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更要调结构

第一篇：保增长,更要调结构

保增长，更要调结构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这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政策确定了基调，也可以说是针对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的一些苗头及人们所持疑问的一种回应。

11月初，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日益显现的形势，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启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为中央的果断决策、重拳出击感到振奋的同时，也有人表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会否引发新一轮投资“大跃进”，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尽管中央制定的“十项措施”已经给出鲜明的信号——除了投资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外，4万亿元资金将更多地投向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环境保护等关涉民生的领域；在产业结构方面，也明确提出要“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但是我们看到，在许多地方政府随后跟进公布的庞大投资计划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偏重于大型基建项目和重化工业项目的倾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些项目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可以较快地、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

如何处理保持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保增长是否意味着要搁置或者放弃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必须注意到，本轮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虽然其内在动因与1998年相似，都是为了防止国内经济在强烈的外部冲击下出现过快下滑，但政策内涵及着力点却有了很大不同。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正是在这10年期间，我们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高增长，最近10年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然而，这种高增长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增强了国家实力的同时，也积累下诸多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以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依托、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事实越来越证明了它的难以为继。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改变这种粗放型、低水平的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受冲击最严重、经营状况最困难的，正是那些技术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后的行业和企业。因此，在实行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地进行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促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能为了保增长而“饮鸩止渴”，把那些已经或准备淘汰的落后产能再重新扶持上马。要严防一些地方不顾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市场条件等乱上项目。

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促转型之间，非但不是对立的关系，还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的回落，为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另一方面，结构调整将给未来的长远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可以说，保增长、扩内需是“治标”，是短期目标；调结构、促转型是“治本”，是长期目标，只有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需要说明的是，结构调整并不单指产业结构，还应涵盖更广义的经济结构。当前尤其要注意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投资，轻消费”，两者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假如消费长期乏力，很可能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产能过剩；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及消费品质的提升，则可以反过来拉动投资，并对投资的方向构成“倒逼”，驱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总之，扩大内需的政策内涵绝不仅仅是强力投资，而增加投资也绝不能只盯住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促进消费理应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内容。在这方面，预计中央还会有更多的后续政策出台。

胡总书记不久前总结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四个压力”，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这一判断反映了中央对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

我们认为，这些压力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市场和企业自主调整的动力。作为各级政府，应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通过准确、得力的政策引导，与市场形成合力。果能如此，我们将迎来一个以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为亮点的“新增长时代”

第二篇：“保增长”的同时更要注重“调结构”

摘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调控基调。“保增长”是目标，“扩内需”是途径，“调结构”是核心。其中，“调结构”是对“保增长”和“扩内需”的限制性规定。只有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保增长”才能保出高质量，“扩内需”才能扩到点子上，反危机才能反出长远效果。只有把“调结构”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远目标。

关键词：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调控基调。“保增长”是目标，“扩内需”是途径，“调结构”是核心。其中，“调结构”是对“保增长”和“扩内需”的限制性规定。只有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保增长”才能保出高质量，“扩内需”才能扩到点子上，反危机才能反出长远效果。只有把“调结构”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远目标。

一、在“保增长”的同时必须强调“调结构”的重要性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所罕见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达9.8％，最近10年更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然而，这种高增长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增强国家实力的同时，也积累下诸多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种以生产要素的低价浪费性使用为依托、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结构失衡的增长方式。事实证明，这种过分依赖外需而忽视内需，重投资轻消费，重二产而忽视一、三产，重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结构性不合理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为避免经济大幅下滑，中央把“保增长”作为一项硬任务确定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调整的任务就不紧迫、不重要。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冲击暴露出中国经济自身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受冲击最严重、经营状况最困难的正是那些技术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后的行业和企业，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扭转，资源环境压力仍不断加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仍增长较快，没有完成节能减排的预期目标。所以，要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因此，在实行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地进行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促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能为了“保增长”而“饮鸩止渴”，把那些已经或准备淘汰的落后产能再重新扶持上马。要严防一些地方不顾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市场条件等乱上项目的倾向继续存在。中央4万亿救市计划出台后，在许多地方政府随后跟进公布的庞大投资计划中，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偏重大型基建项目和重化工业项目的倾向。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些项目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可较快地、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能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调结构”有效规范“保增长”的合理方向和合理区间，某些在“保增长”名义下的经济扩张，就很有可能演变成新一轮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为今后的发展设置新障碍。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看问题，必须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良性循环。“保增长”和“扩内需”的任务虽然很急迫，但必须有利于结构调整。否则，“保增长”和“扩内需”就可能偏离正确方向。重视结构调整，可能要压缩掉一些项目，影响一些眼前利益，但却给未来的长远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有利于满足人们更高的需求愿望。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增长”、“扩内需”是“治标”，是短期目标；“调结构”、促转型是“治本”，是长期目标。只有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二、调整需求结构的重点

