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高龄化的日本看中国

第一篇：从超高龄化的日本看中国

从超高龄化的日本看中国：当的士司机和餐厅服务员都成为老年人，中国将会怎样？

2014-12-08养老

作为一个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超高龄化时代的国家，我个人认为，中国似乎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社会了。

文/近藤大介 来自经济观察报

百岁以上高龄者

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日本的“敬老日”，刚过去的9月15号是今年的“敬老日”。当天，一位日本女性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她，就是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长寿女性”、现年116岁的大川操。目前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大川女士出生于1898年。那一年，中国大清王朝的西太后仍然健在，距离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有13年。

敬老日当天，大川女士收到了曾孙响贵等家人、邻居和朋友们送来的花束，同时也得到了“健康长寿”的衷心祝福。她品尝着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高高兴兴。

多年来，大川女士一直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虽然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站起来，但是她每天都会坐在轮椅上外出散步，一日三餐也是准时准量。每逢敬老日，日本厚生劳动省都会发布一份名为《百岁以上高龄者》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2014年日本百岁以上老人的人数达到58820人，较去年增加了4423人，连续第44年刷新了“百岁以上高龄者人数纪录”。其中，百岁以上女性人数多达51234人，占整体人数的87%。男性方面，现居住在日本埼玉县的111岁男性百井盛是日本的最长寿男性，同时也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所认定的“世界最长寿男性”。

厚生劳动省的报告还显示，到目前为止，每10万日本人中有46.21位百岁以上老人。但是，预计在今年年内，百岁以上老人将新增29357人。所以，日本即将迎来人类历史上首个“百岁以上老人人数占人口总数0.1%”的“超高龄化社会”。

即使不以“100岁”为基准线，日本的高龄化社会现状同样让人咋舌。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全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数为3296万，占日本人口总数的25.9%。也就是说，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但是，仅仅九年前，这个比例数还是“5：1”。由此可见，日本的高龄化日趋严重。长此以往，“3：1”的情况预计将会出现在21年后的2035年。

超高龄社会到来

就这样，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先驱”，率先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那么，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呢？ 如果你来日本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东京的出租车司机基本都是老年人，在麦当劳里打工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乘坐东京都内公交车的乘客大部分还是老年人，以至于车内的“老年人专座”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我居住的这幢位于东京中心地带的高层公寓里，240户住户中有一大半是老年住户。其中，尚有能力下厨的老人们每天都给附近的大型超市打电话，订购一日三餐所需的食材并要求送货上门。而那些无力下厨的老人索性就向附近的“711”便利店“电话订餐”。当然，前来送食材或送餐的人大多并不是日益减少的日本年轻人，而是在各处兼职打工的以中国人为主的外国留学生。

在这些老年住户中，身体硬朗的人会经常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身体。说到健身房，现在东京都内各大健身房的会员，半数以上都是老年人。我家附近的一家健身房，老年会员人数比例甚至高达八成（大部分为老年女性）。每次走进这家健身房，我都有一种进入了“老年人中心”的感觉。

有这么多身体健康、可以去健身房健身或者外出购物的老年人，也就自然会有很多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而在这些老年人所患的疾病中，“认知障碍”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各位市民，附近一位身着蓝色衣服、灰色裤子的80岁左右男性目前行踪不明。如有线索，请联系市政府。”

走在日本街头，我们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类似这样的广播。众所周知，一旦上了年纪，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会同时衰老。当一个人的大脑衰老到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时候，这个人就患上了“认知障碍”。目前，身患这种疾病的日本人多达800万人，较20年前翻了6倍。换句话说，现在每15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认知障碍患者。

认知障碍的第一个症状是“健忘”。比如，患者会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吃过饭，明明刚吃过，没过一会儿又吃一顿，这样会造成患者体重激增；又比如，患者明明没有吃饭，但却误以为自己已经吃过了，这样的“节食”就会导致患者体重急剧下降。除此之外，忘记银行卡的密码无法取钱、去超市买回和昨天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在冰箱里的东西忘了吃，最后只能白白扔掉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

认知障碍的第二个症状是“乱走”。有些患上认知障碍的人虽然记忆力衰退，但是身体还依然十分健康。如果他们耐不住寂寞外出散步，那么很有可能走着走着，就忘记了回家的路。最后，他们只好在住宅区附近“瞎转悠”。

