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学科发展简况

第一篇：国际私法学科发展简况

国际私法学科发展简况

一、学科创建、演变、发展之历史脉络

本校国际私法学科的建立开端于1954年。

1954年，国家进行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在原中原大学政法系的基础上，合并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等法律系，成立中南政法学院。该院1954年在制订5年教学计划时确定从1954年级本科生开始讲授国际私法课程。1957年2月在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本科开始开设国际私法课程，由张仲伯老师第授课。采用由中国人民大学翻译编写的《国际私法纲要》作为学生学习资料，确定讲授54学时。

当时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1953年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新组建的中南政法学院主要承担干部培训和本科生培养。1954年学校开始制定长期教学计划，根据规划编写了国际私法学的教学大纲，并要求编写国际私法的教学讲义。国际私法教学逐步趋于规范，当时该学科有卢俊凯和张仲伯两位老师，归国家法教研室管理。

1959年，中南政法学院被调整到湖北大学，设立法律系，当时国际法学科已经已有卢俊凯、张仲伯、郑庭佐、王献枢四位教师。国际私法主要由张仲伯老师讲授，同时法律系已有自编的国际私法讲义，通过编写课程讲义促进和鼓励科研。

经过反右运动后，1963年在本校只开设国际法学，国际私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而停开，这一状况直到197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

1977年，国家恢复高等学校招生，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当年招生。设立国际法教研室，由王献枢老师担任教研室主任，国际私法被确定为法学专业课程，设置54学时，采用由武汉大学韩德培教授主编，我校张仲伯老师参编的《国际私法》教材，它也是新中国第一本统编国际私法教材，直到1984年。这一时期，法律系设有国际法教研室，讲授国际私法的有：张仲伯、马琳、胡晋南三位教师。1980年，该系开始招收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其中包括国际私法方向的研究生培养。

1984年，在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的基础上恢复重建中南政法学院，国际私法学科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经济法系设立国际法教研室，由张仲伯担任主任，教研室包括国际私法学科组，该学科主讲教师有：张仲伯、马琳、胡晋南、沈娟、刘卫国五位老师。自1985年级开始，国际私法被确定为法学专业课程，分别不同专业，开始72学时或者54学时，仍然采用由武汉大学韩德培教授主编，我校张仲伯老师参编的《国际私法》教材。

1987年，本校招生规模扩大，由张仲伯参加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出版，并重新编写了国际私法教学大纲，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国际私法教学内容体系，国际私法的教学在内容、体系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更新，教学质量和科研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也有了大的改善，其中有副教授一人，讲师一人。是年，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在武汉成立，张仲伯副教授被推选为学会理事和副会长。

1994年在国际法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经济法系，设立了国际私法教研室，由刘卫国担任教研室主任，该学科教师数量增加到9人，其中教授一人，副教授二人，讲师七人。承担全院所有法学专业的国际私法教学任务。采用由张仲伯教授主编的《国际私法》教材，该教材为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本教研室的马琳副教授也参加了本书的撰稿工作。从1984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本校的国际私法学科在全国已经有一定的地位，其中有五位教师被推选为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理事，张仲伯副教授被推选为学会理事和副会长，几乎每年的年会都选派两名以上教师参加学会的活动，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在各类期刊上公开发表。

从1994年国际经济法系成立，到2000年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这一时期是国际私法学教学科研并举的全面发展时期。国际私法教研室教师增加到九人，其中副教授二人，讲师七人；教师中有博士或者博士在读教师的三人，其他均已取得硕士学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加入WTO的进程及其实现，国家对国际法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1996和1997年，当时学校的主管部门司法部和国家教委组织专家对学校进行了全面评审，从师资建设（包括教师的学历、年龄和职称结构），教材和辅助材料建设（统编教材、教学大纲、学习指导书、案例汇编等），教学效果（包括教师讲课手稿检查、考试考察成绩正态分析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检查、评审，国际私法学科被评定为湖北省优秀学科（全校有四个学科）。

