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新思潮到维新思潮
从新思潮到维新思潮
一、听我讲过去的历史故事（19世纪四五十年代）
故事1距梁启超出生还有33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不久林则徐被遣戍伊犁，途经镇江，身在扬州的魏源渡江而来。那是1841年7月的一天，当晚两人同宿一室，“万感苍茫”，“倍觉中国官府对外国政事之全然不知”，遂彻夜长谈。此前一年，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曾指挥他的“翻译小组”编译英国人所写的《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未及出版。当晚，林则徐将书稿以及其他一些资料全部交给魏源。魏源接受嘱托，一年后成书，并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他在《海国图志原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而作。“
学习行为1：魏源基于什么背景、在哪本书中表达了何种基本思想？用你的历史语汇重新表述魏源思想的含义；并且用现代化史观阐述它的思想价值。
故事2距梁启超出生还有12年，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鏖战江南，作为林则徐的得意门生冯桂芬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此时正洋务运动兴起，谈洋务者都以各种方式表达这种思想，并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到梁启超呱呱坠地时，脱胎于洋务派的早期维新派提出了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的设想。梁启超23岁那年，他协助老师康有为发起了公车上书，就在这时《万国公报》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开展时，洋务派干将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猛烈批判维新派，反对政治制度改革，此时离“百日维新”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学习行为2：从冯桂芬到张之洞，学西方求变革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与魏、林的思想有怎样的师承和发展关系？简述其演化历程
故事3（1890）18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也结识了33岁的康有为，投其门下，同赴广州万木草堂，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在广州，康有为写下《孔子改制考》等著作。1895年春康梁再次赴京会试，发起“公车上书”。随后梁主持北京《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并赴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发表《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充满激情地提出：变者古今之公理，要伸民权、设议院。然后，再赴澳门筹办《知新报》，1898年回京参加变法运动，看到了新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深为进化论所折服，7月，他受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遂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同在朝廷参政，在频繁的政令颁发中忙忙碌碌。9月政变发生，梁亡命日本，时年26岁，在日本他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学习行为3：维新思想是否也属学西方求变革的思想？在诸多宣传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中，梁的政治主张更直接也更明朗，且影响更广泛。结合教材和本材料，比较康、梁、严的不同主张，说明这一结论的依据。
故事4当90年代京师（北京）嚷嚷着变法的时候，广东却有一部分人筹划着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部分人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断发改装，以示与清政府决裂。当革命派将“创立民国”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奋斗目标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参与组建海外保皇党，创办了《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成为改良派的主将，因其文风的明白晓畅、激情洋溢，影响着一部分知识分子。
学习行为4：兴起于19世纪末发展于20世纪初的学习西方、求变革的思想是什么？其实
践价值表现在哪里？梁启超在日的作为及其影响，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复杂性何在？
二、帮我理出故事里纷乱的头绪
在梁启超呱呱坠地的19世纪70年代，既有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又有了早期
维新派的宪政思想；当梁启超20岁出头正血气方刚时，历史进入了90年代，“中体西用”的变革思想开始对阵“君主立宪”的变法思想，有趣的是，“中体西用”的变革思想受到大部分官员和士大夫的赞赏，光绪帝还在1898指示各省广泛刊发，其实张之洞的主张与维新派有很大不同，而更激进的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潮已在暗流涌动，“风起于青萍之末”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接近而立之年的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对阵革命思想，由于其学者功底、文章家的水准，同样有“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架势……
学习行为5：思想的涌动是浪花翻卷千堆雪，交错层叠，而不是单一的线性递进。试将19
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思想史各切开一个横截面，佐证这一历史认识。
历史故事里涉及到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张之洞、梁启超、孙中山等有识之士，串联起
了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期间不同的思想往往呈犬牙交错的状态，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九十年代的时候。但即便犬牙交错，也总有一些新出现的主流思想傲然潮头。
学习行为6：梳理线索（1）划分出晚清思想史的历史阶段（2）每个阶段的主流思想的命
名（3）思想史的犬牙交错状态的描述。（4）按照时段与派别、代表人物、主流思想、实践价值四个栏目，制成一张表格并正确填写。
三、助我剖析维新思想的内核
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
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官制之义乃在伸民权、设议院。
——梁启超《变法通议》 学习行为7：（1）“朝士“所言”西法”指什么？（2）“言变法者乃纷纷”的直接背景会是什么？
（3）作者认为变法的“要其大成”在哪里？指出这一“大成”的实质。（4）这一“大成”在1898年6月演化为哪一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的实际结果怎样？
戊戌时期，梁启超因感奋国事阽危而升腾起变法自强的使命感，他一方面为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奔走呼号，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向传统观念求助。„„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目标，力图冲破封建体制，但又难以摆脱封建羁绊，这是维新志士新旧杂糅的共同心理特征，梁启超也不例外。
——李华兴《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
学习行为8：（1）理解材料中的“国事阽危”和“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历史含义；（2）所谓维新派“小心翼翼地向传统观念求助”，你能找到什么史实作根据？（3）材料中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体现出维新思想的特征是什么？（4）维新派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目标”实现到了什么程度？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中国说》发表16年后，梁启超参与鼓动的倒袁（世凯）运动结束。同年孙中山偕宋
庆龄到海宁。面对惊涛汹涌、万马奔腾的钱塘大潮，孙中山叹为奇观，挥笔写下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这是什么潮流？民主宪政之潮，少年责任之流。 这是历史潮流还是现实潮流？是历史也是现实。
四、我们一起倾听：历史深处的潮流声响
