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足 迹

第一篇：父辈的足 迹

解说：这是一张七十年代的老照片，拍摄于成昆铁路线上的倮果车站旁的小山坡上。在那困难的年代赠送者将这唯一一张照片赠送给了他离别时的发小、同学。然而，在阔别了37年后，相距近千公里的他们相聚了，赠送者重新又将这张照片珍藏了起来。是什么使他们在阔别了37年后能够重逢，又是什么值得他们彼此这样长久的思念，因为他们是铁道兵的子弟，都在军营里一起长大，都有着共同的情感、经历和思念，他们见证了父辈们为共和国的明天所付出的一切，他们都是踏着父辈的足迹一路走过来的铁五师二十四团的下一代。

叠加木棉花（画面）。

父辈的足迹

解说：这里展示的是王克勤、施荣明、王会强、黄贵全家七十年代的老照片。他们的父辈都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献身于解放战争，后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极端困难的的年代，他们的父辈为新中国的铁路建设参加了贵昆铁路、成昆铁路、南疆铁路修筑。靠父辈的信仰支撑 “参加了贵昆线、成昆线、南疆线铁路建设”的后勤支持，他们是父辈足迹的见证！

画面抗美援朝、贵昆铁路、成昆铁路、南疆铁路（画面）

叠加..铁道兵志在四方（画面）

铁道兵，前身是1945年8月有四野在东北组建的一支武装护路队伍，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从此，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1954年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最多时铁道兵总兵力达40余万人。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程局。铁道兵成立后，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抢修、抢建铁路，保障钢铁运输线畅通无阻，立下了丰功伟绩。

在国家铁路建设中，铁道兵先后修建了贵昆铁路、成昆铁路、襄渝铁路、东北林区铁路、新疆南疆铁路、青藏铁路和北京地铁工程等大型铁路，立下了汗马功劳。1982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程局。

开山凿路 遇水架桥

开山凿筑路 遇水架桥——铁道兵功勋卓著 可歌可泣

新中国成立后的铁路建设，几乎都有铁道兵官兵洒下的汗水甚至献出的生命。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铁道兵兴建的第一条铁路是鹰厦线，这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兴建的一条重要铁路线。从朝鲜战场归国后，尚未洗去征尘的志愿军铁道兵受命开赴厦门。

当时，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决定，铁道兵团和6个志愿军铁道工程师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从1948年解放军组建铁道纵队到1983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35年间，铁道兵在战争条件下，共抢修铁路3600多公里，抢建铁路690多公里、战备公路430多公里；在和平建设时期，铁道兵先后为祖国修建了许多铁路，可圈可点的有七大工程：成昆铁路、贵昆铁路、襄渝铁路、东北林区铁路、新疆南疆铁路、青藏铁路和北京地铁工程。

共新建铁路干、支线12590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建铁路总数的三分之一，有8000多名官兵为铁路建设献出了生命，包括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1136人，援越抗美战争中牺牲的392人

铁道兵第五师及前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五师，其前身经历了晋绥军区独立十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十九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路工程第五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第五师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

一、晋绥军区独立十旅（1948年6月——1949年2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为推翻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而进行的伟大的解放战争（1945年——1950年），1948年进入第三阶段（1947年6月——1948年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各战场都取得重大胜利。1948年5月，华北解放军徐向前兵团攻克山西省南部重镇临汾城，晋南全部解放，大军挥戈北上，围攻太原，推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反对统治。为使地方部队有力配合主力作战，晋绥军区决定成立独立十旅。

“晋绥军区独立十旅”于1948年6月28日在山西省临汾阳县西辛壁村成立。由晋绥军区抽调晋绥解放区第九、第十分区机关及其直属分队各二分之一人员组成旅部及直属分队。下辖由晋绥三分区三十七团改编的二十八团、九分区五十六团改编的二十九团、十分区五十九团改编的三十团。旅长何辉燕，政委朱绍田，参谋长孙占彪，政治部主任潘振华。

1948年7月1 日，以晋绥军区独立第十、第二十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代政治委员。独立十旅在第七纵队领导指挥下，投入解放战争，随大兵团在晋中地区作战。

二、七军十九师（1949年3月——1952年1月）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9年月15日作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将冠以军区地名的野战军，改为按序数排列。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一、第二兵团，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3月中旬，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隶属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建制，军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独立十旅亦即奉命在山西省晋源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十九师，师长何辉燕，政委朱绍田。十旅所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依次改为十九师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

三、铁路工程第五十师（1952年2月——1953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整编部队。在此之前，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于1950年4月撤消，所属部队归西北军区建制。1950年11月，七军第二十、二十一师奉命赴济南、锦西改编为炮兵部队，军部仅辖第十九师。1951年10月5日，第七军奉命撤消番号，军部一部充实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另一部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并，在这次整编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十九师于1952年2月1日在甘肃省甘谷地区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路工程第五师”，十九师所辖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依次改为五师第十三、十四、十五团。从此由战斗部队变为铁路工程部队，隶属中央军委和铁道部双重领导。

