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Yes,我儿子是自闭症
Yes,我儿子是自闭症
儿子被诊断为自闭症,我面临的最大的质疑是:“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同志,医生只是说我儿子是自闭症,没说我面部肌肉瘫痪,我怎么就笑不出来了?
对于自闭症儿童家长而言,谁家摊上这样的事都无异于一场地震。作为地震的受害者,我们会惊慌会绝望会哭,但我们也不能老哭,总得有中场休息,歇口气吃个饭娱乐一下,这样的哭和绝望才是良性的可持续的。不能涸泽而渔,你懂的。不能因为我们开始哭了就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哭下去,更不能因为绝望过就会一直绝望下去。这个道理,你也懂的。
我实在没有时间绝望,我太忙了。儿子早晨六点起床,中午午睡两个小时,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才睡。儿子睡下后,深夜,忧伤如巨浪袭来,我悲观我绝望我老泪纵横。
我知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了别有用心的人的蒙蔽,形成一个概念:“你看他儿子都自闭了,多不幸,他应该悲伤绝望,所以我们有义务同情他。”在他们给我植入坚强的时候,我抽空给他们讲了个笑话,他们吓坏了。
他们:“你儿子不是自闭症吗?”
我:“Yes。”
他们:“那你还开玩笑?”
我:“„„”
我没话说了。我没话说是因为英语我就知道一个“yes”,不会说别的。
他们:“你跳出了一个自闭症家长的固定形象,剧本上不是这样写的――导演,这戏我们没法演了。”
我绝望但我不表演绝望,我伤心但我不表演伤心,原因很简单――我是编剧。
很感谢大家对我儿子以及对我们家庭的关心关爱,你们是真诚的。无意亵渎你们的好心善意,之所以有上面那番对话,主要是为了说明:英语我也是会一点点的。Thank you!
我每天在微博上记录儿子的生活点滴,不是自我美化――我确实想借这个平台,让大众认识了解自闭症,从而理解宽容接纳这些孩子――无非是希望以后我儿子日子好过点,说到底,还是利己思想。看在我每天努力给你们讲笑话的份儿上,容我自私一下吧!
我不但写了微博,而且还要出本书,目的也很明确――赚点小钱。康复训练是要家长自己掏腰包的,所以你们就不要说我利欲熏心了。你们肯定会发动亲朋好友来买我的书,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好心,更相信你们有这个能力。
帮我赚点小钱之外,我希望这本小书还能达成另一个目的:让更多的人理解接纳帮助自闭症孩子。不需要你们扶他过马路,甚至不需要你们捐款――自闭症儿童很特殊,他们理解不了我们的社会规范,因此会有很多与我们社会规范不符的行为,比如:突然抓了你孩子一下,突然在公共场所尖叫打滚,不知危险冲向你的汽车„„这时,你做到不围观不起哄不看笑话,默默走开,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尤其是不要指责家长――“怎么带的孩子?会带孩子吗?知道他有病还不管好!”家长们太不容易了。
谢谢。
第二篇: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习近平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
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
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
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乡村的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l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四是思想关。这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
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无论我走到那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
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
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
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
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
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
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听了他们的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
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劳动关也过了。
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概是l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
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大概到了l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
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
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
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
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
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
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
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你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
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
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
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就成为“死党”。
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
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
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
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
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
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
就在这时候,l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