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林则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魏源如此惊叹： “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他们开眼看世界了。
梁启超流亡日本两年多以后，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在1900年12月23日发表了评述中国政治命运的文章：当社会改革露出端倪时，改革的拥护者并非那些无知的或不分是非的人，而是属于这样的人，即他们敢于独立思考，并能从商业的观点预测到大清国未来除非融入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行列，否则可能发生巨大的政治灾难。
据材料推断当时的潮流是什么？改革者希望“大清国”如何融入？所谓的“政治灾难”是否发生了？这一“灾难”是什么？
——融入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行列，进行社会改革。——维新变法，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
梁启超流亡日本一百年后，上海社科院李华兴发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戊戌时期，梁启超因感奋国事阽危而升腾起变法自强的使命感，…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目标，力图冲破封建体制，但又难以摆脱封建羁绊，这是维新志士新旧杂糅的共同心理特征，梁启超也不例外。
当时的世界潮流在“也不例外”的梁启超身上，表现出怎样的中国特征？面对世界潮流，“也不例外”的梁启超表现出怎样的个人品质？ ——摆脱不了封建羁绊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振兴国家的使命感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他鼓吹改良反对革命，但并不意味着他走向“民族振兴、中国发展”的反动。且看他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第二篇：保守主义思潮
保守主义思潮
保守主义是西方社会的右翼政治思潮，也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潮之一，历久而不衰，在当代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保守主义来源于法文conservateur，是波旁王朝复辟时保王派的创造。保守主义的内涵
究竟什么是保守主义？顾名思义：“保”就是保持现状与稳定，“守”就是守住传统和秩序。进一步说，保守主义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传统高于科学，等级高于平等，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主义，神的法则或自然法高于世俗法；保守主义还认为现行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对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分配，都是“存在即合理”因而是值得保存的。因此保守主义反对变革，尤其是激烈的变革，当然最反对革命。事实上，历史上保守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就是由革命或激进变革所引发的反动，例如伯克的理论核心便是针对法国革命及其思想渊源启蒙运动的批判；而保守主义的另一位主要思想家哈耶克的主张也离不开对罗斯福“新政”及其指导思想凯恩斯主义的抨击。
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
保守主义思潮虽然始终存在，但却并非一直占上风，只是掀起过几次浪潮。
（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近代保守主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保守主义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即18世纪末。其特点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中涌现的民主潮流，反对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
保守主义的鼻祖为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著有《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1）、《诉诸我党老前辈》（1791），都猛烈攻击法国大革命。伯克不仅不反对自由主义，而且标榜自己追求自由。他认为英国治理国家的经验是“保留了合乎自然的方法”。经验教导人们，除了世袭王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自由得以经常地延续下去，并作为我们世袭的权利而保持神圣性。”
他说：“我也并不排斥变动，但即使当我改变的话，那也是为了有所保存。”保守主义并不拒绝变革，更不反对变革，而是主张渐进的变革。
他否定启蒙学者的理论，认为其最大错误就是把人的理性抬到不恰当的高度，而忽视了人的非理性的一面。
他认为革命中涌现的民主潮流必然流于暴民政治，出现无政府状态，造成政治退化。在他看来，合乎自然的国家不是平民政治，而是贵族政治。把许多天赋不等的人集合为一体，必定要以智能较高的人为领袖。
（二）19世纪中期：保守主义浪漫化
19世纪初，由于拿破仑的失败，波旁王朝复辟，欧洲大陆革命潮流下落。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弊端的暴露，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出路似乎就在于削减平民与政党对政治的影响，加强行政权力。这就使得保守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其集中表现是历史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特点是反对民主政治，拥护君主制度，主张集权与国家主义。
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贵族波纳德（1754—1840），他认为，社会是同类的聚合，是三个元素（权利、权利的执行者和服从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民主政治中，虽然大众可以议论国家事务，但最终作出决定的仍是一个特定的掌权人物。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决定意志的是一个固定的人，后者却不固定。所以君主制比民主制稳定。稳定是秩序的必要前提，而秩序是人类自我保存的前提。君主制是合乎自然的制度。他强调，贵族是一种义务，一种职责，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工具。平等违背自然规律，与秩序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合。保守主义者反对平等，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根据人的能力分配任务的等级制度才是“真正的平等”，秩序观念、淘汰观念、等级观念应该成为现代生活的基础。
另外一位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傲慢的政治专制主义的先知”的黑格尔（1779—1831）。他认为，人民当前面对的是一个无秩序的混乱的时代，需要维护秩序与安全，需要确立国家的至高权威。个人只有在国家生活中才能保持为自由和有理性的主体。所以，感恩戴德地服从国家权威是个人基本的义务。国家的统治是绝对的。国家除自身的利益之外不顾及任何东西。他被批评为“热衷于国家集权”，“把个人仅仅当成国家的一个小卒”。
（三）20世纪30—50年代：传统保守主义抬头
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反对集权主义、社会主义。美国学者奥斯里维针对社会主义前苏联的情况强调，早期的主要威胁来自自由主义的狂想，它摧毁一切道德权威的社会政治秩序。20世纪，威胁不再是自由主义者过分的个人自由，而来自过度的国家权力。
30—40年代反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袖当推哈耶克。他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认为，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主要论点是：（1）经济上的计划化会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其结果是经济得不到发展，政治上却失去了自由。（2）计划经济对私有权的否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和对个人的奴役。私有制是实现自由的基础。因为在私有制下生产资料是由许多独立的个人掌握的，所以没有人能控制他人，即使一无所有，穷人也可以有选择雇主的自由。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实际是由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控制。前者是“富人得势的世界”，后者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富的世界”。（3）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认为这必然导致计划经济。
反共的代表人物还有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李普曼，20世纪反共产主义的现代保守主义中，影响最大者为德国的沃格林。