四、铁道工程第五师（1953年1月—1954年3月）

1953年1月，五师部队抗美援朝，执行铁路抢修任务。在朝期间，五师称“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第五师”。

五、铁道兵第五师（1954年4月——1981年3月）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根据国内经济建设的形式，为加强铁道兵的正规化建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转中央军委1953年9月9日电示：“志愿军在朝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现有之4个师、1个独立团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以兵团机关为基础，扩编为铁道兵司、政、后、干诸机关，整编事宜，俟复旧工程完竣、部队回国后进行”。1954年3月5日，根据军委电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同时撤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的番号。1954年3月24 日，五师部队从朝鲜回国，4月1日在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奉命由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第五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五师”，隶属铁道兵领导，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工程部队性质的技术兵种。五师所辖十三、十四、十五团依次改为五师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团。至此，部队从战时进行铁路保障转入平时参加大规模的国家铁路工程建设。

六、合编后铁道兵第五师（1981年3月——1983年12月）

1981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铁道兵缩编，根据铁道部[1980]铁务字第130号命令和铁道兵第二指挥部精简整编方案，198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五师、第六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啊拉沟合并，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六师番号撤消。原五师二十二团部队撤消，由原六师二十七团改编为五师二十二团，原六师二十八团改编为五师二十五团，原六师三十团撤消。合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五师”辖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团。原六师二十九团隶属五师序列，直属铁道部领导。

为适应国家和军队体制的改革，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国发[1982]35号文件）。《决定》指出：“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和国家体制、军队体制改革的要求，为集中统一领导铁路建设施工力量，加速我国铁路建设，党中央决定：将铁道兵机关、部队、院校等并入铁道部。”铁道兵党委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和解放军三总部1983年1月18日[1983]政联字1号文件精神，于2月1日成立了“铁道兵指挥部”和“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分别负责组织部队施工、生产，办理移交事宜和处理善后事项等工作。同时，铁道兵党委和领导机关即行停止工作。

1983年11月28日，铁道兵第五师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师长李署初、师政治部主任王大贤传达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发[1983]168号文件）和铁道兵指挥部临时党委及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制定了向部队传达贯彻的部署，成立了并入改编工作领导小组，师政治委员刘玉威任组长，副政委王明金、副师长徐荣南任副组长，师司、政、后三大部领导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具体规划、组织实施并入改编的各项工作。12月28日，五师在洛阳召开并入改编大会，宣布“铁道部第十五工程局”成立。河南省人民政府、铁道兵指挥部分别发来贺信祝贺。河南省人民政府、洛阳市各级人民政府、驻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郑州铁路局、洛阳铁路分局、铁道部隧道工程局、铁道部洛阳机车工厂等单位的领导及新闻界的同志前来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市长李署初、政委刘玉威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83]168号文件《批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五师及所属部队从1984年1月1日起，脱离军队序列，不再沿用部队的番号、代号，干部战士不再佩戴领章帽徽，集体转业到所在地安家落户，隶属铁道部建制。1983年12月31日，师、团及各部队分别举行仪式，向军旗告别。至此，由铁道工程部队转为铁道施工企业。1984年1月1日，铁道兵指挥部改编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兵改工的单位隶属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领导。

铁道兵精神

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铁道兵精神。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同样地也是当代中国主题下的精神支柱。它内涵的强烈的时代价值和高贵品位，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职业教育、职业文化建设的形象教材。

铁道兵精神的核心内涵是“艰苦奋斗、志在四方”，这与我们当前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并无二致。艰苦奋斗，一方面说铁道兵的工作艰苦——逢山凿路，遇水架桥，另一方面说铁道兵的生活艰苦——风餐露宿。沐雨栉风，当年的铁道兵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中国的铁路；志在四方，指的是铁道兵战士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愿景——“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要让“锦绣河山织上铁路网”。这个愿景是崇高的，是伟大的。从历史的大视野看，“艰苦奋斗、志在四方”为主题的铁道兵精神，是铁道兵战士用智慧和汗水写就的历史华章，包含了漫长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要传承和光大的传统作风。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脱下军装依然是个兵”，告别军旗仍然是一支劲旅，薪火传承，军魂永铸。所以，铁道兵精神既是一种概念，一种内涵，一种财富，更是一种力量，一种追求，一种资源，是具有铁道兵的传统文化。成为鼓舞人、激励人、鞭策人的力量源泉。[2]

1948年6月28日，在山西汾阳西辛壁村，奉上级命令，正式组成十旅旅部。旅长何辉燕，政委朱绍田，参谋长孙占彪，政治部主任潘振华。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七纵队十旅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第十九师。师长何辉燕，政委朱绍田。

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命令：十七军的四十九师之一四七团，五十师之一五0团，五十一师之一五二团，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路工程第六师。师长闵学胜，政委任国璋。

1952年9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西干字77号，《公布转业建设部队师以上干部任职》。奉军委命令，兹将整编后，转业建设部队师以上干部任职公布如下……铁道工程第五师：任命何辉燕为师长。任命朱绍田为政治委员。升任余友清为副师长。升任李绍珠为参谋长。升任靳丰祥为副参谋长。任命张汉民为政治部主任。……