这一时期，本校的国际私法学教材和辅助资料建设已经基本完善，有本教研室教师主编的教材，先后有张仲伯教授主编的《国际私法》刘仁山副教授主编的《国际私法》；以及本系老师参加编写的一系列《国际私法》教材。专著主要有：沈娟副教授著的《冲突法的价值趋向》，陈卫佐的《瑞士国际私法研究》等；同时，本教研室老师在《法商研究》、《法学评论》等国家人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从2000年2月，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来，本系的国际法学科教学体系更加优化，师资有了一定的改善，特别是职称和学历有了较大的提高，学科研究硕果累累，先后有刘仁山教授的《加拿大国际私法研究》、邓杰博士的《伦敦海事仲裁规则研究》、徐伟功副教授的《论不方便法院原则》等专著出版，以及本教研室老师的大量学术论文发表。

我校国际私法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全国最早招生的学校之一。从1977年就招收有国际私法方向的研究生。此后，收生人数不断增加。2001年，我校招收的国际私法方向研究生达到9人。国际私法硕士导师包括张仲伯、沈娟、刘仁山、刘卫国等。目前可以担任该学科硕士教学任务的还有：徐伟功、李振刚、邓杰等副教授或者博士。我校1977年以来培养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有

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

二、学科建设的基本成就

国际私法学科建设的成就是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法学学科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

从1954年中南政法学院建立到1960年这一时期，我国法学教育处于初创阶段，国际私法教材和学习内容主要是前苏联的学科体系，其中也讲授一些我国的涉外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际私法学科体系，我们学校也只能说在该学科有教学活动而已。

1960年到1977年，国际私法学科基本中断。

1977年至1984年，我们学校的国际私法学科先于全国大多数院校，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第一批恢复了国际私法的教学。由武汉大学韩德培教授主编，我校张仲伯老师参编的《国际私法》教材，它也是新中国第一本统编国际私法教材。这本教材是说明我校国际私法学科地位的重要标志和成果。

1984年至1994年，中南政法学院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活动超常规发展，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学是国际法学科的三大学科之一。国际私法作为本校的优势学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我校的国际私法学科在全国性教材编写和科研活动中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也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先后有我校张仲伯老师参编的《国际私法》新中国第一本统编国际私法教材修订本的出版；张仲伯教授1987年主编的《国际私法》教材，该教材为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本教研室的马琳副教授也参加了本书的撰稿工作；张仲伯副教授1991年与刘振江讲授等合作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的出版；沈娟副教授著的《冲突法的价值趋向》，陈卫佐的《瑞士国际私法研究》等。本教研室老师的科研论文也不断在全国各类期刊上公开发表，并有多篇在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等期刊转载。

另外我校从1987年开始一直参加了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的所有学术研讨活动，并在活动中发挥和展示了我校国际私法的学科优势。张仲伯副教授被推选为学会理事和副会长，马琳、沈娟、刘卫国等被推选为学会理事。

1994年至2000年，随着国际经济法系的成立，邹立刚教授担任系主任，张桂红、刘仁山副教授担任副主任；国际私法教研室主任由刘卫国担任，使我校国际私法学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该学科先后出版了一批系列教材，其中包括刘仁山主编，本教研室老师参加的《国际私法》和《国际民商事程序法》；专著方面有：刘仁山副教授主编的《国际私法》；以及本系老师参加编写的一系列《国际私法》教材。专著主要有：沈娟副教授著的《冲突法的价值趋向》，陈卫佐的《瑞士国际私法研究》等；同时，本教研室老师在《中国国际私法比较法年刊》、《法商研究》、《法学评论》等国家人文核心期刊发表了大量论文，并有多篇在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等期刊转载。

另外，我校国际私法学科的多位教师先后赴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加强了广泛的联系。

2000年2月，从2000年2月，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大学合并，成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来，本系的国际法学科教学体系更加优化，师资有了一定的改善，特别是职称和学历有了较大的提高，学科研究硕果累累。

三、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

国际私法学科发展和壮大的基本经验主要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师资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动力

我校在1984年之后，国际私法学科的教师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学历上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该学科有专业教师一度达到9人，有5人获得博士学位，其他老师均已取得硕士学位，副教授以上有5人。因此，该学科的科研和教学质量在不断提高，科研成果丰硕。

（二）教材和教学辅助资料的完善是提高和规范教学质量的有力保障

本校在1987年和1999年先后出版了本系老师主编的国际私法教材和教学大纲和其他辅助材料，保障了教学的规范化和质量水平。1997年在国家教委的综合评审，国际私法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科。