（四）20世纪70—80年代：新保守主义崛起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传统保守主义发展为新保守主义，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对西方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到80年代主宰西方政治舞台。新保守主义以美国为中心。
60年代末，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弊端，物价持续上涨，挫伤劳动者、投资者积极性，降低企业竞争力；国家干预针对扩展导致行政机构膨胀，政府财政危机，官僚主义滋长；此外，个人主义的国度发展导致社会物欲横流，道德贬值，价值相对主义流行，引起精神危机，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保守主义实行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认为解决赤字的最好的办法式借债，而不是增税，因为通过政府借债，可把资源从利用效率最低的地方转移出来。他们的主张是：鼓励自由市场竞争，缩小政府干预，削减个人所得税，与凯恩斯主义决裂，实行小政府、小税收、小开支政策，鼓励投资，刺激供给，建立军事优势，反对共产主义。
（五）20世纪90年代：当代新保守主义咄咄逼人
当代新保守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特别的鹰派”。他们把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布什主义代表共和党保守势力，突出地表现在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方面，其战略目标是谋求“单极霸权”，追求“绝对安全”，取得绝对优势，遵循“美国利益至上”、“以实力求和平”原则，以更加强硬和保守的态度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奉行“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路线。布什提出要让美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自由先锋和正义力量”。
保守主义的气质与理念
保守主义是种经验主义思潮，没有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主张色彩斑斓，但也有基本一致的理论内容。
（一）秩序第一说
保守主义讲秩序第一，不是否定自由，只是拿自由跟秩序比，强调秩序的优先性。自由主义也重视秩序，可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在个人自由。
1、与自由相平衡的秩序
保守主义的所谓“自由”，是有序的自由。它排除自我放纵，强调个人判断力的道德感、责任心，是内在的“良知的统治”，人要对其自由意志、自由行动承担后果。在保守主义看来，自由与秩序不属于同意层次，秩序属更高层次，自由是在秩序内部展开。
2、秩序是自由的秩序和道德秩序
保守主义追求的是自由的秩序，而不是扼杀自由的秩序。在保守主义看来，没有统一目标的秩序才是自由的秩序，若把统一的公共目标强加给个人，就谈不上个人自由，就会扼杀个人的任何创造精神。保守主义所谓的秩序即“道德秩序”，它来自自然法，来自上帝，超越了人的主观意志的范围。秩序、正义、自由是漫长而痛苦的社会经验的产物，是多少世纪以来不断尝试、反思和实践的结果，是自发建构并自我维持的，不是人为设计的。
（二）权威主义观
保守主义主张权威主义，人为维护秩序有赖于权威，民主也有赖于权威的保障，把权威推上绝对的地位。
1、热衷于权力，把权威绝对化
哈耶克：“保守主义者，只有在确信有某种更高的智慧在关注和监督着变革进程的时候，只有在知道有某个权力机构在负责使变革‘有秩序地’展开的时候，才会感到安全和满意。”
保守主义认为，需要权威的统治是人的天性。李普曼的看法是：“对于集群而居的人们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受统治更为必要的东西了。如有可能，则自治；如果幸运，则受到良好的统治；但无论如何，总要受统治。”
2、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
关于权威问题，保守主义者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强调，他所谓的权威不是政治权威，而是社会权威，主张限制政治权威，推崇社会权威。社会权威不是来自政府的压制，而是来自民间自主享受的自治。社会权威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构建的。服从权威就等于服从客观真理和道德秩序。
更多的保守主义者讲的是政治权威。
（三）精英民主论
保守主义认为现代民主仍然是精英民主，政治精英仍然是历史、权利和政治舞台的主角。提倡精英民主，反对大众民主，但并不是反民主。
保守主义者认为，“大众民主”不存在，大众在政治生活中是被动的，无法清除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理智地独立作出决定，易受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易受外部势力左右，听从政客和团体的摆布，因而只能在不同的精英意志中进行选择。所以民主不是什么人民的统治，而是为人民所接受的“政治家的统治”。因此，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通知他们的人的机会。
柯克认为，社会要由精英来统治与维持。他们是天然的统治者，拥有很大影响力量。只有依靠他们才能保存社会组织中最美好、最稳定的东西，反抗大众革命和革新倾向。
（四）反对平等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
保守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否定个人自由，而只是否定平等的自由，反对平等主义；也并不完全反对国家干预，而是反对国家干预一切的国家干预主义。
1、反对平等主义
保守主义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的体力、智力、品质都存在差异。不平等是天然秩序。社会政治体内必然存在等级差别，社会只能由素质优秀的贤人来领导。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建立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人们结成社会，需要有等级差别、贫富差别。社会的目标是公正，而不是平等。根据人的能力分配任务的等级制度才是“真正平等的”，秩序观念、淘汰观念、等级观念应当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
2、反对国家干预主义
保守主义认为，结果平等的社会工程必然导致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干预，从而违背有限政府原则，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力的平等导致威胁。
（五）崇尚传统与渐进
保守主义崇尚传统，尊重经验，强调谨慎，拒绝冒险。
1、因袭传统，贬抑理性
保守主义认为，国家作为民族的载体，在时代相袭的过程中形成了值得人们尊敬的传统，这就是文明。文明传统式人类智慧的积淀和财富的积累，是进步和发展的唯一保证，不应轻易毁弃或砸烂。社会的传统或规则体现了具有永久价值的智慧和深意。
崇尚传统就要否定理性主义。在保守主义看来，唯一的智慧是实践理性，它来自经验、传统和习俗。因此，既要珍惜传统中积聚起来的理性，又要正视人的理性的局限性，承认人世间永远达不到的至善的理性境界。
2、强调审慎、稳健、克制
保守主义者对于传统和经验是依赖的，对人的认知能力是怀疑的。他们认为，真正的智慧在于意识到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的局限性。人的知识不仅有限，而且会出错，因此审慎是必要的。而克制是政治家的美德，是成年人的“政治本能”，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体现了一种责任感，是成功之本。
3、主张社会的渐进进化
保守主义强调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认为社会是以过去为根基的有机体，是以自然的方式发生变化的，是历史缓慢演变的自发产物。要承认现存秩序，容忍目前的小恶，而不要去恶务尽，甚至把旧秩序的一切都当做恶，加以扫除。保守主义拒绝任何终极目的和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整体性解决办法。它认为不可能建立一个一切从零开始的全新社会，只能持续不断地渐进。而且，进化本质上时无法预
料的，未来的进化是不能控制的，不存在什么“进化规律”。
对保守主义的诘难
对保守主义的诘难可以区分为对保守主义的一般原则的诘难，对保守主义不同流派的诘难，甚至是对与保守主义无关的保守派的诘难。
保守主义的“罪状”举不胜举，它是受到抨击最多的主义之一，但保守主义的长盛不衰表明，它也是最经得起挑剔的主义。
1、保守主义缺乏系统的学说，自相矛盾，缺乏原则，理论不系统，说理“不科学”；
2、保守主义缺乏远见，无纲领、对理论有偏见；
3、保守主义的人性论贬低人的能力，为自私自利辩护，放纵贪婪，主张强存弱汰，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
4、保守主义重视物权，轻视人权，把财产权看得比生命权还重要；
5、保守主义有威权主义、精英主义和贵族政治倾向，对自由、民主疑虑重重，一些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思想太浓；
6、保守主义主张维持现行的制度，对穷人的困苦漠不关心，有阶级偏见，导致两极分化；
7、保守主义反对进步，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不愿意承认、尝试新事物，难免流于守旧、顽固乃至反动；
8、保守主义重视经济自由、轻视政治自由和其他社会自由；
9、在当代，保守主义不合时宜，只不过是小业主、小农的意识形态，已过时落伍；
