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公崇拜溯源》读书报告
《關公崇拜溯源》1讀書報告
阮小路
香港理工大學 中國文化學系 10549196G
本書開篇第一章即引《三國志》及裴松之注,並進行相關辨析,從《三國志》的史實中尋找關羽生平出處,並對於大眾心目中的關羽形象及典故事實進行對比分析。比如比較著名的關於關羽的兩大典故:「大意失荊州」及「敗走麥城」,作者提及其是「關羽『大義歸天』之由,並為後世信仰關公者永生之痛。」但是作者從曆史真實角度去分析時,卻看到了關羽的另外一面,以及曆史發展由來,於是揭開了關帝信仰的分析。
對於關羽「大意失荊州」的說法,作者在文中提到一系列的質疑,其緣由主要在於其一其認為關羽在防範孫權方面並無疏忽,大意」之評價,概源自於朱熹的一個說法,且「南宋理學正統觀念急於帝蜀」,並極為推崇諸葛亮,且陳壽批評過關羽「善待卒而驕於士大夫」,故而南宋儒士以「恃才疏鹵」之名將「失荊州」之責任尽歸關羽,但是作者認為,諸葛亮隆中決對未把荊州作為一個重大戰略要點也是需負不可推卸的責任的,認為戰爭不屬於道德評價,並且變數很大,瞬息萬變之間而對手又富於算計,關羽欲不「大意」而未必能夠也,故而為之後的關羽成為全民崇拜進行了很好的分析。那麼從相關的研究成果來看,關羽在宋大觀二年,即被加封成武成王,此為1108年,而早於朱熹生年,即在之前的關羽,雖未被拔高到後至清廷的高度,但是其被給予的評價已經很客觀了,直至朱熹年間,儒士有可異議也無法改變之前一直所延續的民眾觀,或可說影響甚微,畢竟到了千年之後的評價即使大儒也只是一家之言,以中國思想一貫的儒家中庸之道,不可能有顛覆性,故而關羽在後世被授予頭銜的扶摇直上也在情理中,而這些瑕疵即使有也是可容忍的範圍之內。此外,作者亦引裴松之對於《吴書》之著對於當時蜀、吴之爭進行分析,且引述裴松之注中的關羽神跡,並引裴松之生平,及其在任職期間修复玉泉寺關羽寺廟的背景,而為「關羽成神」的後來發展埋下伏筆。那麽從長洲島所實地察看之關帝廟來看,其雖小,卻與佛寺相同供奉,香客駐足布施,當然是現代意義的捐贈,可見關帝廟千年来在民间的不断传承。
到了第二章節,本書主要介紹了關羽成神與佛教的「中土化」。《三國演義》中「玉泉山關公顯靈」一節,其視為構成後世「關公信仰」的基本依據。追本溯源則至南北朝一樁佛教的「公案」,這部分的論述中,作者舉例了佛教天台宗的信仰及一些迷信色彩的如關羽引「陰兵」或是一些被誤以爲神明的自然現象,而致關羽在佛家被尊爲「戰神」等的曆史溯源,並再次引其與裴松之的關系而去還原曆史,從而解釋關帝信仰的曆史構建,那麼到了本書的第三章節,作者就正式從社會轉型與價值重建來理解關帝信仰的曆史意義與構建了。論及社會轉型,作者首先提及唐宋時期的「安史之亂」後,即中唐後期的商業轉型,從而論述當時社會對於「江湖」之「義」理的渴求,於是關羽似乎被認為是典型人物而追溯。作者在文中提出:「後儒所以杜撰『桃園三結義』情節,並在盟誓中注入『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經世關懷,並以此作為異性結義,君子之交的理想境界,才能發揮持續、廣泛的普世影響。」可見,此處從社會樹典型的需要,為關羽的後世崇拜又一次找出來原因。
那麼對於關羽作為典型的忠節掛念的確立,作者在接下來亦進行了論述。而到了第五章,則主要引述宋代的《春秋》學,其敘述,宋儒是儒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而《春秋》學本來 1
22參見胡小偉著:《關公崇拜溯源(上、下册)》,山西出版集團,2009年8月第1版。參見本書後附關公信仰形成發展簡明年表。就是宋儒的起手功夫和看家本領。經過五代離亂,外侮內判,重新建立一統王朝,標立「尊王攘夷」和「明夷夏之大防」,正是後世理學在政治上的主要成就之一。那麽從此點看來,宋儒出于尊王的需要,而去宣揚君之道,臣之本分,亦使得輔佐正統劉室之關羽倍受尊崇。那麼此處作者提出,《春秋》大一統的概念在元明清三代被賦予新的含義,以及相應的曆史觀和經濟觀深入人心的過程。而關羽在這一時期的榜樣作用之一,就是或者代表正統,反對分裂;或者不甘偏安,努力复興。這兩種看去彼此矛盾的價值標准,卻都被賦予「《春秋》大一統」的標識。後世官方關廟幾乎都有「春秋殿」或者「春秋亭」之類建築,正說明關羽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後世「《春秋》大一統」的精神象征。對於此點,從長洲的考察行中來看,長洲關廟雖未有「春秋亭」,概由其規模決定,且其概與官方關廟有别,但其亦有亭名為「仰義亭」,但仍可見其對於對於正統宣揚的「忠、義」之傳承。那麼對於作者所言之「大一統」的思索,《春秋》大義微言,宋明儒理解之義或並不為其原義而為其引申義,而從關羽本身的軌跡來看,其更多的是對於漢室正統劉備的輔佐並忠誠,而劉畢生所事最多只能是复興漢室,畢竟以曹代漢之前漢室仍有正統劉姓為帝,而劉皇叔這一支,最多也是旁系,那麼關羽忠心的竟也只是劉備,他的結拜兄弟而並非所有正統漢劉,因為荊州劉表也是漢室宗親,其也可以不顧而奪之,所以以關羽之忠劉而引申之簡單忠於一統我認為不完全可。而後世對於關羽的崇拜,多於其勇武,及忠義,且容易為民眾所感染接受,故而成典型人物。
而本書之第六章與第八章對於關羽崇拜的敘述我認為是比較直觀的。第六章主要敘述「神道設教與理學建立」;第八章主要敘述「道教复興與關公崇拜」。而對於神道設教的敘述,其以宋代祠禄作為制度創建,亦與文士大夫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如朱熹就曾提舉武夷山沖佑觀。明人舉程朱,康熙又將程朱理學版不為綱常,所以明清時代的關公崇拜進入儒學已毫無障礙。那麼其之前也提到,一個新造神祗影響能夠擴大至社會和後世,必須借助特殊的社會力量。作者認為宋真宗托祖並在全國範圍內普建宮祠,實際上把人間君主制度神格化,擴大統治正當性的影響力。那麼我們來看,結合以上所述神道設教,之後的道教复興之時關公崇拜之所以為曆代君主所重視便有了理由,但是在宋代,關帝崇拜仍然並不如現今的成為全民共識,其持續推動力,更多的來自後來的道教及茅山派等諸多民間信仰。另外關羽信仰的形成也與農耕社會有關,一方面古代的農耕社會有道教的迷信思想,祈雨習俗,而關羽字「雲長」,正是有給人以求雨希望,有的時候曆史的選擇也是非常偶然與新奇的,而正是因為此點,關羽武將出身,但又多了重作為迷信人物被作崇拜的身份,擴大了其在民間的影響範圍,於是作者指出,於是道教又默認了「關羽即龍之化身」的相應傳說。眾所周知,龍在中國古代有很高的圖騰地位,中華民族也一直視自己為龍的傳人,那麼關羽在道教意義上又多了這重身份後,其地位又被拔高了一級,並且深入尋常百姓家。