以前在晚上走过住宅区，我们经常会看到瘫倒在路边或是步履蹒跚的醉汉。但是现如今，我们遇到的一般都是“穿着睡衣散步”的老年人。通过他们与众不同的着装，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些人都是找不到家的认知障碍患者。在他们的衣服口袋里大多会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他住在……如果您发现了他，请致电……”。但是，如果他们出门的时候忘带了这种卡片，那么即使被找到了，也无法被送回住处。另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夫妇双方都患上认知障碍的案例急剧增多。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夫妻双方认知障碍”。据统计，在日本的80岁以上的夫妇中，每11对夫妻中就有1对夫妻都患有认知障碍。在这些不幸的夫妻身上，悲剧很容易上演。比如，妻子忘记了自己正在用煤气灶做饭，而丈夫也忘记了关火，那么这样就一定会引发火灾。或者夫妻都忘记了打扫房间、忘记了定时丢垃圾，那么家里的垃圾就会堆积如山。更有甚者，这种“夫妻双方认知障碍”还会引发一方把另一方杀死之类的恶性犯罪。

现在，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会在超市偷窃，也会伤害他人或者杀人。所以，日本的监狱已经变成了满是老人的“敬老院”。但是，这些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却并不记得自己犯了罪。

如此一来，如果家里有认知障碍的父母，那么子女就只能辞职在家看护。这样的情况也有一个称谓——认知障碍停职。很显然，伴随着这种认知障碍停职案例的增多，日本经济肯定无法持续发展下去。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已经让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改变。

比如，被誉为日本社会“安定象征”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深陷全面崩塌的危机之中。日本法律规定，在日本居住的所有年龄在20岁至60岁的居民（包括在日本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国人）都有按月缴纳“国民养老金”的义务。凡缴纳满25年者，可自60岁退休时起领取养老金。这一体系曾对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1985年，日本政府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下限”提高到了65岁，现在又在讨论将这一下限再次提高到70岁。可是，由于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即日本的年轻人）远远少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即日本的老年人），所以无论将“年龄下限”提高多少，养老保险体系的崩塌都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在2009年的大选中，日本民主党通过向民众承诺“严防养老保险体系崩塌”等方式，获得了执政大权。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民主党虽“励精图治”，但依然逃不过“下野”的命运。取而代之的自民党安倍晋三政权自成立后便将大量养老储备金（GPIF）投进了股市，以求通过股票收益缓解“养老金危机”。但事实证明，在全日本范围内对日本股市持乐观态度、同时力求通过“安倍经济学”促进股价上扬的就只剩下安倍首相一个人了。一旦股价下跌，已经出“管涌”的“养老储备金大坝”必然顷刻倒塌。

社会结构与经济动向的变化

如果日本真的成为了这样一个超高龄化社会，那么日本的年轻人无疑会最先“殉葬”——他们身上背负的担子将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尽管如此，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也并不是都在抱怨自己“时运不佳”。举个例子，被誉为“战后日本年轻人最艰苦战役”的大学入学考试已经变成了“虚设”。由于希望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人数少于日本各个大学的定员数，所以除了极少数名牌大学外，只要你参加入学考试就一定能“金榜题名”。于是，不少日本的大学干脆取消了入学考试，单凭“资料审查”和“面试”来招揽学生。如果这样做都招不满学生，那么这些学校就打着“国际化”的招牌，大量吸引外国留学生。我所任教的明治大学是东京六大名牌学府之一，但是我的班上也有近四成的学生是外国留学生。

另一方面，伴随着日本老年人的增多，年轻人的逐渐减少，原本依赖年轻人的众多产业也随之遇到了巨大的发展阻碍。比如，东京虽然得到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但却陷入了“大量缺乏劳动力，以至于无法建设体育场馆和奥运村”的窘境之中。

获得了举办权却无法举办奥运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唯恐做出如此贻笑大方的事情。所以，他开始动员日本的女性进入社会。在9月3日进行的内阁改组中，安倍擢升5位女性出任内阁大臣，以此表达希望更多的女性进入社会的“美好愿望”。

日本社会一直保留着源自中国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儒教思想和传统，女性一旦结婚就会辞去原来的工作，专职在家“相夫教子”。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基于这一模式而形成的——如果家里有无收入的专职主妇，那么这个家庭每年可以扣除最高35万日元的税金。如果妻子的年收入超过135万日元，那么这个家庭就要交纳更多的税金。

很显然，安倍首相只希望尽快通过动员作为“社会潜在劳动力”的女性进入社会来解决已经蔓延到了各个领域的“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女性的产后继续就业率仅为26.8%。所以，估计安倍首相真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提倡像中国那样的“男女平等”。

除了以上的变化之外，随着超高龄化时代的到来，日本的消费动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例如，在20多年前我还是个青春少年时，每逢2月14日的情人节和12月24日的平安夜，各种“商战”百花缭乱。所有的商场里都摆放着面向年轻人的各式精美礼物，各大餐厅都推出了迎合年轻人口味的特别菜单。但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情人节商战”和“平安夜商战”很一般，取而代之的则是每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母亲节商战”和9月的“敬老日商战”。