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
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
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
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
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
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
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
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个机遇。l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
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2万6,号称3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有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
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
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
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
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晌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后来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的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请求当地领导给予帮助,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第三篇:我是牧民的儿子
我是牧民的儿子
——郑东平同志先进事迹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根据州委安排,此次宣讲活动本应由“全国人民最满意公务员” 郑东平同志到会宣讲。但由于郑东平同志在成都照顾患重病的女儿无法到会宣讲,今天由我在这里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向大家汇报郑东平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汇报的题目是《我是牧民的儿子》。
我出生在色达县翁达镇一个十分贫寒的农牧民家庭,是1983年参加工作的。先后在色达县洛若乡、翁达镇、甲学乡、杨各乡、旭日乡从事基层工作。
1998年初,我任旭日乡乡长。藏历新年刚过,不幸的事发生了:泽灯达村生果家因孩子用火不慎,导致房屋顷刻之间化作了灰烬。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心急如焚,幸好一家大小都没有生命危险。长期以来,仅靠着产量不高的土地和挖点药材艰辛度日,这样一来真是雪上加霜。当我一口气赶到他家,眼前的情景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简陋的房屋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生果一家人哭成一团,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着我,撕扯着我的心,让我忍不住鼻子发酸,眼睛发潮。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动员全乡人民为他重建新房。首先,我组织全乡干部职工和当地农牧民群众为生果家共捐得粮食1500余斤,购买衣服6套,捐得资金5000余元。其次是为他一家规划新房。组织拖拉机搬石头、拉土方,让乡亲们投工投劳。那一段时间,虽然家离我很近,我没有回一次家。想到生果一家还住在简易棚里,天寒地冻,想到这里,我横下一条心,在生果一家没有搬进新房前,我决不回家。后来,妻子托人捎来口信:说母亲因高原心脏病,最近身体很差,需要治疗,让我回家一趟。我只好吩咐妻子,带着年迈的母亲到马尔康治疗,留下三个女儿,让她们自己照顾自己。我始终没有离开生果家半步,一直坚持到新房竣工。
我任甲学乡党委书记期间,1999年5月,冰雪融化,河水猛涨,汛期即将到来。而甲学乡阿拉甲学村境内2座危桥没有得到及时修缮,存在极大隐患。来往行人很多,我亲眼目睹群众走在摇摇晃晃的危桥上,看得人心在颤抖,我的也心好像悬在了空中。如何保证农牧民生命及财产的安全,是我的首要任务,也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此桥不修,迟早会危及农牧民生命安全,修桥迫在眉睫。我下定决心:就是不吃不喝,也要将桥尽快修好。我首先从压缩乡党委政府的办公经费入手,其次是寻找各种渠道,包括县联系点及相关部门。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筹到资金1.6万元,为阿拉甲学村修建了2座可供拖拉机和摩托车通过的吊桥。桥修好了,看到过往的农牧民心里踏实了,我才真真的睡了一个安稳觉!在甲学工作的三年时间,为全乡共修5座吊桥。增强了村民的安全感,得到了他们的拥护,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更加支持配合。我也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2003年8月。当时我从甲学又调回旭日,任旭日乡党委书记。8月20日旭日的三个行政村,遭受了二十年罕见冰雹的袭击。即将丰收的庄稼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狼藉;学校的一棵白杨树上百只麻雀在短短一个小时便命丧黄泉,其景象惨不忍睹。我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的三个行政村,这可怕的自然灾害,使得一个个父老乡亲蹲在自己的庄稼地里,愁眉苦脸,仰声长叹。我知道他们的心在滴血。经过一整天的细心测量,发现70%以上庄稼颗粒无收,我把这一具体情况立即反映到了县委政府。当天晚上我的双腿风湿病发作,衣服几乎全部湿透,钻心的疼痛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第二天一早,我又陪同民政局领导深入田间,统计受灾情况。经过几天的劳碌奔波,我完全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也忘记了可怕的风湿,及时为受灾的三个行政村争取了救灾资金。当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妻子和母亲还没有睡。她们看到我这副样子,就知道我的风湿病发了。妻子急忙找回风湿膏药,用火微烤,赶紧给我贴上。看到熟睡的孩子,我的眼眶有些湿润。我坐在母亲的床沿边,她拉住我的手,我发现母亲自从上次犯病后,身体每况愈下,饭量也越来越差。透过灯光,我发现母亲好像一下子变瘦了,也老了;一根根银白色的发丝,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我知道,她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我、牵挂着我、担心着我……第二天,在母亲的叮嘱下,在妻子的搀扶下,我到乡镇卫生院接受了短短两天的治疗。
