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影响

第一篇：佛教影响

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到唐朝玄奘苦心取经，再到近代鸿一法师宣扬佛教，佛教在这片神州大地上演绎了一段段历史，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而它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深远而巨大的。这门充满了智慧的宗教，将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源远流长。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下或农村的中国人来说，拜神求佛可谓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和习俗。从古时的祈福免灾，到现在的升官发财，人们大多都愿意去烧烧香，拜拜佛。似乎这样心里才会觉得安慰些。

许多人或许会觉得这很世俗，认为佛教是迷信的，不科学的，其实不然。佛教是一门充满了智慧和哲理的广义的科学。不仅是普通的百姓，就连许多的伟人都受到它很深很深的影响。有的甚至指引了他们走向胜利的殿堂。下面就是部分引言： 佛学乃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孙中山

佛学之博大精深，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康有为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他居然早已明白的启示了。----鲁迅

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马克思

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辩证思维才成熟。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恩格斯

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爱因斯坦

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是不行的。

----毛泽东同**大师的谈话

从以上不难看出，佛教不仅影响了政治家，文学家，还影响了科学家，哲学家。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外国，甚至是全世界。

那么佛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呢？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结论。大致有“秦朝说”、“西汉武帝时期说”、“西汉末说”、“西汉末东汉初说”和“东汉初说”等几种说法。其中尤以“东汉初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中国所传的佛教属大乘教派，盛行偶像崇拜，故中国各佛教寺庙提倡造佛像以示尊崇，佛教徒供泰佛像以求功德。中国各寺庙中供奉的神像主要有释迦牟尼佛、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和罗汉、诸天神（天龙八部、侍卫、天女）等。

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变化、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溶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带来了中国政治、思想、经济、文学、音乐、美术、雕塑、音乐习俗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这一时期佛教流行的最主要标志，并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于佛、玄、儒的交流及大量的佛寺的创设。就文学而言，这对于丰富文学思想以及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有很大影响，其主要是使中国文学作品想象更丰富，故事性更强。天竺声韵理论影响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诗歌格律的形成。佛教还丰富了中国语言与词汇，丰富了文学观念。政治上，佛教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佛教盛行的王朝，特别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巩固政权，培养顺民，在全国推行佛教。于是佛教便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为僧。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当时还有有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足以为证。

唐朝重视儒术，不过也提倡佛教和道教，以崇儒尊孔为基本，以佛道两教为辅助手段，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加强控制。宋朝由于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复杂性，统治者推行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政策。他们认为佛教“有裨政治”，所以对佛教非常热心，有意把佛学作为辅助儒学的统治工具。这一政策也为后来促进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吸收佛、道如儒学的理论，把佛、道二教的禁欲主义和服从封建纲常的教条结合起来，要求人民既做一个忠臣孝子，又具有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精神境界，朱熹就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奠定了基础。

到了近代，佛学虽渐渐冷淡下来，不过却也依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逢年过节时，庙里的香火仍然很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峨眉山，依旧是每年黄金周的旅游胜地。还有诸如向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都是人们所向往游览的历史古迹。

佛教为何会对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呢？归根到底是它的思想。佛教主要是关于人生脱离苦恼获得极乐的方法论。而“空”的思想是佛的核心主体思想。空具有包容性，不破性，永恒性，平等性。而空的状态又具有多样性，互变性，刹那生灭性(生灭同时不息地闪现)，所以空构成了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空是不可见，不可得，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东西。人们正是由于这一思想，或者带着能够超度的愿望而信佛的。

总之，不管信佛也好，不信佛也罢，佛教自古以来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并且这种影响还会延续下去，直至永远。

第二篇：佛教及其影响

佛教及其影响

一、佛教在中国。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但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因此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科学。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Buddha Dharma）。在《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一句话来说，佛教就是佛让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是佛陀的教育。

佛教的传入。佛教最早传入我国的确切年代，已很难考定。一般说法有两种：一说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记》。另一说源于“白马驮经”故事，即东汉永平年间（58年—75年），汉明帝夜梦有神人全身金色，顶上有光，在殿前绕梁飞行。翌日问讯群臣，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告之为佛。于是明帝派遣使者蔡愔等西行求法，永平十年（67年）在大月氏遇见西域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汉地传授佛教。他们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回到洛阳。明帝为表示欢迎，在洛阳建起我国首座佛教寺庙“白马寺”。总之，佛教初入我国的时间，当在公元1世纪前后。

佛教的发展。两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不长，流传的地区也有限，佛教信徒较少，多为社会上层人物。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再加上统治者有意识地提倡，佛教得到迅速发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经大量被翻译，由于佛经的翻译使得佛教传播越来越广；二是众多寺庙的兴建和石窟的开凿。作为佛教标志性建筑的寺庙的大量兴建是对佛教的一种有力的宣传，而大同云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则是对佛教又一种巧妙的宣传。“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真实写照。