近年来，“敬老日商战”愈演愈烈，而且每年都有一个关键词。今年的关键词是“青春重现”。所以，能够让人看起来年轻几岁的美容器械、色彩斑斓的时装、花哨的手机都成为了热销产品。9月8日，日本内阁府刚刚发布了一组令人沮丧的数字——由于从4月1号的消费税税率的提升（由原有的5%提升至8%），2014年第二季度（4-6月）GDP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萎缩7.1%——这场充满了“活力”的“敬老日商战”就立即让人们看到了“青春重现”的希望。

事实上，现在牵引着日本经济发展的正是我们口中的“高龄者”。总务省开展的“家境调查”结果显示，将储蓄额减去负债额后，30岁阶段户主的平均资产为－342万日元，40岁阶段55万日元，50岁阶段1139万日元，60岁阶段2052万日元，70岁阶段2101万日元。由此可见，日本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掌握在“高龄者”的手上。也就是说，老年人才是日本消费的主力人群。

由于老年人最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放心、安全的社会”，所以在今年2月举行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承诺“让老人放心，让老人安全”的日本原厚生劳动大臣舛添要一以压倒性的支持率成功当选。目前，舛添知事正在积极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将因少子高龄化而倒闭的学校改为养老院，将东京都变成一个充满无障碍设施（无楼梯）的都市等等——毕竟，当老年人成为社会的“主角”时，我们就必须要优先满足他们的要求。

不过，与得到了“老人钱”的东京等大城市相比，很多地方性小城市就悲惨了许多。比如我母亲的故乡、除冲绳之外的日本最南端的九州鹿儿岛县就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过少化”现象。因此，母亲不得不在10多年前就把先祖的墓移到了九州地区的最大县福冈县的郊外。

刚过去的中秋节，我去福冈扫墓。在郊外，我看到了一排又一排的空屋，这让我大为震惊。对于一个居住在东京的人来说，这样的单门独栋的房子让人羡慕不已。但是，面前的这些房子都是数十年前的建筑。时至今日，房屋的主人或是驾鹤西游，或是住进了养老院。他们的孩子们也因为房屋地理位置上的不便而搬去了市区。白天的时候，由于有阳光的照射，这里一片祥和。但是到了晚上日落之后，由于没有灯光，这里立刻变成了一座“鬼城”。不过，虽然身处“鬼城”，但是仍有一家生意兴隆、分店多达26处的店铺——高山典当行。这是一家专门收购老人的珠宝和贵金属制品的“当铺”。如果老人的子女继承了这些遗产，就需要缴纳高额的税金，所以还不如趁早把这些东西卖给典当行换一些实实在在的现金。

在这样一个“人口过少化”严重的地区，究竟有谁会来典当行买上这些珠宝呢？怀揣着这个疑问，我走进了高山典当行。对于我的提问，店员用手指了指身旁的柱子。柱子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赫然写着7个中国字“欢迎使用银联卡！”。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国旅游团进入了这家典当行，争先恐后地购买珠宝。我和其中的一位中国游客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这里的翡翠价格不到中国国内的三分之一，其他的珠宝价格不到中国国内的一半。

后来，我对一位九州经济调查协会的干部说起了高山典当行的情况。他微笑地对我说：“现在，中国人买的是珠宝和翡翠，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来买田置地。从大连坐飞机来福冈只要一个小时，从上海到福冈也只要一个半小时。美丽的大海、清新的空气、新鲜的海鲜、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发达的社保，这些足以吸引中国人的眼光。反过来说，九州这个高龄化和人口过少化严重的地方也只有靠中国人的力量才能得以生存吧。”

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在九州。步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全日本必须进一步借助中国的力量。但是，中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超高龄化社会。2013年，中国政府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60岁以上人口达到2.2亿。全球最大的超高龄社会已经降临中国。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似乎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社会了。

第二篇：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

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东方网）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月14日上午3号反应堆机组发生了氢气爆炸，福岛核电事故已再次引发公众对核电安全性问题的讨论，如何在确保核设施安全性与满足能源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核电大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综合媒体3月14日报道，相比地震和海啸造成的重大伤亡，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少量伤亡吸引了全球密切的关注，它更能触及公众意识深处的恐惧。3月14日上午3号反应堆机组发生了和1号反应堆类似的氢气爆炸，外围建筑被摧毁，而美军直升机在距离核电站100多公里处发现了放射性物质，这令紧急事态进一步升级。