再接下來,本書亦對於關公形象進行描述。「丹鳳眼,臥蠶眉,五倃長須;青龍刀,赤兔馬,周倉關平。」神威勇猛形象若現,這也是直至後世為關羽確立的形象,從長洲的考察中也可以發現,關帝像的面部表情是尤其要被突出的,而從上面對於關公的形象描繪來看,可見得關帝是尤其適合包裝作為大忠、大勇形象代言人的。與其說關羽發展軌跡所順應的「尊劉貶曹」而大受崇拜,而不如來看關羽本身的亦包裝特點。當然,本書也是在描繪到戲曲創作對於關羽的宣傳作用,關於關羽的創作,甚至出現在了蒙古人、藏人的戲曲創作中,比如蒙漢著名史詩《格薩爾王傳》和漢語詞話本《花關索》,文中提及,從文藝規律上來說,元代說唱藝術在不同民族中的發生、發展、交融,形成各自不同的人物故事和說唱形式,亦如清代八旗官兵遠征四夷,軍營文化生活寂寥,遂發展成為自編自唱自娱的「子弟書」等迄今猶存的独立曲藝品種,從此對於關羽的宣傳,文化上帶來的傳播效應甚至超越了政治上的,且得到了其他民族的認同並尊崇。
而書中對於為何各民族共同尊崇關羽提出了幾點緣由:其
一、金朝同北宋一樣,把鹽業作為國家基石,對解鹽倚重極深,自然會延續北宋對關公的崇拜;其
二、時代及社會環境與漢末相近,而發端於北宋的「正統」之論也在金占領區發揮影響,關羽好讀《左氏傳》就受到特别贊頌;其
三、金人雖日益漢化,但北地漢人在社會大動亂之際猶思光复漢室,因而賦予關羽以重大意義。從這三點作者的分析來看,總結概括最主要的因素則是民族大融合的需要,當然一方面也牽扯到軍事利益的需要,在此我個人比較傾向於民族大融合的觀點,畢竟從軍事利益來看,僅憑解州產鹽而認為金人對於關羽崇拜的必要性,似乎有點相對牽强,畢竟戰爭之下中原要害要塞頗多,豈不是要被推出來崇拜的對象不可數也,同時即使金人接受宋人的文化也是無法消除掉宋人的反抗與抵觸,若能的話也就不會抗金運動頻發了,這在當時是民族、國家利益的根本問題,故而認為金人對於關羽的崇拜是民族大融合的結果更能使人接受。那麼在之後再分析蒙古人、滿人、藏人等其他民族對於關羽崇拜的接受,也是同樣一個道理,中國曆史不斷發展的過程,同樣也是各民族不斷融合的過程,就比如長洲的關帝廟,實際上也是有當地島民或者許多客家人前往拜奉祭祀的,而書中作者就印證到:「許多客家地區,幾乎找不到城隍廟,卻到處可見關帝廟,香火之旺,甚至超過了大雄寶殿,且給關帝廟賦予城隍廟的職能,如天旱祈求下雨,久雨祈求晴天,瘟疫流行祈求消灾祛病,出遠門祈求平安,添丁祈求保佑等等。」4
然後,本書的第十一章敘述的漢民族的對於關羽的崇拜,主要與其自覺性有關,即漢民族自覺的以其作為維護漢統治的忠臣。當然本書到了末幾章再重新談到關公信仰的普及,主要是從關帝的「軍隊神」、「治安神」、「農業神」、「鄉裏神」幾個方面進行闡述的,而正是由於這幾個方面的原因,關羽崇拜才迅速經由鄉鎮裏社神祗,達到「家喻户曉,尽人皆知」的程度,其認為與當時《三國演義》刊本是否普及,三國故事傳播到何種程度,没有邏輯上的比如聯系,而相反的,由於江南關公崇拜的興起,既與理學儒士與官方「神道設教」的運作頗有關系,藉以動員民眾結相鄰以自保,提高軍隊士氣,或者才是明儒查收《三國演義》整理刊行,或者書商競相翻刻賈利的重要動力。但是對於此點我仍然認為,不可說關羽的傳播與《三國演義》的普及無關系,這實際上也是個先有雞或先有蛋的問題,或者說是藝術源自生活還是生活產生藝術,並没有一個絕對的定論,但是無論如何,《三國演義》作為通俗讀物對於明後人們對於關羽的認識的作用仍然是非常關鍵的,再經過幾百年的傳播,現在之關帝亦非當時之關帝,且關帝信仰一度在清朝發展至鼎盛時期,不可說《三國演義》是没有邏輯上的影響的,當然作者在此處否定其絕對影響還是值得贊同的,至少我們不應該孤立的從某一部作品,但分析現在情況的產生,這樣會使得我們的認識過於絕對化而忽略了許多真實情況。
當然,關帝信仰發展到後來,亦擴散至「漕運神」、「財富神」、「行業神」、「會館神」、「考試神」、「江湖神」甚至是「移民神」等各行各業普尊之神,這也與中國人民的信仰一統的態度有關,找不到確實可信的就信一個大家都信的。本書在末章節多舉信仰之例,那麼從現在對於關羽崇拜的現象來看並觀之其曆史發展的軌跡,然後再來看這個榜樣典型的樹立意義,對於我們現在的研究學習是有極大的探討意義的,至此,全部讀書報告完成,不足之處甚多,希望在以後的學習中更改多為改進。
關羽老家解州,解州盛產鹽。
從本書引出,並參見《客家人界定初論》,世界客家中心網。
第二篇:人们为什么崇拜关公?
人们为什么崇拜关公?
关公崇拜,指对被尊称为关公、关老爷、关王、关帝、武圣等的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的崇奉与膜拜。关羽的“义绝”形象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刻画的“三绝”之一,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千百年来实现了“由人而神,由神而圣”的演变。关羽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称。而为了供奉关羽而设的关帝庙也与孔庙一样遍布全国,甚至在数目上远远超过了文圣孔庙。海内外对关公的崇拜可谓长盛不衰。