(一)应由过分倚重外需向侧重内需转变

有研究表明，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中国外贸依存度却超过60％，远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还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增长率如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近年来，外贸依存度过高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反映，它直接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在带动技术进步、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增长对出口的过分倚重，也导致我国受到更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安全风险不断积聚。必须意识到，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其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国内市场的拉动，要由偏重外需转变到内外需兼顾、更重内需的轨道上来。同时，出口结构本身也需要调整。目前这种工资成本低、资源消耗高和污染高的出口产品结构，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其脆弱性，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

(二)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来拉动。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这三种需求对GDp拉动力的比重也有所不同。近年来，我国许多行业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这在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投资率相对较高，消费率相对较低。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通常在65％～75％，比重略低的发展中国家，也多占55％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居民消费而非政府消费。而我国的消费率2005年以前一直在60％左右，从2005年起就迅速降至50％以下，目前只有40％左右。2007年中国GDp总量24661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占比仅36.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占比高达55.6％。这种不均衡的内需结构需要尽快调整。因此，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合乎规律的正确选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扩大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消费需求，消费的提高有赖于投资的增长和供给的改善。就目前而言，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更根本性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投资约束转向消费约束、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因素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拉动的情况下，扩大消费需求就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需求，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如果不能进入最终消费就没有意义，只会造成产能过剩。因此，中央在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着力突出民生，有六条措施与民生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包括建设安居工程、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它所透露的政策信号是，要把扩大消费放在与扩大投资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想方设法促进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品质的提高。

要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9.3％，90年代为10.1％。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80年代为7.5％，90年代降为5.2％。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后下降到10％左右。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职工数指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约1.1亿，尚不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等。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使国民收入的分配适当向消费倾斜，逐步改变职工工资总额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局面，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是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正确选择。根据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收入分配目标和分配原则，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关系，当务之急是要扼制强势集团凭借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谋求自身利益的扩张，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和数量。其中，低收入阶层包括：企业退休职q-；以劳动报酬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一线工人；进城的农民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商业、餐饮业等服务业中的服务员；一部分就业不充分的青年知识分子等。提高上述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不可能全靠财政转移支付解决问题，但政府的公共政策仍大有可为。如，实施促进就业的公共政策，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必要的产业扶持政策，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财政支出政策，免费提供的劳动力培训政策，公共服务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社会政策，等等。这些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会促进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尽快提高，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目标。

三、调整投资结构应注意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投资重点是填补短线和加强薄弱环节

目前，适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是“保增长”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项目都要上。我国基础设施全面短缺的时代已结束，现在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相对短缺和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处理全面短缺和处理结构性短缺的思路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在全面短缺背景下，投资领域和投资项目的选择相对来说不很重要，因为无论把有限的资本投向哪里，都会取得明显的直接投资效益和外部效应。而在结构性短缺背景下，如果投资领域不当，项目选择不合理，就不能取得预期的投资效果，且可能造成巨大浪费。在结构性短缺背景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突出重点，有所选择，把填补短线放在首要位置。所谓短线，既包括现期短线，也应包括预期短线。现期短线是指那些现在就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明显滞后的基础设施部门、环节和项目。预期短线则是指那些暂时能满足需要，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或短或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便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产业。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期长，在短缺没有发生之前适宜的时间内就必须做好填补短缺的准备。基础设施建设填补短线，在具体决策时应慎重做出如下选择：一是行业选择。有的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步接近成熟期，其供给能力基本能满足社会现期和预期需要，就不宜再实行全面扩张政策，而应控制规模在提高运行质量上下功夫。二是区域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布局，要把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与缩小区域差距两个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基础设施投资适当地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在一段时间里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倾斜的度，要充分考虑当地直接生产部门的实际需要，脱离实际需要的过度投资只能造成闲置和浪费，而不能帮助当地加快发展。发达地区由于直接生产部门发展快，因此对基础设施部门也会产生新的需求，对这种客观需求不能人为地加以抑制。三是项目选择。加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的建设，最终要落实到项目选择上。对投资的部位和环节要进行细化论证，保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如，有些地区不是电站少，发电量不够，而是电网老化，设备陈旧，影响了安全有效供电。对这样的地区，电网更新改造则是当务之急。另外，在项目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那些尚未完工的在建项目和前期论证理由充分的项目，要坚决扼制那些盲目上马项目和拍脑袋工程。