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14日报道，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至少有过一次不太引人关注的“彩排”。2007年7月，一场当时听来已属骇人的里氏6.8级地震袭击了距日本北部新泻县不远的超大型柏崎刈羽核电站(Kashiwazaki-Kariwa)。随后爆出消息，这座规模位于全球前列的核电站，设计的抗震级别却远远低于那次地震的震级。其中一座反应堆所受到的震动，竟然超过其抗震能力近2.5倍。

可以说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全球核电行业的安全记录还算不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更好的设计和监测。在这方面取得改进的同时，各方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日益加剧，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已促使西方各国政府再次考虑建造核电站。在实现能源安全的渴求推动下，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核电。

3月12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率先表态，日本因地震发生的核泄漏事件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安排。3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核电安全事关重大，有关方面一定要认真分析和总结日本核电事故经验教训，确保中国核电事业安全发展。上述两位官员的公开表态均表明，中国发展核电的总体安排预计不会改变，但福岛核电事故已再次引发公众对核电安全性问题的讨论。

核事故不会去理会什么国界。日本也远不是利用核技术的唯一地震高发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核世界。我们必须确保核设施安全运转，无论它们建在何处。作为日本历史上的首例重大核电事故，这对正在大规模建设核电站的中国有哪些启示？中国核电站的安全是否有保障？让我们抽丝剥茧，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

对于核电站受损会产生何种影响，现在评估还为时过早，但此次福岛核电站事故注定将是现代史上第三起重大核电站事故。前两起事故分别是：1979年，美国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电站反应堆熔毁事故；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爆炸事故。这两起事故都导致了人们对核电的支持率大幅下滑。

自从核电站问世以来，在工业上成熟的发电堆主要有以下三种：轻水堆、重水堆和石墨汽冷堆。它们相应地被用到三种不同的核电站中，形成了现代核发电的主体。轻水堆又分为压水堆和沸水堆。目前世界上核电站常用的反应堆有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和改进型气冷堆以及快堆等，但用的最广泛的是压水反应堆。而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福岛核电站，10台机组采用美国引进的BWR沸水堆技术。

福岛核电站位于东京北部的福岛工业区，由福岛一站、福岛二站组成，共10台机组。本次发生主要事故的1号机组于1967年9月动工，1970年11月并网，1971年3月投入商业运行；3号机组1976年3月投入运营。

由于建设期较早，其配套设施的抗震能力偏低，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福岛第一核电站之所以出现核泄漏，原因在于“堆芯熔化”。主要问题是，部分反应堆的应急柴油发电机无法正常启动，影响了冷却水循环，致使堆内余热无法正常排出，存在温度过高可致放射性物质泄漏甚至熔堆爆炸的危险。之所以会有冷却水循环问题，与其沸水堆的技术设计有关。沸水堆技术拥有一个回路，一旦冷却水循环不奏效，其必须要通过降压、使用海水冷却、其他水冷却等外部冷却方法才行。也就是说，沸水堆在不发电的时候，其燃料仍然在裂变，这将会加剧核物质的释放。

截至1996年底为止，全世界已运行的沸水堆有94座，总功率78285MW，占全世界已运行核电厂反应堆总数的21.7%和总功率的22.7%，仅次于压水堆。沸水堆最大优点是结构和运行都比较简单，尺寸较小，造价也低廉，燃料也比较经济，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可靠性与经济性。缺点是必须使用低浓铀，目前采用轻水堆的国家，在核燃料供应上大多依赖美国和独联体。此外，最重要的是堆内产生的蒸汽直接进入汽轮机，汽轮机会受到放射性的沾污，而且只有一个回路。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对于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丧失关键能源供给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几近病态，但又并非完全缺乏理性。目前日报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依赖核电，此次事故让日本政府放弃核电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不过日本可以重新思考需要什么样的核工业。

福岛第一核电站已经运行了40年，整座电站未来非常有可能被停用。如果日本必须拥有核反应堆，就必须建造现代化的反应堆，能够经受住的地震级别要远远超过几十年前过度乐观的规划者的设想。后备发电机组，以及核电站的其他“周边”设施几乎与核心反应堆本身同样重要，应该相应地进行建造或重建。

而截至2010年10月已经并网的中国大陆核电项目共计8个，13台机组，分别是秦山一期、二期和三期，大亚湾、岭澳一期和二期，田湾和秦山二期扩建项目，总额定功率为1083万千瓦，技术类型分为CNP300、M310、CPR1000等等。除了秦山三期核电站是“重水堆”方向之外，在建只有山东荣成的是高温气冷堆，其他核电站都是压水堆。2010年5月23日发生轻微泄漏的大亚湾核电站机组采用就是压水堆（当时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其影响仅限于封闭的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中，放射性物质未进入到环境，未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

