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度城市化的后果

第一篇：中国过度城市化的后果

中国过度城市化的后果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举世瞩目的大事。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说过﹕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两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实现十几亿人口的城市化﹐让十几亿人彻底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但是由于产生了不少问题﹐社会各界评价不一﹐引起了很大争议﹐成为当前最热点话题。大量农村精壮人口一齐涌进了大城市﹐全国流动人口高达2.21亿人﹐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凸显﹔一些偏远中小城镇日趋衰落﹔广大农村一贫如洗﹐城乡﹑地域﹑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农村“空洞化”及土地使用权不能交易﹑抵押和继承﹐导致大量土地抛荒一钱不值﹐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浪费﹔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甚至引发一些人提出要不要继续城市化﹑城市化进程应该放缓﹑甚至“逆城市化”的主张。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2011年5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和“7月11日世界人口日”﹑“6.25全国土地日”媒体发布的一些数据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数据﹐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城市化进程又带来了很多变量﹐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第一﹑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大大快于原来的估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49.68％﹐达到6.66亿人﹐比十年前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说明十年内有接近两亿人涌入了城市定居。比起1978年的城市化水平17.92％﹑城镇人口只有1.72亿人﹐30年就增加了三倍。现在﹐2011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则已超过50％﹐中国提前几年达到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转折点﹐进入到高速城市化阶段。

欧洲二战后城市化率就是50％﹐但短短50年后﹐就达到了90％多。因此预计中国2050年城市化水平将超过75％﹐最迟本世纪末2100年也将达到90％。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中国都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国城镇人口总量已经是美国人口总数的两倍﹐比欧盟27国人口总规模还要高出四分之一。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很不均衡﹐农业人口进城主要是涌向东部一线特大城市﹐造成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人口爆炸性增长﹐远远突破了原来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并带来了房价飞涨﹑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多发等一系列大城市病。我国已进入了城市病集中爆发期﹐GDP与居民幸福感背道而驰。以北京为例﹐原来的总体规划是到2020年时人口总量达到1800万﹐而现在提前十年总量就超过了二千万。对比1978年的871.5万人﹐北京30年间人口就增长了2.25倍。而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最近发表的讲话﹐加上散居未登记的和短期来京探亲﹑旅游﹑就医﹑途经和居住不满半年的流动人口一千万﹐北京实际人口已达三千多万人。因此﹐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不堪重负的局面﹐人口政策开始由松转紧﹐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进城门坎﹐但又引发了应不应该限制全国人民到北京﹑上海来的迁徒权的巨大争议。但是﹐与此相反﹐中小城市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小城镇﹑小县城则仍在衰落﹐远没有达到预期的城市化目标。与十年前相比﹐很多小城镇人口不但没有增加﹐而且在不断减少。县域经济﹑乡镇经济除珠三2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和有资源可卖的地区外普遍衰落﹐与我们原来制订的“优先发展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实现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的方针大相径庭。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走入了迷途和困境。2011年8月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一个峰会﹐主题就是“转型困境中的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式城市化还要不要继续﹖如果要﹐是打破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选择一种全新的模式﹐还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资源稀缺要求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但在民生诉求压力下﹐是否需要在质量和普惠之间达成某种妥协﹖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第二﹑中国人口总量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多。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人口总量从2000年的12.7亿﹐增加到了现在的13.4亿人。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年均人口增长0.57％﹐比20世纪90年代年均1.07％的增长率﹐少了一半。原来根据计生委的预测﹐中国将在2050~2060年间达到人口总数的顶峰15~16亿人﹐现在来看﹐这个峰值将有可能在2030年左右提前到来﹐峰值不会超过14亿人。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联合国发表最新报告﹐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11年8月达到70亿人﹐21世纪末突破一百亿。而按照目前的生育率﹐中国人口则趋于下降﹐预测数据显示﹐中国人口2030年左右将达到14亿峰值﹐2100年将从目前的13.4亿降至十亿以下。我国也认同了这一预测。而有的专家则预测几年后2018年或者2019年﹐我国人口数量就将达到最高顶峰﹐出现拐点﹐全国人口数量﹐将由长期的正增长﹐走向长期快速的负增长。2018年甚至会更提前到2016年﹐就可能是中国人口顶峰年份﹐中国大陆总人口最高峰值将在13.7~13.75亿人﹐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3.85亿人。远不是当年预测的15~16亿人。到2100年将从目前的13.4亿降至九亿。也就是说﹐中国城镇人口总量不会超过九亿人﹐而不是原来预计的高达十二﹑三亿人﹐比1990年各城市制订的总体规划的城镇人口总规模之和3亿人就差的更多了。中国各城市的总体规划需要全面修订。另外﹐老龄化的问题比想象中的严重。普查显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了13.3％。而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2000年﹐这个比例只有10.3％。而20世纪50年代人口高出生期出生的人口又将进入60岁以上老年期。这次普查还发现﹐14岁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由2000年的23％﹐下降到了现在的16.6％。在短短十年之内﹐下降了6.4个百分点。这说明﹐青少年人口正在加速减少。死亡人数超过新出生人数﹐人口负增长的时间将大大提前。原来预计2015年出现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峰值﹐可能提前到2013年。也就是说未来两年﹐中国处于15~65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的总数将稳定在九亿。之后﹐在2020年左右加速减少﹐从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将不断加剧。中国的高考人数近年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从历史最高的2008年的1050万开始﹐以每年50万人的速度在下降。现在﹐高等学校的录取率已经从1998年的34％﹐飙升到现在的69％。全国已经有八个省市的录取率超过了80％﹐黑龙江甚至达到了90％。各地盲目建设的大批规模巨大的大学城将大量闲置﹐招不到生源。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期﹑下降的速度都会超过以前的预测﹐中国迅速膨胀的老龄人口﹐和持续减少的劳动力人口恐怕会产生破坏性危机﹐更糟糕的是﹐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本身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宏观上﹐中国的人口变化﹐将对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建设﹑人民生活﹑资源占用﹐带来巨大的影响﹐原来预想的城市化规模已经达不到了﹐相应的很多发展规划也都需要全面修订。

第三﹑2011年“6.25全国土地日”前夕﹐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一些媒体也发布了一些触目惊心的有关报道﹕

1﹑中新网2011年5月19日电﹕从国土部网站获悉﹐5月18日﹐在国土资源部召开的严格规范土地管理视频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强调﹕我国当前土地国情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资源极度稀4缺﹐二是利用严重浪费。一方面是“极稀缺”﹐另一方面是“大浪费”﹐目前我国土地利用正面临这一悖论。根据建设部门专家的数据﹐1991~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万亩﹐2001年在三百万亩以上﹐2002年上升到五百万亩左右。沿海各省市2010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在1997~2000年期间﹐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为270多万亩﹔而在2001~2005年期间﹐该数量增加至328万亩。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各类建设滥占耕地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冒进式城镇化导致城镇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过度侵占了大量的优质耕地。国土资源部在2010年全国“土地日”之际提供的材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发展战略与城镇资源环境容量不相协调。在很多地区﹐脱离实际的大规划不仅加速了土地占用﹐而且造成建设用地低效利用。统计显示﹐全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高达133平方米﹐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已经超过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多几倍乃至十多倍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不可能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城镇化。

由于城镇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合理﹐这个高指标并没有给大部分市民带来生活空间的普遍明显改善。东京人均用地才只有78.7平方米﹐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均建设用地才35平方米﹐但在这样的标准下﹐它们依然保持了很高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水平﹐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城市。由于建设用地缺乏明确的边界控制﹐我国城市建设蚕食耕地现象日趋严重。动辄数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征地﹐导致大量耕地被侵占和闲置浪费。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人均建设用地214平方米更是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南方地区农村居住点分散﹐北方地区“空心村”多﹐土地浪费现象十分突出。