佛教的鼎盛。在唐朝，儒、佛、道三者一方面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又在统治者的有意协调下表现得和谐一致。这一时期佛教繁荣的最主要标志就是众多佛教宗派的形成。它们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八宗。

佛教的转折。晚唐、五代至宋，由于历次法难，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会昌法难，又加上社会的动荡不安，佛教走向了转折。在这过程中禅宗逐渐取代其他各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广泛的宗派。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灭南宋而统一天下。虽然元代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国

教，但汉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耶稣教、摩尼教等也允许存在。元代佛教诸派中，禅宗最为繁荣。

佛教的衰落。明清以后，佛教愈趋衰落。太平天国时期，对佛教和道教都采取排斥的态度。清末民国以后，新思想、新文化的兴起以及科学、民主的提倡，启发了民众的觉悟，加之国民革命的爆发，致使佛教日逐衰落。

二、禅宗的诞生与六祖慧能的故事。

禅宗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故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又称为佛心宗。达摩于北魏末活动于洛阳，倡二入四行之修禅原则，以《楞伽经》授徒。弟子有慧可，僧璨为再传。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为禅宗五祖。门下分赴两京弘法，名重一时。其中有神秀、惠能二人分立为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后为禅宗正宗。

六祖慧能是禅宗的真正创立者，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本宗传承，中国以释尊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微笑为其滥觞。盖此说虽无史实根据，然为强调六祖以来之禅“以心传心”、“教外别传”，故特重此迦叶付法相承之说

达磨初来中国，谒梁武帝，然不契机，遂至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称壁观婆罗门，神光（慧可）立雪断臂，志求佛法，终得达磨所传心印，为中国禅宗第二祖。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本宗渐盛。道信之下有弘忍、法融二杰。法融之下有智俨、慧方、法持等，此法系以住于金陵牛头山之故，世称牛头禅；以“欲得心净，无心用功”为其要旨。五祖弘忍住蕲州（湖北）黄梅山，阐扬金刚般若经奥旨，门下俊秀辈出，有玉泉神秀、大鉴慧能、嵩山慧安、蒙山道明、资州智侁等。

五祖之门人中，以神秀为第一上首，称“秀上座”。五祖示寂后，神秀于北方振锡，故亦称“北秀”，门下俊秀辈出，被尊为北宗禅之祖。北宗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法运昌隆约一百年，主张以笃践实履之精神修行禅法。神秀之下有嵩山普寂、京兆义福等，传四、五世即告断绝。此外，嵩山慧安开出“老安禅”，资州智侁开出“南侁禅”。大鉴慧能因一偈受五祖印可、传衣钵，继为第六祖。其后避难南方，住韶阳（广东）曹溪，大振禅风，是为南宗禅之祖。以南、北二宗宗风之异，遂有“南顿北渐”之说。慧能之嗣法弟子有四十余人，以南岳怀让、青原行思、南阳慧忠、永嘉玄觉、荷泽神会为著名。其中，荷泽神会开

出“荷泽宗”，极力提倡顿悟法门，而以“一念不起”为“坐”，“了见本性”为“禅”。

慧能家境贫寒，三岁丧父，迁居南海。稍长，卖柴养母。因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悟，决心学佛出家。慧能于公元672年到湖北黄梅参拜弘忍大师学法。慧能初见弘忍，弘忍便问他﹕「你是那里人? 来这里求取什么 ?」慧能回答﹕「弟子世岭南人，来到这里不求其它，只求「作佛」。」弘忍听了仍随口说﹕「你世岭南人，哪里能「作佛」!」慧能回答﹕「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这才使弘忍微微吃惊。慧能的回答使弘忍不便回绝，就安排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慧能乐于从命，终日舂米，乾得欢快。当时弘忍的徒众有700人。在慧能入寺八个月之后，弘忍命各人呈上一首偈语，这实际上是一场考试，他要选择继承人。但慧能没资格参加，因为他只是乾杂事的。神秀是众僧中的的上座和尚，他在半夜三更时分，独自掌灯，在佛堂的南廊写下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清晨时，弘忍见到此偈后漠然不语，慧能闻声来到廊下，他要求也做一偈，得到许可，于是他高声念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使惹尘埃。」弘忍看到是慧能，就叫他退下，第二天弘忍把慧能给叫去，为慧能讲经又把世代相传的法衣交给他正式传他为禅宗六祖，并为他的安全着想，亲自送他到江州的渡口，吩咐他非要到必要的时机，不要把自己是禅宗六祖的身份讲出来，免得有禅宗的僧人来争夺。慧能来到岭南，渡过了15年的隐居生活。在唐高宗年间（676年），在广州遇到印宗法师，印宗法师为他剃发，授戒。至此，慧能才算是正式的僧人，在此之前只是「行者」。