与农牧民同悲同乐,这是我一贯的工作原则。旭日乡干部群众长期喝河水,许多人患有结石病,夏季河水猛涨,挑回的水有时要存放一天一夜才能食用,不但路途遥远,而且也不卫生。特别是学校,严重影响上百号学生健康成长。农牧民做梦都在想有一天能喝上清洁卫生的自来水。这又成为我的一块“心病”。我多次到县水利局汇报情况,向领导说明其危害性。经过多方努力,在水利局领导的支持下,我一方面跋山涉水,查找水源;另一方面四处奔波,筹款备料;同时还组织大家投工投劳,赶进度,抢工期。看见许多父老乡亲志愿加入施工队伍,一起扛水泥、埋管道、运沙石,我感到十分欣慰。经过全乡人民艰苦努力,2004年6月乡政府机关和小学连同附近村民372人彻底告别了饮水难,自来水牵到了家门口。全乡的干部职工还有农牧民群众看着白哗哗的自来水,一片欢呼。最让我感动的是学校孩子们的笑声,他们蹦跑着,嬉笑着,泼水、撒水成为他们从未有过的乐趣。我的艰辛终于收获到了快乐,这种快乐是属于全乡人民的,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旭日乡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名叫泽郎东真;因父亲过早去世,家中一贫如洗,他的母亲拖着年幼的三姊妹艰难度日,作为年长的他数次面临辍学的危险。这个苦命的孩子本来是想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给贫寒的家庭注入生机与活力。但面对年迈的母亲,被劳动压弯的整个身躯,这个从小懂事的孩子曾经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动摇过读书的念头。我知道这件事后及时赶到他家,代表乡党委政府送去了生活必须的钱和物品,让他安心读书。同时动员乡上干部职工对其予以资助,解决他在县中学上学期间的一些费用,减轻其家庭负担。我不能让没有文化的悲剧在孩子身上重演。我的决定让泽郎东真看到了希望,同时他更加发奋读书。2004年当他拿到西南民族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又惊又喜,但是很快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几万元的学费对这样的家庭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光靠自己家庭,他只能面临与大学擦肩而过的命运。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心灰意冷之时,我知道了这件事。我迅速赶往他家,一方面说服她母亲,另一方面再次动员全乡的干部职工为泽郎东真第二次捐款,同时将情况如实反映到县委政府,从而为他家赢得了20000万的助学金,使她们一家人坚定信心,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毕业后,泽郎东真在2008年顺利的考取了国家公务员。在生他养他这片热土上,泽郎东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此回报社会。以泽郎东真为列,在全乡开展重视民族教育、支持民族教育、振兴民族教育的宣传活动,使全乡适龄儿童入学率上升到98%,让我们的父老乡亲看到读书的希望,看到生活的曙光!
旭日乡通县油路和农网改造的完成,标志着农牧区人民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家家户户彻底解决了照明问题,这给农牧区带来了光明,使群众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在通县油路的建设上,我积极配合施工部门,坚持紧紧围绕大局,服务大局。这两大工程在旭日乡得到了顺利开展,没有发生一起群体矛盾,一起群体事件。因此,连续几年夺得了安全工作奖!乡亲们终于可以照上电了,孩子们可以看电视了。在旭日工作期间,我没有一次陪同母亲看过病,没有一次陪同妻子买过衣服,也没有一次静下心来为孩子辅导过一天作业,家中所有的重担都让妻子一个人承担。我有这样一个理解我的母亲,有一个关心体贴支持我工作的妻子,还有三个活泼懂事的女儿。我是幸福的。
2007年4月,我从旭日乡调到色达县群众工作局任局长。在旭日乡工作整整十一年,这十一年时间,我走村串户,有过酸辛、也收获了太多的欢乐。乡政府门口,乡亲们早已聚集在公路两旁,手捧洁白的哈达,泪流满面,乡亲们紧握住我的双手,迟迟不肯松开,将我送出一公里远。后来,这种特殊的感情使我上县后经常到旭日、甲学等乡镇开展工作。
在我任群众工作局局长期间,肩上的担子不减当年。让我对群众的利益关系得到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认为,正确处理群众好群众利益关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如何保障老百姓利益不受损,这是办好来访事件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好群众基础。凭着多年来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与农牧民建立起那种特殊的感情,我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决定为全县农牧民群众排忧解难,短短一年半时间,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896件次,办结851件次,办结率达95%以上,督促、协调办结重大矛盾纠纷及信访积案69件,依法维护了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
记得在我刚任群众工作局局长不久,就接到一桩非常棘手的案件。此次案件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高度重视。2007年,云南陈长寿诉求罗成建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案,转由四川省、甘孜州人大负责督办。这是我调入群众工作局处理的第一件影响力最大的案件。经过了解,弄清了案情的来龙去脉:2006年4月1日,我县甲学乡境内的国道317线发生车祸,一辆牌照为川BC6296的依维柯客车坠入河中,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籍乘客陈中林被水冲走并死亡。死者家属与驾驶员就赔偿达成初步协议,县法院裁定驾驶员罗成建赔偿死者家属117533.95元。由于驾驶员罗成建所买车辆保险的赔偿金额不大,仅为34750元,报废车辆仅值3000元,远远达不到需要赔偿的金额。县法院将37750元当面支付给了死者父亲陈长寿,对余款79783.95元因车主没有履行能力暂未执行。后来死者家属没有拿到余款,加之生活的贫困。死者父亲陈长寿将该案上诉至全国人大,并向吴邦国委员长写信反映。我觉得正确处理这件事,将在全州产生广泛的影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积极协调、督促县人民法院、公安、交警等部门开展调处工作,加大案件执行力度,先后数十次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与当事人进行沟通,讲清政策、通报情况、理顺情绪,并督促罗成建履行协议,同时积极向陈长寿反映困难和问题,争取陈长寿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工夫不负有心人,罗成建加大了赔偿金额的支付力度,陈长寿老人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了理解,郑重申明决不上访。这桩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同志亲自批示的案件,终于得到了合理解决。从而为色达县群众工作局赢得了良好声誉!