目前我国台湾拥有大大小小的关公庙宇200余座,分布宝岛各地,每日香火缭绕,前来景仰膜拜者络绎不绝。在台湾各地,新的关庙和关公像仍在继续建造。据粗略统计,全岛的关公信徒有几百万之多,其人员涉及党、政、军、警、商贾和民众等各个层次。自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台湾有不少团体不惜重金,组织了浩浩荡荡的关公朝拜团,纷纷来到山西运城的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圣家庙及湖北当阳的关陵、河南洛阳的关林等处朝圣、寻根问祖。
香港有不少公司、商店和工厂供奉着关羽的塑像或画像,据说有的警察出巡时,也要先拜关公,求其庇佑。
泰国有的法庭在开庭之前,全体法官须向关公宣誓表示忠心后才开始有关程序。而在菲律宾,有一个名为“南松园”的以关帝为盟主的商人组织,该组织在庆祝关帝圣诞暨第廿七届监理事就职典礼的致辞中,就自称是一个结义团体,敬奉关圣夫子为盟主。此外,当地不少的杂货店、旅馆、旅社、脚夫也奉关帝为祖师爷。美国的“龙岗总会”,就是以崇奉关公为主的一个民间组织,其各地的分会达140多个,遍及华人涉足的世界各地。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上,关公像可谓俯拾皆是。更有甚者,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曾专程到过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关庙向关公乞灵,以助其夫君竞选成功,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日本华裔社会的关公文化也颇为兴盛。目前,日本神户、横滨、长崎、函馆等地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关帝庙。在横滨关帝庙,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都要举行庆祝关公诞辰的活动,以舞狮、舞龙等来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热闹非凡。每逢元旦和除夕之夜,这里也整夜开放,以接受广大信众的祭拜。在这里,“关帝庙已成为连接华侨华人和祖先、儒释道众神的场所,成为连接中国传统文化和故乡的场所,成为许多人心心相印的地方。”
我国中东南沿海地区处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前沿,又最易受到海外关公文化的辐射。因此,关公文化首先在这里复兴。在深圳与广州街头的诸多陶瓷商店中,关羽等神灵的大大小小的塑像占据柜台;在珠海的现代居舍的楼堂正中,祖先和财神共享烟火,摆满现代电器的组合柜上,关公和菩萨占据了“首席”之地。另据《钱江晚报》的报道,杭州一些企业的办公室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关公像、观音像及佛像等。一些私营、个体单位也将关公等像摆在显著位置,每日烧香点烛,十分虔诚。
福建东山县的铜陵关帝庙,每天24小时开放,香火十分兴盛。此庙已有600多年历史,被视为关帝庙的祖庙。当地人对关公的信仰十分虔诚,据称有90%的居民都在家中悬挂关公圣像供奉。他们视关公为万能之神,当地的小孩出生后往往拜关公为契父(义父),祈求平安成长,甚至青年男女决定终生大事时也往往于关公像前算卦,恭请关公神灵定夺。在春节前后,人们聚集庙内连唱大戏,长则几个月不断,每逢关公祭拜日更是人山人海、十分热闹。
近年来,在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北京等省市,一些有名的关庙竞相对游客开放,并定期举办大型的庙会或其他文化活动。
伴随着关帝庙的复兴,是广大民众对关公的敬奉和崇拜。令人寻味的是,在几乎全民虔诚信奉喇嘛教的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江孜等地,关公亦占有一席之地。大昭寺前左侧的八廓街的商店里都摆放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红脸关公塑像。
随着海内关公热的兴起,艺术家们抓住时代的脉搏,先后拍摄了《关公》、《武圣关羽》、《关公出世》、《三国梦》、《三国演义》等电视专题片和电视连续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使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的英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那么,关公又是怎样从一个以义著称的英雄上升到“神中之神”的呢?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关公信仰的产生与存在并不孤立与偶然,而是与全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要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也就具有其政治、伦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和造人神的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为世人所称道的关羽死后成为人神正是顺理成章。而传统的中国文化重实践,强调言传身教,讲究神道设教。关公信仰的发展与兴盛与这一思想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其突出表现就是关羽的忠义与儒家伦理的相得益彰、互为其用的关系。同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心理的服从性、复制性和保守性,导致历代帝王每一次对关羽的加封和褒扬都会在整个社会里产生不言而喻的推动力,促进关公信仰的进一步兴盛和广泛传播。