10、由于保守主义的缺陷，保守党按照《论自由》的作者密尔的说法是“愚笨党”，因为它缺乏远见，缺乏智慧，只重实际，只重常识。
以上的指责虽然有些地方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歪曲误解之嫌，但并非全是无中生有。但意识形态在一些看法上的差异属于见仁见智，而不存在观点科学与否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匡萃坚：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刘军宁：保守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任晓，沈丁立：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4、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三篇：浅析素质教育思潮[范文模版]
浅析素质教育思潮的发展历程及内涵
浅析素质教育思潮的发展历程及内涵
【摘要】自从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５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之后，关于提高素质，实施素质教育的思想与口号逐渐流行、普及，短短的十余年间，形成了滚滚向前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引领下，中国大地上纷纷兴起了素质教育的实践，并已然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主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施素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目前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均有一些亟待解决的课题。笔者在此仅就素质教育兴起的背景和内涵作一浅显的论述，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素质教育、发展历程、内涵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关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全国范围悄然兴起，并很快发展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但是，有学者却强调指出：“近几年中国通过政府行为用素质教育猛攻应试教育，却久攻不下，应试教育仍巍然不动。究其所以，源于素质教育致命的理论缺陷。”实然，由于素质教育内涵外延十分复杂、深刻，因而人们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有必要认真回溯素质教育思潮兴起的过程、系统阐释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以确保素质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素质教育思潮的发展历程
素质教育是改革开放时代所产生的新生事物。对于这一论点，恐怕教育理论界并不完全认同。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实施虽然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里是引发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一场革命，但从形体上看似乎并不是全新的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史上，曾飞溅出素质教育的思想火花。从《礼记·学记》、《荀子·劝学》、《论语·先进》等论著中都可以寻找到两千多年前我国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荀子等先师们提出的“求出，故兼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教也智，长善而救失者也”教育观中均闪耀着素质教育思想。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五育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创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亦颇具素质教育的特征。那么，为什么此种先进的思想在当时不能得以弘扬、发展而遭到扼杀呢？究其原因，无非是政治制度等深层次的原因：在封建社会里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及其附庸科举制度与创造、创新教育格格不入。
吸取了经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汲取了历史的教训，采纳了古今的先进教育思想，制定了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同志在/ 4
09级4+2李玲玲
1957年指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让人扼腕的是，当时由于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以及其他原因，教育并没有完全按照自然规律发展，虽然教育要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但过分强调它的服务性、政治性就使教育偏离自身发展规律的航线。上述的教育方针和全面发展教育思想虽蓄含着一定的素质教育成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完全贯彻执行。
素质教育在我国的出现，应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至今已有20多年，其间大约可以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具体如下：
1．酝酿萌发阶段（约1985—1990），这是素质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标志是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明确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随后，即有几位学者撰写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阐述了民族素质的内涵、提高民族素质的意义，以及它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在《决定》的启示下，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于1987年4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基础教育不能办成单纯的升学教育，而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公民的素质教育。”此后的两年中，又有几位学者发表文章讨论素质教育问题，并提出了培养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技能素质与身体素质等，作为素质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所有这些，为素质教育的正式出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初步实施阶段（约1990—1999），这是素质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1991年7月29日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实施（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此文件强调指出，要“把高中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变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从只面向重点学校和升学有望的学生转向全体学生”。此后的数年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1996）等文件，对提高民族素质、实施素质教育等重要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与要求。在此期间，柳斌发表了3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的文章，燕国材撰写了有关素质教育问题的“九论”（9篇文章），徐仲安还出版了《中学生素质教育》一书等。所有这些，都为素质教育的初步实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3．全面推进阶段（约1999---2007），这是素质教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其标志是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全面而系统地规范了素质教育的目的、重点、内容、原则、方法和途径，还阐述了推进素质教育与深化教育改革的关系，并提出了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以及加强领导，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的要求。它的出台，宣布了素质教育初步实施阶段的结束，使素质教育的发展转向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在此之前的1996年，湖南省汨罗市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经验的总结与发表，为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发出了信号。在此之后，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讨论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还出版了《素质教育论》、《素质教育论丛书》等一类的专著。所有这些，都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促动作用。
