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经济由“保增长”到“稳增长”

第一篇：为何经济由“保增长”到“稳增长”

为何经济由“保增长”到“稳增长”

摘要：从“保增长”到“稳增长”是今年经济基调的最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中央政府试图从金融危机之后的危机思维中走出来，重回金融危机时代前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路径。2011年我国经济增速已经出现连续下滑，今年以来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一季度经济增长仅为8.1%，创近年来的新低。具体来看，1—5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8.7%，低于全年增长10%的目标。前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增速较前四个月继续回落。为何经济由“保增长”到“稳增长”这一话题引起我们的思考。

关键词：保增长、稳增长、经济

“保增长”是一种政府强力干预的经济发展思路，增长的背后是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推手给予经济一种非市场的作用力，因此是一种人为的“保”，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作用；而“稳增长”则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发展思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为隐性，是市场主导、政府为耻稳定的正常轨道。

10月底我国4季度GDP增长率预测值为7.8%，显著高于3季度7.4%实际增速，显示学界相信“宏观回暖在年底”。不过即便预测应验，仍难改宏观经济经历减速调整的基本事实。在一揽子刺激政策拉动下，我国GDP同比增长率在2010年1季度达到11.9%高位，此后总体呈回调走势至今。今年前3个季度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分别为8.1%，7.6%和7.4%。从预测值与实际值偏差看，今年前三季度“朗润预测”连续三次出现预测高估误差，显示目前经济减速具有某种“超预期”特点。为此也总结出了三个原因：

经济增速减缓有三个原因

为什么我国经济出现持续减速态势？外部环境影响无疑是重要原因。近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因各自结构原因低速增长甚至濒临衰退，使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受到抑制。不过分析大国经济基本表现特点，更应从自身环境和内生因素方面分析根源。从国内看经济增速减缓有三个层面根源。

一是长期原因。中国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正经历峰值期并将趋于下降，加上年轻劳动力供给增量趋于减少，会逐步对潜在供给增速产生某种收敛作用。另外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缩小，也意味着潜在后发优势发挥空间逐步收窄，制约潜在供给增速。长期结构因素变动，可能已使中国潜在增长速度从早先两位数高位收窄到一位数水平。虽然难有精准估计，但结合观察我国经济近年基本宏观经济指标组合表现，有理由推测目前长期潜在供给增速应已从早先10%左右下降到目前8%-9%。

二是周期原因。调整上一轮景气周期累积矛盾与失衡因素，客观要求一段时

间减缓经济增速。例如中国央行总资产世纪初十年从3.83万亿元增长到26.9万亿元，共增长六倍。同期广义货币M2从14万亿元增长到73.4万亿元，共增长4.2倍。然而同期我国实际GDP增长约1.7倍。货币扩张过快，伴随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飙升等失衡现象。经济适度减速对调整宏观金融过度扩张累积矛盾具有必要性。

三是短期原因。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快速下滑形势，2008年底我国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对稳定当时就业形势与助推宏观经济2009年2季度开始V-型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刺激措施毕竟是通过透支未来收入与需求发生作用，好比采用激素治疗方案后患者身体会有一段时期出现不适症状一样，刺激措施“功成身退”后会由于“透支回补效应”派生经济减速现象。例如我国刺激政策包括2009-2010年对汽车业提供降低购置税和下乡补贴，刺激我国汽车产销量从2008年965万辆和936万辆，分别跃升到2009年1420万辆和1362万辆以及2010年1875万辆和1804万辆，两年产量累计增幅高达94%。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已居世界第一。常识告诉我们，中国这样汽车大国市场供需长期增速不可能总是维持在30%-40%超常水平。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两年井喷式增长对汽车未来供需潜能大幅透支需要减速回补，刺激措施退出后2011年产销量增速双双剧降到1.8%，今年上半年销量增速为2.9％。另外刺激政策推动钢铁业反弹、地方融资膨胀、房地产扩张，这些领域也都发生后续透支回补效应。

需告别传统调控模式

应对目前经济减速形势，需告别“刺激经济保增长、行政干预抑通胀”调控模式。应在继续目前温和宽松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基础上，趁势实施经济调整方针，着力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为新一轮自主性景气增长到来积极创造条件。

目前经济增速低于潜在长期供给增速，需要实施温和宽松的宏观政策以避免经济增速过度下滑。近来中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审慎的稳增长保增长政策，大体符合温和宽松政策范畴。最新数据显示的宏观经济明显企稳回升动向，说明前一段温和宽松的稳增长措施正在产生预期效果。在实施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的同时，需总结过去十余年宏观调控实践经验与教训，对开放型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目标与定位加以反思，针对转型期宏观失衡现象的深层体制根源进行调整改革，使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与长期结构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与动态协调。