目前﹐我国人均拥有耕地面积排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位以后。最近十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3418.9万亩。按5现有人口增长和占用耕地速度计算﹐十年或20年以后﹐我国人均耕地会减少四分之三。现在﹐中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即将突破﹐而中国需要28亿亩耕地才能勉强养活13亿人口。中财办副主任陈锡文最近表示﹐我们每年需要生产一万亿斤粮食﹐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按照目前亩产660斤的单产水平﹐需要大约16亿亩耕地。另外需要7.5亿亩要去生产蔬菜﹑水果﹑油料等农副产品。事实上现在18亿亩耕地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耕地紧缺﹐我们每年需要进口大量农产品﹕2008年进口3800万吨大豆相当于2.5亿亩耕地﹐进口813万吨油脂相当于二亿亩﹐进口的棉花相当于五千万亩……这样简单一算﹐我们需要28亿亩耕地才能勉强养活13亿老百姓。在全球变暖﹑全国大旱﹑粮价飞涨的今天﹐我们还能抵御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吗﹖

2﹑2010年12月29日﹐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建筑面积在五年内翻了一番﹐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预言的中国建筑总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房屋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建筑面积也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截至2009年底﹐中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约30平方米。超过了国民收入人均一万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居民的居住水平。

中国现在每年城镇新建建筑20亿平米﹐今后这个速度将维持下去﹐到2020年﹐还将建造二百亿平米城镇建筑﹐那时中国城镇将拥有建筑面积450亿平米﹐人均将达到54平米∕人﹔与亚洲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目前城镇人均建筑面积都已经不低。即使每年由于农村移民造成增加1500万城市人口的增量﹐每年也只要再竣工5~6亿平米新建筑﹐就可以维持城镇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亚洲发达国家水平。如果每年竣工十亿平米新建筑﹐则到2025年﹐中国城镇人均建筑面积就可以达到西欧水平﹐如果每年竣工20亿平米﹐则到2030 6年﹐中国城镇人均面积就将超过美国目前的水平。然而﹐中国的土地﹐资源﹐能源与环境条件能够容许我们在人均建筑面积这一点上达到西欧或者美国水平吗﹖高人均建筑面积一定要付出高额的能源代价﹑高额的环境代价和高额的维护成本﹐而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工作效率高健康居住水平。因此﹐这种高付出而低回报的方式决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应该走的道路。从1998年到2005年﹐七年间中国城镇占地面积就增加了一半。目前东部部分沿海城市已经出现土地供给量紧缺﹐无地可建的现象。城市建设必定伴随着新建建筑和配套的道路﹑绿地等﹐如果综合的容积率按0.7计算﹐则一百亿平米的新建建筑将占用土地0.214亿亩（1.4万平方公里）﹐若新建二百亿平米建筑如果全部占用耕地﹐就将使中国耕地减少2.4％。

3﹑香港《文汇报》2011年5月18日发表文章〈杂草淹没农村﹐千里良田荒了〉﹕“城市扩大了﹐乡村却荒芜了。”一个多月来﹐记者走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省近十个县市﹐发现旱地抛荒五成左右﹐水田抛荒一两成不等。比这更严重的是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的大面积隐性抛荒。南方水稻主产区统计公报显示﹐包括建设﹑抛荒等因素﹐各省播种面积数年内下降数百万亩﹐抛荒面积三千万亩以上。全国抛荒面积又是多少﹖记者最近在河南省部分“空心村”采访时看到﹐许多房屋常年无人居住﹐墙皮脱落﹑房门朽烂﹐屋顶垮塌。一些群众形容﹕“外面像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荒地杂草生。”农村建房无疑使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缺乏科学引导﹐村庄没有规划﹐建房无序﹑滥占乱建问题严重﹔有的群众盲目攀比﹐争风水﹑抢地边﹐院子越圈越大﹐占地越来越多﹐个别农户甚至大到一亩多地﹐造成严重浪费。与此同时﹐一些村庄由于人口大量外流﹐也导致不少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空心村”到处都是。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等专家在湖北﹑山西﹑广东﹑河南﹑宁夏等地的30多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他们以大范围村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表明﹐我国村庄空置面积超过一亿亩（近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耕地总量的18分之一。如果按一平方公里能住一万人计算﹐这些村庄空置土地能住六﹑七亿人﹗

4﹑2011年4月20日天涯经济论坛发表的文章〈中国房屋﹑道路﹑土地严重过剩﹐不需要任何理论和数据﹐一看便知〉﹕

（1）从农村到城市﹐到处都是长期荒废的空置房。

（2）到处道路都长满了杂草﹐道路两旁堆满杂物﹐久没人修﹐建了新路丢旧路﹐道路上车辆稀少。

（3）农村土地丢荒或种一种作物﹐半死不活﹔城市土地杂草丛生或尘土飞扬﹐或破旧厂房不见人影﹐或陈年圈地长期不用﹐到处可见。各位网友请你们就地看一看你那地方﹐是否都是这样子﹖

中国农业银行何志成认为﹐中国目前不是房子太少﹐而是太多。对这一点的认识非常重要。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数据证明﹕中国各地的在建和已完工商品房太多了﹐很多城市住房的空置率也太高了。仅仅没有变现的房地产存量就有60亿平方米左右﹐相当于每一个城市居民九平方米﹐每一个家庭27平方米﹐还有保有量中的空置房﹐大约有35亿平方米。如果房价的拐点变为急跌﹐这些房子都会被一下子逼向市场﹐造成只有大幅度降价才能卖掉的情况。2011年5月25日牛刀发表了一篇微博〈2011年中国660个城市空置住宅将超过一亿套〉﹐他说﹕2011年中国660个城市空置住宅将超过一亿套﹐可供三亿人居住。各地保障型住宅因存在管理上的问题﹐至少有六百万套无法出租或出售。新动工的保障型住宅继续涌向市场。土地资源大量浪费。2011年7月29日南方报网发表作者陈俊岭文章〈黑金城市民间借贷催生泡沫﹐鄂尔多斯人均十套房〉指出﹕在山西﹑内蒙古等地﹐8资源型城市的背后有着越来越多的亿万富豪﹐众多民间资金涌入房地产﹐导致的泡沫风险更是不可小视。按照鄂尔多斯目前房地产开发速度﹐再过几年当地人将至少拥有人均十套以上的房子。

2011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作者于猛的文章〈全国房产商囤地近18万亩﹐若建成可供八百万人住〉﹐指出﹕土地闲置与土地投机如影随形﹐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政府行为不规范是土地投机的两个主要方面。从近年来暴露出的案件来看﹐在遴选供地对象时﹐有的地方不是凭市场经济和优选的原则﹐而是凭关系﹑交情﹐甚至权钱交易﹐导致一些不具备开发资质的企业囤积﹑倒卖土地。目前全国房产商囤地近18万亩﹐若建成可供八百万人住。2011年5月25日《证券日报》发表作者谢静的文章〈十家上市房企上榜国土部监测名单〉﹕根据2010年年报进行粗略统计后﹐发现仅受监测的十家上市房企持有的土地储备建筑面积至少为3.5亿平米﹗以70~140平米的户型计算﹐折合商品住宅250~500万套左右﹐相当于全国商品住宅近一年的销量。按每套能住三人计算可供750~1500万人住﹐可供他们各自开发七﹑八年﹐甚至超过十年﹐还有的房企持有的土地储备够它一百年的开发量。

近年来﹐随着国内楼市快速升温﹐建设用地价格一路飙升﹐各地“地王”频现印证了这一点。但一些开发商为追求更高利润﹐采取拖延工期﹑分批开发等多种手段﹐人为放慢项目开发进度﹐囤积﹑炒卖土地行为时有发生。日前曝光的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繁华地带购置的四块土地闲置六年﹐期间五次调整建设规划﹐据估算六年间开发商仅靠坐收土地和房地产自然升值的利润就超过二百亿元﹐囤地暴利令人触目惊心。

5﹑2011年5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文章〈房地产“鬼城”再调查﹕复活最长或需上百年〉﹕60平方公里的松江新城﹑260平方公里的京津新城﹑155平方公9里的康巴什新城……这些都是迄今为止国内知名的“鬼城”。严格意义来说﹐上海的新江湾城也是一个微型的“鬼城”。调控日益严厉的背景下﹐曾经遍布全国许多地区空城化状况严重的房地产新城（又称“鬼城”）﹐作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终极产物”﹐如今又是何种境遇﹖