此外,关公信仰的内涵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关羽之所以被帝王们代代加封,是因为他代表的忠、义精神符合统治的需要。事实上,关羽不过是宣传忠文化的工具罢了。关羽就是忠文化的化身,是启发、诱导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学习的目标、榜样。通过营造关羽崇拜的舆论氛围,在社会上形成人人学忠臣,人人做忠臣的价值导向,抑制社会上“不忠”因素的负面影响,使广大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接受忠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比空洞说教和硬性灌输要高明得多。
而到了现代,对关公的崇拜是建立在关公被神化的基础上的。人们希望通过供奉关公寻求保佑。据研究,在日本的关公信仰史中,关帝的神性由明治以前的守护神、财神以及“复明”意识的象征演变为明治以后的商业神,甚至被升华为“象征着中华的道义和秩序”的“至高无上的神”,其原因即在于两个时期里旅日华侨的构成及经济、政治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是受“现世利益”制约而发生的一种现象。旅日华侨正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利益需要,创造了关公这尊神明的形象,赋予了关公不同的神性。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信仰中神人关系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故刘基说,“夫神无依,唯人是依”;祁顺云,“人赖神以安,神依人而立”;刘业勤也说,“夫人受庇于神,而神实依于人”。[1]关羽这一神灵既然要依于人、服务于人,其神职的普泛化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关公信仰既是历史现象,又是当今海内外的现实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海外华人与大陆交流的加强,关公信仰在内外的合力下逐渐复兴,成了不少地方引人注目的宗教文化现象。考察关公信仰的民族文化背景,正是为了让我们认清其文化意蕴,了解其来龙去脉,从而正确对待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扬弃,避免不明就里的片面批评或全盘吸收。推而广之,对于我国的其它传统文化现象,也应该持与此类似的立场。
第三篇:宗教社会学论文之论关公崇拜
论关公崇拜的长盛不衰
摘要:对关公的“神化”崇拜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至今,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本文介绍了当今世界范围内关公崇拜的概况,简略地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分析了关公崇拜的原因,并阐述了不同时期关公崇拜不同的思想内涵,以及应对其采取的正确态度。关键词:关羽 崇拜 内涵
关公崇拜,指对被尊称为关公、关老爷、关王、关帝、武圣等的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的崇奉与膜拜。关羽的“义绝”形象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刻画的“三绝”之一,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千百年来实现了“由人而神,由神而圣”的演变。关羽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称。而为了供奉关羽而设的关帝庙也与孔庙一样遍布全国,甚至在数目上远远超过了文圣孔庙。海内外对关公的崇拜可谓长盛不衰。
目前我国台湾拥有大大小小的关公庙宇200余座,分布宝岛各地,每日香火缭绕,前来景仰膜拜者络绎不绝。在台湾各地,新的关庙和关公像仍在继续建造。据粗略统计,全岛的关公信徒有几百万之多,其人员涉及党、政、军、警、商贾和民众等各个层次。自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台湾有不少团体不惜重金,组织了浩浩荡荡的关公朝拜团,纷纷来到山西运城的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圣家庙及湖北当阳的关陵、河南洛阳的关林等处朝圣、寻根问祖。香港有不少公司、商店和工厂供奉着关羽的塑像或画像,据说有的警察出巡时,也要先拜关公,求其庇佑。
泰国有的法庭在开庭之前,全体法官须向关公宣誓表示忠心后才开始有关程序。而在菲律宾,有一个名为“南松园”的以关帝为盟主的商人组织,该组织在庆祝关帝圣诞暨第廿七届监理事就职典礼的致辞中,就自称是一个结义团体,敬奉关圣夫子为盟主。此外,当地不少的杂货店、旅馆、旅社、脚夫也奉关帝为祖师爷
