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

第一篇：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

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信力建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在这场短短九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2.3亿两。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尊严之痛，国人自尊之痛，却要远远超过割地赔款之痛！——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间关马关港（今下关港），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举行谈判。谈判其间，伊藤博文极为横蛮，屡屡逼李鸿章在早已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哀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二十多天过去，日本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谭嗣同）。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中国日本一衣带水，自汉朝始两国开始交往频繁。历史上曾经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进入近代后，两国又一度面临相同命运：1840年，英军炮舰轰开了“天朝上国”大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关锁国政策。不久，两国先后开始了旨在“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变革：1861年，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1869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尔小国”日本后来居上，甲午一战，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最终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政治人物，他们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作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头号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伊藤博文关于“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之语，其实有失公允，其实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一语，盖有深意在焉！用现在的大白话意思就是：“我们不但要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洋的观念和制度！”——这与伊藤博文“改革内政”一语可谓不谋而合。而且李鸿章后半生中，作过不少类似表述。

伊藤却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日本虽属儒家文化圈，但德川时代儒学才在日本真正盛行），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老大帝国所能相比的。

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小日本”是一个“死不认罪”。殊不知，日本其实是一个只敬畏强者，甘于向强者低头服输，不耻下问向强者学习的民族。还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极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民族——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江户湾口，轰开了自“锁国令”以来关闭了达二百多年的日本国门。这时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极为相似。然而，前者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前述英杰大多数或被刺杀，或战死）。

近代日本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这里强调“一大批”极为重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车轮转轨而言，仅出一个“板坦虽死，自由不灭”的板垣退助远远不够。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像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板垣退助这样或战死，或被杀，或被刺死者却不计其数！正因为有一批批伟大启蒙思想家、政治谋略家和政治精英的涌现，1869年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短短三十年年便实现了“脱亚入欧”战略跻身西方列强。并接连战胜两个东方巨人——大清和俄罗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只能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内的朝廷统治者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夷之强在于政治制度,不在“奇巧淫技”。然而，“传之万代”潜意识和侥幸心理，驱使大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对必然导致皇权旁落的君主立宪深恶痛绝，高举“祖宗之法不可变”大旗，对任何消减皇权的改良说不。而朝廷顽固派则顺势而上，认定“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在奕亲王等人坚持下，虽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在各自领域开展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达到“船坚炮利”之目的“洋务运动”，却拒绝学习比西方科学技术更重要的西学思想、宪政制度。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严重钳制。而缺乏总体设计，又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直到洋务运动结束，中国远未形成的近代化工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

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但近代化意识（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落后更为可怕。所以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对这一点，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和维新派精神领袖福泽谕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日本不能只羡慕西洋的船坚炮利，更要羡慕西洋的文明。所以他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强烈主张日本国民精神“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并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作为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精英和“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无疑要高出一筹。但与福泽谕吉、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一大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相比，却逊色太多。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近代国家思想——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素养，与伊藤博文相比远不在一个档次；伊藤博文是一位“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却是中国“有治人无治法”传统观念的继承者，对近代国家思想缺乏根本的认知。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

大清统治集团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之落后，从强大的顽固派长期攻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言论中略见一斑——顽固派攻击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等等。

而清末的对外关系，仍然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以慈禧为首的、在唯我独尊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起来的朝廷领导核心，此时对英、法、美、德、意等西洋列国虽心存恐惧，但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是当时朝廷皇上和大臣的普遍心理。连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甲午战前的几年，在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居国民总收31%、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严峻现实下，清政府竟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队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而陆军更糟，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然而另一方面，为迎接慈禧太后诞辰，却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与大清削减军费预算、慈禧太后甚至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县有朋等日本政治精英高瞻远瞩：“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钱虽然不算很多，但却作出一个良好的表率的作用，全国富豪和民众纷纷捐赠军费，一年捐款达100万日元„„所有这些，极大地鼓舞民心，更激励了士气。为此，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观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时间里，号称“亚洲第一海军强国”的大清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到了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拥有军舰32艘。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此时的北洋海军舰不但数量被超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等弱点。

近百年间，一直有人指李鸿章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避战保船”。其实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指挥上虽有较大失误，但却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决一死战，但因实力悬殊、军队和装备不及人，以及用人不当等因素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梁启超亦认为“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为何“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旅日学者宗亚泽先生的历史著作《日清战争》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示：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在陆军方面，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85%，而日本装备率达到100%；海军方面，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它多个指标上占优。如果说，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道线已达3200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000吨，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国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军队装备的差距，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折射的是近代意识、国家政治制度的落后。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光、咸丰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战争爆发以后，大清军队频频发生让世人耻笑，令国人蒙羞的事件：“叶志超狂奔500里”；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只在一日之内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000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大清之所以惨败，完全是输在近代化意识和政治制度落后之上。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非彻底的宪政制度转型。这就为日本最后走上军国主义埋下祸根。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187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这时，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对新兵教育导入“为国尽忠”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然而洗脑教育却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