中国目前主流“二代加”技术的CNP1000（中广核主导）和CPR1000（中核主导）压水堆均有两套回路系统，一回路系统与二回路系统完全隔开，它是一个密闭的循环系统。其冷却的循环回路是与正常反应回路分开的，只要冷却回路没有问题，仍可以将整个反应堆冷却下来，以防止其热量上升，造成堆芯熔化、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问题。此外，中国的一系列新机组在安全方面也有多重保护。比如

CNP1000有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排放系统、稳定器卸压系统、堆坑淹没系统、安全壳内氢气控制系统等等，可应对严重的安全事故。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介绍，中国在建核电站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比福岛核电站的二代技术更安全，不存在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的问题。据了解，早在2007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挂牌成立，代表国家正式受让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实施相关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

所谓“三代”技术，是指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AP1000核电技术以及法国阿海珐公司开发的EPR核电技术。陆启洲介绍说，日本受影响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中国正在沿海建设并将向内陆推广的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就是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巧妙地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AP1000的压水堆技术，相比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沸水堆技术，更加安全一些。”一位从事核电站建设的工程师表示，“不会出现堆芯熔化。”

根据《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4%，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2800亿千瓦时。包括红沿河、宁德、阳江、广西防城港以及田湾5、6号机组，岭澳二期2号机等项目将采用“二代加”核电技术；广东台山核电站将采用法国阿海珐公司提供的EPR技术；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将采用AP1000技术。未来，中国核电将出现AP1000、法国EPR、中国自主研发的“二代加”等三类技术并存的情况。

但是我们仍然担心的是本次事件会产生心理层面影响-在众媒体的聚焦下，对核安全的担忧将被放大，或将最终影响国家核电规划目标的制定：从历史上看，大级别的核电事故都会引起对核电安全的社会性忧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在此次事故发生前4个月，也就是2010年10月22日，英国、法国、芬兰的核安全局在各自对法国阿海珐第三代核电技术EPR反应堆进行评估之后，非常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指出EPR反应堆的仪控系统在确保安全系统的充分性，以及安全系统与控制系统的独立性方面存在问题；阿海珐最初提交的EPR设计不符合独立性原则，其控制系统与安全系统之间有高度的复杂串联，二者则有可能同时失效。

尤其牵动中国神经的是，中国正在建设的广东台山核电站正是采用了阿海珐公司的该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而第一个采用EPR核电技术建造的芬兰奥尔基洛托3项目，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工期一拖再拖，已比原定完工日期晚了257天，可能于2012年6月完工，这将比原定完工日期整整推迟三年多。

EPR是第三代核电技术的一种。第三代核电技术较第二代更安全、更经济。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座第三代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第三代EPR技术实际上还处于工程实践阶段。阿海珐EPR仪控系统在欧洲出现的问题牵动着中国核电的神经。一位专家称，“仪控系统独立性不够，可能导致产生共模故障，核电站就有可能失控。但是很难断定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该专家进一步指出，“对于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现在人们已经考虑得比较充分，不会出现。但是几次大的故障，如美国三里岛、乌克兰切尔诺贝利，都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极端的、概率很低的事件所引起的大事故。”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已经造成欧洲核电业近20年的停滞，美国甚至在三里河核电事故后30年几乎没有建造过新核电站。

“安全性”成为笼罩在核电产业头上的最大的阴影。如何在确保核设施安全性与满足能源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核电大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0台，在建规模2192万千瓦，是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根据国家核电发展规划，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但是，之后“中国即将提高核电比例至5%（7000万千瓦）”，“中国或将再次提高核电目标至8600万千瓦”的消息不绝于耳。目前中国正处于核电规划的制定期，本次福岛泄漏事件很有可能在心理层面影响最终核电规划的目标。不能排除在担忧情绪膨胀的情况下，短期内会对核电装机目标采取更为保守的规划。当前中国的核电发电量，仅占全部发电量的2%；日本这几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即使与14%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也很大。目前，中国核电发展存在隐患——一些核电站在保养和维护方面，存在操作不规范的地方；而与外方的技术合作，在个别项目上也出现了衔接不好的情况。国家要为核电发展留有余地，能让监管者或者经营者、建设者，有疲于奔命的的感觉。要做好核电安全的科学普及，以及信息公开工作。此外，核电站的退役，也是一个必须从规划之初就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

2011年3月19日星期六

第三篇：从日本企业文化看情商

从日本企业文化看情商之重要

观《日本企业

创业200年以上 3000中 9 台7 印3 美14荷200德800

100年 50000以上

对不景气的抵抗力 逆商aq 22.9降 47.5平29.6升

二十万倒闭平成大萧条中

价值观 虽陈旧 其实弥久恒新

美国公司注重效率 对于未来

锅屋 岐阜450前 战国 200余人中小企业 为时代 不断发展 从废电器中淘金银 精密仪器 十五代 冈本右门卫经营者保持紧张 常迎聘优秀的入赘女媳 1/2 注入新风气