慧能得到祖传衣钵后返回广东。为躲藏“物色之者“加害，他在四会一带的猎人中藏匿了整整15年，直到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才公开露面。这年的正月初八，慧能来到广州法胜寺（今光孝寺）。一天，风扬起寺庙的旗幡，两个和尚在争论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慧能说：“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耳。”慧能的说法，令众僧大为惊叹，引起了印宗法师的关注和尊敬。不久，印宗法师为慧能剃了度。后又召集高僧名师为慧能举行了隆重的授戒仪式。次年春，慧能离开法胜寺，北上到南华寺开山传法，前来送行的有一千多人。在南华寺，六祖慧能传教说法长达37年之年。其间，韶州刺史韦璩也常他到城里的开元寺（后更名为大梵寺）讲经。慧能的言行后被其弟子法海汇编成书，这就是被奉为禅宗宗经的《六祖 法宝坛经》。在佛教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法行为记录能被称做 “经”，而一个宗派祖言行录也被称做“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慧能圆寂于家乡新兴县的国恩寺，享年76岁。次年六祖真身迁回曹溪，供奉在灵照塔中。慧能在生前就深得朝迁的恩宠，唐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女皇武则天曾为“表朕之精诚”，特地遣中书舍人给慧能赐送水晶钵盂，磨衲袈裟、白毡等礼物，其诏书对慧能表达了十分尊崇的心情：“恨不赵陪下位，侧奉聆音，倾求出离之源，高步妙峰之顶。”慧能去世后，更是名位加身。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宋太宗又加谥为“大鉴真空禅师”，仁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最后神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文学大家都先后为慧能撰写过长篇碑文，以记述他的事迹。

三、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禅宗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宗教范畴，而渗透到哲学、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以及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明理学受禅宗的影响就很深，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吾心便是宇宙”、“心外无物”、“明心见理”正是禅宗“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明心见性”的翻版。又如绘画，从唐宗到明的画坛，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创作思想，都可以看到受禅熏陶的痕迹，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深远宁静、超凡脱俗的意境。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原来的佛家用语，也了人们的惯用语。

本世纪以来，带着东方恬静达观精神的佛禅也走向了西方世界。二次大战以后，禅更在英、德、法、美、等国得到特别的发展。西方接受禅的人，除了宗教团体外，还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希望用禅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也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把禅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之一。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广场，矗立着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其中就有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

慧能作为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至今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禅宗--特重禅观，不重教理，自称教外别传。以菩提达摩为初祖，下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弘忍之后分成南宗慧能，北宗神秀二派。北宗强调渐修，南宗主顿悟。弘忍圆寂后，北宗神秀大阐宗风于长安、洛阳。中唐以后，南宗成为禅宗的正统，并形成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家。但宋朝以后则仅存曹洞、临济二脉。或称为佛心宗。

四、佛理小故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很多佛理故事,都是用简单的生活细节来点醒世人

１、求人不如求己：一人去寺庙参拜观音菩萨，几叩首后，这人突然发现身边一人也在参拜，且模样与供台上的观音菩萨一模一样。

此人大惑不解，轻声问道：“您是观音菩萨吗？”

那人答：“是。”

此人更加迷惑，又问：“那您自己为什么还要参拜呢？”

观音菩萨答：“因为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2、一切皆空：山冈铁舟到处参访名师。一天，他见到了相国寺的独园和尚。为了表示他的悟境，他颇为得意地对独园说道：“心、佛，以及众生，三者皆空。现象的真性是空。无悟、无迷、无圣、无凡、无施、无受。”

当时独园正在抽烟，未曾答腔。但他突然举起烟筒将山冈打了一下，使得这位年轻的禅者甚为愤怒。

“一切皆空，”独园问道，“哪儿来这么大的脾气？”

３、你且看他：

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置乎？”

拾得曰：“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４、悟性如光：

弟子问佛祖：“您所说的极乐世界，我看不见，怎么能够相信呢？”

佛祖把弟子带进一间漆黑的屋子，告诉他：“墙角有一把锤子。”

弟子不管是瞪大眼睛，还是眯成小眼，仍然伸手不见五指，只好说我看不见。

佛祖点燃了一支蜡烛，墙角果然有一把锤子。

你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吗？

５、送一轮明月：

一位在山中修行的禅师，有一天夜里，趁着皎洁的月光，他在林间的小路上散完步后回到自己住的茅屋时，正碰上个小偷光顾，他怕惊动小偷，一直站门口等候他„„

小偷找不到值钱的东西，返身离去时遇见了禅师，正感到惊慌的时候，禅师说：“你走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呀！” 说着脱下了身上的外衣，说道：“夜里凉，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

