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所冤屈的琦善（推荐）

第一篇：被历史所冤屈的琦善（推荐）

被历史所冤屈的琦善

2013年03月31日 23:29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 作者：蔡乐苏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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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作者：蔡乐苏 尹媛萍，原题：《反抗帝国主义的另一条道路:论蒋廷黻的琦善研究》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就说：“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因此，说他对两人的评价换了位，是不够准确的。

其二，琦善应负军事失败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更不用说琦善并没有撤防，林则徐的战果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辉煌。蒋廷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不错的，即琦善在军事上无功亦无过。

其三，《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虽然中国的牺牲较少，但称不上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约》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禁止烟毒继续流害中国，这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研究证明，虽然有《穿鼻草约》这样一个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签订生效；对一个没有签字的条约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蒋廷黻为琦善说好话，是出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邓公玄对蒋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评。《百年的外交》中论琦善的部分与《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论述没有两样。建国后这种观点并且有所发展。对邓公玄的质疑，蒋廷黻的回答是：“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蒋廷黻为琦善翻案的动机与目的及其评价

尽管蒋廷黻否认历史学除了史实之外还有投射于史实之上的史观这一条不大站得住脚，但是他这种不无愤懑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由此下手，意义重大。蒋廷黻虽已对国外的观点十分熟悉，但并没有简单沿用之，他说：“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已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还提出，外交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理，一个就是势。由此可见，他既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也不从利害的角度来理论，至于道德原则他也是不考虑的。虽然他没有对“势”做出明确定义，但他选择这个词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学理或是非的探讨。正因为如此，反对蒋廷黻者往往从道德角度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意义很小，甚至有时还曲解了蒋廷黻的本意。更何况尽管蒋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据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至今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他对林则徐之去职、琦善之失败的看法也有独辟蹊径之处：中国没有因受到鸦片战争的震动而奋起直追，而是在睡梦中又过了二十年。这可以说明蒋廷黻是多么强烈地盼望中国早日走上富强的道路。当然，选择琦善来抒发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来，此琦善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琦善，而是有现实参照物的。王幸均就说：“此时（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领东北，步步紧逼，国人要求抗日之呼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但中日强弱悬殊，外援又不可恃，仓促作战，损失必巨。有识者难免怵然心忧。……故对琦善过高的评价，当系有所感而发，或是一种影射作用。”如果这个参照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依蒋廷黻自己的表述来看，在《琦善与鸦片战争》写作时，应当指的是汪精卫。严重的国难、妥协的立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让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汪精卫来。蒋廷黻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赞赏汪精卫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议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蒋廷黻由此认为1931年之汪精卫，即为往日之琦善。或者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同一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的根据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张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而现实与历史的“继演”又提示他，如果盲目排外的情绪不解决，中国人仍然拒绝从国际生活中寻找出路，仅用“打倒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对琦善的研究也促进了蒋廷黻另一个主张的提出，即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应怎样应对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的另一面。既然主和不是目的，那么为了使暂时的妥协换来力量的积蓄，就必须在妥协的同时实行现代化。不幸的是，日本侵华之剧烈与日本之野心使得蒋廷黻的这套方案越来越缺乏可行性。

综上所述，蒋廷黻确实为历史及现实中的求和主张做了辩护，但其依据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及评价蒋廷黻的这些观点，首要的不在于道德批判，也不在于以攻心之论去质疑其学术的独立性，而应重视其以平等、开放的世界眼光为基础，为中国所指的另一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之价值。

第二篇：《大喊冤屈》读后感

小时候，妈妈总是给我讲些短小精悍的故事。故事虽篇幅不长，有些只有两三百字，却足以引人深思。其中，《大喊冤屈》这个小故事，我至今想起，仍觉得心中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故事讲了美国历史上一桩经典的诉讼案：一个作奸犯科的罪犯，在被判死刑后，在法庭上大声喊冤：“我小时候是名孤儿，从小在贫民窟长大，因倍受欺辱才走上绝路，上天对我真不公平！”谁知，法官平静的对罪犯说：“安静，我也是个孤儿，我也是在贫民窟中长大的。”