美国的“龙岗总会”,就是以崇奉关公为主的一个民间组织,其各地的分会达140多个,遍及华人涉足的世界各地。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上,关公像可谓俯拾皆是。更有甚者,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曾专程到过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关庙向关公乞灵,以助其夫君竞选成功,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日本华裔社会的关公文化也颇为兴盛。目前,日本神户、横滨、长崎、函馆等地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关帝庙。在横滨关帝庙,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都要举行庆祝关公诞辰的活动,以舞狮、舞龙等来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热闹非凡。每逢元旦和除夕之夜,这里也整夜开放,以接受广大信众的祭拜。在这里,“关帝庙已成为连接华侨华人和祖先、儒释道众神的场所,成为连接中国传统文化和故乡的场所,成为许多人心心相印的地方。”
我国中东南沿海地区处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前沿,又最易受到海外关公文化的辐射。因此,关公文化首先在这里复兴。在深圳与广州街头的诸多陶瓷商店中,关羽等神灵的大大小小的塑像占据柜台;在珠海的现代居舍的楼堂正中,祖先和财神共享烟火,摆满现代电器的组合柜上,关公和菩萨占据了“首席”之地。另据《钱江晚报》的报道,杭州一些企业的办公室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关公像、观音像及佛像等。一些私营、个体单位也将关公等像摆在显著位置,每日烧香点烛,十分虔诚。
福建东山县的铜陵关帝庙,每天24小时开放,香火十分兴盛。此庙已有600多年历史,被视为关帝庙的祖庙。当地人对关公的信仰十分虔诚,据称有90%的居民都在家中悬挂关公圣像供奉。他们视关公为万能之神,当地的小孩出生后往往拜关公为契父(义父),祈求平安成长,甚至青年男女决定终生大事时也往往于关公像前算卦,恭请关公神灵定夺。在春节前后,人们聚集庙内连唱大戏,长则几个月不断,每逢关公祭拜日更是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近年来,在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河北、北京等省市,一些有名的关庙竞相对游客开放,并定期举办大型的庙会或其他文化活动。
伴随着关帝庙的复兴,是广大民众对关公的敬奉和崇拜。令人寻味的是,在几乎全民虔诚信奉喇嘛教的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江孜等地,关公亦占有一席之地。大昭寺前左侧的八廓街的商店里都摆放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红脸关公塑像。
随着海内关公热的兴起,艺术家们抓住时代的脉搏,先后拍摄了《关公》、《武圣关羽》、《关公出世》、《三国梦》、《三国演义》等电视专题片和电视连续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使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的英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那么,关公又是怎样从一个以义著称的英雄上升到“神中之神”的呢?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关公信仰的产生与存在并不孤立与偶然,而是与全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要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也就具有其政治、伦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和造人神的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为世人所称道的关羽死后成为人神正是顺理成章。而传统的中国文化重实践,强调言传身教,讲究神道设教。关公信仰的发展与兴盛与这一思想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其突出表现就是关羽的忠义与儒家伦理的相得益彰、互为其用的关系。同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心理的服从性、复制性和保守性,导致历代帝王每一次对关羽的加封和褒扬都会在整个社会里产生不言而喻的推动力,促进关公信仰的进一步兴盛和广泛传播。
此外,关公信仰的内涵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关羽之所以被帝王们代代加封,是因为他代表的忠、义精神符合统治的需要。事实上,关羽不过是宣传忠文化的工具罢了。关羽就是忠文化的化身,是启发、诱导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学习的目标、榜样。通过营造关羽崇拜的舆论氛围,在社会上形成人人学忠臣,人人做忠臣的价值导向,抑制社会上“不忠”因素的负面影响,使广大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接受忠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比空洞说教和硬性灌输要高明得多。