说完，禅师就把衣服披在小偷身上，小偷不知所措，低着头溜走了。

禅师看着小偷的背影，感慨地说：“可怜的人呀，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你！”

第二天，温暖的阳光融融地洒照着茅屋，禅师推开门，睁眼便看到昨晚披在小偷身上的那件外衣被整齐地叠放在门口。禅师非常高兴，喃喃地说道：“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

6、修佛：

一人去深山中的寺庙找禅师问道。

禅师问：“你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那人说：“我是来修佛的。”

禅师答：“佛没坏，不用修，先修自己。”

7、心境：

有一天，苏东坡到佛印禅师处与佛印禅师聊天，两人均盘腿而坐。

聊到高兴时，苏东坡问佛印禅师：“你看我现在像什么？”

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尊佛。”

苏东坡笑着对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堆牛屎。”

佛印禅师笑笑，没有说什么。

苏东坡以为他胜利了，回家后沾沾自喜地和他妹妹苏小妹谈起了这件事。

他妹妹说：“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是佛一样的境界，所以看你像一尊佛；而你的心态像一堆牛屎一样，看禅师当然也就像一堆牛屎了。”

苏东坡听后顿时面红耳赤。

8、礼物：

一位禅师在旅途中，碰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连续好几天，那人用尽各种方法污蔑他。

最后，禅师转身问那人：“若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你拒绝接受，那么这份礼物属于谁呢？”

那人回答：“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

禅师笑着说：“没错。若我不接受你的谩骂，那你就是在骂自己。”

第三篇：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 发布日期：2011-05-15 侯坤宏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 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

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 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 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 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 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反而出现宗教界支持 或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中国境内的反宗教情绪，要等到稍后的“五四运动”才出现。

清末思想界曾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当时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用作为改革、变法维新或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早期改革思 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均笃信佛学，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吸收佛学为其精神养分；同样地，辛亥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 佛之士，如章太炎、黄宗仰、苏曼殊等人。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的：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其时所谓“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也。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 《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冯自由提到的黄宗仰、章太炎、邹容，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汪荣祖认 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国，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当我们要探讨佛教对革命理论的影响时，章太炎是个很好的例子。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1898年春，入张之洞幕，以言论过激，与两 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和而离开。戊戌政变后，章因新党嫌疑，避居台湾，一度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约，东渡日本。时梁启超方倾向革 命，与孙文、陈少白相得，章得与闻革命运动，乃著《訄书》，宣传革命排满。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木刻《訄书》行世。1902年，再度赴日，与 秦鼎彝（力三）等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宣言，轰动一时。1903年，蔡元培组爱国学社，聘章为教员。邹容着《革命军》，章为作序，时 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主立宪，拥清廷，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驳之，传诵一时。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与章太炎都被清政府要求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通缉，后章太炎被租界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邹容2年，邹在关押近2年后病死狱中。

值得留意的是，章太炎刑期较邹容长，年纪较邹容大，但邹容却病死狱中。此中关键在：章太炎在狱中读了佛经，邹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 病”。章太炎接触佛教，有其家庭与修学背景，当他在青少年时，就因其父亲章浚“中年颇好禅学”，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茹素念佛”，这对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有 一定的影响。又，章太炎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盘》诸经”，到“渐进玄门”，与宋恕（平子）的“开导与引路”极有关系。苏报案章太炎 被捕入狱，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终“乃悟大乘法义”。章太炎在狱中所读的，是《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 论》、《成唯识论》，属于因明、唯识学的论典。据章太炎自述，他视“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对佛教的态度并不迷信，是经过 一番理智抉择的。章太炎虽谈佛学，却重视自己的思想，佛教经论的广大内容，刚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数据与语言。

1906年5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翌年初，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与章太炎同寓，章太炎曾为苏 曼殊《梵文典》一书题序，为何震辑《曼殊画谱》题跋，可见章、苏交情不恶。此时，佛学成为章太炎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 道德”，孔教、基督教皆不合用，只有佛教最可用。他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权，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 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清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 人，这就是菩萨行。”其后，章太炎又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认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要 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以为，佛教最足以担当此重任，因“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也。章太炎在革命党宣传刊物大 谈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人害怕《民报》会变成佛教刊物。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主要特征是“以佛学易天下”，鼓吹排满与他所理解的佛法。但 章太炎发表的文章并不限于佛教，佛教只是他的思想根底之一。章太炎在《民报》谈佛，绝不是消极，而是要积极地建立一种革命人格观。