4．内涵发展阶段（约2007至今），我国的素质教育历经上述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可以且应当转向第四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内涵发展阶段，其标志应当是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讲话。必须强调指出，鉴于素质教育的前三个发展阶段中，由于缺乏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曾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种种偏差，因此，在今后的内涵发展阶段中，必须自觉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思想，认真地处理好素质教育自身内部及其与外部各个方面的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
要知道什么是素质教育，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素质。素质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素质概念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即“遗传素质”。《辞海》写道：“素质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在心理学上，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这是关于狭义素质的典型解释。广义的素质指的是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指的是广义素质。
关于素质教育的含义，1997年10月29日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而在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再次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揭示了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和培养目标。
由内涵观之，素质教育的基本特征有：教育对象的全体性、教育内容的基础性、教育空间的开放性、教育目标的全面性、教育价值的多元性、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的主体精神和个性健康发展、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等。因此，为了确保素质教育的健康发展，应该加深对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性的认识，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和教育质量观；广大教师要在全教会精神的指导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注重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并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做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合格教师。
结束语
素质教育的出现不是思维过程中偶尔飞溅出的火花，而是埋在肥沃土地中的种子发芽破土，委实让我们欢欣鼓舞。可以说素质教育既是对传统的先进教育思想的承传，又是特定的时代所酿就的、所推出的新的教育思想。继承与发展始终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题，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一直薪火相传，岁月的转换并不能导致其完全断裂，中国教育亦是如此。由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也与其它时期有所不同，那么，教育思想也不应一成不变，否则就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诚然，全面发展教育与素质教育有其相似的一面，但较之全面发展教育素质教育有其更广的社会背景、更深的思想内涵，是新时期中对全面发展教育观的发展与创新，颇有新意，从这个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应该是一种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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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第四篇：《当代世界思潮》随想
假日有闲，我读了《当代世界思潮》一书。该书系统介绍了当代西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哲学的各种思潮，对主要的代表性人物和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生活的长河中，不时涌动着社会思潮的波澜，它是变动着的社会生活的精神之流，是一定时期在某一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程度影响的思想趋势。当代西方思潮，是资本主义社会
现实和社会矛盾的精神折射。其学派林立，学说纷呈，蔚为大观。读后，让我对林林总总的当代西方思潮有了整体的认识，开扩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了我一些思考。首先让我想到的是真理的绝对化问题。真理都是相对正确的，它依赖于一定的要件和实践。在西方经济思潮中，大多理论的提出者都具有这样的认识，即自己的学说不是绝对正确的，它依赖于当前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现实。比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就在阐述自己的经济主张时，没有完全摒弃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主张，提出“我们永远面临这样的问题，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西方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总是既论证其合理内核，也阐明自己理论的局限性和缺陷。而反观我们的一些学者，每提出一观点，必说得放之四海皆准，从不提及自己理论的瑕疵。譬如《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中单纯强调细节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严格来说已经违反了辩证法必然决定偶然的铁律，其实细节是很重要，但它只能是影响全局，怎么能说是决定成败呢，岂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学术界的思想观念也必然折射到社会各方面。在我们的工作中，不也是常常存在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工作思路，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诠释其合理性、正确性、必然性，从不论证其负面的影响。由于没有全面的可行性认证，往往导致工作发动时轰轰烈烈，实施时步履维艰，最后草草收场。结果还得从头再来，而损失的机会成本却再也无法弥补了。