听罢此文，我感慨万千。的确，有人在逆境中倒下，有人在逆境中奋起。就像三字经中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每个人生来都没有带大的区别，即便有些人是富家子弟，有些人是贫民孤儿，也无关紧要。富家子弟也会因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而家道中落、露宿街头；贫民孤儿又何尝不会因为自身的努力而成就一番伟业、青史留名呢？正所谓“一切皆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关键在于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确立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我一次考试失利，顿时觉得五雷轰顶，生活变得暗淡无光。这时，我想起了拉法格的名言：“厄运是一只熔炉，上帝在那里锻炼灵魂。”于是，我重新振作，努力寻找错因，查漏补缺，最终成绩在班中一直名列前茅。所以我觉得，成功与失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想如果当初我为那次考试而一蹶不振、自暴自弃，也许我早就成为一个标准差生了。

正如古罗马塞涅卡所说：“伟人在逆境中得到快乐，如同英勇的士兵从战斗胜利中获得喜悦一样。”我觉得，逆境是成功的检验员，一旦你通不过他的检验，你就永远无法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所以，同学们，不要害怕逆境，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在逆境中成长，说不定逆境过后你就拥有了成功！

第三篇：关于琦善与鸦片战争历史评价研究的文献综述

关于琦善与鸦片战争历史评价研究的文献综述

学号：1400070131 姓名：刘光炎

摘要：琦善，鸦片战争时曾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是除林则徐之外与英军接触较多的清朝高级官员之一，而其历史评价却与林则徐截然相反，其作为主和派，长期被认为是“奸臣”、“汉奸”、“卖国贼”。自1931年蒋廷黻在《清华学报》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始为其翻案，而后学界也对此有所讨论。本文通过分析一些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对琦善与鸦片战争历史评价研究的论著，梳理、总结当前对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案的研究成果，并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

一、琦善的历史评价

琦善在鸦片战争期间曾任直隶总督，后又接替林则徐任两广总督。在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方面的交涉中，持主和态度，在当时士大夫阶层清议中，其被称为“奸臣”、“卖国贼”，时人认为其收受英国贿赂，消极抵抗，出卖国家权益与领土；后又传出《穿鼻草约》一事，认为其擅自与英国签订合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常认为此事是琦善被道光撤职的直接原因。在1931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蒋廷黻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文中对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各种作为进行分析，认为琦善是“远超时人”的外交家。但而后因为抗战的到来，此类言论受到压制。在20世纪80、90年代至今，出现了较多的对琦善与鸦片战争历史评价的论著，对琦善的历史评价有所改观。

二、对琦善评价的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为蒋廷黻之态度：（1）认为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思想与视野“远超时人”，尤其在大沽议和中，促使英军舰队南返而使京津直隶地区免受战争威胁；

（2）琦善在禁烟态度上实为“严禁派”，道光帝严禁鸦片也是琦善促成。（3）驳琦善“撤防”和“开门揖盗”之罪，举史料分析出，东南各省撤防是道光帝的命令，与琦善并无联系；

（4）琦善与英方签订《穿鼻草约》，举《穿鼻草约》内容与《南京条约》内容对比，认为其草约内容需付出的代价更低。

（5）因道光帝撤下林则徐换琦善，琦善军事和外交失败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更是让“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认为是因为琦善的“卖国”导致不敌，而不思考实际上已经是器物、体制等各方面落后的原因。

第二种态度为反对蒋廷黻之态度，主要为陶元珍1935年发表的《读<琦善与鸦片战争>》、萧致治1998年发表的《怎样评价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与琦善？》等文：

（1）认为禁烟实则是道光帝的一贯的强烈态度，琦善只是执行，并没有促成之功，而举直隶仍有流毒认为琦善并非严禁派；（2）反驳蒋廷黻对琦善“在军事上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的评价，认为琦善在直隶不注重防务，在广州又不依靠民众抗英，军事上是“可责备”的；

（3）反驳蒋廷黻对于琦善外交才能及外交贡献的肯定，认为琦善并不清楚形势，一味地鼓吹英军强大，一味妥协，并无实质可行的外交手段。

第三种态度则以茅海建的观点为主要代表，茅海建于1995年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绪论中对琦善进行了较为深刻地分析和评价：