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有“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的念头，他在1907年，曾宣布要在来年“披剃入山”，并约苏曼殊一起“南入印度”，为自 己取了一个“震旦优婆塞”的别名。为谋赴印，请了一个印度人教他梵文。为筹措费用，通过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引致革命党人之不满。1908年4 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批评章太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抛却了平生抱负”。章太炎对此事并未隐藏，曾在《越锋日报》发表一公开信，以说明真相。1916年3月，章太炎再兴出游印度之意，想“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寻释迦大师遗绪”，以遂夙愿，为此曾写信给他的学生许寿裳，请他帮忙 筹措旅费，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就宣扬革命而言，孙文与黄兴都不及章太炎，而章太炎在革命理论宣传上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与佛教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关系。

僧人参与辛亥革命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南社有4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 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民国纪元前3年，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名为“南社”，有“反对北庭”的意味。但黄宗仰并没加入南社，比较确定的是李叔同与苏 曼殊，所以陈星说他们是“南社二僧”。诗人柳亚子曾创办并主持南社，他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李叔同为逃儒归禅”，将二人并称。

从僧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黄宗仰、苏曼殊、铁禅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叔同反而与革命较无直接关系。以下就黄宗仰、苏曼殊等人参与革命之情形，一一加以叙述。黄宗仰（1861-1921），江苏常熟人，16岁时到三峰寺出家，法名印楞。5年后，受具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师赐名“宗仰”，他则自署“乌目山 僧”。光绪十八年（1892），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请，前往主持讲座。戊戌政变后，宗仰目睹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 等人交游。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叶瀚、黄宗仰等人，鉴于清廷“丧师辱国，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 进行，更难着手”，于是，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暗中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先后逃亡，宗仰先留在上海，后赴日本暂避。在日期间，得识孙文，孙文欲赴檀香山，绌于川资，宗仰倾囊相助，始得成行。其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因经济问题，即将停刊，宗仰致函上海友人共集资相助，该刊赖以继续出版。武昌革命兴，上海陈其美、李燮和所 部，各欲推戴其主为沪军都督，相持不下，经宗仰调解，燮和退让，宗仰并向哈同募得捐金3万版以助之。11月初，孙文自欧返国，宗仰亲迎至哈同爱俪园。民国 成立，宗仰“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沈潜评价黄宗仰说，他“堪称辛亥革命前后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一位集诗僧、画僧于一身的革命志士”。

苏曼殊（1884－1918），其父苏贾森，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曼殊。1898年（15岁），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 侨设立的大同学校。1902年冬，加盟具有革命性质之“青年会”，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相交甚契。1903年，俄侵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 队”，旋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咸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前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 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部分担任运动员，回国建立分会，并组有暗杀团。

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世界文学的杰作，1903年，苏曼殊翻译为《惨社会》，1904年，陈独秀将它修改、加工为《惨世界》。苏、陈二人的译 作，非严格翻译，其中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混合，借由“批判清朝统治，号召武装革命”，从改变下层人民的地位出发，提出革命议题，此译本在中国近代革 命史和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1903年11月，苏曼殊在惠州某寺庙出家，法号曼殊。1904年，因保皇党势力猖獗，曼殊倾心革命，曾想用手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据柳亚 子观察，从外貌看，苏曼殊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好像很冷淡，其实骨子里非常热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没有入会，但当辛亥革命发生，陈其美在上海起义的 消息传到南洋时，他忽然热烈起来。当时他是在那里教书，为筹回国旅费，就把书籍、衣物卖掉，未回国之前，曾写信给柳亚子，其中有如今两句诗：“壮士横刀看 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对革命是充满了热情。

1914年，苏曼殊（31岁）在日本发表《天涯红泪记》及《燕子龛随笔》于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 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1915年，苏曼殊曾为冯自由《三次革命军》题词。1915年，在上海，曾住环龙路孙文寓所；1916年，仍居上海，曾与陈果夫、蒋介石同寓；1907年5月2日，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丧事由汪兆铭负责经办。可见苏曼殊与革命党人关系之密切！

智亮、意周师徒：浙江主要革命秘密机关有三处：绍兴大通学堂、嘉兴温台处会馆及西湖白云庵，为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聚之处。白云庵有智亮、意周师 徒二人，智亮俗姓吕，传为吕留良之后，意周姓李，据说是太平天国名将后裔，愤满人之统治而出家。师徒好侠尚义，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对革命党人深表同情，徐锡麟、陶成章初游是庵，即深相结纳。蔡元培、章太炎、褚辅成、秋瑾等，也常到此密商光复大计。徐锡麟赴皖经杭州，曾住此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起义事；同盟会黄郛、陈英士亦曾三次来庵秘密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指示与密约。光复后，孙文、蔡松坡亦曾游此庵并题匾额楹 联。