而到了现代,对关公的崇拜是建立在关公被神化的基础上的。人们希望通过供奉关公寻求保佑。据研究,在日本的关公信仰史中,关帝的神性由明治以前的守护神、财神以及“复明”意识的象征演变为明治以后的商业神,甚至被升华为“象征着中华的道义和秩序”的“至高无上的神”,其原因即在于两个时期里旅日华侨的构成及经济、政治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是受“现世利益”制约而发生的一种现象。旅日华侨正是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利益需要,创造了关公这尊神明的形象,赋予了关公不同的神性。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信仰中神人关系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故刘基说,“夫神无依,唯人是依”;祁顺云,“人赖神以安,神依人而立”;刘业勤也说,“夫人受庇于神,而神实依于人”。[1]关羽这一神灵既然要依于人、服务于人,其神职的普泛化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关公信仰既是历史现象,又是当今海内外的现实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海外华人与大陆交流的加强,关公信仰在内外的合力下逐渐复兴,成了不少地方引人注目的宗教文化现象。考察关公信仰的民族文化背景,正是为了让我们认清其文化意蕴,了解其来龙去脉,从而正确对待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扬弃,避免不明就里的片面批评或全盘吸收。推而广之,对于我国的其它传统文化现象,也应该持与此类似的立场。
[1]李伯重“‘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Vol2.P47
第四篇:关公崇拜:贯穿儒释道的文化信仰
关公崇拜:贯穿儒释道的文化信仰
关羽,字云长,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山西解州人。千余年来,关羽累加追封,奉祀庙宇遍布全国城镇乡里。关帝尊崇能有如此之盛,而且经久不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古代流行三大宗教,即儒教、佛教和道教,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三大宗教的教主、教义、诫律、偶像各不相同,而都把关羽列入本教人物,使关羽成了宗教文化的交叉点。关公与儒教孔夫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是篡弑僭越频繁发生的时期。孔夫子通过删订《春秋》,对那些“乱臣贼子”进行了口诛笔伐。积极鼓吹下对上要“忠”。关羽生活在东汉后期,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正像诸葛亮《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所表现出的那种忠孝思想,可以称之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思想。关羽虽然未留下宏言阔论,但他一生最多看的书是《春秋经》,做事处世完全实践了儒家学说。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权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篾匠出身的刘备,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他企图效法光武帝王将中兴汉室。关羽与刘备结为义兄弟,视他为汉室旧臣。汉室衰微,孙权占据江东,划地称王。依照儒教经典实属僭越行为,是不尽臣节的表现。关羽十分轻视这样的人物。当孙权派人与关羽约为儿女婚姻时,他断然拒绝了孙氏。这种行为表现,实际在实践儒家的思想。孔子、孟子着书立说,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属于言教。关羽虽然不着书立传,却用自己的行动实践儒家的思想,这属于身教。儒家学说,在唐宋之际,逐渐由一个学派而演变成一种宗教。儒教奉孔丘教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经典,以忠孝节义为主要教义,以三纲五常为主要诫律。因为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而被儒教徒奉为圣人。战国时期孟子对儒家学说作了重要贡献,而被儒教徒尊为亚圣。关羽是一名武将,没有学术着作,而他用自己杰出的行为实践了儒教教义,被儒教徒尊为关圣。千余年来,儒教徒根据本时代的精神需要,对儒家学说不断作出新的阐释。同时把关羽的形象塑造得越来越高大。对关羽的封谥,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甚至与教主并驾齐驱,称为文武二圣,列入国家祀典。关公与佛教佛教是产生于古印度的一种宗教,对社会与人生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思辨方式。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当时被看作是方术的一种。东汉时期道徒们附会出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这是道教有意对佛教进行贬低。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教徒的逐渐增多,而且在南北朝时期进入上层社会,佛教不甘心道教对自己的贬低,与道教展开了从源流到教义的大论战,甚至几占上风。然而,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扎根发展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妥协,将佛教中国化。