（1）琦善没有卖国动机；（2）琦善并非“弛禁派”，实则只是反对“严禁派”的“吸食论死”的主张；（3）琦善并没有打击林则徐，也没有投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琦善有打击和构陷林则徐的行为，主和也并不等于投降；

（4）琦善在广东军事防守不利方面，更主要且直接的原因在于清朝军制以及武器装备的落后；

（5）琦善没有私许香港，没有《穿鼻草约》。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研究中，如庄建平1986年发表的《琦善从未签订<穿鼻草约>》、1997年郑永福发表的《莫须有的<穿鼻草约>》等文，采用充分的史料，已基本证实没有《穿鼻草约》一事，琦善也没有签订任何同意割让香港的文书。

（6）综上，此态度对于琦善的评定基本可以借用茅海建的话：“我以为，在处理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关系上，琦善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并无精明可言”，琦善也并非时人所认为的“卖国贼”。

三、对于三种态度的评价

笔者认为，蒋廷黻对于琦善之态度，有客观之处，但其在逻辑因果上，也有过于牵强的地方，例如蒋先生既然认为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卖国行为，不能因为后来《南京条约》更为苛刻，就说琦善有先见之明——而此事自此被提及，讹传数十年，竟是子虚乌有之事，也折射出蒋先生在此态度上不甚严谨。

而上述第二种态度则更为偏激，甚至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随处可见的上纲上线之语，站在民族大义等立足点讨论史学；对于蒋廷黻的观点，也有断章取义之处，例如看到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一段话：“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萧致治等人便认为蒋廷黻将中国觉醒落后“归咎于林则徐”，甚至不提蒋廷黻在此句后面还有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除了断章取义之外，其在文献资料引用并不严谨，如在萧致治《怎样评价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与琦善？》一文中，有一处描述琦善在广州的言行，极尽污化，原来引述自《魏源集》——魏源虽为当时名士，但观其立场，描述琦善的言论很可能是不客观的。

笔者较为赞同上述第三种态度，较为客观，所依据的史料丰富，逻辑清楚分明，更是从清除了《穿鼻草约》这一历史讹传，纵使琦善是一名普通的清朝高级官员，在鸦片战争中有所犯错，主和也属正常的政治态度，并无太多可指责之处。

参考文献：

1.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J].清华学报.1931（03）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陶元珍.读《琦善与鸦片战争》[N].大公报·图书副刊.1935（77）

4.萧致治.怎样评价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与琦善？[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05）5.王芙蓉.重评鸦片战争中的琦善[D].湖南师范大学.2004 6.李文轩.论鸦片战争中的琦善[D].厦门大学.2007 7.庄建平.琦善从未签订《穿鼻草约》[J].历史档案.1989（03）8.郑永福.莫须有的《穿鼻草约》[J].历史教学.1997（06）9.邱远猷.子虚乌有的《穿鼻草约》[J].文史知识.1997（05）

第四篇：小议三国——冤屈的曹操

小议三国——冤屈的曹操

说到曹操，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个大奸臣，诸如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类的。大家似乎在谈起他的时候总是往坏的方面去谈论他，而忘了他是个礼贤下士的人，官渡之战的时候，许攸来投奔他，他忙着去迎接这位来自敌营的不速之客竟忘了穿鞋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位有着这样伟大志向的人，一位领三万兵也敢孤军在官渡和袁绍十数万军队对阵的人，怎么可能因为把杀猪误听成要杀他而开杀戒呢？他明知道关羽日后必成自己的大患，还如约放走了他，并送给他赤兔马。有着这样宽广的心胸的人，怎么会在误杀人家的家属后一错再错而把恩人的全家都杀了呢？