还有一个是老问题——“拿来主义”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要发展，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吸收世界各民族、各个国家有益的成果，也就是要运用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外来文明的借鉴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是个渐进的过程，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思想“拿来了”，可我们还没太搞明白，就生搬硬套进入了实施阶段，结果常常画虎不成，反类犬。比如说人本主义，按照西方的观点人本主义的中心理念是：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想了解人、研究人，必须从整个人着眼；每个人都有它自己的需求和意愿，有它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有它自己的痛苦与快乐。成长与发展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自我的充分发挥和实现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人并不是被动地受到环境的制约，人具有创造性、主动性以及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能动的选择。因此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得使单位成为干部实现生命价值的地方。将干部视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涌动着活力的生命体，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每个干部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他们有思想，有感情，有独立的人格，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追求进步与发展的权利。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视他们为不断变化发展与进步的个体，让干部的价值在工作中得以实现。要充分尊重干部的个性，使丰富多彩的个人世界展现出来。“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个干部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生命个体间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着差异。要使干部成为和谐的人、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鼓励干部主动、大胆的表现自我，展现自己的个性。可是在具体实践中，“以人为本”往往成了其他决策、计划的一个点缀，一种手段，甚至是一种噱头。现在大行其道的《赢在执行》，把执行力推上至高点，实际上弱化了人的积极性、能动性的发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以人为本还存在认识偏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实践证明拿来了，还要讲究拿来的质量，只有真正认识了拿来的内容，才可能结合我国的现实，做到拿来能用。
当然《当代世界思潮》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几天的阅读不可能窥其全貌，可能还有更多的思考等待我去探求，留待以后吧。
第五篇：百年法家思潮
百年来的新法家思潮
如果说到“新法家”，一些人就不免惊诧：“新法家”是什么？现代中国有一个和新儒家比肩而立的“新法家”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谁又是“新法家”的代表人物？“新法家”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以及，相对于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学派或曰“旧法家”，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思潮的“新法家”又“新”在何处？
两千年以降，针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积累下来的研究文献堪称汗牛充栋。不过，在当代公众的潜意识里，甚至在一些学人眼里，所谓法家，基本上就是故纸堆中的一个“学派”、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虽然讨论过“法”、“术”、“势”之类的基本概念，提出过“以法治国”之类的政治主张，但毕竟都是一些尘封已久的陈旧话题，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尤其是与当下的现实，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只要穿越一层又一层的学术思想迷雾，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河流中，总有那么一股若隐若显的“新法家”思潮，一直在涓涓不息地流淌着。这里所说的“若隐若显”，恰好可以描绘现代中国“新法家”的两种形态：“隐匿的新法家”与“显现的新法家”。
其中，“隐匿的新法家”主要由一些认同传统的法家学说、正面评价传统法家思想的人物构成。这些人一般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甚至也不以“新法家”自居——就像钱穆不以新儒家自居，甚至拒绝别人给他贴上新儒家的标签一样。不过，“隐匿的新法家”尽管自己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却并不妨碍后来者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把他们归诸“新法家”的行列。在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这些“隐匿的新法家”持续不断地踩着时代的鼓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达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诉求，也在较大程度上回应了现代中国的思想需要。
具体地说，“隐匿的新法家”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大致包括章太炎、沈家本、刘师培、梁启超、陈独秀、吴虞等等。他们的著作虽然主题不同，观点各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传统法家学说的认同甚至推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他们称为“隐匿的新法家”。
以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为例。章太炎以国学大师闻名于世，但是，他在一八九八年写下的《商鞅》一文，却是一篇典型的“翻案文章”，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正名。
三年后的一九一零年，太炎又写下《秦政记》一文，对实践法家思想的“秦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与上述“隐匿的新法家”不同的是，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本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对法家学派及其思想也有“同情式的理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对韩非学说多有论述，在《韩非子评论》一文中，他说：“余虽不取韩子之为术，而深感其言有亟切于吾国当今之务者，略提二事。其一事曰韩子生危弱之国，而于外交则斥尽当时合纵连横二派之术，乃一以自恃而不待人为国策。„„纵横之徒，或联与国，或事一强，皆恃人而不自恃，其速其亡。韩子两斥绝之。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余确信古今有国者，苟自恃自爱而不自亡，则其并世任何强国决无可以倾覆之者。”“其二事曰韩子思振危亡之韩国，首以治吏为政本。„„韩子所言，盖谓圣人守法而选用大臣，大臣则奉法而督责群吏，使各率其民而举其职，则治本立。故曰明主治吏不治民者，非不治民也，治亲民之吏而民已治矣，是摇木拊本，张网引纲之说也。”在熊十力看来，韩非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恃自爱，二是以治吏为政本。熊十力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强调，在当时的抗战背景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与“隐匿的新法家”群体相比，“显现的新法家”人数较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许当推学者们较少关注的陈启天。
在陈启天出版于一九四一年的《韩非子校释》一书的开篇，他就直言讲道：“旧战国时代所恃以为国际竞争者，厥为法家思想，此不争之事实也。近百年来，我国既已入于新战国之大变局中，将何所恃为国际竞争之具乎？思之，重思之，亦唯有参巧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陈启天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称为“旧战国时代”，把现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称为“新战国时代”，并认为，现代中国要适应“新战国时代”的需要，就必须“酌采法家思想”。
由于陈启天明确地提出了“新战国”之类的论断，并直接要求采纳法家思想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本文以为，可以尝试着把他视为“显现的新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透过上述两个方面的人物及其思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中国的“新法家”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种思潮，确乎是存在的。在此，值得我们进一步反省的是，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会突然兴起一个“新法家”的群体及其思潮呢？