(二)扶持困难行业决不能保护落后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向实体经济不断扩散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遇到了各种困难，需要国家采取一些扶持政策，但这些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有区别地对待。有些企业运行状况良好，有自主品牌、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对这类企业政府应鼓励其进一步发展和做强做大。另一类企业属于遇到暂时困难，从技术和产品来看，发展前景还比较好，对这类企业国家需帮助它们度过暂时的难关。第三类企业技术落后、产品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对这类企业政府救助的重点不是救企业，而是解决企业破产后带来的问题，如，就业、困难救助、社会保障等。在经济危机中淘汰落后企业和落后产能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经济法则使然，人的主观意志无法抗拒，也不应抗拒，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另外，“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尚未完成，决不能在“保增长”的口号下松懈下来，把那些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再扶上马。同时，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化纤、汽车、水泥等，也不能以“保增长”为名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投资目标取向要充分考虑就业问题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必须保就业、保民生，这也是“保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依靠大型基础设施和重化工项目的高速增长是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国内外很多经验证明，超高速增长往往得益于大型基建项目和重化工的超常规扩张，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的产业结构不易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2％～3％的GDp增长就能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而我国现在10％左右的速度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忽视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政府投资计划不能向吸纳就业有限的大项目过度倾斜，应适度向中小企业倾斜，以有利于保就业、保民生。

第三篇：投资“稳增长”更要调结构

投资“稳增长”更要调结构（读数·发现经济运行的轨迹）

《人民日报》（2012年07月16日 10 版）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明显，有专家认为已见底反弹

●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中流砥柱，扩大投资则重在“调结构”

●尽管各部门密集出台政策鼓励民间投资，但效果还未显现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记者朱剑红）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07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5.2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由负转正，从一季度的同比下降2.1%，转为上半年的同比增长4.4%。

上半年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快于东部，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9.3%，中部地区增长25.3%，西部地区增长23.9%。分产业看，1—6月份，第一产业投资3654亿元，同比增长28.6%，增速比1—5月份回落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67768亿元，增长23.7%，增速比1—5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79288亿元，增长17.4%，增速比1—5月份提高1个百分点。上半年基础设施（不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投资21762亿元。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38188亿元，同比增长23.2%；新开工项目174665个，同比增加7518个。从环比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71%。

尽管上半年各部门密集出台了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但效果还未及显现。1—6月份，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9365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3%），增速比1—5月份回落0.9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2.1%，比1—5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在房地产调控毫不松动的背景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继续回落，但商品房销售降幅缩小。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06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6.3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额23314亿元，同比下降5.2%，降幅比一季度缩小9.4个百分点，上年同期为增长24.1%。

第四篇：2009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2009: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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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作者：陈文通发布时间：2008-12-22 09:55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国际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总体要求，简单明了地说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对此，我们必须正确领会和坚决贯彻。

一

正确判断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充分估计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和困难，是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前提。造成我国当前“严峻形势”、“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的原因，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我国面临历史罕见的挑战和风险的直接原因。最直接的冲击是对出口的影响，11月份出口同比下降9％，是2001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同时也影响到进口更大幅度的下降；由于我国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过高，对国内外向型企业造成很大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还将波及产业链上的其他产业，影响到就业、财政收入和社会发展。

发展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经济生活中存在“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则是我国面临困境的内因。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金融危机把我国已经存在的问题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如果我国对外需的依赖程度没有那么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例适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那么大，我国出口产品在科技含量和质量方面具有足够大的国际竞争力，那么，我国受到外部的冲击就会小得多。因此，我们决不能把面临的困难统统归咎于“金融海啸”。

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在于，宏观调控和应对危机叠加在一起，使问题复杂化。本来，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倾向性问题是经济偏热、泡沫增多和通货膨胀，因而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是从逐步加大调控力度到确立“双防”政策。调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经济运行仍然处于高位，“双防”的政策本应持续一定时间。但是，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不仅影响到经济增长，也影响到CPI和PPI的升幅。于是，“双防”政策不得不转变为“一保一控”，进而转变为主要是“保增长”。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三个：一是房地产业虽然陷入困境，但价格泡沫仍然大量存在；二是重化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中仍然存在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三是保护耕地和治理污染的努力同保增长的目标存在事实上的矛盾。但是，我们只能首先抓主要矛盾，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二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不能孤立和割裂开来。