一味直系 难免步入歧途 有益刺激 冈本知彦 民古屋大企业干练员工 乘龙快婿 29岁 41亿元 新工厂 主要工作的机器故障连连屡屡停产 机器和计算机 有时不能完成加工 负荷过大 需要人工调整 家训一定要严守 掌柜制度 地位高 宫协民雄五十年现场工作经历 公司的活字典 莫谈国是 不得从事娱乐服务行业（不许投资）固守本行

年轻人 积累经验 失败了有利于挽回 年纪老了 要承担责任 尽早让年轻人接班 受挫折是好事 不能唯我独尊 我今天一定要 好好干 倾听现场的声音 建成高效率的工厂 在育人上要有长远目光 留有余地 86.3 继承了家训 厂规等经营理念

拥有高度的团队精神 工资低 忍耐 不断探索 细水长流 连绵不断 不追求眼前利益 追求长远眼光 吃亏是福 美国无这思想 只看本 没有提升就修正 关闭部门

金刚组 坚守自己的本行 负债累累涉足水泥 产生赤字 重拾本行 木材修补 木质庙宇 79.1 创业初的业务和技术 87.8慎重涉足外部业务 不要忘记原有的优势 有信心 自豪感 技艺的传承 要一直下去

100年 50000家 经历战争与萧条的考验 120年 3万员工

花王 日常家庭用品 追求与清洁美撤出销售额800亿元 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光碟机 新记录媒体 软磁盘业务格格不入 重返基点 创业以来从不放弃 去污研究 收集员工制服衣领 不间断的改进 1987洗衣粉至今改进20多次 竞争激烈时代一点点改良很重要 环境在变 即使现在很好 环境一变能否维持 消费者服务中心 利用消费者的声音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夫俗子 各自小小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靠着这个企业才能顺利成长 只靠一小部分精英 工司就能发展 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自豪感和自信

第四篇：从丰田危机看日本危机管理能力

日本有句谚语：“要是闻着发臭，那就盖上盖子。”（眼不见为净。）丰田汽车公司(Toyota)似乎就在以这种方式处理其日益凸现的汽车安全问题。对于不能刹车的刹车以及颇有“主见”的油门，丰田起初是否认，然后想大事化小，后来又百般推托。公司总裁丰田章男（Akio Toyoda)是丰田创始人的孙子，在危机发生的头两周成了失踪人员，公司对重大汽车安全问题的反应似乎不再那么积极，有负全球消费者对其的信任。

对丰田来说，这是一场公共关系的噩梦，因为长久以来，丰田品牌一直是品质和可靠性的代名词。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危机管理了，到目前为止，丰田已为此付出20亿美元的召回费用，公司股价自2010年1月21日（当天丰田宣布因油门踏板问题实施召回）以来下跌17%，而这些仅是丰田最后要承担的巨额损失的首付款而已。召回规模肯定会扩大，将包括在日本生产的汽车；丰田已面临多起法律诉讼，未来可能要付出高昂代价才能解决；而闲置的工厂和空荡荡的汽车专卖店展示区同样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丰田的反应如此迟钝笨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在日本，危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发展起来。过去二十年来，我根本想不出来有哪家日本企业在危机管理上做得不错。每家公司的反应都差不多，一开始反应迟钝，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产品召回上拖拖拉拉，就所存在问题与公众的沟通少得可怜，对因产品问题而遭受影响的消费者漠不关心。无论是爆炸的电视机、易燃的家用电器、变质的牛奶和错误的标签内容，这些企业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消费者，逃避其应负的责任，直到问题越来越多，证据确凿，它们才姗姗来迟，承认问题的存在。这种漠视消费者的做法并不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因为日本在产品责任诉讼方面的赔偿额度较低，有时甚至没有。

在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毒血事件”。当时日本制药企业长期将受到污染的血液制剂卖给血友病患者，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患上艾滋病。日本政府明知问题存在，却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场本可避免的公共卫生悲剧的发生。在抵赖多年后，日本现任财相、当时的厚生大臣菅直人(Naoto Kan)在1994年公开相关文档，显示政府当时允许制药企业继续销售受污染的血液制剂，以免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那些销售无污染的血液制剂的外国公司。菅直人的这一做法为相对慷慨的赔偿方案奠定了基础，并促使那些制药企业的高管向受害者磕头忏悔。