2004年底,甲学乡村民华丹在修建曾达电站机房过程中因放炮震动致使房屋基础下沉,屋内渗水,墙体裂缝,一家人只好居住在搭建的简易棚房内,生活格外艰辛。华丹多次向电站指挥部反映,均没有结果,这事也给拖了下来。我在接到这桩事件后,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核实,一方面尽最大努力给予华丹家救灾物资支持,稳住一家人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及时将调查情况向县委、政府作专题汇报。县政府于2007年底兑现了华丹等受灾村民的移民搬迁补偿资金4万元,使沉积了4年多的矛盾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2007年,针对原色达县商业局职工刘献根等退休干部,长期反映的医疗费用纠纷问题。由于时间较长,情况复杂,我充分考虑到:商业局退休职工对我县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退休后工资低,要求解决医疗费用合法、合理。我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在了解掌握了基本情况,主动衔接、协调相关部门摸清实情后,一方面反复向上访人做教育疏导解释工作,赢得上访群众的理解;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情况,争取解决。最后,由县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并由县财政解决了医疗保险费。退休干部们满怀深情地对我说:“你真的是党的好干部,我们需要你,人民更需要你”。
2008年3月,受拉萨“3.14”事件的影响和波及,色达维稳形势空前紧张严峻。县委安排我深入联系点乡镇和寺庙开展群众工作。我带着固疾痛风、双脚趾踝关节严重变形等身体疾病,驻乡、驻村、驻寺蹲点39天,骑马徒步,翻山涉水,上牧场、进寺庙、入牧户与退休干部、村骨干、寺庙**和上层人士、有影响人物、农牧民群众促膝谈心、宣传政策、掌握动态,深刻讲透党中央、省州县委政府的政策规定和惠民举措,向群众、僧尼表明县委、政府对维护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的强硬措施和鲜明态度。2009年2月,我再次按受县委、政府安排,深入乡镇、村、寺庙开展维稳工作,在工作中,宣讲县委、政府关于公务车辆搭乘群众、贫困重病人医疗救助、帮扶百名残疾人等十一项“色达县暖心行动计划”,对广大农牧民群众了解县委、政府政策,坚定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8年6月我从群众工作局调任色达县委副调研员。2010年我任色达县色柯镇姑咱二村牧民定居省级示范点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协助县委书记徐芝文同志抓牧民定居建设。示范点工程于2010年4月底正式开工,县委、政府从相关部门抽调精干人员充实到指挥部办公室开展工作,我对姑咱二村设计到拆迁的农牧民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共拆迁4户,286平方米,并且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经过一年的努力,全面完成了村民活动中心建设638.8平方米,将姑咱二村的两笔资金392万元全部用于103户牧民定居点的建设和1143米的水泥路建设和饮水工程建设。另外,投入150万元发展资金进行输电线路和特色藏寨建设,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就在2010年8月中旬,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牧民定居这一建设之中,在临时指挥部从早忙到晚,因为过度的疲劳,加上日晒雨淋,突然一天在指挥部当场昏厥过去,原来是因为胆囊炎发作,再加上自身的风湿,高血脂等造成的。醒来后,同事都要求我到医院检查,因为当时正是施工的高峰期,我的离开,不但影响工程的进度,而且无法保证工程的质量。我最终还是留在了指挥部里,后来同事把这件事反映到了县委、政府。县委、政府领导下达命令,让我立即到马尔康进行诊断治疗,到了医院,却怎么也放不下牧民定居点的建设工作,没过几天我有返回到自己的指挥部,直到色柯镇姑咱二村牧民定居省级示范点建设圆满竣工,我才到本县医院接受了短时间的治疗。