（三）确定适当的教学科研指标体系是提高科研水平，促进教学质量提高重要方面

1994年以来，学校、国际法系采取了许多措施，制定了一些鼓励科研活动的奖励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国际私法科研的积极性。

（四）积极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是提升本校学科地位，扩大影响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我校的国际私法学科之所以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与我们始终积极参加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的所有学术研讨活动，并在活动中发挥和展示了我校国际私法的学科优势，这一措施是分不开的。张仲伯副教授被推选为学会理事和副会长，马琳、沈娟、刘卫国、刘仁山、徐伟功等被推选为学会理事，1999年刘仁山教授又被推举为学会常务理事。我校在历次的国际私法年会上，都提交了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张仲伯副教授参加了该学会起草的《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2000年我校成功的承办了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的年会，展示和提升了我校国际私法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

（五）及时进行教学改革和学科内容的更新是培养合格与优秀人才的有力保障

我校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都能根据国家发展和学科发展及时进行调整，使我校的毕业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本科生中有武汉大学现校长助理黄进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余劲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利名教授等一批优秀学生；研究生中也有一些在国家外交部、外经贸部等国家机关任职等突出人才。

第二篇：关于新诗的发展简况[模版]

关于新诗的发展简况

1．新诗的初创期

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被看作是现代最早出现的“白话诗”（现代新诗在20世纪初刚出现时都称为“白话诗”）。

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被看作是现代第一批白话新诗。（刘半农和沈尹默后来创作的歌谣化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和散文化的《三弦》，则被看作是他们的诗歌代表作）。

1919年2月，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这年10月，胡适的《论新诗》被看作最权威的新诗理论，朱自清称之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这年，郭沫若开始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

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出版的《新诗集（第1集）》（内收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康白情、郭沫若等15人的102首作品）是现代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年1月，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等具有独特个性的代表作开始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这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是现代第一部个人新诗集。从此，胡适被看作是“白话新诗第一人”。这年的重要诗集还有郭沫若、宗白华、田汉（寿昌）三人的诗合集《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和许德鄰编选的《分类白话诗》（崇文出版社）。沈玄庐的《十五娘》被朱自清称为“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这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会是白话诗人们进行的新诗“歌谣化”努力的开始，主要收获有刘半农的《瓦釜集》和《扬鞭集》中的部分作品，以及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等。

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一方面把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的体现，被看作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1922年1月，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等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创办的《诗》月刊，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刊物。这年3月，上海亚东书局在这年出版的俞平伯的《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儿》，被看作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新诗集。这年4月，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四人在杭州组成现代第一个专门的诗社：“湖畔诗社”，同时还自己出版了诗合集《湖畔》，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湖畔诗人”。这年6月，文学研究会的朱自清、周作人等8人因出版诗合集《雪朝》（商务印书馆）而被看作是一个“准诗歌流派”，称为“《雪朝》诗人群”。这年8月，汪静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蕙的风》被看作是现代第一部爱情诗集，因其在爱情表现上的大胆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年，冰心开始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小诗。这年发表的重要诗论还有郑振铎的《论散文诗》和周作人的《论小诗》，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北社编辑的《新诗年选（1919）》和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等。

2．新诗的探索期

1922年以后，白话新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取代了文言旧诗在文坛上的霸主地位，但新诗的“白话化”或“散文化”的倾向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从1923年起，新诗的艺术问题或称诗化问题成为大家努力的方向。

1923年1月和5月，冰心的两部小诗集《繁星》和《春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这年3月，朱自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抒情长诗《毁灭》，曾引起诗坛的轰动，被看作是新文学中的《离骚》和《七发》，是“新诗运动以来，利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技巧的第一首长诗”。这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年7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陆志苇的《渡河》，已很注意诗的节奏和押韵，被朱自清称为“徐志摩氏等新格律诗运动的前驱”。同年10月，宗白华的小诗集《流云》由亚东出版社出版，再加上周作人对日本“俳句”的介绍，郑振铎翻译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的影响，以及徐玉诺等人的对于小诗的热衷，由此造成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小诗的流行既给新诗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也促进了新诗艺术的进步。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郭沫若的诗文集《星空》，发表的重要诗论主要有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