尽管如此，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观念教育，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清国，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完全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遇到的是这样一群毫无斗志、一溃即散的散兵游勇。在这样孱弱的国防力量下，日本征服清国的信心得到大大增强，对“天朝上国”最后一点顾虑和心理恐惧完全消失。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预示了失败者必然命运——虽然大清参战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63余万人，但最终惨败于参战兵力只有24万余人的“东瀛倭国”，“天朝上国”彻底颜面扫地！大清朝随之风雨飘摇，百姓日益水深火热。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又导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太多不平等条约而落得“汉奸”、“卖国贼”骂名。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谓志得意满，一生无憾！——虽最后死于朝鲜志士安东根之手，虽一直被中国人痛骂为“战争狂人，刽子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却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前面说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李鸿章为何会落此悲剧结局？李鸿章下面一段话既令人嘘唏，更发人深省：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内心之酸楚、无奈——签订“马关条约”遇刺中弹后，李鸿章含泪立誓：“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梁启超的评述最为精准：“戎马压境之际，忍心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亲历其景者。„„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心头的万般委屈？——名为“总理大臣”，其实不过是一位最有权力的封疆大吏。满清皇室对其处处防范，朝廷顽固派无时不攻击。正可谓“外有强寇，内有顽敌”，纵然有伊藤博文之才，又如之奈何！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大清王朝之所以败给日本，最根本原因在于只学西洋“船坚炮利”之技，而拒学比“船坚炮利”更重要的近代化意识和制度。当它终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之时，武昌起义炮声已断绝了它的退路。

第二篇：日本沉默面对甲午战争

日本沉默面对甲午战争NEWS.SOHU.COM2004年08月04日国际先驱导报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记者林非报道 1886年8月，北洋海军的两艘巨型铁甲舰访问日本长崎，士兵们到达目的地后，就开始了一场狂欢，喝酒泡妞，并与日本人发生了严重冲突。熟悉日本的吉林大学教授李晓博士形容这些清兵，就像现在的美国兵一样。长崎的地方官员赶紧正告日本警察，不要招惹这群清兵。

“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还有一种敬畏感，而这种敬畏感在甲午战争后荡然无存。在这之后，„支那人‟彻底变成了一种污辱性称号。甲午战争日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李晓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但是，日本人却沉默面对这个重要的纪念日，而另一个推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日俄战争纪念日却被日本人频繁提起。甲午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清战争”。虽然迎来了爆发110周年的日子，但是日本各大媒体似乎已经将这场战争遗忘了。

《产经新闻》有关日俄战争100周年的记事和评论已经连载多日了，但是对于甲午战争却只字不提。对此，李晓教授分析道：“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居，实际上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他们不愿意在这样的问题上刺激中国人敏感的神经。而且，作为日本人来说，他们对战争的正义性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击败中国人固然可喜，但是，毕竟只是亚洲人自己内部的战争，而他们认为击败俄国人是黄种人第一次击败白种人，日本是代表亚洲来反击白种人的侵略。”

对于甲午战争，日本人虽然表面比较淡漠，但内心非常敏感。《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就此问题打电话询问了一位经历过二战、在大学退休前曾担任过报社记者的日本老人的看法，但是他以在电话里不便接受采访为由婉言谢绝了采访，而记者提出去家里采访时，他又以有事推辞掉了。对于媒体为何对日清战争没有反映，而主要是对日俄战争的关注，记者一位在早稻田大学担任讲师的朋友坦率地说，她并不了解这场战争，但是对于媒体为何只报道日俄战争，而对日清战争非常冷淡，她认为还是因为日俄战争比日清战争重要吧，因为俄国是欧洲的一个大国，而且是白人国家，这场战争确立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日本呆过多年的李晓教授对此也有感触，他说，每当要和日本人谈起战争的时候，他们的眼里都会有一种犹疑感，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转移话题。

当然，日本右翼人士另当别论。在日本的互联网上，各种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正在销售，内容无外乎歌颂明治天皇的文治武功，强调日清战争提高了日本国民对国家和天皇的认同，扩大了日本在东亚和世界的影响。但是，从书名《侵略亚洲100年——从日清战争到联合国维和行动法派兵》就可以看出，其中也不乏谴责甲午战争者。不过，最醒目的一本还得数比日本人还爱日本的台湾人黄文雄推出的《日本造就了现代中国——日清战争后日本留给中国的莫大遗产》。黄先生赞美甲午战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断言是甲午战争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第三篇：北洋海军为什么输给日本