天有不测风云,我的三女儿德吉拉突然感觉到头昏,乏力,伴着心悸和流出大量的鼻血。我被女儿这突如其来的发病,弄得不知所措。随即将女儿送到县医院就诊,一个小时过去了,女儿的鼻血仍然没得到控制,我变得慌张起来,立即将女儿送到阿坝州人民医院。一路上,女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女儿躺在我的怀里,鼻血染红了我的衣服。经过医院的奋力抢救,女儿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几天过去了,医院决定让我女儿转院,建议到成都华西医院接受治疗。11月13日我将女儿送到华西医科大学妇儿医院,经专家最后确诊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就在拿到女儿病情报告单的一刹那间,我眼前一片漆黑,双腿无力的蹲了下去,蹲在医院的角落处。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再一次目睹了那几个致命的字“白血病”,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么懂事,这么聪明,年仅13岁的孩子患上了白血病。将接受生命的严峻挑战,幼小的心灵将面对生命的苦难,我几乎崩溃,但理智很快告诉我:作为父亲,不能倒下,更不能放弃,父亲是女儿活下来的希望,家是女儿生存下来的勇气,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让女儿抢救出来。我守在女儿的病榻旁,装出平常的样子,给女儿讲解我工作的经历,讲解跟温家宝总理握手时的激动心情,讲解北京天安门的庄严雄伟,并且答应女儿病好了一定带她到北京天安门瞻仰毛主席的遗像,女儿虽然面临生命垂危的边缘,可我每次给她讲故事,她就显得格外的开心,强忍疾病带给她的剧烈疼痛,有时还拉住我的手说“阿爸,我们好久回家”!此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背转身,引开女儿的视线,让眼泪不情愿的流向心灵的深处。看到女儿熟睡了,我就情不自禁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孩子的额头,孩子哪里知道,回家的路虽然近在咫尺,对她来说,却显得那样遥远,那样遥不可及。每次女儿醒来,她说,在梦里还梦见奶奶了,我深深地知道,女儿每时每刻都在惦记着奶奶,奶奶86岁高龄,一直患有高原心脏病,对女儿来说,这是她最惦记的。作为父亲的我,是无法将孩子病情的真相告诉家人,这样一家人都会痛不欲生,尤其是深爱她的奶奶,更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还有她的母亲,她的姊妹,我知道对她们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就让我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因为我亏欠这个家已经太多了,包括孩子,如果病发当初给予及时治疗,作为父亲的我给予了重视,也不会带给孩子如今的痛苦,我只希望,孩子有一天长大成人了,能够理解她的父亲,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得到家人的理解。
如今,孩子正在艰苦的化疗阶段,平均每天用去1000多元的治疗费,三个多月的化疗,很快面临医疗费的中断。原本靠我工资生活的一家5口人,面临绝境。就在这时,色达县委、政府领导知道这件事后,便立即动员全县的干部职工纷纷给我女儿捐款,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使我面临绝望的家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当我收到色达爱心捐款时,便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坚信,有了色达县人民的关心,有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有了亲朋好友的鼎力帮助,女儿的病好起来,并用她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
二十八年来的艰苦奋斗,我的工作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和乡亲们的信任,2001年至2006年,我被选举为州人大代表;2004年以来,组织先后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建县50周年先进个人和维护社会稳定先进个人称号;2009年8月,我更是有幸被评为全国第七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赴京接受表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特别是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缺氧不缺信念,缺氧不缺智慧,缺氧不缺激情”的色达精神指引下,我一定不辜负乡亲们的信任,不辜负“全国人民最满意公务员”这一特殊的称号,将沿着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一生平安!
谢谢大家!