不过，一般来说，日本将制造商的利益置于消费者的安全之上。

日本企业往往试图掩盖或捏造事实，负责与媒体和大众打交道的人往往无法获取应有的信息。机制的缺失导致企业高管层无法迅速获取精准的信息，进而影响其反应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管理层在面对媒体质询时准备不足，因此会给人一种推诿搪塞和冷漠无情的印像。

日本人在危机管理方面的劣势也有其文化因素。这个国家一直以其产品的精良做工和一流品质为傲，在产品出现缺陷时羞于承认，从而导致更难披露信息和承担责任。像丰田这样的知名企业尤其如此，因为认错就意味着公司的颜面尽失，损失巨大；汽车的质量问题应该发生在其他公司身上，而不是丰田公司。丰田正在经历的公关灾难表明，其毫无危机管理的准备，处于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此外，在日本，员工形像与公司形像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超过了其对消费者利益的关注。

Bloomberg

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上周五在日本出席一个记者招待会时低头鞠躬。

日本企业还有一种服从上级的文化，导致下层员工很难质疑上级的举动，很难把存在的问题如实告知上级。注重一致意见和集体利益的团队精神既是一笔财富，也令人们难以挑战业已做出的决定和计划。这种文化倾向在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但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尤为突出，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危机规避能力以及反应能力。

这次的危机为丰田改革企业文化和提高品质管控提供了一个契机，实施途径包括更加注重消费者权益、建立信息双向沟通和反馈机制、通过任命外部独立董事来优化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将风险管理从事后转向事前等。现在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然而，这意味着企业要挣脱陈腐文化的桎梏，向消费者提供超预期的优秀售后服务和客户关怀；但目前的迹象显示，丰田已不再是半个世纪前横扫全球市场的那个灵活多变的公司了。

2009年中，丰田章男开始执掌丰田公司，当时未能对公司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如产能过剩、过于依赖美国市场，如何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确立市场地位等。此后的一系列成功，尤其是丰田普锐斯(Prius)混合动力汽车，也许让这家汽车巨头有点洋洋得意，失去了令丰田从70年代起开始腾飞的那种优势，即始终在燃油经济性和质量可靠性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重拾这一优势并对公司重新定位以进入新兴市场，这必将成为丰田的一种艰难转型。

日本企业与政府共存共荣的关系是实现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重要因素，但好汉不提当年勇，日本自90年代“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 of the 1990s)后，现在已进入第三个十年期，但经济依然低迷，人们不禁质疑企业与政府的那种关系是否还有效果。

2009年，长期执政且较为保守的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在选举中下台，取而代之的日本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对官商勾结的社会现象发起冲击。日本公众希望看到政府对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有全新的思考，如日益加大的贫富分化、高贫困率（超过15%）、年轻人失业和不稳定就业问题，以及因缺乏鼓励组建家庭的良好政策环境所导致的低生育率等问题。然而，日本民主党渐渐失去斗志，陷入金钱丑闻难以自拔，让人不禁联想起自民党执政期间同样腐败的时代。日本民众要求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促使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和尽职尽责，这种要求也延伸到企业身上。

日本航空公司(Japan Airlines)申请破产保护、日本公债占GDP的比重达到200%、与美国盟友之间酝酿的纠纷、日本相扑大满贯冠军蒙古人阿龙涉嫌比赛舞弊宣布退役，这些事情都为日本的2010年笼罩上一层阴影，而丰田丑闻又给其添上了不光彩的一笔。日本的国民自信心长久以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丰田这样的成功企业尚能给他们带来一丝慰藉。没有哪家企业能像丰田那样代表日本制造能力的巅峰，正因如此，丰田遭遇的危机给日本人带来沉重的意外打击。

美国人以前常说：对通用汽车有好处的事，对美国也有好处；对美国有好处的事，对通用汽车也有好处。这句话彰显出美国汽车文化的主流地位，以及公众和私人利益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丰田在美国有很多工厂、员工、供应商和汽车代理商，因此在丰田质量安全问题上，美日有着共同利益所在，丰田重回正轨对双方都有好处。

日本媒体对丰田危机的报导极尽简约之能事。丰田在本土的危机公关能力似乎比在美国更强大，日本媒体和政府对此事的态度也更为谨小慎微。不过，2010年2月5日，说话一向直言不讳的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Seiji Maehara)点名指出，丰田公司曾否认存在质量问题，因此他认为该公司对消费者投诉的敏感度不够；但与美国方面不同的是，他没有授权发起对丰田产品安全隐患的调查。

同一天，丰田章男终于召开新闻发布会，这距离丰田公司因油门踏板安全问题在美国发出召回公告已有两周时间。丰田章男试图做一些补救工作，为此事给全球消费者带来的不便致以歉意。然而，公司将刹车问题归因于消费者对ABS电子刹车系统使用感受的不当理解；自2010年1月起，公司已解决了相关软件问题，让ABS刹车系统的反应更加快速。