这些鬼城的真正复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各地政府部门新城开发终极目标不改变﹐“鬼城”复活将是一厢情愿。更有甚者﹐按照常规速度测算﹐国内个别“鬼城”要达到规划人口导入目标﹐所需时间可能是一百年。而一百年后﹐这些房子还能存在吗﹖

6﹑2011年5月26日新华房产〈屡禁不止的违法用地﹐香河模式冰山一角﹐嚣张圈地无视黄牌〉﹕在现行的中国土地管理模式之下﹐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少见﹐但形势严峻﹕土地违法仍量大面广。为何土地违法依然居高不下﹐且地方政府往往成为违法的主体﹖对于最近披露的万科香河项目涉及的违规征地问题﹐这并不是经由媒体曝光并得到处罚的第一例违规征地现象。近年来﹐我国各地违法用地一直屡禁不止﹐逐年扩大。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十一五”以来﹐全国各省市每年上报的建设用地需求在1200万亩以上﹐每年土地利用计划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六百万亩左右﹐缺口达50％以上。“十二五”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建设用地供求矛盾还将进一步加大。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许多地方仍然是老办法﹕未批先占﹑少批多占﹑以租代征……2010年﹐中国发现违法用地案件就有5.3万件﹐涉及土地面积41.8万亩﹐其中立案查处违法用地案件2.8万件。一边从农民手中强制低价拿地﹐一边在建设中大肆挥霍用地。我们去看一看﹐那些林林总总的新城区﹑遍地开花的工业园﹐是怎样的气派﹔还有为数不少的高尔夫球场﹑方圆数里的大学校园﹐是多么的壮阔。这就是我们解决矛盾的办法吗﹖官方披露数据显示﹐中国农村每年发生数万起群体性事件﹐接近50％都与土地征占有关。最近发生的抚州连环爆炸事件又是征地拆迁引起的。照此下去﹐还谈什么建设和谐社会﹖

7﹑2011年2月17日中国经济网〈中国地耗怪象﹕GDP增长对土地占用量达日本八倍〉﹕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12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二百多万棵树﹐十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经济损失。用绿色GDP指标衡量﹐我们的很多地方这些年经济都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所以很多省市政府官员都非常害怕公布他们的绿色GDP指标﹐坚决抵制。

8﹑2011年6月5日人民网《瞭望》文章〈北京又要修规划—地方政府靠修编规划做大人口规模换取用地指针􀄳﹕“欧洲一些国家的城市规划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变”﹐“而国内的城市往往是一届领导一个规划﹐城市规划跟着开发走﹐丝毫不见规划的法律严肃性和战略前瞻性。”而在规划部门看来﹐对城市总体规划十年一大修﹐五年一小修﹐仍是“一项常规工作”。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总体规划到2020年实现的两大最主要指标人口总量和人均GDP已经突破﹐13所以这次将是一次大修编。”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披露的信息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961.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了总体规划提出的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总体规划提出的2020年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的目标﹐2009年已经达到。过去30年间﹐十年重修一次总体规划﹐不是北京独有之现象﹐它乃是中国城市化的“特色”﹐并相伴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地不够用了﹐卖完了﹐地方政府就会通过总体规划修编﹐从中央政府严格控制的“地根”里﹐获取新的建设用地指标。根据国务院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规划人口与用地指标有着对应关系﹐规划人口越多﹐用地指标越多。于是﹐做大人口规模成为地方政府修编规划时倾力而为之事。1990年代总体规划修编中﹐还出现这等怪事﹕至规划期限2010年﹐各城市人口规模相加﹐竟达20亿人。“合理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是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保证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发挥有效调控作用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可对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还缺乏规范的预测方法。”200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有的城市总体规划﹐并不考虑预测方法的适用性﹐选取的目的性很强﹐有的甚至是先确定人口规模多大﹐再采取可用的方法进行推导﹔预测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不规范﹐规范人口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预测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存在空白。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确实让我们感到震惊。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当我们的GDP被称为“带血的GDP”﹐当全国因为征地拆迁每年引发十几万起群体事件﹐不少被征地拆迁的居民﹑农民甚至以死相14拼﹐自焚﹑爆炸连续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还要不顾中央的三令五申﹐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违规占地﹑强行征地拆迁﹑使劲卖地﹖而征用的土地却又大量闲置浪费﹐根本没有有效利用﹐只是成为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官员炫耀政绩﹐谋取利益的手段。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我国已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政策﹐然而效果很不理想。“现在来看﹐保护耕地只有中央及相关部委有积极性﹐地方政府甚至农民都没有积极性。”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说﹐“这表明我国土地制度在设计上存在问题。这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出现了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让地方政府﹑开发商等利益集团有巨大利益可图﹐利之所趋﹐当然就会不顾一切﹐甚至无恶不作。人口普查结果出乎意料之外﹐而盲目征地建设仍在不顾一切的进行﹐大量房屋空置﹐大量土地荒芜﹐少数一线城市人口爆炸﹐突破指标﹐大多数城市规划荒唐﹐大而无当﹐根本实现不了﹐大量浪费土地﹐这些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确实陷入了迷途﹐应该认真反思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据新华社消息﹐联合国2011年3月2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近十几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迅速﹐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四分之一都在中国。截至2010年末﹐中国形成建制城市657座﹐比1978年的193座增加了464座。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由1978年的111个增加到了287个。常住人口百万以上特大城市118座﹐五百万人口以上超大城市39座﹐还有更多城市正在加入这个行列。中国正经历着城市化的重要转型。中国已有69个城市进入世界五百强城市之列。现在中国城市化15率已达到50％﹐将进入城市化水平快速增长阶段﹐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质量不高﹐问题很多﹐也不容置疑。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化的历程﹐道路曲折﹐有很多教训应该吸取。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被一些专家称为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把大批城市干部居民遣送农村﹐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反城市化”的倒退的状态。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再加上我国开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被当作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面的重视和实施﹐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真正开始加快。但是﹐我国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协调。由于体制和政策不完善﹐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不匹配﹐城乡与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与居住分异加剧﹐各种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城市空间无序增长现象严重﹐大城市膨胀问题亟待解决等。尤其是政府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停留在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实行城乡二元化分割的社会结构﹐用户籍限制﹑社保藩篱阻止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并没有能够充分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并没有实现身份转变﹐处于“半城镇化”的尴尬境地。城市对其“取而不予”﹐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被排斥在流入地的公共服务体系之16外﹐享受不到市民所有的养老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企业对其“用而不养”﹐大量流动人口在劳保﹑工资﹑社保﹑福利﹑培训以及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等方面受到歧视和亏待。这种社会地位和权益实现的不平等使得农村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由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纲主编﹐历时一年完成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2011年6月23日在北京发布。报告称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五大挑战﹐指出中国新型城市化建设所面临问题主要是﹕— 城市财富积累速率与民生幸福要求的不同步。此前中国城市发展﹐比较关注经济成长﹑看轻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高位增长﹐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比值基本上低于GDP增速。在城市财富迅速积累的前提下﹐居民富裕程度未有同步的提升。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要素集约水平的不匹配。虽然中国进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但城市建设却非常低效粗放。当前﹐资源环境瓶颈效应日益强烈﹐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迈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轨道。城市信息化水平是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标志﹐目前﹐中国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8~10％左右﹐离现代化的要求尚有遥远的路程。城市规模的适度控制与流动人口的过分集聚的不协调。现阶段﹐中国面临着由于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均而导致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乏力现象﹐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提供基本生存性福利的均等化﹐是政府的必然选择。城市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调。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小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城市化高速发展与现代城市管理水平的不适应。包括初级产17业用工荒与高端人才求职难并存﹑公共交通工具的增长小于城市建设的扩张﹑土地的城市化水平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大小城市分布不均衡等。