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据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毕永年，湖南长沙人，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及弱冠，与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后 在京任军机章京，毕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往来于汉口、岳州、长沙间，与哥老会诸首领谋匡复事业。毕永年赴日后，求谒孙文于横滨，加入 兴中会。因唐才常在上海力主保皇，原支持革命之会党（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尧卿等）得到保皇党经费，纷纷改变立场。毕永年劝唐才常与康有为 断绝关系，唐坚不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毕永年出家后，法名“悟玄”，曾贻书平山周，有云：“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意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 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利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据冯自由说，毕永年“其后不知所终”。但经杨 天石考证，毕永年之出家，因受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之影响，但他“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唐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被推 为副龙头，积极联络在湖南举事，并曾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紫林和尚原为革命志士，因躲避清廷追捕遁入佛门，但仍与哥老会头目有联系，支持毕永年之活 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毕永年回广州，卖掉西服，着上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到白云山隐居。1902年1月，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享年32。

铁禅（1894－1945）：番禺下茅人，善拳技，能诗、能书、能画，清光绪10年曾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做过幕僚。回粤后，家居赋闲，以书画自 娱。因遭甲午大疫，妻、子相继死亡，遂入六榕寺削发为僧。辛亥革命前，铁禅结识孙文，同情并支持革命。六榕寺在戊申广州之役时，是策划革命活动总机关底下8个分机关之一，孙文曾在六榕寺内召开秘密会议，铁禅因而 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相识并有交往。中华民国成立后，铁禅在广州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任会长。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返广州时，铁禅迎 孙文至六榕寺，得孙文赠予《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另白云山双溪寺主持蟠溪和尚，铁禅独与之友，因他能协助埋葬七十二烈士遗体，对革命亦有 功。

除了上述几个例子，辛亥革命时有些寺院是革命党人的后勤中心，有些寺院还组成僧军，实际参与革命活动，如武昌首义时汉阳归元禅寺。归元禅寺位居战略要地，一度是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和粮台、后勤机关所在地。

1911年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当晚率总司令部人员进驻汉阳西门外昭忠祠，昭忠祠在归元禅寺南侧，属禅寺范 围。革命党人在寺内设粮台，以王安澜为总办，掌军粮发放，胡祖舜负责军资弹药，也驻扎在寺内。在归元禅寺后勤行动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 队，每对有辎重兵三五十人，从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1里间，设一兵站。后民军兵败，来不及撤退存放在归元禅寺的粮食和军需品，放火焚之，此为该 寺遭辛亥兵燹之内幕。

据1911年11月12日上海《民立报》所登短讯一则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 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归元禅寺僧众中，有不少人脱掉僧衣，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民军队伍里，为创建共和浴血奋战。除武汉地区，革命蔓延到上海、宁 波，各地僧众亦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者。上海的一支，且曾实际参加攻南京的联军，率领者为灵隐的玉皇方丈（却非）。绍兴亦编成数百人，以谛闲法师为统领，开元寺僧铁岩副之。另在上海，平桥路清凉寺住持释清海、大南门海潮寺住持释应干，鉴于民军饷项不足，特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建水陆道场49昼夜，香火所 得，悉充军饷。

“革命和尚”释太虚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除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外，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他一生所戮力的佛教改革事业上。据他自 述：“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学理）革命，僧制（组织）革命，寺产（财产）革命的口号。”

早在1908-1909年间，释太虚因读到华山所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章太炎之《告佛子书》和 《告白衣书》，及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介绍有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影响，而有以“佛学救世之宏愿”，“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 真向俗”。

1910年正月，太虚应栖云之邀到广州，栖云与革命党人往还，谈革命殊为激烈。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扬佛学及发表诗文，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 游；又因栖云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党人粗豪放浪、横蛮诡怪者无所不有，太虚与之往返甚密，常参预各种秘密集会，太虚自己说：“令我煅炼敢以入魔，敢以入险 的勇气豪胆者，亦由于此。”可见革命同志对他的性格，是有所影响的。太虚在广州，交由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抵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 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常常提供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斯等人的译作给太虚。其间，太虚又读到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太虚乃有“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之产生。

1911年3月29日，广州之役，党人殉者，丛葬于黄花岗。太虚哀之，作《吊黄花岗》七古，其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 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4月，太虚以广州革命失败，急退双溪寺住持，时官厅侦查党人甚急。后来栖云为官方所捕，于栖云处得太虚吊黄花岗诗，官方 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发兵围白云山，时太虚匿居潘达微之平民报馆。太虚吊黄花岗七古，曾刊载于粤、港、沪各报，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标题者。太虚 因只有一首诗之嫌，别无其他物证。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大力为向粤督张鸣岐开脱，加上汪萃伯、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