从历史上看，法家学说的全盛时期，大致是战国与秦朝。自从秦帝国“二世而亡”之后，法家的精神虽然“并未绝灭。从桓宽《盐铁论》所载儒生与法吏的争辩，已足窥见汉代二家思想冲突之激烈，他如王充、王符、崔实、仲长统等，亦多有近于法家之论。其后三国之诸葛亮、刘廙，魏之刘劭、陈群、钟繇，晋之葛洪、刘颂、张斐、杜预，隋之赵绰、刘行本，唐之李乾佑、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许应龙、杨万里，元之苏天爵、郑介夫，明之方孝孺、丘浚，清之黄宗羲、崔述、袁枚，而至沈家本，历代不乏在某一方面表现法家精神的议论”（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9页）。不过，在儒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的两千年里，“原教旨”意义上的法家学派之声誉，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断下跌的趋势。法家学派声誉下跌的表面原因，是“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太史公自序）。按照这样的解释，似乎讲“亲亲尊尊”的儒家天然地优于不讲“亲亲尊尊”的法家。然而，究其实质，法家学派声誉跌落的根本原因是势易时移：汉代以后，随着战国硝烟的逐渐散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旨在为列国之间的生存竞争与争霸战争提供技术指导的法家学说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并得到汉帝国的采纳之后，法家学说已经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了。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晚期之后，随着朝贡体制下的“天下”变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国”，大一统的中国变成了“万国”中的一国，国门洞开的中国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了第二个战国时代。这个陈启天所谓的“新战国时代”，也只有两千多年前的“旧战国时代”差可比拟：一方面，无论是“新战国”还是“旧战国”，都是列国众多，大小强弱不等，相互征战不休；都是时而结盟，时而背信，一切以利益为鹄的；都是强国谋求霸主地位，弱国岌岌于自保。另一方面，在“旧战国时代”，最强盛的秦国在西方，在“新战国时代”，最强盛的美国恰好也在西方；甚至“新战国时代”处于东方的“礼义之邦”中国，都可以比作“旧战国时代”地处东方的“好礼”之鲁国„„诸如此类的现实与事实似乎都可以说明：太阳底下无新事，“新战国时代”几乎就是“旧战国时代”的重演与再现。
在“旧战国时代”，既然信奉法家学说的秦国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目标，那么，现代中国要在“新战国时代”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就不能不对法家学说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法家学说对于“战国”背景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富强之指导意义，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得到了验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与历史经验的影响下，“回到法家”就成为二十世纪早期很多思想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选择。现代中国的“新法家”人物及其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生长起来的。无论是反对儒家的陈独秀、吴虞，还是赞同儒家的熊十力，都愿意接受法家学说的核心观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法家学说适应了“新战国时代”的核心需要。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旧战国时代”的法家学说以及商鞅、韩非等人的政治实践，与西方传过来的法治概念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从早期的梁启超到当代的一些学者，都习惯于把法家学说与西方传统中的“法治”进行对接，将法家学派的精神概括为“法治主义”或“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牵强的比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的法治话语在一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的支撑下，很快在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了霸权地位，取得了话语上的领导权与支配权。在“新法家”以及其他思想者的潜意识里，如果本土的法家学说能够在西方人编织的话语体系中获得一个正当的地位，似乎有助于进一步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似乎也有助于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这样的思维定式，大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法家”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不过，从根本上说，“新法家”思潮的滋生蔓延，不能仅仅归结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更重要的根源，恐怕还在于法家的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现代中国的内在需要。
法家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富国强兵；更简而言之，那就是富强。“旧战国时代”的秦国采用法家学说，就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这个核心的目标；法家学派讲了一整套道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各个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宏愿。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偏居西隅的秦国的确富强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法家学说乃是国家富强的思想基础；在法家学说与国家富强之间，就建立了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要想国家富强，非倚重法家不可。
但是，自从秦国灭掉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历史阶段。其间，虽然也有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后来还有五代十国之类的分裂状态等等，但从总体上看，“旧战国时代”众多诸侯国长期争霸的局面，基本上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大一统的整体背景之下，没有“国际”，只有“天下”，那种渴望富国强兵，以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紧迫情势不复存在，旨在寻求富强的法家学说也就失去了针对性和现实感。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才使中国人再次体会到什么叫作“战国时代”。亡国灭种的紧迫情势唤醒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赋闲”了两千多年的法家学说，再次受到了中国思想者的垂青。
从“旧战国时代”到“新战国时代”，经历了一个时空上的轮回。如果说，“旧战国时代”一直延续了二百五十五年（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才告终结，那么，现代中国所置身于其中的“新战国时代”，如果从一八四零年算起，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回想一百多年来的思想与政治，虽然想法、说法、做法不断翻新，但是，万变之中自有一个不变的根本，那就是实现富国强兵，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这样的追求，恰好暗合了法家学派的精神实质。
如果以“新法家”思潮作为线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从“富强”到“发展”为核心的观念史。
立足救亡、追求富强的思想，恰恰就是法家的思想。现代中国对救亡或富强的再三致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明，百年中国的思想底色，正是法家的思想，或者说，法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上升为现代中国的主导思想。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解释某些流传广泛的思想个案。
譬如，著名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说法。据学者考证，这句话最早出自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的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接见胡志明时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再次说道：“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这几段“语录”，分别出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尽管场合、语境、针对性都不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秦始皇的推崇，而秦始皇的执政纲领，就是由法家思想武装起来的。这就说明，毛泽东也是法家学说的认同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新法家”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