由于受到传统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城市化水平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民收入跟中国水平差不多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城市化率都在60％以上﹐日本﹑韩国则超过70％。在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下﹐城市化率偏低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巨大瓶颈”﹐成为限制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的“巨大瓶颈”﹐也将成为我国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集聚中的“巨大瓶颈”。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2011年3月5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的首场记者会上指出﹐由于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并没有能够充分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成为新市民﹐他们虽然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户口仍在农村﹐实际身份仍是农民﹔另外﹐由于中国城市发展极不平衡﹐大量小城镇与农村边界不清﹐实际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与农民相差无几﹐中国有1.9万多个小城镇居民虽然也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与发达地区的一线大城市相比﹐差距悬殊﹐实际上也属于“半城镇化”人口。如果扣除居住在小城镇的1.5亿人和进城务工半年以上的约1.5亿农民工﹐中国的真正的城镇人口恐怕要减少近一半﹐真实城市化水平恐怕只有35％左右。因此一些学者称﹕中国近30年的城市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伪城市化”。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十年间﹐我国流动人口从1.2亿增至2.21亿。全国多数大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都是外来人口﹐北上广深外来人口都超过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些人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村户口﹐既已经回不去农村﹐又成不了市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合理的社保待遇﹐成为飘在城市的二等公民。特别是农二代﹑农三代﹐在城里长大﹐生活了几十年﹐已经与农村格格不入﹐而且已经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他们在农村的土地荒芜了﹐房子朽坏了﹐但是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社保﹐买不起城里昂贵的房子﹐而当大城市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时﹐又要千方百计把他们挤走。他们的家在哪里﹖前途在哪里﹖这将成为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对我国城市化走过的道路认真进行反思﹐走出“伪城市化”状态。中国应重视提高城镇化的运行质量﹐要把就业﹑文化和医疗改革配套结合﹐使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农民工。应着力解决已进城务工半年以上﹑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及其家属﹐加快脚步转变为城市居民﹔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要依托大城市﹐还要着力可吸纳更多劳动力和就业的中小城市的发展﹐从而减轻大城市负担。但是﹐当前﹐对于下一步中国城市化道路如何走﹖如何正确处理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问题﹖如何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仍然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

一些城市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和维护城市户籍人口的利益﹐不愿意承担外来农民工的养老﹑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保待遇﹐造成很大社会矛盾。人口高速增长的一线特大城市又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进城门坎﹑驱赶外来人口。例如北京﹐近日北京人口政策由松转紧﹐2011年北京给非京生源毕业生留京指标名额比2010年下降了三分之一。与此相关﹐整个北京市对于外地户口进京的户籍指标也有大幅缩减。北京开始清理地下室出租屋﹑群租房﹑城中村﹐几百万住在地下室﹑群租房﹑城中村的低收入人群面临大搬家甚至黯然离开﹔一些区县推动的低端产业退出行动也早已展开﹐正在整合清理小门店﹑小企业﹐减少低端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需求﹐推广“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从产业规划层面来降低低端产业比重﹐从而达到缓解人口压力的目的。这一系列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低端产业。从业人员和北漂的大学毕业生被迫逃离北京﹐媒体报道超百万人将被挤出北京。一线特大城市的限制政策迫使很多人不得不逃离北上广深。但是由于他（她）们的家乡﹑二三线城市和县镇并没有那么多对接高学历人才的岗位和机会﹐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依旧垄断着相关产业设计﹑金融与高层管理资源。大学毕业生群体回到家乡后﹐只能与一直留乡发展的同龄人竞争“存量机会”﹐如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或合同制机关﹑国企雇员﹐或垄断企业职员等。既然是对存量资源的竞争﹐“拼爹”﹑拼关系就不可避免。内地许多地方随着经济发展﹐“拼爹”﹑拼关系之风反而越来越盛﹐这反映出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滞后。逃离北上广深的大学生没想到不同环境所给予他们的空间一次比一次小﹐感慨小城市人际关系更复杂﹐更要靠拼爹﹐在经历了家乡等二三线城市的事业挫折特别是“拼爹失败”后﹐又被迫逃回北上广深。而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这部分回乡人群的到来与离开﹐内地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并没有表达欢迎﹑争取﹑挽留态度﹐反倒认为他们增加了当地的就业压力﹐使很多大学生白领感到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

中国现在13.4亿人﹐按居住地和身份划分﹐大致是非农户籍并住在城镇的人口占三分之一﹐进城的农民工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占三分之一﹐住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占三分之一。但从产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原因及其当事人分析﹐三分之二的矛盾产生在上述第二个三分之一的人群里。2008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488.5万起﹐其中盗窃﹑诈骗﹑抢劫三项侵财案占80.85％。据相关部门统计﹐这些侵财案件﹐70％以上发生在城市和城乡结合部﹐这些案件中抓获的犯罪人﹐70％以上是外地人﹐在这些抓获的犯罪外地人中70％以上是农民工。再有﹐这些被盗窃﹑被诈骗﹑被抢劫的受害人﹐70％以上也是农民工。从这四个70％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当今中国﹐有很大部分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于不合理的城乡体制﹑不合理的户籍体制和不20合理的农民工体制。在各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有大批农民进城﹐成为工人﹐成为市民﹐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都是提高的﹐他们并不是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群体。所以﹐从维护社会稳定有序﹐促进社会更加和谐﹐也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改革目前的户口体制﹐改革农民工体制﹐使农民工脱帽成为工人﹐使农民成为市民﹐这既是加快城市化的需要﹐也是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治本的重大措施。

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国内始终存在巨大争议﹐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开始提出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城镇化﹐全国曾建立了几千万个乡镇集体企业﹐现在则大都已经销声匿迹﹐实践证明走不通。后来又转变为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但是﹐也成了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很多中小城市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却始终增长乏力﹑日趋衰落﹐除了少数沿海发达地区﹐全国县域﹑乡镇经济普遍落后﹐大量人口流向沿海大城市﹐形成二亿多流动人口。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却成了大城市率先发展﹐用行政手段阻挡外来人口历来是失败的。过去60年﹐北京曾先后十次确定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先后决定不能突破八百万﹑一千万﹑1020万﹑1250万﹑1800万等目标﹐在有严格户口﹑档案﹑粮食副食关系控制的条件下﹐结果哪次都没有控制住﹕可见发展规律是不能违背的。现在出现沿海大城市人口过快增长的情况﹐又使一些人感到恐慌﹐提出要回到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实现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的道路上来。但是﹐他们的理想恐怕还是脱离实际﹐难以奏效。脑残的证明，城市畸形发展，农村无限败落。要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近期仍然要优先发展大城市﹐然后带动周围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城市群﹑城市带。而且﹐大城市并不永远是吸铁石﹐潮起还会潮落﹐短视的控制政策会给一些大城市带来危害性后果和永久性衰落。

不庸置疑﹐应该加速不同地区间城市发展的平衡和地区内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但如何实现区域之间城市发展的平衡﹐并最终达到克服社会的二元结构﹐实现国家整体的共同富裕﹐是长期任务。我们并不能够在一两年内就改变贫困落后地区人群向往大城市﹐千方百计涌向大城市的趋势﹐然而也不能改变将来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定还会扩散﹑衰落的趋势。所以﹐只看一时﹐短视的控制政策会给一些大城市带来危害性后果和永久性衰落﹐是得不偿失的。

人口规模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包括食品﹑资源供应﹑住房建设等的基本依据﹐不搞清这一点﹐任何政策制度都会失去基础。世界大城市发展一般都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聚集阶段﹐另一个是扩散阶段。大城市在一个国家城市化发展初期﹐由于占有很多优势﹐特别是就业岗位多﹐收入水平高﹐对贫困地区的农民肯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贫困地区的农民到附近乡镇﹑县城就业虽然离家近﹐生活方便﹐但是挣钱难﹑生活水平提高不了多少。但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却一下子大开眼界﹑大长见识﹐收入增长的最快﹐生活水平改善的最快﹐工作技能﹑阅历提高的最快﹐当然要都往大城市跑。而对整个国家来说﹐大城市容积率高﹐承载能力大﹐生产效率高﹐也最节约土地。发展大城市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经济发展更快。大城市拿出一平方公里土地﹐可以安置一两万人口定居﹐同时在农村就可以腾出几平方公里宅基地﹐留下几万亩耕地使当地农民致富﹐算全国大账﹐是局部的人口密集可以带来全国土地的节约和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更加有利于节约用地﹐是非常合算的。