北洋海军为什么输给日本？

核心提示：中国历史上自毁长城的事虽然屡见不鲜，却从没有一群人像清末北洋舰队官兵那样，如此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国运，又遭受到如此多不公、误解甚至漠视。在众多参战、观战中外军人的眼里，北洋海军官兵在1894年9月17日以横飞的血肉，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

然而清朝的官场，正受到弹劾、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丁汝昌显然奈何不了左右逢源的张翼。大战在即，北洋舰队在旅顺港补充的依旧是劣质碎煤，丁汝昌想要得到的开滦优质“五槽”煤根本无从得见。日本舰艇使用的却是无烟煤，这让北洋舰队在对手发现自己一个小时后，才看到对手。

丁汝昌坐像(彩)。

本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5期封面故事，作者：蔡伟，原题：《甲午战争116年回顾：中国为什么会输？》

中国历史上自毁长城的事虽然屡见不鲜，却从没有一群人像清末北洋舰队官兵那样，如此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国运，又遭受到如此多不公、误解甚至漠视。在众多参战、观战中外军人的眼里，北洋海军官兵在1894年9月17日以横飞的血肉，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

从旅顺到鸭绿江口

1894年9月15日大连湾内地旅顺港，为中国军队运送物资的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刚刚抵达，美国船员詹姆斯·艾伦就目睹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在抵达大连湾时，我们发现该湾舰只云集。4艘大的运输船已经开始装运士兵，另一艘运输船也在我们之后到达。战舰排列整齐壮观，共有12艘，除两三艘外，均属北洋舰队。此外，还有4艘鱼雷艇。”当时，日军进攻入朝中国军队，迫使中国再次向朝鲜增援。考虑到此前丰岛海面日军击沉运载北洋陆军的“高升号” 运输船的惨剧，此次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奉命率舰队几乎全部主力舰艇从威海卫军港抵达大连湾，为运输船队护航。

就在北洋海军离开威海卫军港第二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就收到了日本侵朝陆军发来电报，告知平壤之战中从大同江清军一艘船中搜到一封信。此信是平壤守将写给清军铭军统领刘盛休的，日军由此获悉，大孤山、大小鹿岛(鸭绿江口西南)可能会有大量中国军队登陆。几乎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也发报指出，估计中国军队要取道海路运兵，从大鹿岛一带登陆。

北洋海军根本不知道已经泄露了出航的情报，在此前，北洋海军的密码其实已经被日军破获，要命的是北洋海军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更换密码。于是中国军舰还没出航，日本海军已经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大东沟出战。

在中朝界河鸭绿江入海口处，一个大型冲积岛屿将入海口分为东西两侧。西侧入海口虽然比东侧狭窄得多，河道却比较畅通，甚至还在中国一侧形成了一个小型避风港——大东港，即今天丹东港，这个出海口就被称为大东沟。

此前，中国军队海路入朝登陆地点是朝鲜中部的牙山港。但日军占领汉城，又在丰岛海域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从牙山登陆已不可行。如从陆路越过鸭绿江增兵朝鲜，在不具备铁路、公路的情况下，路途漫长、劳师费力。于是在大东沟登陆，就成为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

然而大东港毕竟是浅水港，运兵船只能在外海依靠小船将人员物资卸载后转运登岸。北洋大臣李鸿章虽然对此早有叮嘱，但边境中国官员竟相互掣肘，导致派遣的民船严重不足，物资、人员登岸极为缓慢。

丁汝昌将北洋海军主力舰停泊在大东沟西南12海里左右的小鹿岛附近以保护登陆舰的退路。在大东沟口，由“平远”和“广丙”两舰直接护卫着登陆船队。跟随行动的“哥伦比亚号”上，詹姆斯·艾伦再次目睹了中国军队登陆时壮观的景象：

士兵们在沿岸临时搭起了他们的帐篷，16日夜幕降临时，呈现出一幅粗犷的景色——宿营地的灯火沿着荒凉的江岸向远处延伸，在恐怖的黑暗中聚集着粗大的人影，在遥远的地方到处有灯光通明的军舰的巨大影像。