因此，当我们实施积极宏观政策保增长的同时，需明确应保或力求的是自主性与内生性增长，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长；是准入公平与鼓励竞争的增长，而不是维护垄断前提下的增长；是品质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长，而不是质量低下和

运营粗放的增长；是稳健与可持续增长，而不是失衡累积难以持续的增长。宏观政策基本功能应回归调节总需求，不能指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所有深层结构问题。

政策重心应转向“调控”与“改革”

要创造新一轮自主性、内生性与可持续的景气增长，就必须把政策思路与重心转变到调整和改革方面，在破解深层结构问题和理顺机制方向下工夫，为宏观景气增长奠定微观行为基础。中国改革议程千头万绪，从培育自主性景气增长基础要求看，以下几方面改革议程具有特殊意义。

一是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引入新规范使小产权房逐步有序合法化，完善市场经济基本产权制度。二是扩大民营企业准入，减少政府对投资核准与审批范围，力推企业减税减负改革，给企业家能力发挥创造更大空间。三是加快深化汇率与利率体制改革，创建与开放性大国经济需要相一致的现代宏调架构，并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资产泡沫创造体制条件。

第二篇：稳增长专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复杂严峻，下行压力加大。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何为“稳增长”呢？中央政府为何在此时把“稳增长”放在重要位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重要位置，当然与近来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有关。这不仅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进一步增加，希腊脱离欧元区的可能性大增，而且还因为国内4月的宏观数据清楚地显示了经济下行的风险。面对国内外现实的经济环境变化，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开始有所变化，除了直接提出把“保增长”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还及时地推出了确保国内经济“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通过扩大内需来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加快审批基建项目、促进节能家电消费、加大企业减税力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等。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现象都还只是量上的调整，中国经济形势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因此，政府“稳增长”，并非要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两位数增长水平上，而是要确保经济增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规划的GDP增长7.5%的区间。换而言之，“增长”依然是中国经济必要的目标。同时，宏观经济调控更加趋于理性。在这个转型期，与经济上升期比较，稳定期存在着四个突出问题。

第一是防止经济增长源头性因素偏冷。汽车、住房消费是考量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今年采取了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后，预计车、房购买活动将趋于成熟和稳定，并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较为持久的动力。但在调整过程中，车、房的购买活动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果政策不当，有可能持续偏冷。由于买车、买房是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性因素，这些方面如果持续偏冷，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降低，过早进入萧条状态。这对于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是一个严重威胁，必须高度重视。

第二是外贸由高转稳，警惕拉动力度减弱。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进入今年以来，随着纺织品配额的取消，欧美等国家纷纷以不同方式对我轻工产品出口设限。在此背景下，预计外贸出口将逐步由高速增长转入平稳增长，对相关产业的拉动力度也随之减弱。这些对劳动密集型的下游产品会形成一定影响，对新一轮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也有一定影响。

第三是重化工业出现需求约束。经过去年以来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投资过热的苗头得到有效控制。综合来看，对重化工产品的需求增长趋稳。另一方面，重化工产品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目前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显现，预示着重化工业将进入一个结构性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化工产品价格水平会走低，出现需求约束，部分企业要被淘汰出局。这一调整预计也将波及到能源电力方面。这些调整会抑制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压低投资增幅；而投资增幅降低又会进一步减少对重化工产品的需求。由此可能导致经济出现偏冷迹象。

第四是物价开始走低，防范通货紧缩。当前投资、出口等需求增长趋稳，居民买车、买房的活动也趋于稳定；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则增长很快。随着结构性供求缺口的缩小，物价水平必然开始走低。目前在居民消费价格方面已经有所表现，预计生产资料价格水平从下半年开始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针对以上问题，我个人提出一些建议：

一．驾好“需求”与“消费”两架马车。积极培养、引导居民家庭的买车买房活动，稳定提高经济增长的源头性拉动因素；加快研究全面参与国际分工背景下稳步扩大中国产品国际市场的问题，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支持；加快研究稳定粮食价格的有关措施；加快研究保持各项需求合理增长，特别是努力引导和扩大居民家庭买车、买房活动，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措施。

二．改善民生的机遇。所谓民生问题是重中之重，以民为本。因此，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据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让广大老百姓的口袋里的钱多一点，特别是中低消费者消费的支付能力增强。通过增加国内消费的支出，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来支撑经济的增长。

三．产业升级的机遇。借助我国出口增长不足的压力，形成一个倒逼机制，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增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自主品牌的产品，能够带动我国产业的升级，现在应当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另外，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和第三产业。

四．国际并购的机遇。当前欧美一些企业，具有比较好的科技资源和国际营销网络。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它们经营面临困难。此时却是我们并购的好时机。