南朝天台宗三祖慧思试图将佛教与道教的观点打通,使成佛与成仙合二为一。慧思的弟子、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法师,俗姓陈,其父在南梁封益阳侯。智的出身使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同时又精通佛法,有条件为佛教的中国化找到合适的着脚点。佛教传入中国时,已经在印度流行了几百年,形成许多宗派。传入中国并不是按宗派源流次第进行,而是大小乘同时拥入。虽然皆自称本经为释迦牟尼亲口所说,但又相互矛盾,智提出五时八教的判教,既融合了各宗派的教义之争,又将自奉的《法华经》定为佛教最后所说的经,抬高了本宗派的地位。这是智对本派、也是对佛教的一大贡献。南陈光大年间,智游历荆湘间,在当阳玉泉山遥见山色如兰,上有紫云如盖,以为圣地。入山寻之,夜见怪物千状,有大神人美髯者与其谈话,自称汉将军关云长,“感师道行愿,舍此山作师道场,永护佛法”。智即对关羽授五戒,使他永护佛法。这个故事是智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利用民间关于关公显灵的迷信思想,将关公列入佛教的护法神,促使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这就是后世把关公列入伽蓝爷的根据。这就使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这是智对佛教的又一贡献。智的这一贡献,使佛教的天台宗成为一个流传最广,历时最久的宗派。关公与道教道教是中国古代民间产生的一种宗教。其渊源大体有4个方面:
1、古代的原始宗教与巫术;
2、神仙思想与方术;
3、谶讳学;
4、黄老思想。后三种因素在社会上层影响较大,第一因素在民间最流行,影响最广泛。古代社会,人们把日月星辰、山岳河海和图腾祖先都看作神明,凡遇大事,都要祈祷,由此形成一个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是一种多神宗教,很自然地承袭了这个系统。自汉代以来,盐铁官营,盐税是历代朝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据《广见录》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河东解州盐池水减盐少,课税难完。朝延派人考察,考察者回来汇报说,在解池遇到城隍神。城隍请考察者转告朝延,盐池减产是蚩尤作崇。宋真宗派吕夷简到解池去祭祀。祭毕当天夜里,吕夷简梦见一位神人,身着戎衣,怒言天帝命己主管盐池,宋朝皇帝在这里立了轩辕是我的仇人,我为此而绝了池水。如不拆毁轩辕祠,今后将祸患无穷。吕夷简将梦见的故事上奏了朝廷。大臣王若钦说,蚩尤属于邪神,信州龙虎山张天师定能为皇上治服蚩尤。把张断先请来后,他对皇上说:“此事无可忧虑。自古忠烈之士殁而为神,蜀将军关某忠而勇,陛下祷而召之,以讨蚩尤,必有阴助。”于是张天师焚化符录,祷而召神,一会儿,有美髯者披甲仗剑自空而下朝拜于殿庭,张天师遂向关羽宇谕圣旨:“蚩尤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将军为民除害,如何?”关羽回答说:“臣敢不奉诏?容臣会岳渎阴兵至,彼并力为陛下清荡之”。忽然美髯人不见了,皇上与张天师隶然起敬。有一天,盐池之上黑云密布,大风暴至,雷电晦冥,可听得空中金戈铁马声。之后云收雾敛,天朗气清。池水如故,周匝百里。守臣王忠把上述情况向皇上汇报,皇上立刻派人到盐池致祭,且命有司修葺祠宇,岁时奉祭。宋真宗好道教,宋徽宗更迷道教。这个故事是道徒们编造出来糊弄皇上的。事实上,解州盐池自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就干涸减产了解。经圣五年(公元1098年)又被大水浸坏。直至崇宁四年修复后,才创开四千四百余畦。宋徽宗牵强附会,把自然变化与神怪显灵联系在一起,封关羽为崇宁真君,关帝庙主殿从此称崇宁殿。这完全是宋徽宗与张天师导演的一场神话剧。明代嘉靖、万历二位皇帝信奉道教,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天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有一次倭寇进行余姚城,城池危在旦夕,有人到灵绪山关庙祈祷,果然打退倭寇的进攻。事后乡贤管氏、钱氏、叶氏倡议扩修关庙。这些故事穿凿附会,越传越广。在民间,关帝不但被奉为武神、财神,而且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魔、驱邪恶、诛叛逆、招财宝等无边法力。宗教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关帝在法力正是广大民众所渴望的,因而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的顶礼膜拜。宋元明清以来,由于三大宗教的共同宣传,关帝信仰已超过了一切宗教、一切神灵。“香火永盛,将与天地同不朽”。宋明理学的发展,使儒、佛、道在思想上能够相互兼容,在教规上相互借鉴,不再排斥对方。逢宋代起,各地关帝庙虽多由道士住持,佛教僧徒也往往同住庙内,儒教徒也由国家派遣,前往关帝庙致祭。因此,在关帝庙内体现了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解州关帝庙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关帝庙,创建于隋代,历经宋元明清历代不断扩建。现在大庙建筑基本是清代遗构,是清朝大兴扩建的最后结果。庙内保留了大批的明代铸铁文物及元明两代的铜铸和木雕关公像,也保存了大批明清两代佛道绘画。至于有关关公的传说故事、戏曲剧目、楹联牌匾、宗族谱牒,解州作为关帝的家乡,流传得最广,保存得最多,这些都堪称祖国历史文化的瑰宝。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请分享到朋友圈,希望可以借您之手传播和发扬中国道教文化。