此时，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逐渐地留意到：怎样根据佛教真理，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太虚在上海 时，江亢虎宣布中国社会党党纲，太虚应之。民国元年，太虚与仁山等，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有“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释印顺说：“金 山兴学，固出自仁山主谋；而大师（指太虚）当时，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这也难怪时人会将他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二太”。

当时佛教界，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文希也在北京，邀寄 禅赴北京。值内政部有提拨寺产之议，寄禅力争，回法源寺而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八指头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以抒悲愤。《佛学丛报》为文抨击，太虚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难，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

他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太虚提出佛教三种革命：

一、教理革命，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 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

二、教制革命，关于佛教组织，应改善僧制。

三、教产革命，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 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太虚所提佛教三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对往后佛教发展极具开创意义。

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确乎是有过一番的革命言论与行动的，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革命和尚”。民国3年9月，太虚到普陀山闭关。从政治革 命的立场说，是离开了革命；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他并不稍移其“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 在太虚，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由于“革命和尚”释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影响，以及在日后革命风潮的激励，许多佛教刊物也加入宣扬革命的行列，如出版于民国15年2月的《楞严特 刊》第2期，在封面页上就有如下口号：“革命是佛的素志！”“自由平等是佛的主义！”“扫除恶魔是佛的宗旨！”第12期的口号为：“打倒反对佛非宗教 者！”“扫除佛的宗教贼！”“颠覆宗教式的组合！”第13期注销《武汉解放被压僧尼运动执行委员会宣言》中强调，僧尼处现今时代，要是完全不耕而食，不织 而衣，不工而居，不学而得安乐，“不革命而享幸福”，无论神通如何广大，佛法如何妙好，总是难使人信仰。并标列口号云：“解放被压迫僧尼即是打破地狱饿鬼 畜生！”另《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中国佛教革新宣言》中也说：“现在20世纪，是大革命的时代，宗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而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如何革法 呢？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宗教式、偶像式、迷信式，虚伪粉饰的旧佛教，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王公大臣、军阀、贵族、资本阶 级，宣扬公德的旧佛教；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和合无争，统理大众，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旧时为帝王利用鬼术神权，迷惑妇女，麻醉人民的旧佛教； 而开为人类，说人话，做人事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被强权愚弄、收买、虚伪的腐败催眠的佛教，间接吃人，非人道奴隶的佛教！”

北伐期间，革命风潮盛行，尤其在民国16年，国共分裂后，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所以僧众也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都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 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太虚曾写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认为：“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 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太虚还举出其中弊病及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并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 办法。太虚说：“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

结论

表面上看来，革命与佛教，似乎应该是水火不兼容，但实际情况却是，有些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行动时，吸收了不少佛教教义，作为思想武器；有些革命 党人非常重视对佛教人士的联络，争取他们支持革命；某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佛教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只重视来世的理想主义者，出世不离世，重视现实关怀，才是佛教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的根本。这可由本文所叙佛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伴随着20世纪初政治革命的萌动，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教成为被革命的对象，道教则处于衰败之中，无法受到社会关注，具有革命资格的是佛 教，佛教与近现代政治革命风潮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呈现出它在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应有的现代性问题。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就中、外佛教史来看，也曾出现过“僧兵”，中国之嵩山少林寺及日本安平后期之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为例。少林寺僧兵始于隋末，有以昙宗等13武僧 为首的僧兵助李世民生擒王世充侄王仁则之事；宋徽宗时，河南尹范致虚任僧人宗印为宣抚司参议官并节度军马，宗印把武僧组成一支名为“尊胜队”之军队去抗击 金兵；元朝建立，少林寺是元廷的忠实卫士，元朝末年，少林寺曾组僧兵反击红巾军；明嘉靖年间，少林寺僧兵曾参与对抗倭寇的战斗。至于日本史上的僧兵，由于 日本佛教拥有鲜明的宗派意识，从安平后期到江户时代之前，一些较大的宗派还拥有武装，如：净土真宗之“一向一揆”，本愿寺是各地真宗本愿寺教团系统武装斗 争的指挥中心；日莲宗之“法华一揆”，在京都之日莲宗，根据日莲的为了“护法”可持兵杖的教义，在寺院中备有用以自卫和向“他宗”强力“折服”的武器。战 国时期，京都内日莲宗各寺院为了防备农民起义队伍和其它宗派的武装侵袭，也有僧俗一体的武装团体。

20世纪中国史中，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辛亥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尽管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不彻底甚至是失败的革 命，但其一举推翻统制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加速社会的发展，提供后人许多经验与教训，这段革命史还是很值得我们再研究与评估。

第四篇：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印度、尼泊尔一带。根据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推断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早的时间应在秦始皇时代。从古至今，佛教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佛教中的许多思想在我国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一、否定宿命论