按照这样的判断，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之间兴起的“评法批儒”运动就不难理解了。它实际上是主政者旗帜鲜明地举出了法家思想的旗号，就像一段颇具典型意义的“编者前言”所说：“法家著作是我国历史遗产中的珍品之一，其中许多反孔批儒的杰出篇章，至今还可以使人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但是，长期以来，法家的进步思想遭到了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恶意攻击，法家著作被埋没，被歪曲，被纂改。今天，我们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从中吸取教益，求得借鉴。”（《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
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一九七四年的“评法批儒”运动具有政治争斗的性质，似乎意义不大。然而，即使是闹剧，也是思想史上的一种不可忽略的素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主政者对于法家思想的高调弘扬，其实可以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明：法家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领域内的支配地位。从思想演变的角度来看，“评法批儒”的思想运动早在章太炎的《商鞅》、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吴虞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等论著中就已经开始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论争，很多都是以“评法批儒”的方式展开的。一九七四年的运动，只不过是直接提出了“评法批儒”这个名词罢了。
“文革”结束以后，“评法批儒”运动的正面意义虽然被干净、彻底地抹去了，儒法之间的高低优劣也不再受人关注，近年来，儒家思想的地位还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法家思想的精魂却没有退出主流意识形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主导性的思想就是发展，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三十年来念兹在兹的发展，实质就是“寻求富强”。而对富强的追求，正是法家思想及“新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换言之，百年中国的主导思想，无论怎么变，几乎都没有脱离“新法家”的基本教义，只不过经历了从“救亡”到“富强”再到“发展”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几种不同的历史形态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年以降的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就处于“新法家”思想的主宰之下。
稍作延伸，我们还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新法家”既是一种普遍性的思潮，同时还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实践。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旧法家”还是“新法家”，其核心目标都是富国强兵，对于这个目标的追求，几乎可以见之于二十世纪以来各个时代的主政者。这就是说，不仅学术思想界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新法家”群体，政治领袖群体中也多为“新法家”，他们的言与行，几乎都没有脱离传统法家思想的框架。虽然绝大多数主政者都把富国强兵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都在实践法家学派的基本观念，但是，却鲜有主政者公开地把法家学说认作自己的指导思想——唯一的例外也许就是“评法批儒”时期。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法家学派虽然在功能上满足了主政者在“新战国时代”的实际需要，但却不适宜充当国家的意识形态。分而言之，一方面，在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下，只有共和、民主、人权、法治、平等、自由之类的旗号才可能为政治提供足够的正当性依据与合法性基础，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法家学说，由于诉求比较现实，没有足够的超越性，缺乏作为意识形态的持久魅力。另一方面，法家学说虽然不同于儒家学说，但在“新学”或“西学”面前，它们又同属于“旧学”，在现代中国“辞旧迎新”的大潮之下，它对于政治的“正名”功能，在主政者编制的评估体系中，难以脱颖而出。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虽然陈启天、梁启超等人都对法家思想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调的论证，但主政者在选择意识形态的符号或旗号时，法家学说常常名落孙山。主政者即使宣称以富强作为目标，但也要拒绝“法家”这个符号。这就说明，“新法家”的思想尽管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百年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思想是以“隐匿”的方式在起作用；只有在一九七四年的“评法批儒”期间，它浮出水面，以“显现”的方式极其短暂地支配了当时的政治实践。
以上我们分析了“新法家”思想对于“旧法家”思想的继承，主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共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旧法家思想之间的差异。
一方面，两千年前的“旧法家”寻求富强，有一个立足点，那就是君主的政治利益。尤其是在战国的背景下，君主有寻求富强的强烈愿望，因而，“旧法家”的富强观可以视为一种“君主本位”的富强观。这是君主政治使然。因为，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国家本身归属于君主，国家富强几乎就等同于君主富强。但是，在“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的国家主义理论体系中，以及在梁启超、章太炎的理论阐述中，对富强的追求却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因而可以视为“国家本位”的富强观。如果说晚清时期的“新法家”还必须面对一个摇摇欲坠的君主，那么，民国以后的“新法家”则完全是在“后君主时代”萌生出来的，因而对富强的追求就主要体现为与君主无涉的“国富民强”或“民富国强”。
另一方面，“旧法家”的理论以君主为中心，其理论体系具有独断论的倾向。在春秋战国的思想舞台上，与“旧法家”思想进行角逐的，虽有儒、道、墨诸家，但在各国君主眼里，只有法家学说最有效——孔子、孟子生前的遭遇就可以佐证这一点。而且，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各国君主也不惮于轻视儒、道、墨诸家。但是，在“新战国时代”，在“新法家”的理论视野中，对于救亡、富强、发展的追求则是与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学说交汇在一起的——正如前引陈启天所言：“参考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这就是说，在“新法家”的眼里，作为一种治道的法家思想并不能居于垄断地位，它与其他源于西方的新式学说必须携手共存，从而体现出交涉与妥协的倾向——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要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言外之意，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家学说的携手共存。尽管“新法家”不同于“旧法家”，但是，按照“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的判断，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战国时代”。只要“新战国时代”尚未终结，法家的精神实质就将或隐或显地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倾向与政治选择。由于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新战国时代”将会终结于何时，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中国，“新法家”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系教授 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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