然而，中国陆军和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并无此雅兴观摩夜景，对于登陆的迟缓，丁汝昌忧心忡忡。丰岛海战失利后，日军曾倾尽所有舰艇炮轰威海卫，当时北海舰队并不在港内。朝内反对李鸿章的清流派借此攻击其下属丁汝昌，几乎要取其性命。在李鸿章力保下，清廷严令丁汝昌禁止任何一艘日军舰艇进入渤海湾，并颁布一条正式指令，命他不得出成山头灯塔到鸭绿江口一线以东巡航。李鸿章的战略，也认为北洋多年经营不易，不该轻易“浪战”，而应以巡航海面，“做猛虎下山之势”，即以舰队的存在威慑对手，不主张轻易和对方主力舰队在大洋决战。这正和西方海军以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战略相反。

甲午战争时期曾在远东专门考察中日战况的英国中国舰队司令弗里曼特尔海军中将后来曾这样评价甲午中日海战：“最初日本舰队只是保卫运输船，清国舰队则只允许在渤海湾内巡航，禁止向山东半岛成山头到鸭绿江一线以东出航。因此，两国都以海军作为陆军的辅助，把海军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对制海权作用的误解。”

但李鸿章此举也并非没有苦衷。自从建军以来，舰队已经4年没有增添舰只，早已不是当年亚洲第一舰队的实力，舰艇实力上超过北洋舰队的日本海军开始采用攻势。办过多年洋务的李鸿章远比高唱“主战”的“清流派”了解中国，更了解对手。李鸿章清楚，一旦大战损耗，他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将会如“纸糊的屋子”，一戳即破。

在这双重掣肘下，丁汝昌只先行派出4艘军舰前往旅顺，自带其余主力舰艇前往威海东部的成山头方向巡逻了一番，再转向旅顺和先头舰艇及运输船队会合。这个举动让不知内情却又情报灵通的日军误认为北洋海军再次只派出“超勇”、“扬威”、“平远”和“广丙”4艘弱舰前往朝鲜护航。于是没有出动全部舰艇，只派出主力舰艇“松岛”、“吉野”等10艘主战舰艇和两艘武装舰艇“赤城号”和“西京丸号”伴随。北洋舰队就此避免了从一开始就毫无胜算的可能。

12艘日军舰艇组成联合舰队从朝鲜大同江口驶出，前往清军登陆地点所在的大东沟海域，目标，正是中国海军的运输船队和护航舰艇。

大东沟外海，丁汝昌虽然率领着北洋舰队几乎全部主力，但他担忧的正是日军主力一旦前来攻击登陆舰艇，北洋海军将不得不与日军决战。国内不知情的官僚、腐朽的陆军和空有慷慨的媒体都纷纷攻击丁汝昌畏战，却全然不理会北洋陆军力量不足的事实，更糟糕的是，无论登陆的清军陆军还是丁汝昌都不知道，就在9月16 日登陆这天，他们试图前往增援的平壤其实已经失守。在朝鲜北部的大雨中，中国陆军已经一溃千里。

第四篇：中国为何要公开日本投降视频

中国为何要公开日本投降视频？

2014-07-08 08:09:02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1000多名各界代表一起参加纪念仪式。纪念馆正门上方，悬挂“勿忘国耻圆梦中华”标语，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持枪伫立。这是首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七七”这一天参与官方纪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纪念仪式。纪念仪式规格如此之高，成了中外媒体的聚焦点；习近平也很客观公平的评价了这段历史以及两次提到国民党，也对当时国共合作共同击退日本历史性做出公正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其实存在一种暗喻，向台湾民众传递信号，和平统一两岸！

当然，对于7月7号的抗日纪念日，各界评价的很多，而同时在7月7号，同样有则新闻具有历史性的，那便是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6日说：“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受降纪念馆，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公布日本向中国投降的一些原始视频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吴建宏向记者表示，“这段20多分钟的视频资料，清楚地记录了日本代表在湖南芷江签订投降书的过程，是美方人员当时作为盟国代表拍摄下来的，它是日本向中国投降的重要证据，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见证。”

一边通过纪念77事变，一边公开日本投降视频，而在中央军委10高层集体下部队开会主题以:不收不贪，准备打仗等不同寻常的举动，很显然，中国政府将打破以往的沉默，开始做出反击，等于将日本侵华的历史公布与世，这一时间让安倍政权有些措手不及了。因为安倍政权一直都在极力否认这段历史，来颠覆历史；为此，有日本学者也指出安倍政权显露出立宪独裁倾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而外媒也称“安倍是亚洲最危险的人物”，从这些可以看出，安倍政权不仅让中国人反感，而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爱好和平人士的反感！因为如若有一天中日开战，安倍便是挑起战火的罪魁祸首，到时的安倍恐怕要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去了。