1954年4月1日，奉铁道兵司令部命令，将铁道工程第五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五师。

1954年5月5日，奉上级命令：将铁道工程第六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六师。1980年12月，遵照铁道兵精简整编命令和[1980]铁务字第177号批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六师与第五师合并，撤销六师番号。

1981年2月，新编铁道兵第五师师长刘明江，政委杨有仓。

1984年1月1日，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83]168号文件，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实施方案的批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五师改称：铁道部第十五工程局。

。集体转业

铁道兵第一师1948年7月组建。1950年11月6日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11月回国。1950年8月，铁道兵团进行缩编，正式成立铁道兵团第一师，辖第1、第11桥梁团和第21线路团。1953年9月后改称铁道兵第一师，辖第1、第2、第3团。1954年6月铁道兵整编，师辖5个团，分别为第1团—第5团。1979年7月，修建襄渝铁路。1981年5月迁往山东兖州，1984年1月改编为铁道部第11工程局。1999年更名为中铁第11工程局。(中铁十一局集团)

铁道兵第二师前身为回民支队。1951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9月7日回国。1950年8月，铁道兵团进行缩编，正式成立铁道兵团第二师，辖第2、第12桥梁团和第22线路团。1953年9月后改称铁道兵第二师，辖第4、第5、第6团。1954年6月铁道兵整编，师辖5个团，分别为第6团—第10团。1984年1月改编为铁道部第12工程局，1998年7月改制组建为企业集团。(中铁十二局集团)

铁道兵第三师前身为1948年8月成立的东北铁道纵队，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11月回国。1950年8月，铁道兵团进行缩编，正式成立铁道兵团第三师，辖第3、第13桥梁团和第23线路团。1953年9月后改称铁道兵第三师，辖第7、第8、第9团。1954年6月铁道兵整编，师辖5个团，分别为第11团—第15团。1984年1月改名铁道部第13工程局，2000年归属中央企业工委序列，更名中铁13局；2001年改制成立中铁13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三局集团)

铁道兵第四师1951年6月20日成立，由直属桥梁团为基础组建。1953年11月回国。1951年6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铁道兵团以直属桥梁团为基础组建第四师，下辖第4、第14桥梁团和第24线路团。1953年9月后改称铁道兵第四师，辖第10、第11、第12团。1954年6月铁道兵整编，师辖5个团，分别为第16团—第20团。1984年1月改编为铁道部第14工程局。1999年12月变更为中铁14局。(中铁十四局集团)

铁道兵第五师由步兵第19师改编。1954年3月24日从朝鲜回国。1957年，修筑贵昆铁路。1953年1月，以铁道工程第五师为基础整编为志愿军铁道工程第五师，辖第13、第14、第15团。1953年9月后改称铁道兵第五师，辖第13、第14、第15团。1954年6月铁道兵整编，师辖5个团，分别为第21团—第25团。1981年铁道兵部队进行精简整编，第六师与第五师合并为铁道兵第五师。1984年1月，铁道兵第五师与第6师合并改编为铁道部第15工程局。(中铁十五局集团)

铁道兵第六师1952年5月20日在贵州成立，由第49师第146团、第50师第150团、第51师第152团合编，从遵义、独山、镇远三个军分区抽调人员组成师部。1953年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9月，由铁道工程第6师改称为铁道兵第6师，1954年4月8月回国，参加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建设。1958年7月，修建贵昆铁路贵阳至树合段。1964年11月再次参加贵昆线建设。1968年夏，修建襄渝铁路。1978年6月1日撤离，改建为成都铁路工程局。(中铁八局集团)

1953年1月，以铁道工程第六师为基础整编为志愿军铁道工程第六师，辖第16、第17、第18团。1953年9月后改称铁道兵第六师，辖第16、第17、第18团。1954年6月铁道兵整编，师辖5个团，分别为第26团—第30团。1981年铁道兵部队进行精简整编，第六师番号撤消，与铁道兵第5师合并改编为铁道部第15工程局。(中铁十五局集团)

铁道兵第七师1952年在苏州寒山寺组建，由第96师与第86师合编。1953年1月赴朝，11月回国。1964年9月28日进入贵州水城，修建贵昆线水城至树舍段。1953年1月，以铁道工程第七师为基础整编为志愿军铁道工程第七师，辖第19、第20、第21团。1953年9月后改称铁道兵第七师，辖第19、第20、第21团。1954年6月铁道兵整编，师辖5个团，分别为第31团—第35团。1976年6月进驻青海格尔木，1984年1月改编为铁道部第17工程局并迁往山西太原，2000年归属中央企业工委序列，2001年9月16日成立中铁17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七局集团)

铁道兵八师(中铁十八局)铁道兵第八师1958年组建。1965年，修建成昆铁路。1958年10月，铁道兵第一军军部撤消后，以军部和独立桥梁团为基础，组建铁道兵第八师，辖5个团，分别为第36团—第40团。1984年1月改编为铁道部第18工程局。2001年8月改制为中铁18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辖有10个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涉及27类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施工领域），集团公司下辖8个分公司和若干个工程指挥部。集团现有职工近2万人，其中有职称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300人，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千余人，有资质项目经理550人。集团注册资本总额93000万元，其中集团公司53000万元，拥有生产机械设备3000多台（套），总功率约45万千瓦，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85%，年施工能力200亿元以上。2009年任务承揽突破400亿（不算沙特麦加地铁项目），完成施工产值250多亿，财务状况已实现基本好转。(中铁十八局集团)