1924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踪迹》（诗文集），收有《毁灭》等，是朱自清诗歌最有代表的作品集。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刘大白的《旧梦》等。

1925年1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的蒋光慈的《新梦》，是现代文学史最早出现的“无产阶级诗歌”，是诗人留俄三年的精神记录，主要歌颂俄国的十月革命。这年8月，徐志摩自费排印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上海中华书局代印），卞之琳认为，徐志摩最可读的诗大多出自于此。这年11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李金发的第一部诗集《微雨》，是他于1923年从德国柏林将手稿寄给周作人后，编入“新潮社丛书”的。《微雨》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象征派诗歌的产生。朱自清说，“他要表现的是'对于生命欲揶揄和神秘及悲哀的美丽'。讲究用比喻，有'诗怪'之称”。20年代象征派诗歌的重要诗人还有王独清（《圣母像前》，1927）、穆木天（《旅心》）、冯乃超（《红纱灯》，1928）等。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王统照的《童心》、梁宗岱的《晚祷》等。

1926年4月1日，由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创刊，标志着“新格律诗”运动的开始，也标志着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前期新月派”的正式形成。同年5月，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在《诗镌》上发表，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试图通过格律化的努力建立“中国式”的新诗。以《晨报副刊·诗镌》为中心，集中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主要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于赓虞等。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李金发的《为幸福而歌》、刘大白的《邮吻》、于赓虞的《晨曦之前》等。

1927年，诗坛上的两件大事，是冯至的《昨日之歌》和鲁迅的《野草》先后于4月和7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冯至曾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虽然是在郭沫若的《女神》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的，但却表现出与《女神》不同的艺术特色，以“半格律体”和幽婉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节制”的美，特别是诗集中的4首“堪称独步”的抒情性叙事诗《吹箫人》、《帷幔》、《蚕马》和《寺门之外》，成为了现代叙事诗的经典。鲁迅是现代散文诗的鼻祖，他在1919年发表的散文诗《自言自语》、《古城》等，被看作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野草》既是他的第一部散文诗集，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散文诗集，同时，既被看作是“独语体”散文的代表，也被看作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鲁迅诗”和“从'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中升华出来的鲁迅哲学”。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蒋光慈的《哀中国》、韦丛芜的《君山》、李金发的《食客与凶年》、朱湘的《草莽集》、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汪静之的《寂寞的国》，以及王独清的《圣母像前》等。

3．新诗的成熟期

有了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有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再有了冯至的抒情诗和鲁迅的散文诗，中国新诗可以骄傲地说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诗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大众化”（非诗化）的革命诗歌的活跃，一是“贵族化”（纯诗化）的现代派诗歌的崛起。

1928年1月，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这是标志着当时诗歌艺术水平的重要诗集。这年2月和3月，郭沫若的《前茅》和《恢复》先后由创造社出版，则代表着一个无产阶级诗歌运动的开始。这年8月，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的发表，又标志着一个现代大诗人的“横空出世”，他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30年代的现代派被看作是“后期新月派”与20年代末的象征派演变而成的，而《雨巷》则被看作是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势。这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成为“后期新月派”形成的标志，这年12月，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诗在《新月》上的发表，也被看作是当时诗坛的一个重要收获。

1929年4月，戴望舒的《我的记忆》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是这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特别是诗集中的《我的记忆》一诗，既被看作是戴望舒诗歌艺术探索上的一次转折和自己风格形成的开始，也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起点。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冯至的《北游及其他》，以及刘大白的《卖布谣》等。

1931年，是新月派最后辉煌的一年，这年1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创刊，梁实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陈梦家则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梦家诗集》。这年8月，徐志摩还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猛虎集》。这年9月，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出版，收入了18名新月诗人的作品，其中还包括林徽因、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作品，给新月派诗歌作了一个总结，预示着新月派的结束，而这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空难中逝世，则正式宣告了新月派的终结。在这年去世的重要诗人殷夫，他被看作是“红色鼓动诗”的创造者，继承了蒋光慈开创的政治抒情诗和郭沫若开创的无产阶级诗歌的传统，是3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这年2月7日，他与柔石、胡也频等左翼青年作家一起，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他生前编辑的诗集《孩儿塔》也因此未能出版。鲁迅曾为他的这个诗集作序《白莽作〈孩儿塔〉序》，对他的诗给予了高度评价。