根据统计资料﹐现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集中度﹐中国比世界平均低五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比日本低26个百分点﹐比德国低30个百分点。中国大城市的规模明22显低于世界水平﹐尤其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导致了像上海﹑北京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其它大城市的水平﹐如东京的GDP占日本全国的18.6％﹐伦敦的GDP占英国全国的17％﹐汉城的GDP占韩国全国的26％﹐而北京﹑上海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只有2.5％和4.6％。北京﹑上海所占人口比重和上述城市相比要小得多﹐这说明﹐中国的城市表现出城市结构规模大﹐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都偏小的不协调现象。所以要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要立足于中国实际﹐近期仍然要优先发展大城市﹐然后带动周围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北京等一线大城市不应该千方百计去限制﹑阻挡外来人口﹐而是要顺应时代潮流﹐想办法更好的适应﹐更好地去接纳外来人口。

应该努力提高北京等一线大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和承载能力﹐要用城市群的新规划思路重新规划城市﹐以适应城市发展的新形势。新的规划既要考虑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如北京可能要考虑能容纳三千万以上人口）﹐又要能够避免产生一些“大城市病”﹐要用城市群的最新规划思路重新规划一个由几百个小城市星罗棋布组成的大北京﹑大上海。现在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大都市﹐像巴黎﹑洛杉矶﹑悉尼等等其实都是由很多一两万到十几万人的小城市星罗棋布组成的﹐这些小城市﹐既在大都市圈里﹐又没有大都市的喧哗拥堵﹐生活更舒适﹐环境更优美﹐居民更愿意居住。北京也应该把180多个乡镇以及一些地理位置合适﹑条件较好的大村庄规划成为星罗棋布﹑均衡发展的小城市群﹐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人口大量增加﹐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这些是全世界城市起步阶段普遍的社会特征﹔人口数量虽然很大﹐但是增速下降﹐市区人口向郊区流动﹐城乡开始融合﹐工作﹑生活出现通勤模式﹐这些是世界城市腾飞阶段的特征。现在﹐北京等一线大城市都已经经历了起步阶段﹐已处于腾飞阶段。那么﹐我们现在是留住还是驱赶那些外来人口﹐就成为北京等一线大城市今后23城市发展正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只顾一时减轻人口压力﹐可能后患无穷。

现在﹐关于北京人口增长有几个惊人的预言﹕

预言一：仍旧按照现在北京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将达到2500万人﹐2030年将达到三千万人﹐2050年将回落到两千万人﹐2100年将回落到一千万人。如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进京门坎﹐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同样将达到2500万人﹐2030年将达到2800万人﹐2050年将回落到1500万人﹐2100年将回落到500~800万人。22世纪人口继续减少﹐北京将衰落为中小城市。为什么呢﹖现在﹐北京正在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低端产业退出﹐发展高端产业﹐吸引高端人口。而一旦北京人口开始外流﹐所谓高端人口有钱人却是最靠不住的﹐因为他们有钱﹑有能力跑得最快。现在全国的富人都在往北上广深挤﹐北京的富人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今后可能还要增多。但是最富的千万以上富翁则60％以上准备移民国外﹐27％已经移民了。倒是普通老百姓重土难迁﹐住在北京就希望世世。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招行及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1年内地富人将增至59万人﹐他们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18万亿元﹐拥有的财富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调查发现﹐他们热衷投资境外市场及投资移民境外﹐在调查中﹐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这一行为在越富有的人群（如个人可投资资产在一亿元以上）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此外﹐《新京报》报讯﹐招商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千万富翁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该报告受访者的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报告显示﹐在中国50万的千万富翁中﹐北京市的千万富翁为4.4万人（〈中国27％亿万富翁已完成投资移民〉因此﹐当北京严格限制低端人口增长﹑提高进京门坎时﹐富人很高兴﹐更多的涌向北京。但是有钱人需要为他们服务的第三产业人口更多﹐所以开始并不能降低北京人口增长速度﹐但是有钱人老龄化更严重﹐生育率更低﹐北京人口开始减少时﹐他们却跑得更快﹐造成北京衰落速度更快。

预言二：北京人口不加限制﹑继续高速增长﹐并且采取措施努力使外来人口融入北京﹐享受市民待遇﹐成为新市民﹐到2020年常住人口将超过三千万人﹐2030年将达到3500万人﹐加上流动人口甚至将超过四千万人﹐水资源﹑能源﹑食品供应全面紧张﹐都已超过北京自身供应极限﹐于是﹐中央和北京市不得不在渤海边建设大规模海水淡化工程﹐并上马大西线﹐每年引来几百亿吨水﹐彻底解决北京的水资源问题﹐包括彻底改造北京北面高悬一千多米的蒙古高原上的沙漠﹐解除北京的环境危机。同时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氢能﹑地热﹑生物能等新能源﹐每栋建筑物都要敷设太阳能电池板﹐所有垃圾粪便﹑枯枝落叶都要用来发电﹐并与各省各地建立经济合作﹐在全国全世界投资建立能源基地﹑农产品副食基地等﹐由北京成立相关企业直接管理﹐达到能够保证北京4000~5000万人的生活需要。因此﹐当2030年以后人口回落时﹐北京的水资源﹑能源﹑食品供应就更富富有余了。所以到2100年后北京仍能长期保持两千万左右人口﹐充满活力﹐在全国城市中仍名列前几名。按照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规律﹐开始都是大城市有集聚效应﹐吸引力最大﹐人口急剧增加﹔但随着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房价飞涨﹐生活成本高昂﹐而其它中等城市已发展起来﹐人口又向中等城市转移﹔而城市化率达到80~90％以上的欧美发达国家居民则更愿意迁往几万﹑十几万人的小城市﹐因为那里环境更好﹐生活成本更低。因此﹐对北京等一线大城市今后的发展﹐我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更广阔的思路﹐创新城市发展﹐首先要在人口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改变思路创新﹐才能保证他们的长远发展和持久活力。克服短期人口暴涨带来的一些弊病和困难﹐让外来人口﹑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大城市﹐成为新市民﹐不但对外来人口是德政﹐对于大城市的长远发展﹑保持活力﹐也有重要意义。而这一点﹐需要老百姓和政府官员﹑各界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能达成共识﹐恐怕要做大量研究和宣传工作。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已经大大改变了中国城镇人口预期和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我们实际不需要那么多建设用地和那么大的城市规模﹐因此应该全面修改全国城市建设规划﹐停止大规模征地﹐充分利用好已征存量土地﹐积极赎买收购农村闲置土地﹐建立新型现代化农业﹐以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由于计划生育成效显著﹐中国的人口压力比原来设想的要小。城市化进程比原来设想的要快﹐会提前结束。2011年4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宏观经济蓝皮书》指出﹐由于旧城改造接近尾声﹐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开始降温。全国城市化速度将在2013年开始放缓﹐与全国相比较﹐北京城镇化高潮可以说已经过去了。与此相对应的是﹐人口规模减少也将大大缩小中国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各类建设滥占耕地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冒进式城镇化导致城镇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和无序蔓延﹐过度侵占了大量的优质耕地。现在﹐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共有34万多平方公里﹐根据世界各国城市人均用地标准﹐按平均一平方公里居住一万人的合理水平﹐能够容纳34亿多人﹐若按我国住宅区每公顷建房1~2万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35平方米﹐300~600人∕公顷的标准容积率﹐容纳的人就更多了﹐但实际上我们3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只住了13亿人﹐可见土地浪费很大。目前我国城市人均用地133平方米﹐已经超过人均建设用地120平方米的规划标准最高限。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城镇人口还只有6.66亿人。原来设想我国城镇人口将于2025年达到9.26亿﹐到2030年突破十亿﹐最多达到12~13亿人﹐即比现在还要增加一倍多。而根据“十二五规划”﹐确定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再增长4％﹐即由过去的年增一个多百分点﹐降至年增0.8％﹐目前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0％﹐按照“十二五”规划制定的五年提高四个百分点的进程﹐城市化率若要达到75％以上﹐需要30年到2050年左右才能实现。届时预计我国人口已降至12亿多﹐到2050年城镇人口才能达到九亿。以后全国总人口不断减少﹐到2100年降至9~10亿人﹐即使城镇人口达到90％﹐最多也超不过九亿人﹐所以﹐2050年以后﹐我国城镇人口将稳定在九亿人左右﹐进入22世纪后还要减少。因此如果严格控制征地﹐大大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要求一平方公里土地规划居住人口不能低于一万人﹐大城市人口稠密区不低于1.5万人﹐那么现有城镇用地就不需要再增加多少。而我国农村人口将逐步减少﹐到2100年要降至一亿左右﹐农村居住用地只需要一两万平方公里土地就够了﹐农村现在的27万平方公里居住用地就应该能腾退出来25万平方公里﹐不但不需要再新占农田﹐而且可以复垦增加大量耕地。地方政府现在所谓的由于城市化进程﹐还要有五﹑六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所以还必须大量征地扩大城市规模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当然﹐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数字﹐在当前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疯狂扩大占地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治乱世需用重典﹐中央必须敢于用霹雳手段﹐才能遏止当前土地问题出现的乱象﹐实现控地目标﹐走出困境。当前﹐对我国土地制度不合理﹐土地资源极稀缺却大浪费﹐全国上下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媒体不断披露﹐专家不断呼吁﹐中央不断出台新政策﹐国土资源部又是督察﹑又是问责﹐要求必须彻底打破土地27利用“极稀缺大浪费”格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不需要再进行什么争议和研究论证﹐需要的就是行动。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我国已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政策﹐现在却是世界上土地浪费最严重的国家。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必须动真格的﹐拿出实际行动来﹐而不是再像过去那样﹐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只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斩断地方政府与土地的利益联系﹐让他们不再能用地谋利﹐以地升官发财。我们要反思﹐1990年以前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我们有必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而这样做﹐不是有没有办法﹑能不能的问题﹐只是中央肯不肯下定决心﹑干不干的问题。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1﹑必须全面重新修订全国各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大幅度提高土地承载能力和使用效率﹐把各地征而不用﹑闲置荒废的土地全部充分利用起来。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实事求是的合理确定每个城市的人口发展目标和城市规模﹐不是像过去那样每次修改规划都要扩大城市规模﹐而是实事求是﹐大部分城市需要大幅度缩小城市规模﹐很多城市原来好大喜功﹑野心勃勃的发展规划设想可能要大大缩减。由于过去地方政府靠修编规划做大人口规模换取用地指针﹐1990年代各地总体规划修编中﹐至规划期限2010年﹐各城市人口规模相加﹐竟达20亿人﹐远远脱离实际﹐至少需要砍掉一半。