第二篇：父辈的青春岁月[范文]

父辈的青春岁月

201511060142 叶容杉

因是家里的幺女，头上还有个大十多岁的哥哥，所以我的父辈自然比同龄人大了一轮，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显得更加不同。我的父辈，经历了自然灾害的余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见证了中美建交，见证了苏美冷战，也见证了苏联解体……我只是在平时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对他们的青春岁月有个模糊的影像。毕竟，他们的青春年代离我们已经很远，但是从小怀着的对他们过往岁月的好奇使我常常聆听他们的故事，与他们一起再一次回到过去。

与父辈的交谈，让我了解了一些他们年少时的事情，也使我有了很多感悟。书写出来，与君分享，望我们年轻的一代多与父母、多与父辈交流，一起缅怀父辈逝去的青春岁月。

父辈正值读书时，为响应当时全国掀起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号召，学校里办起了“兔子舍”，每晚放学后留守一人住在教室里看管兔子。学生从家里抱来被子、褥子，把教室几张桌子一并，就构成了一个简易的床。学校里还办起了沼气池。学生们每天早晨起来，背着筐子围着村子转，给兔子割一些草，为沼气池拣一些牲畜。学习时间也不固定，有时上课学习，有时给大队干农活，赚工分。学习条件也很艰苦，晚自习室点着自制的煤油灯，昏暗的教室，灯光摇曳。被煤油灯的烟熏黑脸和鼻孔是常有的事，有时一不小心还会烧焦头发！当然，教学质量也很一般。当时上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大队、公社推荐。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几乎全部都是干部子女。也导致了有些学习成绩好而家境贫寒的学生，由于没有关系，无法进行深造。上大学的要求一般是，高中毕业的学生回农村干三年农活，再由大队、公社推荐，就可以直接进入大学。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那一时期轰动全国的“张铁生交白卷”事件：手上只要有老茧，就可以上大学。恢复高考后，高考有语文、数学、历史、政治（如果我没记错）。相对于现在的高考题目，当时的算是很容易的。我父亲家里成分不好，在解放前是地主，高中毕业就下乡了。下乡的人家对父亲很好，和蔼的母亲让尿少丧母的父亲感受到了难违的母爱，因此认作干妈，到如今依然每年去拜访。下乡完后，父亲去读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辛勤工作到现在已三十多年。

而在当时，娱乐活动较少。小孩子一般就是上树掏鸟窝，下河捉鱼，摸螃蟹。偶尔会放些电影，那应该是全大队、全体社员最欢庆的时候，万人空巷。在村中央竖起两根杆子，挂上块白布，就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电影院。那时放映的片子有《地道战》《地雷战》，朝鲜的《卖花姑娘》，反映美越战争的《阿福》，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当时能够背诵大段经典台词的人是很受别人羡慕的。（这些经典电影我也看过一些，尤其对《地道战》中的一个汉奸也是在《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的的扮演者翘起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这一场景印象深刻。）一部电影分好几盘带子，一夜要在几个大队放映。放完一盘带子后，需要把这盘带子送到下个大队，也需要另一个大队送来接下来的带子。由于村子之间相隔的不算近，因此，有时一部电影放大半夜是正常的。有时看完这一部分，需要等半个多小时才能看到下一节。正对大荧幕的人太多，有的人就坐到幕布后面看。虽然影像是反的，但看的也是津津有味。有的人躺着看，由于太困，一觉睡过去，醒过来时，早已“曲终人散”。

那时物资比较匮乏。蔬菜少，一般都是按季节吃菜。冬天就是大白菜、萝卜、土豆。晚春、夏天时好一些，还能挖点野菜，偶尔捉几条鱼、几个螃蟹打打牙祭。有时弄点榆钱就可做顿饭，粮食不够吃时，还吃榆钱叶和地瓜秧。（记得我小时候吃过一次鲜地瓜秧做的菜，味道倒是忘记了，只记得倒不是很难吃。）白面很少吃到，差不多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顿白面饺子。主食一般是地瓜面的煎饼，地瓜面的窝窝头，必不会少的菜就属咸菜疙瘩了。农村的锅很大，因为当时一个家庭人口多，要做给一大家子人吃。炒菜时放油很少，致使锅经常锈迹斑斑。当然，那时的人也比较健康，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很少听到，也不会见到“将军肚”。物资匮乏时期，国家发行了各种粮票，粮食凭票购买。我小时候在爷爷那里玩时，从旧书里倒是翻出了一些粮票，取走了些，夹在集邮册里，也算是收藏吧。