第四篇:《我是你儿子》读后感
《我是你儿子》读后感
冲不淡的是血脉,剪不断的是亲情,《我是你儿子》读后感。
一次错误的婚姻,让杨树林拥有了扬帆,他们平凡又特殊,是芸芸众生中的一角,却每天都在上演爱的故事。
杨树林是个无可挑剔的好父亲,他用肩膀挑起了事业,用温暖的怀抱保护了儿子。杨树林是真心喜欢杨帆,不仅因为是父子,更因为他是杨树林,他是扬帆。即使只剩下一毛钱,他也会全部花在扬帆身上。
可扬帆却不像一个好儿子,学习中游,还没少给杨树林生气。并随着年龄的变化,脾气也不断增加,杨树林都没有生气,默许的包容让杨帆变本加厉,向所有年少的孩子那样对父母残生了隔膜,父亲的唠叨与对他的关心,在他看来都是最不能容忍的地方。
“人之初,性本善。”不是没了生命之初的那份真诚,而是拥有的东西永远都不懂得珍惜。
杨帆终于找到了工作,读后感《《我是你儿子》读后感》。,而杨树林却下岗了,他认为自己丢失了对儿子炫耀的资本,也丢失了自信,杨树林感到脆弱无必。那种扬帆看来清闲的生活,拖垮了杨树林最后一丝自尊。再一次次的争吵中,扬帆醒悟了,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可太迟了。
杨树林病了,原先高傲的他有了低潮期,这是扬帆感到痛彻心扉。“子欲养而亲不待。”扬帆现在清楚的意识到,自己还是那个饱受流言的孩子,自己无论多大了,都需要父亲的照顾与唠叨,那些原先烦人的声音,早已成为了扬帆生活的支柱,就像父亲一样,拥有时从来不会珍惜,失去了却分外想念。那个温暖的怀抱还会出现吗?那为他遮风避雨的树阴还会回来吗?扬帆无言。
扬帆与杨树林的缘分,早已在杨帆出生前就决定了,终究无法摆脱。
所有的孩子都有扬帆一样的经历,而关心我们的亲人就是杨树林,给予了我们全部的爱,就像太阳守护大地一样,将温暖的阳光洒向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为我们驱除阴暗。年少的我们不自量力,固执地将阳光赶走,独自接受风雨的考验,甚至连阳光在云彩后的一眼,我们也不肯接受。当我们最终受到了欺负,风雨将我们的身心砸的满布疮痍,阳光又出现了,没有责怪,有的只是微笑,我们却哭了,我们没有长大,在太阳面前,地球永远都是孩子,需要保护的孩子。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那温暖的港湾装满了他们给予我们的无限关心。
在繁华中的我们,学会了停下急促的脚步,给予亲人及所有爱我们的人一份同等重量的爱。
扬帆爱杨树林,杨树林爱扬帆,这,就够了。
第五篇:《yes or no》观后感
《yes or no》观后感
在朋友的推荐之下看了这部电影,其实之前看过了它的MV宣传板。《Yes or no》的MV剧情和正是电影版本还是有些儿不同。在MV中,两个女孩青梅竹马之后的爱情,更加温暖真实。她在别的女生的疏离中端起盘子来到她身边,她们一起聊天一起大笑一起拍照,形影不离;她将东西咬在嘴里,嘴角微翘,眼神是亲昵戏谑更有种微妙的挑逗,仿佛在挑衅地问着她“dare or not”;她用手给她挡住雨水,她用毛巾给她擦头发,完全保护者的姿态,眼神疼惜;她牵着她的手起舞,却在众人的窃窃私语中如芒刺在背,眼神躲避着,尴尬不安;她被她故意冷落,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夜色中,可却又那样温柔地抱住她,在她耳边说“如果你难堪,我可以转学”;她看着她们从小到大的照片,神情悲伤而迷茫……直到她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来到她身边,再一次重复那个咬住食物的动作,但这一次,她却是主动地将那枚殷红的果子和唇一起递上。不需要那些造作的第二第三主角,如果无法说深说透,那甚至可以不需要拍出家庭的施压。这只是她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你曾不顾所有人的冷淡,端着盘子坐到了我身边。从此我的生命中一直有你陪伴,得你灿烂笑颜左右,得你倾尽温柔相护。
那么这一次,换我来将那些背后的话语踢到一边,捧着一颗真心,前来和你十指相扣,不离不弃。
这才最是动人。挣扎之后的决心,彷徨之后的爱情,水到渠成。
不喜欢看到les电影里,主角都过着边缘的生活,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有得只是摇摇欲坠的爱情。灰色,沉重,边缘,好像只要选择了这条与众不同的路,就得放弃时间其他所有美好的一切,就好像,选择了听从自己的内心,就得在此后一直生活在阳光照射不到的灰暗角落。也不喜欢,某些女同片里勉强而粗糙的剧情,和对于爱情过于放纵的态度。les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被丑化了。