中央应该规定﹐新的城市的总体规划每平方公里土地居住人口至少不得低于一万人﹐大城市还要更多。如北京已经决定北京总体规划2013年重编﹐常住人口规模将由原来控制在1800万人提高到2500~3000万人﹐土地承载能力肯定要大大提高。而很多中小城市则要实事求是的缩减规模﹐不能动辄就是城市规模扩大几倍﹐人口增长几十万﹑几百万﹐实际上根本吸引不来那么多人﹐甚至原有人口还要外流。

近期我国应该适应形势﹐还要优先发展大城市。算全国大账﹐是28局部的人口密集可以带来全国土地的节约和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更加有利于节约用地﹐是非常合算的。所以现在大城市不应该千方百计去限制﹑阻挡外来人口﹐而是要顺应时代潮流﹐想办法更好的适应﹐更好地去接纳外来人口。等到全国经济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都发展的更均衡了﹐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人口饱和﹐才会进入扩散阶段﹐人口向其它城市分流。

2﹑要将土地收入由原来是地方政府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国税﹐由中央统一掌握﹐全国合理调配﹐不再是哪个地方卖地最多﹐收入就最多。而且逐步把原来一次收取70年土地出让金改为年税制﹐每年缴纳土地使用税。同时改革税制﹐让地方事权与财政收入匹配。这样地方政府与土地的利益联系就会被割断﹐从根本上遏止地方政府扩张占地的冲动。同时通过正在进行的修改《土地管理法》﹐全面改革土地使用制度。要进一步保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地方政府不能随便征用农民土地。必须占用的﹐谁用谁和农民直接谈﹐必须按照市场价格给足农民补偿价格﹐同时合理解决农民住房和就业问题﹐地价直接付给农民﹐保证农民生活有保障﹐生活水平不降低﹐而且地方政府无权截留农民的土地收入。

3﹑前些年﹐我们的城市化不仅没有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而且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和农村二元结构﹐反而扩大了城乡差别﹐被称为“伪城市化”。因此必须尽快改革户籍制度﹑社保医保教育制度﹐取消户口藩篱﹐让2.2亿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平等的新城市居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漂在城市﹐既不是城市居民﹐享受不到平等市民待遇﹐又回不去农村﹐有田不能种﹐有房不能住﹐还造成土地房屋大量闲置荒废﹐成为浪费土地的重要根源。对已经离开农村长期生活在城市﹑不想再回农村的农民工﹐对它们在农村的土地房屋﹐可以学习台湾的做法﹐进行赎买﹐由当地政府或用地单位按照29不低于市场价格的合理价格收购﹐使他们有一笔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的资本。这笔钱为了防止农民一次性花光﹐以后落入生活无着的境地﹐可以拿出一部分为农民交足到退休的社保医保基金﹐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剩下的一部分发给农民﹐作为他们在城市租房买房﹑基本生活费用﹐另一部分每月发放﹐大体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金﹐使农民不会流离失所﹐陷入绝境﹐成为不稳定因素。赎买的土地则可以复垦或合理安排﹐解决地方政府的用地需求。只有进入城市的农民都能扎下根来﹐和农村的土地彻底脱钩﹐真正融入城市﹐我们的城市化才算成功。

4﹑城镇居民拆迁在新《拆迁条例》出台以后﹐要尽量不再大拆大建。不是绝大多数居民一致同意拆迁的地方不能进行**。拆迁要给被拆迁户合理安置﹐并且要先安置后拆迁。使拆迁不再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导火索。

5﹑为了更好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同时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节约土地﹐我们应该建立更好的住房保障制度。最理想的住房制度应该是覆盖全体居民﹐“高端有市场﹑中端有保证﹐低端能保障”。居民住得起﹐政府负担得起。富人要买一些豪宅﹑高档住宅﹐但是受资源限制﹐必须严格控制﹐高价出售﹑高额征税﹐甚至售价越高越好﹐比例不能超过10％。而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要纳入住房保障体系﹐要学习新加坡的经验﹐达到80％以上家庭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收入水平的不同标准的保障住房﹕最低收入住廉租房的居民﹐政府肯定要根据他们的收入水平适当给与补贴﹐但比例也就占5~10％﹔占30~50％的中低收入的家庭应该能享受经济适用房﹑公租房﹐政府不收地价﹐减免税费﹐达到能够保本不亏即可﹔中等收入家庭则应该能享受限价房或标准较高的公租房﹐政府也不收地价﹐减免税费﹐价格低于商品房﹐居民能承受﹐政府也略有微利。

总之﹐完善的基本住房制度应该是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相结合﹐建立以租为主的保30障性住房体系。租赁房占到60％以上﹐让买不起房的新工作﹑新结婚的年轻人﹐农民工﹐外来人口都能很快找到适合自己居住的房屋﹐让他们安居乐业。也能更好地适应今后城市人口不断流动﹐不断增长或回落的现实情况。