做衣服用的布得用布票购买。穿的一般都是粗布的衣服。冬天时是粗布棉袄、棉裤，也许保暖吧，但看起来很臃肿。穿有带补丁的的衣服是很正常的，父亲是老幺，一件衣服从老大穿到最小的孩子；出门走亲戚，就向别家借几件补丁少的像样的衣服穿。

那时的民风是很好的，有时谁家的牛棚猪圈坏了，第二天一觉醒来，坏的地方都被人默默修理好了。在集市卖“棒”（一整根的树干，一般建房子用），没卖完，就放在集市上，到下一次集时再去卖，没有人会给搬走。那时的人们精神上差不多达到了“共产主义”。村子之间大都由小河或树林隔着，那时的农村是经常有狼出没的。而现在狼早在农村绝迹了，昔日清澈的小溪大都已经干涸或被污染了。

再多的文字也写不完父辈的青葱岁月，这些稀稀疏疏的词句就像是河岸边的些许淘金，闪耀着光芒，在我眼里，也在父辈心中。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大好河山的物质基础，更是源远流长的精神食粮。

第三篇：我的父辈范文

“我的父辈·英烈篇”——赵博生

2011-06-03 14:51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赵振霞

新民网编辑：王玲

赵博生

26路军驻宁都时总指挥部旧址

赵振霞（中）与董振堂之子董用威（右）和夫人，在华北军区烈

士陵园赵博生雕像前

1931年，父亲以26路军参谋长的身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

赵振霞

【新民晚报·推荐】父亲牺牲时年仅36岁，而我自出生后就没有见过他。然而，不少老红军和江西宁都老乡至今还记得他，称赞他的英勇无畏。虽然他离开我已经78年了，但是，我对他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

父亲牺牲我才2岁

我出生在1931年2月22日，是赵博生的独女。1933年1月8日，时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的父亲，在江西宁都黄狮渡战役中英勇牺牲了，此时的我，还不足2岁。更悲惨的是，自我生下来后，就没有见过亲生父亲！

父亲牺牲的消息是怎样传到老家的，我已经一无所知了，而我对幼年时期还留有些许印象的，只剩下两件事：一是夜里，母亲蔡云霞总在黑暗中不停地哭泣，二是家里经常烧纸，后来才知道这是在父亲的忌日或清明节，家人在祭奠我父亲。没过几年，母亲也在忧伤和贫困中去世了，我由爷爷、奶奶带大。

父亲原名赵思溥，1897年9月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20岁成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6期毕业生，随后在北洋军阀的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1924年他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历任团副、参谋处长、旅长等职。正是在这里，父亲遇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刘伯坚同志。

1926年，共产党员刘伯坚在西北军担任总政治部副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这支部队，但少数共产党员仍留下来秘密开展工作。刘伯坚创作了《革命精神歌》在部队中教唱：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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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的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父亲担任参谋长。1931年1月，蒋介石命令第26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参加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一年做了两件大事

1931年，受命调防到江西的父亲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年10月，还戴着国民政府第26路军参谋长头衔的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派往江西“剿共”前线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走的是一条作为一名盼望着国家变好、富强的正直军人的必由之路。

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7月，父亲率部参加第三次“围剿”，进驻宁都，但两个月后，第三次“围剿”便告失败。第26路军收到驻守宁都的命令，而其他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这使第26路军处于中央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也让并非蒋介石嫡系的第26路军内部矛盾趋于尖锐。而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给第26路军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大多来自北方地区的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不料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部队开进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亲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信是军中处于秘密活动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写给他的，信中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第26路军的处境。一口气将信读完，父亲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动声色，直到一个星期后，才叫来了在军内总指挥部任译电主任的罗亚平。在这之前，父亲曾试探过罗亚平，觉得他应该是军中秘密的共产党员。这封信的出现，让他更确定，它是罗亚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办公桌上的。

与罗亚平的谈话，让父亲终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军73旅旅部参谋、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刘振亚上报中央后，1931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现在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终于可以实现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亲当时说道。

父亲入党后，率部准备起义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促使父亲等人领导的“宁都起义”在1931年12月14日爆发，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已准备清除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情况十分危急。

12月初，隐蔽在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及起义计划被发现，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共产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人。12月9日，蒋介石专门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紧要关头，刘振亚等人立即与父亲商定，并与红军取得联系，决定趁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机，果断起义。

在父亲的争取下，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74旅1团团长黄中岳支持起义。14日，父亲和3位将领派第74旅和第73旅直属队控制了要害部门，父亲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第25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除驻扎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第26路军全军1个军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万余人，携2万多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红军。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下辖3个军：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父亲任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火青为政委；黄中岳任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在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后，第二天起义部队就开进了中央苏区。

距敌百米指挥作战

1932年12月14日是宁都起义一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纪念大会，为表彰我父亲和董振堂在宁都起义和反“围剿”作战中作出的贡献，中央政府给他们颁发了红旗勋章。没想到，父亲接过勋章还不到一个月，就血洒疆场，壮烈牺牲了。

