝光时认证捆绑在身的“红会身份”，究竟是真是假；另一方面也是想知道红会何时彻查郭美美事件，诉之对红会的侵权行为，修正红会跌碎的公信力。但是就像西游记里“有背景的妖怪都被带走了”一样，人所周知郭美美是只妖怪，但她就是没有被打倒，反而愈加高调和狂妄，让公众的“郭美美猜想”飘散于舆论的风中，久久无处安身。

眼瞅着，起诉郭美美侵权的诉讼时效即将到期了，公众又再次焦虑起来。但这种焦虑显然跌落于“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窠臼，因为在郭美美事件中遭受侵权的主体，红会依然没有要追究郭美美的意思――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重启“郭美美事件”的调查，仅获得两票赞成，让公众期盼真相的热情又被兜头泼下一盆凉水。更吊诡的是，面对最早的调查声音，郭美美曾发微博撂下狠话“只要敢动我一根毫毛，我立即公布红十会很多不为人知的贪污内幕！资料我已寄到美国，有胆你们放马过来！”公众对如此嚣张的“叫板”，早就气炸了，舆论群起轰之，同时呼吁红会作答，但是红会却依旧忍气吞声，让人不得不对郭美美刮目相看――这只妖怪，真的非常有背景！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4月20日，四川庐山发生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出的募捐倡议遭到网友满屏“滚”的回复，与此同时，大量的个人捐款和企业捐款涌向民间基金会，壹基金在短期内收到的捐款就达上亿元。只这一个例子，就能看出郭美美对红会声誉造成的侵权影响有多巨大了。在一个法治社会，权益受到戕害必然要诉诸法律求得正义，已然是普世共识。就连郭美美的玛莎拉蒂被撞坏，她尚且懂得维权起诉索赔69万余元，缘何红会对郭美美的侵权行为却装聋作哑、不去追究其法律责任？

6月16日，郭美美在澳门举办豪华生日派对再度炫富，网民估之花费至少数百万元。这一方面说明郭美美对红会侵权完全有赔偿能力，另一方面再度引发人们对郭美美财富来源的猜想。红会的公信力在公众的口水已经淹没，却死活也不肯抓住调查、起诉郭美美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隐忍到了常人所难理解的地步，甚至连一句理直气壮的话都不敢说出――随着诉讼时效即的到期，我们就别指望“郭美美猜想”能够有答案了，其很可能跟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沦入无解之境地――高调、跋扈的郭美美，能让堂堂红会及有关部门是如此胆战心惊、投鼠忌器、龟缩躲避，显然是一只大有背景的妖怪。只是可怜公众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美好期待，只能跌碎在不明不白的地上。

第五篇：红十字会副会长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红十字会副会长: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11月5日上午9点，企业家论坛，数百名记者打开会议资料时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名字赫然在列。记者们一阵骚动。

下午3点，赵白鸽作为嘉宾出现在会场，并作了“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祸？”的主题演讲。

发言没几分钟，赵白鸽就主动提及“郭美美事件”，并表态“要深刻地反思”。她回忆着红十字会作为“百年老店”的荣耀，同时也坚定表态，红十字会需要监督，需要改革。

一个月前，她还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一个月后，她走进了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红十字会。

赵白鸽的上任会给红十字会带来什么？红十字会该怎样走出“全民信任危机”？就相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对赵白鸽进行了专访。

“郭美美事件”的思考——

“三天毁掉一百年。”

提问的焦点仍然是“郭美美事件”，这也是赵白鸽在上任后必须要解决的首个问题。“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我很震撼，也在深思。”赵白鸽说，红十字会百年历史的背后，是无穷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最近十年，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上任后一直在看它的档案，很感动。但是一个都没有被证实的网络事件，却可以用三天就把你打得稀里哗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社会了解红十字会，提高抗击风险的能力，否则一个观点掉下来，就把我们摧毁了，甚至撕碎了。”

了解首先从定性开始，赵白鸽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一个记者的提问，“红十字会不是慈善机构，而是人道组织。慈善讲的是非战争状态下给予的救济，人道指的是包括灾难、战争所引发的战争救援、救助和救护，范围更宽泛，这也是红十字会和一般的慈善组织不同的地方。”赵白鸽遗憾地表示，“红十字会的工作中，救灾及救援占据60%，社会捐助也就是慈善占据40%，大家都在盯着慈善，却不知道我们的救济工作。”

近年来，红十字会不仅完成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国内救援工作，还参与了日本海啸地震、利比亚战乱等国际救援工作，赵白鸽认为，“我们在战争救援中的作用至今没有人可以代替。”但她也坦承，“我们在平时的社会捐赠中做得不好，所以遭到了挑战，这是我们要重点改革和加强的部分。”

回应“乱收费事件”——

“会费是合理的。”

“你们媒体很重要，一个‘大字报’就把我们的青少年运动项目搞停了，这种毁誉是很厉害的。”赵白鸽说。

前不久，“武汉、西安等多地中小学生被要求加入红十字会并缴会费”的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西安市教育局发出紧急通知：各级学校红十字会组织不得收取青少年运动项目的相关费用，已经收取的一律清退。