而今中国公开日本投降视频，也是向安倍提供铁一般日本侵华历史，让安倍政权去认清楚日本在历史上有过的错误，日本政府要去承认，忏悔，而不是掩盖历史的真相；对于中国公开日本投降视频，有人也质问道：“抗战结束几十年了，为何现在才公布呢？”对于持有这种疑问的人，肯定是不在少数，这可能跟中国的历史有关，因为日本投降之后，中国解放之后，国内存在很大的矛盾，况且日本在投降之后，也忙着恢复国内经济的日本，跟中国表现出了暂短的“和平”之旅，因此这段视频只是保存，未做公开。

而今日本安倍政权，屡屡触犯中国，对日本曾有过的罪行开始遗忘，并且不遵守条约，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企图逐步使日本成为一个能够战争的国家。还有日本现有政权修改历史，抹去侵华的历史，这些对日本年青一代来说影响很大，现在很多日本年青人，他们只知道日本曾经有过的军国主度的辉煌和荣耀，而却不知这些“荣耀”的背后存在的滔天的罪恶，这些举动让中国政府看清了日本安倍政权的企图！因此，此时公开日本投降视频，一是对日本现有安倍政权的反击；二则也是对日本年青一代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重新认识，让他们知道，所谓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荣耀是建立在这些滔天的罪恶之下的。三则是让中国后人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不要忘记曾经有过的屈辱史！这种强烈的视觉更容易让人记住，比教科书上的“爱国”要强很多！在中国公开日本投降视频，看到视频里面的日本代在不停的擦汗，因此也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成为花边新闻，其实这些都只是趣闻罢了，最主要的问题，便是中国政府握有日本侵华的重要证据，任何人都是无法抹去日本对华侵略的历史真实性，因此对安倍政权来说，无疑是重重的被打了一拳，在铁证之下，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和伎俩恐怕都白费了。不过安倍政权早已成为钻牛角尖的政权，他们肯定也并不会中国公开日本投降视频而低头认错，相反他们还会有其它动作来针对中国，同样也会极力来淡化侵华历史，不过在事实面前，他所在的一切，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因为历史的真相，事实就是事实，岂是个人所能改变过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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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甲午战争,日本其实也输得很惨

甲午战争，日本其实也输得很惨

作者：义勇川军

甲午战争，日本其实也输得很惨

1894年的7月25日，是日清甲午战争爆发之日。当今中国和日本又经常重出现甲午战争前相似的紧张局势，两国的军政当局和体制内外的国运思想者们能否及时反省这场战争？如何将这场对两国和世界命运影响深远的战争反省到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无疑是一桩现实意义重大的紧要事情。本文是笔者的一个反省，希望能及时激发出足以避免历史覆辙的思考和探讨。

侥幸进入同治中兴的清帝国，由于在突如其来的甲午战争中败战败和而迅速灭亡，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史实。这段历史，被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中国人引以为国耻。对国耻有国耻之心，无疑是件好事，因为知耻近乎勇，而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仅仅是有国耻之心是不够的，因为仅有耻辱感，并不等于“知耻”。就笔者的有限观察，这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甲午战争的认识实际上停留在非常浮浅层面。不论是对当时的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朝鲜的认识，还是对当时整个国际形势的认识，都浮浅得离奇而危险。

比如，绝大多数因政治内向性格而喜欢自责甚至到了自残地步的中国历史学者和国民，至今都严重忽视着一个基本史实：朝鲜李氏王国也是甲午战争的严重受害国。其实只需提一点，读者就不难明白甲午战争对朝鲜国的深重影响：今日朝鲜半岛之所以仍然被肢解成为两个国家，之所以仍然在为朝鲜半岛未能统一而苦闷折腾，实际上便是肇始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或者说是甲午惨败的后遗症。

但本文将要探讨的，还不是当时同受日军侵略之苦的朝鲜，而是被几乎所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视为甲午战争大赢家的当时中朝两国之敌国日本。笔者所要强调的是，被几乎所有中国人认为是大赢家的日本，其实也是甲午战争的输家。

没错，日本也是甲午战争的输家，并且输得很惨！本文所要论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这是一个基于大历史和大战略的结论。

日本明治君臣，通过甲午战争的战略偷袭，击败大清帝国中兴名臣李鸿章用数十年时间精心打造出来的新式淮系陆军和高度现代化的北洋海军，以及前些年仍被中国大陆炒作为神勇的曾国藩嫡传湘军，一举从貌似强大的满清朝廷最权势外交家笔下攫取了大清帝国多达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还割占了台湾，并实际上实现了对朝鲜的殖民占领。这笔巨款和两处领土割占，使日本二战的所有赔款显得微不足道——这很可能是毛泽东为什么会放弃其中对华赔款部分的原因之一。