第五篇:关公赴会
关公赴会——单刀直入
《三国演义》
故事:赤壁之战以后 诸葛亮三计气死周瑜 得了荆湘九郡 其中荆洲是当时军事要阵 为兵家必争之地 刘备为完成三足鼎立之势 需夺取西川 以立其业故派大将关羽镇守要地荆洲 吴国为了得到失去的土地 始终不放弃夺回荆洲的想法 因此 设酒宴名为招待关羽 实为鸿门之宴 宴请关羽过江到东吴席间埋伏刀斧手欲杀之 关羽久战沙场 熟读兵书 早知是计 便有所准备 故而 只带领十几个随从人员 提着宝刀 轻驾小舟 单刀赴会 席间关羽借与鲁子敬多年未见叙旧为由 拉着鲁肃不放手 互相敬酒 实则以鲁肃为人质 以脱身 埋伏刀斧手见鲁肃被困 不敢轻易下手 关羽不仅应邀赴了宴会更挫动了吴国的锐气 打消了孙权收回荆洲的念头 同时也歌颂了关羽勇敢的精神和过人的才智
孔明借东风——巧用天时
《三国演义》
孔明借东风--巧用天时,这个歇后语来自《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大意是说,赤壁之战前夕,周瑜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发动火攻一举烧毁曹军的战船,打败曹操。但周瑜忙中出错,竟然没有想到火攻对风向的要求很高,而隆冬时节长江中游一带多刮西北风,没有东南风。如果就着西北风放火,曹军处于上风头,刚好烧了自己,根本烧不到曹军。周瑜想不出办法,一下子病倒了。诸葛亮当时在周瑜军中帮着出谋画策,他知道周瑜的病因,便给周瑜开了一个“药方”:“欲破曹军,须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让诸葛亮想办法“搞”来东风,诸葛亮当即答应:“可以借。”于是周瑜让人建起一座七星坛,诸葛亮装模作样地上坛作法,要“借东风”。到了作战那天,果然东南风大起,周瑜乘机发动进攻,一举击攻了曹军。其实,诸葛亮是善于预测天气,他是通过预报知道这一天有东南风的,根本就不是“借”来的。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三国演义》
徐庶是刘备早期的谋士,开始时化名单福,初见刘备是为了试验刘备,对刘说:“你坐下所骑的的卢马眼下有泪槽,是妨主之马,你可以先将他送给你记恨的一个人,待妨过此人之后再骑就不会有事了。”当时刘备很生气,说先生怎么可以教我如何去害别人呢?徐庶感动与刘备的仁德,追随刘备。后来曹营中有谋士认出徐庶,告知曹操,曹操为了得到徐庶,将徐母软禁起来,让她写信劝降徐庶,徐母大骂曹操是汉贼,儿子追随刘备是匡扶汉室的正确之举。但是后来曹操手下的谋士还是模仿了她的笔记写了一封劝降信给徐庶。徐庶是大孝之人,收到信后含泪拜别刘备,投奔曹营,但是到达之后,见到母亲,知道上当受骗。其母刚烈,自尽而死,徐庶痛恨曹操,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生死之交
《三国演义》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生死之交的故事:桃园三结义是《三国演义》中的第一个故事。提起刘备、关羽和张飞,人们总是会联想到他们早年在涿郡张飞庄后那花开正盛的桃园,备下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焚香再拜,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人们一直传诵着这个故事,也一次次有人效仿着焚香结义。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便谈到:“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 桃园之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清代一些会党如三合会等,在他们颇为庄重 的入会仪式上,必定不会忘记插上桃枝,以此象征他们是在桃园结义。
梁山泊的军师----无(吴)用
《水浒传》
平生机巧聪明,曾读万卷经书。使两条铜链。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投奔梁山时看出王伦不容,用计使林冲火并王伦。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吴用在破连环马时,派时迁偷甲骗徐宁上了梁山。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晁盖曾头市兵败后,吴用又假扮算命先生,在卢俊义家写下藏头反诗,将卢俊义暂时赚上山。卢俊义回去后被陷,最终判处斩,石秀劫法场亦身陷北京城,吴用及时出计,先发无头帖子稳局势,又差时迁火烧大名府,并救出玉麒麟卢俊义、拼命三郎石秀。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
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
《西游记》
孙猴子即《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孙悟空学会了七十二变,在与师父到西天取经途中,变化多端,战胜了一个个困难,降服了一个个妖魔。因为他高超的本领,后人便言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
这个歇后语现在多用形容变化快。如夏天的天气,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雷声轰鸣,倾盘大雨。真是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