总之﹐创新城市土地产权制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我们唯一可走的现代化之路。国务院前年曾下发《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大力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减少城市盲目扩张用地﹐严格保护耕地﹐必须坚决落实。而控制建设规模﹐应该是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主要标志。当城市建筑规模已经满足社会发展﹑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后﹐继续盲目以增加城市建设规模作为GDP增长的主要渠道﹐而不及时实现生产结构的转型﹐将是浪费土地﹑浪费资源﹑浪费能源﹐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危险之路。应立即停止超大面积豪宅的建设﹐把新建住宅的户均面积控制在90平米以内。控制我国每年新开工的民用建筑规模﹐从目前的超过十亿平米﹐在五年内逐渐减少到六亿平米∕年。

《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发表文章〈中国土地改革正在“临界点”〉说﹕“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成功的起点是土改﹐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从而天下归心﹔中国改革成功的起点则是分田到户﹐对人民公社运动拨乱反正﹐把土地的部分产权归还给农民。而现在﹐我们显然是已经到了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时候了。”社会正在呼吁第三次土地革命。我们正面临着艰难抉择﹐但是我们必须走出这一步。

总之﹐中国的城市化走到今天﹐成绩显著﹐问题很多﹐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反思﹐慎重抉择﹐才能走出困境﹐健康发展。

第二篇：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

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

摘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problems.Key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

一、城市与城市化

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

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

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

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

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

二、过度城市化

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

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

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

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

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

“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

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86.1万,巴黎54.7万,东京49.2万,柏林12.7万,莫斯科23.8万,开罗26.3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

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

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

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

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

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

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

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

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

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

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

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

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

第三篇：中国城市化进程

班级：规08

3姓名：李清林

学号：2008302316

中国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也揭开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新篇章。在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认真回顾建国以来60年的城市化进程，全面展示和深入总结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伟大成就与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化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是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重要使命，也是编者编著此书的最终目的。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出现的世界现象，当前理论界对于城市化内涵尚无统一定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所理解的城市化是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先进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步演进的复杂历史过程，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演变。

回顾60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历经了三个历史时期，即曲折发展时期、快速发展时期和科学发展时期。改革开放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分水岭，各项城市化发展体制机制不断突破与创新，使城市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引领着城市化进程迈入了科学发展新时期。在6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动力从过去政府单一力量主导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共同推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落差逐步缩小，城市化地区发展由不均衡向均衡协调演进，城市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由弱变强。可以说，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既遵循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规律和演变轨迹，更处处体现着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特征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

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第一，表现在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 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2）.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

3）.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1995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000个增加到16000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3）交通拥挤；

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条件差；

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

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的主要措施：（1）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2）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3）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扩大绿化面积。

如何克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的现状，是城市化战略推行的中心思考。以下六项基本措施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要点。

一．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尽快修改《城市规划法》，放松对大型、超大型城市的规模控制，构建2—3个世界级城市，作为我国城市体系的龙头。同时要十分加强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的完善、积极投入数字城市的建设、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城市服务体系的提升等，将中国城市的竞争力置于国际的大背景之中。

二．必须将中国城市的发展视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设计应统筹考虑城市大中小分布的系列谱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态位”，不能人为地强调只能发展城市体系中的某个部分而忽略另一个部分。应当进一步调整全国城市布局，优化城市功能和加强产业转移力度，放大城市扩散效应，将其真正塑造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我国超大型、特大型城市现有32个，其中东部16个，西部6个．中部10个，基本覆盖全国。可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城市群，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上海、南京、杭州为核心的城市群，在环渤海地区建立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进入国际竞争前沿的中国高地。

三．认真规划国家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将其塑造成国际级和国家级的人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技术中心、信息中心、文化中心等，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辐射作用、带动作用。大城市在城市体系重复发挥了城市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主力。城市化战略设计中要敢于克服“大城市不大”的现状。

四．加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步伐，重点提升城市建设的质量，尤其要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服务业和社区建设的力度。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城市化战略设计中必须要克服“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的现状。

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路径，对于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且分布比较集中，城镇密度比较高的地区，鼓励城镇集中合并，选择以中心城镇为中心、卫星城镇分布周围的方式发展小城镇。对于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培育实力，为城镇的建设创造条件。对于有大型企业的地区，可以在其周围建立城镇，但一定要注意城镇的区位分布，注意其他配套产业的发展，防止企业风险转化为城镇风险。小城镇建设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等级中的基础力量，是大中城市的触角与延长。城市化战略设计中必须要克服“小城镇不优”的现状。

六．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二元结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实现人员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四篇：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正在以他国难以赶超的速度进行城市化，作为国家示范县城的之一——张北，更是紧紧地跟着时代的脚步，实行国家规定的三年大变样。哦，不是，现在是六年了。几乎全县人民都欢呼雀跃。

但是张北的繁荣昌盛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沿线郊区的菜地，农田都被占用，原本肥沃的土地“长”出了座座高楼。为了支持城市的扩建，沿线农民让出的不仅仅是农田，更是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那以后，他们又将以何为生呢？现在张北县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再过三年，长辈建设完成，他们又以何去支付高额的房贷和物业费。也许，有人会说，“那时，长辈不会像现在一样，一穷二白。工厂建起来了，旅游也形成了规模„„张北人那还用发愁啊。”但纵观现在的张北，建设进行了大半时间，之间住宅小区、商业中心拔地而起，但工厂没见几个。原有的工厂也是高污染、高消耗，例如燕山酵母厂，不是的排除令人恶心的气味，张北的天越来越灰了。试问这样的发展又凭什么能让张被称为坝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但人们的口袋跟不上消费的速度，又凭什么谈小康?

再者，大面积的建筑，需要泥沙。你啥从哪里来，从偏远的农村来。儿时的天堂——村西的大阳沟，哪里软软的﹑细细的沙子，躺上去非常舒服，比做按摩更爽。而今已被重型机械给我挖走了，看着装着沙子的卡车，一车车的驶去，我的心在痛。卡车在地上碾过的痕迹，更是碾在我的心头。村里的路也变得坑坑洼洼，村民的心也变得坑坑洼洼。挖掘机挖空了村西头的沙滩，挖掘机也挖空了村民的心。城市化，难道是要小村庄的牺牲来完成的吗？

中国的城市化啊，能不能把你的脚步放慢些儿吗？可否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平的速度同步呢？能不能请你考虑考虑小村的生命？

第五篇：中国城市化的利弊（范文）

其实这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利弊。弊端:

最近不断有我国城市化发展迅猛的报道，说我国2003年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0.5％，超过原来计划指标，还说我国城市已进入“加快发展期”，甚至有的报道称目前出现城市化“大跃进”。这样造势，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好事？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效果？

按照原来规划，我国城市化水平到2005年达到35％左右，到2010年达到40－42％。换句话说，我国已提前6至7年实现原定城市化的目标。权威部门提出，我国在本世纪中期城市化水平要达到65％，再进而达到75％。

笔者的疑问之一是，我们城市化的步子是不是太快了，太急了。英国城市化水平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而我们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3年的40.5％仅用10年，不说加快，即使用这样的速度，2020年左右就能达到60％，2035年以前就能达到75％左右。换句话说，我们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走过同样的城市化进程。

疑问之二是，我国是否有必要，将城市化的水平定得同发达国家一样高，要达到75％以上。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缩小城乡差别，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城市化水平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容易懂得的道理；我国在80年代以前城市化水平低，现在仍然不够高，需要提高，这也毫无疑问。但各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否应该一样？中国国情与迄今已实现现代化的所有发达国家差别巨大，中国城市化标准是否一定要像它们看齐？21世纪的城市化与19世纪、20世纪的城市化标准是否应该有些区别？

疑问之二是，我国是否有必要，将城市化的水平定得同发达国家一样高，要达到75％以上。中国的特殊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人口太多。13亿人口，比目前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二是可利用土地资源相对贫乏。中国的陆地面积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但现在科学条件下不可利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高原、大山、沙漠、戈壁和干旱地区占去三分之二以上，可利用的国土承受目前的人口数量已属负担过重，这方面的条件比任何发达国家都差；三是基本资源严重短缺，如人均淡水不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均耕地不到三分之一。这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得更远。鉴于城市人口对资源的消费量远远大于同样数量的农村人口，我们在实施城市化的时候，是否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资源与合理的城乡人口分布比例相适应的问题。既然我国基本资源状况远不如发达国家，我们城市化水平为什么定得同他们一样高呢？如果2020年我们有15亿人口，60％城市人口就是9亿；本世纪中人口17亿，那么75％的城市人口就是12.75亿。这样巨大的城市人口，要多少淡水、多少土地、多少能源、多少食物、多少住房、多少交通设施才能支持？