这场新闻发布会并不成功，既没有给消费者带来安抚，也未能缓和计划于2010年2月10日周三在美国举行的听证会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很明显，丰田公司试图避免在日本本土对其产品展开安全召回，正在游说政府通过一个自愿修复计划，以减少人力物力的成本支出。丰田仍坚称其产品没有缺陷，只有软件方面的小毛病，这种空谈对重筑消费者信心毫无裨益。普锐斯是丰田汽车销量的重要支柱，而人们对其刹车系统以及其他一些安全缺陷的疑虑依然没有消失。

起初，安全缺陷仅被视为在美国生产的丰田汽车所存在的问题；但现在，因设计缺陷引发的安全隐患问题已经扩展到日本本土，引起人们对丰田著名的“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理念的质疑。如果这次的问题不是发生在美国而是在日本，我们很怀疑丰田公司是否会在本土发出召回公告。但现在，由于国际媒体对该问题的报导越来越多，日本国内媒体有了一些底气，说不定也会开始问同样的问题，尽管选择的方式可能更温和一些。

虽然丰田正试图挽回恶劣影响，但该公司乃至“日本制造”这一金字招牌都可能受到很大冲击。近年来，日本产品已有不少质量问题出现，未能达到全世界消费者及日本国民所预期的高质量标准，这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现象是一个国家步入衰退、风雨飘摇的征兆。

日本的产品质量以及停滞不前的生产力无法令人感到满意，尤其是其人口趋势正蕴含着一个定时炸弹。这个国家日趋老龄化，同时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因此不得不用更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产出。日本需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人均产量，才能支持一个不断老龄化的人口群体，应付由此产生的养老和医疗问题。这意味着日本必须跟上韩国这类对手的步伐，后者正在日本竞争力削弱的各个领域取而代之。丰田如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对日本的国民心理将是莫大的支撑，也有助于挽回“日本制造”的声誉，不至于让“关注细节”从日本的一个国家品牌沦为一个国家问题。这是一场豪赌，赌丰田能否力挽狂澜，实现复兴，激励一个急需鼓励的国家再度前行。

第五篇：从乡土,看中国

从乡土，看中国

——《乡土中国》读后感

最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本小小的册子，竟包含着如此多的内涵。细细品读，不禁有感而发。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我们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得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以及乡土中国情结，恐怕是很难抒发出来。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乡土中国》谈论了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根据自身的理解，本书的第一篇介绍的是背景，描述了中国的乡土本色，也就是中国的特殊性。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殊性是什么？本篇写得非常透彻。比如，作者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没读过本书的人或许以为这土气是贬义词，但是，其实正是因为靠土地谋生的理想使乡土社会是那么的稳定，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费先生也顺便比较乡土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悉，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的是信用而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第二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文字在乡土中的不适应性，在《乡土中国》一书里面他所讨论的问题里面很大程度上认为乡村社会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地教，在一个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当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也很深刻。

第四到七主要介绍差序格局对于私人道德、家族甚至男女关系的影响。什么是差序格局？很简单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圈水纹，最中心的那一点是自己，其余的就是按远近程度来划分。对于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心的论调很多，但是先生在里面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梳理，他发现中国人之所以与西方人不一样，就在于人我划分的基础不一样。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是团体。团体内外的人很清楚，他就从最基本的家庭这个概念分析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他的伸缩性非常大，你得势的时候可以宾客三千，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也许一个人都不认识你。可以说我们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结果就造成了没有一个人和你的网络是一样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在这个意义上说，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

我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对乡村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很深厚、很诚挚的埋藏在心底。一踏进大学，身上那股“土里土气”的质朴俨然与外界格格不入，但日子久了，又生怕与乡村有关的“味道”将随着喧闹的外界渐行渐远，所以，有时就特别想回到过去看看，小时候的村庄。

将来的某一天，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能够在自己的小天地，拥有半亩良田，披星戴月，荷锄而归。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人际的勾心斗角，融入大自然，真真切切的享受乡村的宁静与安详，做一个真正的自己。生长在暖暖的乡土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也许，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能明白泥土的可贵，才能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虽然，城里人藐视乡下人土里土气，但是，在乡下，“土”是我们的命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随着季节的更替，锄地播种，精耕细作，尽管寸草不生，仍然期盼能从土里长出希望，收获果实。

乡土才是中国的本色，而现在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是赶时髦。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就像费孝通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

无论如何，“回归乡土，回归本色”是任何人都不能忘记的，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更不能忘“本”。但愿城市化也能为我们的乡土留下一片空间，最终我们都能回到自己的那方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