保增长是目标要求。扩内需既是途径和手段，也包含着目的。不同的内需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投资需求是纯粹的手段，消费需求则具有双重性质。但是，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是何种内需，都是所谓“三驾马车”之一，因此，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在外需增幅显著下降的情况下，出路只能主要依靠内需，以扩大的内需弥补外需的缩小。

扩内需扩什么？这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明年的任务和目标。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看问题，扩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但是，转变发展方式远不是一年内能够完成的；而短期内能够保增长的内需，主要不是消费需求，而是投资需求。因此，在保增长的巨额投入中，必将有大部分作为投资。调结构是对保增长和扩内需的限制性规定。扩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需求，有一个投资方向和产业结构问题。考虑到我国的发展方式仍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现有产业结构仍然不够合理，因此，扩内需必须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结合起来，把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二是调整生产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重点解决三个产业不协调的问题；三是改善城乡结构，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四是调整地区结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优化生产力布局。

三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历史经验，在保增长的硬任务面前，人们最关注的是，通过扩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速度，最容易忽视的是质量、效益、代价和负效应。因此，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必须以科学发展为指导。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我们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是，切不可把增长速度和发展画等号，切不可忘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发展的内涵和目的，即为什么发展和为谁发展。

当前，必须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最为迫切的民生问题就是促进充分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就不能搞片面性、顾此失彼和短期行为；尽力做到各方面建设全面推进，做到产业结构合理、比例关系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限度地节约稀缺资源，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因此，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控制生产能力过剩产业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一哄而起，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四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需要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支持和配合，如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城乡政策、调控政策，等等。其中，最直接的政策就是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保增长、扩内需和调结构需要调动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的积极性，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需要降低融资的成本。为此，必须转变适应于危机爆发前的经济政策，即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按其性质来说属于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税负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放松银根、降低利率等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力求做到既有利于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结构；既有助于缓解眼前的困难，也有利于长远发展。

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创造制度条件。改革必须着眼于解决深层次的问题，重点是：按照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要求，大幅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力推进政府职能定位和取得收入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变革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金融体系和价格体系，把统筹城乡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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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调结构、转方式、保增长--素材

调结构、转方式、保增长

按照“一产创特色、二产上水平、三产大发展”战略目标，推动武安经济又好又快又大发展。

一、农业创特色。因地制宜、切合实际，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把“吨粮田”建设作为第一要务。坚持耕地红线不动摇，选种优质农作物，科学化管理，机械化操作，确保粮食产量9连增。重点做好清化等地区高产示范方工作。二是把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核心要求。在经济基础好的地区，大力扶持辐射能力强、带动力大的农业龙头企业，创出品牌，打开市场。重点做好旺川、智寿园、白沙等十大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将万乐蔬菜园区建成省内首家数字化蔬菜园区，智寿园建成全国龙头型农业园区。三是把特色种植养殖业作为重要内容。在经济基础差的地区，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创出一条增收致富新路子。矿山镇在铁矿资源枯竭，耕地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大力利用民营资本，发展梅花鹿、鸵鸟、香猪等特色养殖业，产生极高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工业上水平。钢铁、水泥、焦炭等是武安的支柱产业，为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然而高耗能、高污染也在制约着武安经济的发展。因此，要高起点、高站位，谋划钢铁转型升级。一是争列钢铁规划布局。将武安钢铁工业列入河北省钢铁“2310”产能规划布局，特别是南洺河500万吨产业项目搬迁作为武安新钢铁集团的核心项目，实现钢铁整体能力的提升。二是产品延伸步伐加快。万利、永诚、奥科达正在加紧建设，金鼎基本完成前期工作。这些项目完成后全市可形成550万吨材后深加工能力。三是技改挖潜步伐加快。以产品调整、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等为主的一批技改挖潜项目加快实施，新峰数字化水泥全面建成并初见成效，8家钢铁企业建立了能源管理中心。四是新兴产业推进步伐加快。邯武棉机、诺恩水净化、吉利汽车城等一批新兴项目正在抓紧做前期准备工作。

三、服务业大发展。服务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高吸纳就业人员等特点，是武安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一是旅游业大发展。武安依山傍水，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尤其是西部旅游景区众多，有京娘湖、七步沟、朝阳沟、古武当山、长寿村等景区，是天然的绿色生态屏障。武安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提出“洺河源”综合旅游区规划，将上述重点景区捆绑建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都市人休闲度假、放松旅游的好去处。二是物流业大发展。重点做好金煤、普阳、逸驰三大物流园建设，打造好路网、电网、绿网，为经济社会发展疏通血脉。三是文化产业大发展。建设“1652”文化工程，重点围绕磁山文化、戏曲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挖掘武安文化内涵，重塑武安品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