城市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现代化。城市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现代化程度越高。这是迄今为止对城市化意义的认识。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日益普及，人们对城市化的标准的认识正在发生某些新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甚至家里办公，同样可以获得信息、同样可以开会，同样可以交易，同样可以完成许许多多事情，而且大大节省时间、减少大量物流方面的消耗。再加上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不愿意都往污染严重的大城市里挤。于是，一些发达国家人群开始出现由大城市向小城市、由市中心区向市郊分散化的趋向。而且这种趋向一点也不会降低现代化的程度。我们在21世纪推进城市化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这些新因素，避免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而走弯路。

疑问之三是，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会不会造成某些难以逆转和难以纠正的后果。现在有一种感觉，我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很强的计划经济模式、很强的行政手段来推进的，而主要不是顺应市场需要自然发展。如平均每年要以多块速度城市化，到哪个年代城市化要达到什么程度，最近又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等，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城市化比任何单个产品和单项经济指标，要复杂百倍，它涉及人口布局、资源配置、环境、社会各个方面。行政和计划的作用是城市化所必需的，但主要应体现在，集中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根据历史、现状和将来，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搞好综合平衡，准确定位城市功能，确保城市特色，而不是强调指标和进度。

城市化过快和过度可能造成至少四个难以逆转和纠正的后果：

一是大量耕地非正常减少。城市一般都建在自然条件好的平原地区，同样也是最好的农业区。按规划，我国的城市化需占用全国3％--6%的土地，比例似乎不大，但面积不小，约30万到60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我国平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占掉那么多好地，原来想通过城市化让留在农村的人口获得较多耕地的初衷如何能兑现？事实上，由于城市化进程发展非常快，圈地之风仍然盛行，随着大批豪华厂房、楼宇和各种“形象工程”的崛起，大片大片昔日的良田沃野消失，使我国原本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仅最近几年净失耕地就达3800万亩，造成一大批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也是粮食产量接连滑坡的重要原因。

二是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太快，城市过大，短时间过多人口往城市集中，不可避免产生大批失业、淡水和能源供应紧张、交通拥挤、犯罪增加、环境恶化、各种危机风险增加等现象。有专家说，城市化并不必然产生“城市病”，产生“城市病”的根源在于指导思想的片面性，产业结构与布局的不合理性，以及“低密度扩张”的发展方式，提出“发展克服城市病”、“规划减少城市病”、“管理医治城市病”。这些意见不无道理，但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上能不能做到指导思想没有片面性，规划能不能做到科学合理，管理能不能做到严格到位。今年夏天北京的一场暴雨造成几乎全城交通瘫痪，上海一场大风大雨造成严重交通阻塞和大范围停电事故，就暴露我们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问题不轻。

三是房地产“泡沫化”。现在许多城市建房太快太多，占用大量银行资金，如果严重供大于求，或价格超过市民承受能力，就会出现大量房屋空置，酿成经济危机。经验证明，由房地产泡沫化引起的经济危机，需要好多年才能缓过劲来。

四是城市“废墟化”。可能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二：一是上面提到的房地产严重供过于求，出现大批楼宇空置；二是本世纪中我国人口将出现的下降趋势。根据我国人口政策的设想，达到17亿最高峰以后，总人口将逐渐下降，最终达到7亿左右的理想规模。那么今天搞了那么多大规模的城市，将来会不会出现有一天没有那么多人去居住？

我国的城市化，就其规模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不仅关系到今天，而且关系到明天，关系到后代。城市建了，是不能轻易拆掉的；城市化过程中失去的东西也是难以恢复的。我们的步伐应该稳健，应当最大限度发挥城市化的利好，尽量避免或减少因为不慎和盲目可能带来的弊端.好处:

先谈谈收入,城市化大的区域肯定比城市化小的区域收入要高,直观的说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比如上海市民,很多的居民也是居住在拥挤狭小,破烂不堪的城中村小瓦房,失业在家的也不在少数,可是由于城市化的推进,放地产开发商开始波及到居民的住房,拆掉狭小的住房,赔款是不能少的,并且还要安排象样的居所,于是这样的居民就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了,住好房子,多余的赔款可以存进银行养老,还可以买社会的福利了.另一方面,在一般性的小区和龌龊的小区,中低挡房子(祖宗留下的)的房主,根本就不担心收入的问题,在上海5,6个平方的小瓦房,一个月的房租在350-500这个层次,要知道,这样的房子除了放一张床之外,连放桌子的地方也没有了.但就这样的房子一般人也住不到,我也到过类似的地方,亲眼见到好几个人住一个房子的,一张大床,也部分哪个是老婆,还是女儿,还是儿子,统统住一块.着实让人觉得意外.算算房主的收入吧,这样的小房子只要有五六间,收入都达到2000-3000元了,再加上自己有定所,根本不用工作就可以天天打麻将了.甚至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其他地方的人面前颐指气使了.上海的房价有些高,上述现象已经波及到上海的农村,这样就造成了短期的城市人口的优势,但深入思考,这样的优势意义深远.反观农村,就以生我养我的邳州农村吧,尤其是10年以前的光景,城市化根本涉及不到农村,收入来源靠养殖业和种植业,产业化很低,老实说,很多老人和弱势群体的收入为0,即使中间有较富裕的商人,平均的指标也被这部分人抹杀掉了,经济指标吃了很大的亏,虽然没有达到饿死人的地步,但是在大城市看来,我们的情况比非洲还糟糕了.即使现在,这样的情况还存在,虽然有改观,但基本矛盾没解决,商人多了,创业者多了,富裕的人比以前多了,可是老人,小孩和残疾人呢,这部分人的收入依然很多为0.算平均收入被落下的太远.归其原因,城市化的好处没有享受的到.再看看招商引资,大城市的外资显然比小城市或农村强的多,再拿上海来讲,城市人口可以从房地产和房租当中收益,但已经不是中心城区的人口这方面就差了,但是不要紧,他们可以到外企打工,经常见到生产流水线上的50-70岁的老太太,老大爷拿着放大镜在检查电路板,有时候眼睛红肿也再所不辞,加班到夜里11点坐工交回家,生活是够艰苦的了,要是我父母的话,肯定不允许这样做.可他们为了高消费的收入,要不怎么生存?

看看我们老家的老太太老大爷吧,年龄大了放风筝吧,去走亲戚吧,在家清闲吧,大部分是儿女养活的,无庸质疑,收入为空,尤其是农村的没有养老金的老人,因为享受不到上述的城市化带来的福利.综合一下,收入指标也高不了,但是也无须大城市的同情,我们依然有肉吃,依然有酒喝,毕竟老百姓不会想的那么多.再研究问题的另一面,一味的享受城市化就是好事吗?我看也未必,再拿上海来说,这边的民营经济比起外资显得很糟糕,很多街道看上去萧条,和大上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符,人的竞争力一般,不象宣传的那样,叫做“精明的上海人”,至少我觉得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做错了,粗的不算,细的算......记得由于工作的原因,曾经在少偏的地方租房子,但是就因为没有网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可周遍的上海人根本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好不容易听说附近有一家年轻的儿子有电脑,我去说服,要以一个月几百元的价格缴费,可是他全家都反对,说是有病毒,一个网线只能接一台电脑的笑话.没来上海之前总觉得上海的商业氛围了得,大街上应该人潮汹涌,可是来到后才发现我错了,这边的商业氛围真的一般,靠近徐家汇的桂平路之类的,连个商店都开不起来,原因是上海这边喜工作,厌经商,曾经听说上海人半夜出门也不属实.总之,不管是哪里人,只要努力总有回报,城市是人的城市,农村也是人的农村,发挥人的能动性,好的生活终究能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