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孙毅将军是这样追忆我父亲的最后时光的：

“1933年初，赵博生奉命率领红五军团的３个团扼守长员庙一带山脉，任务是钳制敌人，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线与敌人决战。接受任务以后，赵博生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地研究与部署战斗。”“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敌人集中火力向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光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击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在最危急的时刻，赵博生亲自带领由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距离敌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右额中弹，当即倒地。”“敌人被打退了，阵地守住了，主力部队在红五军团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歼灭敌人6个团的重大胜利。但是红五军团杰出的指挥员赵博生，因弹片深嵌脑部，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年仅36岁。”

1月8日父亲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五军团吊唁父亲。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将父亲安葬在他生前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建造了博生堡，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博生堡”三个大字。1962年，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战友：“宁都霹雳响天晴，赤旗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宁都老乡难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盐山县东慈庄老家生活，度过了20年艰难的岁月。1952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托人询问县领导：赵博生是否还有后人？得知爷爷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请我爷爷到北京去了一趟，并让河北省领导负责，让我到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读书。于是，一字不识的我来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学校。

我跟着爷爷到过北京中南海，见过周恩来总理。我还用刚学会的一些字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上学了。后来听老师说，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嘱咐我继承烈士的遗志，好好学习。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病。经过手术，我被切除了一侧乳房和3根肋骨。后来，我再也没有踏进校门。

我跟父亲离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跟我的四叔以及一个表叔前往江西宁都祭拜我的父亲，记得当时是受宁都县领导的邀请，我父亲的墓地重新修缮后就要落成了。到达后第一站就是父亲的牺牲处，我一到那儿便嚎啕大哭，从未谋面的父女俩终于“见面”了，想到父母早逝，40多年里我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在落成仪式现场，我见到了不少老红军及老乡，他们都见过我父亲，亲切地跟我说他当时是多么英勇，宁都好多人都知道他。仪式结束后，我从墓地捧了一把土带回家，算是让父亲魂归故里。

父亲离开我已经78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

（王亦君 整理）生平简介

赵博生（1897-1933）河北省黄骅县人，中共党员。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冬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其间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影响，倾向革命。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与在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其入党。12月14日，他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先后任红五军团13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军团副总指挥，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等战役。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赵博生率红五军团3个团据守长员庙一带山脉，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月8日，赵博生在江西宁都黄狮渡战役中壮烈牺牲。

作者简历

赵振霞 赵博生烈士之女，1931年2月出生。1952年，经毛主席关心，从河北沧县东慈庄老家到保定读书，一年多后因病辍学，1956年与辽沈战役的退役老兵孟兆荣结婚，育有一子两女。

赵博生 红色特种兵的两个先驱之一

2011-10-07 22:22:07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一年做了两件大事

1931年，受命调防到江西的父亲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年10月，还戴着国民政府第26路军参谋长头衔的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派往江西“剿共”前线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走的是一条作为一名盼望着国家变好、富强的正直军人的必由之路。

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7月，父亲率部参加第三次“围剿”，进驻宁都，但两个月后，第三次“围剿”便告失败。第26路军收到驻守宁都的命令，而其他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这使第26路军处于中央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也让并非蒋介石嫡系的第26路军内部矛盾趋于尖锐。而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给第26路军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大多来自北方地区的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不料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部队开进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亲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信是军中处于秘密活动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写给他的，信中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第26路军的处境。一口气将信读完，父亲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动声色，直到一个星期后，才叫来了在军内总指挥部任译电主任的罗亚平。在这之前，父亲曾试探过罗亚平，觉得他应该是军中秘密的共产党员。这封信的出现，让他更确定，它是罗亚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办公桌上的。

与罗亚平的谈话，让父亲终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军73旅旅部参谋、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刘振亚上报中央后，1931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现在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终于可以实现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亲当时说道。

父亲入党后，率部准备起义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促使父亲等人领导的“宁都起义”在1931年12月14日爆发，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已准备清除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情况十分危急。

12月初，隐蔽在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及起义计划被发现，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共产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人。12月9日，蒋介石专门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紧要关头，刘振亚等人立即与父亲商定，并与红军取得联系，决定趁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机，果断起义。

在父亲的争取下，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74旅1团团长黄中岳支持起义。14日，父亲和3位将领派第74旅和第73旅直属队控制了要害部门，父亲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第25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除驻扎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第26路军全军1个军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万余人，携2万多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红军。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下辖3个军：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父亲任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火青为政委；黄中岳任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在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后，第二天起义部队就开进了中央苏区。

距敌百米指挥作战

1932年12月14日是宁都起义一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纪念大会，为表彰我父亲和董振堂在宁都起义和反“围剿”作战中作出的贡献，中央政府给他们颁发了红旗勋章。没想到，父亲接过勋章还不到一个月，就血洒疆场，壮烈牺牲了。

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孙毅将军是这样追忆我父亲的最后时光的：

“1933年初，赵博生奉命率领红五军团的3个团扼守长员庙一带山脉，任务是钳制敌人，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线与敌人决战。接受任务以后，赵博生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地研究与部署战斗。”“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敌人集中火力向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光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击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在最危急的时刻，赵博生亲自带领由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距离敌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右额中弹，当即倒地。”“敌人被打退了，阵地守住了，主力部队在红五军团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歼灭敌人6个团的重大胜利。但是红五军团杰出的指挥员赵博生，因弹片深嵌脑部，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年仅36岁。”