也许是巧合，新月派刚刚在1931年谢幕，现代派就在1932年登场。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宣告了现代派的正式亮相，“现代派”也因此刊物而得名。在这年正式亮相的还有“中国诗歌会”，这年9月，由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以诗歌大众化为主张，是一个以新月派和现代派作为对立面而成立的诗歌社团，也被看作是继殷夫之后最重要的左翼诗歌力量，也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这年7月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的出版。这部由闻一多作序的自费出版的诗集，一面世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茅盾甚至认为“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臧克家的诗在形式上主要受新月派的影响，而在内容上则主要表现乡土的生活和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坚忍主义”，被看作是30年代乡土诗歌的代表。这年的重要事件还有林庚的《夜》、戴望舒的《望舒草》等诗集和中国诗歌会的刊物《新诗歌》的出版，以及茅盾的《徐志摩论》等的发表。

1934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艾青的出现。这年5月，他于前一年在狱中写成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在《春光》月刊上，立即引起人们的注目，被胡风称为“吹芦笛的诗人”，而大家从艾青吹奏的这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来的芦笛声中，人们也看到了西方象征派大诗人凡尔哈仑和波特莱尔的影响。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臧克家的长诗《罪恶的黑手》、蒲风的《茫茫夜》、朱湘的《石门集》等。

1935年是现代派诗歌继续活跃的一年，这年10月，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创刊，虽然只出版了一期，却扩大了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这年12月，还出版了另一位重要的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的第二部诗集《鱼目集》。此外，还有田间的《未明集》和蒲风的《六月流火》面世。

1936年和1937年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创作的极盛期，同时，也因为“国防诗歌”口号的提出而使诗歌大众化运动达到高潮。在现代派方面，在1936年3月，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位现代派诗人出版了著名的诗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这年10月，以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为编委的《新诗》月刊创刊，壮大了现代派的声威；在随后的四个月内，又有徐迟的《二十岁人》、艾青的《大堰河》、戴望舒的《望舒诗稿》等重要诗集出版。在国防诗歌方面，1936年10月，由全国14个诗歌团体组成的“中国诗歌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诗歌杂志》创刊，同时，蒲风的《钢铁的歌唱》作为“国防诗歌”丛书之一由诗歌出版社出版，1937年，又有蒲风主编的《中国诗坛》创刊。此外，田间在1936年7月还出版了他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

4．新诗的深化期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时开始的“八年抗战”和随后进行的三年内战，使中国一直处于动荡的战争时期，所有的文学创作也都打上了战时的烙印，因此，从这时起的12年的文学，现代文学又通称为“40年代文学”。在这时期的诗坛上，最为重要的两个诗派，就是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七月诗派”和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九叶诗派”。

1937年抗战爆发后对诗坛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这年9月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的创刊。《七月》虽然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但以诗歌影响最大。这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的有艾青、田间等30多位诗人，他们大多是“初来者”，在风格上也多受艾青、田间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风格相近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也是40年代最大的一个诗派。同时，由原中国诗歌会成员穆木天和蒋锡金主编和以原中国诗歌会成员为主要作者的《时调》半月刊，于这年11月1日在武汉的创刊，对于提倡群众性的诗歌朗诵运动，产生过较大影响。

1938年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与抗战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诗歌活动是这年8月由延安战歌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发起的街头诗运动。这年发表的重要作品有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长诗）、《我爱这土地》和柯仲平的《边区自卫队》（长诗）等，出版的主要诗集有郭沫若的《战声集》、高兰的《高兰朗诵诗集》等。

1939年的重要作品主要有艾青最有代表性的诗集《北方》、邹荻帆的《尘土集》，以及柯仲平的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等。这时的昆明，在大后方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里，聚集着不少著名的诗人，如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围绕在这些老诗人身边的是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一大批新诗人，形成了一个特殊诗歌氛围。

1940年的主要收获是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和艾青的《旷野》，此外还有臧克家的《淮上吟》和邹荻帆的长诗《木厂》。

1941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中，都是“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诗人最为活跃的时期。1941年7月在桂林创刊的《诗创作》由于有延安诗人的投稿，曾产生过较大影响。10月和11月，由邹荻帆、曾卓、绿原、冀汸等七月派诗人编辑的《诗垦地》丛刊和由艾青主编的《诗刊》先后在大后方的重庆创刊，年轻的现代派诗人徐迟也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最强音》。此外，还有艾青著名的诗歌理论经典《诗论》。