佛教认为人有命运，但是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开创命运。佛教主张诸法因缘而生，命运也是如此。坏的命运可以凭借着多做善事、进行忏悔而加以改变。因此命运并不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再坏的命运也能透过自身道德和行为上的修行加以改造。同样地，好的命运如果不加以维护，也会失却堕落。在鲁迅的作品《祝福》中，祥林嫂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封建礼教的迫害之下，却是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的人物。她进行过自发的抗争。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是因为她希望土地庙的门槛能代替她遭受万人践踏，在来世改变自己现在的处境以获得的幸福。

二、顺其自然的思想

人生皆苦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它相信地狱轮回，因果报应。人生是苦的，在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修行提高自身的修养获得来生的幸福。但对于当下的苦难，则应当顺其自然。出家是看破红尘的话，那么涅槃则是最终的解脱。许地山《命命鸟》中的敏明和加陵通过涅槃以及生死轮回，最终实现了摆脱人生苦痛的愿望和理想。在佛教中，涅槃意味着生死相续，是佛教徒力求达到的一种不死不灭的最高理想境界。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更是有着凤凰涅槃的典故，意思是指历经艰险而后浴火重生。

三、丰富多样的佛教意象

佛经中涉及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它们随着佛经的翻译而进人了中国文学的画廊，如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就是来源佛经之中的神猴形象。佛经文学中的植物形象，也在佛教文化的东传过程中，渗透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其中最典型的是莲花意象。周敦颐《爱莲说》中盛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直至今天，藏传佛教仍然被认为象征着最终的目标，即修成正果。

第五篇：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奶奶是一个佛教徒，虽然没有像庙里的和尚和尼姑一样受戒出家，但一直以佛教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我从小就跟着奶奶生活，所以也受到一些佛教思想的熏陶。对多数没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触过佛教的人来说，佛教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但事实上佛教的智慧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人会认为佛教的思想就是迷信，其实不然，佛教的理论都是一些高深的哲理，教会我们如何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世界万物。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它正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净化人们智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假如佛法得以弘扬，这个世界的纷争就会少很多。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教在向印度各地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壮大发展。约在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不断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与儒、道两家思想汇合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大乘佛教的中心。自从汉明帝谴使西迎、白马驮经东来，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两千多年了。两千年来的佛陀智慧明灯，伴随着无常苦空无我，经历了各代王朝的兴衰成败，启迪了多少圣哲先贤的思想，演绎了无数英雄志士的伟业，照亮了芸芸众生的道路，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得到广泛弘传，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是：缘起、法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业报、三界六道、三十七道品、涅盘，以及自成一体的密宗法义等。从某种意义上，佛教教义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因果与修行的理论方面的，这是佛教教义的实践方面、宗教方面、道德说教方面。佛教的善恶因果观与修行法门，既与其它一切宗教、道德说教有共通之处，又自有其殊胜之处。二是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方面的，这是佛教教义的理论方面、哲学方面、辩证思维方面。佛教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的理论，是建立在佛教修行（主要是禅悟）基础上的成果。当然，从具体内容上看，这两大方面是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的。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汉魏之后，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自不用多说，道家在民间的影响也是十分广泛的，不过始终有点迷信的感觉。而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年的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哲学，佛教渊源于宗教和哲学特别发达的印度，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此外，还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关内容，如《西游记》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至于名著《红楼梦》中，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话，势必无法正确解读这些作品。

佛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极大促进了中国雕塑、建筑、绘画艺术的发展。其中，尤以雕塑领域更为突出。存世作品中，佛教造像不仅数量众多，更有着令世人瞩目的艺术价值。而存世的古建筑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寺庙建筑。如现存最早的两座唐代古建，均为佛寺殿堂，即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至于古塔，基本都是佛教建筑。中国的绘画、书法作品，同样离不开佛教题材。山水画中，有古寺梵刹、阿兰若处；人物画中，则有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高僧大德。而各个朝代抄写的经书，则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不仅直接以佛教相关题材乃至佛教经文为创作内容，更蕴涵着佛法的境界和精神。

除了对艺术领域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极盛之时，普及至“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于是乎，佛菩萨圣诞等宗教节日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民俗节日。其中，尤以腊八节和盂兰盆会的影响为最。国人有很强的孝道观念，但这种孝是建立于伦理纲常之上，而佛教所提倡的孝亲则着重于报恩，可以说是更究竟的尽孝方式。

此外，国人的很多道德观念也深受佛教影响，如因果报应的观念等等。维系社会安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法律，一是通过道德。在世界各民族中，宗教都是道德建立的基石，以此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在阿拉伯国家，依伊斯兰教建立其道德基础；欧美国家，依基督教建立其道德基础；亚洲国家，则依儒教、佛教建立其道德基础。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我相信在未来的社会里，佛教文化必能一如既往，与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