乱世枭雄乱世奸雄阴险狡诈等似乎成了曹操的代名词，而真正历史上的曹操却是个面目和善而有威严的人，他身材比较矮小，性格也比较开朗，喜欢结交有识之士。他自己也有领兵百万的雄才大略，有上阵杀敌的武功本领。这样的人怎么会与奸字挂上勾呢？想必这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作者个人喜好和政治信仰有着莫大的联系。小说作者罗贯中同志应该是蜀国的FANS，与其说是蜀国的FANS不如说他是汉帝刘邦的FANS，大家活动思维想想看，刘备是不是有点像刘邦的影子呢，首先他们都是刘氏家族的人，其次都是大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了，他们都有一个让人不能否定的优秀品质那就是他们都是将之将也就是说他们自己领兵的能力是让后人所不敢恭维的。譬如，刘邦用萧何韩信夺得了皇位，刘备靠孔明张飞等一帮谋臣勇士建立了蜀汉政权。这样很自然的让老罗同志爱屋及屋一味地推崇蜀汉政权，而把魏政权看成是乱臣贼子建立的政权了，而曹操又是这个贼窝的搭建者，不免在老罗同志的笔下要遗臭万年，罄竹难书了，不过出于对老罗同志这位伟大小说家的贡献的敬佩和对其名气传播之广远及FANS之众多的忌惮，我就不再谈及他个人的喜好了，以免引发众怒，但又因为我个人对曹操的崇敬和爱慕，我不得不尝试做个过街老鼠，用微薄和卑微的方式为自己崇拜的英雄赢回些许尊严。

他在沙场上呲诧风云，但在家中却是很尊敬自己夫人的，比如他也会寻花问柳，但从不把女人带回家中或明目张胆让自己的老婆知道，这对一位有着如此大功绩的人是很难能可贵的，顺便说下能做到他这样的也许只有隆美尔了，也许是他的祖父是宦官的缘故吧，他对女人应该还是比较尊重的，而且他对美色的追求不亚于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但这并不能说他荒淫无度，做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他对性的追求应该没错吧，铜雀锁二桥说明了他的必胜信念和对美女的怜香惜玉之情，他不愧为乱世的铮铮英雄！

官渡之战在《三国演义》中应该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战争艺术表演了，老罗对此也该是表赞同态度的，要不怎么会大篇幅地描述这场战役呢，而赤壁之战却成了他战争人生的败笔和污点，我想之所以会这样，这其中该有老罗渲染的杰作吧！据说赤壁之战曹操被击败的只是先头部队，他只是因为军队不服水土，加上蔡冒被自己误杀和先头部队的惨败而斟酌着撤退了，但这却被老罗捉住了小辫子而紧紧不放，硬要说曹操在赤壁全军覆没，这也恰好说明他是蜀汉的FANS，因为曹操大败正能衬托出刘备军中的谋士孔明的神才！可怜一个聪明的孔明就这样被他妖化了。但凡有点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即使曹操所有的军队和他本人都在那些被连起来的船上，而船又被点燃，凭借曹操惊人的镇定指挥艺术和那种藐视一的狂傲加上他的军队的训练有素，怎么可能乱成一团呢？何况孙刘联军就那么点人，这又不是淝水之战中苻坚带领的八十万乌合之众被谢氏兄弟击败可比拟的。这也和官渡之战中那个有远见有雄才大略的曹操相互矛盾了呀！

曹操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为后世的军事家留下了一比宝贵的财富，做为建安三子之首他还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他的人生志向和战争生活经历，不但为让后人正确了解提供了线索，还鼓舞了无数志向远大的志士。

抛开小说中那个被丑化过的曹操，听听那滚滚东逝的长江水，站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中的一座孤城上去遥望那身材稍有矮胖的曹操在沙场上的飒爽英姿，用心去体会这位奸雄的大气概，让思绪为这样一位神秘的英雄而飞荡激扬，乘上对英雄敬仰的翅膀，回到那荡气回肠的年代，为心中的英雄加油！

第五篇：香港被割让的历史

香港被割让的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强迫中国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英国又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占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地区，称为“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为收复失地，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香港被英国占领之后的100多年，是中国灾难深重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自强自救的时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全面胜利，被日本抢占半个世纪的宝岛台湾也得以收复。中国以作出重大贡献的战胜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赢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尊崇地位。当时中国政府希望借此机会收复香港，但终因国力所限，被日本占领三年多的香港重又被英国接管。香港的回归过程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3年7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举行第二次会议。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2660票赞成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投票选举，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来选择最高行政首长，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主政的中国公民。

1997年7月1日，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东方明珠”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归后的繁荣

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于1997年7月1日归还中国。继香港回归之后，被葡萄牙占领400多年的澳门也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成为又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香港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香港回归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