1月8日父亲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五军团吊唁父亲。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将父亲安葬在他生前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建造了博生堡，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博生堡”三个大字。1962年，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战友：“宁都霹雳响天晴，赤旗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宁都老乡难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盐山县东慈庄老家生活，度过了20年艰难的岁月。1952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托人询问县领导：赵博生是否还有后人？得知爷爷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请我爷爷到北京去了一趟，并让河北省领导负责，让我到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读书。于是，一字不识的我来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学校。

我跟着爷爷到过北京中南海，见过周恩来总理。我还用刚学会的一些字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上学了。后来听老师说，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嘱咐我继承烈士的遗志，好好学习。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病。经过手术，我被切除了一侧乳房和3根肋骨。后来，我再也没有踏进校门。

我跟父亲离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跟我的四叔以及一个表叔前往江西宁都祭拜我的父亲，记得当时是受宁都县领导的邀请，我父亲的墓地重新修缮后就要落成了。到达后第一站就是父亲的牺牲处，我一到那儿便嚎啕大哭，从未谋面的父女俩终于“见面”了，想到父母早逝，40多年里我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在落成仪式现场，我见到了不少老红军及老乡，他们都见过我父亲，亲切地跟我说他当时是多么英勇，宁都好多人都知道他。仪式结束后，我从墓地捧了一把土带回家，算是让父亲魂归故里。

父亲离开我已经78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王亦君 整理）

第四篇：我与父辈读后感

我与父辈读后感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与父辈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我与父辈》是阎连科锥心泣血之作，作者的父辈均已归于黄土，呕心沥血的文字是回首父辈一生沉淀下来的思维之光，亲情之暖....在我看来，天底下再催人泪下的祭文都是生者对死者的忏悔书，是生者宽慰自己的写给内心的信，十万字、百万字都抵不过父辈健在的时候的一通电话、一顿晚餐。写这本书时，作者说创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哎，死后祭文，于死者，实在是说不出有多少实实在在可受用的地方。父辈，成了追忆，死亡要带走的东西，谁也无法挽留，一纸追思写满思念成疾后千千万万的悔恨。

《我与父辈》记述了我的父亲、大伯、四叔的一生，讲述了北方穷苦农民“受活”的一生。其中关于亲情、关于死亡、关于命运、关于生活的思考使我屡被触动。“好好过日子”成了最大的命题横铺在面前，父辈的心酸、耻辱、无奈和悲怆都随着一堵完整的墙的破损残缺到訇然倒塌而逝去了，留下的是在我们身上延长的血脉与对“好日子”的向往，对下一辈的无限期许与最后一推时的殷殷笃盼。

“好好过日子”，朴素的话近乎真理，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又有谁可以平安顺遂一生呢？所以，不要妄图去玩生活。好好过日子，熬日子，挨日子，走到生命尽头，就可以平静地等待死亡来把我们召唤去，赤裸裸结束这一遭也许就是走的最好的人生路。

作者笔下的父辈的一生，无疑是厚重而充满悲剧意味的，但是父亲、大伯、四叔的形象难道不是同时代千千万万中国这片黄土地上的父辈的缩影吗？他们的悲怆是中国农民式的悲怆，他们的凄凉是所有父辈的凄凉。他们对于生活的思考，对生老病死的洞悉，对家庭的原始锲约精神，对子女的.严厉与宽容......是所有父辈们一生的共同写照，当然，也包括我的父辈，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已过花甲之年，到了人生的后半程了，岁月正以摧枯拉朽之势侵蚀他的精力与体力，于他，死亡或许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词汇了。

死就像一个巨大的空间，在你落入人世的那一刻，就严丝合缝的包裹着你，所有挣扎、惶恐、委屈、逃离似乎都是无力的。人，一旦清醒意识到这些，就会害怕，我虽然不是直面死亡的当事人，但是，死亡的力量就在于可以摄住意识到它的存在的任何人，使之心发冷、发怵、发毛。有钱难买“回头看”，“亲不待”的大苦何时能不再折磨众生？

我遇佛必拜，必求父母健康，若能祈求到多一天的安稳日子，便是福祉，但是知道神的庇护也是虚渺，因为，谁也无法抵御自然的法则，死亡来了，谁也无处藏匿。

不知道父亲（当然还有两鬓斑白的母亲）有没有设想过大限之日，我想，凡是渐入暮年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去设想吧，这该是一种怎样惶恐不安的心情呀！母亲向来胆小，死了的动物都不忍卒视，不敢想象母亲终日一个人时，偶然想到这两个字时，头脑里曾掀起过怎样的风暴，内心经历了多少煎熬。无奈，从求学到工作，鲜少有时间好好陪伴他们。

释卷良久，虽然知道我的父辈和作者的父辈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难免情绪被文字感染到，久久难过、自责、思念。