日本方面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果，怎么可能被认定为一场惨败呢？ 的确，这些个战争果实，从中国人以外的角度，特别是日本人的角度讲，不论在东北亚历史、世界近现代史上，无疑都是非常荣光的。它向日本、清朝、朝鲜和全世界昭示了当时明治君臣那一代军政雄才的非常武功和历史成就。不论在日本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很耀眼的。与战争另外两方可耻的失败方的军政领袖相比，尤其突出。

但是，这种比较仅仅是相对于清王朝的慈禧、光绪、李鸿章、翁同和等执迷宫廷权术和窝里斗的满清昏庸，以及同样昏庸无能并且更加弱小的朝鲜李氏王朝而言的。这种似乎不乏国际性的视角，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在日本海周围的东北亚一隅坐井观天的结论而已。当我们用相关全球大历史、大战略的视野来反思这场战争，就会目瞪口呆地发现，日本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并且至今还在被迫咀嚼当时战略错误的苦果——

英美双簧，帮助日本打败清军，诱迫清廷放弃抗战和割地赔款，诱骗日本唾手可得的入主北京和登陆中国大陆机会一去不复返

蕞尔小国之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仅用一年多时间，以从战略上意义上讲非常小的代价，就把堂堂大清帝国最趾高气昂的中兴名臣所部海陆雄师打得溃不成军，缴械投降，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这个庞大帝国最权势的皇太后精心筹办的国际性的万寿大典盛会上公然敲诈了巨额的财富和富饶的土地，与大清帝国的母子君臣、满朝文武和爱国志士们的奇耻大辱相反，这无疑是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国非常荣光的历史。

但是，这仅仅是从一次短暂战争直接得失的角度去评价国际战争的大历史成败和大战略得失。当我们把视野放宽到近现代及当代历史长河的大历史视野和全球范围的大战略视野，则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1894年，大清帝国的母子君臣忙着为慈禧太后的60大寿筹备万寿庆典之际，英美精心帮助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为确保日本取胜，英美合谋演戏，欺骗清方。

当时，美国方面在日本大本营指导侵华战争的秘密活动，相关史料被日美双方至今高度保密着，但极敏锐的史学者仍能透过日方在这次战后高度感谢美方帮助等蛛丝马迹，嗅出其中的阴谋。而英国人诱骗清方的史实，则是很明显的了。

英方首先在开战之前通过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新约》对日本侵略清朝进行鼓励，为日本侵华扫除可能遭英国海军截击的战略担忧。接着，英方又假意冒险派商船帮李鸿章运兵，结果运兵船被日舰拦截击沉。当李鸿章们窃喜不已，以为英国会因此对日本用兵时，英方却判定日方合法，由清方赔偿英方损失，让清方的战略指望突然落空，陷入茫然和狼狈。英国人还精心制造了被很多历史学家和军事家们严重忽视的“叶志超骗局”。向李鸿章谎称在丰岛陆战中狼狈败逃的叶志超以寡敌众，取得重大战果，成功突围，与平壤方面清军主力部队会师。结果李鸿章迫不及待地推荐胆小无能的亲信叶志超成为各路清军统帅，并得到同样急于挽回丰岛海战失利的慈禧和光绪的草率任命，直接酿成平壤惨败。

当日本在威海聚歼北洋舰队，取得辽东半岛军事胜局后，英国把诱骗日清的接力棒传给了美国方面。美国当局让在战前以亲日著称的前国务卿科士达出面，以清方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顾问的身份，同时诱骗日清两国，窃取战略利益。

美国人诱骗明治君臣的手段，超过了近现代史上绝大多数中国智者的智商——其中包括至今被不少国人盲目崇拜的梁启超，狡猾得惊人：帮助日方逼满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让日方得到超乎想象的好处，并为这种惊喜付出致命的战略损失。由于美方的精心策划和悉心帮助，日本得到了梦想不到的巨额赔偿，一夜之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富足感。但是，这2.3亿两白银和割占台湾岛的巨大诱惑，却使明治君臣实际上与其唾手可得的更大战略利益擦肩而过。

要知道，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辽东半岛，并控制了大半个胶东半岛，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北京的战略包围。日方不仅缴获了清朝陆军方面的大量最精良装备，还通过丰岛、黄海、威海海战，聚歼和俘获了北洋海军的所有战舰，形成对清方海军的绝对优势，可以轻易横行于中国各处海疆，快速进行战略运兵和后勤运输。