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国民经济运行将进一步企稳，为扩大消费奠定坚实基础。伴随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社保体系进一步健全，“稳增长”一定能取得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定能逆流而上。

第三篇：稳增长

“今年听取温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后，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温总理提出的着力„稳增长‟。稳增长，是让我们进一步以经济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推动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稳增长，让我们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稳增长‟的背后体现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让消费潜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增长‟，更体现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进取心，我们要进一步加速发展，合理布局，促进经济持续、和谐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殿贵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对于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理解。

“稳增长”靠什么来保证？在王殿贵看来，这需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用更加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我认为经济结构调整要着力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结构。发展的动力，要从国家经济直接补贴和扩大投资，转变为助推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实体经济发展拉动整体发展。其次是调整产业结构。要发展就要兴工业、做农业、就地产业化，把各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优势。2011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141.1亿斤，规模全国第一、世界前十，但是目前这种粮食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实体经济优势，只有把粮食资源优势通过„兴工业‟之路，实行„就地产业化‟，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品牌优势、实体经济发展优势。最后是企业要调整产品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已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企业的产品必须要适应市场需求才能不断发展，否则必然会被市场淘汰。”

相比国家的“稳增长、调结构”，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是王殿贵更为关注的问题。“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是老企业，发展困难多、压力大。面对矛盾和问题，我们主动求变，从低档烟起步，在做精、做强自有品牌的基础上，把宝贵的计划资源向合作生产上倾斜，逐步走出发展自有品牌与品牌合作生产并重的特色发展之路。”王殿贵说，“2011年，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势头良好，上缴税利同比增长31.7%，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足以说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黑龙江工业公司要争做重点品牌加工基地，我们将着力在„上水平、强管理、增活力‟上下功夫。上水平，就是要持续改进生产工艺、持续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达到一流水平，助推品牌发展；强管理，就要牢牢把握管理是企业永恒主题这一基本思想，始终牢记„越严格越规范‟的管理理念，用规范的生产经营拉动企业效益的提升；增活力，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牢固树立„两个至上‟行业共同价值观，使队伍充满活力。”

2011年，黑龙江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势头良好，面对新一年的工作，王殿贵显得信心满满：“国家局局长姜成康在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提出的„1+5‟工作目标，非常符合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精神，符合时代经济运行发展走势。2012年，黑龙江烟草工业将紧紧围绕„卷烟上水平‟战略任务，坚持„1+5‟工作目标，以调结构为主线，以哈尔滨卷烟厂异地技改为突破口，以企业文化建设为保证，咬住做行业„532‟品牌加工基地不放松，努力保持企业持续、协调、共同发展，力争为行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只有主动求变，才能走出品牌加工与发展自有品牌并重的特色之路。”

第四篇：我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意义

稳增长是2011年12月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今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艰巨性以及国内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次强调稳增长的政策取向。稳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推动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近期，从国家的层面上，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开始陆续出台，可以预见，这种政策基调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旋律。因此，稳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首先，稳增长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年增速目标从2005年至2011年连续8年都定为8%，实际运行结果比预期增速略高出一些，2005年至2011年我国GDP的增速分别是10.2%、12.7%、14.2%、9.6%、9.2%、10.4%、9.2%。考虑到国际国内的复杂经济形势，温总理在2012年3月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目标为7.5%。这表明，从中央政府层面对今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是实现更加稳健的增长，也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保、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也必须取得重要进步，增长的质量要求更高。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在稳增长中才能实现，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许多结构上的问题。没有稳定的增长，要实现将工作的重点转到更加注重环境、注重效率、注重依靠科技创新的动力推动经济发展上来，是不可能的。

其次，稳增长是适应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的要求。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欧洲愈演愈烈，并演化为欧债危机。欧债危机一方面体现了在国际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传导到各个国家，另一方面，也使得欧洲经济前景更加扑朔迷离，其对国际经济和我国未来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虽然暂时尚难量化，然而产生不利影响却是必然。必须克服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实现稳增长。

最后，稳增长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稳增长的核心内涵是增长。从目前发展阶段看，增长是第一要务，没有稳增长，就没有条件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就业问题，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讲政治、讲全局的高度，以对全市人民福祉高度负责的态度，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工作自觉性，突出重点任务，以迎难而上的坚强决心和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战胜一切困难，确保完成今年稳增长的各项目标任务，通过经济的稳增长，同时提升发展质量，让发展成果惠及百姓是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稳增长不仅意味着保持一定的速度，更需要在经济结构更趋优化、民生保障不断改善、社会和谐日益提升的过程中实现。只有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增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科学统一起来，才能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努力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把稳增长与保民生、促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加快促进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通过办实事、办好事、办难事，让人民群众更好享受发展成果，维护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是对全球经济的最大贡献。当前，既有对中国经济的期盼，也有对中国经济的苛求。