一直盼望着看到清新一点,轻松一点的les片。如果爱情已经这么艰难,难道就不能用电影安慰一下惶恐的内心? 而“yes or no”出现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正是很多人翘首以待太久的一部片子。
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象牙塔内,一个远离了惊涛骇浪和冷酷现实的地方,一处恋爱的温床。有足够的时间用来闹别扭,用来冷战;也有足够的闲暇牵着手看夕阳,缱倦温存,制造牵绊一生的回忆。
预告片里,小芹回头酷酷的一笑,台下直挺挺的倒了一大片,两眼红心咕噜咕噜冒着气泡-只听浴室门吱呀着开了,一朵出水芙蓉顶着漆黑如墨的秀发,眉眼如画般袅袅婷婷的充满诱惑的走了出来——就在这空气中暧昧浮动的数秒之间,只见出水芙蓉突然狂性大发,视小芹弧度完美的笑容为无物,劈头盖脸的拳头砸了下来。
这一个可爱的插曲,让整部电影的节奏也为之轻快了起来。就算是LES,也可以生活在祖国的蓝天白云之下,畅快的接受阳光雨露,肆意挥洒自己的爱恨情仇——我希望,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推测,也是导演想要传达的良好祝愿。
剧中两位主角太惹人爱了,除了小芹那艳惊四座的帅气,小佩也是所有女同片里最惹人爱的p之一,(题外话:《蝴蝶》里的陈意涵出演的真真也算得上一位~),不仅因为她那既神似宋慧乔又如张柏芝不过更加青春洋溢的面孔,两位主角的个性也都太可爱,丝毫没有阴暗,偏执等灰色的个性,整个阳光氧气美少女。尤其记得那两个人互抛媚眼的那一幕,真是大萌神~~心神摇曳中~~兼急不可耐的等待DVD中~~
文章的最后,人们都习惯抒情的——爱情,就让它简单一些吧。
看完电影后,流泪了,自然而然地想起学生时代的某段时光,那个藏了太多秘密和心思的年纪。
-“妈妈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像有千百只蝴蝶在心中起舞。”
-“爱情,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
Inn阿姨对Kim说:“有时候要问问自己的心。”
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常容易因为流言蜚语而一拍两散。为什么明明已经爱的很辛苦的两个人,要为了世俗而放弃。难道爱不是因为两个人才存在的么,难道不是只要两个人坚持坚定就可以的么。原来我错了,原来这个世界爱已经不是一切了,原来世事变迁,爱不再只会连接快乐与幸福了,原来因为爱,我们可以拥有很多很多,也可以失去太多太多。
-“Kim,对不起,我很害怕,我很迷惑,我很恐惧,我怕妈妈会生气,我怕朋友会嘲笑我,我怕所有人都注视着我们,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还在意这些,我就会失去你,我不想失去你啊。”
-“谢谢你,谢谢你敢爱我。”
想起Kim看着pie诚恳的眼神,想起他失落的背影和擦泪举起的手臂,想起他那句”好好照顾pie“,心里突然恍过一丝难过。想起曾与某个朋友提起同志爱,他说,BL不是Boy Love,而是Brave Love,我听后心中泛起暖意的同时又感到失落。不过是爱,不过是爱而已,为什么世人会如此难以接受。而那些因为害怕而无法走下去的人,又是因为什么停下了脚步,停下了爱。
曾有人说爱一个人,就要准备随时与他私奔,我觉得,也要准备随时与世界为敌。并不是说每一段爱情都要有这么一段,只是觉得很多时候需要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太多人走不下去的原因不过是彼此不够坚定,害怕最终会败给自己的软弱,分开时带着后悔,还要哭着说,对不起我爱你。如果明知如此,为什么一开始不试着和自己赌一把,就那么确定这份爱一定会败给这个世界么。
所以哪怕现在我过着正常的生活,也常常觉得爱的辛苦,我想是因为自己不再拥有从前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了。当你开始在意周遭人的目光,在意世俗恒古不变的道德准则时,你就会觉得爱一个人是件多么累的事。
这样的爱情也许会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这样的感情怎么能被认可,但还是愿意跟着对方走。有什么怕的呢,我想不明白,如果那是爱,到底有什么好怕的,又有什么是错的。
《yes or on》,迟来的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