1942年，邹荻帆等人创办的《诗垦地》在重庆的《国民公报》上又开辟了一个副刊，而七月派的许多重要诗人都开始陆续推出自己的诗集，胡风有《为祖国而歌》、阿垅有《无弦琴》、冀汸有《跃动的夜》、绿原有《童话》等。现代诗派最重要的收获则是冯至的《十四行集》和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此外，力扬在这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也曾有较大影响。

1943年前后，桂林几乎成为了诗歌的出产中心，在前一年集中出版了胡风、阿垅、冀汸、绿原和冯至、卞之琳等人的诗集后，这年又推出了艾青的《黎明的通知》、臧克家的《泥土的歌》、鲁藜的《醒来的时候》和田间的旧作《给战斗者》等。在重庆还出版了孙望、常任侠编辑的大型诗选《现代中国诗选》。这年面世的重要诗论还有朱光潜的《诗论》和闻一多的《时代的鼓手》。

1944年的重要收获是冯文炳（废名）的《谈新诗》和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两部诗论集，这年出版的主要诗集则有废名、开元的《水边》、路易士的《出发》、力扬的《我底竖琴》、曾卓的《门》，以及臧克家的《十年诗选》等。

1945年的重要收获主要集中在穆旦和何其芳两人身上，穆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而何其芳则出版了代表着他不同风格的两部诗集《预言》和《夜歌》。

1946年出现的两部重要诗集，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一是国统区讽刺诗的代表作、袁水拍以“马凡陀”的笔名创作的《马凡陀的山歌》。此外，还有杜运燮的《诗四十首》、臧克家的《宝贝儿》、任钧的《任钧诗选》、冯雪峰的《灵山歌》等。

1947年在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臧克家与曹辛之等人在上海组成“星群”出版社，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诗创造》月刊，还出版有《创造诗丛》12种，包括有七月派的苏金伞、九叶派的杭约赫（曹辛之）、唐湜等人的诗集。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穆旦自费出版的代表作《穆旦诗集》、田间的叙事长诗《她也要杀人》、张志民的叙事长诗《死不着》等。此外，还有朱自清的论文集《新诗杂谈》等。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这年也是九叶诗派大丰收的一年，他们相继出版的诗集主要有辛笛的《手掌集》、穆旦的《旗》、陈敬容的《盈盈集》、唐祈的《诗第一册》，出版的诗论和诗论集还有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和唐湜的《诗的新生代》等。此外，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郭沫若的《蜩螗集》、绿原的《又是一个起点》、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续集，以及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等。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前出版的主要诗集，一是九叶派诗人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和郑敏的《诗集（1942-1947）》，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另一部代表作、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

第三篇：国际私法

期末作业考核

《国际私法》

满分100分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0分）

1．胡伯三原则

2.最惠国待遇

3.间接反致

4.域外调查取证

二、简述题（每题10分，共40分）

1.各国在国籍生来取得上的原则或主张有哪些？

2．准据法的特点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3.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4.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哪些？

三、论述题（共20分）

1.试述解决特权法律冲突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

四、案例分析题（共20分）

李某与白某于1974年11月结婚，婚后生一女孩。1980年11月，李某赴日本留学，从此以后，双方感情逐渐淡漠。1988年1月，白某也获准赴日本留学，双方在日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于同年底开始分居。1989年秋，白某向日本大阪府地方法院起离婚诉讼，日本国大阪府地方法院受理并进行了调解。经调解，双方于1991年2月27日达成调解协议书。调解离婚后，双方按照日本国法律规定，还到大阪府丰中市市长处领取了“离婚申请受理证明书”。此后，白某准备回中国，向日本国大阪府地方法院要求提取李某已交付于法院的生活费、抚养费。大阪府地方法院提出，丁、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的调解协议书得到中国法律的认可后，才能将上述费用交给白某。因此，李某、白某分别向其出国前所在地的中国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要求承认日本国大阪府地方法院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调解协议。请问：

l）中国法院应否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书？

2）我国法院对本离婚案有无管辖权？

第四篇：公司简况

公司简况

本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以开发、销售和安装计算机软、硬件为主营方向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公司由个人股东发起，注册资金为300万元，98年被广西科技厅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本公司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一直秉承“科技领先，服务社会”的宗旨，努力把当今IT业先进的技术和思想与本地区的现代化建议相结合，特别是在金融、证券、社会保险的信息系统建设方面，不断开拓进取，到现在已发展成为广西地区主要的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商之一。