而此时的北京周边，当时清军中装备最精锐的北洋陆军已溃不成军，一触即溃的湘军也惊魂未定，舍不得离开颐和园的慈禧太后还在继续搞生日庆典，光绪皇帝和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士心、民心愤怒之极，官军民斗志大失。日军甚至已经只需发动一次比平壤战役小的战役，就足以推翻满清王朝。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对日方入主北京的行动十分有利：沙俄的远东大铁路尚未建成，没有有效干涉日本将满清王朝包围、聚歼或俘虏于北京一带的战略能力。这一点，甲午战争前用504天对沙俄和清朝进行“单骑远征”的日本民族英雄、超级间谍福岛安正，已在战前作出了非常高明和正确的战略判断。他还因此受到明治皇帝的专门接见。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既缺乏越洋进行战略干预的斗志，也缺乏这种能力。美国方面，当时还正在跟西班牙战争，也没有能力阻止日本进攻北京的战略行动。

从日清双方和国际形势看，当时日本方面完全有可能一举占领清王朝首都。并且，当时满清当局对甲午战争严重缺乏准备，更没有料到日军会如此迅速兵临北京城下，满朝文武基本上没有做迁都抗战的准备，甚至连赶在北京城被围困之前向内地逃命的准备都没做好。这意味着，只要日军迅速拿下北京，满清王朝满朝文武可能几乎全部沦为俘虏。

如果日方在占领北京之后，效仿当年满人入主中原或后来美国常用国际侵略手法，采取挑拨满汉矛盾的战略，大力宣传战争只针对当时清王朝的统治阶级之满族人进行，而对汉人和汉人军队采取绥靖、友好政策，能够用很小的代价就完成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占领和统治。

但是，沉迷于勇武的日本武夫，被阴险的美国人诱骗着，傻乎乎地调集重兵去攻占当时战略意义其实非常有限的台湾。

攻占台湾的战略行动，为三国干涉还辽提供了宝贵时间。结果日方不仅被迫放弃了北京，还放弃了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这意味日本实际上永远失去了登陆中国大陆的历史机会。明治君臣“宣布国威于四方”的雄心壮志从此化为泡影。并且，日本还最终把那些白银连同台湾都统统吐了出来。

为了通过侵台战争重创日军，英国人还在台湾岛内竭力煽动抗战气氛，在清廷要求官员撤离之后，英国人还促成台湾宣布独立成国，进行“自主抗战”。英国方面还通过张之洞等为台湾岛内的抗战提供精神和财力支持。结果，日军在台湾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预期，数倍于在朝鲜、辽东的陆战和黄海大战的伤亡，连能久亲王都丧身于征途。经过这场台湾持久战后，日本再也没有能力乘势攻占北京了。马关谈判时，李鸿章虽然觉得把当时尚未被侵占的台湾割让给日本很荒唐，但比较北京和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轻重得失，他还是咬牙接受了。把李鸿章打得惨败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在这一点上反而不如昏庸的李鸿章精明。

甲午战争的小战略胜利，使日本帝国失去明治维新以来的几乎全部战果，在中国大陆陷入长达130年的持久战，并且至今在为生存狭小的生存空间苦闷不已、铤而走险。

甲午战争的胜果，激发了明治君臣和几乎所有日本国民对中国大陆的贪心，急功近利的贪婪则蒙蔽了他们的战略智慧。日本日后为《马关条约》巨大胜利背后的严重失策付出了千万倍的惨重代价。

甲午战争的割地赔款，使明治君臣尝到侵华战争的甜头，更加执着地踏上了与清王朝和所有华人争夺中国大陆的恶战。不论日本侵华军政外交当局如何机关算尽，不论日本间谍如何历尽艰险，不论樱花精神熏陶出的武士和妇幼们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如何坚韧，不论贪图虚荣、麻木于盛世危言并扼杀变革的满清王朝如何愚蠢腐败，不论旅日中国少年被洗脑后的激进革命如何亲痛仇快，不论中国的新老军阀如何割据战乱，不论中国的左右激进势力如何互相残杀，不论中国民众如何愚昧和贪生怕死，日本的侵华战争，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并且最终不可能取胜。

当年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一些重要理论实际上存在严重的，甚至致命性的错误。诸如日本人少地少，资源缺乏，不能持久战；中国能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实际上都大有问题。但日本最终还是无法利用不断侵占到的中国领土上的巨大物力和人力资源改变持久战的性质和结局。