对美国而言，尽管通过进一步举债暂时缓解了债务违约的风险，但经济增长乏力与失业率居高不下仍是难以摆脱的困境。基于对大选的考虑，两党都需要为目前的困境寻找一只替罪羊，人民币汇率首当其冲。假如美国一意孤行，这不仅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则，掀起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甚至会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姑且不论过去几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

经有了大幅升值，如果由此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意识到，美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可能性无疑会降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应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优先关注的议题。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出路，最终的拯救者还是欧洲自身，而非外来者。围绕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欧盟两年多来举行了十四次峰会，仍然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救助方还是被救助方，欧元区成员国都没有对合作表示出足够的政治意愿。欧盟最迫切的任务是向外部世界发出明确而可信的信号：推进一体化进程的意愿是不可改变的。投资欧洲债券需要遵守市场规则：保障投资安全，并获得相应的回报。

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证明：为遏制全球经济衰退加剧，中国表现出了高度合作立场，为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不仅对亚洲经济，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

不论是唱衰还是捧杀中国经济的声音，都不会影响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目前，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因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而受到经济减速的威胁。从中期来看，目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发达国家实现“去杠杆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经济摆脱低速增长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完成“去杠杆化”进程；二是寻找到新的产业增长点。在当前世界经济的调整期内，要让中国经济维持危机前的高速增长态势显然是不现实的。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既要有忧患意识，也要增强信心，做好稳定经济增长这篇大文章。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可以为迎接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提前做好准备。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重大贡献，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能在走出低谷后的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展望未来，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仍是发达国家债务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金融危机阶段，发达国家政府干预只是完成了私人债务的国家化进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如果说金融危机证明了过度的私人债务负担不可持续，那么主权债务危机则证明了把私人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同样不可持续。

美国可以依靠其世界货币发行者的地位，继续举债来缓解债务危机，而南欧国家不具备这种优势。不过，美国尚未解决债务问题。虽然发达国家有可能利用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方式转嫁债务，但削减支出、减少消费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其后果将是全球经济的需求乏力与经济增长放缓。填补发达国家所留下的消费需求缺口，是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保持稳定高速增长有助于应对这种挑战。

面对短期的主权债务危机和中长期的需求乏力、经济增长缓慢，全球经济的希望将寄托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保持稳定增长是对全球经济最大的贡献。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稳增长”对我国及世界的重大意义。

我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意义

学院：外国语学院班级：10级英语1班

姓名：盛爽学号：L1015107

第五篇：中央的政策取向为何从“保增长”转向“稳增长”

中央的政策取向为何从“保增长”转向“稳增长”？

当前中央经济政策的调整基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变化。

一是长期原因。中国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正经历峰值期并将趋于下降，加上年轻劳动力供给增量趋于减少，会逐步对潜在供给增速产生某种收敛作用。另外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缩小，也意味着潜在后发优势发挥空间逐步收窄，制约潜在供给增速。

二是周期原因。调整上一轮景气周期累积矛盾与失衡因素，客观要求一段时间减缓经济增速。例如中国央行总资产世纪初十年从3.83万亿元增长到26.9万亿元，共增长六倍。同期广义货币M2从14万亿元增长到73.4万亿元，共增长4.2倍。然而同期我国实际GDP增长约1.7倍。货币扩张过快，伴随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飙升等失衡现象。经济适度减速对调整宏观金融过度扩张累积矛盾具有必要性。

目前经济增速低于潜在长期供给增速，需要实施温和宽松的宏观政策以避免经济增速过度下滑。近来中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审慎的稳增长保增长政策，大体符合温和宽松政策范畴。最新数据显示的宏观经济明显企稳回升动向，说明前一段温和宽松的稳增长措施正在产生预期效果。

在实施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的同时，需总结过去十余年宏观调控实践经验与教训，对开放型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目标与定位加以反思，针对转型期宏观失衡现象的深层体制根源进行调整改革，使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与长期结构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与动态协调。

当我们实施积极宏观政策保增长的同时，需明确应保或力求的是自主性与内生性增长，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长；是准入公平与鼓励竞争的增长，而不是维护垄断前提下的增长；是品质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长，而不是质量低下和运营粗放的增长；是稳健与可持续增长，而不是失衡累积难以持续的增长。宏观政策基本功能应回归调节总需求，不能指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所有深层结构问题。

保增长是力争达到某一个增长率，而稳增长不以提高增长率为准，而是将增长率稳定在某一个数值。稳增长的好处是，可以提升增长的质量，减少资源消耗，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就业率以及提升呢过工人工资，促进消费。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基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经济政策从“保增长”转变到“稳增长”就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将会更加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