谈及此事，赵白鸽不停地叹息。“不了解就发表议论是可怕的，当然，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了解我们的工作。”她介绍说，红十字青少年运动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第三项，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意识，在美国、英国等都有专门的教育系统从事这项工作。

“孩子参加志愿者活动之后，照顾老人、献血等，就有一个记录，他上好的学校就比较容易，牛津、剑桥都会优先录取本国参与该项目的学生。”赵白鸽认为，最高5元的会费是合理的，因为“社会工作是有成本的”。

“信任危机说明了一个道理，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是任何一个具有公益职能的机构赖以存在的基础，红十字会想要成功度过此次信任危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和沟通，让公众了解和理解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工作，以服务公众和社会的心态，小心谨慎地在各种职能中转换角色。”赵白鸽认真总结道。

实现“公开、透明”——

“监督是关键。”

“可能你以后还会发现，红十字会又出事儿了，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会想，老赵都在吹牛呢！”赵白鸽发出爽朗的笑声，“可是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决心是有的，我们正在努力，总有一天能走出来的。”

8月2日，在“郭美美事件”风头正劲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微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首次公布了红十字会接收的数十万笔青海玉树地震捐款情况，很多网民查询发现，捐款信息并不完整准确，捐款用途仍然没有说明，捐款总额和使用都缺乏第三方监管。

“在调研中我发现，红十字会每年接收几百万笔的捐款，最高的上千万，最低的几元钱，如何做到资金的来源和去路明晰，做到预算过程科学、执行过程公正、监督过程透明？”赵白鸽说，“这就需要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她介绍说，目前，红十字会将资金管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投资，用于救助。“这部分钱国家的行政审计非常严格，这一块管得不错。”另一部分是社会捐赠。“既是重点又是难点。”

“社会上批评的不公开、不透明主要集中在社会捐赠上。”赵白鸽分析道，“首先，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向来实行定向的捐赠。第二，这个钱怎么用？必须要做到决策预算的科学性，不能乱分，保证执行过程的公正。第三，监督程序的透明，在审计后向捐赠人公布。”

在赵白鸽看来，实现公开、透明首先要解决内部管理的问题。“数以百万计的捐款来了以后，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体系，你想要完全搞清楚是很难的，这就是信息化的重要性。”她筹划着建立一个“社会精英智囊团”，吸收包括新闻、金融、财政管理、项目管理等社会各界优秀人才，“来支持我们的信息化，实现我们的项目运作，扩充我们的队伍。”

归根结底，“实现公开透明的关键在于监督。”赵白鸽认为，主要通过四个环节，“第一，政府环节，审计署盯得很紧，尤其是在政府投资、财政拨款的部分。第二，党内监督、纪律检查，我们有纪检委，队伍里还有那么多的党员。第三，新闻监督，通过媒体曝光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影响会不太好，但总比不知道的好。第四，群众监督，包括捐赠人本身，他捐钱了以后，就可以到受益者那儿去了解情况。”

理顺总会、分会关系——

“独立、监管。”

“一个莱温斯基就能把白宫的房顶都掀掉，是吧？”赵白鸽笑着说，“这说明，明确各个层级的职责，在平行和垂直方向都实行问责制度是多么的重要。”

长久以来，红十字会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保持着极其微妙的关系。基于历史原因，地方分会一直直属于各级地方政府，总会缺乏对分会的监管和统筹能力，一直是“各自为政”。但在公众心目中，总会和地方分会是一回事。

“我们要理顺红十字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的权责关系，毕竟在如此庞大又复杂的组织中，任何一个局部的失误和过错都会影响红十字这个品牌，并给红十字抹上污点。”赵白鸽表示，未来的方向是，地方分会仍然自行运作和筹钱，直属于各级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承担起问责的职能。”人事任用上，“比如干部是五个人还是十个人，我们是没有权力管的，但是资金的用途要有明确的去向查询。”

赵白鸽表示，“我们将来主要在项目管理和社会捐赠上，尤其是下发的这部分资金的管理上加强对地方分会的控制。你要用好了，如果乱用的话，我们肯定找你麻烦的。”

同时，赵白鸽也在推动红十字会总会的管理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发挥总会和直属单位的作用，与国家的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起来，主要以提高工作效率为重点。”

提及红十字会的“官方背景”，赵白鸽认为，“在新形势下应该建立起与政府更为广泛、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具体于红十字会而言，核心是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重新定位红十字会的性质，平衡公众预期和实际需求。”

在她看来，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既不是隶属，也不是对立。“这是国际的通行做法，像盖茨基金等，他们都和政府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很好的资源。”赵白鸽认为，红十字会是一个独立的人道组织，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是依附于政府而存在的。”“我们与政府、企业、新闻媒体和公民都是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点很重要。”但她也坦承，“处于发育和成长中的社会组织更需要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

赵白鸽认为，想要彻底地改革，还是需要用法律来实现。“国家不是一直在筹措几个法律嘛，《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等。”

“一谈起红十字会，大家就觉得是垄断的、官方的、排他的，其实不是这样的。”赵白鸽说，“中国地域太广，工作太多了。我们不能搞垄断，也垄断不了。”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