公司内部管理体制采用董事会任命的总经理负责制，业务管理以核心行业应用推广为主，各事业部和各地业务代表机构负责提供全方位支持。公司下设软件开发部、系统集成部、智能楼宇部以及广西南宁、柳州、梧州的业务代表机构。目前公司经营本部在广西桂林，地址是桂林市南环路桃园大厦六楼。

今年，我们又在北京中关村投资成立了“北京怡海软港科技有限公司”，并将在未来的几年中，逐步将北京公司发展成为以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为主营方向的前沿阵地，把广西公司作为软件产品技术开发、系统工程实施、人才培训的基地，积极努力地把公司的软件产品全面的推向全国。

桂林市怡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签字：

年月日

第五篇：杭州简况

杭州简况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副省级城市，浙江省政治、经济、科教和文化中心，是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素以“人间天堂”、“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茶叶之都”、“旅游胜地”的美称享誉天下。

杭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距上海180公里，是长江三角洲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区域性大都市。全市现辖萧山、余杭、上城、下城、拱墅、西湖、江干、滨江8个区和富阳、临安、建德、桐庐、淳安5个县（市）。全市面积16596平方公里，人口672.35万。

杭州文脉悠长，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杭州一带繁衍生息，产生了被称为人类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秦朝统一后在杭州设县治，至今己有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在晚唐，杭州已是拥有40余万人口“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江南名郡了。到了北宋，杭州更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一派繁华景象。南宋建都杭州，改名临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与海外交往频繁。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游历杭州，在其游记中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之城”。

杭州是国家首批公布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风景旅游资源。有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湖风景名胜区、“两江一湖”（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风景名胜区；2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天目山、清凉峰自然保护区；5个国家森林公园—千岛湖、大奇山、午潮山、富春江和青山湖森林公园；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6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0多个旅游景点。千百年来，那清风涟漪的西湖、奔腾浩瀚的钱江潮，那苏堤的春晓、雷峰的夕照、南屏的晚钟，那西冷印社的清幽去处、梁山泊与祝英台、青蛇白蛇的美丽传说等等，不知拨动了多少中外游客的心弦。被世界休闲组织授予“东方休闲之都”称号。

杭州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是全国信息化、电子商务、电子政务、高清晰度电视的试点城市和国家软件化产业、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重要基地，2010年将基本建成“数字杭州”。2007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4103.89亿元，人均

GDP61313元，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中列第8位、省会城市第2位、副省级城市第3位。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航空、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发达，已建成1.5小时公路交通圈。市政府继续实施“蓝天、碧水、绿色、清静”四大工程，人均占有公共绿地11.55平方米，市民居住、生活环境质量明显提高。

杭州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且陆续出台了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2007年全年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74个，合同利用外资55.8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8.02亿美元。杭州市已与世界上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2007年进出口总额434.2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7%。经国务院批准，己建立了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杭州出口加工区和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年一度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全面展示杭州的经济社会成就，广邀中外宾朋，搭起了与海内外广泛联系的平台。

杭州积极建设“学习型城市”，打造“学在杭州”品牌。在杭的浙江大学等36所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达39.28万人，拥有下沙、小和山、滨江三个高教园区和浙大紫金港校区，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50.37%。

近几年来，杭州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绿化先进城市、全国园林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群众满意率最高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奖和国际花园城市等多项全国和国际性的荣誉称号。在联合国关于世界城市发展指标和发展前景的报告中，杭州位列中国第七位。2004、2005、2006、2007年连续四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名榜”首位。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承载五千年文明，承接现代化曙光的今日杭州，正在以“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理念，打响“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品牌，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高起点规划21世纪，使“江河湖山在城中”，城景格局更具特色，并积极推动杭州从以西湖为中心的“西湖时代”迈入以钱塘江为轴线的“钱塘江时代”，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