中日持久战的最深刻原因，实际上在于三大方面。一是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战略纵深太大，一旦同仇敌忾，形成大面积的官民抗战形势，就不可能速战速决。二是中国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三是几乎所有的国际势力都不会让日本实现占有中国大陆的梦想——特别是苏联人和美国人。其中，后一个内因和那个所谓的外因，最具有决定意义。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和近现代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他发明的人民战争和敌后游击战争韬略，是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国民党政府主导的正面战场，由于中央军政有意无意的战略失策，和一些可耻的军事指挥失败，导致中国军民不应有的巨大伤亡和节节惨败。但是，在正面战场不断悲壮惨败的背后，是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并对日军形成广泛的战略包围态势。毛泽东的这两大战略战术，不仅成功阻滞了日军的攻势，还深刻破坏了日本对中国战争资源的利用。

当日军迅速将台儿庄战役失利扭转为徐州会战大捷之后，出现了聚歼中国精锐部队的重大战机。这时，苏联断然发动了张鼓峰和诺门罕战役进行战略牵制，歼灭了日本的唯一一个坦克师团，并击毁了大量日本飞机，摧毁了日本铁蹄北上蒙古草原从大西北包抄中国的战略。对苏联这几次战略行动的存在和意义，由于日俄双方、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都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多加宣传，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至今都不知晓。

武汉会战和数次长沙鏖战后精疲力竭的日本军事当局，咬牙决定南下包抄，截断中国西南方向的战略生命线。当日军不远万里扫荡英法殖民军，夺取越南、泰国，突进缅甸，血战中国远征军，成功截断滇缅公路之后，美国人不失时机地派出了让无数中国人感恩至今的“飞虎队”，在滇缅公路之外开辟了“驼峰航线”。使日方切断中国战略物资生命线的希望落空。

当日本将士与使用美国军火的中国将士相互拼杀、消耗得即将精疲力竭的时候，美国诱迫日本首先对自己开战。日本可能同时打赢中苏、中美甚至中苏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是，日本的海军被美军歼灭，关东军被苏军全歼，日本本土在东京大轰炸之外还挨了原子弹轰炸。日本皇帝最终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关于日本在整个侵华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消耗、损失情况，笔者尚未找到真正可信的数据资料。有资料强调，在二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达20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日本动员的最大兵力为97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军队伤亡总数达216.1万人，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军民伤亡达2000万人，美国财产损失3500亿美元，苏联财产损失2000亿美元，英国财产损失1500亿美元。德国动员的总兵力为17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1.5%，军队伤亡总数达1170万人，经济损失达3000亿美元。

笔者认为其中的中日方面数据显然不可信。其实，日本官方对本国的战争伤亡有远远精确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两方面的统计，但由于日本官方严重人为压缩了相关数字，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历史学者都还不清楚日本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中到底死伤了多少将士和平民。但不难估计，日本无疑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多、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之一。其实际伤亡的军人、平民和财产总量，很可能仅次于中国、苏联，或许与德国相近甚至更多。

二战投降时的日本，不仅没有得到无数将士浴血奋战来的广袤的新土地中的一寸，还失去了甲午战争时抢劫到的对朝鲜和台湾的占领权。

并且，日本人自己自明治维新以来节衣缩食在本土修建的主要工厂，或者被炸毁，或者被拆卸抵债。不论是从人员伤亡上讲，还是物资设备损失方面讲，日本自的总体损失无疑是惨重的。

不论是从1931年的“9·18事变”算起，还是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算起，日本在漫长的侵华战争中，最终输得很惨。这是日本国内外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而这一切战争浩劫，根源正在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表面胜利。甲午战争中意外抢获的天量的白银和台湾沃土，迷惑了日本军政战略家和政治家们的世界眼光和历史智慧，开启了日本国与中国人百年恶战的大浩劫序幕。

之所以说是百年浩劫，是因为，与甲午战争相关的日本侵华思维和行动的创伤，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长期折腾着日本社会，甚至眼前又在因钓鱼岛、与那国、东海、台湾等等相关问题多次出现紧张局面，甚至军事对峙。导致当今中日两国重新走向军事对峙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惨败无疑是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这次战略性失败，使日本国民——这个世界上最优秀国民之一，至今无法摆脱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苦苦折腾的国民大运，并且重新铤而走险，向着与中国重新陷入大战的深渊堕落。而从甲午战争前的1874年日本明治当局最早一次入侵台湾算起，到今天已经有130多年了。

在这段超过一个世纪的侵华或敌视中国的历史征途中，精忠报国精神非常感人的日本武士、文官们和平民们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最终并未能为这个国家开疆扩壤。并且，钓鱼岛等等危机显示出，中日之间再度陷入战争浩劫的隐患依然存在，看不到彻底和平发展的曙光。

基于这样的大历史和大战略视野，我们不能不得出日本是甲午战争又一个惨败国的基本结论。对于这样一个看似残酷的大历史结论，希望中日两国的仁人志士能及时进行足够广泛和深刻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