电话还是打不通，心里头更加冷冷清清、凄凄惶惶。

庆幸父母还活着，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

第五篇：我与父辈读书笔记

《我与父辈》，阎连科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说：“在我所有作品中，这是一颗钻石”。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日光流年》《受活》《最后一名知青》等，但我肯定，《我与父辈》已是我心中永恒的经典。其中某些情节，像发生在金庸武侠世界里的故事那样被我记牢；其中心酸心痛之处，亦感同身受、沉重真切。《我与父辈》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没有诡异离奇的惊悚悬疑，有的是亲切的泥土芬芳和那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和哀思；不需要也不可以一口气读完，睡前一章或一节地读，让自己的思绪穿越到那个年代那片土地，在梦里体会那峥嵘岁月里的荒芜与苦楚，尽享作者珍贵的经历与感受，用真诚与挚情拂去灵台上的尘埃，平和浮躁的心，审察自身的原罪，让灵与欲回归本原的家园。毋庸置疑，较之当今泛滥成灾的快餐式读物，《我与父辈》无疑是一坛陈年佳酿，值得用心品尝，它是那样的浓郁醇厚，回味悠长。

作者自传式地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写起，把读者带回到上世纪那个充满贫困与饥荒的年代，带到那片作者忧思难忘的乡土——河南嵩县的偏僻村庄，讲述了生活在那时那地的父亲、大伯、四叔艰辛坎坷、勤勉隐忍、平淡不平凡的人生。

在书中，作者倾注了大量笔墨讲述了父辈对子女浓情呵护与天性般的付出，讲述了自己如何在长辈的庇护下成长。“很小时候…便总如尾巴样随在父亲身后。父亲劳作的时候，我喜欢立在他的身边，一边看他举镐弄锹的样子，一边去踩踏留在父亲身后或者他身边的影子。”我也记起了，直到我开始记事的年龄，父亲还要我像骑马一样骑在他的肩颈上，顶着我走亲戚或赶集。

然，子女的出世带给父母喜悦的同时，也带来解不下的包袱和负不清的责任。“…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的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责，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为了盖房，父亲和母亲“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椽子从有着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

在我读到“父亲为了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许多的生寿”的刹那间，我的灵台前所未有的通透清明，我突然解开了我自己的父亲的父亲“饿死”之迷——一个¬困惑了我二十多年的迷——幼时常听村里老人讲，祖父勇猛壮实，是个好把式，在我父亲七岁的那一年，无病无痛饿死了。我一直疑惑，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饿死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类似作者文中所述，“盖起房子的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作者母亲），则一个饺子都没吃。”为了儿女，活干得最多最累、吃得最少最俭，铁打的身子难免出问题。每念及此，一个从心底发出的声音激荡着我的胸腔：父爱如山，母爱如海。

我们应该感谢所有曾经帮助、关爱过我们的人们，而我们最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父母。常言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可普天之下有多少儿女读懂了父母的苦与乐，即便有朝一日自己升格为父母，也多会把满腔心血泼洒在自己的儿女身上。作者诚恳地坦白了因失孝而忏悔的心，读者可以感知他那无法解脱的歉疚与揪心的疼痛：

“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

“因为这种疼爱河流样源远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也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

“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碎琐，精疲力竭，元气耗尽…”

“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

“现在，他们年迈了…只能是赋闲的无奈和一日日的衰老时，甚或从他们迎面走来的日子里，只能是疾病和死亡时，我们该明白…不光要为自己的事业、贪念努力和钻营，我们还应该把我们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点儿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着儿女的。”

……

读到“战争”一节，因为作者参军，在中越战争爆发的一个多月里，作者一家和亲戚老少三十余口人，“都住在我家，睡在又寒又硬的地上，吃大锅烧就的粗茶淡饭，一块儿收听广播里有关前线的消息，轮流着每天到邮局查问有没有我的来信，偷偷地去庙里，在各种神像的前面烧香许愿，为我祈求平安。而我的父亲…彻夜不眠，夜夜起床，独自到后院的空地上，盯着夜寒通宵散步…”。我自己竟然突兀地记起并理解了，因我任性妄为而摔断腿时，母亲每日为我熬制骨头汤，次次端到我床前给我时忧伤的眼神；因我只因想看沙漠和骆驼而执意报考远离家乡的兰州大学时，母亲连续多日食欲不振、眼睛红肿。如今想来，父母脸上密密麻麻深似刀刻的皱纹，与我有太多的关系。如果重新来过，我这个儿子绝不再顽皮任性，可我的父母还能重新回到他们的青春时代吗！

父母健在的读者，为被提前警醒而深感庆幸，将暗自反省、用心珍惜亲人；已经失去的，只能沉湎于悔恨共鸣中，或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以自慰。

《我与父辈》是时下急需的忆苦饭。“终于就在某一瞬间里，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

“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父亲从水中出来的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挂着水和冰凌…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

……

读到四叔因仅有的一件“的确良”白衬衫洗晾未干，迟迟不能赶去参加工友家的婚礼、去喝那场他准备了许久的喜宴酒时，我想起我自己的父亲为了购买农药，曾经从村东借到村西、从村头借到村尾，借不到那关乎庄稼存活的五元钱，我体会到了同样的无奈与心酸，似乎开